1、    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關系實證分析    林素絮內容摘要：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存在重要的關系。本文以廣東省為例，利用該省1978-2011年的數據，采用向量自回歸和狀態空間模型等方法對廣東金融發展和城鄉收入差距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金融發展規模顯著加大城鄉收入差距，金融發展效率也會加大城鄉收入差距，并對此提出建議。關鍵詞：金融發展 城鄉收入差距 var模型 狀態空間模型引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發展，所取得的成績令世人矚目。但是，發展所帶來的深層次問題也不斷出現，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緩解，必將影響我國今后的發展進程，尤

2、其給經濟增長帶來不良影響。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收入差距不斷增大等都包括在其中。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2的數據計算，1978年我國的城鄉收入比為2.57，1980年為2.5，1985年為1.86，從1990年開始，可以將其分成兩個階段：1990年到2001年這一比值始終低于3，其中最高的年份為1994年的2.86；從2002年到2011年這一比值始終高于3，其中最高的年份為2007年和2009年的3.33，2011年這一比值為3.13，與前幾年相比略有下降。而國家統計局在2013年1月發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的城鄉收入比為3.1，國際上這一比值最高為2左右，我國已經長期超過國際的標準。大體

3、上而言，從改革開放至今，其總體趨勢是增加的，不過在不同階段顯示出兩個“倒u”型的分布。2004年，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指出，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是世界最高的，估計城鄉收入差距可能要達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就近幾年不同區域的數據而言，從2009年到2011年這三年的數據來看，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省份都是9個，而且每年都基本一致，7個都是位于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沒有一個東部經濟發達的省份位列其中。初步的判斷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要高于經濟發達地區。也就是說，越是相對落后的地區，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就越明顯。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

4、明縮小地區發展不平衡和差距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具體到廣東的情況，廣東的經濟總量已經連續二十多年全國第一，也是經濟發達省份，但與其他經濟發達省市（如江浙滬等）相比，廣東的城鄉收入比都高于這些省份。廣東城鄉收入比已由2010年的3.031，縮小到2011年的 2.871，實現自2003年以來首次降到3以內的目標，但仍然較高。廣東有著極其典型的國情特征，珠三角地區經濟發達，而粵東、粵西和粵北三個地區經濟欠發達，二元經濟結構在廣東非常明顯。廣東的發展一直基于出口導向型為主，與鄉鎮企業為先導的“蘇南模式”和民營企業發展的“浙江模式”不同，金融發展在廣東有著重要的作用。所以，以廣東為例來探討金融發展與城鄉收

5、入差距的關系有著十分典型而重要的意義。從宏觀政策層面來看，黨中央和政府已經密切關注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并將其寫進了若干重要文件之中。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當中，首次提出了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目標。未來幾年，城鄉居民將更多地享有改革發展的成果。一方面，近幾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強調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的改革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從宏觀層面對收入分配改革做出整體部署，繼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著力縮小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提出指導意見。這些政策的出臺和實施，必將對減少城鄉收入差距起到重要的作用，這些政策的出發點大多是基于消除由制度原因造成的城鄉收入差

6、距或城鄉不平等，而不是完全拉平。實際上，造成差距主要是由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城鄉體制分割現象嚴重以及發展機會不平等原因造成的。金融發展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從金融發展出發來找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這一視角，會為其他相關宏觀政策的實施提供相應的證據和支持。文獻綜述20世紀90年代初，不少國內外學者開始關注金融發展和收入差距的關系。國際上的理論研究主要遵循兩條線索，其一是兩者之間的線性關系，主要有galor和zeira（1993），banerjee and newman （1993）等；其二是兩者之間的非線性關系，主要從kutznets提出“倒u型”關系后的發展，如greenwood 和jovanovi

7、c （1990）等。相對于理論研究而言，實證文獻相對較多。jalil和feridun（2011）利用中國1978-2007年的數據檢驗了金融發展和收入不平等的關系，發現金融發展對減輕收入不平等有積極作用，這支持了理論的線性關系，但并沒有發現其“倒u型”的關系。liang（2006）認為，金融發展減少了我國農村地區的收入不平等， 但并沒有證據支持非線性假說。shahbaz和islam（2011）利用巴基斯坦1971-2005年的數據，發現金融發展帶來收入分配的更公平，而金融不穩定則不可以。bittencourt（2006）對巴西1985-1999的數據進行實證來研究金融和收入不平等的關系，提出建

8、立一個更廣泛的金融市場，促進對窮人的信貸。kappel（2010）分析了78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1960-2006年的跨國數據，發現金融發展在減少不平等方面的重要性。國外的文獻主要是從跨國的和發展中國家的角度進行研究。就國內的研究而言，主要是從實證方面來分析的，少有純理論和模型的文獻。而且實證的結果尚未達成一致，具體包括以下幾種觀點：金融發展和收入差距之間的倒u型關系（喬海曙等，2009）；金融發展可以擴大收入差距（葉志強等，2011）；金融發展可以縮小收入差距（張立軍等，2006）；兩者間的不確定性（陸銘等，2004；尹希果，2007；吳錦等，2012）。另外，有一部分國內的文獻從區域的

9、角度來定量研究兩者的關系，如針對甘肅省的研究（郭志儀等，2012），中部六省的研究（吳錦等，2012）。國內的研究很少涉及省級，而以廣東這樣的發達省份作為研究對象的更少，實際上，廣東在我國發達省份中的城鄉收入差距偏大，從金融發展的角度來闡釋這一現象有著重要意義，而本文正是基于此來展開的。endprint基于var模型的實證分析（一）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本文選取廣東省城鄉收入差距（gap）作為被解釋變量，將反映金融發展規模（fd）和金融發展效率（fe）作為金融發展的指標，連同現代部門的比例（tir）一起作為解釋變量。城鄉收入差距。這一變量的選取在國內絕大多數的文獻中都是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

10、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值來衡量，為可比性和連續性起見，本文也遵循這樣的處理。金融發展規模。傳統的金融發展規模指標由麥金農（1973）所提出的使用廣義貨幣與gdp的比值表示，隨后學者考慮到發展中國家信貸的作用巨大，將該指標進行修改，以銀行信貸替代廣義貨幣。本文參照這一做法，并結合國內學者的指標選取，同時考慮數據的可得性，擬采用國有金融機構的存貸款總和除以gdp這一比值來表示。金融發展效率。西方學者最早以非國有經濟獲得銀行貸款的比率來衡量，但鑒于國有經濟長期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我國有學者認為以儲蓄與貸款的比重來衡量較為合理，在此本文采用存貸款比來衡量。現代部門的比例。本指標以第三產業占比來表示產業結構

11、的變化。廣東省的第三產業發展較快，代表了城市化進程的重要指標之一。另外，本文所使用的廣東省1978-2011年的數據來自廣東統計年鑒（2006-2012）、中國統計年鑒（2012）和國研網。（二）模型構建本文所使用的模型主要是向量自回歸模型，該模型是非結構化的多方程模型，其優點在于不受經濟理論的限制，直接以數據為導向，采用多方程聯立的形式，以內生變量對所有內生變量的滯后進行回歸，用于分析擾動項對變量系統的沖擊以及全部內生變量的動態關系。一般可以設定為，yt=a0+a1yt-1+a2yt-2+ +apyt-p+t，其中yt 是內生變量向量，p是滯后階數，a表示需要估計的系數矩陣，為隨機擾動項。在

12、此，由于本文所選取的四個變量，因此k=4 。（三）實證分析先來看四個比值之間的直觀關系，可參見圖1，它們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一致趨勢。表1是有關四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1.單位根檢驗。首先，對對數化的各變量做單位根檢驗，來判斷序列的平穩性，避免偽回歸現象，如表2所示。2.協整檢驗。本文對四個變量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檢驗量的結果表明，在5%顯著性水平，拒絕原假設，這說明四個變量之間存在至少一個協整關系。四個變量的具體關系如下，括號為標準誤。從該等式可以看出，金融發展效率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最大，其次是現代部門比例，金融發展規模的影響較小。金融發展的兩個指

13、標對城鄉收入差距均具有正相關關系，而現代部門的比例具有負相關的關系。金融發展效率每提高1%，城鄉收入差距將增加0.5%左右；金融發展規模每提高1%，城鄉收入差距將增加0.18%左右；而現代部門比例每提高1%，城鄉收入差距將減少0.25%左右。3.var模型及其檢驗。本文采用構建var模型來考察城鄉收入差距與其他影響因素的長期和短期關系，如表4所示。總體上看，模型的可調擬合系數為0.964，擬合優度高。而且，各個變量的滯后一期和滯后二期的總和均對城鄉收入差距有正的影響，而且均是滯后一期為負的，滯后二期為正的，說明總體的趨勢是進一步增加城鄉收入差距。lngap = 1.089*lngap（-1）

14、- 0.5039*lngap（-2） - 0.0328*lnfe（-1） + 0.112*lnfe（-2） - 0.024*lnfd（-1） + 0.073*lnfd（-2） - 0.209*lntir（-1） + 0.328*lntir（-2） + 0.468ar根的圖如圖2所示。通過ar根的圖可以發現所有根模的倒數都小于1，也就是都在單位圓內，說明該var模型是穩定的。格蘭杰因果檢驗，如表5所示。格蘭杰因果檢驗用來表明兩個時間序列之間的因果關系，分析被解釋變量在多大程度上由解釋變量來解釋。檢驗的結果表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金融發展規模與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雙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說

15、明金融發展規模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存在重要的聯系。金融發展效率是城鄉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而城鄉收入差距不是金融發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現代部門的比例是是城鄉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而是城鄉收入差距不是現代部門比例的granger原因。4.脈沖相應和方差分解分析。脈沖響應分析能夠更好地反映給定一個外部沖擊的情形下，變量當期值和未來值所發生的變化趨勢，如圖3所示。從圖形上可以看出，給當期金融發展效率一個正的沖擊，在第2期達到負向的最高點，從第2期到第6期呈現倒u型變化，第4期達到正向的極大值，而從第6期后，呈現正方向反應，說明長期來看，金融發展效率增加了城鄉收入差距。當給本期金

16、融發展規模一個正的沖擊，在第2期達到負向的最高點，從第2期到第8期達到正向最大值，之后呈現負向反應，也說明長期看，金融發展規模也增加了城鄉收入差距。而現代部門的比例，則在第3期達到負向最高點，從第3期到第7期達到正向最大值，之后呈現負向反應，也說明了其和城鄉收入差距的長期正向關系。這三個變量基本均說明其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具有較長的持續性。方差分解的圖形可以說明（見圖4），從第5期開始，三個變量對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化的貢獻率以較快速度增加，在第9期達到較穩定的水平。最大的是金融發展規模，約為40%；其次是現代部門比例，約為10%；最小的是金融發展效率，約為5%。這說明，金融發展規模對城鄉收入差距

17、的影響最大。基于狀態空間模型的動態分析選擇狀態空間模型來做分析主要因為我國是轉型經濟體，經濟環境會處于較大的變化中，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也會如此，自變量系數可能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另外，上述分析已經說明四個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狀態空間模型建立了可觀測變量和系統內部狀態間的關系，這樣便可以通過估計不同的狀態向量達到分析的目的。所設定的狀態空間方程為：endprintlngapt=c（1）+sv1×lnfdt+sv2×lnfet+sv3×lntirt+ut，t=1，2，t時變的參數表示為一階markov過程，設定狀態方程為：svi=svi（-1）。估計結果如表6

18、所示。在對狀態空間模型進行估計后，需要對模型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由于殘差向量存在非平穩，那么回歸結果并不可靠，會造成估計錯誤。殘差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表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是顯著的，殘差向量是平穩的，估計結果有效。實證結果表明，從圖5最左側的sv1可以得出，金融發展規模對城鄉收入差距存在長期的正向影響，始終都大于0，即金融發展規模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這與不少學者的研究結果相吻合，說明廣東省這方面與全國是一致的。這一影響在1978-1981年較大，此后到1985年降低到最低點，此后又有所增加并保持平穩直到2011年。從圖5中間的sv2可以得出，金融發展效率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時變彈性系

19、數在1991年前后為負，之后為正，在1995年達到最大，但整體上保持遞增態勢。而從sv3可以看出，現代部門比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時變彈性系數為負，在1995年達到最小，此后保持較為穩定的負值，說明現代部門比例的提高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結論與對策建議（一）相關結論從1978年到2011年間，金融發展規模增加了廣東省城鄉收入差距，金融發展效率也擴大了廣東省的城鄉收入差距，而現代部門比例對廣東城鄉收入差距具有縮小的作用。從granger因果關系的分析來看，三個解釋變量中，金融發展規模對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雙向的因果關系，而其他兩個因素均只是城鄉收入差距的格蘭杰原因，反之則不是。另外，從脈沖響應的分析來看，

20、給三個變量施加正向的沖擊，都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較長的持續性，且基本都是從第3期開始呈現擴大差距的效應。在三個變量的貢獻率上看，金融發展規模是解釋城鄉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而金融發展效率解釋力的貢獻率還不及現代部門比例對其的貢獻率大。另外，從狀態空間模型的實證結果來看，金融發展規模、金融發展效率和現代部門比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時變彈性系數分別為正的、先負后正、負的對應關系。在這三個時彈性系數中，存在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分別為1985年和1995年。在1985年，三個時變系數分別達到各自的最小值、最小值和最大值；在1995年，金融發展效率和現代部門比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時變彈性系數分別達到最大值和最小

21、值。結合廣東省改革開放后的金融發展現實狀況來看，可以對結論做出解釋。從歷史背景來看，改革開放初期廣東銀行業機構一直存在巨大的貸差，必須依靠外部資金輸入來彌補。1984年，廣東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總量居全國第一。1988年末，廣東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以占全國9.8%的份額首次超過各項貸款余額的占比，并躍居全國第一。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鄉鎮企業的發展使得金融機構對其貸款增加，部分資金開始回流到農村，這也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加上1994年全國的金融改革對廣東的影響，這些都直接導致了1995年的峰值。此后的年份均保持前期的穩定趨勢。具體而言如下：首先，廣東的金融發展規模增加了廣東城鄉收入

22、差距，且該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的珠三角作為前沿陣地，無論是金融資源的配置還是其他資源的配置都顯現出明顯的非均衡特征，各種資源配置的城市化傾向非常嚴重，包括農村地區的資金流入城鎮地區，為其提供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傳統的農業因為資金短缺導致農村地區發展水平落后，使得農村收入增長緩慢。而且，農村地區根本享受不到平等的金融服務，從而使得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其次，廣東的金融發展效率也增加了廣東城鄉收入差距，不過影響不大。可能的原因在于廣東省的大型國有企業所占的比例較小，所以儲蓄轉化為貸款的比例大小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并不大。而且，農村地區的民間借貸并不發達，并不能提高農村收入水平。最后，

23、現代部門比例縮小廣東城鄉收入差距。本文所選取的現代部門比例是用第三產業占比的產業結構變量，這表明，第三產業占比越高，城鄉收入差距會縮小。可能的原因在于廣東較為發達的服務業帶動了農村收入水平的提高，比帶動城市收入水平的比例要高。（二）對策建議構建包容性金融生態，提高金融包容性。金融包容性意味著金融多元化發展，所以不同的所有制、金融市場、金融工具和金融業態都可以在法治框架下相輔相成，共同發展。這在廣東省“十二五”金融改革和發展規劃中有不少切實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另外，也要提高對窮人和弱勢群體的金融支持等。包容性金融生態的建設也可以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廣東省提出產業轉型升級，但是這一過程并不是完

24、全摒棄一些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它們同樣需要發展，而且也是吸收普通農村勞動者的重要渠道，可以提高農村收入。更加關注金融發展的效率以及合理把握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一些前提條件。現代的金融發展理論取得不少新的重大進展。金融發展需要處于最優的平衡水平才能促進經濟增長而且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金融發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關鍵在于金融的質，而不僅在于金融的規模。首先，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水平，適當將資源引導或傾斜到農村地區，并提高農村地區金融資源的使用效率。防止農村資金過快外流，近年來隨著商業銀行改制，許多農村的網點撤銷和合并，農村金融發展非但沒有成為農村地區資金的聚集地，反而成為“抽水機”。所以，在設立村鎮

25、銀行、農村小額貸款公司的同時，政府制定政策時可以考慮為一些國有商業銀行在農村開設網點提供便利。其次，還可以考慮適當提高農村貸款的本地投放比例，且作為一項考核指標加以執行。另外，按照廣東省政府提出的加快金融強省的建設思路，發展民生金融，合理引導和規范農村非正規金融。農村非正規金融可以促進農村地區經濟增長，但如果不加以監管和引導，由于高利貸等成本因素，反而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參考文獻：1.葉志強等.金融發展能減少城鄉收入差距嗎？來自中國的證據j.金融研究，2011（2）2.蒲茜，余敬文.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1979-2008）政府理念誘發政策變遷的視角j.金融與經濟，2013（1）3.喬

26、海曙，陳力.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倒u型”關系再檢驗基于中國縣域截面數據的實證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9（7）4.張宏彥等.中國農村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實證研究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3（1）5.孫永強，萬玉琳.金融發展、對外開放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基于1978-2008年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金融研究，2011（1）6.王修華，邱兆祥.農村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理與實證研究j.經濟學動態，2011（2）endprintlngapt=c（1）+sv1×lnfdt+sv2×lnfet+sv3×lntirt+ut，t=1，2，t時變的參

27、數表示為一階markov過程，設定狀態方程為：svi=svi（-1）。估計結果如表6所示。在對狀態空間模型進行估計后，需要對模型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由于殘差向量存在非平穩，那么回歸結果并不可靠，會造成估計錯誤。殘差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表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是顯著的，殘差向量是平穩的，估計結果有效。實證結果表明，從圖5最左側的sv1可以得出，金融發展規模對城鄉收入差距存在長期的正向影響，始終都大于0，即金融發展規模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這與不少學者的研究結果相吻合，說明廣東省這方面與全國是一致的。這一影響在1978-1981年較大，此后到1985年降低到最低點，此后又有所增加并保持平

28、穩直到2011年。從圖5中間的sv2可以得出，金融發展效率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時變彈性系數在1991年前后為負，之后為正，在1995年達到最大，但整體上保持遞增態勢。而從sv3可以看出，現代部門比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時變彈性系數為負，在1995年達到最小，此后保持較為穩定的負值，說明現代部門比例的提高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結論與對策建議（一）相關結論從1978年到2011年間，金融發展規模增加了廣東省城鄉收入差距，金融發展效率也擴大了廣東省的城鄉收入差距，而現代部門比例對廣東城鄉收入差距具有縮小的作用。從granger因果關系的分析來看，三個解釋變量中，金融發展規模對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雙向的因果關系，而

29、其他兩個因素均只是城鄉收入差距的格蘭杰原因，反之則不是。另外，從脈沖響應的分析來看，給三個變量施加正向的沖擊，都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較長的持續性，且基本都是從第3期開始呈現擴大差距的效應。在三個變量的貢獻率上看，金融發展規模是解釋城鄉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而金融發展效率解釋力的貢獻率還不及現代部門比例對其的貢獻率大。另外，從狀態空間模型的實證結果來看，金融發展規模、金融發展效率和現代部門比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時變彈性系數分別為正的、先負后正、負的對應關系。在這三個時彈性系數中，存在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分別為1985年和1995年。在1985年，三個時變系數分別達到各自的最小值、最小值和最大值；在1

30、995年，金融發展效率和現代部門比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時變彈性系數分別達到最大值和最小值。結合廣東省改革開放后的金融發展現實狀況來看，可以對結論做出解釋。從歷史背景來看，改革開放初期廣東銀行業機構一直存在巨大的貸差，必須依靠外部資金輸入來彌補。1984年，廣東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總量居全國第一。1988年末，廣東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以占全國9.8%的份額首次超過各項貸款余額的占比，并躍居全國第一。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鄉鎮企業的發展使得金融機構對其貸款增加，部分資金開始回流到農村，這也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加上1994年全國的金融改革對廣東的影響，這些都直接導致了1995年的峰值。此后

31、的年份均保持前期的穩定趨勢。具體而言如下：首先，廣東的金融發展規模增加了廣東城鄉收入差距，且該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的珠三角作為前沿陣地，無論是金融資源的配置還是其他資源的配置都顯現出明顯的非均衡特征，各種資源配置的城市化傾向非常嚴重，包括農村地區的資金流入城鎮地區，為其提供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傳統的農業因為資金短缺導致農村地區發展水平落后，使得農村收入增長緩慢。而且，農村地區根本享受不到平等的金融服務，從而使得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其次，廣東的金融發展效率也增加了廣東城鄉收入差距，不過影響不大。可能的原因在于廣東省的大型國有企業所占的比例較小，所以儲蓄轉化為貸款的比例大小與城鄉收

32、入差距的關系并不大。而且，農村地區的民間借貸并不發達，并不能提高農村收入水平。最后，現代部門比例縮小廣東城鄉收入差距。本文所選取的現代部門比例是用第三產業占比的產業結構變量，這表明，第三產業占比越高，城鄉收入差距會縮小。可能的原因在于廣東較為發達的服務業帶動了農村收入水平的提高，比帶動城市收入水平的比例要高。（二）對策建議構建包容性金融生態，提高金融包容性。金融包容性意味著金融多元化發展，所以不同的所有制、金融市場、金融工具和金融業態都可以在法治框架下相輔相成，共同發展。這在廣東省“十二五”金融改革和發展規劃中有不少切實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另外，也要提高對窮人和弱勢群體的金融支持等。包容性金融生

33、態的建設也可以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廣東省提出產業轉型升級，但是這一過程并不是完全摒棄一些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它們同樣需要發展，而且也是吸收普通農村勞動者的重要渠道，可以提高農村收入。更加關注金融發展的效率以及合理把握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一些前提條件。現代的金融發展理論取得不少新的重大進展。金融發展需要處于最優的平衡水平才能促進經濟增長而且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金融發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關鍵在于金融的質，而不僅在于金融的規模。首先，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水平，適當將資源引導或傾斜到農村地區，并提高農村地區金融資源的使用效率。防止農村資金過快外流，近年來隨著商業銀行改制，許多農村的網點撤銷和合并

34、，農村金融發展非但沒有成為農村地區資金的聚集地，反而成為“抽水機”。所以，在設立村鎮銀行、農村小額貸款公司的同時，政府制定政策時可以考慮為一些國有商業銀行在農村開設網點提供便利。其次，還可以考慮適當提高農村貸款的本地投放比例，且作為一項考核指標加以執行。另外，按照廣東省政府提出的加快金融強省的建設思路，發展民生金融，合理引導和規范農村非正規金融。農村非正規金融可以促進農村地區經濟增長，但如果不加以監管和引導，由于高利貸等成本因素，反而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參考文獻：1.葉志強等.金融發展能減少城鄉收入差距嗎？來自中國的證據j.金融研究，2011（2）2.蒲茜，余敬文.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35、（1979-2008）政府理念誘發政策變遷的視角j.金融與經濟，2013（1）3.喬海曙，陳力.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倒u型”關系再檢驗基于中國縣域截面數據的實證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9（7）4.張宏彥等.中國農村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實證研究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3（1）5.孫永強，萬玉琳.金融發展、對外開放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基于1978-2008年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金融研究，2011（1）6.王修華，邱兆祥.農村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理與實證研究j.經濟學動態，2011（2）endprintlngapt=c（1）+sv1×lnfdt+sv2

36、×lnfet+sv3×lntirt+ut，t=1，2，t時變的參數表示為一階markov過程，設定狀態方程為：svi=svi（-1）。估計結果如表6所示。在對狀態空間模型進行估計后，需要對模型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由于殘差向量存在非平穩，那么回歸結果并不可靠，會造成估計錯誤。殘差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表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是顯著的，殘差向量是平穩的，估計結果有效。實證結果表明，從圖5最左側的sv1可以得出，金融發展規模對城鄉收入差距存在長期的正向影響，始終都大于0，即金融發展規模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這與不少學者的研究結果相吻合，說明廣東省這方面與全國是一致的。這一

37、影響在1978-1981年較大，此后到1985年降低到最低點，此后又有所增加并保持平穩直到2011年。從圖5中間的sv2可以得出，金融發展效率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時變彈性系數在1991年前后為負，之后為正，在1995年達到最大，但整體上保持遞增態勢。而從sv3可以看出，現代部門比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時變彈性系數為負，在1995年達到最小，此后保持較為穩定的負值，說明現代部門比例的提高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結論與對策建議（一）相關結論從1978年到2011年間，金融發展規模增加了廣東省城鄉收入差距，金融發展效率也擴大了廣東省的城鄉收入差距，而現代部門比例對廣東城鄉收入差距具有縮小的作用。從granger

38、因果關系的分析來看，三個解釋變量中，金融發展規模對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雙向的因果關系，而其他兩個因素均只是城鄉收入差距的格蘭杰原因，反之則不是。另外，從脈沖響應的分析來看，給三個變量施加正向的沖擊，都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較長的持續性，且基本都是從第3期開始呈現擴大差距的效應。在三個變量的貢獻率上看，金融發展規模是解釋城鄉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而金融發展效率解釋力的貢獻率還不及現代部門比例對其的貢獻率大。另外，從狀態空間模型的實證結果來看，金融發展規模、金融發展效率和現代部門比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時變彈性系數分別為正的、先負后正、負的對應關系。在這三個時彈性系數中，存在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分別為1985

39、年和1995年。在1985年，三個時變系數分別達到各自的最小值、最小值和最大值；在1995年，金融發展效率和現代部門比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時變彈性系數分別達到最大值和最小值。結合廣東省改革開放后的金融發展現實狀況來看，可以對結論做出解釋。從歷史背景來看，改革開放初期廣東銀行業機構一直存在巨大的貸差，必須依靠外部資金輸入來彌補。1984年，廣東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總量居全國第一。1988年末，廣東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以占全國9.8%的份額首次超過各項貸款余額的占比，并躍居全國第一。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鄉鎮企業的發展使得金融機構對其貸款增加，部分資金開始回流到農村，這也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加上1994年全國的金融改革對廣東的影響，這些都直接導致了1995年的峰值。此后的年份均保持前期的穩定趨勢。具體而言如下：首先，廣東的金融發展規模增加了廣東城鄉收入差距，且該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的珠三角作為前沿陣地，無論是金融資源的配置還是其他資源的配置都顯現出明顯的非均衡特征，各種資源配置的城市化傾向非常嚴重，包括農村地區的資金流入城鎮地區，為其提供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傳統的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