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現代翻譯文學史研究的開拓性著作   現代翻譯文學史研究的開拓性著作中國是個翻譯大國，季羨林為中國翻譯詞典所作序言中認為：“無論是從歷史的長短來看，還是從翻譯作品的數量來看，以及從翻譯所產生的影響來看，中國都是世界之最。中華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萬應靈藥就是翻譯。翻譯之為用大矣哉！”中國文學翻譯高潮有兩次，一是魏晉六朝佛經文學翻譯，一是晚清起的近現代文學翻譯。若從1899年巴黎茶花女遺事算起，中國百年來翻譯作品已達上萬種。在全部文學書籍中，翻譯作品占到三分之一強。晚清以來域外文學的引入是中國歷史的大事件，五四新文學的興起，其外來動力即源于此。新文學作家

2、中，假外國文學之手催生創作的并不鮮見，很少只著不譯或只譯不著，邊譯邊著相互滲透合而不分的作家比比皆是。翻譯文學作用之大顯而易見，但其性質又比較曖昧，長期歸屬不清。早期雖有阿英、胡適、陳子展、羅根澤、王哲甫等在有關的文學史著作中加以注意，后來出版的各種“外國文學史”教材卻幾乎對其只字不提，“中國文學史”教材即使涉及也是語焉不詳。翻譯文學簡直成了棄兒！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比較文學興起，翻譯文學才真正受到重視。二十余年間，翻譯研究成果不少，涉及翻譯文學的著作主要有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1984），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989），陳玉剛主編中國翻譯文學史稿（184

3、01966）（1989），王錦厚五四新文學與外國文學（1996），王克非翻譯文化史論（1997），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1998），謝天振譯介學（1999），孫致禮19491966我國英美文學翻譯概論（1999），王向遠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2000），東方各國文學在中國（2001），鄒振環20世紀上海翻譯出版與文化變遷（2000）等。以上著作大大推進了翻譯文學史的研究，使翻譯文學史開始與中國文學史、外國文學史三足鼎立，共同構成了完整的文學史知識系統。2003年，復旦大學外語學院翻譯系教授王建開博士的專著五四以來我國英美文學作品譯介史出版。這部翻譯文學斷代史著作，與前面提到的陳玉

4、剛、郭延禮、孫致禮的論著既有時間上的對接又有內容上的互補，填補了英美文學翻譯史研究的一項空白。本書分七章：1英美文學譯介研究的歷史沿革及評述；2積習與轉折：五四初期關于譯介方向的論辯；3域外來風：譯介態勢與成因；4現代文藝期刊對譯介的推進；5接受背景與選擇方式；6對英美文學的不同評說與選取；7結語：英美文學譯介實用傾向的語境因素。第一章為文獻總結，分階段梳理評說了英美文學譯介方面的著述，指出英美文學在現代中國的譯介尚缺乏整體性專門研究，此前的研究存在以下問題：一、引用材料有時顯得單一與不確。二、過于簡略。三、譯本信息量不完整，原作的英文名、原作者名、出版者及年份往往不得其詳，譯本的種類、前因后

5、果的交待亦欠詳盡。針對以上問題，作者確立了本書的目標和任務：視英美文學為一整體，描述現代中國（19191949）對其譯介過程中所取的姿態和抉擇；通過探索，力圖為現代中國的英美文學譯介勾勒出一幅整體概貌，從而將這一領域的研究推向深入。第二章評述20世紀20年代各方面對于譯介方向的論爭。作者指出“五四”以后英美文學譯介呈現批判地繼承特點，作家、譯者、出版者、讀者等各方面人士對“林譯小說”為代表的翻譯現象進行反思，主要側重在選材、內容等層面而很少停留在糾正譯文錯誤的語言層面。經過討論，人們逐漸接受了新的文學觀，即文學創作與譯介不能只為消遣，更應促其發揮服務社會的現實功用，譯介作品要能對“他者”文化起

6、到改造促進作用。這對于此后譯界與出版界有系統有計劃地介紹外國文學作品影響巨大。 http:/www.lwlm.com后面的四章，作者利用大量資料（包括許多表格與統計數字），史論結合（而不是簡單的以年代為序羅列譯作清單及相關史料），從不同角度探討30年英美文學譯介傾向顯示的規律。最后一章作者得出結論：30年外國文學譯介隱含著一個主導思想，即外國文學譯作要緊貼現實、要與之相結合；要配合國情是現代中國在文學譯介實踐中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折射出強烈的實用（功利性）意識。新文學觀念及國難的籠罩促成并強化了這一趨向。本書視角獨特，體現在：一突出現代文藝期刊對文學譯介的巨大推進作用，二重視讀者反應。這點對于

7、后來的翻譯研究都有啟發意義。此后，文藝期刊的文學譯介活動成為翻譯研究的熱點之一，國內相關的研究專著開始增多，以文藝期刊的譯介為研究的碩士、博士論文也越來越多，個案研究越來越深入，而本書實有開拓之功。文藝期刊在近現代中國的興起與蓬勃發展是中國新文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現代期刊周期短、信息快、售價低，積極介入文學譯介活動，幾乎凡期刊必有譯文，無譯文不成期刊。因而期刊對文學譯介在多方面起著出版社與單行本譯作無法企及的獨特作用。然而期刊對譯介的重要性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視，全面的研究更未能展開。以往的翻譯文學研究多習慣于將目光投向出版社與譯作單行本，編纂文學翻譯資料大都局限于單行本書目，即便對期刊偶

8、有涉及，側重點也是放在期刊創作而非譯作上面，談及譯介也大多比較分散和簡略。有些研究者雖對個別重要期刊的創作活動作了探索，但尚未形成文藝期刊譯介狀況的整體認識，也未出現較有系統的專論。針對以上問題，本書作了扎實研究，幾乎所有章節都涉及到文藝期刊。如第三章雖為19191949年英美文學譯介概覽，仍以最后3節探討期刊的譯介作用。作者先集中分類列舉外國文學叢書（含英美文學叢書）并提供了最新的譯本統計表，接著評析了一書多譯、譯本換名重版、著譯合集、“翻譯年”等譯介現象。他指出，著譯合集很能凸顯新文學家的譯介情結，而在文藝期刊上他們著譯并舉表現得更為明顯。他們在不同刊物、同一刊物、甚至是同刊同期上同時發表

9、創譯作品，兩棲身份一目了然。書中第105106頁例子頗多，如詩月刊1卷1號同時刊登王統照詩2首、譯詩3首，歐陽予倩先后在戲劇月刊發表劇作9部、外國譯作2種、譯作論文4篇、論文16篇，是著譯與研究合一。由于30年代文藝期刊的繁榮，文學譯作數量大幅度上升，引出了關于“翻譯年”的討論。起先，1934年被時人稱為“雜志年”，當年僅創刊的新增期刊就有400多種，而這一年文學出翻譯專號，現代有美國文學專號，內容幾乎全是譯作的譯文、世界文學創刊，翻譯大為時興，“翻譯年”之說隨之浮現。先有申報（1934年10月6日）刊出黑嬰翻譯今年又成行了，稱雜志年因推動了翻譯活動而見功績。其后文壇即有了積極回應。1935年

10、1月，文學發表茅盾今年該是什么年，首次談及與1934年這一“雜志年”對應今年該是“翻譯年”。2月文學又有其續文對于“翻譯年”的希望。稍后的1935年3月，文化建設登載杜若遺“翻譯年”的翻譯工作加以呼應。由于對此命名不以為然，魯迅先生在1935年4月的文學上發表非有復譯不可，主張以重譯糾正前幾年粗糙譯本帶來的副作用，從而真正在翻譯方面做出成績來，不必亂命名什么年。作者對這一翻譯史佳話的清晰勾勒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期刊譯介的影響。第四章更是對文藝期刊譯介的專門研究，探討了期刊對文學譯介的巨大推進作用，指出其獨特作用表現在：營造文學譯介態勢（直接見于刊名英譯、創刊詞、辦刊宗旨、稿級、編者的話等），設立譯

11、作專欄，推出翻譯專號、英美文學專號、外國作家專號，連載譯作，編讀往來（見通信、讀者、書評等欄目）、集中推介來華作家（如泰戈爾、蕭伯納）等方面。作者還從期刊譯介研究的缺失、期刊繁榮狀況、譯者隊伍、專載譯文的主要期刊、文藝期刊的銷量、譯介方式的多樣化等角度探討期刊譯介的特色。這樣，本章與其他相關章節一起突顯了30年英美文學譯介的規模與傾向，展示了文藝期刊譯介外國文學的全貌與實績。依據接受美學的觀點，文學作品需要接受讀者多方面闡釋才能真正產生社會意義與審美價值。原作讀者雖與譯作讀者不同，但他們的參予在很大程度上補充、豐富、發展了原作。現代中國30年文學譯介的興盛，讀者亦功不可沒。他們并不是總處于被動

12、接受譯作的地位，更以其積極的解讀參與了文學譯介，乃至對譯介傾向施加了積極影響。王著全書都體現了重視讀者反應的特點。他在眾多章節大量引用作家、譯者、編者、出版者對文學翻譯各方面（如譯介方向、體裁、內容、宗旨、計劃等）的評論，還精心搜求有關譯作、期刊在讀者間的傳播情況、反饋意見、發行版次等資料，而且書中有不少章節集中討論讀者反應。第三章有節標題是“讀者反應：文學譯作的接受。”該節通過對文學、時代1934年各自刊出的以文學對個人影響為主題的征文專輯文章的精讀分析，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外國文學譯介在當時產生影響的原因和過程。征文表明：很多讀者借助外國文學譯作與新文學開闊了視野，明確了人生目標，塑造出了觀念和新意識。許多人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恰當位置，一些人并由此步入文學殿堂，從事翻譯與寫作。第四章有節“文藝期刊與讀者共促譯介”。作者指出：許多讀者來信中表達的遠非讀后感，而是涉及到譯介的關鍵問題，如譯介與創作的關系、譯者對所譯作品版本的選擇、期刊譯介的局限性等；對讀者的反饋，當時的編、譯者表現出積極姿態并付諸于行動以滿足讀者需要，表現在讀者的提議可以成書，如蕭伯納情書單行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