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艾布拉姆斯四要素與中國文學理論 【 內容 提要】艾布拉姆斯提出的四要素 分析 框架對文學 研究 產生了極大的 影響 ，歐美批評界和非西方學界均認定這一 理論 的有效性。本文指出，借用外來理論的邏輯前提是雙重的學理性，即這一理論本身是否具有普遍有效性，以及研究對象本身所要求的學理性。借用一種理論的學術研究應把握該理論背后的指涉與知識之間的關聯，同時也應對研究對象背后的 歷史 關聯有所意識。本文在分析研究現狀的基礎上指出，艾氏理論依然是一種歷史時段中的框架，它難以對文本外部環境進行有效分析，也不能針對傳播對文本從生產到接受的整體過程進行有效分析。北美部分漢學家在未質疑的前提下預設艾氏框架的普遍有效

2、性，以“客觀”的西方理論切割和分析 中國 文論，其結果只能證明源自不同文化區域的中國文論不過是西方理論的注腳，或證實中國文論與西方理論的“附屬關系”。美國康乃爾大學 英文 系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教授的名著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 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是在其1940年博士論文的基礎上進行擴展和修改，并于1953年出版的。此書以其深刻的理論分析和可操作性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權威地位。艾氏的其他論著，如其編選的諾頓英國文學選集（the norton anth

3、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和文學批評術語（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等論著亦是文學批評學界的案頭書。其中，艾氏在鏡與燈中提出的四要素分析框架結構，不僅成了西方文學研究中的重要指南，同時也成了非西方文學研究界以及西方漢學界研究中國文論的重要方式。可以說，艾氏的四要素框架不僅是20世紀引用率最高的分析框架之一，亦是 20世紀文學研究 發展 進程中的重要事件。半個世紀過去了，學界對這一理論應當有所回顧。艾氏在鏡與燈中以某種宏觀的視野統領并討論了文學理論的主要論點。他指出，模仿說將 藝術 視為對世界不同層面的模仿，實用主義理論重視藝術對讀者

4、的影響，而客觀理論則關注藝術作品本身。對于文學諸多的現象和理論要旨，他認為這些理論均脫離不了自己所提出的“世界作品藝術家欣賞者”四要素框架，即每一件藝術品總要涉及四個要點，幾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論總會在大體上對這四個要素加以區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個要素是作品，即藝術產品本身。由于作品為人為的產品，所以第二個共同要素便是生產者，即藝術家。第三，一般認為作品總得有一個直接或間接地導源于現實事物的主題總會涉及、表現、反映某種客觀狀態或者與此相關的東西。這第三個要素便可以認為是由人物和行動、思想和情感、物質和事件或者生命感覺的本質所構成，常常用“ 自然 不”這個通用詞來表示，我們卻不妨換用一個含義更廣

5、的中性詞世界。最后一個要素是欣賞者，即聽眾、觀眾、讀者。 鑒于文學現象的復雜性，艾氏看到單一分析模式的乏力，因而將文學理論各關聯點加以有機的聯系，顯示了其深厚的學養和理論洞察力。艾氏在批評了先前理論的單一性或孤立性缺陷后，進一步指出了自己的結構框架在分析文學諸要素的作用:盡管任何像樣的理論多少都考慮到了所有這四個要素，然而我們將看到，幾乎所有的理論都只明顯地傾向于一個要素。就是說，批評家往往只是根據其中的一個要素，就生發出他用來界定、劃分和剖析藝術作品的主要范疇，生發出藉以評判作品價值的主要標準。因此，運用這個分析圖式，可以把闡釋作品本質和價值的種種嘗試大體上劃為四類，其中三類主要是用作品與另

6、一要素（世界，欣賞者或藝術家）的關系來解釋作品，第四類則把作品視為一個自足體孤立起來加以研究，認為其意義和價值的確不與外界任何事物相關。 文學研究的方式可以有多種，人們大多從兩個主要的層面進入。從文本內部而言，一般指以某一文學現象作為研究對象，對其本質、特征、 規律 和作用進行不同角度的探討，并按照一定的理論觀點和審美尺度對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等進行分析和評價;從外部而言，一般指對文學生產體制、機構、組織、觀念、傳播、接受等進行透視和分析。在總體 的文學研究中，人們當然可以依據類別將復雜的文本分為若干的要素或系統進行不同層面的分析，如國內張首映在其西方二十世紀文論史中就將西方文論區分為“作者

7、系統、作品系統、讀者系統、文化 社會 系統、后 現代 系統”五個部分并分別加以論述;胡經之、張首映在其選編的西方二十世紀文論選中也類分了“作者系統、作品系統、讀者系統、社會文化系統”四個主要系統，各系統又下分幾種具體類別，并分四卷選譯相關的文章 。當代文學理論家亞當斯（hazard adams）也從文學理論發展的進程中探討了理論生成的重點，即四個主要的論題:模仿、語言、認識論、文學性 。但這四個理論論題主要針對的是理論發展史，而非直接用于文本分析。人們將文學理論的要素進行定位，確定為研究對象，以結構性框架將對象之間的關系透視出來，使人們在這種理論框架中將不同的要素與理論發展和指向對應起來，探討

8、其中的規律，這確實不失為是一種有力且便捷的分析模式。實際上，人們對于復雜的文學現象，一直都在試圖探索相對簡潔明晰的分析模式。比較而言，前一種類分方式是依據文論材料和文論側重點的分類，而艾氏的分析框架是在 總結 以往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的，有一個嚴謹、清晰的論證過程并具有便捷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其影響是情理之中的。正如北京大學李賦寧先生在此書的中譯本序言中所指出的:艾教授的鏡與燈雖然著重討論西方浪漫主義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但對西方文藝理論做了一個全面的回顧和總結，從歷史發展的角度闡述了“模仿說”、“實用說”、“表現說”和“客觀說”在各個歷史時期的興衰和實際運用的利弊，使讀者對西方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有

9、了一個明晰的、全面的認識。艾氏的理論不僅對西方文論的研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而且面對中國豐富且繁復的文學理論資源，這一簡要的分析模式也對北美一些研究中國文論的學者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雖然在總體上研究中國文學理論的北美漢學家為數并不多，但其中一些學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將艾氏理論框架用于中國文學理論的研究 ，其中以已故的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劉若愚（james y.liu）為代表。而劉若愚本人也指出，當時也有幾位其他的學者，如季博思（donald gibbs）的文心雕龍中的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 in the wen hsin tiao lung），以及林理彰（richard john ly

10、nn）和王靖宇（john c.wang）等人的研究也受到艾氏理論框架的影響 。劉若愚在簡要說明了艾氏的理論框架后認為，“但是我本人的研究卻顯示出，有些中國文學理論與西方文學理論很相似，可以用同一方式進行分類，但是也有其他理論不易納入艾布拉姆斯四類中的任何一類。因此，我對這四個要素做了如下的重新安排。”即他所列舉的“宇宙作家作品讀者”的雙向流動 。劉若愚先生以艾氏的理論框架對中國文論進行的研究，筆者認為當時主要是以西方讀者為對象的，這種研究的成果也旨在向西方學界說明，中國的文學在事實上是存在并擁有理論要素的，即便用西方的理論對其加以分析，也是可行的。其次，這樣一種研究也表達了中國文學研究學界，包

11、括劉若愚本人對中國理論話語表述的普遍渴求。對劉若愚的研究，他的學生，加拿大漢學界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教授就曾對此作出了評價:中國詩學的現代學者面臨的一個難題，是如何創造出一種分析 方法 ，以便能夠涵蓋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各種詩學理論，因為傳統的中國文學批評流派眾多，不是只有一種“中國詩學”，而是有許多詩學理論，有的相為補充，有的則相互對立。最成功的分析方法是以艾布 拉姆斯的“藝術批評協調法”（客觀存在，作品，作者和讀者之間的協調）為出發點，經過不同程度的調整和增益，利用他的分類法來分析中國詩學理論:模仿說（作品和客觀存在的關系），實用說（作品和讀者的關系），表達說（作品與

12、作者的關系）和客觀說（把作品看作客觀實體），（參看艾布拉姆斯鏡與燈1953）。到 目前 為止，以艾布拉姆斯理論為基礎對中國傳統詩學理論進行最深入分析的，是劉若愚（james y.liu）的中國的文學理論。他把中國詩學理論分為六個大類:玄學類理論:討論客觀存在和作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決定論類理論:也用于客觀存在和作者之間的互動關系;表現類理論:作者與作品之間的互動關系;技巧類理論:作品作為客觀實體;審美類理論:也用于作品作為客觀實體;以及實用類理論:作品與讀者的互動關系這幾大類。 劉若愚本人雖然對用西方文學理論分析中國文論抱有警惕，但他是用這一理論分析中國文論最詳盡的學者之一。他依據了艾氏的理論框

13、架，對中國文論進行了重新類分，采納了形上論、決定論和表現論、技巧論、審美論、實用論以及綜合論幾個部分來進行分析和闡釋，其目的是“為中國文學的實際批評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中譯本，第8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者都是首先肯定艾氏理論框架，再進而依據中國文論的有關材料，大致按艾氏的分類對應方式對中國文論進行再闡釋或提出具體的觀點。由于西方分析理論的影響力和可操作性，使得一些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包括華裔學者在接受現代西方理論的同時進而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持批判態度，如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葉嘉瑩教授的觀點就比較典型: 中國的民族似乎一向就不長于西方之學科推進的思辨方式。這樣說雖似乎有些武斷，可是我

14、們只要對中國語言的特征加以反省，便可知道這話乃是可信的，因為語言的組合方式也便是民族思維方式的具體表現。再則中國的思維方式還有一個特征，那便是重視個別的具象的事物而忽略抽象的普遍的法則。總之，中國人忽略客觀的抽象法則之建立，乃是中國文學批評缺乏理論精嚴之著述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一觀點無疑是認定，文學研究中普遍的、有效的法則就是西方的“客觀”理論。葉先生的論述實際上多有矛盾之處，一方面，她批判中國文論缺乏系統性和嚴密性，另一方面，她又肯定中國文學的審美方式。如她在對比中西修辭方式時就認為:從上面我們所舉的西方這些批評術語看起來，中國的“賦、比、興”似乎太簡單了，但是西方近代文學批評中所產生的新奇

15、變化，五花八門的新名詞，在千百年前，我們的先人卻已經早有作品實踐過了。可是反過來講，我們所有的，他們并不全有。即如上述八種西方批評術語，用我們“賦、比、興”中的一種就概括了，那就是“比”。 因而，葉先生的對比本身就說明，源于不同文化區域的文學文本很難以某種標準的“普遍法則”加以評判。這方面的相互矛盾例子還比較多。這種忽略文本本身特征以及對普適性文學理論的預設本身是缺乏學理的。對此，即便是北美的華裔學者也多持有完全不同的觀點和看法 11 。在運用艾氏的分析框架中，也有學者看到了文學本身和文學研究的復雜性，于是先對艾氏理論進行了修正和補充，再進行自己的分析。筆者認為，在這一方面，對艾氏理論框架進行

16、充分修正來分析中國文論的是華裔 學者葉維廉（wai-lim yip）。他在地域的融合:中西詩學對話（diffusion of distances: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一書中將艾氏的理論進行了最為詳盡的補充和調整:他的補充依然基于艾氏的四要素框架，只是在各要素之中和之間增加了附加要素。如:在“世界”中附加了“物象、人、事件”;在“世界”和“作者”之間，增加了“a觀感運思程式的理論、呈現美感對象的理論（主觀客觀世界）、作者對象的確立/作者心理組織”;在“作者”與“作品”之間，增加了“b由心象到藝術呈現的理論:1）藝術對自然、

17、2）現實的選擇、3）形式的配合心象、4）媒介理論、5）語言策略（修辭、風格、角度），另外有a文類、b技巧、布局”;在“讀者”與“作品”之間，增加了“c傳達目的與效用理論、傳達方式（修辭、風格、角度）、接受美學理論、詮釋學”;而在其所增加的這兩個層面中，采用了“主觀的、共通性”加以橫向連接;在“讀者”和“作者”本身附加了“讀者大眾”和“文化傳統、文化社群”。在“世界”和“讀者”之間，增加了“d讀者對象的確立（觀感的歷史差距、讀者心理的組織、歷史關聯）”;在此基礎上，從“讀者”到“作者”之間，采用了“文化、歷史:物質資源、民族性、心理特征、 工業 進度、社會型范、文化因素、信仰/道德價值、意識形態

18、、美學理論、品味導向（馬克思理論）、 科學 知識與發展語言指意程式”;其中還增加了“起源論、決定論”;轉貼于 從c到b之間，增加了“語言e1傳達系統自主論、語言策略的協商”;而在“作品”中也增加了“其他作品、體系”和“e作品自主論” 12 。以上框架說明，葉維廉已經將艾氏四要素進行了說明性的增補。對于自己的修正和補充，他在另一篇中文論文中說明了自己補充和修正的緣由，尤其是指出了 中國 文論與這一 分析 模式中某些要素難以對應的差異:這里我們不妨借艾布拉姆斯（m.h.abrams）所提出的有關一個作品形成所不可缺的條件，即世界、作者、作品、讀者四項，略加增補，來列出文學 理論 架構形成的幾個領域

19、。再從這個領域里提出一些理論架構形成的導向或偏重。在我們列舉這些可能的架構之前，必須有所說明。第一，我們只借用艾氏所提出的條件，我們還要加上我們所認識到的元素，但不打算依從艾氏所提出的四種理論;他所提出的四種理論:模擬論（mimetic the ory），表現論（expressive theory），實用論（pragmatic theory）和美感客體論（ob-jective theory，因為是指“作品自主論”，故評為“美感客體論”），是從西方批評系統演繹出來的，其含義與美感領域與中國可能具有的“模擬論”，“表現論”，“實用論”及至今沒能明確決定有無的“美感客體論”，有相當的 歷史 文化美學

20、的差距。 13但是，葉維廉并沒有詳細討論他所指出的歷史文化美學的差距，也沒有進一步論證，自己所補充的分析框架何以優于艾氏的模式，在文學 研究 中，他所提出的補充性框架如何具體操作，何以更加貼近文學結構中的諸種關系等等。其實，艾氏的四要素對于分析文本確實有巨大意義，然而他所歸納的這幾種類型，都不太適合中國文論。僅以其中最重要的模仿說而言，就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難以完全對應。柏拉圖所認為的模仿是一種描述詩人虛假“創造”的貶損 方法 ，而亞里士多德所認為的詩人所模仿的不是行動中人物的偶然外表，而是普遍的樣式。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所奠定的模仿說（mimesis）以及后來者對模仿 說系統的 發展 ，其中“文

21、學模仿是對具體世界的拷貝，是一種最終的產品，一種過程，是與現實世界的關系” 14 ，這一經典界說不僅包含了到后來的新柏拉圖和新亞里士多德學派批評體系的西方含義，而且對什么是“ 自然 ”的也有爭議。這其實很難在中國古代文學思想中找到對應的東西。其實，中國古人并不刻意去探討如何模仿自然，或表達某種標準的客觀類型。如劉勰的“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15 為代表的“感物說”實際上是比較符合中國古人在文學生活中所特有的“行”“知”觀的。這方面可以討論的空間是很大的。艾氏依據他的框架所歸納的其他幾種學說，“實用說”、“表現說”和“客觀說”盡管在劉若愚等人的對應式研究中有所修正，但 問題

22、依然存在。所以，劉若愚所修正的幾種歸納受到了包括北美漢學家在內的學者的質疑。如劉氏的“決定論”就受到林理彰的批評:劉若愚所說的“決定主義理論”僅僅具有描述功能而沒有規定功能，但倘若因而認定這種理論不是詩學理論而只是一種文學的解釋方法，則是值得商榷的。的確，詩人常常無意識地反映 時代 政治 和 社會 現實，這一點，不管是漫不經心的讀者還是認真的文學批評家，在解釋詩歌的時候都應該能夠意識到。但是，作為一種文學理論，如果要 規定 詩人必須 無意識 地反映什么，那就是毫無意義的（在“玄學”或“認識論”理論中，大腦經常被看作被動而超然的，即不存在預設意向，但從來不存在可以規定的“無意識”）。中國傳統詩學

23、理論上的決定主義，總是把著眼點放在詩應該如何解讀，而不是放在該如何創作上。此外，即使在解釋學的意義上，決定主義也不是簡單地揭示作者和客觀存在之間如何互動的方式，這種理論同時也用于闡明詩人的感情作品中的表達成分是如何受到所處時代的政治社會條件的 影響 的（作者與作品之間的關系），闡明文學以外的力量是如何影響讀者的口味（讀者與作品之間的關系），如何影響詩歌形式和風格的發展的（作品作為客觀實體）。 16從以上的簡要分析中可以看出，采納西方理論對中國文論進行剪裁是缺乏學理性的。上述這些漢學家在運用艾氏理論對中國文論進行研究時，都沒有對艾氏的理論本身有所質疑，他們是在預設這一結構性框架合理的前提下，進而

24、對源于不同文化傳統的中國文論進行的分析。然而，我們已經看到，他們無論是直接運用還是修正補充后進行分析，均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問題。那么，艾氏理論框架本身所不可避免的缺陷在今天也應當得到探討。文學是某一文化區域的人在其生活樣式和社會條件的境遇中，利用自身的語言和文化傳統對自己的內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獨特感悟和表述。因此，閱讀文學文本可以體察自身與他者對世界的領悟和探索，這對于人的精神領域和文化生活而言，文學的作用是難以替代的。但是，這一進入文化市場中的 藝術 文本隸屬于某一歷史時段中文化產品的一部分，因此它受制于“世界”的影響。而讀者閱讀某一文本時，他或她也會由于自己所受到的“世界”的影響而讀出自己對

25、文本的理解。因此，“世界”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然而文本的書寫樣式、類型、文本的藝術編碼形式連同其內涵的價值觀念，也同時受到該作者當時所處的文化區域歷史時段中生產條件、傳播方式和審美旨趣等因素的制約，即處于個性系統（personalitysystem）、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和文化系統（cultural system）三者的關系中。 17 因此，每一文化區域中的歷史時段都有其相對應的文本形態和文本內涵，其 中包含了文本環境，如主流意識形態對文本邊界的規定性;文本生產體制，如資本與權力機構依據市場的控制和運轉方式;文本傳播，如翻譯、移植、改寫或改編、主動輸出或接受等;以及文本接受，

26、如審美旨趣和期待視野的強化等相關環節。其中，大眾傳媒的興起更是將具有實用意義的生活事件轉變為被“閱讀”或被“看”的隱喻性文學文本，即實用意義被抽取后而形成的文本。因此，傳統意義和樣態的文學文本正在被快速地替換和覆蓋。所以，文學研究涉及到諸多相互關聯的復雜因素，如社會文本與文學文本的轉換、文學文本樣式的擴延、文本外部環境制約性因素、文本內部構成性因素以及文本的接受等等。所以，任何單一的方式都難以對這一復雜的、相互關聯的現象進行有效的解釋。而每一次轉型期，何謂文學以及何謂解釋也就必然成為學界加以重新審視的新問題 18 。因而，任何試圖以某種簡明的體系或框架分析一個復雜的過程時，就不可避免地含有內在

27、的缺陷性。實際上，人們在艾氏的理論框架中并不能有效地對文本的外在因素和與之相關的系統進行分析，也不能通過傳播分析實用意義與隱喻文本互換，以及從文本生產到影響到讀者的環節。西方文論在20世紀后期發生的的文化轉向，以此結構也不能進行有效的分析。因此對這一框架的批評也是自然的，如代表性的觀點有美國帕杜大學利奇（vincent b.leitch）教授的意見:艾布拉姆斯著名的鏡與燈:浪漫主義理論與批評傳統（1953）將“作品”置于三角的中央，與之形成的三角是“世界”、“藝術家”和“欣賞者”。摹仿理論強調作品與世界的關系;表現理論突出作品與藝術家的關系;教誨性的理論集中在作品與讀者。形式主義理論關注作品本

28、身;正如我們所見，這一批評的特點是將文本與世界、藝術家或欣賞者加以分離。直到早期浪漫主義之前，文學理論都主要關注詩歌與世界及讀者的關系;而十九世紀集中在藝術家本身;而二十世紀又轉到作品本身。艾氏認為，大多數文學批評理論均在這四要素之間，旨在強調其中的一種。這一框架為基本的理論發展、反映廣泛的歷史潮流，提供了一個異常方便的結構圖形。然而這一著名的框架也正如任何一種理論一樣也有缺陷。其最嚴重的問題也許是，它僅僅到 現代 主義就停止了;而后面接踵而至的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以及文化研究等均未得到反映。艾氏勾勒了從模仿、倫理、表現至形式主義發展，而近期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是向文化批評發

29、展的。在這一過程中，理論從對現實世界的反映、對內在真實與幻象、對詩學技巧運用、對社會歷史和政治的表現（陳述）及其價值觀念不斷發展變化。然而在這些歷史進程之中，“老”問題不僅依然存在，而且存在于新的概念關系之中。 19當然，我們很難依據文學發展的現狀苛求艾氏在20世紀中期寫出的論著，而且這一觀點已經為人們進一步探索文學分析模式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但是，借用不同文化區域的一種理論的學術研究卻必須具備學理性，應當對該理論背后的指涉與知識之間的關聯有所把握、對研究對象背后的歷史關聯有所意識。北美部分漢學家的研究預設艾氏四要素框架的合理性，以超時空的方式將中國文論加以剪裁去對應艾氏的理論框架、以“客觀”的

30、西方理論切割和分析中國文論，其結果在客觀上也只能證明源自不同文化區域的中國文論不過是西方理論的注腳，或證實中國文論與西方理論的“附屬關系”。這一研究模式顯然是值得商榷的。對此，北美新一代的漢學家，美國耶魯大學的蘇源熙（haun saussy）的意見頗具有說服力:決定中西概念含義的差異并不是問題所在，而應當追問這一問題如何產生的，何人使這一問題成為了問題之所在，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哪些探討。事物的意義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是作為一種與其他事物關聯的符號，甚至作為進一步關聯的關系，才顯得有意義的。 20每一種知識，包括某一文化區域局部的知識，都可以為人們提供一種認知角度。在文學研究中，艾氏的四要素為我們

31、提供了一個極有意義的論域，人們完全可以在新的基礎上不斷深入下去。但借用理論的邏輯前提是雙重的學理性，即這一理論本身的學理性，以及研究對象本身所要求的學理性。理論的有效性是對經驗解釋的有效性，是對問題的有力揭示及其述說。所以，文學中的理論問題只能在相關的語境和特定的言說中才能得到有力的揭示，而對一個題域中的理論想象，也必須建立對其產生的背景并依據相關理論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才能有效地進行。實際上，任何理論話語的探索都不存在現成的框架。注釋m.h.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酈稚牛、張照進、童慶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頁。m.h.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

32、批評傳統，第6頁。張首映:西方二十世紀文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胡經之、張首映:西方二十世紀文論選，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 出版社1989年版。亞當斯:西方文學理論四講（four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critism and theory in the west），傅士珍譯，臺北:洪范書店2000年版。亞當斯以一套不斷再版的權威文論選柏拉圖以來的批評理論（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和1965年以來的批評理論（critical theory since1965）享譽學界。他的文學理論四個論題即在他的four lectu

33、res on the history of criticism and theory in the west.中提出。中文譯本為西方文學理論四講。但也有學者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時并不專門采納艾氏的框架進行分析。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中譯本為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他的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

34、s，1985.前者是對中國文論重要篇目的翻譯和闡釋，后者以論文的形式為西方讀者閱讀中國古代詩歌提供了一個參照，其中所采納的理論是一種綜合性的理論。還有余寶琳（pauline yu）的中國詩歌傳統的意象解讀（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以及steven van zoeren詩歌與人格（poetry and personality:read-ing，exegesis，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sta

35、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等。然而這些論著并不專門論述中國文學理論。劉若愚:中國的文學理論，田守真、饒曙光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頁及其注釋。但是，此書的部分譯名有誤，如將“季博思”譯為“吉布斯”（第258頁）、“林理彰”譯為“林恩”（第261頁）、“王靖宇”譯為“王約翰”（第262頁）等等。劉若愚:中國的文學理論，田守真、饒曙光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頁，其中艾氏的譯名根據公認的“艾布拉姆斯”，而非譯本中的“亞勃拉姆斯”。richard john lynn，“chinese poetics”in alex prem

36、inger and t.v.f.brogan et al.eds.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188.中譯見祝遠德譯、王曉路校，載東方叢刊2004年第3期。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石家莊:河北 教育 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116頁。葉嘉瑩:古典詩詞講演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 版社1997年版，第14頁。11參見eugene chen eoyang，the transparen eye;re-flec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