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收集整理-ZQ詩經的社會交流功能和符號學兼論賦詩言志風氣形成的原因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著名的詩歌總集，它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瑰寶之一。但詩經除了具有不朽的文學價值外，它在先秦時期特別是春秋時期還有其實用的價值與功能。作為教育手段來說，它是一部無所不包的百科全書，作為社會交際手段來說，它是貴族階級、士大夫特別是外交官員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b5E2R。b5E2R。所以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論語陽貨)p1Ean。p1Ean。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班固漢書藝文志說:古者諸侯卿大夫交結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DXDiT。DXDiT。由于詩經在先秦時期有其實用的社會價值，特別是社會交流的功能，因而詩經是古代社會貴族子弟的必修課。論語秦伯說:“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周禮春官說: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古代歌詩是配樂的，因此所謂“樂語”就是指配樂而唱的歌詞詩歌。“興、道、諷、誦、言、語”，是指運用“樂語”表情達意的各種不同方式。“國子”(貴族子弟)只有通過大司樂有關樂語的正確傳授和嚴格訓練，才能有效地掌握詩經社會交流的功能。RTCrp。RTCrp。當時的統治階級不僅嚴格地要求本階級的子弟學習詩經，而且也鼓勵平民百姓學習詩經。管子山權敖就曾說:“詩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因而在春秋時期，上自天子、諸侯、士大夫，下至具有一定文化素養的平民百姓，都是或多或少懂得一些詩經的。5PCzV。5PCzV。詩經之所以能成為古代社會各種場合重要的交際手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詩經在春秋時期就具有很高的地位。詩經的名稱雖然是漢代才有的，在先秦時代一般稱詩經為詩或詩三百，但詩經作為經典著作的地位實際上在春秋時期已經確定了。據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載:“趙衰曰:說(悅)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可見早在公元前年之時，詩經的祟高地位業已確定，它被人們公認為義理的府庫。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詩無邪。”賈子道術篇:“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故孔子的話可理解為：詩經三百篇都反映了作者正直的心聲。正因為詩經是義理的府庫，又體現了社會各階層正直的心聲，因而詩經被人們廣泛的引用，僅以左傳為例統計，在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各種人物引證詩經(含詩經的逸詩)就達二百三十多次，而在孔子二十歲以前，引證的有二百七次之多。這更證明了詩經的祟高地位遠在孔子之前就確立了。詩經的崇高地位其及權威性，是詩經成為社會交際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jLBHr。jLBHr。二、詩經題材廣闊、內容豐富，自祭祀到征戰，從愛情婚姻到宴慶祝壽，乃至士大夫的憂國憂民與勞者、怨女的悲嘆，凡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無不畢具。再加上詩經是韻文，易于記憶與背誦;詩經的語言精煉生動，委婉含蓄，比普通的語言具有更強的表達力。因而詩經很自然地成為古代社會人們表情達意的工具，這是詩經成為社會交際手段的第二個方面的原因。xHAQX。xHAQX。三、詩、樂、歌、舞的一體性是詩經成為社會交際手段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墨子公孟篇說:“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這種詩、樂、歌、舞的一體性，再加上揖讓之禮登、降、辭、拜的動作，使賦詩言志或“以鐘鼓道志”時(荀子樂論語)，就具有多功能的信息交流。雅各布森說:“人類社會中最社會化、最豐富和最貼切的符號系統顯然以視覺和聽覺為基礎。”特倫斯霍克斯說:“聽覺符號在特征上與視覺符號有本質的不同。前者把時間而不是空間作為主要的結構力量。后者使用空間而不使用時間。聽覺的、時間的符號就其特征而言，傾向于象征，視覺的、空間的符號在特征上傾向于圖畫。”詩經的詩、樂、歌、舞的一體性，使人們在以詩言志、以鐘鼓道志、以舞蹈動作示志時，具有全信息交流的功能，它把視覺符號的圖畫性與聽覺符號的象征性綜合為一了。這種“最豐富和最貼切的符號系統，只有詩、樂、歌、舞四位一體的詩經才能具備，因而賦詩言志理所當然地成為一種社會交際的重要手段。LDAYt。LDAYt。四、詩經的“興”兼具形象性與象征性的特點。興”是啟發或誘發，也稱啟興。它是詩人以某一種景物或景象，暗示出詩人內在思想感情的一種獨特的藝術手法。所以朱熹詩集傳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例如周南桃夭首章:“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這是一首祝賀嫁女的婚歌，詩人以春天盛開的鮮紅的桃花起興，襯托出新嫁娘的美麗鮮艷和結親的熱烈的氣氛。由于詩經的“興”是通過具體的藝術形象來象征或暗示某種意義，兼具圖畫與象征的特點，所以是人們社會交際一個很合適的表情達意的手段。這也是詩經之所以成為社會交際手段的原因之一。Zzz6Z。Zzz6Z。五、斷章取義的賦詩言志，擴展了原詩的含義，而“擴展恰好是符號學的偉大成就。”既然原詩經“擴展”，已變成了一個傳遞信息的符號，因而詩經成為社會交際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左傳襄公二十八年盧蒲葵說:“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可證，春秋時期的賦詩言志，斷章取義，各取所求乃是通例。這種斷章取義賦詩言志的方法，其特點就是擴展或轉移原詩的含義，變成一個新的信息或符號。如小雅四牡首章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本是服役者自嘆役事辛勞而思念家鄉之詩。但賦詩言志時，卻可取其辛勞一點，而變成了對使臣辛勞的慰問。所以根據國語魯語和左傳襄公四年的記載，晉悼公在晏請魯國的使臣穆叔時，歌唱了四牡，而穆叔說:“四牡君之所以章(彰)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這樣小雅四牡便不再是服役者自嘆辛勞之詩，而變成了一個慰問使臣辛勞的信息和符號。因此所謂“賦詩斷章，余取所求”，雖則與詩經學仍有一定的關聯，但實際上已進入符號學的范疇了。dvzfv。dvzfv。 以上從五個方面探討了詩經之所以能成為重要的社會交際手段的原因。下面我們將從符號學的觀點，考察一下古代社會的人們是如何利用詩經作為社會交流的信息和符號的。rqyn1。rqyn1。一、巧妙地沿用原詩“興”義的“能指”范圍，改變原詩興義定向“所指”的對象，而轉換成新的“所指”對象。如國語晉語有關秦穆公與晉臣趙衰、晉公子重耳的一段賦詩言志的記載，就是很典型的例證:Emxvx。Emxvx。明日燕(宴)，秦伯賦采叔。(韋昭注:采叔三章，屬小雅，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首章曰:“君子來朝，何賜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子余(子余，趙衰字)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余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余使公子賦黍苗。(韋昭注:黍苗亦小雅，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邵伯勞之。”)子余曰:“重耳之印君也，若黍苗之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而膏澤之，使能成嘉谷，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強周言，重耳之望也。”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韋昭注: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也。詩曰:“宛彼鳴鳥，翰飛戾天。”)公子賦河水。(韋昭注:“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SixE2。SixE2。在這一段賦詩言志的記載中，晉公子重耳賦黍苗、沔水、秦穆公賦鳩飛均是借重原詩的“興”義。芄芄黍苗，黍苗連田青蓬蓬，陰雨膏之。雨落滋潤禾苗盛。悠悠南行，道里悠悠往南行。召伯勞之。召伯辛勤去經營。詩人以陰雨膏澤黍苗起興，本意是突出召伯虎經營南國申地的功績，即申地之所以能興旺發達，全靠召伯的辛勞經營。但就“芄芄黍苗，陰雨膏之”這一幅圖景中所包含的邏輯因果關系來看，它的“能指”范圍是遠遠超過“召伯勞之”這一“所指”的具體對象的。因而賦詩者就利用黍苗興義廣泛的能指性，改變原詩所指的對象，使之適用于“重耳之印君也，若黍苗之印陰雨也”。這一合乎邏輯的巧妙的所指對象的轉移，不僅完全符合黍苗興義的能指范圍，而且也很切合雙方當時的身份和地位。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他實力雄厚、賢明能干，他確實有扶植晉公子重耳重返晉國的能力與愿望，以“陰雨膏之”頌揚秦伯，是非常確切的;晉公子重耳當時是一個流亡十九年的落難公子，但他有見識、有能力、有抱負，喻指為“芄芄黍苗”，也是非常確切的。這是利用原詩興義的能指范圍，巧妙地轉移為新的所指對象的一個頗為成功的范例。6ewMy。6ewMy。宛彼鳴鳥，小小班鳩鳥，翰飛戾天。高飛入云天。毛傳說:“興也。宛，小貌。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小宛是士大夫悔過自做之作，按此詩題旨，其起興之義，當指小鳥高飛不自量力，有墮落之災，宜當謹慎行事。但此詩的興義，如果脫離原詩的題旨，就事論事地看，也可以作正面的積極的理解。淮南子時則訓高誘注:“鳴鳩，奮迅其羽，直刺飛入云中。”按作此理解，則小宛的興義，不僅是一幅景象壯闊的“天高任鳥飛”的圖畫，而且寓有“有志者，事競成”積極意義。秦穆公賦鳩飛，即是借用此詩興義能指性的積極意義，表示自己對晉公子重耳的支持、鼓勵和期望。這種頗有創造性的活用詩經興義的例證，也是很成功的。kavU4。kavU4。沔彼流水，流水盈盈向東方，朝宗于海。百川歸海成汪洋。沔水一詩的題旨，現代學者多認為是憂亂畏讒之詩，所以此詩的起興，是以東流入海奔騰迅急的流水，寓局勢的動蕩不安。但僅就此詩的起興來看:秋水時至，百川暴漲，奔騰東流，歸入大海，則又是一幅景象雄偉壯闊的圖畫，具有積極進取、奮發有為的象征意義。晉公子重耳借用此詩的興義，以“沔彼流水”，暗喻自己的一旦成功;以“朝宗于海”，暗寓報答穆公的“膏澤”之恩。(按“朝宗”，本指諸侯朝見天子。周札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表意非常貼切。而重耳以流水”喻己，兼有自謙之意；以大海喻秦伯，兼有頌揚之意。表意也很得體。y6v3A。y6v3A。通過以上三例可知，詩經的“興”兼具圖畫性與象征性的特點，只要賦詩言志者能正確掌握原詩興義蘊豐富的能指性，改變其原詩的所指對象，而巧妙地套用于新的對象，必然能收到表情達意無不曲盡其妙的效果。詩經的“興”，作為社會交際的手段，確實是理想的符號系統。M2ub6。M2ub6。二、根據不同的背景、場所和對象，斷章取義地改變、擴展原詩的含義，而委婉含蓄地表達出一種新的意思。這方面的例證，可以鄭風將仲子來說明。茲引原詩如下:0YujC。0YujC。將仲子兮，無逾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一章）將仲子兮，無逾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二章）將仲子兮，無逾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三章）這是一首女子委婉拒絕情人的詩，反映了愛情與禮教的矛盾。國語晉語中引證了這首詩，但因為背景、場所與對象都不同了，因此斷章取義的含義也不同了。背景是:晉公子重耳流亡到齊國，齊侯盛情相待，并以女妻之，由于生活的安樂，重耳沉睡于溫柔鄉中，不再有重返晉國稱雄諸侯的壯志了。但由于齊桓公的實力與威望，依靠他的力量，重返晉國仍然是可能的。然而情況發生了急遽的變化，由于齊桓公的死亡，“(齊)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晉臣，重耳的舅父)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重耳)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于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焉。妾告姜氏(重耳妻)，姜氏殺之，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子，鄭詩曰，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eUts8。eUts8。這里，姜氏引證的是將仲子三章的最后三句，只引證三章的三句，即所謂“斷章”；其“取義”，也不再是未婚情人愛情與禮教的矛盾了，而是愛情與重耳的生命與前途的矛盾。姜氏斷章取義地引證將仲子，改變、擴展了原詩的含義，既表示了惜別的決心，又暗示了在齊國目前混亂的局勢下，一旦出走消息外傳可能給重耳造成的不堪設想的后果。(殺蠶妾滅口即為此)此是一例。sQsAE。sQsAE。又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士弱，晉國之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言衛侯之罪，(指衛臣殖綽殺晉戍三百人)使叔向(晉臣)告二君。國子(齊臣)賦轡之柔矣。(轡之柔矣為詩經逸詩。周書太子晉解載:“詩曰:“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國子賦此詩，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烈)馬，以此暗示應釋放衛侯。)子展(鄭臣)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GMsIa。GMsIa。這是齊、鄭二國為了爭取釋放衛侯的一次聚會，齊國是強國，所以齊臣國子賦轡之柔矣暗示晉侯，不要因為執囚衛侯，失了大國的政治風度，于規勸中頗有指責之意。鄭國是弱國，語氣要更為柔婉，所以鄭子展賦將仲子，義取“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三句。“仲可懷也”是喻指晉侯是應該尊重、敬仰的，鄭國是效忠于晉國的;“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是喻指國際輿論可能對晉國不利，希望晉侯能考慮國際輿論對晉國的不利影響而釋放衛侯。這樣，象將仲子言愛情與禮教沖突的詩，而變成了效忠晉國并希單晉侯能釋放衛侯，以避免國際輿論對晉侯不利影響的意思。隨著背景、場合與對象的不同，完成改變了原詩的含義，但又利用原詩借題發揮，達到了既不得罪晉侯，又規勸晉侯釋放衛侯的政治目的。由此可見，斷章取義地賦詩言志，是春秋時代的人們運用符號學原理的一大發明，這種“微言相感，、“借詩喻志”的社會交際手段，確實有其不可替代的妙用的。TIrRG。TIrRG。三、詩經的社會交流功能，不僅表現在充分利用原詩的興義的能指性，把原詩興義的能指性，巧妙地擴展、轉移，指向新的對象，不僅表現在斷章取義，移花接木地擴展、改變原詩的含義，在不同的背景、場合與對象的情況下，轉換成新的信息與符號，而且還表現在以非語言的手段達到交流信息的目的。如劉向說苑奉使篇的記載，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證:7EqZc。7EqZc。魏文侯遣張倉唐賜太子衣一襲，敕以雞鳴時至。太子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