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讀書筆記 官僚政治的朝代特色、官僚本身及文化、制度的本質挖掘 姓 名 吳 俊 指導老師 華 翔 專業(yè)名稱 外 交 學 學 號 xxxxxxxxxx 時 間 2016年10月23日本月閱讀的是吳宗國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這本書是有很高的含金量的，對于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的了解與感悟是有很大幫助的，開始的時候讀起來有很多的專業(yè)的詞匯，讀起來是有些吃力，但是隨著不斷深入，這本書會給你帶來不斷的驚喜，一種突然覺悟的欣喜。另外這本書是由不同的學者寫的，他們的筆鋒都有著自己的特點，有的深入且高度凝練，有的簡潔且深入生活及人物性格，對本書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豐富?？偟膩碚f，這本書始終圍繞著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的分析來展開的，在官僚政治的具體描述中有所取舍，并沒有所有的構成因素進行闡述分析，主要是對于前后朝代的繼承關系、制度變化與創(chuàng)新、突出的政治問題和特色的政治體制的深入分析，從前期的萌芽到后期的發(fā)展成熟以及變化淘汰都有很細致的描寫，對于古代政治重要方面的整體把握是很大豐富作用。另外在具體闡述時還有總結性的語言出現，上下承接、史論結合，論述邏輯思路非常清晰。以及加入各朝的對比、制度沿革，能夠讓你快速領略古代官僚政治的起伏變化和發(fā)展趨勢。這便是我讀這本主觀的一些感受。在讀完整本書之后，首先對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的基本構成有了些了解，雖然書名是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但是官僚政治的各個要素是在相互交叉影響發(fā)展的，所以本書是官僚政治制度、官僚機構以及運行機制和官僚本身統一的一個整體。因此了解了基本構成是對官僚政治進行深入思考的基礎。之后在本書思路的指引下有了些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的整體發(fā)展變化趨勢的認識,現在我對其做一簡單的整理，敘述一下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發(fā)展的一些現象及本質問題。在政治制度和官僚機構方面出現了這些現象：政治體制發(fā)展愈加完善和成熟，官制機構更加精細更加繁雜，行政理性化大大提高，分工更加明確；由臨時設立的管制，隨著使職體制的發(fā)展，使職化的趨勢下促進了新的常規(guī)機構的出現，豐富了行政機構，為國家政治制度的創(chuàng)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與地方的實力彼消此長，兩者之間的矛盾貫穿整個中國古代政治，國家政權只到縣一級成為常態(tài)，各朝遵守的規(guī)則，是由于統治者一直維護著鄉(xiāng)社傳統，用宗族、家族、血緣去自我團結維護基層社會，用社會的士族去控制基層平民，另外對于地方的高度控制，常常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再增設機構去控制地方，而增設機構往往演變成地方一級行政單位，還會出現重內輕外的現象，重京官輕地方官；唐宋以后體制重大變化是行政權的擴大和分化，中央決策、立法群體的擴大和決策立法的外廷化、制度化，國家對行政的監(jiān)察也逐步加強，地方政府職能的轉變；中古時代帝國官僚政治體制逐漸由以皇帝個人為中心到以整個朝廷轉變。在官僚機構運行機制方面：皇帝家務逐漸從國家政治行政事務中分離出來，并且走向制度化；國家行政和決策開始在一起，最后逐漸分離，行政機構和決策機構各司其職，制度化合理化運行；在行政與決策的分離想象下，政治中心從行政走向決策；在制度方面的成熟完善下，機構的運行之間發(fā)展向以分權制衡為原則；在官僚機構和機制運行中可以發(fā)現國家對地方和編戶的控制，對國家機器的運轉以及實行中央集權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另外我們會發(fā)現在國家政治的運轉當中，非理性政治和變態(tài)政治，往往是由于皇權次生以及官僚之間的主屬性和附屬性所造成的。那么在最后看官僚本身：在官僚主體首先就出現了文吏之爭，再到文吏融合，最后官員的素質能力的綜合性；在選官上，從方式、標準等方面經過不斷變化，最終落在科舉考試之上，在此變化當中，科考選官，官員升遷等不斷制度化；傳統文官等級制由漢代祿秩的“職位分等”類型，在魏晉以下轉向了“品位分等”，文武官階制度不斷形成品位化；官僚組織體系總的趨勢是日益強大，與它的官僚制度的完善有很大關系，但是與官僚在經濟、政治、司法及社會有著特權是分不開的，是盛久不衰的根本驅動力；君主必須與官僚合作才能治理好國家，從開始的君臣共治天下，合作關系最后演變成明清的主奴關系；看官僚政治的在文化方面的支撐基礎，是來源于學士群體的發(fā)達，這樣才能維持官僚政治的構建。這些便是我們在閱讀之中總結出的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發(fā)展的一些總的趨勢與變化，以及一些本質問題。那么現在我在就各個朝代的官僚政治制度的突出特色的發(fā)展及變化進行一些概括。秦漢時期是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開的時候，官僚政治的各個要素都發(fā)展到了相當的高度。包括官僚帝國體制的奠基、文吏體制和律令秩序的建立、尊儒改制與儒吏分分合合、官僚階級的士族化。秦漢還逐步建立起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務運行系統，并逐步形成一套嚴密的法律、法規(guī)作為政務運行的準則，也就是秦漢時期的官僚制的主要特點；充分利用文書檔案和嚴格依照規(guī)章法典、理性行政是由嚴格受訓的專業(yè)吏員承擔、行政機器嚴格依照法律規(guī)章運轉。以及文法吏逐漸與儒生的融合，也是重要的時代走向。東漢至魏晉時期，官僚政治制度發(fā)展進入了一個新的特殊階段，豪強大族及官僚利用原有的政治體制、選官制度、經濟實力和特殊的文化優(yōu)勢，逐步取得了從地方到中央的行政大權，西晉時期門閥制度開始形成，在東晉到達高潮，出現了典型的門閥政治，以及出現了政務官員是由門閥把持，寒門的官員只能擔任負責具體事務處理的事務官。南北朝時期，北朝的對官僚政治的貢獻更大，本朝大多是少數民族建立的而政權，重視軍功和吏治，加之漢化逐步形成了一些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官僚制度，成為官僚政治復興的動力和起點，并且為后世隋朝的制度發(fā)展有很大借鑒作用。隋朝和唐初在政治制度的發(fā)展是一個過渡時期，對前代制度的揚棄，進行了制度的創(chuàng)新，在唐代逐漸形成成熟的中央政務職權的分化以及平衡相互牽制配合的有機的三省制，以及這個時期的使職體制的發(fā)展與中書門下體制的建立，唐代的官僚政治制度不斷在調整中發(fā)展。宋朝最為突出的便是“祖宗之法”，處處體現著防弊的原則，但是并不是制度上毫無創(chuàng)新，宋朝政治制度是在不斷調整之中。由于使職體系的發(fā)展逐漸形成新的中央官僚機制，三司制的形成。宋朝的政治風氣，以及在制度設置上面，還體現著務實和理性的精神，制度設計更趨精致，運作程序也更加嚴密。由于科舉制度的發(fā)展，官員的綜合素質提高，綜合型官員出現。君臣關系上面也是非常合理的，君臣共治天下的觀念成為共識。在金元時代，由于外族對中原的統治，揉和了一些貴族政治的一些不成熟的草原舊制,不夠細密，呈現簡明的風格，并且也做出了一些創(chuàng)新，行省制度的逐漸形成及其它制度化的特殊歷史原因，并且在過國家政治中還呈現出蒙古統治集團特有的統治意識，保證了國家的穩(wěn)定。另外明朝的制度主要是在金元制度的基礎上整理、改革而形成的，對明朝政治制度設置有很大影響。那么在明朝時期，也有其特色的政治現象，丞相制的廢除打破了皇權與官僚體系的原有平衡，形成了新的關系。在這些基礎上明朝的設計了內閣為中心的輔政機構，皇帝直接掌管六部，其實也體現了明朝明顯的中央決策、立法群體的擴大和決策立法的外廷化、制度化。官僚集團的產生途徑更加制度化和社會化，其構成更為平民化，官僚集團的膨脹和向基層社會的滲透，形成紳士階層，而紳士階層的崛起明代官僚政治的重要特色。明朝的官僚士大夫自我意識和政治人格日漸成熟，在面對皇權的高壓，一部分士大夫官僚在抗爭中表現出較強烈的犧牲精神和獨立意識，維護著制度和道統。明朝的宦官問題也是很凸顯的，但在維護皇權的角度來講，明朝對宦官的控制基本上十年成功的。清朝時期，制度機構上的安排，軍隊處與內閣以及翰林院、通政司等構成清朝中樞機構一內一外兩個部分。清朝的政治制度的設置機構的設計，已經非常合理、精細化和制度化，中央在地方之間設置新的巡撫制度，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在清朝達到頂峰。官僚集團基本完全死氣沉沉，淪為為皇權服務的奴隸。但是在清朝后期，鴉片戰(zhàn)爭之后，清朝官僚政治制度已經僵化，加之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外部刺激下政治上開始了近代化，經歷了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和清末新政，出現了一些現代民主國家的制度和機構設計，但是在清朝的內外交困下走向覆滅。以上便是我對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的整體把握，以及各朝代出現的特色政治和制度上創(chuàng)新變化的認識。宰相權力的下移不是單純的權力轉移，而是財政、軍事這兩大部門事務增加，職掌擴大的結果。他們在行政系統中越來越處于突出的地位，到宋朝終于獨立出來，形成了中書門下、樞密院和三司并存的體制。行政系統權力擴大的而結果，宰相所需要決定的事情，只剩下軍國大事、高級官吏的任免和新出現的重大事務，而這些都是需要經過皇帝的批準，宰相就顯得多余。因此，明初取消宰相，表面上是宰相權力太大，而實際上是宰相事權下移，行政各部門權力擴大的必然結果。唐宋以后，皇帝的權力越來越集中，相權日益削弱，最后乃至于被取消的秘密就在于此。摘抄理由：吳宗國先生在緒論當中談的宰相問題，是非常有總結性的，也揭露了宰相權力變化以及最后宰相制被廢的本質根源。而后面在各個朝代的論述都比較零散，沒有這么有概括性。緒論這段很有價值，把宰相手中能把握的真正權力做以分析，在官僚政治制度的變化之中，行政系統權力的擴大，最終削弱了相權，宰相制不斷萎縮而最終消失。心得體會：上面所論述的是唐宋以后的宰相制的變化，在唐宋之前，宰相的地位還是不可撼動的，宰相統帥六部，百官之首，掌握全國的政務以及部分決策權和兵權，權力僅次于皇帝。在唐宋以后，三省六部，以及后期的中書門下制和三司制，宰相的相權開始不斷向行政系統轉移，其他的權力開始向其他機構轉移，權力的相互制衡和事務處理的相互配合，慢慢成為宰相制衰落的重要因素。再到明初朱元璋元朝時期宰相權力過大危及皇權，加之官僚政治制度不斷發(fā)展，國家事務增多，行政各部門的權力擴大是必然的，重大事務則是皇帝親自處理就不需要宰相的存在，并且不斷加強君主權力，這些本質的原因，在胡惟庸這個借口下廢除了影響中國一千多年古代政治的宰相制。從這個宰相制的廢除，我們不能簡簡單單從皇權對想權的壓制作用以及對相權的被分割和削弱來看，應該落實整個政治體系各個因素的變化，國家政治制度以及機構運轉的大方向趨勢來認識這些權利的變化，進而認識宰相制漸變中的根本導向因素。另外宰相制的廢除，對明朝政治制度的有很大影響，還形成了一些制度的創(chuàng)新?？婆e成為中高級官吏主要來源，對于官僚政治制度具有深遠影響。第一，官吏世代擔任高官由少到無。第二，上下交流的活躍。第三增加了政府的活力。事實上，隋唐以后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政府工作內容的擴大，在政務處理的過程中不僅是政策性加強了許多，而且事務性的和技術性的工作也大為加大。從隋唐開始，歷朝都是從制度上解決這些問題得。第一，職官制度上。第二，官僚選用上，隋唐時主要強調才學。隨著科舉逐步成為官吏的主要來源，對官吏實際從政經驗，越來越引起重視。第三，在具體運作上，程式化的加強，除了保證政務運行的效率和規(guī)范性，也便于各級官吏進行操作。摘抄理由：這一段還是一樣對科舉出現以后，在官僚構成和用人體制上以及科舉對官僚集團產生的影響做出了很好的總結，但是這里主要講到的是隋唐之后的制度化趨勢的選官的用官的模式，所以我想把前朝的加以描繪。以及把這些內容加以理解消化。畢竟官僚的構成和來源是了解官僚本身最直接的因素，在對官僚的構成以及來源的理解之后才會更加深刻和理性的去分析官僚政治。心得體會：秦朝時期，主要的選官標準就是軍功，而在用人對象上主要是文法吏。西漢時期主要是以當朝的官位的高低和財產的多少為依據的，而后出現了辟舉和察舉以才德為標準選官。東漢到晉逐步形成以門第為選官的標準，形成世族和寒門之分。南北朝逐步用軍功才學打破門第限制。隋唐科舉制成為國家純粹按才學標準選拔文士擔任官僚的考試制度，最后一直沿用至清末。那么現在我們看科舉的不斷推廣而產生的影響，官吏世代擔任高官由少到無，隋唐之前四世三公、世家大族的例子是很常見的，而在科舉制的不斷發(fā)展之下，官僚的平民化加深，寒門也不斷涌入政治高層，雖然當朝為官的子弟尤其文化優(yōu)勢以及經濟教育條件的優(yōu)勢，但如果無心上進，是不能世代為高官，官吏世代擔任高官的逐漸消失。另外科舉提供了各個階層的上升渠道，以及后期明清的紳士階級的崛起，在政治與社會方面上下層交流活躍。區(qū)別與以往的世家大族文風以及政治觀念大都趨同和受其長期從事政治活動的腐化，從寒門上來的中青年官員有其更深刻的社會基層經驗和較為新的觀念和活力，為政府增加了活力。另外在選官的途徑，標準和具體運作上都體現了制度化的特征，由于時代發(fā)展的要求，對官僚的要求也在變化整體是向綜合型課考，程式化和規(guī)范性加強以保證政務運行效率。這些是究于官僚本身的標簽特性做以分析的，這對各朝的制度創(chuàng)新、機構和機構運行的深入體會有很大幫助的。以后也需在事物的來源上去分析，加之相關主要因素去加以了解，比如國家政治制度對官僚本身也是很大影響力的，因此對事物有完整了解。外戚政治構成漢代政治的重大特色。漢初去古未遠，“家天下”色彩仍很濃厚，還有一些母系氏族遺俗的殘留物，例如皇室子女往往系以母姓，皇室視外戚如宗室而不稱異性，太后及長公主在宮廷中擁有發(fā)言權。進而，變衍生出了外家帝舅的貴重之局。摘抄理由：以往認為漢代的外戚是依附于皇權而產生，是專制本身滋生出來的，是皇權的次生品。對于其他的觀念并沒有考慮其他的因素，但是在讀到這里，想到漢代的外戚是最明顯的，雖然皇權是比較強大，但是其他朝代并沒有出現那么嚴重的狀況，這肯定和當時的時代背景有所聯系，而閆步克這里的觀點很有啟發(fā)。心得體會：文中說的很正確，漢初畢竟離先秦不是很遠，一些母系氏族的和“家天下”的觀念，對其漢初的外戚提供了一些思想的支持，由母系而延伸出來的外戚力量對漢代政治影響巨大。 當時漢代皇帝對宗族參政比較敏感且有諸多限制，這樣一來外戚更有了做大的方便途徑，以致在最后王莽以外戚身份奪去了劉姓王朝。我們回到當時背景，去古未遠和母系遺俗以及家族色彩濃厚為外戚提供了生長的條件，當時的“家”的因素在漢廷的權力爭斗中起了很大作用，王子的往往依靠母親家族的勢力來提高自己的實力，而反過來又成為舅家利用的機會，加之漢代后期幼主上位較多，大多成為外戚所利用進而影響朝綱。另外在我思考之下，發(fā)現當時還是家事即國事的觀念，皇族家事還沒有從國事中分離在出來，所以外戚也不被視為異姓，所以在對國家事務操控上是很便利的。所以縱觀漢代的呂氏、竇氏、薄氏以及后來王氏等在國家政治中權傾一時，但是也會隨著母姓的更替外戚也有所變化，所以最終落在外戚是附著在君主上存在的。在這點上更加豐富了思考問題的方式，本質原因以及時代原因來更好理解漢代外戚問題。三公府之外，尚書組織又發(fā)展成政務系統，意義深遠重大。尚書、丞、郎的任命都由大臣提名，吏部任命，也不是令、仆所能自決的。所以尚書省的長官與僚屬關系，具有更多理性行政色彩，個人依附關系大大淡化了。尚書組織之所以頗具發(fā)展?jié)摿?，一是君主專制集權意圖的促成，二是行政合理化需要的推動。東漢以來事權日益向尚書臺集中，而三公府諸曹掾屬，則逐漸閑散化了。漢代有三公分部九卿制度，但其形式意義大于實際意義；而漢以后諸卿，則轉而與尚書各個部門逐漸確立了承接關系。尚書臺最終變成了政務中心，在隋唐之際發(fā)展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之制，并沿用到了明清時代。摘抄理由：這一部分著重講了中央行政的合理化，尚書組織的不斷發(fā)展，發(fā)展成為政務系統，最終轉變?yōu)檎罩行?。也對這一變化的過程進行了簡單而富有總結性的描述，從它的尚書等下面機構的任命、皇帝對其的重視程度、事權在尚書組織的集中和行政合理化的推動等方面看起尚書組織的而發(fā)展是不可阻擋的，并且這種制度的活力一直沿展至明清 。其中發(fā)展轉變的邏輯是非常清晰的。心得體會：在秦朝建立的三公九卿制，漢朝也對其繼承，三公本是政務中心，把握著中央的大多議事及部分決策權。而隨著時代的變化要求，皇權日益集中的要求，那么在處于宮中的尚書令等組織官員就更容易被皇帝控制，進而來控制朝政。第二個就是國家機構的不斷擴大，社會的發(fā)展，政治事務增多，這就迫切要求尚書組織的擴大，事權不斷向其流動。第三，在理性行政的驅動下，以往漢代那種門生、故吏的現象大為減少，個人依附關系大大淡化，尚書省長官和其部下是平等的幕僚關系，都為皇帝辦事，三公府對其尚書組織的牽制也少了。而后演變三公府日益萎縮，形式意義大于實際意義，常常用來安撫功臣，作為一種榮譽，并沒有實權，最后被廢除（廢除時間各有說法）?？偟膩砜瓷袝M織的發(fā)展符合了當時君主集權和行政合理化的要求，而當時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就是這樣一個潮流，所以它一直沿用至明清。官僚制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文書檔案和嚴格依照規(guī)章法典，嚴格依照法律規(guī)章運轉是官僚制的又一突出特征。秦律篇章之多，律條之細，充分顯示了行政所達到的法制化程度，秦漢行政嚴格遵循法律精神，往往為后世難以企及。吏民對王朝法律的了解是法制貫徹的基礎，秦漢王朝都非常重視普法工作。對文書和檔案的利用程度，代表了官僚制度的發(fā)展水平，行政的書面化可以大大提高精密性、規(guī)范性和可靠性。摘抄理由：這一段的摘抄并不是一段完整的段落，是我在秦漢時期官僚制的重要特點下，分段摘下我所想論述的集中點，后面也沒有合適的總結性語言。從摘抄的主體看，主要論述的是中國古代官僚制的行政的法制化、理性化、制度化和書面化，對官僚制發(fā)展水平要所能達到的客觀要求，所以對于文本的指導，我想簡單的把秦漢的時期的官僚制度的特點做以分析。心得體會：秦朝是以法家思想治國，對法律的重視程度非常高，厲行法制，想借以法律的手段，建立一個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國家，把所有人民納入自己的統治，同時也非常注重行政的效率，追求行政完全的理性化。漢朝在這方面也是繼承了秦的風格，也是注重法制的，比如眾多出名的酷吏出現，行政按照法律規(guī)章制度運轉，重用文法吏，但后期的漢代后期的儒吏之爭也是非常明顯的，提倡君子治國，但這里先把這些因素做以別論。首先看秦朝的所用的法家基本精神就是理性行政，正所謂商君之遺，心于進取，而在漢朝時也是秦俗盛行。對于當時的行政效率的要求，對文吏的任用也是理所應當的，文吏的行政能力是非常強的，國家政治主要由嚴格受訓的專業(yè)吏員擔任，充分利用文書檔案和嚴格依照規(guī)章法典來運轉國家機器。另外秦漢時期對于普法工作也是做得很到位的，有利于法制的貫徹，這些方面我們可以看出秦漢是以文吏治天下的，以及對于官僚制度的制度化，精細化的發(fā)展，在行政上的理性化，是非常接近現代理性官僚體制的。當然我們在另外一個方向去看，這種官僚制度是非常早熟的，它也有很多不合理和粗糙的地方，如此的嚴苛的絕對統治，極權主義在當時的社會是達不到的，沒有完全控制社會的技術基礎，平民化的進程特別快，這樣的最終結果，社會是分離的，國家可以用極權來組織社會，或者就是倒向無政府主義，所以當時秦朝乍亡。漢朝在平民化的進程中，以及理性行政的指引下，這種早熟政治社會趨勢蔓延對統治者沒有利處的，因此出現了儒家的用道義去融合官僚之中，以保持社會平穩(wěn)發(fā)展，所以政治發(fā)展還得迎合時代的步伐。王朝以學士為官僚的主要來源，以儒學為其正統意識形態(tài)，也構成了其獨一無二的政治特點，構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官僚政治形態(tài)。緣此，忽略了帝國政治的文化方面，就經常無法透徹理解傳統古代官僚政治的特有沖突與變遷。這樣一個特點的形成，秦漢時代堪稱其奠基階段。兩漢儒生與文吏間充滿矛盾沖突，但又在日益接近、彼此交融，最終是“吏服訓雅，儒通文法”。由此形成的亦儒亦吏、非儒非吏、學者兼?zhèn)錇楣倭诺恼谓巧?，這就形成了中國古代“士大夫政治”的最基本的特征。摘抄理由：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的奠基時代就是秦漢，而當時的官僚的主要來源，以及它的文化基礎是需要去深刻認識的，這對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基本定型之前的政治思想文化之間的碰撞與融合的了解是非常必要的。秦與漢初的文法吏是治天下的主體，而后加上儒家的崛起，出現兩者的斗爭，以及最后最后走向融合，儒生吸收文吏的思想，吏員再學習經術，而最后在尊儒之后，以儒學為正統意識形態(tài)，也就構成了這一中國特色的官僚政治形態(tài)。心得體會：按照現代官僚制度的理論來看，。理性行政對應的官僚，是嚴格依照法律工作的受訓專業(yè)人員，秦漢的文吏就很接近這種定義。而到了文帝之時就有所改變，下昭舉賢良，這就可以看出文帝以有所贊同儒家的觀點，以及賈誼也主張恢復儒學，恢復禮制，儒生群體就開始崛起，到了漢武帝時期，直接尊儒為正統的意識形態(tài)，興辦太學，盡管武帝并沒有真正重用儒生，而是利用儒家之禮來滿足自己的虛榮，這對儒家進軍政治階層是一個大好時機，這是這樣帝國官僚的成分來源不斷被儒生更新和換血，秦朝那種君主絕對專制、文吏忠實的執(zhí)行的政治形態(tài)，到了漢代，由于儒生群體進入政權而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然而也開啟了兩者的激烈斗爭，在西漢中后期儒生逐漸贏得了優(yōu)勢，對于社會的整合起到了很重要的的作用，儒家的“禮”發(fā)揮了很大的整合功能。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儒家的勢力越來越強大，以及太學生的參政議政，天人三策以及讖緯之學，儒學愈來神道化，神秘色彩濃厚，儒生缺乏行政能力，對西漢君主執(zhí)政確是是一種麻煩，國家政治很難走上正常的軌道，隨著西漢社會的危機加深，王莽走上了政治舞臺替代了西漢王朝。而王莽則是響應時代的號召，直接徹底的儒家化，進行變法改制，并且贏得社會認同，政治到達穩(wěn)定的狀態(tài)，但是他完全拋棄了秦漢法制及其理性行政的精神，他的失敗勢所必然。法家和文吏造就的深厚的理性行政傳統，它體現于文法律令之中，已成為帝國體制的基石。他的失敗，東漢帝王的吏化方針，文法吏再度活躍起來，恢復了一度遺棄的理性行政精神，王朝的政治的整體方針是“經術”和“吏化”并用，儒學的吏化也就清洗掉了神秘色彩以及讖緯之學的非理性的因素，承認吏法對國家的治理的重要性。秦政和王莽新政，在文法和儒術是相互排斥而偏枯了一方，東漢政治則讓他們兩者有機的結合起來，兩者相互吸收，王道與霸道相互調試，文吏儒生化和儒生學習吏法，由儒吏合流而迎來了士大夫政治的初步定型。這么看來也就是秦漢官僚來源主要先經歷文法吏在走向儒家文學之士，再到儒吏結合的亦儒亦吏，從而形成了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的特色形態(tài)，也為以后官僚政治做出了奠基。另外我想補充一點，我對王莽改制失敗有了更豐富的認識，它完全拋棄了理性行政，用道統來維護統治顯然是違背社會潮流的，違背國家專制統治所需要的理性的官僚體系。早期社會的發(fā)展狀況，造成的專制官僚的不成熟性。秦漢仍處于中華帝國的歷史前期，經濟與文化的發(fā)展水平依然有限，原生性的社會關系如宗族關系、依附關系以及種種私人化的非法理性關系依然大量殘留或滲透于組織當中，而在當時政治體制還沒有發(fā)展出足以抑制這些因素的成熟機制，像唐宋時期的科舉時代那樣。所謂的“封建化”進程和豪強大族的抬頭，則在侵蝕消解著帝國對地方和編戶的控制能力。總的來看，在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的法理秩序的維持變得艱難了，隨機的政治斗爭和私人性、依附性以至“封建”性因素，頻繁沖擊著正常行政，侵蝕著官僚機器，而使制度流于空文或發(fā)生扭曲。摘抄理由：這里從根本上闡述了為什么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階級嚴重侵害者官僚政治制度，破壞了原有的運行模式，此時得皇權都受到削弱，皇權衰弱?？芍^當時非理性的因素對官僚政治的影響大，出現一些時代特有的現象，政府實力大大削弱，行政效率低下，所以我想順著這一思路對這個變態(tài)的扭曲的時代做以分析，去探索門閥的形成和官僚組織發(fā)展所遇到的阻礙，以及如何破除這些非理性因素重新回到官僚政治的正軌。以及門閥形成的實質。心得體會：首先我們從士族形成的條件看,由于經學大家的產生，且在朝擔任高官，師傳和家傳形成文化優(yōu)勢，加之與地方豪右的結合，士與族的結合，文化優(yōu)勢和經濟優(yōu)勢，在社會中成為名族，并且參與政治，有著豐富的社會資源，以及階級特權，逐步形成大的門閥家族。從他們的發(fā)展來看依附性的逐步強化和士族地主對依附農的占有，來看其“封建化”的特性，官族、學門、豪右相互結合，由于宗法關系并未消失，宗族自我維護觀念很濃厚，他們相互依附，又因為土地兼并的嚴重，士族形成自己的莊園，有著很完善的經濟政治系統，擁有大量的部曲、依附農、門生，動輒上萬人，社會力量非常大，依附人口政府無法控制，經濟來源也被切斷，致使君主基本無法與之作斗爭，況且君主在經濟文化實力上都無法與之抗衡，并且還需去依靠士族。那么看門閥士族的出現導致了一種什么樣的結果，當時各種政治舉措取決于各大在族的平衡和盛衰，并非皇帝所能決斷。隨機的政治斗爭因素經常導致了制度的變態(tài)，制度及變遷并不僅僅依據行政，所以政治的扭曲是很正常了。門閥的形成大都經歷了一個由儒入玄的過程，士族名士玄虛放誕、“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對吏員的貶低，對行政事務并不關心，放蕩無序，嚴重侵蝕著官僚行政秩序。他們的文化追求和特權享樂所消耗的大量社會資源，與其政治業(yè)績很不成比例，完全弱化了政府的組織能力，社會管理職能基本喪失，官僚政治的理性化，行政的滯緩，社會毫無進取之心，也無法組織社會力量來統一國家。而到了南朝的此等士族和土豪的崛起，以及北朝的軍功立國的思想注重行政理性化，逐漸壓制了士族的發(fā)展，由此衰落，最終把國家政治帶回官僚政治體系的正軌。我看一些實質性的東西，魏晉南北朝時的士族政治并不是春秋貴族世卿政治，只是有所相識，他們世代為官，說明他們還是依附在帝國體制之內，準確一點說還是在官僚組織中成長起來的，可以說是一種貴族官僚政治。另一方面，魏晉南北朝皇權的沉浮盛衰，呈現出一個兩邊高、中間低的“鞍馬形”歷程。我們從此可以看出官僚政治與門閥政治之間的斗爭，以及君主對士族壓迫的反抗。我們又可以回到官僚政治制度的不成熟上，官僚在秦漢時期的強加，魏晉南北朝時期，宗族關系、依附關系、私人性因素的在社會上復興，對官僚政治有大的侵蝕，士族政治又盛行，這是官僚政治體制不完善的體現，但是最終又要回到正軌，走向官僚政治制度。這就像一種新事物的出現，想要代替舊事物，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不斷的斗爭沖突之中，途中還會有過渡交融的階段，甚至出現反復，但最終新的符合時代的制度就會代替舊的，引領時代潮流。在南北朝后期，北朝顯示了蓬勃活力，北朝最終得以統一南方，絕不僅僅來自部族的騎射傳統和強大武力。和南朝相比，北朝的官僚政治在運作上更為富有效能，而且在制度上贏得了眾多進步。所以我們認為，北朝的強盛來自體制的力量，而體制的進步活力，則可以最終歸結為北方的獨特歷史道路。由北朝而入隋唐，軍功貴族們的自身文化水準在不斷提高，在向士人官僚轉化，民間普通知識分子因社會安定，教育普及而悄悄抬頭，科舉制為之提供了入仕通道。最終，“進士集團”標志著士人官僚再度崛起，在這個時候，帝國政治就真正回歸于“常態(tài)”了；當然，同時也邁上了一個嶄新臺階。摘抄理由：本來這點不想拉出來說，放在前一段里說，但是在南北朝冰層下的潛流：政治制度的發(fā)展，以及胡漢融合北朝成為歷史的出口，開啟科舉制度和唐宋文武階官制度的先聲，以及對御史臺的監(jiān)察權力已大為擴張，北朝的為唐代的“三司推事”和分道巡行制度提供歷史的藥引。行政的合理化的逐步驅動，逐步復興了官僚政治制度，帝國政治也在創(chuàng)新中邁上新的臺階。隋唐的文韜武略是也需要注意前朝所開創(chuàng)的的制度的先聲，這些是不能忽視的。心得體會：北朝的歷史貢獻確是高于南朝，北朝顯示了蓬勃的活力，最終統一南方，這僅僅是北朝的強大武力，北朝的官僚政治在運作上更為富有效能，而且在制度上贏得了眾多的進步，是體制內的力量，爆發(fā)出強大的生命力。在北朝的監(jiān)察勝于南朝，不斷加強御史臺的監(jiān)察權力，監(jiān)察體制在調整磨合中日益協調，尚書左丞的糾彈限于臺內，百官監(jiān)察權歸于御史臺，這就逐漸形成了分工制衡關系，說是唐代三司推事制的先聲。孝文帝和宣武帝設東西道大使和畿內大使，這種分道出巡為唐代建立分道巡行制度開了歷史先河。北周的軍階和官階一致化了，文散官初次形成了一個首尾完備、清晰整齊的品官序列，武官也向戎秩轉化，在唐朝逐漸演變成品、階、勛、爵體制。北朝的制度方面的創(chuàng)新雖然不完整，單是為后面隋唐的的制度規(guī)范與創(chuàng)新，提供了借鑒。所以我們看待歷史的時候，不能有意識的忽視這些分裂時代，只看重強盛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作為，雖然這些強盛時代開創(chuàng)不少，但是我們不能忽視分裂時代的所創(chuàng)造的東西，一個分裂時代的出現就是一個新的強盛時代的先聲，因為這分裂時代是所有落后的腐朽的會被戰(zhàn)爭所打破，所有的因素在這個大融合的時代，進行重組，最終在大一統時代爆發(fā)出新生的力量，為新時代的到來奠定了基礎。所以我們需要要完整的看待歷史，要有頭有尾。由政事堂改稱為中書門下，并不僅僅是名號上的該變，而意味著中樞體制的重大變革。過去三省長官皆為宰相，三省之間構成了一個有明確分工但又互相制衡的整體，三省以其在不同環(huán)節(jié)上分工制衡有互相配合的關系構成完整的宰相權力，政事堂只是作為宰相的議事之所。政事堂改中書門下之后，三省機構依然存在，且三省出入命令的分工在形式上日趨嚴密和完善。但三省與宰相的分離，中書門下成為宰相府署，超然于三省之上。摘抄理由：政事堂改為中書門下，表面是名字的變化，但是實際上隱含了中國官僚政治的走向，是皇權的的加強的表現，以及為后來宋及后朝的這方面制度創(chuàng)立了基本的格局。在它們之間職權的變化，以及使職體制的發(fā)展，為中書門下制度的發(fā)展提供了先決條件。心得體會：政事堂制度是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三省長官在固定的時間、地點經常性地討論軍國大政、平衡互制、協調共濟 ,最后由皇帝裁定的制度 ;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具有中國特色的“三權分立”。由于中央使職行政體系在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取得對地方政務的領導權，中樞體制中三省制受到沖擊，所以不得不向決策行政合一的中書門下體制過渡。這么看來，使職的發(fā)展及中書省和政事堂職權的轉化，是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的制度性背景。在門下省的政事堂論政是政事堂的正常態(tài) ，中書省的政事堂議政是政事堂制度的破壞 ，政事堂改為中書門下是政事堂制度的瓦解。在這種體制下，中書門下直接指揮諸使、諸郡、諸軍執(zhí)行政令，宰相對于行政事務的干預越來越強，甚至直接下行過去由尚書六部處理的事務。宰相與君主的聯系更多的作為“參總庶務”的政務官，而不再是“坐而論道”的咨詢者。這是中國中古時期君相關系和國家權力運作方式的重大轉變。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原有的行政體制的已經不適應時代的需要，必須進行調整。這種調整實際上是原有行政體制的轉換，不是簡單的不同官職之間的職權的轉移，最終也不可能通過對原有行政機構職權的轉變來完成；而必須產生新的機制，形成新的行政體系。安史之亂以后的使職體系與尚書六部職權的沖突和調整，正是這樣一個行政體制的轉換的過程。經過晚唐五代延續(xù)到北宋前期，直道宋神宗元豐年間的官制改革才最后完成。不過在唐朝后期的沖突的轉換過程中，盡管尚書六部還起著一定的作用，使職行政體系實際上已經確立下來。摘抄理由：安史之亂之后，唐后期的使職行政體系不斷發(fā)展，是非常明顯的政治現象。使職系統在與尚書六部的的沖突中，最終形成新的機構制度，這對后來宋朝政治也有很明顯的影響。這種使職從皇帝特派人員到宰相機構的下屬行政職務的轉變，是中古時代帝國官僚政治體制由以皇帝個人為中心到以整個朝廷轉變過程的重要一環(huán)。使職體制的形成對唐朝后期的政治有很大的影響，同時也促進制度的創(chuàng)新，以及官僚本身政治素養(yǎng)的提高。心得體會：觀察這個使職化的過程，應該先了解使職化的確立的一些標準和具體表現，再去分析它的產生就更加明了。使職開始產生是由于政治軍事形勢的變化導致的一些新問題、新事物的出現，需要臨時性的使職派遣。使職行政體系的確立，首先表現在使職本身的體系化及使職內部的機構的嚴密和完善。財政系統、軍事系統、司法系統、選官系統、禮儀系統等幾個主要的行政系統都進行了使職化，并且不斷發(fā)展出完善的組織體系職權也更加明確，有些使職還有直貫地方的職能，比如說財政使職，其實也解決了部分條塊矛盾。使職體系確立的另外一個重要標志，是各部司和寺監(jiān)已不遵從以往的按事務不同環(huán)節(jié)分工負責的運行機制，而是打通運行的各個環(huán)節(jié)，突破了律令規(guī)定的限制，更富有靈活性和適應性，形成了對于所管事務貫通處分的使職運作機制。構成使職確立的因素已經齊全，它代替原有機制是很正常的了。在了解它的確立之后，我們再看看它的影響力。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劇，嚴重沖擊原有的田制、戶籍制度和賦稅兵役制度，使職的產生，雖然能提高效率，更好的解決這些問題，但是同時也出現了使職而衍生出的地方實力的擴大，中央逐漸失去對地方的絕對控制優(yōu)勢，加之軍事的使職化，以及軍事系統的使職以宦官為主體，當宦官擁有了軍事行政權，對皇權是一種嚴重的侵害，另外以及節(jié)度使的做大，成為后期唐朝滅亡的重要原因。另外使職系統的確立也有其積極作用，各行政系統中的使職，都具有從中央到地方的特點，那么在使職系統任職的官員，參與了地方的事務管理，又能便利提拔到中央做官，中央官和地方官之間的良性互動和流動，也為科舉官員提供了寶貴的基層行政的工作經驗，不斷的提高了士人的政治素養(yǎng)，為宋代綜合型官僚和士大夫政治做出了積淀。所以唐朝的使職化在中國官僚政治制度的研究中是不容忽視的。宋代的“祖宗之法”，是時代的產物，是當時的社會文化傳統與政治、制度的交匯作用的結晶。作為“祖宗之法”的核心內容，所謂“防弊之政”，出發(fā)點著眼于防范弊端，主要目標在于保證政治格局與社會秩序的的穩(wěn)定。從客觀效果來看，在當時條件下，有利于社會的協調發(fā)展。其具體措施以“務實”為特色。不拘一格，體現出不少合理的思路，事實上滲透著創(chuàng)新的精神。摘抄理由：宋代的遵循祖宗之法和以“防弊”為本的立國之制是這個時代最鮮明的特征，很多政治制度調整的思路都是由此展開的，所以這兩點對了解宋代官僚政治是很有幫助的。并且以往總認為宋代遵循舊制，制度變革上毫無新意，但是在這段的閱讀之后，可以明白宋代的政治制度透漏著創(chuàng)新的精神，并且這些所遵循的原則也有很大的社會作用，當然這些原則也有其弊端，對官僚及行政也有很強的阻礙作用。所以需要正視一個時代的所遵循的一些原則，不能一概而論。心得體會：宋代所遵循的祖宗之法是結合前代王朝的治國歷史經驗，它所含的精神對于君王的治世提供了寶貴的治國法則。以及防弊的思想的，對官員制度都是職權分離，以及重文輕武的思想，將不識兵的現象，這種防弊的思想指導之下所制定的政策，正面來看他們對宋朝的穩(wěn)定的政治秩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另外我們眼中的祖宗之法，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各個朝代都進行了不同程度調整，有所創(chuàng)新的，并非是固有的穩(wěn)定的法規(guī)，是一個動態(tài)積累的過程。并且其具體措施以“務實”為特色，不拘一格，體現出不少合理的思路，當時宋代政治風氣度體現著理性而務實的精神，于宋代的官僚政治的穩(wěn)定發(fā)展有很大促進作用。在另外一方面來看這種原則，也存在很大的弊端，“防弊”之針對性相對具體，不幸卻缺乏遠識卓見。在這一政治體制長期運轉過程中培養(yǎng)出來的習熟政務、舒展有效的官僚受到器重，而真正以天下為大任、具有氣魄的政治改革家則往往受到猜疑。新政往往受到假以祖宗之法的舊黨的攻擊。太過平穩(wěn)沒有很大的政治功績，文風過重和朝堂之上黨政也很嚴重，也沒有開創(chuàng)強盛的時代，也并沒有開闊疆土，最終還被北方少數民族所滅。這就是辯證所認識的宋代的“祖宗之法”和“防弊”的立國之制。臺諫官作為皇帝的耳目，得以“風聞言事”，監(jiān)督朝政運轉，臺諫官員的遴選、去留，或由皇帝親自指定，或經侍從臣僚建議而取決于皇帝。作為對于政府施政的主要外在督覆力量，宋代臺諫地位明顯上升。在統治集團的內部斗爭中，臺諫官員起著縱橫捭闔的重要作用。摘抄理由：這一點是講的是宋代的言官特色，以及不合理的地方，我這里想用言官引出宋代官員的這個官僚本是，去看到時的官僚政治，從而引發(fā)的一些政治問題。為何宋代出現了綜合性官員，官員的綜合性素質都很有大的提高，為何所在時代并沒有很大作為。心得體會：宋代的官僚一般本著務實和理性的政治作風，理學興盛，愛國觀念也很濃厚，也非常的忠君，君與臣共治天下，君臣關系融洽，綜合素質也在提高。但是在這些表面之下，也有一些具體而更本質的因素在限制著官僚的活力。宋代官員的中庸的思想也比較濃厚，安于現狀，在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太久，大多沒有政治魄力。另外言官的監(jiān)督對象發(fā)生了轉變，從對皇帝的監(jiān)督到對朝臣的監(jiān)督，這樣就導致官員受到很大限制，政治上非常容易受到言官的阻礙，而且逐漸產生朋黨之爭，沒法完成政治上的改革和突破，沒有很有作為的政治家，有能力的政治家都被排擠出去。所以掀去宋代官僚政治的風光，底下還有很多不合理，甚至平庸的地方。以及太過的監(jiān)督，在古代的君主專制是無法施展其作用的，往往其獨立性自主性受到侵犯，所以體制內的問題是無法解決的，限制了官僚行政的效率，影響其正面作用的發(fā)揮的。所以對于一個問題得看待得撥開表面的浮華，去看背后的本質。但是宋代官僚政治以及制度，也是更有理性、更為開放了；制度設計更趨精致，運作程序也更加嚴密，這些地方也是值得肯定的。金朝兩個值得注意的歷史現象，一是君臣關系的變化，二是佞幸和近侍的活躍。它們的背后，都隱含著皇權膨脹的趨勢。在元朝，這兩個現象都繼續(xù)所有發(fā)展。君臣關系方面，由于主仆、主奴的色彩，皇帝對臣下施以責罰更為方便。元朝皇帝正是通過這種內外朝人員不斷的往來流動，對龐大的官僚機器實施了有效的控制。這與明朝皇帝在朝廷內外遍設宦官機構的做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摘抄理由;這兩段很有總結性的撥正了我的以前錯誤的觀念，認為明朝才開始對臣子進行廷仗，君臣關系變?yōu)橹髋P系，以及利用內朝的官員機構來控制外朝。這些都是在金元時代就已經有了，所以明朝在這一點是繼承了金元的。而這些因素大大影響后來的官僚政治，皇權的高度膨脹，在明清達到頂峰。心得體會：本來貴族政治在宋代已經絕跡了，在金元卻又再度回歸，影響了官僚政治的理性化的發(fā)展，以及皇權至高無上，家天下色彩濃厚，官僚機構對皇權的約束和限制明顯減少，士大夫集團在政治領域中的活躍程度大大降低，官僚政治的成熟程度與宋代相比大為削弱。金元時代的貴族政治的而回歸以及皇權的膨脹的歷史現象對明朝產生了很嚴重影響。明朝時期的廷仗，皇帝對大臣的隨意施以暴行，君臣關系不再是一種和諧的合作關系，逐漸走向主奴關系。對于官僚集團活力的激發(fā)是一種嚴重的限制。另外此時皇帝利用內外朝人員的流動來控制整個官僚機器，而明朝就是用宦官來抑制官僚，讓宦官來維持兩者的平衡，所以明朝的宦官問題一直伴隨著整個王朝。個人認為這是一種倒退，甚至是一種錯誤的走向，無疑走上皇權極端的死胡同。盡管行省在元朝的制度化具有某種“不得已”的背景，但它與傳統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之間存在的不協調因素并未在其制度化以后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相反，在以后的歷史進程中，行省極少扮演體現地方獨立性、代表性地方利益的角色，而主要起到了鞏固中央集權體制、維護大一統局面的作用。元朝中央分權與地方，不能完全從漢族社會歷史發(fā)展的自然趨勢去解釋，而是更要從當時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從蒙古統治集團特有的統治意識當中尋找原因。摘抄理由：我們看行省制度在元朝的產生，那種地方行政長官權力之大，為何沒有造成內輕外重的情況，反而維護了大一統，以及與傳統中央集權政治體制有所沖突，但是依舊阻擋不了其制度化的發(fā)展。那么，觀察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就可以探索到其存在的合理性。這些對我了解元朝的行省制度以及為何明朝依舊把行省權力一分為三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心得體會：首先，從制度上講，就地方局部范圍而言行省權力比較集中，但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元廷依然能夠通過許多制度杠桿對行省進行約束和控制。具體來看，在許多重要的權力對行省長官是有很大限制的，在于官員的任用管理權、財政的重大開支、軍事的支配權等都是要受朝廷的直接控制，另外完善的監(jiān)察制度對其進行嚴密的監(jiān)視，行省還需要受到中書省的領導。這是制度上的制約因素。第二，就元朝的具體的歷史狀況而言，行省的采用及其制度化具有很強的民族征服背景，行省權力主要掌握在蒙古、色目官員手中，這些人更多的是元朝中央集權統治的忠實維護者，很難成為地方割據勢力的代表。元朝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行省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成為鞏固統一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不會走向中央的對立面。對蒙古統治者而言，地方分權之弊可以又種族控制來彌補。因此我們在看待元朝的行省制度有了更深層的認識，為何沒有形成地方的割據勢力，是有其特殊原因的，也就常規(guī)性的制度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