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車被盜小區的管理人應否擔責在2003年12月31日前，被告伍石連承包了某商住樓生活區一百多戶的公共場所管理，其提供的服務包括整個生活區的公共衛生、安全防范、車輛停放保管等。承包期間，住戶每年向被告伍石連交管理費240元，分兩期付款，上半年支付120元，下半年支付120元。被告伍石連承包后，在出入的大門口設有門衛，雇請了黃文福、嚴衛群在門口值班，對來往人員及車輛進行監管，外來車輛及人員要登記后方可進入住宅區，該生活區住戶的車輛及人員出入無需持卡登記，可自由出入。2003年8月2日0時，原告馮桂容和往常一樣將自己的本田兩輪女裝摩托車開回樓下柴房門前停放，后回房休息。2003年8月2日8時許，劉永忠以其妻原告馮桂容在昨晚停放于該生活區其柴房門口的本田兩輪女裝摩托車被盜為由，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部門于當日決定立案后，向黃文福作了詢問筆錄，并到發案現場進行了勘查。雙方協商未果，原告馮桂容遂于2004年5月 27日訴至法院，請求判令被告伍石連賠償12000元。在訴訟中，法院委托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對原告馮桂容被盜摩托車進行價格評估，經評估該車價值為5400元，期間，原告馮某向管理員補交了2003年下半年的住宅管理費。裁判要點云城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伍石連在承包商住樓公共場所管理期間，原告馮桂容將本田女裝摩托車交由被告伍石連保管，由于被告伍石連保管不善，原告馮桂容的摩托車在被告伍石連保管場所丟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條之規定，“保管期間，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毀損、滅失，保管人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保管是無償的，保管人證明自己沒有重大過失的，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庇捎诒桓嫖槭B沒有證據證明自己沒有過失，就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因雙方對失竊粵W36663號摩托車的評估價值5400元無異議，則原告馮桂容要求被告伍石連賠償摩托車滅失款12000元的請求過高，不予支持。被告伍石連應按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評估該摩托車價值5400元賠償給原告馮桂容較為合理。被告伍石連提出雙方沒有形成保管關系，不應承擔賠償責任的主張，沒有相關證據佐證，不予采納。云城區法院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條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款第(七)項之規定，作出如下判決：限被告伍石連在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內賠償摩托車損失款5400元給原告馮桂容。本案訴訟費490元，評估費200元，合共690元，原告馮桂容負擔269元，被告伍石連負擔421元。被告伍石連不服該判決，向云浮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云浮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原告馮桂容為證明其丟車當晚已將摩托車交付被告伍某雇員保管提供的證據一公安部門出具的證明“劉永忠于2003年8月2日報案稱，8月2日0時將一輛本田摩托放在某商住樓，到早上8時發現被盜” 和證據二其丈夫劉永忠報案后公安部門出具的報案回執“您于8月2日8時到我單位報案。我單位已如實登記受理?！保騼勺C據系原告丈夫向公安部門的單方陳述，被告不認可，亦無其他證據佐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六條“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只有本人陳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關證據的，其主張不予支持。但對方當事人認可的除外。”的規定，該兩項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法院向公安機關調取的證據三劉永忠的自述報案材料和報警登記表等立案登記材料、證據四被告雇員黃文福在接受公安部門詢問時的陳述：“我從2003年8月1日下午17時30分上班，值班到8月2日6時，在8月1日凌晨0時至6時我沒有看見被盜車主開摩托車回來”及證據五公安機關的現場勘查記錄：“在現場沒有提取到任何可疑痕跡”，此三證據材料僅表明原告向公安部門報案的事實及公安部門的現場勘查事實等程序性事實和行為，沒有對原告主張的待證事實予以確定，雇員黃文福也在筆錄中否認當晚原告將車開回該生活區以及交其保管的事實，故法院對該三項證據的客觀性、合法性予以確認，而對證據的關聯性和證明力不予確認。綜上所述，云浮中院認為本案是原告馮桂容基于與被告伍石連存在保管合同關系為由而提起的損害賠償給付之訴。保管合同作為實踐性合同，提起賠償給付之訴的原告不僅應舉證證明雙方就訂立保管合同意思表示一致，還應舉證證明保管物確已交付，保管合同方能成立;而原告未能舉出充分的證據證明案發當晚已將被盜摩托車交付給被告或其雇員保管，因此雙方的保管合同尚未成立。故原告馮桂容依據尚未成立的保管合同訴請被告伍石連承擔賠償責任，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其請應不予支持;被告伍石連上訴理由成立，應予以支持。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判決失當，應予撤銷。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判決：1、撤銷原審判決。2、駁回被上訴人原告馮桂容的訴訟請求。本案一審受理費490元，評估費200元，二審受理費490元，合計1180元，由被上訴人原告馮桂容負擔。評析一、摩托車是否開回住宅區并被偷走關于事實推定的適用。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九條“下列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三)根據法律規定或者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的規定，從中可知事實推定是指法院依據某一已知事實，根據經驗法則，推論與之相關的訴訟中需要證明的另一事實是否存在。如根據某人在事故發生后的瞬間正駕駛著某輛汽車這一事實，可以推斷事故發生時正駕駛著這輛汽車。適用事實推定必須是前提事實(是一種由司法認知和社會經驗所確認的基礎事實)已經得到法律上的確認，且前提事實和推定事實之間有必然聯系。那么，結合本案的實際情況，我們已知的事實是：(1)原告是被告承包的商住樓的住戶，有摩托車;(2)原告經常騎摩托車回家;(3)原告丈夫在公安機關陳述摩托車不見，現場沒有可疑痕跡。而我們要確定被告承擔責任必須推定的事實是有人偷原告的摩托車。從中我們不能從已知的事實推出推定事實，它們之間也沒有必然的聯系。盡管我們可以推定出原告當晚騎車回家，小區內停車不給付保管憑證是日常生活習慣，但無法得出摩托車不見及其被偷的結論，所以此習慣不能直接、必然地推定原告丟車當晚已將摩托車停放于保管場所，且有人將其偷走。我國現行法律是以唯物辯證法為哲學基礎的，其要求作為定案基礎的證據必須是客觀的特定的案件事實。證據的“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構成了證據的三個基本特征。在本案中，作為原告單方陳述由于缺乏其他證據的相互映證而不具有證據所要求的“客觀性”，而其他證據也因為缺乏特定案件的客觀聯系而不具備“關聯性”。不具備“關聯性”表現在：第一、此案缺乏“所有需要證明的案件事實要素都有證據證明”這一要求，所有證據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第二、證據不一致，此案證據所證明的案件情況不能統一。第三、缺乏排它性，此案所有證據證明的案件情況不是惟一的合理結論。所以我們無法推定出“摩托車騎回住宅區并被人偷走”這樣一個結論。只有在刑事案件偵破后，才能有一個確定的結論，也才能作為該民事案件審理認定的事實基礎。二、保管合同是否成立。保管合同自何時成立，這涉及保管合同是實踐性合同還是諾成性合同的問題。從合同法的規定來看，保管合同原則上為實踐性合同，但也不排除保管合同為諾成性合同的情況。合同法第367條規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時成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边@就是說，只有在當事人約定的情況下(約定還應當表現為文字或其他可以確認的書面形式，否則，不足以證明保管合同當事人同意合同于交付以外的時間成立)，保管合同才可以不自保管物交付時成立，即為諾成性合同。如果沒有當事人另外的約定，保管合同即為實踐性合同。保管合同自保管物的交付時成立。保管物的交付除現實交付外，還包括其他的交付方式，如簡單占有、占有改定等。如果保管人已經占有標的物的，則保管合同自雙方達成協議時，標的物即已交付，保管合同成立。依占有改定方式，出賣人約定標的物出賣后由買受人保管的，則保管合同亦可成立。例如，甲、乙約定，將乙的電腦賣與甲，但甲因暫時沒有錢，電腦需要乙保管數日，則從買賣合同成立時，雙方成立保管合同。結合本案，為何一、二審法院的認定截然相反呢?依照“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和最高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五條第一款“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的規定，原告對保管合同的成立承擔舉證責任，而其未提出足夠證明力的證據，法院也未能從事實推定中得出需要證明的事實存在，此案亦不存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形。因此，在只有原告陳述而對方不認可，且其舉示的其他證據尚不足以支持該主張時，原告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目前，在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