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犯罪數額的差異標準縱觀我國刑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幾乎所有的財產型犯罪均有數額標準的構成要求，對于此類財產型犯罪行為來說，犯罪數額成為區分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的主要標準，在定罪、量刑兩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針對現行刑法及有關司法解釋規定的犯罪數額差異標準，筆者談幾點不成熟的看法，求教于各位同仁。一、犯罪數額差異標準的表現我國立法確定犯罪的數額標準，存在以下三個明顯的差異：一是地區差異，即允許經濟發達地區與經濟欠發達地區、沿海與內地、東部與西部之間的差別。如對于挪用公款案件的數額標準，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5月9日作出的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各高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本地實際情況，按照本解釋規定的數額幅度，確定本地區執行的具體數額標準，并報最高人民法院備案。二是歷史差異，即允許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經濟的發展逐步提高犯罪的數額標準。如貪污罪，八十年代的數額標準為1000元，九十年代初為2000元，九十年代末則調整到5000元。三是類罪差異。這里的“類罪”并非“舊刑法”中的“類推之罪”，而是指犯罪行為的構成要件大都相同或相似，而在刑法中被定以不同罪名的情形。如貪污罪和職務侵占罪就是典型的“類罪”，兩者主觀方面都是直接故意，客觀方面都是利用了職務便利將本單位財物占為己有，客體都是侵犯了公款的所有權，惟一區別就是行為的主體不同。我國刑法及有關司法解釋關于“類罪”的犯罪數額標準差異甚大。二、差異標準的弊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不管立法者確立差異標準的理由何在，但實踐證明差異標準的弊端不淺：一是類罪差異造成司法不公。如職務侵占罪和貪污罪，同樣的客觀方面，同樣的社會危害，但兩者的標準不一樣，導致明顯的法律面前不平等。貪污罪的立案起點高，也是對其打擊不力的重要表現。二是歷史差異縱容犯罪，給犯罪推波助瀾，導致犯罪日益猖獗。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人為的提高財產型犯罪的數額標準，從某種程度來說，就是縱容犯罪或者說是默許犯罪，這是導致犯罪活動日益猖獗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三是地區差異導致犯罪流通。越往高標準之地，犯罪越嚴重，道理很簡單，“人往高處走”，罪犯也一樣。用人性理論來分析，就是人有求安避險的本能;借用市場理論來分析，就是(犯罪)風險越低，(犯罪)回報越高，(犯罪)市場越繁榮。三、確定犯罪數額標準的原則筆者反對差異的數額標準，但并不否定犯罪構成中應引入數額標準。需要指出，確定犯罪數額標準必須基于一定的原則，而不能隨意廢棄。一是量的原則。即侵犯財產的數額必須達到一定的量，才能體現該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之嚴重。否則，就會引發極端化的嫌疑，混淆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的區別。相反，若不重視量的區別，而過分強調一般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都是不法行為，進而否定兩者之間量的區別，要求對一般違法行為也給予犯罪般的打擊，也將導致法律的分層教育功能失效，在公民法律意識不高違法普遍存在的中國今天無疑是不現實的。二是穩定原則。法律需要穩定，這是法律的自身特點所決定的，也是法律的社會功能所決定的。穩定原則有利于持之以恒的打擊犯罪，在社會中真正形成法律威懾力的影響。穩定原則避免了對犯罪的縱容，將極大的提高法律的打擊作用。三是統一原則。法律作為統一的國家意志，它要求在其效力范圍內一體遵循，普遍適用。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法的效力和威嚴。從法律的規范性來看，它必須具有可操作性，這種可操作性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能夠準確有效地貫徹執行;同時人民群眾也能夠嚴格地守法并有效地監督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工作，防止執法和司法中的主觀隨意性。四、幾點建議綜上所述，出于以下三個目的：一是為了從嚴懲處犯罪;二是為了從源頭上預防犯罪;三是為了保障司法公正，筆者建議：1.限制犯罪數額標準的隨意改變尤其是人為拔高。如果可能，應適當降低目前的標準。2.統一犯罪數額標準。一是統一各地標準，確保國家法律在國內的統一實施;二是統一“類罪”標準，對前述我國刑法規定涉及的五組“類罪”的犯罪數額標準盡快進行統一，保證刑法打擊功效的一體性，體現法律公正。因犯罪數額標準是確定罪與非罪的主要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