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華興教授二三事 本文檔格式為 WORD,感謝你的閱讀。 人在一生中總會遇到許多關節點，例如求學、就職、婚姻等等，在這些關節點上有時會受到他人施加的重大影響。李華興教授就是曾經對我有過這樣影響的人，對此我一直心存感激之情，尤其是在他謝世之后，這種感覺就更加真切了！ 李華興老師原籍湖北武漢， 1933 年 2 月 3 日生于上海，是國內外著名的歷史學家。他 1956 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 1961 年本科畢業后留系任教，并師從蔡尚思教授攻讀在職研究生，以后歷 任講師、副教授、教授。李老師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思想文化史和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極為豐碩，于 “ 民主在近代中國 ” 和 “ 民國教育史 ” 專題鉆研尤深！1986 年 9 月，他調至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常務副所長，主持日常工作直至 1994 年， 1997 年初退休。 知遇之恩 我第一次見到李老師是在 1992 年的三四月間，當時我正在復旦大學歷史系求學，四年本科即將畢業。那時讀大學是包分配的，有一天指導員張濟順老師通知我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應聘試一試。我遂于次日騎自行車從復旦出發，橫穿整個市區來到西南隅的田 林路。當時的歷史所處于“ 流離 ” 之中，暫居田林路 2 號三樓，即聯華超市的上面。李華興老師是常務副所長，他在所長室接待了我。初見之下，李老師身材筆直，暗黃的臉龐刻上了歲月的印痕。他顯然沒有我想象的那么年輕，因為在前一天的電話預約中，他的聲音不太像一個近 60 歲的人。李老師很客氣地詢問了我的基本情況，我則遞上了應聘材料。首次談話很簡短，隨后我便回校等消息。大概一個星期以后，從指導員那里得知：歷史所已決定錄用我了。現在回想起來，作為一個本科生的我之所以能如此 “ 輕松 ” 地成為歷史所的一員 如今即便是海歸博士也未必能如愿， 大概有以下幾個因素：其一，我向李老師坦陳了自己的背景，即我自幼就喜歡歷史，并立志將其作為自己的終身職業。其二，我在本科階段發表過幾篇文章，雖然稚嫩，但還算是筆頭比較勤快的學生之列。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當時的社會受商業大潮猛烈沖擊，文史哲等基礎學科成了暫時被遺忘的 “ 角落 ” ，由于收入低，少人問津，以致不才的我或許就成了 “ 不選之選 ” 。無論李華興老師當時究竟是如何考慮的，但顯然正是他的決斷，使我有機會沿著歷史學的道路繼續前行，去實現幼時的理想。我得說，自己的確非常幸運，此后的二十余年中，我在歷史所度過了美好的時 光。從 23 歲到 45 歲，不僅對我，對所有人來說，這都是人生中最寶貴的青春歲月！ 同年 8 月某日，我到歷史所正式報到。當日，李華興老師即召集我和另兩位新人 馬學強、甘慧杰談話，記得在座的還有當時負責人事的李志武老師。李華興老師的講話，我今天仍然記得很清楚，他說： “ 歷史所是很自由的，因而是個培養人的地方，但同時也是個耽誤人的地方。科研人員不必坐班，會有許多自我支配的時間。一般情況下，所里不會來干涉你在單位以外的時間，除非你犯了事，公安局、派出所找上門來。總的來說，到底走哪條路，關鍵看你自己的選擇。 ” 他最 后的一句話，我一直印象至深，他說：“ 想要升官發財，不要來歷史所，想好好做學問，這里是正當其地。 ” 言傳身教 按照歷史所當時的制度，新進人員必須先到行政部門服務一年，于是我被分配到學術秘書室擔任秘書，主要負責撰寫和發行歷史所簡報。學秘室正巧在所長室隔壁，所以此后的一段時間里，我和李老師有了較多的接觸，再加我家和他家相對較近，所以常常充當他的信使。這一時期，李華興老師給我留下了以下幾方面的印象：其一，他工作非常繁忙，星期二和星期五一大早就來所主持各種會議，常常要開至中午 12 點乃至 1 點，有 時還囑我到街上買一些包子給他充饑。其二，他的身體不怎么好，血壓收縮壓經常達到200mmHg，以致屢屢感嘆 “ 傷腦筋 ” ，而且胃、膽、眼睛也動過手術。其三，李老師愛好文藝，在全院舉辦的多次合唱比賽中，他都擔當了歷史所的指揮，動作中規中矩，令人嘆服。其四，他對年輕同仁特別關心，當時有不少青年學者生活局促，有的甚至不得不寄居所內一角。我曾親眼看到李老師為周武等人的住房問題寫過呼吁信，并囑我送至院內的有關部門，后來這些人也都有了安身之所。由于見面較多，李老師對我也時常有所指點。在學術上，他鼓勵我要放寬視野，不要局限在一 個專題、一個領域；要甘心坐冷板凳，要有 “ 十年磨一劍 ” 的精神。他曾向我預言，當前學術界待遇較低的狀況將來一定會有所改變。 有一次，李老師讓我負責校對他的一篇論文，我校了三次，自以為不會再有什么紕漏，就交差了。但第二天，李老師微笑著對我說， “ 小馬，我回去看了，里面還是有四個錯字你沒看出來，再改一改吧。 ” 他并沒有多少責備的意思，但我卻很是汗顏，提醒自己以后一定要更為仔細。不久，李老師又讓我校對一份本所與日本橫濱開港資料館的合作協議書，我知道事關重大，便格外小心，總算沒有再出問題。我得說，今天我和許多人相 比，在文字上還算比較嚴謹的話，那就是在那時打下的基礎。 呵護學脈 李老師主政的八年，正逢社會上讀書無用論最猖獗的年代，也是歷史學科的瓶頸期，作為一所之長，面對經費短缺、人才流失、人心思動的狀況，其措置之難是可想而知的。但李老師上調下護，引領著歷史所共度時艱，并竭力呵護全所的學脈。這一時期，歷史所同人仍然貢獻出不少優秀之作，我記得的就有唐振常的上海史、湯志鈞的乘桴新獲、沈以行的上海工人運動史（上）、王守稼的封建末世的積淀和萌芽、劉修明的從崩潰到中興、周永祥的瞿秋白年譜 新編、楊善群的孫子評傳、羅義俊的漢武帝評傳、羅蘇文的石庫門：尋常人家，等等。據我猜想，李老師所長任內碰到的最棘手的問題，也許是 1993 年春夏間的 “ 精兵簡政 ” 。按照市里的指示，當年社科院要有約四分之一的人轉崗或下崗。換言之，歷史所必須有十幾個人離開。此事當然非同小可，處理不當可能還會引起不小的糾紛！但李老師在劉運承、熊月之老師及整個領導班子的協助下，對各方面做了耐心、細致的工作，反復斟酌、調配，力爭將消極因素降至最低點，最后終于順利、平穩地完成了這一任務。當然，此事能圓滿解決，還與歷史所特有的人 際氛圍有關，那是看不到，摸不著，道不明，但每一個人卻又能切實感知的東西，是歷史所多年來形成的文化傳統。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話，我想應該是公正、敬畏、內斂、與人為善、顧全大局 評聘職稱，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學術界一個敏感的問題。作為行政主管，李老師是非常重視的。記得在 1993 年，所里的羅義俊老師和楊善群老師都具有了競聘正研究員的資格，且兩人的學術素養和成果難分伯仲，但現實的問題是當年的名額卻只有一個。我曾親眼看見，李老師特地請楊善群老師到所長室單獨談話，談話之后，楊便默默地退出了競聘。當年，羅義俊評上了 研究員，次年楊善群也順利評上了研究員。我雖然不知內中的詳情，但在我的印象中，李老師確有統籌之功，從而避免了“ 撞車 ” 。 說到評職稱，記得剛入所時，李華興老師有一次曾對我這樣說： “ 小馬，我替你算了算，只要你好好努力， 14 年后你也能當上研究員。 ” 當 14 年以后，即 2006 年我真的被評上研究員時，我曾打電話給他，重述了他當年的講話，他為我的進步感到高興。幾天以后，他出席了我為各位老師舉辦的答謝晚宴，那天他顯得特別快慰。 時間進入了 1994 年，李老師即將從常務副所長的位置上退下來，他曾多次在不同場合 滿含笑容地向大家表示 “ 自己會站好最后一班崗 ” 。現在想來，這句話頗有寓意，一是表示自己不貪戀權位，要盡好最后的責任，二是對歷史所的未來充滿期望。李老師退休后，我們彼此見面的機會少了，但每逢碰頭，他總要詢問我的學術和生活狀況，有時也會向我問問葉斌和甘慧杰的近況。我有了新著，就會趁此奉贈一本請他指正。前年，我聽說他動了大手術，曾上門探訪。他很愉快地接待了我，我發現他身體康復得不錯，但記憶力已大不如前，談到一些同事時，他只能記得住姓，卻怎么也想不起名，需要提醒才能回想起來。據說，這是手術時出血過多影響腦部所致。稍后 ，葉斌從美國拿了博士學位歸來，我曾和葉約定要共同前往拜訪李老師，但因故一拖再拖。最后，出乎意料的是，竟在所里聽聞了他的噩耗 2011 年 3月 13 日，李華興老師在寓所的樓梯意外跌倒，因腦部受重創而離世！ 前一段時間，李老師的家人將其生前的許多書籍捐贈給本所資料室，工作人員運來以后暫時放在了資料室的走廊里，準備整理以后上架。我目睹這些書不禁感慨良多，人去書留，難道李老師留給歷史所的全部遺產就是這些嗎？當然不是！正是他第一個向我灌輸了 “ 十年磨一劍 ” 的思想，今天我能夠一個條目、一個條目地潛心編纂有關海外漢 學的大目錄，并立志用 20 年的時間加以完成，追根溯源顯然有著來自他的影響。隨著閱歷的增加，今天我愈來愈深信，真正的學術是 “ 出世 ” 的，豈能為俗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