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距離全球大國還有多遠 -精品資料 本文檔格式為 WORD,感謝你的閱讀。 最新最全的 學術論文 期刊文獻 年終總結 年終報告 工作總結 個人總結 述職報告 實習報告 單位總結 新世紀以降，中國正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和速度走向世界中心。特別是金融危機后，由于被普遍認可的經濟成功、對世界經濟政治的積極作用，中國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并開始正式將自己視為發展型全球國家。這意味著：經過自我身份震蕩調整，中國的大國思維框架和行動邏輯日益清晰；由于標準和定位的提升，中國 在外交和內政諸方面呈現明顯差距，經常因為具體的現實問題而陷入被動。因此，我們需要確切認知年輕大國權力質量差距；了解中國式差距的關鍵方面；從真正的全球大國案例取得經驗；獲知創造性介入外部事務的途徑。為此本刊專訪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王逸舟教授，尋求以上問題的回應。 年輕大國權力質量差距問題 領導文萃： 目前，人們普遍關心中國外交的走勢，對此，您如何看待？ 王逸舟：最近十年的基本事實是：伴隨著經濟軍事等硬實力在數量上的強勁增長，中國正在向國際體系核心角 色邁進，越來越多地展現出全球大國的潛質與能量。這一時期，中國國家權益保障程度、與周邊國家合作關系、重大外交方略出臺次數、對全球經濟的帶動力、對國際安全的保障力等，都超越過去任何時期。我們在方針、制度、理念、戰略等方面都有一些關鍵變革與創意行動，成效很大。國內外學者稱之為 “ 中國新外交 ” 、 “ 靜悄悄的革命 ” 。然而，這一時期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與壓力急劇上升，中國快速增長的海外利益與原有秩序相互摩擦和適應的過程。當中國站上全球新高地時，我們不僅看到更美的景觀，同時感受到的還有 “ 高處不勝寒 ”的壓力。以我個人感受為 例，過去 20 多年間，我去過近 50 個國家，一個逐漸增強的印象是：國際主流輿論對中國形象的定格仍然存在相當數量的偏見與誤解，中國國際話語權赤字十分嚴重，解說語言、外交技術、公關宣示仍舊蒼白乏力，問題不少。近年來，經濟總量的數字導致外界對中國的發展中國家性質頻繁質疑；強勁的對外需求被視為 “ 新殖民主義 ” ；與一些西方不喜歡的國家交往被視為 “ 培植勢力范圍 ” ；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與公眾期待、實力規模、政治大國身份不相稱；中國在國際責任、國際公共物品提供方面的差距被外界廣為詬病；越來越多國家和國際組織，包括曾是中國傳統友好的國 家，對中國提出更多要求，有些已超過公眾心理承受能力。這些國家成長過程的煩惱與艱難，是中國處于邊緣位置、為溫飽奮斗之時很難感受和想象的。最近一個時期，我總在思考一個問題：中國與完全意義的全球大國還有多少差距。 領導文萃：談到全球大國差距，對比的要素是什么？經濟和軍事等硬實力因素在 “ 全球大國 ” 構成要件中的地位如何？ 王逸舟：根據官方表述，我國對外關系目標包括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因此，將經濟和軍事等硬實力數量視為一切問題的全部內容和終極方案， 是一種粗糙的邏輯，雖然它在國內一直很有市場。這里首先需要明確不同領域權力置換的區隔問題，比如軟硬權力之間就是如此。我們經常看到一國外交能力與國家整體實力的不對稱情形。國家需要通過有意識戰略步驟系統經營，主動塑造形勢，提高權力效度，減少運用成本。因此，硬實力和軟實力不能排序，只能并重。目前需要重點關注后者。我們不僅要超越簡單因果式權力概念、市場原教旨主義、 “ 唯經濟論 ” 外交方式，而且特別需要豐富資源汲取和利益實現方式，提升在策略手段等 “ 灰色領域 ” 的操作能力，通過關系運作、期望塑造、議程設置等方式，既實惠又高尚地 擴展海外聯系、實現國家目標。 另外，就經濟和軍事本身而言，我們仍然是一個 “ 單向巨人 ” ，還有很多缺失。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僅僅是數量指標，而沒有反映質量、科技含量、社會成本、環境代價等。目前經濟的主要問題是粗放、低端化、高成本、低附加值、重污染。我們擅長的是鋼鐵、化工、造船、制造加工等夕陽產業，而不是航空、生物、材料、深海探測、北極開發等高端科技，也不是高端服務業、金融業、創意設計、知識產權等領域。由于全球產業鏈的高端位置不斷上移，我國仍處于相對下游。我們可以想象意大利品牌的鞋與家具、瑞士品牌手表、 臺灣地區與韓國的高級釣竿，甚至用德國特種鋼生產的價值數千元的廚具，再思考國內同類產品在質量與耐用度、精致與完美度、價格與附加值等方面的巨大差距。雖然我們目前是絕大多數產品的第一大生產國，但大部分產品給世界的印象是便宜、不經用、不高端，甚至有很多假貨次品。中國工人工作方式與生存質量甚至在亞非拉很多國家都令當地人吃驚：強度大、時間長、報酬低、條件差，沒有政治代言、缺乏權利意識、忽視環保，甚至偷漏稅等。我們有必要思考怎樣按照通行國際標準建立中國的全球存在，有質量地、體面地交往。 軍事發展面臨與經濟同樣的 問題。雖然總量大，但科技含量低，發展粗放，缺少殺手锏。軍費占 GDP 比重、人均軍費落后于絕大多數世界大國，質量方面差距更大。我們提出建設海洋強國，但在深海探測、海洋綜合開發、遠洋實戰等方面仍缺乏經驗和技術。以航母為例，我們能造 50 萬噸油輪，但不能造 5 萬噸航母，為什么？因為航母用于作戰，必須突破短距離起飛、艦載機彈射、防電磁干擾、反潛艇攻擊等一系列難題，在材料研發、工業設計等方面需要高端技術支持。而且，作為全球大國的軍人，不僅需要堅定捍衛國家利益，還需要考慮維護國際和平、提供國際公共安全保護等全球議題。當前情況 并不能說令人滿意。 領導文萃：您能否進一步舉例說明單純硬實力與全球大國角色之間的距離？ 王逸舟：我想以中國在硬實力光環下面臨的挑戰為例，說明這一問題。我們常說發展的問題由發展來解決，同樣發展過程也會不斷產生問題。第一，如果中國只是單純發展實力，而不能適時提高實力技巧、關系策略，不會下先手棋，就一定會導致外部世界疑慮和防范。全球新一輪 “ 藍色圈地運動 ”中，陡然涌現的多個海洋主權糾紛與中國的疲于應對即是例證。雖然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全然不同于當年的蘇聯，但戰略互疑和預期摩擦極有可能由常態轉向固化， 前景仍不樂觀；第二，硬實力增長如果不能縮小社會、地區、民族間差距，極有可能導致全球大國夢想遭遇內政掣肘；第三，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加上樂觀增長前景，如果在能源布局、資源通路、交往戰略、危機事態等方面缺乏前瞻意義的合適安排，任何誤差都可能導致硬實力增長陷入困境；第四，單純硬實力數量增長對于虛驕自大的民族主義而言，是一個重要推手。如果我們因此在潛意識中拒絕差距感，不再秉承謙虛開放態度，極有可能在任何爭議事態上強硬而決不妥協，失去戰略運籌的靈活性與回旋度，甚至導致沖突與國力耗散；第五，硬實力的巨大規模 、獨特的文化理解系統、華夷心態的強烈遺存、意識形態的敏感，都有可能使國人不自覺地關注最迫近的利益或事務，輕視甚至忽略外部世界的關注與批評，不重視在周邊和全球環境中提供公共物品的經驗與技術，因此難以巧妙維護國際化收益。這意味著：全球大國氣象難以突破狹隘經貿層面，在全球政治角色與文化引領方面很難形成系統、連貫、明晰的影響力脈絡。 中國式差距的若干棱面刻畫 領導文萃：目前網絡上有觀點認為：中國受到美日為首的反華勢力聯合遏制；現有國際體系越來越壓縮中國存在空間，妨礙中國夢；中國援外不如援內；等等。您 認為在全球大國目標的映襯下，中國應怎樣恰當定位對外關系性質與走向？ 王逸舟：這些認識本身可以說是中國與全球大國差距的微觀呈現，是一種 “ 權力青春期 ” 階段十分常見的似是而非、消極片面的判斷。布熱津斯基曾言： 1900 年前后的德國同樣面臨國家權力突增與心理準備不足問題，它盛行陰謀論思維、疑懼周邊國家、自認為得不到世界尊重。這表明：它仍是一個傳統國家，權力運用不熟練，民族心態不成熟，實力維度不平衡，利益擴展過于迅猛，經常發生錯誤知覺。舉例說明：外交實踐中的價值、道義、利益問題是中國在成為全球大國之前必須厘清 的思想紐結。那么，道義和價值是不是一種奢侈品？如果我們有一種全球大國視野，就會發現它是國家外交選擇的一種必要因素，如果運用得法，甚至可以成為一種獨立變項，對利益施以持續放大效應，對他國態度形成潛在約束或根本塑造。我們不宜堅守極端化或虛無主義理解，而應該理性考慮如何在高端意義上統一利益與價值，保持向上均衡、優態共存、合作多贏的積極態度與平衡感覺，消除心理負擔，改變極端實用主義趣味，才能使全球大國旅途走得更遠、更悠然。我們看到：新一代領導人已經對這些問題有更多感受和思考，所以習近平主席才有 “ 把世界機遇變成中國機 遇，把中國機遇變成世界機遇 ” 的新提法。由此觀之，中國當前對外關系正是要相信并握緊 “ 世界機遇 ” ，主動增信釋疑，注重前瞻性。同時，要從具體層面主動尋找差距，決不能捂蓋護短。 領導文萃：您能否舉例談一談中國與全球大國的差距表現。中國向全球大國的演進過程是否存在一些有利條件？ 王逸舟：我們可以按照一定順序，截取差距的一些切片展開分析。首先，中國目前在東海、南海遠沒有形成互惠、有序、合理的地區安全秩序。其次，中國在國際參與程度與議程設置方面差距較大。例如在國際組織會費與話語權、國際機構高管數量、各 種國際公約和決議起草過程中的創意貢獻、各類國際危機與難題的調解斡旋，中國仍處于比較邊緣化的角色。在中東問題、國際安全議題、能源、氣候等領域，雖然事關重大利益，中國人的聲音卻很小。第三，公共外交強調引導和培育國外公眾對本國政策、行為、形象的認知，影響其態度想法，使其樂于接受本國希望傳遞的信息，憑借公眾輿論力量影響他國官方政策選擇，展現源國家內心強大、身段柔軟的特質。一直以來中國的國際公關工作、話語權陣地、國家形象塑造存在很多缺失。這當然不是說我們缺乏這方面意識與行動，而是在方式方法上粗糙簡單、急功近利、任務思 維，忽視因地制宜，缺乏專業技術，宣傳色彩濃厚，難以深入人心。舉國體制之下，政府主導包辦、社會力量缺位、注重表面文章、缺乏戰略耐心等特點嚴重制約公共外交實際效果積累，導致一些公關工作不注意凝練價值、合理構述、細分受眾，焦點重心散亂，外界無法聽懂看明。第四，我們在文明尺度、民事活動、現代話語、全球規范等方面比較弱，還不是一個概念和規范大國。對于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話題制造、規范倡議，我們只能左右支絀，被動招架。在國際規范和話語場域中，歐美國家先導意識更為敏銳，話語權和規范力強大，一些關鍵概念，如可持續發展、安全共同 體、非傳統安全、保護的責任等，很快成為國際通行的知識話語和尺度標準。相比之下，我們的創意相當缺乏，只有一些籠統的外宣詞匯。 現在中國向全球大國進發，也存在一些有利條件。某種意義上說，目前外交領域出現的動態化、虛擬化、民主化、社會化趨勢為全球各國擴展影響力提供了一個平等的新起點。我們需要對新民主外交進行適當的頂層設計，注重發揮信息技術、大眾消費、工商貿易、地區一體化等因素釋放的外交能量，從國內外交、協商外交、部門協調、扁平化治理著手，學習如何提高操作技術，回應社會需求，豐富國家力量輸出渠道。比如，我 們可以考慮如何設計情境，發揮社會組織協同應對外部壓力、贏得草根道義吸引力、提升民主治理形象、甚至是小罵大幫忙的作用，而不是刻意壓制。這也涉及到我們當前差距的內政根源問題。 領導文萃：那么中國與全球大國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這一差距是否存在必然性？ 王逸舟：新一代領導集體反復強調 “ 打鐵還需自身硬 ” 。中國目前還不是全方位世界大國，根源在于國內體制機制不完善、不過硬。對外關系遭遇某些制約、不協調以及戰略難題，與國內政治和社會基礎的某些缺失直接相關。中國的全球大國程度與國內社會進步是一種正向 關系。毋庸諱言，我們在法治、人權、環保、社會差距甚至官本位做派等方面，需要改進的觀念、體制、政策還有很多，例如：提高決策公信力，糾正不公平現象，根治腐敗尋租，縮小分配差距，增加社會流動性、開放度，提高人民生活實際水平，方能疏導和平抑社會戾氣，緩解國內公眾對外交決策的懷疑，走出 “ 越強大、朋友越少、親和力越弱 ” 的現實困境。我們經常感嘆國外不接受不理解中國立場，固然有一些可能源于嫉妒和擔心，源于無知和誤解，更主要是源于我們在很多問題上說服力不足，做法不合國際規范，國內誤判問題甚于外部。由于內部缺失，我們在一些國際 問題上經常過度敏感、過分反應，在外交宣誓和行動意愿之間反復糾結，承受大量機會成本，甚至不得不 “ 務虛名而處實禍 ” 。基于改變自己、影響世界、內外兼修的行動邏輯，我們要實現全球大國夢，首先必須穩健妥當、持續認真地推進國內改革，動員社會各界合力，保持向上態勢，然后方能彌補差距，迎頭趕上。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與全球大國差距的產生和消除，都有其必然性與可預期性。 全球大國的案例及經驗借鑒 領導文萃：真正的 “ 全球大國 ” 主要關注哪些方面？ 王逸舟：在我看來，尋找真正的全球大國，首先要克服中國中 心主義與美國中心主義。要用全球意識改造天下觀念，克服不恰當的自我期許，真正擁有了解世界、關注其他國家的興趣和動力。我們不應把美國視為國際環境的全部，不能總流連于美國思維方式和它設定的地緣政治游戲中。一方面，我們要承認：歐美強國站上全球高地后，確實在力量使用、利益維護、規范創制、對外介入等方面積累了獨特的大國經驗，能夠長期保持強大優勢與輻射力。另一方面，我們發現歐美角色的顯著差異：相比美國的簡單粗暴，歐洲更為精致，更有文化底蘊。歐洲各個階層和團體普遍具有強烈的國際觀念與世界情懷，無論國家大小，都有自己對外部事 務的介入方式，體現出話語引領和議題創設的強大潛能，折射出體制、輿論、觀念的自信與優越感。歐洲 “ 爭先手 ” 意識的結果是：當代世界幾乎所有領域和問題上都有它們的聲音、倡議、印記； “ 歐洲人 ”作為當代一種顯著的話語概念，已經成為特有的印象品牌或態度標識。歐洲的對外介入方式多樣，有效度高，輻射效應十分可觀。無論是 “ 硬壓制 ” 還是 “ 軟介入 ” ，都對被干預國產生強大壓力，深刻持久地改變當代全球政治與外交進程。當中國人驀然回首，發現自己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已經如此深入復雜時，有必要適時思考外部世界任何變動的利害含義，思考如何強化全球 治理參與力度，思考介入其他地區問題解決過程的恰當方式。因此，我們要從西方國家，從歐洲的長期經歷與周密布局中，認真研究全球大國成型和發揮影響力的諸多經驗，借用他山之石，而不要過分迷戀美國經驗，亦步亦趨。 領導文萃：按照您的理解，歐洲 “ 全球大國 ” 角色是怎樣成型和發揮影響力的？ 王逸舟：我在創造性介入 中國之全球角色的生成一書中，將歐洲的 “ 全球大國 ” 特征概括成六個棱面，分別是：傳統軍事政治強權、現代工業征服力量、現代風習傳播者、國際規范制定者、觀念創新強大機器、區域一體化示范者。現在，我也從 這些方面簡單談一談這個問題。 其一，歐洲國家作為傳統軍事政治強權，曾經相當迷信和濫用武力。而現在的歐洲國家對外直接干涉行為的典型特征是：關注重大經濟利益和戰略價值回報；得到聯合國或地區組織授權，保證干涉合法性；得到當事國或代理人邀請，協助政府軍完成干預；保證有把握短時間內完成行動。這些干預哲學使其明顯區別于美國，避免各種國際批評和內部爭執。 其二，作為現代工業征服力量的歐洲，有一個干預外部事務的關鍵動機來源，即工業與市場的外向性和國際依存。歐洲在工業科技、貿易投資、市場規模、金融工具等方 面高度開放化，對外部原料、市場、資本等需求十分剛性，否則無法維系現有的生產生活水準。為此，從政客、媒體到公眾都高度關注國際事務，熱衷參與全球治理，舍得為國際維和、軍事外交、聯合國事務等投入巨量資源。歐洲作為現代工商業體系的關鍵起源地，也駕輕就熟地成為各種交換規則的重要制定者與裁判員。世界很少有國家或地區在這方面擁有與之相當的軟實力。當代歐洲國家已經進入 “ 后工業社會 ” ，在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消費結構等方面試圖更新原有國際安排，并且已經開始在新的環保技術、產品、專利、咨詢等方面搶占制高點。在全球貿易談判中也出現 類似手法和場景。 其三，歐洲相比美國的最大優勢，在于其積淀深厚、系統完備的現代體制與制度規范。這就是帶有諸多社會方式色彩并由之衍生的所謂 “ 文明力量 ” （ civilian power）。它的關鍵詞包括：人的力量、人的安全、民事方式、自然傳播、文明擴展與推廣等。這些內生的力量經過國家政府的巧妙引用，即形成民事與政治相互轉換和支援的現實。 其四，歐洲的國際角色，是一種基于現代文明的規范輸出與體系擴展，它十分重視國際規范起草、宣講、推廣工作。這是一種更為精細貼切、神重于形、內力發散多于外部強制、將 優勢巧妙編織起來的力量形式，也是一種均衡的、全面的規范力量，它是歐洲長期的歷史修養、文明底蘊、多元社會的結果。我們看到：歐洲人活躍的場域十分廣泛，包括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體系、全球多邊主義場合、各種軍控和裁軍條約、國際貿易與反傾銷條文、國際人權與政治權利公約，等等。一些前鋒話題，如反極端民族主義、反對死刑和酷刑、反大壩運動、反小武器濫售、保護人權、消除貧困和懸殊差距、綠色可持續發展理念、氣候與環保新制度建設，均以歐洲為主要平臺。如果考慮到歐洲在各種國際公共物品、公共援助方面的突出貢獻、在國際調停方面的關鍵影響， 就能體會它與美國式強權、中國式被動的截然分野。 其五，我們可以將歐洲稱為 “ 觀念創新的強大機器 ” ，歐洲作為現代觀念締造者，已經在全球思想和理論領域中獨領風氣之先。從上世紀 60 年代起，一批歐洲量產的新概念不斷涌現和噴發，例如： “ 增長的極限 ” 、 “ 氣候難民 ” 、 “ 國際社會 ” 、 “ 功能主義 ” 、 “ 新聯邦主義 ” 、 “ 結構性權力 ” 、“ 復合安全 ” 、 “ 戰略伙伴關系 ” 、 “ 奧斯陸進程 ” 等等。 最后，是作為區域一體化示范者的歐洲角色，這也是歐洲不同于其他地區的關鍵項。歐洲國家對于歐洲范疇的整體性與向心力有強烈自信與成熟 認知，歐盟的制度化進程向世界展示了獨特的吸引力。它率先在世界范圍內發展出一個具有高度自我意識、身份認同、整合效果得到公認的政治地理區域，通過追求民主、人權、和平價值，輔之以教育及多種制度保障，形成復雜精細的制度化和平。歐洲一體化的共享政治與全球公域建設，為社會力量參與行為提供了廣闊空間。歐洲軍事力量雖然強大，但受制于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因素，強調規范作用甚于強制效力。因此歐洲地區作為全球制度實驗室為世界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涉及國家良性再造、非戰爭邏輯、一體化外溢、新主權觀念等等。這些構成歐洲作為 “ 全球大國 ” 樣本的 獨特內容，有特殊啟發意義。 對外介入的創造性與精致化 領導文萃：您認為對于一個準全球大國而言，如何處理“ 不干涉內政 ” 原則與走向全球之間的復雜關系？ 王逸舟：這就涉及到 “ 新不干涉主義 ” 問題。我相信，一個逐步強大和自信的中國，能夠平心靜氣地思考這一問題，突破觀念窠臼，告別革命，創新理解，靈活實踐，打開局面。只有適應新時代情況，發展符合當前需求與國際趨勢的不干涉學說，才能在全球大國路途上邁開步伐。堅持主權與不干涉內政的關鍵考慮是：相信并尊重各國人民和政治家的智慧與能力，反對舊時代的強 權政治，抵制外部移植強加受到當事國反對的方案。即使西方大國也不可能完全拋棄這一原則。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這一原則迫切需要豐富完善。主要原因是：加速發展的全球化進程放大了一國國內消極事態的外溢效應，如果不及時介入將升級為嚴重地區戰亂，在非洲很多國家這種情形反復出現。一個負責任的全球大國有必要對相關事態給予高度關注。事實上，近年來緬甸內戰使中國邊境深受其害，中國在斡旋和干預方面行動相當積極，王毅、傅瑩、戚建國等中國政府代表在沖突各方之間主持穿梭外交，取得積極成效；在世界范圍內，發達的全球大國都意識到干預的必要，歐 美國家有很多討論，形成大量理論與政策實踐，正逐步擴展為國際共同規范標準，包括廣受爭議的人道主義干涉、人權主權說、保護的責任、分層干預、先發制人、維和使命學說等。這些有相當多內容既表達了當前國際社會的共同訴求，也夾雜著一些國家的私利企圖。中國作為準全球大國，不能回避該問題討論，而應該積極參與其中，探索介入時機、標準、操作形式等問題，建立既符合國際安全和全球治理新要求、又能為弱小國家和危機地帶民眾多數接受的介入理論。最關鍵的一點是：中國海外利益的擴展與延伸，使中國國內發展與外部世界聯系更緊密，外交與國際戰略也必 須考慮海外利益保障與擴展問題。我們每年公民出境人數已經達到 8000 多萬，每年向外輸出巨額投資和勞務，國家與個人資產遍布世界各地，單在非洲，每年投資有150 億美元以上，貿易額突破 1600 億美元，從非洲進口石油比例占總量四分之一。中國必須以堅定態度保護這種日益擴大的雙邊關系。此外，中國的新不干涉主義，相當內容還包括維護高邊疆、軍事安全、海洋權利、可持續生態環境、樹立友好輿論、爭取國際制度話語權等，這些新內涵嚴重超出傳統不干涉內政原則的涵括范圍。為此必須學會下先手棋，掌握規則的運籌權，拿出可行方案。這時，需要 “ 東 穩、西進、遠走 ” ，注重先期預警，在遠離爭議的大陸發力，尊重當事國與人民意愿，并積極協助其實現目標。 我們要特別看到：不干涉內政與主權原則作為兩面，共同組成一個硬幣。主權含義的歷史演進脈絡是：從絕對專制權力到國家權力再到社會與公民主體權力、人的權利。它不再是一個單一孤立的術語，而是一種多元的、靈活的、綜合的、分層次的實踐范疇。安全與政治內核仍然是堅固樞紐，而靈活的主權方式則為當代國家間相互依存所必須。即使是在內核層，多數國家也在考慮多種需求與敏感性的差異，區分核心、重大、次要、一般等不同次序，以便合理配 置和有效使用資源。因此，主權已經可以視為可強可弱、可進可退、有內核有外殼、有不變有讓渡的復雜機制系統。全球大國要根據新主權觀理解，捍衛國家核心與重大利益，同時根據實踐需要和外部變化，及時調整變通。中非關系就是這一問題的最佳切入點和抓手，中國在亞非拉國家長期積累的好感和正面形象固然是中非成功互動的塑造力量和慣性支撐，中國近十幾年來在對非介入問題上的積極轉向，則是一個關鍵和直接的動因。非洲對于中國的全球大國進程而言，是一個需要擴展的新邊疆，是復興之路的一個量度。 領導文萃：您認為目前中國對非洲事務的參 與應該怎樣進一步體現創造性？ 王逸舟：今年 3 月，習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亞發表重要演說，首次明確提出建設 “ 中國與非洲命運共同體 ” 。非洲在中國對外關系中，屬于用心投入、長期耕耘、收獲甚豐的大陸。對中非關系進展的考察，可以加厚關于 “ 傳統友好關系及其實踐創新 ” 的知識含量，有利于中國對外關系更多體現創造性與精致度。我們在中非關系盛世之中，也要看到：非洲當前社會的多元、復雜、敏感意識，對于民主體制的期許，對反腐敗的要求。非洲公眾與世界輿論普遍希望并呼吁：區分對待非洲大陸的危機事態，支持善政，尊重人權，維護憲法，注 重道義，而不是單純倚重經濟利益。非洲聯盟及各次區域組織展現出更加活躍介入本地區事務的愿望與決心。我在參與非中高層智庫會議時，得到的印象是：非洲希望中國以靈活多樣、務實有效的方式參與非洲區域治理與整合過程。中國如果想贏得更多朋友與戰略合作機會，就必須考慮更多與非洲本土的各種組織機構開展合作，建設性參與非洲事務。當前，非洲整體發展確實處于新的十字路口。非洲國家在資金、技術、管理方面瓶頸仍然嚴重，西方國家由于經濟危機或意識形態，往往口惠而實不至，非洲國家強烈期待中國 “ 接棒 ” 。非洲大陸 “ 南治北亂 ” 、缺乏可持續的安全 保障，內部不均衡、不確定因素太多，對中國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提出新要求。近期的良性互動與權勢轉移過程表明：中國可以利用全球化過程獲益，并且有責任回報國際社會，實現自身的可持續成長。 那么，中國積極介入全球事務，會不會把自己卷入不必要沖突，甚至如西方那樣引起當地反感憎恨？這就涉及中國的創造性介入與西方國家新干涉主義的區別。我們必須牢記合作發展、互利共贏的基本交往理念，謹慎處理涉及他國主權、尊嚴和權益的事宜，并且創造性沿用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做法。中國堅持推動耐心細致的談判對話，爭取沖突對抗的軟著陸；中國維 和軍隊紀律嚴明，忠于使命，注意尊重當地習俗，避免卷入沖突、打壓一方，而是致力于監督停火、協助對話、戰后重建、安撫民心。這成為中國加大介入而沒有引起反彈的基本保證；不同于西方國家，中國很少把介入過程的手段選擇直接掛靠本國狹隘的經貿或戰略利益，而是秉承公正合理、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