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論文-馬克思人學與西方當代人學的關聯性【內容提要】馬克思人學與西方當代人學構成了一種建設性的對話關系，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通過破除和超越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及理論結構，馬克思人學直接開啟了確立著西方當代人學運動之合法性的哲學傳統的現當代轉換。二、馬克思人學所包含的實踐合理性蘊含著走出現當代西方人本主義的非理性困境、實現理性形式的當代轉換的可能性及方向。三、馬克思人學所包含的歷史理性以及人類性立場嵌入并持續地影響著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的現當代轉換。西方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人學與當代西方人學互動的直接結果，與西方當代人學的對話也拓展了馬克思人學的理論與時代視野，并指向于不斷生成的馬克思人學的當代性。【關鍵詞】馬克思人學/西方當代人學/人文主義/當代性【正文】越是原創性的思想，越是能夠敞開并需要敞開面向新的歷史境況的理解視野，這一活動本身就構成思想的再創造過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底蘊就在于通過其人學思想所實現的原創性與當代性的融合。形成于19世紀中葉的馬克思人學，其深遠影響卻在20世紀，尤其表現在與西方當代人學運動的批判性關聯中，這是當我們站在21世紀的起點上思考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效應時應當高度重視的。一馬克思哲學的核心是人學，通過對傳統哲學的批判與超越，馬克思的人學思想直接開啟了西方哲學范式的現當代轉換，這就是從傳統哲學的超驗的、實體性的本體論哲學形態以及知性的認識論哲學形態轉向奠基于實踐的、感性的生存論本體論基礎上的，以人的主體性及價值為理論硬核的人學形態。傳統哲學當然也是以某種特有形式所體現出的對人的關懷，哲學作為一門學問的存在方式以及哲學家們具體的工作方式從來都是認識人存在的意義與根據。但人不可能成為傳統哲學的直接立足點，傳統哲學也不足以稱為人學。傳統哲學總是將人以及與人相關的世界知性地對立起來，把人的存在及其本質的規定性歸結為外在于人的活動的“對象物”，即抽象的一般生命存在物，把人的問題完全歸結為形而上學，反過來又用形而上學遮蔽人的真實性，忽視人的實踐活動在人的本質化活動中的根本意義（注：由舊唯物主義所主導的經驗論及無神論傳統當然是在還原論的意義上看待人。其實，不僅如此，由形而上學所主導的超驗論及有神論傳統也一樣將人的本質還原為一般生命物，形而上學通過否棄現實存在或者說抽象地設定人的實存性，往往就是對內在于人的生命活動中的精神本性或本質規定性的否定；反過來說，也正是把人的本質還原為一般生命物，才形成一種支撐起超驗論及有神論傳統的形而上學。海德格爾就說：“形而上想人是從生物性方面想過來而不是想到人的人性或人道主義方面去。”（海德格爾：論人道主義，存在主義哲學資料選輯上卷第366頁。商務印書館，1997）。形而上學本身只是人存在的一個維度（人存在的形上性），這一維度不應該夸大為人存在的全部根據。形而上學從形式上看承載著人存在的絕對理念，但由于對于人存在的絕對規定與無限抽象，因而必然造成與人的實踐活動及其理論需要的割裂。實踐并不意味著拒斥理論，問題倒在于缺乏某種與之相匹配的理論。而馬克思的人學，由于其對舊的哲學范式的批判，由于其實踐性品格與理論蘊含，從而實現了現代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在馬克思那里，這種重大突破及其由此蘊含的與西方當代人學思想形成批判性關聯與影響的人學思想大致可以梳理如下：通過對傳統哲學與人的生存相疏離的抽象的形而上學形式以及直觀的、二元對立的知性思維方式的破解和超越，從而形成了一種實踐觀的思維方式。馬克思對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雙重批判，其根本的思想旨趣就在于確立一種以實踐觀為核心的主體性人學哲學。通過強調人的歷史實踐活動的哲學基礎意義，廢黜所謂“異己的存在物、關于凌駕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問題”（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頁。），賦予對象世界以屬人意義，將人的對象化活動直接看成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確證過程，從而形成“感性的個人、社會化的人與自然主義的人的三位一體”的人學的生存論結構（注：參見拙作：論人學的生存論基礎，江海學刊1999年第4期。）。通過強調“有意識的生命活動”、“對對象世界的改造”并“創造一個對象世界”，確證人自己是超越于一般生命物的“類的存在物”（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51頁。），從而確立起了對人生存的總體的哲學與文化人類學的闡釋。通過“批判現在的生活關系”，“把感性世界理解為構成這一世界的個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動”（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0頁。），通過在精神與實踐的雙重意義上“把自己化分為二，并且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頁。），從而形成了深刻體現著人的實踐本性的主體感性理論。通過將“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看成是歷史活動的起點，強調人的“實際生活過程”與生存條件（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0頁。），從而確立起新唯物主義，即實踐的唯物主義的價值論起點。通過人的現實的歷史實踐活動去確定人的本質，把科學技術與工商業直接看成是人的本質的具體展開過程，把人的自我異化與自我異化的揚棄看成是人的本質之歷史生成的同一過程，從而體現并貫徹了一種理解和處理人的問題所應有的辯證理性及現實主義立場。通過對資本主義結構的分析與解構，提出并運用世界歷史時代的理論，揭示了人類不斷克服異化、實現自身解放的歷史發展道路的必然的歷史邏輯，肯定了社會及社會的人的歷史性的生成對于實現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的內在統一的至關重要的意義，從而賦予馬克思人學以深刻的歷史合理性。當然，從其中蘊含的社會政治及人類性關懷而言，馬克思人學是內在地超越于西方思想傳統及資本主義制度的、以全球性現代文明為理論追求，因而直接體現著對非西方現代化道路及命運的深切關注與冷靜探索的人類性哲學范式。二馬克思人學不僅突破了傳統哲學范式，同時也直接開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當代哲學變革。整個現當代西方哲學的主題就是人的問題。現代人本主義哲學對人的問題的高度重視，起初都是以反叛黑格爾哲學為代表的傳統理性主義而發端的，但在所有反叛黑格爾的哲學家中，影響最大、最徹底、最久遠的當數馬克思。最初的現代人本主義者，如克爾凱郭爾、叔本華、甚至尼采，在對黑格爾哲學的反叛中并沒有與馬克思的人學思想相遇，他們所關注的是個體的生存體驗、人性的內在結構以及影響歐洲文明的精神氣質與狀況，在他們的視野中還不可能有馬克思人學所特有的社會批判與歷史唯物主義維度。但是，隨著現代人本主義運動的深入以及人的問題本身的積累，馬克思人學逐漸被吸納進西方當代人學的視野中。西方現當代人本主義的發展受到兩種思想的直接影響并分為兩個主要發展階段。一是唯意志主義及早期生存主義哲學階段，其思想特征是與黑格爾式的絕對理性截然對立、但卻處于邊緣態勢的非理性，這一階段從形式上看并沒有受到馬克思的影響，不過，為馬克思所批判的以施蒂納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倒有理由被看成是早期的唯意志主義。接下來是受現象學哲學影響的生存主義及釋義學哲學階段，這是西方當代人本主義的主流。胡塞爾的繼承者們舍棄了其現象學的超驗本性，將現象學發展成為一種經驗現象學或感性現象學。非理性仍然還是這一階段人本主義的核心精神，而且由于弗洛伊德主義的推波助瀾，非理性的特征顯得尤為突出。但這一階段的非理性并不是僅僅與黑格爾式的理性絕然對立著的，而是直接參與了哲學理性的自我修復與校正活動，并逐漸融入了理性形式從形上理性向實踐合理性的轉換歷程（注：參見拙作：從形上理性到實踐合理性，求是學刊1995年第3期。）。馬克思人學對西方當代人學的一個重要意義就在于先行地蘊含著理性形式轉換的可能性及方向。也許，在黑格爾式絕對理性的視閾內，馬克思的努力也可以看成是某種非理性，但馬克思絕不放棄理性，而是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傳統的形上理性。按照馬克思的理解，形上理性，當遠離人的實踐活動而又要強扮成人的一切實踐活動的終極根據時，往往是在要神秘主義花招，而一旦揭開這種神秘主義花招，也就識別了形而上學的空洞的軀殼。“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正是在對傳統哲學的“無人身的理性”的批判與解構活動中，基于對當代生存實踐活動的內在分析，馬克思確立起了實踐的唯物主義。實踐合理性乃實踐的唯物主義的理性形式，理性就存在于人作為主體對于自身實踐活動的理解活動中，人是通過對對象世界的改造活動從而才真正實現對世界的解釋的，這一被解釋的世界不過就是人自身的歷史實踐活動所造成的屬人世界。因此，人、生存、歷史、實踐、文化、理性以及語言等等屬人的活動直接構成了一個網狀的解釋學循環系統，而諸多人文科學的使命就在于呈現、反省并建構這一解釋學循環系統這正是從狄爾泰、海德格爾以及伽達默爾等人的人本主義解釋學所要竭力追求而又未能達到的方向。將馬克思人學納入到自己視野中的生存哲學家們，大都明確承認馬克思人學思想的無法比擬的優越性。薩特曾將17世紀到20世紀分為三個思想的時代，即笛卡爾和洛克的時代、康德與黑格爾的時代、馬克思的時代。薩特斷定，當代西方所處的正是馬克思的時代，“馬克思主義非但沒有衰竭，而且還十分年輕，幾乎是處于童年時代，它才剛剛開始發展。因此，它仍然是我們時代的哲學：它是不可超越的，因為產生它的情勢還沒有被超越。”（注：薩特：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辯證理性批判上卷，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頁。）海德格爾則斷言：“馬克思在體會到異化的時候深入到歷史的本質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的觀點比其余的歷史優越。但因為胡塞爾沒有，據我看來薩特爾也沒有在在中認識到歷史事物的本質性，所以現象學沒有、存在主義也沒有達到這樣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資格和馬克思主義交談”（注：海德格爾：論人道主義，存在主義哲學資料選輯上卷，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80頁。）。在馬克思人學中，對西方當代人學產生重大影響的主要是其中所包含的人道主義旨趣、異化觀、實踐觀、社會批判理論、以及尤其是歷史唯物主義。事實上，通過與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及文化狀況的批判性關聯，直接形成了在今天審視當代馬克思主義狀況時不可回避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興起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人學與當代西方人學、特別是人本主義思潮互動的結果，這種互動構成了當代資本主義時代馬克思人學研究的新景觀。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問題還是人的問題，特別是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的問題。在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盧卡奇運用黑格爾的歷史理性與辯證法思想，得出主體（即無產階級）通過實踐的態度與行動從而克服物化、擺脫異化、實現主體階級意識的覺醒的總體性邏輯，這與馬克思本人的巴黎手稿中的人學思想不期而遇；葛蘭西的實踐哲學則揭示出馬克思的哲學是超越了傳統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極對立模式的新的哲學形式，這本身就與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相契合。在后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哲學家那里，馬克思人學主要表現為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批判、文化批判、技術批判與工具理性批判活動。更多的新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對馬克思感興趣的西方哲學家、社會學家們，則通過運用馬克思的相關人學理論，致力于剖析晚期資本主義主義時代的人的問題，諸如公共性問題、社會整合問題、經濟倫理問題、環境哲學問題、后發展與新殖民主義問題、女性問題，等等。馬克思人學與西方當代人學的互動關系以及西方當代人學的思想演進在很大程度上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比如，在人本主義哲學“內部”，從唯意志哲學向生存主義哲學的演進、由生存主義哲學向所謂后現代主義哲學的轉移以及對整個當代西方人學的批判與反思，都包含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強勢作用，而這種強勢作用又始終潛存著向馬克思人學思想的“回復”。以盧卡奇為例，他的哲學就構成了馬克思人學與生存主義發生關聯的有效中介，薩特、梅洛一龐蒂以及海德格爾等人都直接從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汲取了營養。盧卡奇的哲學努力還潛存著一種批判西方當代人本主義哲學并使之合理地導向馬克思的內含著實踐觀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人學努力。在盧卡奇看來，生存主義式的人本主義對人的設定同樣也是將人的問題重新形而上學化。“如果一方面把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人的存在的不可能性當作純粹的（或無時間性的）事實，另一方面又用存在的入（不管是在過去、在將來，或者是作為一種應該）直接地，或者（結果是一樣的）通過形而上學和神話的中介間接地與人的這一不存在相對抗，那末這只能導致含混不清地提出問題，而決不能指出一條解決問題的途徑。”（注：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281頁。）“因此，如果對于每一個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來說，物化是必然的直接的現實的話，那末它的克服也只能采用這樣的形式：不斷地、一再地努力通過與具體表現出的全部發展的矛盾具體聯系起來，通過認識到這些矛盾對于全部發展所具有的固有意義，從實踐上打破存在的物化結構”（注：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290頁。）。可見，盧卡奇堅決反對象費爾巴哈那樣將人性問題完全情感化和道德化，不幸的是，這種傾向在西方當代人學思潮中仍然十分嚴重在這個意義上，盧卡奇的工作實際上是在繼續深化馬克思人學的歷史理性批判活動。馬克思人學本身就內含著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不過是人自身生成的邏輯學，它所要凸顯的是人的歷史，即人的自我解放與自我創造的歷史。馬克思說得好：“歷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頁。）。“歷史并不是把人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頁。）但是，將人學與歷史唯物主義分離開來，并且將人學降格為人的生物學，將歷史唯物主義簡化為經濟決定論，卻是二十世紀長達50年中人類思想對馬克思人學的嚴重誤解。這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