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淺析現代性視野下的沈從文文學理論論文關鍵詞：沈從文文學理論現代性論文摘要：沈從文在現代中國特殊的社會政治語境中建構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學的言說立場，一方面認同了新文學在現代價值和意義空間的創造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沈從文并不認同文學需要讓渡自身的邊界和規律去迎合來自文學之外商業意識形態與政治意識形態。作為作家的沈從文在文學理論卜的成就與影響雖然遠遠不能與他在現代小說史的地位相比，但他以批評家的身份一直活躍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壇。和創作中表現的現代性反思不一樣的是，沈從文基于文藝問題的理論表述中充滿了現代性召喚圖景一一秉承五四精神的星火，積極地在文藝問題上頻頻鼓呼，并以他獨特的理論表述方式呈現出頗具特色的現代性癥候。文學認同：民族想象與歷史使命對于“五四”啟蒙理想的向往成為沈從文入京最初的現代性沖動。“五四”運動所召喚的關于現代中目的構想也成為沈從文畢其一牛所追逐搭建的文學現代理想的最初圖稿。“正在發酵一般的青春生命，為這些刊物提出的如何做人和怎么愛國等等抽象問題燃燒起來了。讓我有機會用些新的尺寸來衡量客觀環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種新的方法、新的認識，來重新考慮自己在環境中的位置。”對“新的方法、新的認識”的覺察也就是意味著對舊的方法、認識的背叛與超越。顯然，“五四”新文學的發生不僅僅是一種新的文學知識的產生，與此同時也是一個嶄新的知識體系的產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新的價值創造和接受的過程，是中國的知識和價值重新調整的過程。身處新舊思潮劇烈激蕩的北京，沈從文必然切身體驗并融構了這種新的知識和價值，于是，現代性意義上的價值觀念成為沈從義重新確證自我的認同標準，從而也形成了沈從文關于他人和自己的新文學創作的重要闡釋圖式評判維度。近現代以來，文學理論開始加盟現代性話語，“這是中同文學理論史上一個相當徹底的遷徙。”“這時，文學理論的義務不是一般地闡釋文學的內涵，而且還要發現或者論證文學與現代性的關系。”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中一個重要的普適性命題，便是因特定的歷史現實而使得文學創作伴隨著強烈而鮮明的民族認同和國家想象。沈從文關于文學的論述中從未放棄或遠離過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感與使命感，他對文學的想象和終極追求中也從沒有缺省民族同家的維度。沈從文曾在表達他的文學理想時說，“希望做一個和十九世紀第一流短篇作者競長短的選手”，而這個選手“能寫得比這一世紀高手更好，代表國家而比賽，才真正有意義”，國家認同始終是沈從文文學認同的重要一部分。文學一直是現代民族認同的重要方式和資源。在沈從文這里，文學之于現代人格的塑造與民族哀樂以及“百年立同”聯系在一起，文學對“人格”、“人性”、“生命”的塑造與守護不可能獨立存在，而往往伴隨著民族、社會的進步創新。沈從文在對文學與史學運動進行表述時顯示了他對歷史語境的清醒自覺：“文學運動在積極方面，卻可望除舊更新，使文學作家一支筆由打雜身份，進而為抱著個崇高理想，浸透人生經驗，有計劃地來將這個民族哀樂與歷史得失加以表現。日在作品中鑄就一種博大堅實富于氣的人格，使異世的讀者還可以從作品中取得一點做人的信心和熱忱。使文學作品價值，從普通宣傳品變為民族百年立圍的經典。”在沈從文的文論中，對于個人與社會，文學革命與社會革命之問的關系，如何建立一個新的制度等宏大問題的思考很多。沈從文共至認為在動搖舊社會，建立新制度這一點上，小說必然更具有表現力，更容易使人領會共鳴。沈從文深信國家的真正進步，有賴于切實有用的知識替代專橫霸道的權力，理性代替迷信，而文學作為啟蒙的于段，更容易使人得到肩發，深信通過文學，在讀者心中注入社會重造的觀念，是一個必然有效的方式。文學自律：分化規律與合法化根據19301940年代沈從文參與的備受非議的文藝論爭使得他自覺到，對于有著強烈民族意識社會功用的新文學以及文學運動來說，文學淪為了“商品競賣”和“政治爭寵”的工具幾乎成了文學的滅頂之災。文學運動“既受商業與政治兩種勢力的分割與玷污”。文學已然越界。文學運動的發展和這些活動分子的活動既糾纏成一片，原來那點莊嚴性，那種優秀作品從各方面說明人生，來煽起這個民族自尊心或自信心的點崇高理想，那個誘惑讀者向深處追尋向遠處看的企圖，可完全被摧毀了。“代替它的是種功利計較和世故運用”。文學在擔當現代國家與現代人格的草塑的任務時，不期然地淪為商業與政治的工具或奴隸，這迫使沈從文重新思考文學的自律邊界，重新認識現代社會的分化規律。文學、商業、政治乃至自然科學等各領域的分化都是現代性的必然后果。文學的自律正是在現代社會的分化中建立起來的。沈從文一方面認同了新文學現代價值和意義空間的創造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學并小是一種純粹的藝術，文學有著廣闊的內容，它禮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有著廣泛的聯系；但另一方面，沈從文并不認同文學需要讓渡自身的邊界和規律去迎合來自文學之外商業意識形態與政治意識形態。一個純思想家，一個文學家，或一個政治家，實各有偉大莊嚴處。即照近代一般簡單口號，“一切與政治不可分”，然而，一切問題與政治關系，卻因分工分業，就必須重造。沈從文一方面看到了文學在重塑現代國家的承擔社會責任這一同質性和共時性層面，另一方而也對文學的獨特性有著清醒的自覺。新家的重造，必然是各種專門家的責任，“困民道德的重鑄”實需要文學作品處理，也唯有偉大文學作家，始克勝此偉大任務。沈從文對文學特別是小說在重塑現代人格的功用上極為自信。因為小說“即以人事為經緯，舉凡機智的說教，夢幻的抒情，一切有關人類向的抽象原則學說，無一不可以把它綜合到一個故事發展中”。這是小說的獨特魅力。新的作品之所以為經典，即從這種工作任務的重新認識，與工作態度明確，以及對于“習慣”的否定而定。從這個認識下產生的優秀作品，比普通公務員或宣傳家所能成就的事功，自然來得長久得多，也實得多。”沈從文在此認識到，義學的合法化和經典化可能都必須首先從文學自身而不足非文學因素那里獲得確認。文學承載的民族家的現實功用，和文學作為藝術的自律性，相互糾葛在沈從文的文論中。這也帶給我們啟示，那就是中同文學理論的現代性品格“丁具主義”和“審美主義”兩大類別的沖突并不如概念辨析那般涇渭分明，這是一個需要回到現代文學歷史的具體語境中才能獲得解答的理論問題。文學主體：理性介入與獨立人格現代性意味著個人從傳統的各種禁制中解放來，獲得空前的謀劃自己生活的自主性，個人的獨立、自由和權利，是現代性的旗幟。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性追求的是一種能夠真正確立主體性地位的存在方式，這就是主體的人在生活中能自己決定自己的行動，正如康德將啟蒙的口號喚作“勇敢地運用自己的理智”一樣，是一種自律精神，一種人之為人的主體精神，或者說是人的理性或個體的自我意識。換言之，“理性主體性”成為啟蒙精神的核心與基礎的概念。啟蒙理性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批判封建社會的最銳利武器，同時也是他們獲得現代認同的鮮明旗幟。理性構成了沈從文繼續“五四”這一未競事業的執著的話語力量。“理性抬了頭，方有對社會一切不良現象懷疑否認重新檢討的精神，以及改進或修正愿望。”理性是沈從文自我反思和觀照文學主體的重要圭臬。“作家存某種意義上是比較能夠用開明腦子在客觀上思索人生，研究人生，而且要提出一種意見表示人生應有些事與普通動物不同的，他有思索，他要表現。”在沈從文看來，一個作家若自覺為教育青年寫作，為民族未來寫作，就應當對真理十分看重。這樣，與其在作品上空作預言，有信仰即可走近天堂，取得其“信”，不如注入較多理性，指明社會上此可懷疑，彼可懷疑，養成其“疑”，來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則問題齊來，因搜求問題分析問題即接近真理。而“認識這種真理需要理性比熱情多，實現這種真理需要韌性比勇敢多。”沈從文強調，文學主體(知識分子)克服商業“物化”與政治工具化有賴于一種新的人生觀的建構。這種人生觀的基礎，“應當建筑在對生命能作有效的控制，戰勝自己被物態征服的弱點，從克制中取得一個完全獨立的人格以及創造表現的絕對自主性起始只承認為人類工作，不能為某一種策某一時工具這成就，在另外一時，將無疑依然會成為一時代的重要標志。”沈從文強烈要求作家們堅持個體自覺的獨立品格。“我們雖需要國家對于文學作用有更深刻的認識，同時還需要文學作家自己也能認識自己，尊重自已，不要把思想完全依賴在政治卜，不要把出路完全寄托在收入上。”沈從文文論現代性的原點均可以回到對文學主體的表述上。理性、介入性、批判意識、獨立品格成為沈從文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