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nóng)村研究論文-中國古代農(nóng)民的構成及其變化一、問題的提出及筆者的研究態(tài)度關于中國古代農(nóng)民構成的歷史，史學界一些流行觀點似乎有待商榷，而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研究，筆者感到的問題有：(1)農(nóng)民只是指或主要是指佃農(nóng)嗎?人們只要說到封建時代的農(nóng)民，便會意識到佃農(nóng)，因為人們認為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地主和農(nóng)民，與地主處于對立面的農(nóng)民當然是佃農(nóng)了，然而佃農(nóng)真能代表整個農(nóng)民，可以不顧及與佃農(nóng)并存的自耕農(nóng)嗎?事情正是這樣，一些研究者忽視了自耕農(nóng)的大量存在，農(nóng)民結構就難于認清了。(2)與第一個問題相聯(lián)系，自耕農(nóng)和佃農(nóng)在農(nóng)民構成中各占何種地位，誰是主體，有無變化?(3)古代的地主與農(nóng)民構成是什幺關系，是絕對地與農(nóng)民概念不兼容，不能在一定意義上被視為農(nóng)民嗎?(4)小土地所有制和小農(nóng)制經(jīng)濟如何成為封建經(jīng)濟基礎和專制基礎?一些研究者是這樣指出的，但是古代土地所有制的性質是聚訟多年而不決的問題，且不說土地國有和私有的問題，就以多數(shù)人認為的大上地所有制在土地制度中占主導地位來說，小土地所有制又何以能有那樣的作用呢?看來它同農(nóng)民構成及與國家的關系問題需要深入探討。農(nóng)民構成是研究農(nóng)民問題的基礎，設若連那些人是農(nóng)民都不清楚，恐怕難于對與此相關的社會基本矛盾、階級關系、等級關系、政府政策及其歸宿、政治斗爭及農(nóng)民運動、中國古代歷史特點等一系列重要歷史問題作出準確的說明，因此對農(nóng)民構成史值得下功夫作一番考查。關于古代農(nóng)民構成史，僅見幾篇專題或涉及較多的論文，有王毓銓：激寫作提綱1，劉毓璜：試論西漢時代的自耕農(nóng)經(jīng)濟2，束世澄：論漢宋間佃農(nóng)身份3，楊國宜：宋代農(nóng)民的政治地位和經(jīng)濟生活4以及筆者的關于中國封建時代自耕農(nóng)的若干考查5、清代自耕農(nóng)與地主對土地的占有6等?？梢哉f研究尚很缺乏，但相關問題討論很多，如土地所有制、農(nóng)民戰(zhàn)爭都曾經(jīng)是爭論的熱點，岐見多，這就使研討的問題復雜化，增大了難度。筆者對這題目范圍大、時間跨度長、研究岐議多的論題，雖頗有興趣，也有所接觸，拜讀了上述時賢的論文，還閱覽了侯外廬關于封建主義生產(chǎn)關系的一些普遍原理7等論著，從各種觀點中汲取可供加工的成份，但是研究還很不夠，這想把探討對象的時間定位在戰(zhàn)國至清代，更主要的只是想提出一些思路和初步意見，以便向方家請教。所說的思路，也可以說是方法，就是：注意農(nóng)業(yè)要素。農(nóng)業(yè)包含土地、勞力、投資和農(nóng)業(yè)知識四要素，這四個方面在研究中都要注意，不忽視一種，比如投資與農(nóng)民的構成就關系非淺。與土地所有制相聯(lián)系而認知。嬰認識勞動者如何與土地結合，也就是需要考查土地所有制與生產(chǎn)關系下的生產(chǎn)者成分。農(nóng)民與政權關系。筆者認為中國古代國家是土地最高層次的所有者，由此探索農(nóng)民結構和中國古代歷史的特點。運用社會結構理論。其理論要義是尋找結構要素之間的聯(lián)系和變化，據(jù)此考察農(nóng)民構成諸成分之間的關系及其變動，并探討農(nóng)村分化。二、多層級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與“農(nóng)民”概念學術界對于中國古代土地所有制的認識分歧太大，國有制、私有制、多種所有制并存諸說林立，也即認為古代社會同時存在著土地國有制、大土地占有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小土地所有制、殘余的村社所有制等8，歷史事實也正是如此。諸說各有道理，筆者都有所同意，不過也有不好理解的地方，覺得從總體上難以完全接受。筆者意思，也許用多層級土地所有制來概括會恰當一些。所謂多層級所有制是說國家、私人都有所有權，并有不同層級的權力區(qū)別，除了第一層級對官田之外，都沒有完整的所有權。層級區(qū)分和所有權涵義是這樣的：第一個層級，國家所有權，或說皇帝所有權，即封建王朝對土地的最高、最終支配權。這種權利不是像民間那樣表現(xiàn)在對土地的買賣上，而體現(xiàn)在王有土地觀念、國家土地政策及賦役制度等方面，具體說是：(甲)觀念形態(tài)上土地是天子所有，并為臣民所接受。詩經(jīng)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9，秦始皇所宣布的“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10；都表示土地為國君所有。唐人陸贄議論說：“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nóng)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1他譴責豪強兼并田畝的罪惡，山發(fā)點則是土地為王有，應由百姓共享皇恩，不能被兼并之徒霸占圖利。土地王者所有的觀念深入人心，直到明清時代人們還是這樣認識的。安徽王氏家訓告誡子孫按時完納錢糧：“剛有租、身有傭，民分應爾。所有編折銀兩，依限報納，米粒照征送完，庶免拖欠之罪”12。講百姓本分，應當承擔賦稅義務，根本原因就是土地為王者所有。洪秀全的先人說：“君恩重于親恩，諺云寧可終身無父，不可一日無君”13。人們能活著，包括土地在內的一切都是皇帝給的，當然把天王老子看得比親爹神圣。一切為皇帝所有的觀念，來源于天命觀。漢人貢禹說：“王者受命于天，為民父母”14，鮑宣對皇帝講：“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下牧養(yǎng)元元”15。說白了，天是人間最高主宰，國君是天子，是百姓的父毋，代天施恩，是天把土地、人民、政事交給他的，人們信天，就要尊奉天子，承認國君對：土地的最高所有權16。有政權就有土地的最高所有權，洪秀全的“天朝田畝制”，不就把轄區(qū)的土地看作他所代表的太平天國所有嗎!(乙)施行有關田地的種種制度，力求實現(xiàn)土地王者所有的理論。許多朝代都宣布：仁地制度，諸如授田、限田、限民名田、屯田、占田、均田、更民田制度等。如王莽新朝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17。不久，因百姓愁怨，又允許買賣”18。奴婢問題不是這要說的事項，單講土地，他把田地叫做“王田”，是土地為其所有觀念和權力的表述，所以他可以一會兒允許買賣，一會兒又不準出售，許不許買賣，這就是土地制度，就是國君有土地最高權力的表現(xiàn)。制度里的買賣權之外，還包含賜予或收回土地的權力，即將墾田賞賜給貴族和官員，封賞的土地有的是國有的，也有私人的，皇帝都有權使用。國有的，君主有權處置自不必說了；私有的，也有權，那是把私有的當作國有的一樣來處理。如金朝“拘刷良田”給女真人19，后來清朝的“圈地”“將民地圈給旗人，仍系民人輸租自種”20。圈地辦法是政府派遣官員，騎馬拿繩索將所經(jīng)過的地方加以丈量，就成為官地，分賜八旗將士，叫做“圈撥”；所圈之地有好有壞，八旗將士不要次地，又重新圈占好地，是為“圈換”；把被圈占田地的農(nóng)民強行遷移到口外、關外，叫做“撥補”。造就是明目張贍地剝奪腰民小塊土地，被圈占了耕田的農(nóng)民，“離其田園，別其墳墓”21?！皨D女流離，哭聲滿路”22?？梢娀实圩罡邔蛹壨恋厮袡嗟臍埍┬?。把民間的私田強行劃給猛安某克、八旗將士，金朝、清朝如出一轍，如果說這是少數(shù)民族政權初建時的殘暴情形，有點例外，那幺明朝皇帝的以民田建設皇莊、勛貴莊田就不足為奇了。明史食貨志在敘述皇莊和勛貴莊田時說，“諸王、外戚求請及奪民田者無算”，“蓋中葉以后，莊田侵奪民業(yè)，與國相終云”23。明憲宗時建宮中莊田，原來只有三十五頃地畝，后來“占過民地四十頃”，擴展到七十五頃24。就類事實說明王權對土地的最高權力。(丙)強占私田為官田。政府將百姓、官僚的私田，通過諸種手段占為官田。手法之一是“刮田”，即政府以清查官田、荒地為名，把私剛搜刮為官田，如金朝大定間刮地，見到“皇后莊”、“太子務”的名稱，就認定那個地方是官地，百姓有土地憑證，也無效應25。所謂“牧地荒地”，“其實多民地耳”。或者對無田契的農(nóng)民進行剝奪，如北宋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輾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26。本是私田，只因失去田契，被抑勒為官佃，喪失了自己的田地。二是廉價強買，實際同于強奪。如南宋賈似道的“買公田”，“浙西田畝有直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敷稍多，予銀絹；又多，予度牒、告身”27。僅給原值的幾十分之一，有時還拿廢紙告身來頂替，政府認為這種強占有理，因為田地最高所有權是她所有。三是因奸民投獻，而以民田為官田。元人吳某某偽稱有宋高宗吳皇后遺留的湯沐邑，獻給國家，其實“皆編戶恒產(chǎn)，連數(shù)十萬戶，戶有田皆當奪入官”28。牽連到幾十萬戶之眾，朝廷并不顧恤，不就是皇帝有最高所有權嗎。(丁)實行墾荒和禁止拋荒政策。國君在特定的情形下，允許農(nóng)民開墾國有地和荒田、無主地、有主而拋荒地，一定時間后就成為他們的私產(chǎn)。不少王朝實行過墾荒政策，而以明朝初年規(guī)模最大，影響的農(nóng)民最多。僅據(jù)明史食貨志的記録就有以下數(shù)起：洪武朝遷徙太湖區(qū)的蘇、松、嘉、湖、杭五府的“無田者四千余戶，往耕臨濠，給牛、種、車、糧，以資遣之，三年不征其稅”。徐達遷移北平山后百姓三萬五千八百余戶，散處諸府衛(wèi)，其中一部分人收入軍籍，而屬于民籍的則給田地。又徙江南民十四萬于風陽。對晉東南的澤、潞等州農(nóng)民多次進行遷徙，始則遷于河北，“后屢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東、河南”，“又徙登、萊、青民于東昌、兗州”。到了永樂朝，將“太原、平陽、澤、路、遼、沁、汾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29。移民小也有有田人被發(fā)遣的，但多數(shù)人是少地無地農(nóng)民，被政府有組織地遷徙，領受耕地，以至牛種，從事耕作，數(shù)年后納糧當差，耕地也歸個人所有。墾荒政策的實行，除官田外，把荒舊乃至有主荒地也進行分配，實質上將一部分農(nóng)民私田用政府的力量轉化為另一部分農(nóng)民的私田，表明國家對私有地擁有支配權。與墾荒政策相輔相成的是不許拋荒，農(nóng)民的田地若不耕種，要照常納糧當差，嚴重的還要治罪。(戊)民人依身份所有的土地不得與其身份相分離，如明代將民人區(qū)分為民籍、軍籍、灶籍，他們所擁有的田地分別是民田、軍田、灶田，這些田有定額，不得短少，軍田不能賣為民田，反之民田也不許賣為軍田。(己)向田地所有者征發(fā)賦役。政府的征收賦稅和徭役，人們的印象是賦稅出自墾田，徭役源于戶口人丁，這種理解原沒有錯，但是這兩項基本上都出自于田地，誠如宋人張方平所說：“以兩稅輸谷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謂取于田者也”30。因田地而有賦和役，徭役也因田地而來。無田者佃耕，也有役，到清朝實行攤丁人畝制度，力役完全攤人田畝，徭役全部由有田者負擔，因此，徭役從總體上說也是出于田地。徭役在很長時間里大大重于賦稅，役表示服役者對政府的人身依附關系，役重則表示依附關系嚴重。政府征收賦稅的依據(jù)，除了她的管理機構的性質之外，能對土地所有者有那幺大的控制權，還在于她擁有土地的最高層所有權。第二層級，貴族官僚對官田的占有權。官田為國家所有，來源與名目很多，如明代官田，開始是接受的“宋、元時人官田地”，后來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皇莊，牧馬草場，城壖苜蓿地，牲地，園陵墳地，公占隙地，諸王、公主、勛戚、大臣、內監(jiān)、寺觀賜乞莊田，百官職田，邊臣養(yǎng)廉田，軍、民、商屯田”等31。明代這些官田的來源和名稱，表明了官田的用途，它主要封賞貴族做食邑(湯沐邑、勛貴莊田、王莊)，賞給百官做職田，分給軍隊作屯田。不僅明代多官田，歷代如此。如曹魏將赤眉軍的土地收為官田，實行屯田制32。又如唐朝給品官職分田，自十二頃至一頃半不等33。貴族官僚對所得的官田，擁有支配權、使用權、出租權，收取莊田上的收獲物，他們沒有買賣權?；实劭梢詫⑦@些土地收回，但是有時偶爾有賞賜所有權的，如北魏世宗將以前諸帝所賜的官田，允許受賜人隨意買賣”34。官田的軍屯和民佃，都要按本分應軍役或納租，受田人獲得土地的使用權，且必須親自耕作，不得轉佃，沒有支配權和所有權。只有在年久的情形下，政府開恩，將民佃之田歸承佃人。總之，領受官田的貴族官僚，對這種土地擁有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但基本上沒有所有權，而皇帝將土地賞賜出去之后，就失去了對它的支配權，仍有所有權，可以回收，不過不能任意使用這一權力。從授受兩方面來說，土地所有權都不完整了。第三層級，私人業(yè)主所有權。私人業(yè)主包含不同身份的人，有貴族、官員、平民、半賤民乃至奴隸。前述貴族官僚有國君的賜田、職田等官田，他們還有私田，是通過買賣(或含有攘奪成分)、接受投獻等形式獲得的。賤民、奴隸有田產(chǎn)，當然是極少數(shù)，是那些貴族官僚的大管家，即所謂豪奴，或者是不是屬于某個特定的人的賤民層中的個別富人，擁有田業(yè)。平民中除了屬于民籍的人，還有少數(shù)商人、手工業(yè)者。私人業(yè)主的所有權體現(xiàn)在土地的買賣權、轉讓權、租賃權、使用權、典當權諸方面，但是這些權力并不完整，受到國家多方面的干擾，如不得賣給法定圈外的人，不許不耕作，政府可以強制收買等。南北朝時期發(fā)生一個有趣的故事：南朝梁高祖建造大愛敬寺，在寺旁有中書令王騫的良田八十余頃，這田原來是王騫先人、東晉丞相王導的賜田，這時早已是私田，梁高祖派人宣旨，要把它買了舍施給大愛敬寺，王騫不情愿，回書寫道：“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被卮鸬煤苡酗L趣，又帶出挖苦的味道，所以梁高祖很是惱火，下令按市價估值，強迫買下，送給寺院，還懲罰王騫，把他外放為吳興太守35。由此可知，私有的土地并沒有任意支配權，這種私有權是古代意義上的，極不完善的，君主有最終的支配權。第四層級，典當業(yè)主的部分所有權。典當是產(chǎn)業(yè)轉移過程中的過渡形態(tài)，原業(yè)主出讓土地的使用權和實際上的部分所有權，承典者取得使用權和到時不贖的優(yōu)先購買權，出租權，以及對土地的轉當權，實際擁有部分土地所有權。典當是將土地所有權分割為業(yè)主和典主共同所有，但就私田意義上的所有權術講，雙力都是不完整的，不過出現(xiàn)了典主的所有權，使得土地所有制的分層上多了一個層級。土地典當現(xiàn)象出現(xiàn)得很早，在均田制下的非法貿(mào)賣，就有“典貼”的事36。宋代“典賣逃產(chǎn)田土”的事情不斷發(fā)生，引起官方的注意37。明清時期土地典當成為常見的事實。第五層級，“一田二主”的押租制下的佃農(nóng)的永佃權和轉讓權，一定程度地分割土地所有權。明清時代出現(xiàn)押租制，即佃戶要向田主交納押金，才能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