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研究論文-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的百年回顧根據現代化經典理論，現代化意味著工業化和城市化，意味著城市和鄉村的中心邊緣、支配被支配的關系。在現代化進程中，傳統的鄉村將面臨嚴峻的挑戰：生存還是毀滅，衰敗或是復興，遺棄抑或重建任何走向現代化的國家都必然面臨并必須解決這一“哈姆雷特”式的難題。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正是在現代化背景下提出來的一個社會改造和發展問題。在古代，社會是鄉土社會，農業是主要產業，民眾主要是農民，以農耕文明為特質的均質性社會按照自身的邏輯演繹和發展。因此，在古代，農村、農業和農民并沒有構成社會和政治問題。只是隨著以工業文明為載體的工業、城市和工人等現代文明因素的出現，與傳統農業文明密切相關的農村和農民便構成了社會和政治問題。特別是對于中國而言，由于其現代化進程是在西方工業文明的沖擊下啟動的，在此情景中，作為傳統因子的農村和農民問題便格外突出。自本世紀以來，在西方工業文明裹挾的大量現代因子的沖擊下，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日益凸顯，成為知識界和政府十分關注并致力于解決的重大問題。由此，本世紀關于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研究便具有了明顯的“問題導向”的特性。20世紀上半期：農村的衰敗與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自19世紀60年代晚清啟動現代化進程以來，作為現代化“棄兒”的農村和農民一直在衰敗和危機中掙扎。到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國民黨統治時期不僅沒能遏制農村衰敗、克服農村危機，反而全面激化了自晚清以來鄉村社會中所凸現出的全部矛盾，釀成20世紀上半期農村空前的社會與政治大動蕩。日益嚴重的農村與農民問題，引起了當時的知識界和政府的廣泛關注，試圖尋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紀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在這次研究高潮中，國內實際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研究路徑：一種是出于救國救民的政治需要而研究農村和農民問題，其中以毛澤東和梁漱溟為代表；另一種是從學術上研究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并為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提供了思路，其中以費孝通為代表。1.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道路”。由于現代化造成農業和農村的衰敗，引起一批知識分子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梁漱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為“中國最后一個儒家”，梁漱溟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浸染，深厚的傳統文化背景使梁漱溟洞識到，西化道路不可能解決中國的農村和農民問題。自19世紀后期的自強運動以來，中國經歷了一次次社會變革，領導變革的知識分子都認為通過學習西方可以使中國富強。但是，這些運動都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反而造成無序和混亂，是農民群眾而不是知識精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財富和機會集中于城市，農村一步步遭受劫掠，特別是以都市文明為載體的西方文化破壞了傳統的風俗習慣和道德規范這一中華文明賴以存在的基礎。以西化為目標的現代化給農村造成苦難這一事實證明，一味仿效西方都市化、工業化文明無濟于事，中國只能復興“以農立國”的中華文明，知識精英只有轉向受西方文明浸染較少且受西方苦難最多的鄉村，才能找到中國的出路。他認為：民族自覺的頭一步，便是覺悟到鄉村，從這一步，就可以覺悟到一切，覺悟到我們原來的社會構造的特殊，覺悟到我們自有我們的前途。所以，鄉村建設是中華文明復興的起點和基礎。梁漱溟之所以提出“鄉村建設”，而不贊成共產黨的農民革命，是基于其對中國國情的獨特理解。他從文化本位出發，認為中國社會是以人倫關系為本位，只有職業之別，而沒有階級之分，因此只有建設之任務而沒有革命之對象。中國的問題雖然包含政治經濟問題，但實則是近代西方文明沖擊造成的文化失調問題，其出路是改良文化而不是制度革命，解決鄉村問題進而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出路是通過鄉村建設復興中華文明。鄉村建設的基本任務就是依靠鄉村自治，創造一種以理性和倫理為基礎的新團體組織，由此推動經濟、政治與社會的全面進步。為此，在國民黨地方派的支持下，他及其同事身體力行，先是舉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培養有志于鄉村建設的知識精英，后又直接到山東省鄒平從事社會實驗?？梢哉f，鄉村建設運動帶有強烈的精英主義傾向，是以知識精英為主體的文化改良運動。梁漱溟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認識和實踐有獨到性，但是其局限性也十分明顯。其獨到性在于：一是不同意西方道路的普適性，而強調中國的特殊性。梁漱溟獨具慧眼地看到了以城市化、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西方現代化道路的兩大弊端，即物欲橫流和鄉村遺棄，認為中國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力圖以文化重建復興鄉村，進而改良中國；二是強調知識精英必須到農村去，主張知識精英與農民結合。其局限性在于：一是過分強調中國特殊性，從而否定現代工業文明的普適性，這必然妨礙他正確認識、分析中國和鄉村的根本問題；二是文化本位的分析方法忽視了農民貧困化的根源；三是將鄉村居民等同于農民，無法改變農村固有的社會階級關系，無法激起下層農民的熱情和向往。梁曾為之嘆息：“工作了九年的結果是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梁漱溟希望造就鄉村領導精英推動鄉村建設運動終于流于空想。2.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的探索。作為“農民的兒子”，毛澤東對現代化啟動后農村的衰敗和農民的苦難有著更為真切的感受。從青年時代起，他就致力于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使他的探索獲得了正確的理論指導。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分析方法，毛澤東將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根源歸之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剝削壓迫。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即不合理的地權關系。因此，只有充分動員廣大貧苦農民改變舊的統治秩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在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認識上，毛澤東形成了一些不同于馬克思等人的獨到思想。其一，在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大批破產農民被轉化為城市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是人數最多、受壓迫最深的階級，因而，工人階級是改造舊社會，重建新制度的階級力量。而在中國，現代化是在外部力量侵入下啟動的，傳統社會的主要社會成員農民作為一個階級被完整地保留下來，而且所受苦難最深重，“由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化以至大批地破產，他們過著饑寒交迫的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1（p631）。只有解決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問題，制度革命才能成功，從而為現代化重建制度基礎。其二，在西方經典現代化理論看來，農民不過是現代化進程的“歷史棄兒”。即使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農民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也估計不足，恩格斯認為：“我們的小農，正如任何過了時的生產方式的殘余一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p487）在中共創立初期，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也認為只有城市工人階級才是革命的動力。陳獨秀等人更是以城市知識精英自居，輕視和忽視農民的歷史主動性。而毛澤東通過實際調查，對農民的歷史主動性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并將對待農民運動的態度作為檢驗是否是革命者的標志。毛澤東在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認為，正是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皼]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3（p21）。之后，毛澤東又多次強調農民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國共產黨的武裝斗爭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戰爭；知識分子只有與工農結合，才能成為革命隊伍的一員。由此將被視為消極存在的農民階級提升到革命主體的地位。其三，西方現代化理論將人口、資本、知識、技術集中的城市作為社會歷史變革的中心，分散的鄉村則處于邊緣地位。以西方國家經驗為基礎形成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認為，革命的中心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集中居住的城市。而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的城市主要是政治統治的堡壘和消費中心，中國的經濟主要是農業經濟，農村是消費品的主要生產地。為此他提出，要以農村為革命根據地，在農村造就革命力量，以取得革命的成功。其四，由于農民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農民是革命的動力，農村成為革命根據地，因此必須正確認識和解決土地問題。毛澤東認為，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即不合理的地權關系。只有實行“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權，才能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解放農村生產力。解決土地問題的實質是滿足農民對土地的渴求，實現其物質利益。這正是農民作為歷史變革動力的持久源泉。顯然，它與簡單地消滅私有和遏制個人利益追求的思想和做法有顯著的差別。這反映了毛澤東對農民的深刻了解和認識。在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認識上，毛澤東既注意到現代工業文明的普適性，又能從中國特殊國情出發，因此他創造性地探索出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并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為探索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的出路，毛澤東十分重視實地調查，如20年代對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30年代江西的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40年代主持的陜西省農村調查等等。這些調查不僅為制定農村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據，而且在調查方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貢獻。與此同時，一些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運用經濟分析方法對中國農村問題進行了研究，并批判了梁漱溟等人的觀點。主要代表人有陳翰笙、薛暮橋、千家駒、孫治方等人，他們的文章主要發表在中國農村雜志上，因此又被稱為“中國農村派”。他們認為梁漱溟等人看到了農村問題，但沒有找到問題的根源，因此不可能有醫治問題的良方。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入實際從事社會調查，正確認識到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提出了有效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正確思想，從而產生了20世紀上半期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的最輝煌成果，構成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3.以費孝通為代表的學院派的研究。本世紀上半期，一些學者從學術上研究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并為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提供了思路。這一研究由于屬于純學術研究，因此被稱為學院派。19261927年間，李景漢就曾指導燕京大學的學生對京郊掛甲屯等四村160戶家庭進行調查，并于1929年出版了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一書。1933年李景漢又根據自己以及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調查部的同仁進行的定縣調查出版了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當然，在這些人中，最典型的是費孝通，其主要著作是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1936年出國留學前，費孝通在家鄉江蘇吳江開弦弓村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細致調查。此后，在其導師人類學功能派大師馬林諾夫斯基的指導下，寫出了題為中國農民的生活長江流域農村生活的實地調查的博士論文。這本譯成中文后改稱江村經濟的著作不僅從社會學角度深入細致地描述了中國一個村莊的農民生活，而且提出了一個創造性的觀點：以恢復中國農村企業，增加農民收入來解決中國的農村和土地問題。開弦弓村是一個農業加手工業的典型社區。費孝通通過調查注意到農村中農業、家庭副業和鄉村工業的關系。在他看來，傳統中國農村經濟具有工農相輔的內涵，農業和手工業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時間?，F代化不是憑空而來的，要在傳統的底子上建設。中國農村的發展必須注意到傳統力量與新的動力具有同等重要性，這兩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產物不會是西方世界的復制品或者傳統的復歸，其結果如何，將取決于人民如何去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這意味著中國的鄉土重建既不能復制西方，也不能復歸傳統，而應在傳統力量和新的動力相互作用下依靠民眾去解決。通過一個村的深入調查和研究，費孝通準確地把握住農村的基本問題，認為“中國農村的真正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4（p200）。從這一意義上，費孝通贊成中國共產黨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決土地問題的主張。但他認為，僅僅實行土地改革、平均地權并不能真正解決中國農村問題，最終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不在于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恢復農村企業是最根本的措施”4（p202），即走鄉村工業化之路。這種農村企業就是深藏于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生產方式中的“草根工業”。回國后，費孝通與張子毅等人一起，調查了昆明滇池附近的祿村、玉村和易村，并先后寫出了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和鄉土重建等以農村社會學為主題的理論著作。在鄉土中國中，費孝通深入解讀了中國傳統社會，認為中國是鄉土性社會，鄉土社會的核心是“土”，人和土地的關系構成中國的特殊性。他總的思想是，以工業重建鄉土，進而解放農民，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并最終解決中國問題。改革開放后的實踐證明，其思想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國外力量的介入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現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本世紀上半期，一些外國人也開始涉足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這種研究也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學術性研究。這主要是當時一些在大學任教的西方學者運用西方社會學理論對中國鄉村進行的學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19201925年，金陵大學農科教授卜凱對中國7省17縣2866個農場進行了為期五年的詳細調查。1933年他出版了中國農家經濟一書。他通過調查發現，中國的貧困在于農場面積的零細，生產力的薄弱，總根源是人口過剩，人口過密。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是實行人口節制。1925年上海滬江大學的美國學者庫爾普（DanielKulp）帶領攻讀社會學的學生對廣州潮州鳳凰村的家族進行了調查，并撰寫了南部中國的鄉村生活：家族主義的社會學。另一類研究是為本國制定政策提供依據。從研究角度看，較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的費正清。費正清是個“中國通”，在中國居住過很長時間。在美國與中國這部書中，他將中國視為兩個不同的社會，一個是都市，一個是鄉村。在中國鄉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中，鄉紳扮演著重要角色，是國家與農民的中間人，是鄉村社會的實際統治者。其研究成果對美國政府從主要扶持中國中央政府轉而關注地方實力派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早在1907年日本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