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研究論文-新農村建設的展開路徑“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很多已經進城的人或許都曾經動情的唱過這首老歌。如今，田野在縮小，更多人夢想的家鄉已經不再是希望的田野，而是霓虹閃爍的城市。但不可忽視的現實是，農村依然是大多數中國人無法拋棄的家鄉。從每年的春運也可以大致看出田野作為家鄉的重要地位。但如何讓田野再次成為希望的家鄉呢？城市話語中的農村以此作為思維的起點，就能更完整地看到新農村建設的圖景。當以城市人的口吻提出的“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觀念被普遍認可的時候，農村反而容易被當成一個臨時的居住地，一個大城市“攤大餅”運動完成前的一個容留所，而不是一個讓人安土重遷的家鄉。按照城市話語的邏輯，轉移農村人到城里來工作是解決農村問題的唯一出路。在這個假設前提下，各種各樣的城市化和工業化主張及爭議不絕于耳。但這種偏執于一端的單線思路既存在邏輯漏洞，也正在遭受各種現實的挑戰。從常識來說，完成分布廣泛的數億農村人口的城市化，絕非一兩代人可以實現的目標。既然如此，那么居住在農村的人在完成轉移之前是不是就必須要忍受落后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環境與城市差距太大的情況下，大多數賺了一點錢，但還不足以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人，或許只能選擇不顧一切涌向城市，進一步抬高城市的生活成本和降低城里的工資水平。并且經濟增長不可避免存在周期性，工業化進程對農村勞動力的消化能力也必須遵守邊際遞減的規律。在改革26年之后，目前水平的城市們為農村勞動力留下的空間已經不會很大。“民工荒”或許只是工資漲幅低于通貨膨脹時，就業市場一個供給不足的假象而已。這種勞動力轉移的巨大壓力，也可以從當前的貿易狀況中體現出來。初級產品和粗加工產品出口所累積出來的巨大貿易額的背后，就是多年來不斷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大軍。在轉移壓力不斷加大的前提下，對貿易和投資的依賴性難以減低，所謂的產業升級和增長方式轉變也就難以實現了。回到農村看農村沒有人會反對城市化的合理性，但是并不能由此否定農村將長期作為很多人的家鄉的現實。忽略這一點，或許就失去了破解上述農村難題的良機。“我們現在農村人口還占58.2%，即使到2030年，達到人均3000美元的收入，我估計也至少還有30%的中國人將留在農村。”北京大學的林毅夫教授說。作為一個對中國農村發展問題有著系統研究的經濟學家，他一直是新農村運動的堅定倡導者。在其以比較優勢理論為中心的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倡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與關于加強農村基礎建設，實現農村自來水化、電氣化和道路網化的新農村運動主張一直并行不悖。“如果五六億人沒有現代化的生活，我們就不能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林毅夫說。概括起來，新農村運動倡導者的主張就是通過政府投資建設農村的基礎生活設施，在改善農村生活環境的同時，擴大農村的有效消費需求，并在建設過程中解決部分農村勞動力就業。除了可以改善農村的生活環境，縮小與城市的差距之外，倡導者們還總結出這一策略的兩大特征。一是從投資來看，城市里的基礎建設投資基本上都是資本密集型的，而農村里面的投資是勞作力密集型的。在農村進行基礎建設投資時，都是用的當地的工人，當地的材料，因此投資能轉化成農民的收入。二是基礎設施的改善能拉動農村消費需求的快速增長。“買得起馬買不起鞍。”林毅夫教授在形容基礎設施落后對農村消費的抑制時說。他在1998年時便提出了存量需求的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存量需求是指有需求的愿望，而且有支付的能力，但是由于體制性或者是政策性的原因而無法實現的需求。針對當時通貨緊縮的狀況，他認為有四塊存量需求是：FDI、民營企業的投資、城市白領的消費需求以及農村的消費需求。其中農村的存量需求是最大的一塊。據悉，到2004年底，我國70.8%的人以農為生，58.2%的人還是居住在農村。他認為，限制農村消費的，除了眾所周知的收入水平低外，必要的公共基礎設施嚴重不足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以至于農民有了錢就只能蓋房，而不是用來消費洗衣機等電器。據統計，由于實施村村通電視、電網改造和同網同價等措施，農村的電器消費量已經迅猛增加。1998年在農村每百戶居民彩電、冰箱、洗衣機等三大件的擁有量分別為32.6、9.3、22.8臺；而到2004年，數字依次變為了75.1、17.8和37.3臺。林毅夫認為，這兩組數字一方面證明了存量需求理論的合理性，同時也表明農村的消費需求還有巨大的潛力可挖。通往新農村的荊棘新農村運動主張貢獻或許就在于把解決農村問題的視野從城市一極拉回到了全國一盤棋的整體局面中來，讓農村既可以恢復作為眾多人家鄉的詩意面目，也可以讓其成為釋放產能的必要空間，從而推進經濟發展進程，為自身的城市化助力。這個產生于本輪經濟周期初始時期的主張，在新一次過剩或將來臨、勞動力轉移形勢更加復雜之時，的確有重新提起的必要。不過，在1998年時困擾這一主張的那些客觀因素似乎也還存在著。比如，農村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財政支持究竟應該來自中央還是地方，雙方各自應承擔的比例是多少？在現有的管理體制下，如何保證相關財政投入的有效使用？在部分地區基本生產設施建設尚且欠缺資金的情況下，展開新農村運動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在農村醫療衛生以及教育投資的需求面前，農村公共基礎生活設施建設的意義又有多大？當然，不可能希望一個理論就能解答所有的疑難。只是需要指出的是，這個主張總是在城市生產過剩時顯示出其獨特的魅力，創造需求在那時總是無比誘人的一個字眼。學者們即便一貫堅持這一主張，但只有在尋找內需的壓力很大時，這種主張才會獲得足夠的關注。無疑，此時的農村，依然是作為城市的附庸而存在的，無論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