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論文-職業自我效能感測量研究述評【摘要】當前，有關職業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與職業內容有關的自我效能研究；二是與職業行為過程有關的自我效能研究。文章僅從測量的角度出發，回顧國內外研究的進展，展望其發展趨勢，以求能為相關研究中職業自我效能感測量工具的編制和選用提供參考。【關鍵詞】自我效能感；職業自我效能感；職業展望20世紀80年代，隨著自我效能與社會認知職業理論的興起，職業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在國外開始蓬勃發展。縱觀職業自我效能感的相關研究，對它的測量始終處于最基礎也最為舉足輕重的地位。1981年，Hackett和Betz首先運用自我效能理論來研究職業領域中的問題，設計出了第一個職業自我效能量表，使得自我效能理論擴展到職業領域，出現了職業自我效能的概念。進入21世紀后，國內學者也開始涉足此領域，編制和修訂了各種測量職業自我效能感的量表，并普遍的將職業自我效能感理解為個體對自己能否勝任和職業相關的任務或活動所具有的信念，具體來說包括與職業內容有關的自我效能以及與職業行為過程有關的自我效能。一、與職業內容有關的自我效能感測量研究傳統的職業自我效能研究著眼于職業所規定的具體內容，從一般意義上的職業到各種具體行業，其關注的是個體對自身完成這些具體內容（如職業所需要的教育、所規定的工作職責或任務）能力的信念。（一）一般職業自我效能感的測量在研究大學生職業心理時，常常會遇到性別差異現象，即女大學生在非傳統女性職業領域所占比例相對男大學生較低。為了解釋這一現象，Hackett和Betz（1981）設計出了“職業自我效能量表”，他們假設這種不足是由于她們在這些領域中的低自我效能所致。該量表根據女性在各種職業中所占百分比，選擇了l0個傳統女性職業和10個非傳統女性職業，共20個項目。對每種職業而言，被試都要表明他們成功地完成兩種任務的信心：教育要求和工作職責，并以此構成了兩個分量表。該量表在信、效度方面均達到了較高標準1，目前已被翻譯或修訂成各種語言，在各不同種族和人群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國內學者姜飛月，郭本禹（2004）對該量表進行了修訂。他們重新選擇了適合中國文化背景的l0個傳統女性職業和10個傳統男性職業，并對記分方式做了少許調整，使量表更加量化便捷。（二）任務具體化與具體職業的自我效能感測量事實上，在自我效能的研究領域一直都存在著“一般與領域之爭”。研究者們提出一般自我效能的概念，用于表示個體應對廣泛的任務要求或新情景時的一般能力信心。但以班杜拉為首的領域自我效能倡導者們堅持認為，自我效能感與自我概念、自尊等概念最大的區別就在于自我效能是具有針對性即相對于特定的領域而言的。由于不同活動領域之間的差異，人們所需要的能力、技能也存在差別，因此自我效能感總是和特定領域或任務相聯系的。1996年Betz和Borgen以霍蘭德六種職業興趣為基礎編制出“技能信心量表”（SCI），旨在測量與不同職業興趣類型相聯系的活動或任務的自我效能感。湯梅于2001年修訂了SCI。2005年王禎等又運用此量表進行了調查，因素分析的結果驗證了量表所包括的“管理型”、“研究型”、“藝術型”、“現實型”、“常規型”、“社會型”職業自我效能六因子結構。在任務具體化的職業自我效能測量領域，研究者們還單獨針對專門的職業技能進行了分析。其中研究最多的是有關計算機使用、寫作和人際關系的效能感測評，常使用的量表有McCarthy等（1985）的“寫作自我效能感診斷工具”、Durndell等（2000）編訂的“CSE調查表”及趙永禮（2007）的CSE修訂版。與此同時，測量各種具體職業的自我效能工具也層出不窮。其中，以教師的職業自我效能測量研究最為深入。此種測量主要有兩種趨勢2，分別以羅特的控制點概念和班杜拉的社會認知理論為基礎。前者把教師效能感看成是教師認為他們能夠控制其活動的程度，并在此基礎上設計了一個只有兩個項目的測驗；而后者則從班杜拉的效能和結果預期兩個概念出發理解教師職業自我效能，1984年Gibson和Dembo提出了一個包含30個情景項目兩個因素的“教師效能感量表”(TES)，并成為當時被廣為接受的教師效能感測量工具之一。隨后，Hoy和Woolfork（1993）編制了“教師效能感量表”、Riggs和Enochs（1990）開發了“理科教學效能感信念工具”（STEBI）、Schmitz等（1997）人也設計了“教師自我效能感量表”。當前，教師的職業自我效能感研究已有走向整合的趨勢，集體效能感量表也開始出現。R.D.Goddard，W.K.Hoy和W.A.Hoy（2000，2002）編制的教師集體效能量表與劉紅云等（2004）以我國小學教師為被試修訂的教師集體效能量表都表明教師的集體效能感具有單一的因素結構。除此之外，國內研究者們對企業員工、管理者、推銷員、運動員、公務員、導游、飛行員等職業的自我效能測量也在逐漸展開中。二、與職業行為過程有關的自我效能感測量研究職業自我效能感測量關注的另一方面即是與職業行為過程有關的自我效能感，它是指個體對自身完成有關職業行為過程，實現行為目標能力的信念。（一）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的測量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的研究起源于職業決策理論，而其概念的提出則直接受職業決策困難研究的影響。Betz和Hackett繼合編了一般職業自我效能量表后，就把目光轉移到了職業決策困難者身上，試圖再一次驗證運用自我效能理論來理解和解決職業決策困難的有效性。在此之前，Osipow（1976）與Holland（1977）的研究都曾表明缺乏信心可能導致職業決策困難。受此兩項研究結果影響，借鑒Crites（1978）職業成熟度理論模型中職業選擇能力部分的結構（5個因素：自我評價、收集職業信息、挑選目標、制訂未來的規劃、問題解決），Betz又與Taylor（1983）合作設計出“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CDMSE)，用于測量個人需要成功作出職業決策時的信念程度。1996年，Betz等人又對此量表進行了修訂，把原來的50個項目縮減到了25個項目。修訂后的量表被稱為“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簡縮版”（CDMSE-SF），在簡潔的同時，它更為高效實用，也具有了更加令人滿意的信、效度。目前，CDMSE系列量表已成為了迄今為止應用最為廣泛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測量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把眾多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上，使之成為了職業自我效能與職業決策研究領域中的一個焦點，打破了傳統意義上人們認為興趣是影響職業選擇與決策最主要因素的觀點。同時，它的出現也極大的促進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的測量研究，其中更不乏國內學者嘗試編制的一些本土化量表。鄭日昌，張杉杉（2002）以國內兩所理工院校大學生為被試，編制了“中國大學生擇業效能感問卷”（CDMSEC）。該問卷共26個項目，包括獲取職業信息與技能、學績、個性自我了解和社會支持效能感4個因素。另外，胡艷紅（2003）、章小波（2005）、林志紅，朱鋒（2007）也就中國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結構和現狀作了探討，他們設計的量表大致涵蓋了自我概念、自我評估與評價、社會支持、職業信息與資料收集、學績、目標選擇與設定、職業規劃、問題解決和求職技巧等方面。綜合來看，各種測量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的工具雖不盡相同，但大部分研究均把其理解為“決策者對自己將要完成的職業決策任務所需各項能力的主觀評價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信念或信心”。此外，在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結構上，似乎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了職業成熟度理論的影響，各量表幾乎都涉及了自我概念與評價、收集職業信息、目標設置3個方面。相比之下，國內的測量工具還更加強調個體在學業和社會支持兩方面的信心。（二）職業尋找自我效能與職業調整自我效能感的測量相對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而言，職業尋找與調整自我效能感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其測量工具也較單一。職業尋找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主要是Solberg等人在進行，目前國內還未見相關資料。“職業尋找自我效能量表”(CSES)由其在1994年編制，至今已經在諸多研究中得到應用。它主要用于測量個體完成尋找工作所需要的各種任務的能力信心，該量表由35個項目構成，經因素分析顯示其理論結構由工作尋找、面試、參與工作聯系與人際關系探索效能四個維度構成。目前，隨著高校的不斷擴招，我國正處于“人才飽和”狀態，大多數行業供大于求，就業形式已當嚴峻，“找工作難”問題已成為高校畢業生們不能回避的現實。在這樣的形式下，此量表的開發和運用對于研究大學生職業尋找的心理，指導大學生合理就業是有相當有幫助的。另外，也有學者在研究中曾提及職業調整自我效能的概念，但專門對其的測量研究尚屬空白，還需要研究者們更多的關注。三、不足與展望就測量工具的編制程序而言，對測量原則的履行程度尚且不夠。自我效能的測量應是對信心的評估，而不是對能力的測量。然而，有研究根據被試對各種職業的能力匹配感和成功難易度來衡量職業自我效能，有研究用一些有關職業的陳述與被試自認為的符合程度來表示職業自我效能。顯然，這些都與“信心”相距甚遠。此外，很少有研究考慮到題項的難度因素，這就使問卷的區分度受到了質疑。更為重要的是，自我效能的提出本身是為了解釋不同個體在面臨相同任務時的行為表現差異，如果任務是毫無難度每人都能勝任的，那自我效能的測量也變得毫無意義了。就測量形式而言，方法相對單一，有效性欠佳。目前職業自我效能的測量，主要是讓被試對一些有關職業的陳述作出信心等級評定。這種問卷調查是具有一定的弊病的。除去社會贊許性效應，被試固有的反應傾向、對自己的了解程度、受他人評價左右的程度等都影響著被試信心的真實體現，不得不讓人懷疑測量的結果到底是被試的個性特征還是真實的信心程度。就問卷的適用性而言，除少數量表如CDMSE外，成熟度都不夠高，且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信、效度上的問題。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