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論文-農村政治學研究方法諸問題對岳村政治的學術反思商務印書館推出的于建嶸先生所著的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下稱岳村政治），引起了學界的重視，該書有許多精彩的論斷，好評如潮。兩年前我曾仔細讀過一遍之后，萌生了寫篇書評的念頭。但想到今日學術界書評的庸俗化，語言的格式化，總覺得不應眾口皆碑。為了進行客觀的評述，我擬寫一篇純學理性的分析，就岳村政治一書進行學術反思，一方面，梳理這十幾年來關于農村政治學研究的學術脈絡，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對農村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創新進行思考，以期對該領域的學術有所推動。1.一、問題導向與實證方法：開風氣之先岳村政治的作者在書的一開頭就談到了以往的農村研究“尚缺乏系統性，沒有將鄉村政治作為一個專門的領域進行研究，沒有將中國鄉村政治學作為一規范性學科來進行建設。”，因此，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本研究試圖通過對近一百年來中國鄉村政治的發展狀況和特征的描述，為創建中國鄉村政治學提供經驗性事實和理論思考（P21）。”這段話看似平淡，卻意味深長。回首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政治學恢復不久就在意識形態的導向下，以國家政治制度構造為話題。其研究內容都是國家、政黨、政治制度之類的宏大問題。主要工作就是合理性論證，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從書本到書本，基本上是一種注釋式、教條式的研究。當然，除了意識形態的影響外，還有一點就是與傳統的人文社會學科相比，中國政治學的學術積累先天不足。表現為專業化程度低下、研究方法陳舊、學術規范缺乏、著述多在低水平重復等。在這種情況下，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率先突破長期以來政治學研究的局限，轉變研究路數，走出書本，走向社會，走向問題，深入農村調研，中心的張厚安教授提出了“三個面向，理論務農”，涉足了當時剛剛起步的村民自治的研究，并參與了相關法律文本的起草。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徐勇教授承接張厚安先生的研究，提出了“三實”方法，對村民自治研究進行拓展，并將村民自治研究擴及村級治理研究。在此研究過程中，經過徐勇教授多方營造和努力，一個被國內學界譽為“華師風格”的學術團隊形成了。于建嶸師從徐勇教授，進入到華中師范大學農村政治研究的團隊，受到中心的學術取向的熏陶，并在此基礎上大大前進了一步。從這個角度看，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特別是以實證研究為指向的岳村政治是開風氣之先。它的意義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華師風格”改變了我國政治學研究不斷在低水平重復、長期徘徊不前的局面。由于農村研究是綜合一門綜合多學科的領域，開始了政治學與其它學科的融和援借，提升了政治學者對于中國鄉村政治的想象力，豐富了他們的表達語匯，擴大了他們的研究視野。“華師學派”在概念、設定、假設、方法、結論等理論建構的各個方面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創見。例如，岳村政治的作者師承徐勇先生的觀點，以“城市與鄉村二元政治結構理論”作為本書的分析框架，為其研究增色不少。第二，“華師風格”的貢獻還在于突破了往政治學研究方法陳舊、基本上還停留在“前實證”的階段，將以個案為主的經驗實證方法引入，這成為中國政治學走向規范科學的分水嶺。以個案為主經驗實證方法要求在確立因果規律時必須經過嚴格的、系統的排偽處理，而且因果規律及其理論解釋都必須經受經驗證據的實證檢驗，而做到這一點則要求所有命題中的概念都必須可操作。作為對比，以往的中國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價值判斷為主的或以先驗的“公理”進行演繹的范式，其命題主觀性強而無法證偽，其特征是經院式的。以岳村政治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帶動了政治學研究者走向田野工作和實地調查，用第一手資料為素材來表述農村的政治現實，在此之后，泛道德和學院式的研究方法日趨式微，而實證研究方法逐漸成為農村政治學的主流路徑。當然，包括岳村政治在內的農村政治學研究方法也還存在不少缺陷，中國的農村政治研究者還必須做出非常自覺的努力，對研究方法進行開拓和創新，接下來的第二節至第五節，將是我的思考。二、區域性研究：“地方國家”視野的進入如前所述，當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政治學者帶著理想來到農村研究領域進行試探性耕耘，他們發現這里早有學者在努力。此時進入農村研究領域的人類學、社會學和地方史的學者已做了相當出色的工作。他們中的大多數研究者均以鄉村社會為對象，從微觀的、歷時的、過程的視角討論國家與民間社會關系。以人類學為例，對農村社會和民間文化的強烈興趣以及從草根社會的角度來理解國家是人類學一貫的學術關懷，圍繞這一問題，人類學者在華北、山東和福建等省的農村進行了一系列的田野研究，王銘銘在對福建南部溪村社區歷史的敘述與分析中，揭示了“社區文化的記憶”與“國家發明歷史”的復雜權力結構關系，審視了國家力量向農村社會滲透以及民間力量的能動性，從生活世界和民眾的視角來認識和解釋國家的形象與本質。黃樹民在廈門島上的“林村”通過參與觀察，搜集該村的歷史、風俗、內部摩擦、宗教信仰和當時現狀等種種資料，實現了以地方敘事涵蓋國家敘事。由于人類學長期深入的田野作業的特點，使它能夠關照具體“事件過程”背后的更大的社區建構過程，提升了對于國家社會關系的解釋力，以致政治學者進入此研究領域之后，完全被這個學科的學術積累所折服，出現了政治學著作的“人類學化”。在岳村政治中，于建嶸也試圖仿照人類學的寫法“小社區、大歷史”，以一個小村莊為載體分析經國大事在村莊的反應與運作，即“以小見大”的研究范式。但我讀后卻感到并不成功。有批評者針對作者講述岳村而岳村在本書中所占較少篇幅為例，發出疑問：岳村在哪里？在于建嶸的書中，我們看到他所研究的對象岳村邊界模糊，為了因應研究需求，岳村的范圍、內容都在不斷變化延伸。然而，這并非作者在紹莊村的調查深度不夠，而是受制于學科特點而陷入兩難。前已述及，受意識形態化的影響，中國的政治學至今仍沒有形成自己清晰的學術邊界。關于學科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對一個學科的研究領域的清晰界定是這一學科成熟的標志，也是發展涵蓋整個學科領域的體系理論的前設條件。盡管國外學界上對政治學有明確的界定，但在我國卻仍然混沌不清。為了避免在進入農村研究領域時，政治學研究“人類學化”的傾向，作者只好多次把視野從以岳村為個案的微觀研究中拉出來，采取在區級與縣級空間展開論述的方法。因為在這個層面上，至少還可以看到國家機構的存在，而在村莊層面上卻沒有。但是，批評者的見解也很容易理解，作者的確在研究中缺乏將國家敘事與地方敘事有效銜接，使得研究中的對象交織和轉換比較零亂。不過，包括岳村政治在內的鄉村政治學實證方法的缺陷卻給筆者提供了將區域性研究與村莊政治研究契合起來的思考。為了區別鄉村政治的“區域性研究”與歷史學的“區域性研究”的不同之處，顯現政治學的學科特征，我嘗試提出一個研究區域性鄉村政治的分析框架“地方國家”。地方國家(1ocalstate)是指“地方層次的國家組織，是國家在地方層次的完備體現物。它是國家在地方的代表，其行為不僅體現著具有普遍性的國家性，而且還帶有鮮明的地方性。”在鄉村政治的研究中，以“地方國家”作為分析框架的引入十分重要，突破以往我們用“村治”的微觀研究過于拘泥細節，視野過于狹窄的限制，用“地方國家”展開論述的方法選擇，擺脫了我們只從社會的角度來研究鄉村的“人類學范式”，正在“回歸國家”，將國家和政治從近幾年被忽略的地方拉出來。使政治學者的視野沿著中央國家(centrestate)地方國家(1ocalstate)村的層次“自上往下”推進，也可以沿著村地方國家(1ocalstate)中央國家(centrestate)的層次“自下往上”推進，這樣，我們既能夠實現以地方敘事涵蓋國家敘事，也可以國家敘事關照地方敘事，從而避免在兩個極端的取向進行局促的政治圖解。岳村政治的作者談到了地方政治，但沒有展開。現在，我們就可以通過區域空間的展開為鄉村政治結構及其變遷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政治運作時空，并使得歷時性的變遷研究所需要考慮的行動者能夠悉數進場。這里的國家已經不再是鄉村關系中的單一形態的國家，而是由縣、鄉不同利益機構組成的利益和需求都不完全一致的國家。我們借助“地方國家”這一解釋框架，使得我們能夠較好地表達鄉村政治的生態結構，清晰地認識到政治變遷的地方性邏輯，防止在對上層政治的內在邏輯發展并沒有加以清理之前就直接進村。使用“地方國家”這一解釋框架，還可以減少政治學者在村莊研究中遭遇到的尷尬境地，由于村莊這一層面屬于非正式制度范疇，使以正式制度為研究擅長的政治學科難于發揮優勢而不得不援借其它學科。但在“地方國家”這一層級，相對于人類學來說，受到兩個方面的限制，一方面由于“地方國家”具有相當的規模，不可能像分析鄉村等微觀單位那樣容易全面了解，在實地調查和收集文獻資料都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另一方面，自身學科可提供的學術資源不如在研究微觀單位那樣豐富，與此相比，政治學在這一層面的研究可以有自己的施展空間。政治學本體的學術原理，如政治關系、政治行為、政黨政治、政治體系、政治文化、政治發展等可以派上用場。在“地方國家”的概念體系中，有“地方政府”、“地方性權威”、“變通”、“地域化治理”、“地方共同體”、“地方意識”、“地方性知識、“地方感”、“模式經濟”等概念，它們都將是我們切入鄉村政治研究的關鍵詞。在岳村政治一書中，作者是從政黨的政治動員方面來解釋大革命時期湖南農民運動的成因（P163），但這樣的回答是不夠的，我們還需研究此次運動的發生地岳北地區的政治文化習俗、社會經濟環境、自然生態以及政治背景，甚至運動所征用的政治符號，這些都與“地方國家”的概念體系有直接聯系。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地方國家”這一分析框架的活力，它可以將許多原創性的思想成果迅速轉化為解釋相關問題的工具；同時它具有很強的反思能力，促成對“小社區、大歷史”人類學范式的重新審視，重建政治學科本位的自信。2.三、長時段的研究：歷史分析法當代中國鄉村政治的研究的著作經常被人批評的一點就是缺少縱向性的歷史關懷，這一批評是有道理的。這幾年，農村政治的研究者較多采用“事件過程”的研究范式，11然而，在無論是一場聯產承包制、還是村民自治選舉的實施、或是農村的稅費改革、或是農民的上訪、或是外出打工，都是一種短暫的、表層的行動和“喧囂一時”的新聞。雖然會在一定周期塑造鄉村的政治面貌，但卻不是影響鄉村政治發展的根本因素。對鄉村政治發展具有長期影響的是長時段歷史，即結構。結構是一種網絡構造，一種長期延續時的實在，一種能干擾時問的作用并改變其范圍和速度的實在，它同時起著支承和阻礙作用。作為障礙，它對鄉村政治發展的限制是人們及其經驗無法逾越的。鄉村的地理結構、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和思想文化結構支承或阻礙著鄉村的政治發展，因此只有在長時段中才能把握和認識一切現象。目前農村政治學研究中討論最多的“轉型時期的鄉村政治結構”，事實上就是一項與歷史密切相關的研究。以往的政治學者將同歷史相聯系的范疇從研究中分離出來，只在在學院中對這些問題進行非歷史的靜態的分析，雖然靜態分析對研究者準確掌握某一時間橫截面的情況有非常大的幫助。但這種方法在面對“轉型時期的鄉村性質”這樣一個可能與地方歷史、文化、地理相關聯的范疇進行研究時，顯然是無力的，如果我們通過借助歷史分析法，就會讓我們的鄉村研究具有更加縱深的學術視野，有助于研究成果的提升。岳村政治最大的亮點在于將鄉村政治結構變遷的研究放在近百年的政治轉型的過程中予以考察，運用歷時的、動態的分析來研究岳村一個世紀來的政治關系、權力體系等方面的變遷。使得這本書與其它鄉村政治學著作相比，增加了歷史緯度感。不過，在鄉村政治研究中，當我們援借歷史學分析法時，需要注意這么幾個問題：第一、史料引用的真實性。岳村政治依據不少歷史文獻及地方文史資料來討論社會激變時期岳北的鄉村秩序，但在史料引用與證明上，本書似還有需要斟酌之處；如作者在對地方志的引用上，幾乎都引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各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的版本，如衡陽市志、衡山縣志、湘潭縣志、醴陵縣志、長沙縣志、寧鄉縣志、祁東縣志、瀏陽縣志。史學界的規范是引用年代越早的版本越好，因為失真性最小。又如，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本書引用最多的史料，對這么重要的文獻，作者不應以毛選1991年人民出版社的版本為準。因為毛選經過多次再版后，與原稿已有一定的出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原名為視察湖南農運給中央的報告）最先由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刊物戰士周刊在1927年3月5日至4月3日全文連載，湖南民報和漢口民國日報副刊也均全文刊出。12這類史料在部分高校的圖書館或歷史系均有收藏，作者不妨去翻閱對比。第二，了解史學研究最新的動態。在一些鄉村政治學著作中，常出現一些值得商榷的歷史敘述，13這可能是與政治學者輸入了不完整的歷史知識有關。有時候，鄉村政治的研究者為了解歷史事件及其發展狀況，仍然依賴其他政治學著作，而不是歷史學的論著。岳村政治一書中多次出現“封建主義”、“封建地主”、封建國家”的提法，筆者認為對“封建主義”概念的應用要有所限制。過去史學界在“五種生產方式序列論”學術范式的影響下，囿于一種線性或單線歷史的思維方式支配，各國的歷史成為整齊劃一的五種生產方式，有次序的一個產生一個、一個接替一個的演進歷程。而“接替”只能通過階級斗爭。14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史研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研究范式的轉變，后現代理論給了史學工作者很大的啟發，它提示了一個常識性的認知問題，那就是研究歷史者往往是在已經知道結果的情況下進行的追溯和確認，許多因果關系都是在這種事后追認的狀態下得出的。學界采取了將歷史碎片化的立場，打破了以往事后追認的認知模式，重新賦予歷史事件以個性化的意義，復線的歷史觀成為九十年代史界研究的主流。15在復線的歷史中，研究者要有足夠的距離，超越歷史人物的話語和敘述結構之間來看待歷史。16表現在研究中國近代農村政治史時，研究者應關注在革命主線之外的歷史是如何被壓下去的。岳村政治中多次引用毛澤東的論述性文章，在毛澤東的話語體系里，“地主與農民的階級對立”、“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類似文本充斥其中，當然其中不乏可學理性取向的研究。但是研究者要明白：革命者的辦法與研究者的方法是不同的，如果完全以這種話語系統作應然性判斷，就值得反思了。受單線歷史觀的影響，目前鄉村政治學的著作仍然充滿了線性發展的描述方式，如“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過程，是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過程（P443）。”、“是從傳統專制主義權力文化向現代民主權利文化的發展過程（P445）。”對此，我想提示的是，在研究中國鄉村政治發展時，要在很多看似一體化東西的背后，去追問具體的實踐和意義的多元可能性。在我看來，中國鄉村政治發展不會按序列式地展開和直線上升，而可能是曲線型、波浪型和復線式地發展。3.四、學理性研究與政策性研究：區隔與統一由于農村研究這幾年逐漸成為顯學，引發了國內大量的有志之士從事農村研究，研究論文呈出不窮。這些研究從取向來看可以分作兩大類：一類是學理性研究，即側重于學術貢獻，目的通過對農村問題定性或定量的實證研究來弄清學科的概念或理論問題，以其推動學科的發展。二類是政策性研究，即針對現實農村發展的具體問題而進行的研究，目的是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意見。應該說，學理性取向的研究和政策性取向的研究是有各自的邊界，應該具有各自不同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學理性取向研究的特點主要表現在：第一，保持“價值中立”。在研究理念上，他們將自己作為“旁觀者”身份出現在村莊場域，只觀察和描述村莊所發生的一切，他們關心學術本身，追求的是分析模型的構建和理論的創新。第二，講求研究規范。學理性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與不同的學者進行比較和交流，因此就像體育競賽一樣必須有一套規則，例如，要花一定的篇幅回顧相關的文獻，簡述前人在這一領域已經取得的成果；要有一定的理論分析，介紹與自己的研究相關的理論背景或理論框架；還把自己的研究發現或觀點與前人的相關的觀點進行比較和討論，讓學界同仁知道自己提出的新見解。17政策性取向的研究則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在研究理念上，他們關注的是政府想干什么、能作什么？農民需要什么？我能作什么？18他們常常注意捕足政府的興奮點，當村民自治成討論的熱點時，他們就提出對策報告；當輿論關注到農民工時，他們就轉移興趣；當中央高層關注農村上訪問題時，他們就致力于這方面研究。第二，由于長期政策研究養成的習慣,加上有些從事政策性的研究人員沒有經過專門的學術訓練。因此，論文基本不講究學術規范，缺少資料的出處和引文注釋。由于研究報告是要讓決策者或主管部門閱讀，所以，其文本風格體現“官語”特征。19雖說學理性研究與政策性研究各有邊界，當然這二者并不是截然分開的，一方面，有些現實問題的研究既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可以為政府的決策提供參考，又可以為學科的發展做出貢獻。另一方面，一些學理性研究的學者出于宏大的價值關懷，使得文章看似村莊研究，卻又是想表達超越村莊之外的一種政治理念。因此，在一部著作中，學理性研究與政策性研究交織在一起未嘗不可，岳村政治事實上就是在做這樣的結合，但是這里要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是如何在敘事文本上保持統一。在文本風格上，學理性研究與政策性研究是不同的。政策性的文本源自行政系統的政治話語和政治文本。它們是在革命年代形成并逐漸定型的，這些文本的基本詞匯為革命化風格、在內容安排上面面俱到和平衡、在結尾通常是號召性語言。而學理性研究是有一套自身的話語和敘述方式。事實上，采用哪一種敘述方式，還可能會影響研究者對學術本身的認識。以岳村政治為例，由于在敘事文本上未能保持統一的風格，結果導致了文本敘述的困境。一方面，作者力圖援借人類學的敘事方式。另一方面，作者“懷著對革命先輩的崇敬之情”（P11），“沿著毛澤東當年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路線，進行了為期一年多的鄉村社會調查（P11）。”因此，在本書前半部分“官語敘事文本”多次出現，如“最偉大的事業”、“升起了湖南農民運動的第一面紅旗。”、“破除封建迷信，反對舊禮教，反對歧視婦女；大力興辦小學”、“將一切鄉村傳統沖擊得落花流水”等話語。如何實現文本表述的一貫性？是作者要思考的問題。第二，適用的“場域”。作為博士論文，論文的最后一部分往往是交待“學術貢獻”與“學術對話”，但由于作者過多傾向于對策性取向的研究，本書的最后一部分是四個政策性結論，且不似來自岳村觀察所獲得的。如第四點結論是“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過程，是中國傳統專制主義權力文化向現代民主權利文化的發展過程。”這與他在岳村觀察到的現象似有很大的矛盾。他在本書第三章這樣寫道：“我們從岳村村民公共參與的形式和參與意識來分析，目前岳村村民的公共參與總的特征是尚處于政治參與的初級階段，主要表現為村民公共參與隨意性強，個體參與一般不抱有一貫的和明確的目標，而往往是隨大流，或對一些”（P418）。我以為，學理性研究和政策性研究的應用還是有個“場域”的問題。一般來說，作為博士論文是以提高學術水準為目的，應以學理性取向的研究為主，其余的文章可以視研究者的目的做適度的統一或區隔。從學理性取向和政策性取向從兩種不同的路數出發，就會發現兩者研究的指導思想不同。政策性取向的研究者強調要對歷史做出評價，以岳村政治中所討論“大革命時期湖南農民運動”為例，政策性取向的研究從性質上強調這“是中國農民運動的一面旗幟，它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使之成為了中國革命史的重要內容。”“對傳統鄉村社會的政治關系進行了無情的沖擊，徹底推翻地主階級的政府。”而學理性取向的研究感興趣的是運動的源流、發生的原因以及運動發展的邏輯性。在此基礎上，讀者可以做出自己不同的歷史評價。在對待“村民自治”，兩者思考的角度也不一樣。作為政策性取向的研究者，他們可能討論“村民自治”是我國民主政治的突破口還是仍為行政式的政治動員？基層民主政治如何隨我國經濟現代化而加快？如何防止家族勢力操縱村民選舉？而學理性取向的研究是不作價值判斷，他們關注的焦點集中在村民自治活動是如何改變村莊精英的產生途徑？如何與普通村民的聯結？鄉鎮權力在遭遇依村民自治原則所建構的村政如何表現？基層政權、新的村治精英、農民三者是如何互動的？國家、現代化、地方性知識是如何交織？4.五、經驗實證20與數量實證的契合：對統計學的援借本文一開始就指出，如果十年前鄉村政治學研究僅僅停留在價值觀的討論上或宏觀層次的分析上，那么我們就不可能像今天這樣對農村政治結構的性質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所以我們采取選取某一農村社區作為研究對象，進行深入的觀察分析，從實踐中挖掘理論。然而，迨至今日，在鄉村政治研究領域，以個案研究為主的經驗實證研究卻過于泛濫。由于以村為個案的經驗實證研究本身具有明顯的局限性，過分注重鄉村社會運行中的細節，難免一葉障目，容易陷入狹隘的經驗主義，因而遭到懷疑和批評，“個案研究遭到批評是它在解釋政治現象上缺乏普遍性”。21因此，我們要在深化以個案研究為主的經驗實證基礎上，由現象直接觀察、直接收集數據開始轉向利用統計方法為指導的系統數據收集，進行大樣本的數量實證研究，在實證研究經驗化基礎上推進實證研究科學化。這種研究的方法在國外的政治學實證研究中已被普遍應用著。由于微型計算機的普及越來越廣泛，只要有了一定規模的數據和一個統計分析軟件，就可以方便地進行各種估算和分析。這種方法“增加了觀察者觀察范圍的長度和寬度，給了研究者無數眼睛，使得其可以研究那些狀態模糊的領域。”22美國學者周錫瑞（JosephW.Esherick）所著的義和團運動的運源就是一本將經驗實證與數量實證相合的范例書籍。為了討論“山東各地方士紳的強弱與社會穩定”的關系，他廣泛詳細查閱地方志，將山東各有關區、縣1400至1900年間的舉人數字及其與人口的比例、盜賊消長等的相應變數詳細列表，并依據各方資料互為印證，其搜集材料之詳，考證之細，可謂不厭其繁。在研究過程中，作者建立了一個包括山東省各縣在內的一些變量資料庫。見表一。23表一山東地方士紳的強弱與社會穩定的關系（1981-1900）（單位：縣，不定數n=107）變量度量系數標準系數統計頻數分布多元相關系數平方（注1）簡單相關第三列部分相關（注2）行政區級4.1400.5589.03*0.485*0.696人口0000020211270*0.596*0.535盜匪數目1.2300.1382.24*0.624*0.1360.266商業稅0.0240.2133.23*0.645*0.3380.207人均耕地3.1830.1642.41*0.663*0.3430.172租地所占百分比0.1170.0671.070.6670.2230.089自然災害0.0050.0600.970.6700.1110.127恒量8.944相關系數平方0.670自由度99注1：此為逐步多元回歸的結果。星號表示統計頻數分布或增量以0.01為基準在多元相關系數平方里有效。注2：第三列部分相關表示將行政區級和人口穩住不變之后其余各個變量的相關數。，在變量“自然災害”的次數和程度資料收集上，周錫瑞根據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明清檔案)的資料統計而成。他采用兩種方法，第一種旨在計算各縣18921895年自然災害的發生率、嚴重性和受災村莊數目。4個編年錄列出：全部受災、80、70、50一60受災，莊稼減產“比較嚴重”和“比較輕微”，相應免稅或緩征稅的村莊數目。周錫瑞根據莊稼欠收的百分比擴大受災村落的數目，從而制出一個各縣“災荒目錄。第二種方法是，簡單計算1868年到1899年間一個縣因自然災害而免稅的次數。按照免稅程度和受災的嚴重程度排列各縣。在變量“盜匪數目”的次數和程度資料收集，周錫瑞依據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19世紀90年代的刑科提本(盜案)記載，翻閱了有關山東以及江蘇、河南、安徽和直隸的邊界縣盜匪案的107個奏折。發現在49個山東盜案和58個鄰近州縣盜案里有171個盜匪來自山東省。各縣盜匪分布情況都已記錄在案，至于盜案發生的時間、規模、武器和贓物，他也做了測量。周錫瑞根據多元回歸表，得出的結論是士紳最可能集中在社會和生態都穩定的地區，而在管府難以控制的邊界及易受災害的平原地區，盜匪活動則猖獗，士紳數量大幅度下降，魯西地區就是這樣一個典型，在十九世紀末，這一地區異端活動盛行，義和團運動就是最先從這里勃起的。我注意到在岳村政治中的第二章“社會激變中的鄉村秩序”中（P204-217），于建嶸也曾試圖討論過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岳北五縣的賦稅、田地、兵役、人口與鄉村反抗之間的關聯，他采用是在文本中使用大量數字描述（P206-211），但是讀者在看過這些數據資料后仍有凌亂之感。如果能借助統計學手段進行數量實證，建立因果關系并推出回歸分析結果，然后再根據各變量在回歸模型中的顯著性一一說明，相信更有解釋力。就國內學界而言，天津財經大學的肖紅葉已開始對政治統計學的形成與體系化進行了若干思考，并提出“政治統計研究”在我國的可行性框架，其學術觀點令人耳目一新。24按照其設定的基本框架，在中國鄉村政治的數量實證研究可由二個層次組成。以村治為基礎的統計指標體系和指標數據的收集與處理方法。以村治為背景的綜合統計分析方法及應用案例。指標數據的收集與分析方法之所以重要性，是因為在政治現實中，各變量之間往往存在錯綜復雜的關系，如果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沒有一個清晰合理的分析框架，那么回歸的結果有可能會引起質疑。一般應在報告回歸分析結果之前，介紹該分析的框架，如各變量的定義、各自變量與因變量的假設關系及其理由等，對建立的回歸模型做出合理性論證，對假設因果關系的模型做出說明。目前，國外研究中國鄉村政治的學者已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數據收集，涵蓋了鄉村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文件、手冊、兩委活動記錄、村民選舉統計、村民問卷等，在如何測量一些復雜的政治概念也有了進一步的共識。史天健、呂杰等人提出了一個區域內的各種政治與社會經濟變量，包括政治參與程度、政治興趣度、傾向政府的程度、政府動員能力、草根民主的評估值、基礎設施指社區內的道路、學校、電廠、交通、通訊系統等基本設施、村莊的記憶程度、村莊的平均年齡、村莊的性別比例、村民的教育水平、村企業的所有制形式類型及規模等指標。25主要參考文獻：張厚安：“三個面向，理論務農：社會科學研究的反思性轉換華中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