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論文-網絡空間的民主與自由內容摘要網絡傳播在信息交流上空前的開放性、互動性所帶來的自由與平等感，使其與人類的民主化理想產生了天然的聯系。但是，科技的進步并不一定與人類文明的進步相對等。但是，科技的進步并不一定與人類文明的進步相對等，技術也不可能自行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網絡空間信息流通的全面開進，使民主社會需要具備的多個、獨立的信息來源有可能得以實現，但信息差距和兩極分化，使網絡民主變成少數人的特權；虛擬空間實質上是對現實的解構和顛覆；網絡在實施直接民主的同時，也可能導致“多數人的暴力”和政客對選民的操縱；在網絡時代，一種由技術專家產生的更為隱蔽的權力集中現象已悄然降臨，以至于可能在未來造成技術專家在政治上的專權。關鍵詞網絡空間；民主；危機；信息自由；虛擬空間；網絡政治；技術控制每一個新媒介的誕生，“總是伴隨著夸張的宣傳，伴隨著對其即將展現的烏托邦未來的猜測登上世界舞臺的”(1)，網絡空間（Cyberspace，也譯為賽伯空間）也不例外。網絡傳播在信息交流上空前的開放性、互動性所帶來的自由與平等感，使其與人類的民主化理想產生了天然的聯系。因此不少人認為，網絡的發展為全球范圍內的民主復興帶來了曙光。技術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因素。西方現代哲學在對科技與文明之關系的認識上，歷來存在著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兩大分野。也許我們還很難對網絡技術可能產生的社會功能做出一個斷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科技的進步并不一定與人類文明的進步相對等，技術也不可能自行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那種“只有技術才可以解決由技術帶來的問題”的觀點，有時過于天真，因為正如未來學家托夫勒所言：技術和科學不是獨立的可變因素，它們是某個社會體系和某個文化體系的組成部分(2)。一、信息（話語）的自由與壟斷網絡空間信息流通的全面開進，使民主社會需要具備的多個、獨立的信息來源有可能得以實現。這似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網絡空間這一沒有疆界的巨大的信息海洋，任何壟斷和封鎖信息的企圖幾乎都不可能。即便對部分境外網址實行封殺，而四通八達的網絡空間還是可以通過其它代理服務器登陸，信息封鎖效果相對微弱。信息傳播的個人化，是另一個讓人津津樂道的網絡傳播特點。網絡最令人激動的地方，莫過于個體獲取、發出信息的自由性和交流的互動性，世界似乎盡在你點擊鼠標和敲打鍵盤的手中。因此，少數人壟斷信息、控制信息的局面被打破，信息共享成為可能。由此帶來的網上言論自由似乎也就不言而喻。在網上，BBS、新聞組、聊天室等言論場所人人都可以登堂入室，BBS更像張貼大字報的公共場所。在BBS上，人人參與加上由匿名性帶來的無拘無束感，“使個人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第一次真正地實現了。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的出版商，不受任何政治、意識形態、技術、文字和邏輯能力的審查，經濟能力的限制與以往相比可以說是微不足道”(3)。一些學者已經把BBS與傳統的自由主義傳播理論和哈貝瑪斯的“公共領域”思想掛上了鉤，認為“意見的自由市場”在傳統媒介僅僅是一種理想，而BBS使理想成為了現實；借助于BBS，重建“公共領域”的曙光已經出現(4)。網絡傳播上述三大特點使“人們在這里不必閱讀來自一個信息源的信息，不必說一個話題，不必受編輯、新聞出版機構的控制，不必擔心自己的言論是否離經叛道。一句話，網絡使少數人壟斷信息和文化的圣人時代宣告結束了”(5)。信息的共享和言論的自由必然帶來社會權力的分散和公眾參與社會能力的提升。因此無論是托夫勒，還是數字化專家尼葛洛.龐蒂，都曾把“分權”視為計算機網絡時代的一大特質，認為傳統的中央集權的觀念將隨著網絡發展成為昨日黃花。但是，由技術所作出的推導，在很大程度上僅僅只是一種可能。麥克盧漢的名言“媒介是人的延伸”是一個形象的比喻，但技術的延伸并不一定意味著人的權力的延伸，尤其對每一個公民來說，權力能否得以延伸首先取決于其社會經濟地位和文化能力能否為他提供享受新技術的可能。技術上或理論上的平等，決不意味著參與者事實上的平等。那種“不管你是學富五車的才俊，還是引車賣漿者流，Internet都向你開放，BBS都向你放”的歡呼，難免有點天真。即使在計算機技術最發達的美國，也存在著嚴重的新技術使用上的差距：“在為數四分之一的最富有家庭中，62的人家擁有電腦。但在四分之一最貧困的家庭里，僅6.8的人家擁有電腦”，美國不同種族群體之間在擁有家用電腦上的差異也十分突出(6)。美國學者已經清醒地看到，計算機“創造了一個新的、僵硬的階級壁壘，使受到良好教育者和未受良好教育者陣線分明，素以人人平等著稱的美國，在經濟上的不公正已經超過了階級界限較分明的歐洲社會”(7)。電腦網絡的發展把人群迅速分化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窮困者，兩種人在獲取和支配信息方面的能力完全不相等，其結果是為數不多的前者將會與后者迅速拉開距離。在信息決定一切的后工業社會，社會分層將完全取決于個人處理信息的能力和熟練程度，信息差距和兩極分化，使網絡民主事實上變成了少數人的特權；而且信息差距所造成的個體知識溝的擴大，將導致社會緊張因素的增加。(8)放眼互聯網這一“全球化神經系統”，國與國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的差異所造成的信息差距同樣十分驚人。互聯網上40的網民在美國，87的信息是英語，美國人在網上的聲音比其他所有國家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大得多(9)，于是網絡的民主更像是美國人的民主。盡管在開放的互聯網上，有可能實現多種文化的相互滲透和全面繁榮，但事實上，目前業已形成的嚴重信息落差，也容易在全球范圍內形成文化殖民現象，使網絡最終淪為美國意識形態施展霸權的領地，“一個世界，多種聲音”仍然只是一個理想。也許傳統媒介在網絡新紀元的角色轉型，是我們在思考未來網絡民主時最需關注的問題。那種認為由于網絡社會個體可以平等地參與傳播，于是大眾傳媒技術特權崩潰、權威淪喪的觀點，近乎癡人說夢。近幾年美國幾大傳統媒介的動態舉措就很能說明問題。憑借資金、技術、專業人員、信息內容等方面的實力，傳統媒介以絕對的優勢搶灘觸“網”；1996年美國“電訊法”的出臺引發了新舊媒介與電信業之間連橫合并熱潮，使得以寬帶技術為基礎“三網合并”（有線電視網、互聯網和電信網）的“大匯流”預言將成定勢。西方學者理查.莫爾在民主與網絡空間一文中提醒人們：未來寬帶、綜合、全球化的信息基礎設施將成為所有大眾媒介產品的主要發布、銷售渠道，因此目前美國四大廣播電視公司時代華納、迪斯科、通用電器、西屋電器業已形成的全球性信息壟斷體系將在未來的網絡空間得以延伸(10)。如此一來，傳統媒介在網絡這片全新的、更為肥沃的土壤里，其特權和權威非單沒有崩潰、淪喪，而且依仗其全球化、商業化操作，“世界財富組織”嚴厲的版權保護之下，完全可能成為未來網絡空間這一“全球化神經系統”的中樞神經。在這種情形之下，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一般個體用戶作為信息源的力量與上網媒介作為信息源的力量根本不可同日而語，網絡用戶之間的平等只是邏輯推理上的平等，上網媒介在內容、服務上的絕對優勢，加上個體用戶選擇權威媒介信息的心理，使得個人的選擇權實際上只成了操作權，“就像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手心一樣”。表面上看，從傳統媒介向受眾“推”信息到用戶從網上“拉”信息，確實提高了個體的自由度，“但問題的本質并沒有發生變化。重要的是你選擇的信息來自他那里，不論根據需要或興趣選擇哪條作為你的個人頭條，都滲透著上網媒介的意識形態。”(11)因此，自由市場理論和全球化民主的神話可能又成泡影。二、虛擬空間與現實的解構20世紀初面對工業社會和大眾媒介的弊端，美國思想家李普曼產生了對公民民主的憂慮。其主要思想有兩點：一是對“媒介環境”這一“間接現實”真實性的質疑；二是對媒介環境下大眾理性的質疑，于此提出了他對公眾民主的不信任感。李普曼對媒介環境及公眾民主的思考是工業社會的產物。工業社會下的大眾被認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產生集權主義的溫床(12)。那么在后工業時代，“網絡環境”又將呈現出什么樣的現實圖景？與李普曼眼中大眾媒介的“環境”不同，網絡是一個復雜的、大兼容的體系，它既保存著建立在專業理念基礎之上的新聞傳播模式，也包容了絕大部分完全由個體參與、互動的“虛擬空間”，后者無疑是網絡最富特征之所在，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虛擬的交流正是網絡空間平等與自由的基礎所在，網上言論自由和多元文化并存所呈現的一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景象，大都得益于此。但恰恰在這個純粹的“虛擬環境”中，現實有時不僅是一個值得懷疑的東西，而且是一個可以被徹底解構的東西。由于一切與現實社會身份、地位有關的個體表征都可以被掩蓋起來（這也是電子空間最刺激的一點），于是自我和他人、男人和女人、事實和虛構、真相與謊言的界限被消彌殆盡。美國學者馬克斯勞卡曾尖銳地指出，在網絡空間“從來就沒有什么核心的自我，在每個人的頭腦之外，也從不存在什么客觀的現實”(13)。更重要的是，當信源不明時，信息的真實性也被消解。“事實上，發送者是什么人，這本身就是任何信息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它的作用之一就是幫助我們確定對該信息相信到什么程度”(14)。因此網絡的虛擬環境實質上是對現實的解構和顛覆。“相信所有人都有機會接觸到可靠的信息，也即接觸到真理的表現形式信息”。這一信念是支撐民主的“大梁”(15)。即使在高度信息化的后工業社會，“可擴的信息”仍應源于對真實的忠實和對現實的肯定。但是在虛擬空間，當事實與虛幻的界限被徹底消彌之后，最終遭懷疑和貶值的不僅是真實本身，而是公眾對真實的信任，這種信仰危機無疑會極大地動搖民主的“大梁”。其實，在高科技時代，數字化技術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人們對視覺化信息的信任。當瑪麗蓮夢露與林肯總統擁抱在一起，當阿甘的手與肯尼迪總統相握時，人們在驚嘆數字化技術的鬼斧神工之余，也不僅對真實性本身產生了疑慮。在四通八達的網絡空間，經過處理的數字化圖像有可能進一步瓦解真實。1998年5月，印尼發生嚴重排華暴行后，當地一些華人向有關機構和人士的電郵地址反復發送了身著印尼軍服的暴徒蹂躪華人婦女的照片，并號召所有收件人接力傳送。這些照片對世界范圍內千百萬網上讀者產生了強烈的震撼，并引起了新聞媒體的關注。但后來有印尼讀者指出這些照片實際上反映的是印尼軍人在東帝汶的暴行。由于在印尼也確實出現了類似事件，所以這一“張冠李戴”雖然有悖真實，但沒有造成嚴重的后果。不過這一時間已足以提醒我們：對于虛擬的視覺信息，人們是否應該徹底打破現實生活中“眼見為實”的基本慣例。不難設想，在未來的網絡空間，經過數字化技術處理的音頻、視頻信息定會大型起到，幻影將成為網上一族棲息的家園。到那時，我們面對的將不僅僅是所有視覺表象的貶值，而且是它們所反映的現實的貶值，如果任其發展，這種危機“將會對西方民主文明產生深遠的影響”。(16)李普曼對民主的危機感，還源于工業社會下大眾的非理性及由此帶來的傳播的可操縱性。網絡時代的公眾會不會比工業時代的大眾更富有理性，這是一個懸而未知的問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在“你需要一杯水，可你面對的是海洋”的網絡空間，在你的目光會因為太多的信息而變得迷離，你的思想會因為太多的聲音而變得困惑。看看眼下，因特網上已經存在著420多萬個可進入的站點，僅與美國網絡公司Yahoo的鏈接站點就有75萬個(17)。未來站點數量的多少其實并不重要，因為信息汪洋大海的局面不會改變。在這種情形之下，事實、真相和真實的呼聲都可能被淹沒，而且一切又都顯得真假難辨。有西方學者已經斷言：網絡空間不足以形成理性的交流(18)。是“表面上擁有無數信息卻失去了理想，把分析和判斷信息的能力拱手讓給技術專家甚至電腦本身”(19)，思想操縱也就順理成章。在大眾傳播時代，媒介有著重要的“雷達”功能和“協調”作用，社會準則和有關事物如何運作的事實也由此而來；而網絡空間的“航標”究竟在哪里，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此外，虛無主義的網絡文化也可能給民主理念帶來威脅。虛擬空間對現實的解構，其實也就抹殺了真實世界對倫理、道德等一切社會文化價值規范的界定。事實上，目前的網絡空間不僅成了人們娛樂、消遣、發泄、尋求精神慰籍等逃避現實活動的家園，而且“當真實世界用各種檢查制度和權衡措施把住邪惡之門時，人性中的所有惡魔，卻在極短時間內跳到賽伯空間里重新開張營業”(20)。美國學者馬克斯勞卡在探討”賽伯空間和高科技對現實的威脅”一書中，生動地描述了他個人在BBS的漫游經歷。在他的筆下，美國的網絡言論空間一片烏煙瘴氣，污穢不堪，充斥著赤裸裸的色情、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以及極端的無聊和荒誕布景。由此，這位西方學者對網絡文化產生了極大的憂慮：“賽伯空間的創建者的初衷是建立一個精神理想國，或者說建立一個人們以誠相待的試驗性世界。可是他們發現，自己眼前呈現的反而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抽象空間。”(21)這種道德虛無主義的網絡文化崇尚的是絕對的自由，是對社會責任的逃避和否定，這種文化的滋長無疑會對現實社會的價值觀造成極大的沖擊。美國政治學家本.瓦頓伯格認為，民主的垮臺“首先是價值問題上的垮臺”(22)，如果網絡的虛擬空間是一個沒有善惡之辨的人類精神的沉淪之地，因為“如果公民不能創造、維持一種有利的空話，因為“如果公民不能創造、維持一種有利的政治文化，更準確地說，創造一種普遍支持這些理想和實踐的文化，民主就不可能維持”(23)。三、網上政治與直接民主網絡發展、改善了民主參與的技術手段。當電腦被廣泛應用于聯線政治后，它必然為公民參與政治提供更為方便快捷的手段，增進公民與政府官員的直接對話，提高民意在政府運作中的分量，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未來政治參與的結構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