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論文-概念及概念闡釋在未來中國傳播學研究中的意義關鍵詞：概念概念闡釋傳播學研究近年來，在中國大陸傳播學界經常聽到、看到、耳熟能詳的，除了研究方法、傳統西方傳播學理論、學派名稱之外，就是一些被越來越多的人掛在嘴上的洋概念了，比如：“公共領域”、“場域”、“社會資本”、“權力關系”、“文化霸權”、“專業主義”、“符號”等。與此同時，由我們自己傳播學者創造發展的土概念也逐漸開始進入研究話語并日益得到關注。這方面的例子包括：新聞的“雙重屬性”、媒介的“三角關系”、新聞記者“成名的想象”、編輯部的“象征資源”、“雙重意識形態”、“權力尋租”、新聞發展的“拐點”、媒介“集團化”“招安”、“擦邊球”等。跟改革開放初期時的研究相比，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但是也難免會出現“誰也說不清，大家都在用”的情況。概念，或者說理論概念的風行，不是因為它的發明、發現者在學界享有知名度，盡管也不能完全排除一定的輻射作用和馬太效應（建立一個概括性很強的抽象理論概念可以使一個學者一夜成名，也有些學者將自己整個學術生涯建筑在一、兩個概念上），而是因為概念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有著至高無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在一定研究視角內，解釋紛雜社會現象的眾目之綱，是學派、范式的定位點，也是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單位和出發點。按照保羅雷諾茲（1971）比較極端的說法：在研究中，任何成果都不及發現一個新概念1。站在實證研究相對狹窄的立場，我們可以這樣看：概念闡釋的過程就是實證研究的全過程。然而，概念以及概念闡釋在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所占的時間、比重以及投入的精力遠遠落后于其他方面，在研究生和教師心目中尚沒有完全形成對提煉概念的直覺和探究概念的熱情與好奇心。鑒于概念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目前所處的比較“失落”的境地，我認為這是中國未來傳播研究必需嚴肅對待的一個議題。就目前的問題和今后的發展而言，我想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個方面。一、厘清現有傳播學及相關學科理論概念簡單說，學習、厘清現有傳播學及相關學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須從事的一種“投入”（input）行為。目前見到較多的，無論是“拿來”的還是“土生”的概念絕大多數附屬于某個理論或者理論體系，尤其是外來概念。這些理論概念的抽象程度與涵蓋面不同，一些屬于元概念（如，權力關系、社會資本等），也可以說集合概念，因為它們高度抽象，囊括了許多子概念；一些是變量概念（如，電視暴力、談論政治等），變量概念比較接近測量指標，甚至可以直接觀察到；更有很多是來自其他學科的概念（如，社會化過程、政治參與等）。這里有兩點值得我們重視，其一、能夠被我們稱之為傳播學本學科核心概念的寥寥無幾；其二、我們對常見概念的“生態”環境、概念化及操作化定義，以及它們所派生出來的研究、論戰、修正和跨學科理論貢獻，缺乏完整的了解。舉個例子，涵化理論研究者們差不多十年前在針對這個理論的兩個元分析（meta-analysis）中，僅對涵化（cultivation）此一概念就找出近六千個研究發現2（Morgan&Shanahan,1996；Shanahan&Morgan,1999），其中多數超越了涵化研究原本的假設和理論限定的模式，超越了狹義傳播學的領域，不少對涵化理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對于這些研究，哪怕是其中幾個典型的分支，我們了解的還是很不夠的。如果說對傳播學現有的理論和概念存在著一知半解的現象，主要原因當然是資料的匱乏、語言的制約、翻譯的疏漏，以及課程配置不均衡的問題，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重視不夠、興趣不大、認識不足、訓練不嚴的問題。當我們研究的概念跨出傳播學，進入到相關學科時，這些問題就變得尤其凸顯。可喜的是一些研究者已經開始注意這個問題，并在整合、厘清一些重要概念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嘗試3。對于傳播研究的學者和學生而言，這些整合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但絕對不應該視其為理解概念的捷徑，更不應該看了總結、概括后就覺得不用看原本的文獻了。概念是人頭腦的主觀產物，自然界里是沒有這個東西的。每個研究者都會根據其獨特的偏好，提出自己的問題，在做研究時或多或少帶有獨特的目的，因此同一個概念在不同的研究中，其地位和定義大多有所不同，不可混為一談。然而，一定程度的共識和共享的象征意義是必不可少的。遺憾的是，傳播學現有的理論概念，數量不多，分歧卻很大，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沒有統一稱謂，如，英文media翻譯成中文有中介、媒介、媒體、傳媒和信息載體等不同說法；digital則變成了數碼、數字和數位；communication什么時候是交通、是溝通、是傳播、是傳理，至今沒有共識；audience既是受眾，也是閱聽人、視聽人、讀者、觀眾等；news與journalism在英文里分別指新聞和新聞事業，但是中文都翻譯成新聞，在使用的時候，會用來指涉抽象意義上的新聞本體、新聞作品、新聞事業乃至新聞學這些相去甚遠的不同層次。稱謂上的不同容易帶來解讀上的差異，各自表述亦可能造成意義的不交集。與此相關的一個常見現象是，同一個院系的教師和研究者由于關注的概念不同而缺乏共同語言，許多原本密切相關的概念被拆散、割裂，“畫地為牢”，“隔概念如隔山”的現象在傳播學科比社會科學其它學科似乎更為嚴重。近年來觀察到的一些變化可以說明這些問題，比如：新媒體（包括互聯網）正在由傳播現象發生的場地變成傳播現象本身，作為一個特殊概念與所謂傳統傳播學研究“分家”，獨樹一幟，而對此產生質疑的人并不多；新聞學和傳播學日趨勢不兩立，連溝通意愿都很難建立；文化批判學派和受眾效果研究互不通氣，甚至相互鄙視；對同樣的概念（如，媒介素養、民意、信息，知識，效果等）的解讀南轅北轍；媒介史、媒介生產過程、媒介內容和媒介效果被人為地分解成不同領域、不同陣營、不同地位、不同的學者。凡此種種，使得傳播學者厘清現有概念的任務變得更為艱巨。二、提煉新的理論概念在傳播學領域，發現、創造新的理論概念是從具體現象走向普遍規律，或在前人總結的普遍規律中找出新問題，從而進行的“產出”（output）或者“再造”行為。雖然我們永遠不能低估靈感和想象力的重要性，但創新是建筑在對現有概念的（透徹）理解之上的，離不開研究者在文獻中的浸泡。如上所述，我們的研究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學術成果，也存在著問題。總結起來，有以下幾點：一、概念零散且概念化定義不完整、不系統，致使概念相互之間缺乏共享、溝通的余地；二、描述多于分析仍然是普遍現象，即研究者對于一些概念的闡釋停留在對某種現象的單變量解釋，無法帶出前因后果，不能引向理論；三、研究方法不當造成概念化定義與操作化定義脫節，為取證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四、理論概念的產生缺乏跨學科、跨文化、跨國境的借鑒與貢獻傳播學在學科上很難自成一體，在地域上亦不能完全封閉，因此我們的許多概念不可避免地來自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來自其他文化和國度；五、整合、厘清現有概念固然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重總結、輕創新的心態有可能會掩埋創新的動機和靈感；六、拿來主義風行，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我們自己的概念”的發現和發展。必須強調的一點是，這里說的“我們的自己的概念”，絕無“只能解釋此地，只能解釋此時”之含意。相反，我認為我們的研究者在建構理論概念的過程中，時刻要對一個前提保持警覺，那就是，我們的概念雖然來自中國的具體實踐，但卻能夠從中看到傳播的普遍規律，達到在理論層面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高度。目前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中產生的“我們自己的概念”為數不多，能夠走出中國，得到國際學術界借鑒和認可的更少，由此而刺激了其他國家研究者在研究本國問題時“復制”的概念幾乎絕無僅有，這一方面有歐美研究界的排他和自我中心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我們的概念缺乏普遍性的原因。在歐美，尤其是美國，傳播學研究受社會穩定、制度完善、固有學科范式的影響，研究議題日趨微觀、瑣碎，可以說已經步入托馬斯庫恩所謂的“常態科學”4，發展空間極其有限。中國的改革開放為傳播學者發現概念，建構理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們正在經歷的社會轉型過程，可以說，亂中有序，變中有定，為傳播學提供了寶貴的“自然實驗場所”和“英雄用武之地”。我們可以充分借助改革帶來的社會變化，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義的傳播學概念、研究問題和研究假設。講到這里，我想舉三個例子來說明在提煉理論概念方面，我們利用社會變遷的優勢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一、很多常見的西方媒介效果理論概念著眼于媒介對受眾產生的“同質化”作用（如，涵化，議程設置，沉默的螺旋，框架等），忽視了媒介生產及其內容造成受眾分化的可能性。而在中國，當政治和市場的角力表現為傳媒內容“人格分裂”時，我們是否能夠更容易找到受眾“異質化”的表現？對這種“異質化”的解釋是否能夠涵蓋“同質化”？是否能夠幫助我們修正，甚至推翻傳統的理論？這種規律在互聯網時代，在其他國家和社區，不能說沒有。雖然這種概念看起來相當重要，但從這個角度來研究傳播理論的文章非常罕見。二、政治學對“公眾話語”和“隱藏話語”的探討應用到歐美的傳播學研究中，變成了媒介如何使用“替代話語”將某些社會群體和利益集團“去合法化”的議題。在中國，這種情況可以正好相反，我們要問：媒介是否利用“擦邊球”和“隱藏話語”為弱勢群體服務，將越軌行為和邊緣人群“合法化”？這樣的研究結果并不排斥西方已有的研究，卻能夠大大充實我們對媒介內容與受眾影響的關系的理解。此類研究視角不能算創建新概念，而是在概念的定義和涵蓋現象上的創新和拓展。三、框架理論的研究在西方，關注的重點是媒介從業人員如何通過媒介內容的文本建構，來解釋現實和服務于各種意識形態，而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如果我們把研究切入點調轉一下，來比較那些被媒介認為最不需要投入精力或者投入最小精力的文本框架，和新聞從業者精心建構的媒介文本框架之間的關系，就可以提出以下問題：首先，是不是那些被視為天經地義的文本框架，才是意識形態扎根最深的、最不容易受到質疑因此勸服效果可能最大的框架呢？也就是說，在框架建構中，刻意投入是否和傳播效果成反比？其次，同樣的話語，當它們無需經過刻意打造就脫口而出、呈現在官方的話語框架當中，是否具有較高的“顯性”？而另一方面，這些話語又同時可通過媒介從業者的精心挑選、措辭和排列，以“隱性”的形式巧妙地隱藏在“替代話語”框架中，成為與官方顯性話語完全不同的指涉？換句話說，官方話語里的套話（顯性）對于記者來說可謂全不費功夫，但是同樣的套話在替代性話語里被巧妙使用（隱性），為擦邊球的特殊利益服務，卻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提出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和問題，對于中國和西方的傳播學研究至少有做出貢獻的潛力。我認為在中國，未來傳播學研究特別需要關注的議題之一就是充分意識到概念的理論價值，在變革中尋找規律，提煉本學科的核心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發現具有理論貢獻的概念，在靈感和想象力的引導下創造“出乎意料之外，在乎情理之中”的概念。注釋1Reynolds,Paul.(1971).APrimerinTheoryConstruction.Boston,MA:Allyn&Bacon2Morgan,Michael&Shanahan,James(1996).Twodecadesofcultivationresearch:Anappraisalandameta-analysis:InB.Burleson(Ed.).CommunicationYearbook20.ThousandOaks:Sage；Shanahan,James&Morgan,Michael(1999).TelevisionandItsViewer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3參見：楊擊（2006）傳播文化社會英國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