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論文-新聞自由在中國和平崛起中的作用【內容提要】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都需要一定的國內條件和國際環境，中國已經向世界做出了“和平崛起”的承諾。中國對內尋求和諧、對外尋求和平，需要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會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新聞自由，或稱新聞自由權通常指政府通過憲法或相關法律條文保障本國公民言論、結社以及新聞出版界采訪、報道、出版、發行等的自由權利。此時，新聞自由對中國和平崛起中所需要的國內條件和國際環境都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關鍵詞】新聞自由和平崛起經濟建設政治體制國際環境目錄：一、序言二、中國和平崛起時期新聞自由對國內經濟建設有推動作用三、中國和平崛起時期新聞自由對國內政治體質有改善作用四、中國和平崛起時期新聞自由對面臨的國際環境有和諧作用五、總結一、序言面對正在崛起的中國，國際社會有一些疑慮或擔憂，主要是：中國的崛起是否會伴隨著戰爭和強權？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是否會導致對外擴張？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任何崛起模式都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而中國選擇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平崛起道路。中國和平崛起時期，新聞自由的作用主要體現為：對國內經濟建設的推動作用、政治體制的改善作用和對面臨國際環境的和諧作用。二、中國和平崛起時期新聞自由對國內經濟建設有推動作用幾百年來，新聞自由一直被看成是一項純粹的政治制度，只是對當權者的監督、對政府權力的制衡能夠起到關鍵作用。我們能從新聞自由中獲得什么經濟好處？新聞自由值多少錢？其實，新聞自由對中國經濟的深化發展、矯正經濟腐敗、促進市場交易具有十分關鍵的作用，開放新聞媒體也恰恰是為了增加中國的就業機會所必需邁開的一步。眾所周知，一個國家崛起與否的決定因素是經濟水平的高低，而中國和平崛起時期的經濟發展離不開新聞自由。FreedomHouse在1990年對106個國家新聞自由程度進行了評分，然后分組計算出每組國家中服務業占GDP的份額。結果顯示，在2002年，服務業份額在有新聞自由的國家中平均為62.4，在中等新聞自由的國家中為57.1，在新聞不自由的國家中為48.5。如果用各國的人均服務業經濟增加值來取代服務業占GDP份額，以此來衡量一國的服務業發展水平，那么得出的結論基本不變。由此看來，新聞自由確實可以減少市場交易兩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增加參與者對市場交易的對象“服務品”的信心，減少“服務”市場上的交易風險，從而促進服務業的發展。暢通無阻的媒體信息流動、自由的新聞調查報道、公正完整的信息和知識可以增加市場交易中的誠信，而誠信又更是服務業市場發展和深化的基礎。中國的經濟模式是：在不進行實質性政治改革的情況下，憑借其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重點發展其制造業、建筑業等“重型”行業。由于這些行業對新聞媒體和法治環境的依賴度低，所以到目前為止這種經濟發展模式還可以成功。然而，這一“重型”發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中國經濟現實實際上已在挑戰這一模式，新聞自由是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必要基礎。三、中國和平崛起時期新聞自由對國內政治體制有改善作用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和強盛不可能離開言論自由，而言論的自由最直接的體現沒過于新聞自由，新聞自由也在政治體制方面折射著言論自由。托馬斯.杰斐遜(1743-1826)，在他起草的獨立宣言里開宗明義的寫到：“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可見言論自由是公民的一項重要的民主權利，這是西方人在200年前就認識到的真理。杰斐遜還說過：“政府的基礎是人民的意見，所以政府的首要目的就是捍衛人民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如果無報紙而有政府與無政府而有報紙，兩者之間必選其一，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了“建設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和諧社會”的目標。大眾傳媒在建設和諧社會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它應該是民主法制的推動者、公平正義的呼吁者、安定有序氛圍的營造者、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傳播者。如何發揮大眾傳媒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這些功能,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是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新聞自由與控制問題。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條，明確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在目前體制下，我國新聞機構都屬于國有，都歸行政管制。特別是各地方的媒體，都要歸地方政府管轄。在這樣的體制下，新聞自由不足，還指望媒體來監督管理者自己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政府最應該的是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建立能夠保證新聞自由的法律環境，應該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允許任何人都有監督政府權力。接著看看幾個名詞：新聞欲、知曉權、公信力。新聞欲是指人類了解社會或自然界新近變動的一種欲望，這種欲望是人的社會聯系的必然產物，是求知欲的組成部分。新情況、新事物、新經驗、新問題、集體感、安全感、正義感、上進心等是新聞欲的主要內涵。知曉權是社會成員獲得有關自身所處的環境及其變化的信息、保障社會生活所需的各種有用信息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也是人的生存權的基本內容之一。從狹義上來說，指的是公民對國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公共權利機構的活動所擁有的知情或知察的權利，這是公民的一項基本的政治權利，也意味著公共權利機構對公民負有信息公開的責任和義務。公信力，顧名思義，就是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和信心水平。它取決于以下幾方面的條件：第一，權力的合法性，包括權力的來源與使用兩個方面。第二，政治誠信。第三，政治行為的規范。第四，政治能力。第五，政治品質。此外，民眾還要求掌權者在個人行為上為社會作出表率，包括操守正派和私生活檢點。保護新聞自由，同時必須防止濫用新聞自由，從而在確保國家利益、公眾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鼓勵新聞媒介滿足公眾需要，促進國家發展。保護新聞自由，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現代國家最大、最主要的一條新聞法規。防止濫用新聞自由，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保護真正的新聞自由。中國和平崛起時期，滿足公民的新聞欲、實現公民的知曉權，保證新聞自由對政府的公信力和政治體制的改善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四、中國和平崛起時期新聞自由對面臨國際環境有和諧作用我們有自己的文化，源遠流長，這種文化的核心又是以和為貴，就是和的文化，即“和諧”。當然也要和而不同，這種不同是相互補充，是相互借鑒，而不是沖突的來源。新聞自由對和諧的國際環境有一個推動作用，“和平崛起”要以“和而不同”為條件和目標；和諧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沖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在“和為貴”的理念和價值觀的影響下，中國人民形成了崇尚和平、反對暴力和戰爭的歷史傳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僅通過面向世界開放市場對全球經濟增長有所貢獻，而且一直采取積極行動致力于睦鄰友好和與世界各國的互利合作。在人類歷史上，后起大國的崛起，往往導致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嚴重失衡，甚至引發世界大戰。德國和日本就是例證，前蘇聯在這方面也有深刻的歷史教訓。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條件下，中國不會重蹈覆轍。中國在迅猛崛起的過程中和崛起后都將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在國際社會中發揮負責任的大國作用。而問題是由于東西方政治制度及觀念意識的差異，國與國之間關于新聞自由的理解也有分歧。中西方對新聞自由的觀點不一致，在中國始終以廣大人民利益和社會穩定為前提，而西方更傾向于個人。一旦中西方意識形態發生沖突，新聞自由這一原則就不會起什么作用，常常出現互相攻擊的局面。就如德國解雇某親華主持人一樣，完全出于意識上的偏見。因此，促進國內對新聞自由的學習和踐行可以加強中國和平崛起時期跟其他國家的溝通，不至于因為某些對國內、國際事件的報道引起國際不愉快。和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形象的重要標志，外交形象是一國通過其外交思想、政策和行為在國際社會留下的特定印象，一國的外交形象直接影響其外交目標的實現和外交行為的實際效果。為此，中國需要重視新聞自由，與國際社會形成一種良性互動，以和諧當今所面臨的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