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林學類論文-明清時期漢水流域農業經濟的區域差異【正文】一漢水下游平原垸田農業區長江中游地區所習稱的垸田（也稱院田）就是下游地區所說的圩田，垸與圩都是指堤岸。嘉靖沔陽志卷8河防謂沔居澤中，地勢低下，江溢則沒東南，漢溢則沒西北，江漢并溢則洞庭沔湖匯為巨壑，故民田必因地高下修堤防障之，大者輪廣數十里，小者十余里，謂之院。乾隆湖北安襄鄖道水利集案卷下稟制憲晏各屬水利歲修事例云：自京山以下，次潛江，次天門，次沔陽，地形愈洼，眾水匯歸，南北兩岸夾河筑堤。其州縣民人糾約鄰伴，自行筑堤捍水保護田廬，謂之垸。各垸之田，少者數百畝、千余畝，亦多有至萬余畝者。因此，所謂垸田就是筑圍堤、防御洪澇的水利田，堤垸實是垸田的標志，其功用主要是防御洪水。（注：當然，為了有效地防御洪澇，僅僅筑起堤垸是不夠的，還要開挖排灌渠系、興建引排涵洞、并保留蓄澇湖泊。因此，張國雄先生給垸田下的定義是：兩湖平原河湖交錯的水鄉地區一種四周以堤防環繞、具備排灌工程設施的高產水利田。參閱梅莉、張國雄、晏昌貴著兩湖平原開發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791頁。）張國雄博士對兩湖平原垸田的興起與發展作了詳盡細致的研究。（注：參閱前揭兩湖平原開發探源，第四章垸田的開發，第87134頁。）他認為：兩湖地區垸田的興起，大致在南宋晚期，不遲于13世紀中期的南宋端平、嘉熙年間（注：這一看法最初是石泉先生提出的（見所編中國歷史地理專題講義，武漢大學歷史系1981年油印本，第174頁），張國雄對此作了詳盡的考證，見石泉、張國雄江漢平原的垸田興起于何時，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年第1期。）。南宋晚期與元代江漢平原的垸田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江陵、荊門一帶。明朝前朝，隨著移民的大規模遷入，江漢平原的廣大湖灘河濱很快得到開發。嘉靖沔陽志記沔陽州垸田之開發云：明興，江漢既平，民稍墾田修堤，是時法禁明白，人力齊一，堤防堅厚，湖河深廣，又垸少地曠，水至即漫衍，有所停泄。故自洪武迄成化初，水患頗寧。其后佃民估客日益萃聚，閑田土，易于購致，稍稍墾辟，歲月浸久，因攘為業。又湖田未嘗稅畝，或田連數十里而租不數斛，客民利之，多瀕河為堤以自固，家富力強則又增修之。洪武至成化初（1368約1468年）是漢水下游平原垸田的初興階段；成化至正德中（14691521年），垸田發展十分迅速，形成了垸田興建以來的第一次高潮。嘉靖以后，由于移民繼續大批移入，垸田增長速度更快，其分布也進一步向沼澤化的湖區和淤塞河港擴展。在明清之際的動亂中，垸田受到破壞，絕大部分堤垸均被廢棄；康熙、雍正年間（16621735年），垸田逐步恢復，并在數量與規模上超過了明代。乾隆時期，垸田興筑再次掀起高潮，垸田實際上已臻于飽和；嘉慶、道光以后，垸田圍墾惡性膨脹，或隨淤隨筑，凡湖渠澤藪有為泥沙填淤者，即爭墾筑垸（注：光緒漢川圖記征實第3冊，堤垸。）；或竭湖造田，湖泊漸次被墾為桑田。漢水下游平原的垸田主要集中在沔陽、景陵（天門）、潛江、監利、漢川和漢陽、應城、云夢等州縣，其中沔陽、潛江、監利、天門、漢川地勢低洼，湖泊相連，垸田開發最早也最為密集。嘉靖沔陽志卷6堤防錄嘉靖三年（1524年）知州儲洵疏謂江水若自監利車木堤沖塌，不惟其縣受害，而沔陽后茅埠凡一十六村、熊家潭凡四十余院、稅糧八千余石高低淹沒，尺寸不堪耕種；若潛江排沙頭、班家灣、新開便河及沔陽石牌鋪等處水口沖塌，每遇襄漢水發，則潛江、景陵二縣，沔陽深江西范凡二十七村、蓮河柘樹凡七十余院、稅糧一萬五千余石亦無尺土耕種，則到嘉靖初，沔陽州至少已有110余垸（注：光緒沔陽州志卷3堤防志也稱嘉靖中，沔陽垸田百有余區。諸堤之名難以詳考，除嘉靖沔陽志所及之熊家、潭、蓮河、柘樹等院外，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11沔陽州山川欄記有百石湖堤，堤內皆田，也當為垸田。）。潛江縣在成化、正德時己有48垸，到萬歷間增至百余垸（注：康熙潛江縣志卷3鄉區記載明成化間潛江縣有5鄉1坊48垸，萬歷湖廣總志卷32水利志錄有潛江37個舊垸、9個新垸之名，張國雄認為它們很可能就是正德以前的48垸，并根據有關調查資料復原了明早、中期潛江境內垸田的分布情況（參閱前揭兩湖平原開發探源第105106頁，圖4-1，其中可能有個別失誤，如江院、車老院，據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6荊州府山川欄，并邊臨襄江；而張國雄先生將之置于潛江東南境，可能有誤。）。監利縣在成化間由知縣焦欽主持一次即修建堤垸25處（注：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6荊州府山川欄監利縣下。），田之名垸者，星羅棋布。（注：康熙監利縣志卷尾，劉鴻浩：重筑吳家堤記。）景陵縣在宣德中（14261435年）也己出現垸田。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11沔陽州山川下記景陵縣有古堤二，一在縣東北，長五里，以防義河水勢，宣德間知縣楊安修。一在縣東北，上下有，一名穴河，一名紅花。遇旱則貯湖水以灌田，泛則開以防潦，水勢高則不開，成化間知縣姜綰重修，弘治間川襄洞庭水泛沖滔，知縣周瑞重筑以殺水勢，民甚利焉。此二堤雖不以垸為稱，但由其功能來看，顯然是垸堤。漢川縣垸田之出現似較沔陽、潛江、監利為晚，嘉靖漢陽府志與湖廣圖經志書所記漢陽府農田水利多為陂堰，垸堤較少（注：漢陽府志卷2方域志記漢陽縣有譚家院、東西楊樹堤、李家堤、蓮花堤、青草堤、山嘴堤、柘林堤、洲家堤、萬家堤、鄭家堤等，無以判斷其是否為堤垸。）。漢川堤垸之大興大約是在隆慶（15671572年）、萬歷（15731619年）年間。白魚垸原為漢江南河分流的一個支汊，隆慶時，白魚垸淤阜成陸，障堤成垸。細魚垸本湖渠，明萬歷年間因淤筑垸。（注：光緒漢川圖記征實，第3冊。）南河垸隆慶間民人于湖渚障堤為垸，延袤八十余里。（注：同治漢川縣志卷7山川。）天啟四年（1624年），漢川縣同時興建了教子臺、太實、永固3垸（注：同治漢川縣志卷9堤防。）。盡管如此，漢川堤垸的數量與規模看來都遠遠比不上沔陽、監利等州縣。清代堤垸之分布更為廣泛，凡可資利用的河湖沼澤都漸次被圍墾。漢水下游平原垸田分布最為密集的仍然是沔陽、潛江、監利、天門、漢川5州縣。乾隆年間，沔陽州共有1368垸，支河港漢與湖地多被墾為阡陌，且各修堤垸障之，盡占水道。（注：乾隆沔陽州志卷賦役志、光緒沔陽州志卷2山川。）潛江縣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已有156垸（注：光緒潛江縣志卷10河防志。這156垸中，有的沿襲明末而來，有的則屬新筑，如獵塌湖、東西白湖、張蓼湖、枝江湖等等，都是康熙年間淤墊為垸田的，見康熙潛江縣志卷3山川。），到乾隆間，增加到160余垸（注：乾隆湖北安襄鄖道水利集案卷下，制憲鄂奏移駐廳員分汛管堤。）。監利縣，據咸豐年間（18511861年）的統計，共有498垸，人稠地狹，絕少曠土。（注：光緒荊州府志卷20堤防志；光緒潛江縣志卷8風俗。）天門縣（即明代景縣）菜子、老鸛、岳港、龍潛、上帳、下帳等湖在乾隆年間相繼淤為平田，全縣共有109垸（注：乾隆天門縣志卷1地理志，卷6水利志。）；后來較深的楊桑、高臺湖也大半淤塞，到光緒間（18751908年），天門縣垸田增加到200余座（注：襄堤成案卷1，職員蔣元鴻等呈請督撫憲札飭鐘潛二主勘估等修潰口不得觀望協幫稟。）。漢川縣在康熙年間有35座官垸、8座民垸，乾隆年間民垸增加到265座（注：光緒漢川圖記征實，第4冊。）。除以上5州縣外，漢陽、應城、荊門也有部分堤垸。光緒漢陽縣志卷2營建略堤防稱：漢陽縣于康熙五十年筑永豐堤，外距群湖，置石閘蓄泄內湖諸水。而蔡店迤南卑洼處亦有漢水旁溢憂，隨建芭芒堤，作后障，是為修堤圩田之始。在應城縣南境與漢川縣交界處，有郭家垸，始筑于萬歷二年（1574年），因常受水之害，屢廢屢修（注：光緒應城縣志卷2建置志水利。）。荊門州的垸田主要集中在瀕臨漢水的沙洋一帶。在沙洋西南的青村堤下，有彭家垸、南灣垸、小垸、浩曾垸、王家垸、莊家垸等等（注：同治荊門直隸州志卷2建置志堤防。）。以垸田為主要特征的漢水下游平原農業區的糧食作物以水稻為主，麥類及黍、粟等雜糧也占有較大比重。這首先從農業用地的結構方面表現出來。明清有關記載中常把耕地分為田、地、山塘四類，其中田專指水田，地專指旱地，山指山林牧業用地，塘包括湖蕩、陂塘，其實并非耕地，而是一種水利設施，可用于蓄水灌溉和養魚。田、地、山、塘在全部農業用地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水稻、旱地作物生產以及林牧業、漁業（捕撈養殖業）在當地農業經濟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嘉靖靖陽府志卷5記載了不同年份漢陽府及所屬漢陽、漢川二縣的耕地狀況，我們以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為例計算出表1。表1明代漢陽府農業用地的結構府縣田地山塘面積百分比面積百分比面積百分比面積百分比漢陽府2730頃76.34674頃18.8562頃1.73110頃3.08漢陽縣2005頃74.23570頃21.1053頃1.9673頃2.70漢川縣725頃84.40104頃12.111頃0.1229頃3.38說明：（1）資料來源：嘉靖漢陽府志卷5食貨志。（2）原記載中田地山塘各項面積記至畝、分、厘，表中僅取其約數。由于統計方面的原因，漢陽、漢川二縣之和與漢陽府總計數并不相符。龔勝生博士曾經對清代兩湖地區的耕地結構作過細致的分析（注：龔勝生：清代兩湖農業地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869頁。），我們根據他的計算，擷取漢水下游地區部分州縣的情況列出表2。表2清代漢水下游部分州縣農業用地的結構州縣農業地的構成(%)田地山塘漢陽縣31.026.937.54.6漢川縣40.324.95.829.0沔陽州75.913.111.0潛江縣90.39.7監利縣46.553.5京山縣40.533.621.84.1鐘祥縣31.1二漢水中游以旱作為主的水旱兼作農業區本節所說的漢水中游農業區，包括隨棗走廊、襄宜平原與南陽盆地3個地理單元，雖然隨棗走廊在自然地理的意義上基本屬于漢水下游地區，但考慮到其農業經濟的主要特征更與漢水中游的襄宜平原接近（特別是隨州與棗陽），所以我們將它歸入漢水中游農業區。漢水中游農業經濟區最重要的特征是水旱兼作、而以旱作農業為主，稻作農業在地區經濟生活中所占的比重由隨棗走廊而襄宜平原、而南陽盆地逐漸減少，旱作農業所占的比重則相應地遞增。這首先從各州縣載籍耕地的結構中反映出來，在本區最東端的安陸縣，據龔勝生博士的計算，載籍耕地中水田所占的比重為64.8，旱地占23.7，山林占3.9，湖塘占7.5，水田占有絕對的優勢地位。而在本區西端的光化縣，則是旱地占據著絕對優勢。據正德光化縣志卷1田賦記載，正德七年（1512年），光化縣共有官民田地湖蕩688頃，其中水田72頃，占總數的10.7；地615頃，占總數的89.39；湖蕩81畝，占總數的0.12。到清朝后期，光化縣水田的比重有所增加，大約占全部農業用地的24.0（旱地占75.9，湖塘占0.1）。在南漳縣，水田所占的比重為9.9，旱地則占90.1（注：此處安陸、光化、南潭三縣清代水旱田地的比重均據前揭龔勝生清代兩湖農業地理表8清代兩湖州縣耕地結構表，第6164頁。）。南陽盆地的水田面積更少。盆地內生產條件最好的南陽縣，在清末僅有稻田100頃，占全縣可耕熟田的0.31。這些稻田都分布在南陽縣西當境低山中，靠泉水灌溉（注：光緒南陽縣志卷9溝渠。）。到解放初的1953年，南陽專區的水田只有437163畝，占全部耕地面積的2.4。鄧縣、新野的水田占全縣播種面積均只有0.02（注：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漢江工作隊：漢江流域地理調查附表24，漢江流域各縣土地利用率和水旱地比例統計表（1953年）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地方志中有關物產的記載也加強了我們的這種認識。道光安陸縣志與同治隨州志有關物產的記載均將稻之屬列于首位，其下才分別是麥之屬、豆之屬等；而襄陽府志及各縣志中則一般將稻、麥并列于谷品下，不再將稻單列，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水稻地位的變化。乾隆襄陽府志卷6風俗物產下總論襄屬各州縣物產狀況云：襄郡居楚北上游，地勢頗高，水田少而旱地多，襄麥較下游諸郡獨勝，以界連豫境，作面食佳。稻以光化六股泉產者為上，棗陽香稻亦不減也。在襄陽府各州縣中，以宜城縣種水稻最多。光緒襄陽府志卷9建置志四水利欄稱：宜城三面臨水，漢水繞其東南，蠻水饒其西南，地勢平衍，為一郡稻米之鄉。但宜城的水稻種植也呈現出逐漸減少的趨勢。同治宜城縣志卷3食貨志物產欄稱：宜境山澤原隰參半，有宜稻者，有宜麥菽雜糧者。初夏麥熟，民多食，即大麥仁也。小麥不充常餐，恒儲以市。宜稻之鄉，自二渠廢后，惟恃陂塘，偶值夏旱，即難有秋。一遇歲歉，多食蜀秫，或食蕎麥，且有雜有野蔬者。顯然，宜城縣在木渠、長渠湮廢后，水稻種植受到水源的限制而大幅度減少。棗陽縣東南部賂屬于水流域，陂堰較多，水稻種植較廣；其西北境則重岡九十九間，原田每每恒苦旱干，以旱地作物為主（注：國民棗陽縣志卷14食貨志農業。）。至于南漳、襄陽、谷城、均州、光化以及屬于鄖陽府的保康縣，則主要是在水源充足便于灌溉的河流谷地間有水稻種植，面積不大。南漳、保康二縣的稻田集中在較為寬廣的漳水、沮水和蠻水谷地，各水岸側暨支流均有平疇產稻，所產稻谷僅足供城市平壩之用，山農饔饔以包谷雜糧為主。（注：國民南潭縣志卷6建置志二水利；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8民食。）襄陽縣的稻谷產地主要有峪山、黃龍蕩與張家山三處，谷城縣與均州的水稻則集中在南、北河下游及其它山溪性河流谷地，光化縣水田大都在漢水南岸溝溪兩側，漢水北岸的丘陵崗地幾乎沒有稻田存在（注：同治襄陽縣志卷3食貨志物產；同治谷城縣志卷2水利；光緒均州志卷6賦役志物產；光緒光化縣志卷3物產。）。南陽盆地在漢代曾是著名的稻米產區，但自六朝起，水稻種植即呈現出逐漸減少的趨勢（雖然在唐宋時期曾有反復），到元代，文獻中已見不到關于南陽地區種植水稻的記載，估計當時南陽地區即使有水稻種植，面積也不會很大。明朝中期，丘浚曾說荊襄唐鄧有水陸之田，可水耕之地，則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注：明經世文編卷72，丘浚：屯田荊襄唐鄧之田。）。開發水田，需要募南人經營，說明水稻種植技術在當地已失傳，這當然是水稻生產大幅度減少的結果。王士性廣志繹卷3江北四省河南下記載，確山南多稻田，近楚俗，北乃旱地，漸見風塵。確山今屬駐馬店地區，唐白河流域大片田地都在確山一線以北，顯然，其水稻生產已微不足道。嘉靖年間鄧州水利屢復屢壞，致使地方官員考慮不如聽其種旱田之愈（注：天下郡國利病書卷53，河南四南陽府。）。在明代后期和清前期地方志關于物產的記載中，水稻的地位已很不重要。如嘉靖鄧州志卷10賦役志物產欄的記載是：多粟、多麥、多菽、多脂麻，有黍、有稻、有稷、有蕎。順治鄧州志的記載與此相同。清中后期的一些地方志，干脆就沒有水稻或者是間有水稻了。乾隆時人蕭韶相召父陂詩云：南陽草莽已連阡，水到空聞召父賢。鸚鵡不知香稻少，秋聲猶集廢塘邊。（注：見乾隆續河南通志卷75，藝文志。）正是南陽農業滄桑巨變的寫照。雖然在一些水源條件好的濱水地帶還間種稻（注：光緒南陽縣志卷2疆域志風俗。），但總的說來，南陽盆地在明清時期已基本上成為較單純的旱作農業區。總之，漢水中游農業經濟區雖然在總體上看是水旱兼作，但水稻種植從東南向西北遞減，其中安陸、隨州、棗陽、宜城四州縣水稻種植面積最大，在當地農業經濟中所占的比例也較高；南漳、襄陽、?？?、谷城等縣已較少，光化、均州、新野、南陽、鄧州、淅川諸州縣更少，至于南陽北部諸縣的水稻種植更是微不足道。同時，歷明清兩代，漢水中游各地的水稻種植面積還在持續下降。這種農業布局和演變趨勢顯然與自然地理條件以及環境變遷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F代漢水中游地區的年平均氣溫為1516，59月或69月平均氣溫均大于22，1月平均氣溫23，7月平均氣溫2829。年均降雨量700850毫米。一般說來，這樣的氣候條件是比較適合水稻生產的（注：前揭漢江流域地理調查報告，第五章氣候，第3645頁。）。但是，我們知道，明清時期正是我國著名的小冰期，年均氣溫比現代低得多，降雨量也要相應減少（注：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4頁。）。年均氣溫與降雨量的降低，勢必要影響到對水熱條件都有較高要求的水稻種植。但是，地理條件的變化并非決定性因素，導致漢水中游地區水田面積減少的最直接的原因應當是水利的廢馳。漢水中游地區降雨集中，7、8、9三個月的雨量常占年降雨量50以上，春、秋則常發生干旱，特別是5月底為插秧季節，卻正當少雨時期；同時，丘陵崗地的落差較大，平原地帶多沙質土壤，地表水不易自然保存，因此，稻作生產必須仰賴于蓄水灌溉，水利事業的興衰也就決定著稻作農業甚至是地區經濟的興衰。又因為溪流含沙量大，土性疏松，蓄水陂堰易于淤淺；遇有洪水，堰堤又極易被沖毀。喜靖鄧州志卷11陂堰志稱：（鄧州）壤土沙涸，而強為堤筑，則易壞。光緒南陽縣志也指出：（南陽諸水依岡環注，隨地可渠，然水流迅急，多沙易淤善徙故縣境陂堰名天下，其實難久而易淤。所以，水利工程必須常加維修整治，稍加懈怠，就可能淤塞湮廢?？墒?，漢水中游地區的農田水利并沒有象漢水下游和荊江堤防那樣的重要性，不足以引起政府的關注；雖然在一些勤政的地方官的提倡與主持下，部分州縣的水利工程得到一定程度和整治與維修，但大多沒有延續性，更未能形成制度。因此，就明清時期漢水中游地區而言，官府對于農田水利實際上是極不重視的。這是農田水利廢馳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農田水利的衰敗還有更為復雜的社會經濟原因。順治鄧州志卷11陂堰志云：天啟以后，陂堰為豪強兼并，民間失其利，閘口淤塞，盡成旱田，訟益眾。崇禎七八年后，陂堰盡荒，福府歲收租，至有被累死者?；是迨迥陙?，陂堰盡荒。此言明末清初水利廢馳之原因有三：一是為豪強兼并，民失其利；二是陂堰租稅太重，業主不堪負擔；三是戰亂破壞，人口流散。光緒南陽縣志卷9溝渠云：凡農治田，人三十畝，水田則減三之一，而所收倍。蓄泄以時，不憂水旱。自明季陂堰失修，河深渠高，水不能至。舊農多宛徙，新籍者率來自秦晉，昧水利；或富連阡陌，不親田事；佃農遷徙不恒，雖欲修不自主。又興陂，動連數十村落，議齟齬多不合。舊陂廢久，疑所用，則頗盜其堤堰土石，或境堙平之。在社會穩定的情況下，南陽水利仍多失修的原因有數端：其一是遷入的人口多來自陜西、山西，不知水利；其二是業主不親農事，不問水利之有無；其三是親田事的佃戶遷徙無常，不能也無力興建水利；其四是水利工程動輒牽涉到幾個乃至十數個村落，村落之間很難合作。此數端相結合，農田水利的衰敗自是必然（注：明清時期漢水中游地區農田水利事業的普遍衰退與漢水下游平垸田的高度發展形成鮮明的對照，其原因何在，頗值得探討，限于篇幅，這里不擬展開充分討論。除了正文簡略提到的幾點外，我還注意到黃宗智先生關于宋代以后太湖漢域水利事業之衰敗原因的分析，其中頗有與漢水中游地區相類似者。請參閱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342頁。）。在旱地作物結構方面，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玉米（包谷、玉蜀黍、玉高粱）和棉花種植的推廣。玉米大約在清初開始進入漢水中游地區，到乾隆、嘉慶、道光時期逐漸推廣，成為重要的糧食作物之一。乾隆十八年（1753年）湖廣總督開泰在奏折中說：楚省所屬產有包谷一種，即京中所謂玉米者，民間每于山頭崖側、地角田邊零星布種。其性易生，兼耐旱澇。二三月間種后，止須鋤去野草，便自生發，無庸灌溉。六七月間結包，即可煮食；俟其包實堅老，收獲碾碎可以拌米作飯作粥，并為湯餅之用，頗有香味，力田之家籍以佐米糧之不足。約略每一株結五六包至二三包不等，以每包百粒計之，收成不啻百倍，是以近年以來種植者日益加多?，F據襄陽府、隨州、東湖縣稟覆，各稱可買二三千石、四五千石不等，尚有數處未經覆到，核其大勢，如二萬石內外。（注：宮中檔乾隆朝奏折，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湖廣總督開泰奏。）稍后成書的乾隆襄陽府志卷6物產欄述襄陽府糧食作物在麥、稻之外，又有秫，一名玉高粱，俗名包谷，最耐旱。近時南漳、谷城、均州山地多產之，遂為貧民所常食。顯然，玉米種植已比較普遍，但面積不大，主要集中在山區和丘陵崗地，在平原地區則主要是于地角田邊零星布種。乾喜年間，雖然玉米的種植面積有所擴大，但主要是在新開墾的山地，原有的熟地較少有改種者。因此，就漢水中游地區而言，山地較多的州縣如南漳、保康、谷城、均州、光化、棗陽、淅川、裕州等，玉米種植也較多（注：同治南潭縣志卷6物產；三省邊防備覽卷8民食；同治谷城縣志卷2物產；光緒光化縣志卷3物產；民國棗陽縣志卷6輿地志物產。）。棉花于明代前期已在漢水中游地區普遍種植。天順襄陽郡志卷1土產欄中已記有棉花（寫作綿花），萬歷襄陽府志卷4物產仍之，且增加了綿布。同書卷12食貨五萬歷歲貢數條記載：南京庫折綿花絨米，共五千石，每石折綿花絨十斤，共五萬斤。說明襄陽府棉花產量已相當可觀。乾隆襄陽府志卷6物產將木棉與綿布列為全郡之通產。在襄陽府所屬各州縣中，棗陽產棉多且優。其所產棉布遠銷陜西（注：民國棗陽縣志卷6輿地志物產。）。宜城也是重要的產棉縣。同治宜城縣志卷3食貨志物產稱：邑少絲麻，惟恃木棉，鄉野亦多種者。當歲晚務閑，閭閻爭事紡織。在隨州，民戶廣種木棉，人習為布，秋熟后賈販鱗集，隨民多恃此以為生計。（注：同治隨州志卷13物產。）在南陽，張履祥南園先生全集卷43近古錄引錢懋登厚語載：南陽李義卿，文達公之曾大父也。家有廣地千畝，歲植棉花，收后載往湖湘間貨之。是時價頗賤，停于邸舍。越三月，適臨江三商議值，三百兩交易訖。文中所說的文達公即李賢，據明史卷167本傳，是宣德八年（1433年）進士，成化二年（1566年）59歲時故去，其曾大父李義卿不會是晚于永樂年間的人。因此，可以認為在明朝初年南陽即有較大面積的棉花種植。嘉靖鄧州志卷10賦役志物產欄中記有布、綿花，順治鄧州志與嘉慶南陽府志均仍之。光緒南陽縣志卷2疆域志物產欄稱南陽縣惟絲棉麻靛漆玉頗著。但南陽地區的棉花種植遠遠趕不上襄陽地區廣泛。在1953年的調查中，南陽地區的棉花種植南積占播種面積的4.33，其中最高的鄧縣占6.65，新野縣占5.66；而襄陽地區的棉花種植面積則占總播面積的11.62，其中棗陽縣多達24.92，宜城縣為12.49，襄陽縣為11.31（注：前揭漢江流域地理調查報告附表25，漢江流域各縣1953年各種農作物播種面積及產量統計表。）。這雖然是后來的情形，但考慮到作物種植結構的相對穩定性，可以認為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中后期的情況。三漢水上游農業經濟區漢水自丹江口以上為上游，是一個多山的地區，但有不少山間盆地散布其間。在陜西境內有漢中、西鄉、安康、漢陰、商州-丹鳳等盆地；在湖北境內有鄖縣、鄖西、房縣、均州等盆地。這些盆地，或因斷層而生，或因侵蝕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