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問題論文-近代華北農村人口消長及其流動兼論黃宗智“沒有發展的增長”說【內容提要】清代咸豐朝以后，華北四省的人口數量一直呈增長趨勢，這一地區出現了人滿為患的局面。嚴重的人口壓力和由此產生的謀求基本生存條件的迫切需要，造成了華北地區人口成百萬地向東北和內蒙古地區遷移。在人口壓力的驅動下，近代華北農村技術經濟作物的擴大，亦農亦商的普遍趨向，以副補農的普遍存在等，都可以視為農業經濟發展的表征。判斷明清以來中國農業有無發展，并不能僅僅局限于單位工作日勞動生產率的狹窄范疇。衡量農業發展的標準，應當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關鍵詞】人口/華北農村【正文】人口壓力與小農經濟的關系，作為一個理解明清以來資本主義化的問題，已引起國內外學界的廣泛討論，對美籍學者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版）、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3年版）及中國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與當前規范認識的危機（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等論著中提出的理論模式，國內學界評價不一。本文擬在考察近代華北農村人口消長及其流動的基礎上，就黃宗智先生的理論提出拙見，不妥之處，尚祈指正。從區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華北地區指通常所說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大體以長城為北界，秦嶺淮河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及周邊地區，雖較黃氏所指范圍更為廣泛，但對問題的討論當不會有太大影響。一古代華北地區不僅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而且是全國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紀元初年全國13州及司隸部人口總數為5760余萬，而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兗、豫、青、冀、徐、司隸、并州的人口即有3800余萬，占全國總人口的66%，班固所謂“地小人眾”正是對此時這一地區人口狀況的高度概括。自紀元初年至明后期的1000多年間，中國人口經歷了一個緩慢增長的過程。研究表明，西漢末年，全國人口總數增加到6000萬；自東漢至五代末，幾經增減，總數未突破8000萬；12世紀初突破1億；13世紀初達到1.2億；17世紀初達到約1.5億（注：見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46頁。）。伴隨著王朝的興衰，周期性的波動是人口數量變化的明顯特征。華北地區是中國封建時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也是戰亂最為頻仍和集中的地區，幾乎每一次社會動蕩都給華北地區社會經濟造成極大破壞，人口的流亡也相伴出現。正是由于長期的社會動蕩，華北地區的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重逐漸下降。大體而言，唐“安史之亂”后，華北已失去作為全國人口重心的地位，胡煥庸等認為，唐末黃河流域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重跌至40%，明初已不足30%（注：參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14-17頁。）。具體而言，西漢元始二年（2年），華北人口總數為38041307人，唐天寶元年（742年）25232884人，明萬歷六年（1578年）22724951人（注：據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以下簡稱統計）甲表2、甲表25、甲表72計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整個封建時代，華北地區人口總數呈下降趨勢，總量當不會超過4000萬人。清代是中國人口發展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清初，歷經近20年的兵荒馬亂，全國人口亡失嚴重，直至17世紀末全國人丁戶口才大致恢復到明代末年的水平。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王朝在全國范圍內的統治趨于穩定，人口總數恢復并平穩在1億左右。乾隆一朝，全國人口總數突破3億，此后嘉慶、道光朝仍繼續增長。1840年，全國人口總數為412814828人。咸豐元年（1851年）增長到4.3億多，達到清代人口總數的最高點。同全國各地人口增長大勢一樣，華北地區的人口總數也有了明顯增長。統計資料表明，乾隆朝后期，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四省人口共計80677833人，嘉慶時期增加到93991016人，道光朝后期達94234910人，咸豐元年達到96341715人（注：據梁方仲統計甲表82計算。）。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以后，華北地區的人口數量雖然也呈上升趨勢，但卻明顯低于全國平均增長值。若以乾隆末年人口平均數為基數100，至咸豐元年直隸為101.02、山西118.09、山東144.82、河南112.88，四省平均上升到119.20，而全國已上升到145.42。此時，全國各省區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當屬四川、奉天、巴里坤、烏魯木齊、吉林、云南等邊緣地區（注：見梁方仲統計甲表84。）。此種人口發展態勢說明，在一定的生產力條件下，華北地區已出現“人滿為患”之勢，未開發和待開發的邊疆地區則成為全國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咸豐元年爆發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是清代全國人口由升而降的轉折點。這一時期，全國人口最為稠密的江南地區成為太平軍和清軍及外國侵略軍長期廝殺的主要戰場，戰后，江南地區人口銳減。以蘇、浙、皖三省而論，江蘇戰后“一望平蕪，荊榛塞路，有數里無居民者，有二三十里無居民者”（注：李鴻章：李文忠公奏稿卷3。）。浙江“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饑餓，死于疾疫，蓋幾靡有孑遺”（注：左宗棠：書牘家書卷上。）。安徽“人民死傷無數”（注：民國安徽通志稿民政考戶口。）。據清官方統計，三省在此期間凈減人口5400多萬（注：有關太平天國起義前后江南地區的人口變動，可參見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下卷，第10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王業健太平天國對于蘇南人口的影響，載中國論叢（英文版）19卷；行龍論太平天國革命前后江南地區人口變動及其影響，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2期。）。而在華北地區，雖然也有捻軍起義、太平軍北伐等戰事，但除直隸而外，河南、山東、山西三省人口仍在繼續增長，而直隸人口數字銳減實為統計缺失（注：據清官方統計，直隸人口1851年為23455000人，1858年減至974000人。按1858年數字僅為承德一府人口數字。）。到光緒三年（1877年），華北四省人口總數增長到1億，按清朝戶部清冊，是年山東人口35657000人，河南23944000人，山西16443000人，直隸若以1857年數字23032000人計之，則四省人口總數為99066000人，比咸豐元年凈增約270萬人（注：1858年至1898年直隸人口僅承德一府造報。），這一數字達到清代華北人口增長的最高峰。“正因為制度上的不合理和天災人禍同是對人口增長不利的，所以研究中國人口史的先決條件是能正確的分期。”（注：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254頁。）何炳棣先生這一論斷，對于研究近代華北人口變化是極富意義的。全國人口由升而降的轉折點是咸豐初年的太平天國戰爭，而華北人口的轉折點則是光緒初年的“丁戊奇荒”。光緒元年（1875年），華北各省出現旱象，至1877-1878年（陰歷干支丁丑、戊寅年）達到巔峰期，并波及陜西、隴東、川北及蘇、皖北部，史稱“丁戊奇荒”。整個華北呈現出殘破不堪的局面：山西“平、蒲、解、絳、霍、隰赤地千里，太、汾、澤、潞、沁、遼次之，盂、壽以雹，省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寧武、平定、忻、代、保德數處而已。”（注：王錫綸：怡青堂文集卷6。）河南全省有87個州縣報災，饑民五六百萬，“被災之廣，受災之重，為二百數十年來所未有”。山東青州饑民“不得不以五谷各糠并草種以及樹葉樹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