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研究論文-我與IMF和美國財政部的沖突在西雅圖、達沃斯和華盛頓游蕩過的“幽靈”又出現在捷克首都布拉格。這次它真的成了幽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的抗議者抬著白色十字架，在布拉格舉行仿真葬禮，譴責這兩個國際組織每天導致數千兒童死亡的政策，要求埋葬這兩個組織。它們同警察發生了沖突，最后逼得年會提前一天結束。這兩個組織是全球化運動的主要體現者。示威者正是在反對全球化的意義上舉行抗議活動的。客觀地講，這兩個組織并不與“人民”直接打交道，而是與他們的政府打交道，它們的政策只是通過各國政府才行得通。但是這兩個組織處處遭到抗議，恐怕并不是相關國政府策動的，那么這就說明它們的政策確實存在問題，在專家圈子里，這兩個組織也不斷受到質疑。這篇文章就屬于專家的質疑。本文作者為國際著名經濟學家，19961999年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因與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組織在政策上的分歧，被迫辭職。本文回顧了這一沖突。該文寫于今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華盛頓會議之前一周。19961999年11月，我在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在此期間，全球經濟經歷了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我親眼目睹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美國財政部一起，先后如何應對。他們的所作所為令我驚駭！那次全球經濟危機，于1997年7月2日首先在泰國出現。東亞國家經歷了將近30年奇跡般的發展：收入大增，健康狀況得到改善，貧困現象大幅度減少。不僅識字率大幅提高，而且在科學以及數學的國際競賽中，這個地區許多國家的表現都超過了美國。其中有些國家甚至在30年里沒有經歷過一個年度的經濟衰退。但是，災難的種子早已經種下了。在90年代初，東南亞國家實現了金融和資本市場的自由化并不是由他們需要吸引更多的資本（儲蓄率已經達到30甚至更高），而是由于國際壓力，其中一部分來自美國財政部。這些變化帶來了大量短期資本與投資于類似于工廠等項目的長期資本不同，這種資本總追求在第二天、第二個星期或者第二個月獲得最高回報。在泰國，這種短期資本的流入帶來了一場不可持續的房地產經濟泡沫。而且，與此同時，全世界的人們（包括美國人）都已經痛苦地認識到任何一次房地產泡沫最終都將破裂，帶來災難性的后果。正如這些資本突然流入一樣，它們也突然流出了。當所有人都試圖撤出資本的時候，導致一個經濟問題，一個很大的經濟問題。上一輪經濟危機，在20世紀80年代發生在拉丁美洲。當時大量公共部門赤字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急劇的通貨膨脹。在那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經正確地實施財政緊縮（平衡預算）和偏緊的貨幣政策。它把那些政府實施這些政策作為獲得援助的先決條件。因此，在199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泰國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基金會的首腦說，緊縮將重建人們對泰國經濟的信心。當危機發展到其他東亞國家時并且當這些政策的失敗已經很明顯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只是眨眨眼，給每一個到門口求援的國家開出同樣的藥方。我當時就認為這是一個錯誤。與拉丁美洲國家不同，東亞國家本來已經實現了預算盈余。在泰國，政府已經實現如此之大的盈余，導致在更需要的教育和基本建設方面的投資不足。這兩者對經濟增長都是至關重要的。同時，亞洲國家已經實施了偏緊的貨幣政策：通貨膨脹率很低并且還在下降（例如，在韓國，通貨膨脹率只有4，這是很不錯的）。與拉丁美洲不一樣，問題不在于魯莽輕率的政府，而在于魯莽輕率的私人部門所有那些在房地產泡沫中賭博的人們，例如，銀行家和借貸者。在這種情況下，我擔心，緊縮政策無法復蘇東亞經濟會把他們推入衰退甚至蕭條。高利率會摧毀高負債的東亞地區企業，導致更多的破產和壞債（default）。壓縮的政府開支只能使經濟更加萎縮。于是我開始游說改變這種政策。我向斯坦利。費西爾（StanleyFisher）談了我的看法。他是一位杰出的經濟學家，曾經擔任麻省理工學院經濟教授以及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后來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一經營副主管。我與世界銀行中可能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聯系并發生影響的同事會面，鼓勵他們盡其所能去說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官僚們。用我的分析去說服世界銀行的人們是容易的，然而，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意幾乎不可能。當我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高級官員談我的意見時例如，解釋高利率會怎樣增加破產，因此使得重建對東亞經濟的信心變得更加困難，他們剛開始只是抵制，然后，當無法提出一套有效的反駁時，他們退回到另外一種回答：我是否理解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執行主管委員會由發達國家財政部長們任命的，批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有貸款項目的機構的壓力。他們的意思是很清楚的。那個委員會傾向于更嚴厲的政策；而他們事實上只是實施了適中的政策。我那些作為執行主管的朋友們說，他們是感受到壓力的人。使人惱怒的不僅在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慣性如此難以制止，而且在于，所有的事情都是關起門來操作的，我們幾乎不可能知道究竟誰是阻礙改變政策的真正障礙。究竟是那些職員在推動執行主管，還是那些執行主管在推動職員？直到現在我仍然不能確定地知道答案。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每一個人都向我保證他們是很靈活的：如果他們的政策確實被證明是過度緊縮了，把東亞經濟推到不必要的更深衰退，他們會實施相反的政策。這使我不寒而栗。經濟學家給研究生上的第一堂課就是滯后的重要性：一個貨幣政策的變化（增高或降低利率）完全顯示效果需要1218個月時間。當我在白宮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時，我們集中所有的精力去預計經濟在將來的走向，這樣我們才能知道今天應該推薦什么政策。（在經濟領域）玩那種錯了再改的游戲是愚蠢的。然而，那正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時計劃要進行的。我是不應該感到奇怪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行事時，不希望外人問太多的問題。從理論上講，這個基金會是支持它所幫助的國家的民主制度的。但在實踐中，它通過強制實施的政策一直在破壞民主過程。當然，從名義上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并不“強制實施”什么，只是“談判”接受援助的條件。但是，談判的所有籌碼都在談判的一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并且幾乎不給對方足夠的時間去達到廣泛的一致意見或者向議會或國內社會咨詢。有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假裝特許完全的公平，同時卻在私下談判秘密契約。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定幫助一個國家，它派出一個經濟學家的“使團”（mission）。這些經濟學家往往缺乏對這個國家的廣泛了解，他們可能對這個國家的五星級飯店比對分布在鄉下的村莊擁有更多的了解。他們辛勤地工作，對著一堆數字思考到深夜。但他們的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幾天或者最多幾周之內，就要求他們拿出一套符合這個國家需要的方案。無需多說，僅僅是一些數字演算是不能給這個國家的發展戰略提供恰當意義的。更為惡劣的是，這些數字演算也往往沒有做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選用的數字模型經常有明顯缺陷或者老舊過時。有批評者指責他們在經濟學上采用以固定模子壓餅干的方法。這些批評是正確的。這些工作小組因為在出發前就擬好報告的草稿而著名。我聽說過這些的不幸事件，這些小組成員把給一個國家的報告的大部分拷貝下來，然后把它們全部轉變為給另一個國家的報告他們帶著這份轉變而來的報告出發了，但是由于文字處理軟件的“查找并替換”功能沒能正常工作，結果在一些地方還保留著原來那個國家的名字。原來如此！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并不在乎發展中國家的公民是不公正的。但是，那些為這個組織工作的老人們他們絕大多數是年紀較大的人的作為使人感覺他們肩負著魯德亞德。開普林（RudyardKipling）那樣白人的責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專家們相信他們比他們要訪問的國家的經濟學家更聰明、受過更好的教育并且更少具有政治動機。但是，事實上，那些國家的經濟領導人都相當不錯在許多情況下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作人員更聰明或者受到過更好的教育。而那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