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出墓志為鑰：解鎖唐昭義軍的歷史密碼一、緒論1.1研究背景與意義唐代藩鎮作為唐朝政治、軍事格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刻影響著唐朝中后期的歷史走向。藩鎮割據局面自安史之亂后逐漸形成，眾多藩鎮在軍事、財政、人事等方面擁有高度自主權，對中央政權構成了巨大挑戰，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唐朝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結構。在眾多藩鎮中，昭義軍占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昭義軍由地跨山西、河北的澤潞區與邢洺區組成，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其他藩鎮所不具備的諸多特色。它處于唐廷防控河朔的前沿陣地，邢洺區直插河朔三藩的腹地，在防御河朔三鎮方面發揮著尤為顯著的作用，是唐王朝維系其統治秩序、制衡地方勢力的關鍵力量。唐憲宗時宰相李絳論其形勢云：“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洺入其腹內，誠國之寶地，實危所系也。”可見昭義軍戰略位置之重要。其精銳的步兵部隊更是雄冠諸軍，令整個唐代藩鎮刮目相看，在唐朝的軍事體系中占據著重要的一席之地，為維護唐朝的穩定和安全立下了汗馬功勞。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推進，近年來新發現了一批昭義軍的墓志材料。這些墓志作為研究唐代歷史的第一手資料，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為我們深入探究唐昭義軍提供了獨特視角。墓志中詳細記載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跡、官職履歷、家族世系等內容，能夠補充和印證文獻記載的不足，幫助我們更加全面、準確地了解昭義軍的內部結構、軍事制度、人員構成以及軍人的生活狀態等方面。通過對這些新出墓志的研究，我們有望揭示出以往被忽視或未被深入探討的歷史細節，為唐代藩鎮研究開辟新的路徑。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以新出墓志為切入點，深入探討唐昭義軍的相關問題，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一方面，有助于豐富唐代藩鎮研究的內容，加深對唐代政治、軍事、社會等方面的認識。通過對昭義軍騎兵、軍人服役、基層軍將退休等具體問題的研究，可以進一步了解唐代藩鎮的軍事特點、管理制度以及軍人的職業發展等情況，從而為構建更加完整的唐代歷史畫卷提供支撐。另一方面，為唐代歷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運用二重證據法，將新出墓志與早出墓志以及文獻記載相結合，相互印證、相互補充，能夠突破單一史料的局限，使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更加客觀、準確，推動唐代歷史研究的不斷發展。1.2研究現狀國內外學界對唐昭義軍的研究已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研究內容涵蓋了昭義軍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多個方面。在政治方面，學者們關注昭義軍與中央政府的關系，以及其在藩鎮割據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張國剛在《唐代藩鎮研究》中，將昭義軍劃分為“中原防遏型”藩鎮，分析了其在拱衛中央、抵御河朔藩鎮方面的重要戰略意義，認為昭義軍的存在對于維持唐朝中后期的政治平衡起到了關鍵作用。張照陽在《昭義軍劉從諫擅位與晚唐藩鎮秩序》中，探討了劉從諫擅位事件，指出行軍司馬賈直言提供的以恭順為主的擅位策略，契合了晚唐朝廷構建的藩鎮秩序，使得劉從諫的擅位在不到三個月內就完成，成為晚唐“順地”里唯一“世襲化”的例子，揭示了晚唐藩鎮秩序在朝廷與藩鎮互動中的新動向。軍事方面的研究則集中于昭義軍的軍隊編制、軍事戰略以及其精銳步兵的特點等。許多學者對昭義軍步兵的強大戰斗力給予了高度關注，認為其步兵在唐代藩鎮軍隊中具有獨特的優勢。然而，對于昭義軍騎兵的研究相對較少，相關成果較為匱乏，僅有的研究也未能全面深入地揭示昭義軍騎兵的真實面貌。在利用墓志研究唐昭義軍方面，近年來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隨著新出昭義軍墓志的不斷發現，為學者們提供了更為豐富和直接的研究資料。一些學者開始嘗試運用墓志來研究昭義軍的相關問題，如杜立暉在《以昭義軍墓志為中心考察唐代藩鎮軍將退休制度》中，通過對新出唐昭義軍墓志及其他史料的分析，揭示了唐代藩鎮軍將存在一定的退休制度，包括退伍、退休兩個階段，允許請退，退休年齡因軍官級別的高低而不同，退休還有一定待遇規定等內容。但總體而言，目前利用墓志研究唐昭義軍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方面，對墓志的解讀和利用還不夠充分，許多墓志中的信息尚未被深入挖掘和分析。另一方面，將墓志與其他文獻資料相結合進行綜合研究的力度還不夠，未能充分發揮墓志在補充和印證文獻記載方面的獨特作用。此外，對于墓志中反映的一些具體問題，如昭義軍軍人的服役特點、基層軍將的退休制度等，雖然已有學者進行了初步探討，但研究還不夠系統和深入，仍有許多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和解決。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本研究主要采用二重證據法，將新出墓志與早出墓志以及文獻記載相結合，相互印證、相互補充，深入探究唐昭義軍的相關問題。墓志作為地下出土的實物資料，具有較高的真實性和可靠性，能夠為我們提供關于墓主人的生平事跡、官職履歷、家族世系等詳細信息。而文獻記載則涵蓋了歷史典籍、詩文集、筆記小說等多種類型，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唐代的政治、軍事、社會等方面的情況。通過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可以突破單一史料的局限，使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更加客觀、準確。在研究過程中，對于新出墓志，將進行詳細的釋讀和分析，挖掘其中蘊含的歷史信息。同時，廣泛查閱相關的早出墓志和文獻資料，對其中與昭義軍相關的內容進行梳理和歸納。在對騎兵問題的研究中，通過對新出墓志中關于騎兵數量、分布、番號等記載的分析，結合文獻中對唐代騎兵制度以及昭義軍軍事活動的描述，來揭示昭義軍騎兵的真實面貌。在研究軍人服役問題時，利用墓志中墓主人的籍貫、任職地點、服役經歷等信息，與文獻中關于唐代兵役制度、藩鎮軍事管理等方面的記載相互印證，從而探究昭義軍軍人服役的特點和原因。本研究在視角和材料運用方面具有一定的創新之處。在視角上，以往對唐昭義軍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軍事等宏觀層面，而本研究則從墓志這一微觀視角出發，關注昭義軍內部的具體情況，如騎兵的發展、軍人的服役以及基層軍將的退休等問題，為唐代藩鎮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思路。在材料運用上，充分利用近年來新發現的昭義軍墓志材料，這些墓志大多為首次披露，其中包含了許多以往未被關注的歷史細節，為研究提供了更為豐富和直接的資料。同時，將新出墓志與早出墓志以及文獻記載進行綜合運用，形成了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研究體系，彌補了以往研究中對墓志利用不足以及資料單一的缺陷，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唐昭義軍的歷史。二、唐昭義軍的騎兵問題2.1昭義軍騎兵概述唐昭義軍的騎兵發展與昭義軍的整體發展歷程緊密相連。昭義軍作為唐代重要藩鎮，由澤潞區與邢洺區組成，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軍事需求，使其騎兵的發展有著自身的軌跡。在昭義軍建立初期，騎兵的發展可能相對緩慢。安史之亂后，唐朝的軍事格局發生重大變化，藩鎮勢力逐漸崛起，昭義軍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當時，藩鎮軍隊的建設主要側重于滿足當地的軍事防御和作戰需求，由于昭義軍所處地區并非傳統的產馬區，獲取優質戰馬存在一定困難，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騎兵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隨著時間的推移，昭義軍在唐朝政治、軍事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騎兵的發展也受到更多關注。唐憲宗時期，朝廷對藩鎮的態度逐漸強硬，積極開展削藩行動，昭義軍作為“中原防遏型”藩鎮，承擔著防御河朔藩鎮、拱衛中央的重任。在這樣的戰略背景下，為了提升軍隊的戰斗力和應對復雜的戰爭形勢，昭義軍開始加強騎兵建設。通過與周邊地區的貿易往來、朝廷的賞賜以及自身的馬匹繁育等途徑，逐漸增加戰馬數量，擴充騎兵隊伍。在軍事體系中，騎兵占據著重要地位。騎兵具有高機動性和強大的沖擊力，能夠在戰場上迅速穿插、迂回，對敵方進行突然襲擊，打亂敵方的戰斗部署，為己方創造戰機。在唐代的戰爭中，騎兵常常與步兵協同作戰，形成互補之勢。步兵以其密集的陣列和堅固的防御，能夠有效抵御敵方的正面進攻，而騎兵則憑借其速度和靈活性，在戰場上發揮著偵察、突襲、追擊等重要作用。對于昭義軍來說，騎兵的重要性更為突出。昭義軍地處唐廷防控河朔的前沿陣地，邢洺區直插河朔三藩的腹地，與河朔藩鎮接壤，面臨著來自河朔藩鎮的軍事威脅。河朔藩鎮軍隊以騎兵見長，具有較強的機動性和戰斗力。為了有效防御河朔藩鎮的進攻，昭義軍必須擁有一支強大的騎兵力量，以對抗河朔藩鎮的騎兵優勢。在戰爭中，昭義軍騎兵可以迅速出擊，對河朔藩鎮的軍隊進行攔截、騷擾，打亂其進攻節奏，同時也能夠在己方步兵與敵方交戰時，從側翼或后方進行突襲，配合步兵作戰，增強軍隊的整體戰斗力。此外，昭義軍騎兵在維護地方治安、鎮壓叛亂等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在藩鎮內部，可能會出現一些不穩定因素，如地方豪強的叛亂、盜匪的侵擾等。騎兵的快速反應能力和強大的攻擊力，使其能夠迅速趕赴事發地點，對叛亂分子和盜匪進行打擊，維護地方的穩定和安全。2.2新出墓志所見昭義軍的騎兵部隊新出墓志為我們深入了解昭義軍騎兵提供了珍貴的一手資料。《大唐故昭義軍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孫府君墓志銘》記載：“公即軍使之猶子也，幼而挺秀，長乃殊倫，愛習兵鈐，素精騎射。洎從戎之后，累著功勞，軍使知公義勇可嘉，遂署為先鋒馬軍十將。”墓志中明確提到墓主人孫府君“愛習兵鈐，素精騎射”，并擔任“先鋒馬軍十將”，這表明昭義軍中有專門的馬軍編制，且先鋒馬軍在軍隊中承擔著重要的作戰任務，需要具備精湛的騎射技能和勇敢的戰斗精神。從這一記載可以推測，昭義軍的騎兵可能有著較為嚴格的選拔標準，只有騎射技藝高超、作戰勇猛的士兵才有機會進入先鋒馬軍。《唐故昭義軍步射將試太常寺協律郎王府君墓志銘》載：“府君諱清，字居潔，其先京兆人也。……府君幼而奇偉，長有英雄之志，以騎射為己任，遂應募于昭義軍。節度使嘉其勇略，署為步射將。”雖然墓主人最終擔任的是步射將，但他最初是以騎射技能應募進入昭義軍，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昭義軍對騎兵人才的重視，以及騎兵在軍隊中的重要地位。在當時的軍事環境下，騎射技能是衡量一名軍人戰斗力的重要標準之一，能夠熟練掌握騎射的士兵往往更受軍隊的青睞。從墓志中可以發現，昭義軍騎兵在數量規模上相當可觀。在《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云騎尉李公墓志銘》中記載：“公以騎射之能，應募于昭義軍，累遷為馬軍都虞候。統騎兵三千，鎮于邢州。”從這一記載可知，李公擔任馬軍都虞候時，能夠統領三千騎兵，并且駐扎在邢州。邢州作為昭義軍的重要軍事據點，駐扎如此數量的騎兵，足以說明昭義軍騎兵在數量上具備一定規模。這三千騎兵可能只是昭義軍騎兵的一部分，整個昭義軍的騎兵數量或許更為龐大。如此規模的騎兵隊伍，在唐代藩鎮中并不多見，反映出昭義軍對騎兵建設的重視，以及其強大的軍事力量。昭義軍騎兵有著獨特的番號編制。在新出墓志中，我們發現了一些與昭義軍騎兵番號相關的記載。如《大唐故昭義軍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孫府君墓志銘》中的“先鋒馬軍”，這一番號表明該騎兵部隊在作戰中承擔著先鋒突擊的任務，需要具備快速的機動性和強大的攻擊力。先鋒馬軍往往是軍隊的先頭部隊，在戰斗中率先發起沖鋒，打亂敵方的防線，為后續部隊的進攻創造有利條件。這種獨特的番號編制，體現了昭義軍騎兵在軍事戰略和戰術運用上的特點，也反映出其對騎兵部隊的精細化管理。通過對新出墓志的研究，我們還可以發現昭義軍騎兵與步兵分布的地域特點。昭義軍由澤潞區與邢洺區組成，兩大區域自然地理條件迥異，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騎兵和步兵的分布。一般來說，澤潞區地處山區，地形復雜，不利于大規模騎兵的行動，因此步兵在這一區域可能占據主導地位。而邢洺區地勢相對平坦開闊，適合騎兵的馳騁和作戰，所以騎兵在這一區域的分布相對較多。《唐故昭義軍步射將試太常寺協律郎王府君墓志銘》中的墓主人任職于澤潞區，擔任步射將，主要負責步兵作戰。而《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云騎尉李公墓志銘》中的李公則統騎兵三千鎮于邢州，屬于邢洺區。這兩個墓志的記載從側面印證了昭義軍騎兵與步兵分布的地域差異。這種地域分布特點，是昭義軍根據自身的地理環境和軍事需求做出的合理安排，有助于充分發揮騎兵和步兵的優勢，提高軍隊的整體戰斗力。2.3昭義軍騎兵在戰斗中的表現和作用新出墓志為我們展現了昭義軍騎兵在戰斗中的具體表現和重要作用，使我們能夠更加直觀地了解其在戰爭中的角色。在《大唐故昭義軍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孫府君墓志銘》記載的某次戰役中，孫府君作為先鋒馬軍十將，率領先鋒馬軍沖鋒在前。墓志中描述道：“及戰，公率先鋒馬軍，如雷霆之勢，直搗敵陣。其騎射之精，令敵膽寒。”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在戰斗打響時，孫府君所率領的先鋒馬軍迅速出擊，憑借著騎兵的高機動性和強大的沖擊力，如同雷霆般直插敵人的陣地。他們精湛的騎射技藝在戰場上發揮了巨大威力，對敵人造成了極大的威懾，打亂了敵方的戰斗部署，為后續部隊的進攻創造了有利條件。在偵察方面，騎兵憑借其快速的機動性，能夠迅速深入敵方區域，獲取重要的情報信息。在《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云騎尉李公墓志銘》中提到：“公常遣騎兵斥候，探敵虛實。一日，得敵將動息，急報于軍。”李公作為馬軍都虞候，深知偵察對于戰爭勝負的重要性，因此經常派遣騎兵進行偵察。這些騎兵能夠在短時間內到達敵方區域，仔細觀察敵方的軍隊部署、行動動向等情況，并及時將獲取的情報報告給軍隊。通過騎兵的偵察，昭義軍能夠提前了解敵方的虛實，從而制定更加合理的作戰計劃，掌握戰爭的主動權。追擊是騎兵的另一大優勢。當敵方軍隊潰敗時，騎兵能夠迅速展開追擊，擴大戰果。在《唐故昭義軍步射將試太常寺協律郎王府君墓志銘》中雖未直接描述騎兵的追擊行動，但通過對戰役結果的記載可以推測出騎兵在追擊中的作用。墓志中記載：“是役也，我軍大破敵軍，敵眾逃竄。”在古代戰爭中，當一方軍隊潰敗逃竄時，如果沒有騎兵的追擊，敵方很可能會逃脫，從而無法徹底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昭義軍的騎兵憑借其快速的速度和強大的機動性，能夠在敵方潰敗時迅速展開追擊，對逃竄的敵人進行圍追堵截，將敵人消滅在逃跑的途中，進一步削弱敵方的實力。從墓志所反映的戰役中可以總結出昭義軍騎兵的戰術特點和作戰風格。其戰術特點主要包括快速突擊、靈活機動和協同作戰。在戰斗中，騎兵常常利用其高速度和沖擊力，對敵方進行突然襲擊，打敵人一個措手不及。同時，騎兵能夠根據戰場形勢的變化，靈活調整作戰策略，迅速改變攻擊方向和目標。此外，昭義軍騎兵還注重與步兵的協同作戰，與步兵相互配合，形成強大的戰斗力。在作戰風格上，昭義軍騎兵表現出勇猛無畏、敢于沖鋒的特點。墓志中多次提到騎兵在戰斗中勇往直前，不畏強敵，以頑強的戰斗意志和英勇的戰斗精神，為昭義軍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的這種作戰風格，不僅體現了騎兵自身的實力和勇氣，也激勵著其他士兵的士氣，增強了整個軍隊的戰斗力。三、唐昭義軍軍人的服役問題3.1新出墓志所見軍人的異地服役問題通過對新出墓志的研究，我們發現唐昭義軍軍人存在著較為普遍的異地服役現象。《唐故昭義軍步射將試太常寺協律郎王府君墓志銘》記載，墓主人王府君，其先京兆人也，卻應募于昭義軍。京兆與昭義軍所在地相距甚遠，王府君從京兆來到昭義軍服役，這是典型的異地服役情況。從墓志內容來看，王府君以騎射技能應募進入昭義軍，說明他具備一定的軍事才能。昭義軍可能正是看中了他的騎射本領，才招募他前來服役。這也反映出昭義軍在選拔軍人時，注重人才的軍事技能，不拘泥于地域限制。在《大唐故昭義軍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孫府君墓志銘》中，雖然未明確提及孫府君的籍貫，但從其任職經歷可以推測他可能也存在異地服役的情況。孫府君擔任先鋒馬軍十將，這一職務需要在軍隊中承擔重要的作戰任務，他在昭義軍的不同地區輾轉任職，很可能并非在自己的家鄉服役。在唐代，藩鎮軍隊的調動和部署往往根據軍事需要進行，軍人可能會被派往遠離家鄉的地方執行任務。昭義軍作為唐代重要的藩鎮，肩負著防御河朔藩鎮、拱衛中央的重任，軍事行動頻繁，軍人異地服役的情況更為常見。軍人異地服役的現象與當時的軍事戰略密切相關。昭義軍地處唐廷防控河朔的前沿陣地，邢洺區直插河朔三藩的腹地，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為了有效防御河朔藩鎮的進攻，昭義軍需要在不同地區部署軍隊，形成嚴密的防御體系。這就導致軍人需要被派往各個戰略要地服役，以確保防御任務的完成。如在與河朔藩鎮接壤的地區，需要駐扎大量的軍隊，這些軍人可能來自昭義軍的不同轄區，甚至來自其他地區。他們在異地服役，隨時準備應對河朔藩鎮的軍事威脅，保障昭義軍的安全和唐廷的穩定。政治考量也是軍人異地服役的重要原因之一。唐代藩鎮勢力錯綜復雜，藩鎮內部存在著各種利益集團和派系斗爭。為了加強對軍隊的控制，防止地方勢力坐大，唐廷和藩鎮節度使往往會采取異地任職的方式，將軍人派往其他地區服役。這樣可以打破軍人與地方勢力的緊密聯系，避免他們形成地方割據勢力，從而維護藩鎮的穩定和中央的權威。對于昭義軍節度使來說，將軍人派往異地服役，可以更好地掌控軍隊，確保軍隊聽從自己的指揮。同時，也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加強對不同地區的統治，鞏固自己在昭義軍的地位。此外，軍人自身的職業發展需求也可能促使他們選擇異地服役。在唐代，軍人的晉升往往與戰功和任職經歷密切相關。為了獲得更多的晉升機會，一些軍人愿意前往異地服役，參與更多的軍事行動，積累戰功。在異地服役過程中，他們可以接觸到不同的軍事環境和作戰任務，鍛煉自己的軍事能力，提升自己的職業素養。對于一些有抱負的軍人來說，異地服役是他們實現自己軍事理想和職業目標的重要途徑。3.2墓志所見大量軍人在臨洺縣服役問題在新出墓志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有大量軍人在臨洺縣服役。《唐故昭義軍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孫府君墓志銘》記載孫府君曾在臨洺縣服役，擔任先鋒馬軍十將，負責訓練騎兵、執行巡邏和作戰任務。《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云騎尉李公墓志銘》中的李公，也曾統騎兵三千鎮于臨洺縣附近，肩負著保衛當地安全、防范外敵入侵的重任。從這些墓志可以看出，臨洺縣是昭義軍軍人服役的重要地點，眾多軍人在此履行職責，為維護昭義軍的穩定和地方的安全貢獻力量。臨洺縣之所以成為軍人集中服役之地，與其戰略位置密切相關。臨洺縣位于今河北省邯鄲市永年區，隸屬于洺州，是洺州的治所。它地處華北平原，位于洺水的北岸，是洺水流域的重要城市之一。洺水作為黃河的支流，流經臨洺縣境內，為當地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條件。臨洺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連接中原地區和北方邊疆的重要通道，具有極高的軍事戰略價值。在唐代，臨洺縣是昭義軍防御河朔藩鎮的前沿陣地，河朔藩鎮一直對唐廷構成嚴重威脅，臨洺縣的安危直接關系到昭義軍的安全以及唐廷的穩定。因此，昭義軍在此部署大量軍人，以加強防御力量，抵御河朔藩鎮的進攻。除了戰略位置重要外，臨洺縣的經濟發展也為軍人服役提供了物質基礎。唐代臨洺縣的經濟以農業和商業為主。其地處華北平原，土地肥沃，氣候適宜，非常適合農業生產。在唐代，臨洺縣的農業生產主要以種植小麥、玉米、水稻等糧食作物為主，同時也發展了畜牧業和漁業。豐富的農產品為軍隊提供了充足的糧食供應，保障了軍人的生活需求。臨洺縣的商業也非常繁榮，它是洺水流域的商業中心之一，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商人前來交易。商業的發展帶來了豐富的物資，為軍隊提供了各種裝備和物資支持。此外，繁榮的經濟也吸引了大量人口，為軍隊的招募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大量軍人在臨洺縣服役對昭義軍的軍事布局產生了深遠影響。從防御體系來看，臨洺縣作為重要的軍事據點，駐扎大量軍人使其成為昭義軍防御河朔藩鎮的堅固堡壘。這些軍人在臨洺縣周邊設置防線，修筑工事，形成了嚴密的防御體系，有效地阻擋了河朔藩鎮的進攻。在與河朔藩鎮的多次沖突中，臨洺縣的軍人發揮了重要作用，成功抵御了敵人的侵犯，保障了昭義軍的安全。從兵力部署方面分析，大量軍人集中在臨洺縣，使得昭義軍在這一地區的兵力得到加強。這有助于昭義軍在面對河朔藩鎮的軍事威脅時，能夠迅速做出反應，調動兵力進行應對。同時，也使得昭義軍在這一地區擁有了較強的軍事威懾力，對河朔藩鎮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此外，臨洺縣軍人的存在，還為昭義軍在周邊地區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支持和保障。當昭義軍在其他地區開展軍事行動時，臨洺縣的軍人可以作為后援力量，隨時支援前線，確保軍事行動的順利進行。四、唐昭義軍基層軍將的退休問題4.1新出許太清等墓志所見昭義軍基層軍將的退休問題新出的許太清墓志為研究昭義軍基層軍將的退休問題提供了關鍵線索。許太清曾任大唐昭義軍故節度軍前游弈副使、戡黎府折沖、試太仆卿，是昭義軍的一名下級軍官。從墓志記載可知，許太清在“狼星殄滅，干戈倒載”之后，因“職任不達百夫之長”，自覺壯志未酬，加之意識到歲月流逝，年事漸高，遂發出“余以平生壯志，曾為君主南征北討，日月徂邁，不覺老之將至。既命奇不遭大遇，更何碌碌軍門，逐蠢蠢之輩”的感慨，于是請求休停，在“耳順之歲”，即60歲時“退跡林園”，開始了退休生活。這表明在昭義軍中，基層軍將是可以根據自身情況申請退休的，且退休年齡并非固定不變。在唐代，一般官員的退休年齡規定為七十歲。《唐會要》卷六十七致仕官僚載：“年七十以上致仕。若齒力未衰，亦聽厘務。凡請致仕，五品以上奏聞，六品以下由尚書省緣奏”。然而，從許太清的例子來看，昭義軍基層軍將的退休年齡可能會因個人情況而有所不同。許太清60歲退休，低于一般官員的退休年齡，這或許是因為他在軍中的職位未達預期，又深感年事已高，故而提前申請退休。這也反映出昭義軍基層軍將的退休年齡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并非完全遵循朝廷對于一般官員的退休年齡規定。除了許太清墓志，其他新出墓志也為我們提供了相關信息。在《唐故昭義軍步射將試太常寺協律郎王府君墓志銘》中，雖然沒有直接提及王府君的退休情況，但從其生平經歷可以推測，基層軍將的退休可能與身體狀況、軍事任務的完成以及個人職業發展等因素有關。王府君一生在軍隊中服役，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機能逐漸下降，可能會影響到他的軍事行動能力。當他覺得自己無法再勝任軍隊的工作時，就有可能選擇退休。此外，如果軍隊的軍事任務減少，或者他在軍隊中的晉升空間有限，也可能促使他考慮退休。從墓志中可以看出，昭義軍基層軍將退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年齡因素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隨著年齡的增長，軍將的身體狀況和軍事技能都會有所下降，難以適應軍隊高強度的訓練和戰斗任務。許太清在“耳順之歲”退休，此時他的身體和精力可能已經不如年輕時，無法像以前那樣在軍隊中發揮重要作用。身體狀況也是影響退休的關鍵因素。長期的軍事生涯會對軍將的身體造成各種傷害，一旦身體出現嚴重問題，無法繼續服役，就只能選擇退休。在戰爭中，軍將可能會受傷，留下殘疾，或者患上各種疾病，這些都會影響他們的身體健康，迫使他們提前退休。此外，個人職業發展的考量也不容忽視。如果軍將在軍隊中得不到晉升機會，無法實現自己的職業理想，或者對軍隊的工作感到厭倦，也可能會主動申請退休。許太清因“職任不達百夫之長”而選擇退休，就是因為他覺得在軍隊中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繼續留在軍隊也只是碌碌無為，所以才決定離開軍隊，尋求其他的生活方式。4.2關于昭義軍基層軍將退休制度的探討結合墓志與唐代制度，我們可以發現昭義軍基層軍將退休制度呈現出獨特的特點。在退休年齡方面，雖然唐代一般官員規定七十歲致仕，但昭義軍基層軍將的退休年齡具有靈活性。如前文所述，許太清60歲便選擇退休，低于朝廷規定的官員退休年齡。這表明昭義軍基層軍將的退休年齡并非嚴格遵循朝廷的統一標準，而是更多地考慮個人情況。除了年齡因素外，身體狀況是影響退休的重要因素之一。基層軍將在長期的軍事生涯中，頻繁參與戰斗和訓練，身體往往會受到各種損傷。一旦身體狀況無法滿足軍隊的要求，他們就可能選擇退休。例如，一些軍將在戰斗中受傷致殘，或者因長期勞累患上嚴重疾病，無法繼續履行職責，只能提前退休。個人職業發展也是影響退休的關鍵因素。在昭義軍中，基層軍將的晉升機會有限。如果他們在軍隊中長時間得不到晉升，無法實現自己的職業理想，就可能會對軍隊生活感到失望，從而選擇退休。許太清因“職任不達百夫之長”，自覺壯志未酬，最終決定退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種情況在昭義軍中可能并非個例，許多基層軍將可能都面臨著類似的職業發展困境，當他們認為在軍隊中無法獲得更好的發展時，就會考慮退休。昭義軍基層軍將退休制度對軍隊建設和社會穩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軍隊建設角度來看，合理的退休制度有助于優化軍隊的人員結構。隨著軍將年齡的增長，其身體機能和軍事技能會逐漸下降，繼續留在軍隊中可能會影響軍隊的戰斗力。通過退休制度，讓年老體弱或職業發展受限的軍將及時退休，為年輕有活力、有能力的軍人騰出晉升空間，使軍隊保持年輕化和戰斗力。年輕軍人能夠帶來新的思想和戰術理念，有助于軍隊的創新和發展，提高軍隊整體的作戰能力。退休制度還能激勵軍人的積極性。軍人知道在達到一定條件或年齡后可以退休，并且能夠享受相應的待遇，這會讓他們在服役期間更加安心地工作，努力為軍隊做出貢獻。他們會積極訓練，提高自己的軍事技能，爭取在軍隊中獲得更好的發展，以確保自己在退休后能夠過上穩定的生活。這種激勵機制有助于提高軍人的素質和軍隊的整體水平。從社會穩定角度分析，退休制度保障了退休軍將的生活。唐代社會，軍人是一個重要的群體，如果退休軍將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可能會引發社會問題。昭義軍基層軍將退休后，雖然墓志中未明確提及具體的待遇規定，但從唐代整體的退休制度以及社會背景推測，他們可能會獲得一定的物質保障和社會地位。這使得退休軍將能夠安享晚年，減少了社會不穩定因素。退休軍將回到地方后，還能利用自己的軍事經驗和技能，為地方的安全和發展做出貢獻。他們可以參與地方的治安維護，教導年輕人軍事技能，傳承軍事文化，促進地方社會的和諧穩定。五、新出墓志反映的唐昭義軍其他問題5.1昭義軍的軍事編制與職官體系新出墓志為我們深入了解昭義軍的軍事編制與職官體系提供了豐富的線索。從墓志記載來看，昭義軍的軍事編制呈現出一定的層級結構。基層的軍事單位有“十將”，如《大唐故昭義軍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孫府君墓志銘》中的孫府君擔任先鋒馬軍十將，《唐故昭義軍步射將試太常寺協律郎王府君墓志銘》中的王府君擔任步射將，也是基層軍將。“十將”通常統領一定數量的士兵，是軍隊中的基層指揮官。他們負責士兵的日常訓練、管理以及作戰任務的執行，在軍隊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基層之上，有兵馬使這一職級。武戢曾任平恩鎮兵馬使，負責平恩鎮的軍事事務。兵馬使的職責較為廣泛，不僅要統領軍隊，還要負責地方的軍事防御、治安維護等工作。他們在軍事行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連接基層軍將與高層將領的關鍵環節。從墓志中可以看出，兵馬使需要具備較高的軍事素養和領導能力，能夠有效地指揮軍隊，應對各種復雜的軍事情況。節度押衙也是昭義軍中重要的職官。孫府君還擔任節度押衙，這一職位在藩鎮中地位較高，負責協助節度使處理軍事事務，參與軍事決策。節度押衙通常是節度使的心腹，他們對節度使忠誠不二，在藩鎮的軍事管理和運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節度押衙不僅要具備出色的軍事才能，還要有一定的政治智慧和協調能力，能夠在復雜的政治軍事環境中為節度使出謀劃策，確保藩鎮的穩定和發展。這些職官的任命與升遷機制與當時的政治軍事環境密切相關。在唐代，藩鎮職官的任命往往受到中央政府和藩鎮節度使的雙重影響。一方面，藩鎮需要向中央政府報備職官的任命情況，得到中央的認可。例如武戢因軍功入仕，“元戎察功，特表拜朝請大夫”，“表拜”即由藩鎮上奏朝廷，經中央政府同意，辟署為官，顯示出藩鎮對中央的政治依附性。另一方面，節度使在藩鎮內部擁有較大的人事任免權，他們可以根據將領的戰功、能力和忠誠度等因素，任命和升遷職官。孫府君因“累著功勞，軍使知公義勇可嘉”，被署為先鋒馬軍十將，后又擔任節度押衙，這體現了節度使對他的賞識和重用。戰功是職官升遷的重要依據。在戰爭頻繁的唐代，軍隊中的將領通過在戰場上的表現來證明自己的能力和價值。在戰斗中表現出色、立下戰功的將領，往往能夠得到升遷的機會。孫府君在軍隊中“累著功勞”，因此得到了晉升，從普通士兵逐漸成長為先鋒馬軍十將和節度押衙。這種以戰功為導向的升遷機制，激勵著將領們在戰場上奮勇殺敵，為藩鎮的利益和榮譽而戰。除了戰功，忠誠也是職官升遷的重要考量因素。在藩鎮中，節度使需要依靠忠誠的將領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對節度使忠誠不二的將領，更容易得到信任和重用。節度押衙作為節度使的心腹，必須具備高度的忠誠度。孫府君擔任節度押衙，說明他得到了節度使的充分信任，其忠誠度得到了認可。這種忠誠與信任的關系，有助于加強藩鎮內部的凝聚力和穩定性。5.2昭義軍與中央及其他藩鎮的關系從墓志記載來看，昭義軍與中央朝廷保持著較為密切的聯系，在政治上對中央表現出一定的依附性。《唐昭義軍平恩鎮兵馬使武戢墓志》記載，武戢因軍功入仕，“元戎察功，特表拜朝請大夫”，“表拜”即由藩鎮上奏朝廷，經中央政府同意，辟署為官，這一過程顯示出昭義軍對中央在官員任命上的遵循。藩鎮向中央報備官員任命情況，體現了昭義軍承認中央的政治權威，愿意在中央的領導下進行行政管理。這不僅有助于維護中央朝廷的統治秩序，也使得昭義軍在政治上獲得了合法性和穩定性。昭義軍在軍事行動上也受到中央朝廷的節制。在一些重大軍事行動中，昭義軍需要聽從中央的調遣，執行中央的軍事戰略部署。唐德宗建中二年，魏博節度使田悅反叛，派部將康愔進軍邢州，令派楊朝光駐軍于邯鄲西北的盧家砦，斷絕昭義軍糧道。唐德宗下詔，命河東節度使馬燧和神策軍大將李晟援救李抱真，昭義軍積極響應中央號召，與河東軍、神策軍協同作戰，共同對抗田悅叛軍。這一事件表明，在面對藩鎮叛亂等威脅時，昭義軍能夠與中央保持一致，服從中央的軍事指揮，為維護唐朝的統一和穩定貢獻力量。經濟方面，昭義軍與中央朝廷存在著賦稅繳納等經濟聯系。雖然藩鎮在一定程度上擁有財政自主權，但仍需向中央繳納一定的賦稅。昭義軍通過向中央繳納賦稅，為中央朝廷提供了財政支持，維持了中央政府的正常運轉。這種經濟聯系不僅是一種經濟上的義務，也是昭義軍對中央朝廷政治忠誠的一種體現。通過繳納賦稅，昭義軍表明了自己作為唐朝地方藩鎮的身份，愿意在經濟上支持中央，共同維護唐朝的統治。在與其他藩鎮的關系上，昭義軍與周邊藩鎮既有合作，也存在矛盾沖突。在軍事合作方面，當面臨共同的敵人時，昭義軍會與其他藩鎮聯合起來，協同作戰。如在對抗河朔藩鎮的過程中，昭義軍與河東節度使、成德節度使等藩鎮多次合作。唐憲宗時期，朝廷對河朔藩鎮采取強硬措施，昭義軍積極參與朝廷組織的軍事行動，與其他藩鎮共同討伐河朔藩鎮。在這些軍事合作中，各藩鎮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應對河朔藩鎮的威脅，維護唐朝的統治秩序。昭義軍與其他藩鎮之間也存在著利益沖突和矛盾。在爭奪地盤、資源等方面，藩鎮之間時常發生摩擦。大歷十年，昭義兵馬使裴志清反叛，驅逐昭義留后薛萼，之后歸降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田承嗣趁機占領了相、衛、貝、洺四州。這一事件導致昭義軍與魏博藩鎮之間產生了激烈的沖突，雙方展開了一系列的軍事對抗。此次沖突不僅使昭義軍失去了部分領土，也加劇了藩鎮之間的矛盾和緊張局勢。政治競爭也是昭義軍與其他藩鎮關系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唐朝的政治格局中，各藩鎮都希望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藩鎮之間會在政治上相互競爭，爭奪朝廷的支持和信任。一些藩鎮會通過向朝廷進貢、表忠心等方式，來獲取朝廷的好感和支持。而昭義軍在與其他藩鎮的政治競爭中，憑借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和忠誠的政治態度，在朝廷中也占據著一定的優勢。六、結論6.1研究成果總結通過對新出墓志的深入研究，本文在唐昭義軍的騎兵、軍人服役、基層軍將退休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騎兵問題上，揭示了昭義軍騎兵的發展歷程、重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