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阿諾德到學衡派：文化救贖與建構的思想傳承與變奏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20世紀初的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革的關鍵時期，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嚴峻局勢。西方列強的侵略打破了中國原有的閉關鎖國狀態，不僅在政治、經濟上帶來巨大沖擊，也使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與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激烈碰撞。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深刻反思傳統文化的價值與未來走向，積極探索救亡圖存的道路，由此引發了一系列關于文化變革的討論與實踐，新文化運動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新文化運動倡導民主與科學，對傳統文化進行了猛烈批判，主張全面學習西方文化，試圖通過文化革新來推動社會進步。白話文運動的興起，使得白話文逐漸取代文言文成為主流的書面語言，這一變革極大地推動了文化的普及與傳播。但與此同時，新文化運動的激進態度也引發了一些爭議，部分知識分子擔憂對傳統文化的過度否定會導致文化傳承的斷裂，進而影響民族精神的延續。學衡派作為這一時期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以《學衡》雜志為陣地，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主張。他們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激進做法，認為應該在尊重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有選擇地吸收西方文化，以實現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學衡派的成員大多具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同時又接受了西方教育，他們試圖在中西文化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這種獨特的文化立場使他們在當時的文化論爭中獨樹一幟。馬修?阿諾德作為19世紀英國著名的詩人、批評家，其文化思想在西方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阿諾德生活在英國社會變革的時期，工業革命帶來了物質的繁榮，但也引發了精神層面的危機，功利主義盛行，人文精神失落。面對這一狀況，阿諾德提出了以文化救贖社會的思想，他強調文化的重要性，認為文化是追求人類整體完美的途徑，通過了解和傳播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論，可以提升人們的精神境界，擺脫機械主義和庸俗主義的束縛。阿諾德的文化觀對西方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為后來的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學衡派與阿諾德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學衡派成員在留學西方期間接觸到了阿諾德的思想，并深受其影響。他們將阿諾德的文化批評理論引入中國，作為批判新文化運動激進主義的武器，同時也試圖借助阿諾德的思想來闡發自身的“新文化”構想。阿諾德強調文化的傳承性和規范性，這與學衡派重視傳統文化、主張在傳統文化基礎上進行創新的理念相契合；阿諾德對文化精英主義的倡導，也為學衡派在文化論爭中堅持自己的立場提供了理論支持。研究學衡派與阿諾德之間的關聯，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從理論層面來看，這有助于深入理解20世紀初中國文化轉型時期不同文化思潮之間的碰撞與交流，豐富對中國現代文化史的研究。通過剖析學衡派如何借鑒和運用阿諾德的思想，能夠進一步揭示文化傳播與接受的復雜過程，以及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的機制，為跨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從現實意義而言，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樣性面臨挑戰，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成為重要課題。學衡派在文化變革時期對傳統文化的堅守與創新，以及他們對中西文化融合的探索，對當下中國文化建設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阿諾德的文化救贖思想也提醒我們，在追求物質發展的同時，不能忽視精神文化的建設，要注重提升人的內在修養，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1.2國內外研究現狀國內對于學衡派的研究起步較早，但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側重點。早期研究多將學衡派視為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對其持批判態度。例如魯迅的《估〈學衡〉》，就對《學衡》雜志中某些文章的文字不通進行了批評，此后許多人受此影響，將學衡派定性為“復古派”“反動運動”，這種觀點在建國后極左思潮的影響下被進一步強化。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學術環境的寬松，學界對學衡派的研究逐漸走向客觀和深入。鄭師渠的《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是這一時期的重要成果，該書打破了以往“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從文化觀、文學思想、史學思想、教育思想、道德思想等多個方面對學衡派進行了深入考察，認為學衡派闡揚新人文主義，對中西文化問題有獨到見解，雖存在“厚古薄今”傾向和道德決定論誤區，但本質上與新文化運動一樣致力于中國文化的創新與發展，對主流文化起到了補偏糾弊與制衡的作用。在對學衡派與西方文化關系的研究中，部分學者關注到學衡派與新人文主義的關聯。如有的研究指出學衡派深受歐文?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影響，在文學、教育等領域積極踐行新人文主義理念，試圖通過對傳統人文精神的回歸和對現代社會問題的反思，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但對于學衡派與具體西方思想家如馬修?阿諾德之間的關聯研究相對較少。國外對馬修?阿諾德的研究較為豐富，涉及他的詩歌創作、文學批評、文化思想等多個領域。在文化思想方面，學者們關注到阿諾德所處的維多利亞時代背景，分析他針對社會精神危機提出的文化救贖思想，探討其文化觀中關于文化與宗教、文學的關系，以及文化在社會和諧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如潘洞庭、李異飛在《略論馬修?阿諾德的文化觀》中，從時代背景、文化品格以及文化與宗教、文學的關系等方面詳細考察了阿諾德的文化闡述，認為他推崇以文化銜接新舊世界的裂痕，實現社會和諧發展，其文化觀對現代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將阿諾德與中國學衡派聯系起來進行系統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見。李威的《從“文化”到“新文化”：學衡派與阿諾德》是少數關注二者關聯的研究之一，該文探究了學衡派如何以阿諾德的文化批評為武器，抵制新文化派的激進主義，闡發自身的“新文化”構想，探索中國文化現代轉型之路，指出阿諾德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20世紀初中國新文化的建構，其保守的文化批評對當下中國文學文化建設仍有參考意義。但這一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仍有拓展空間，尚未全面深入地剖析阿諾德思想對學衡派文化建構各個層面的具體影響，以及學衡派在接受和運用阿諾德思想過程中的本土化改造與創新。整體而言，目前國內外研究對于學衡派與阿諾德之間關聯的研究不夠充分，對二者在文化建構方面的探討存在一定缺失，本研究旨在彌補這一不足，深入挖掘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及其在文化建構上的意義。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在本研究中，文獻研究法是基石。通過廣泛查閱國內外關于馬修?阿諾德和學衡派的著作、論文、書信、日記等一手和二手資料，全面梳理阿諾德的文化思想體系以及學衡派的理論主張與實踐活動。如深入研讀阿諾德的《文化與無政府狀態》《批評論文集》等經典著作，準確把握其文化救贖思想的內涵、形成背景與發展脈絡；同時，細致分析《學衡》雜志上發表的文章，以及學衡派成員如吳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的個人著述，挖掘學衡派文化理念的核心內容與內在邏輯，為后續研究提供堅實的資料支撐。比較分析法是本研究的重要手段。將阿諾德的文化理念與學衡派的文化主張進行多維度比較，一方面剖析二者在文化本質、文化目的、文化傳承與創新等方面的相似之處，如阿諾德強調文化對社會的救贖作用，學衡派也認為文化革新是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關鍵，二者都重視文化的傳承性與規范性；另一方面，深入探討二者的差異，包括文化語境、文化側重點以及對文化變革路徑的不同理解等。通過這種比較，清晰呈現學衡派在接受阿諾德思想過程中的本土化改造與創新，揭示文化傳播與融合過程中的復雜機制。歷史分析法貫穿研究始終。把阿諾德和學衡派置于各自所處的歷史時代背景中進行考察，分析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對阿諾德思想形成的影響，以及20世紀初中國面臨的內憂外患局勢下學衡派興起的必然性。探討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需求與挑戰，如何促使阿諾德和學衡派提出相應的文化理念與解決方案，從而理解文化思想與歷史發展的緊密聯系，為正確評價二者的文化貢獻提供歷史依據。本研究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研究視角的獨特性上。從馬修?阿諾德文化理念的角度剖析學衡派文化建構的路徑與意義，這在以往研究中較為少見。以往對學衡派的研究多聚焦于其與新文化運動的關系、新人文主義對學衡派的影響等方面，而對阿諾德與學衡派之間的關聯挖掘不夠深入。本研究通過系統梳理二者的聯系，為學衡派研究開辟新的視角，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學衡派文化思想的來源與形成機制。此外，本研究在內容上也有所創新。不僅關注學衡派如何借鑒阿諾德的文化批評理論來抵制新文化運動的激進主義，還深入探討阿諾德思想對學衡派在文學、教育、道德等領域文化建構實踐的具體影響，填補了相關研究在這方面的不足。同時，從文化建構的高度審視學衡派與阿諾德思想的融合與創新，為理解中國現代文化轉型過程中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互動提供新的思路，對當下中國文化建設也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二、馬修?阿諾德的文化理念剖析2.1阿諾德的文化定義與內涵2.1.1“文化是甜美與光明”馬修?阿諾德在其著作《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中，對文化做出了獨特且富有詩意的定義：“文化是甜美與光明”。這一表述并非僅僅是一種文學性的修辭，而是蘊含著深刻的思想內涵，體現了阿諾德對文化本質的獨特理解以及對人類社會發展的理想追求。從字面意義上看，“甜美”通常與愉悅、美好、和諧等感受相關聯，它代表著文化所具有的能夠給人帶來心靈愉悅和精神享受的特質。文化中的藝術、文學、音樂等領域，以其獨特的形式和魅力，讓人們在欣賞和體驗的過程中獲得美的感受，這種感受如同品嘗甜蜜的果實，滋潤著人們的心靈，使人們在繁忙的生活中尋找到片刻的寧靜與滿足。例如，當人們沉浸在貝多芬的交響樂中時，那激昂的旋律、和諧的和聲能夠激發內心深處的情感，帶來一種超越現實的美妙體驗，讓人們感受到精神上的愉悅和滿足，這便是文化“甜美”的一面?！肮饷鳌眲t象征著知識、智慧和真理，它代表著文化對人類認知的啟迪和引導作用。文化是人類思想和智慧的結晶，通過對歷史、科學、哲學等知識的傳承和傳播，文化能夠幫助人們打破愚昧和無知的黑暗，照亮人們前行的道路。在古代，希臘哲學家們對世界本質的思考和探索，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他們的思想如同火炬，照亮了后人對宇宙和人生的認知之路。在現代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是文化“光明”的體現，它讓人們更加深入地了解自然規律，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阿諾德認為文化是人類追求完美的重要途徑，而“甜美與光明”正是完美的主要品格。他主張通過廣泛地閱讀世界上最好的書籍，接觸最優秀的思想和言論，人們能夠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實現道德和智識的全面發展。在他看來，文化不僅僅是個人的修養和品味的體現，更是一種能夠影響整個社會的力量。當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都能夠追求“甜美與光明”，具備較高的文化素養時，社會將變得更加和諧、美好，人們能夠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共同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阿諾德強調文化應該是一種全民共享的財富，而不是少數人的特權。他認為每個人都有權利和能力去追求文化的“甜美與光明”，通過教育和自我提升，普通人也能夠擺脫庸俗和狹隘的觀念，融入到文化的大家庭中。他批判了當時英國社會中存在的階級差異導致的文化不平等現象，呼吁打破這種壁壘，讓文化的陽光普照每一個人。這種對文化平等的追求，體現了阿諾德的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感，也為后來的文化普及運動提供了理論支持。2.1.2文化對社會的整合與引導作用在阿諾德的文化理念中，文化不僅僅是個人精神追求的體現，更是一種具有強大社會功能的力量，對社會的整合與引導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9世紀的英國，正處于工業革命帶來的深刻變革之中，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阿諾德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些問題，他認為文化可以成為彌合社會階層差異的有效工具。貴族階層在當時雖然擁有財富和地位，但往往墨守成規、閉目塞聽，缺乏對新知識和新思想的接納；中產階級則過于沉溺于物質文明，追求功利和實用，忽視了精神層面的追求；工人階級由于貧困和教育的缺失，處于愚昧和粗野的狀態。阿諾德認為，文化能夠為各個階層提供共同的精神追求和價值取向，打破階層之間的隔閡。通過推廣文化，讓貴族階層接觸到新的思想和理念，激發他們的創新意識；引導中產階級擺脫功利主義的束縛，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境界；幫助工人階級提升自身素質，擺脫愚昧和貧困。例如，文化中的藝術和文學作品可以成為不同階層人們共同欣賞和討論的對象，通過對這些作品的理解和感悟，人們能夠找到共同的話題和情感共鳴，從而增進彼此之間的理解和信任，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文化還能夠引導社會的發展方向，為社會提供正確的價值導向。阿諾德生活的時代，英國社會受到功利主義和物質主義的影響，人們過于追求財富和物質享受，忽視了道德和精神的修養。他認為文化應該引導人們超越這些低俗的追求，關注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文化中蘊含的道德觀念、人文精神和社會責任感，能夠激發人們的良知和正義感，促使人們在行為和決策中考慮到他人和社會的利益。例如，文學作品中對正義、善良、勇敢等品質的贊美，能夠引導讀者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在現實生活中踐行這些美德；哲學思想中對人類存在意義和價值的思考，能夠啟發人們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追求更加有意義和有價值的人生。阿諾德強調文化應該成為社會的精神支柱，引導人們追求真理、美和善，推動社會朝著更加文明、進步的方向發展。阿諾德還認為文化可以培養人們的社會責任感和公民意識。通過文化的熏陶，人們能夠認識到自己作為社會成員的責任和義務，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為社會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在他看來，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素養的人，不僅關注個人的利益和發展，還會關心社會的整體利益，愿意為了社會的進步而努力奮斗。例如，文化中的歷史教育可以讓人們了解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歷程，增強民族自豪感和歸屬感；公民教育可以培養人們的民主意識、法治觀念和社會公德，使人們成為有責任感、有擔當的公民。阿諾德希望通過文化的傳播和教育，培養出一代具有社會責任感和公民意識的人，為英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二、馬修?阿諾德的文化理念剖析2.2阿諾德的文化批評思想2.2.1對“非利士人”的批判阿諾德在其文化批評思想中，對英國中產階級“非利士人”的批判占據重要地位。他所處的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社會經歷著深刻變革，工業革命帶來物質繁榮的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在這一時期發生了顯著變化，阿諾德對“非利士人”的批判正是基于對這些變化的深刻洞察。阿諾德認為中產階級“非利士人”具有狹隘和功利的價值觀。他們過于注重物質利益的追求，將金錢和財富視為衡量成功與價值的首要標準。在商業活動中，他們以獲取最大利潤為目的，忽視了商業活動應有的道德和社會責任。這種功利主義的價值觀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使得他們在面對文化、藝術等精神領域時，也往往從實用和功利的角度去評判，缺乏對精神內涵的真正理解和欣賞。例如，在對待教育問題上，他們更關注教育能否帶來實際的經濟回報，將教育視為一種獲取職業技能和社會地位的工具，而忽視了教育對個人精神成長和全面發展的重要性?！胺抢咳恕边€表現出對知識和文化的淺嘗輒止與自滿心態。他們雖然擁有一定的財富和社會地位，但在知識和文化素養上卻相對匱乏。他們對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論缺乏深入探究的興趣和熱情，滿足于表面的了解和一知半解。在阿諾德看來，真正的文化追求應該是不斷探索和追求真理，而“非利士人”卻往往停留在自己固有的觀念和認知水平上，不愿意接受新的思想和觀念，對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持排斥態度。這種自滿和狹隘的心態阻礙了他們自身的精神成長，也對整個社會的文化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阿諾德指出“非利士人”的行為和價值觀對社會造成了諸多危害。他們的功利主義導致社會風氣變得浮躁和庸俗，人們過度關注物質享受，忽視了精神層面的追求，使得社會的人文精神逐漸失落。他們對文化的漠視和對知識的淺嘗輒止，阻礙了社會整體文化水平的提升，難以培養出具有深厚文化底蘊和高尚道德情操的公民。阿諾德認為這種狀況如果持續下去，將威脅到英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因此他通過對“非利士人”的批判，呼吁人們反思這種功利主義的價值觀，重新重視文化和精神層面的追求，以實現社會的和諧與進步。2.2.2“無功利”的批評法則阿諾德提出的“無功利”批評法則，是其文化批評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這一法則旨在強調文化批評應超越實用目的，追求真理與美，對當時及后世的文化批評產生了深遠影響?！盁o功利”批評法則要求批評家在進行文化批評時，要擺脫外在的、實際的考慮，保持客觀和公正的態度。批評不應受到政治、經濟利益或個人情感的左右，而應專注于對作品本身的分析和評價。在文學批評中，批評家不應因為一部作品的作者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或商業價值，就對其進行不恰當的贊美；也不應因為個人對某一題材或風格的偏好，而對其他作品產生偏見。批評家應該以作品的內在價值為依據，從文學技巧、思想深度、藝術感染力等多個方面進行全面的分析，以揭示作品的真正價值和意義。阿諾德認為文化批評的目的是“客觀地學習并傳播世界上最優秀的思想和言論”。批評家通過對各種文化作品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挖掘其中蘊含的真理和美，并將這些優秀的思想和言論傳播給更廣泛的受眾，從而提升整個社會的文化素養和精神境界。在對一部哲學著作進行批評時，批評家應準確理解作者的思想體系，分析其論證的邏輯和合理性，將其中有價值的哲學觀點介紹給讀者，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和思考哲學問題，促進哲學思想的傳播和交流。為了實現“無功利”的批評，阿諾德提出批評家要克服偏狹，拓展視野，向其他國家學習。不同國家和文化都有其獨特的思想和藝術成就，批評家應具備開放的心態，積極吸收和借鑒其他文化的優秀成果，豐富自己的批評視角和方法。例如，在比較文學研究中，批評家可以將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進行對比分析，探討它們在主題、風格、表現手法等方面的異同，從而揭示文學的普遍性和多樣性，為文學創作和批評提供新的思路和啟示。批評家還要克服個人好惡，不迷信權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審美偏好和價值取向，但在批評過程中，批評家應努力超越個人的主觀局限，以理性和客觀的態度看待作品。同時，批評家不應盲目崇拜權威，對于權威的觀點和評價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斷。即使是著名的作家、學者或評論家的作品，批評家也應保持獨立的批判精神，對其進行客觀的分析和評價，避免盲目跟從和附和。阿諾德的“無功利”批評法則為文化批評提供了一種理想的范式，它強調了批評的獨立性、客觀性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對于推動文化的發展和進步具有重要意義。雖然在現實的批評實踐中，完全做到“無功利”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難，但這一法則仍然為批評家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考標準，促使他們不斷反思和改進自己的批評方法和態度，以實現更有價值的文化批評。2.3阿諾德文化理念的歷史影響阿諾德的文化理念在英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對當時的英國社會以及后世的文化批評理論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深遠影響。在19世紀的英國，阿諾德的文化思想猶如一股清泉，注入到功利主義盛行、精神文化略顯匱乏的社會環境中，引發了廣泛的關注與思考。他對文化的定義和強調，促使人們重新審視文化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當時的英國，工業革命帶來的物質繁榮使人們過于注重物質利益的追求，而阿諾德提出文化是“甜美與光明”，是對完美的追求，這一觀點引導人們開始反思精神層面的需求，激發了社會對文化教育和精神修養的重視。許多人開始意識到，物質的豐富并不等同于社會的進步和個人的幸福，還需要有高尚的文化和精神追求作為支撐。阿諾德對中產階級“非利士人”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觸動了當時英國社會的神經。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中產階級功利主義、狹隘自滿等價值觀的弊端，引起了社會各界對中產階級價值觀的反思。這種批判促使中產階級開始審視自身的行為和觀念，一些有識之士逐漸認識到功利主義的危害，開始積極尋求改變，嘗試擺脫功利主義的束縛，追求更加高尚的精神生活。這對于英國社會價值觀的調整和重塑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有助于提升整個社會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在文化批評領域，阿諾德的“無功利”批評法則為后世的文化批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他強調批評應超越實用目的，追求真理與美，保持客觀和公正的態度，這一理念對后來的文化批評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許多批評家受到阿諾德的啟發，在進行文化批評時，更加注重作品本身的價值和意義，努力擺脫政治、經濟等外在因素的干擾，以更加客觀、理性的態度去分析和評價文化作品。例如，20世紀的新批評派就深受阿諾德“無功利”批評思想的影響，他們強調對文學作品進行“細讀”，關注作品的語言、結構和形式等內在要素，追求對作品的純粹審美體驗。阿諾德關于文化對社會整合與引導作用的觀點，也為后世的社會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他認為文化可以彌合社會階層差異，引導社會發展方向，培養人們的社會責任感和公民意識，這些觀點被后來的社會學家、文化研究者所借鑒和發展。在當代社會，文化被廣泛認為是促進社會和諧、增強社會凝聚力的重要力量，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在積極推動文化建設，通過文化活動和文化教育來促進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這與阿諾德的文化理念有著一定的淵源關系。阿諾德的文化理念還對文學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對文學作品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重視，促使作家們更加注重作品的質量和內涵，努力創作出具有深刻思想和高度藝術價值的作品。許多作家開始關注社會現實問題，通過文學作品表達對社會的批判和對人類命運的思考，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英國文學的發展和繁榮。阿諾德的文化理念在當時的英國社會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為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后世，他的思想為文化批評理論的發展、社會文化研究以及文學創作等領域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成為文化史上的寶貴財富，持續影響著人們對文化、社會和人類自身的思考與探索。三、學衡派的興起與文化救贖訴求3.1學衡派的形成與發展脈絡3.1.1學衡派的誕生背景20世紀20-30年代，中國社會處于劇烈的變革與動蕩之中，這種動蕩不僅體現在政治和經濟層面，更在文化領域引發了軒然大波，學衡派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從政治局勢來看，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但并沒有給中國帶來真正的和平與穩定。民國初期，軍閥混戰，政治腐敗，國家陷入了嚴重的內憂外患之中。各軍閥為了爭奪地盤和權力，相互混戰，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這種混亂的政治局面使得社會秩序遭到嚴重破壞，國家的發展陷入了困境，也讓知識分子們深刻認識到，單純的政治革命并不能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必須從文化層面進行反思和變革，尋找拯救國家和民族的道路。經濟上，中國在這一時期面臨著西方列強的經濟侵略和國內傳統經濟模式的困境。西方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中國設立工廠、銀行，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中國的民族工業受到了嚴重的擠壓和沖擊。傳統的農業經濟也因為戰爭、自然災害等因素，陷入了衰退。經濟的困境使得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社會矛盾日益尖銳。這種經濟上的困境也促使知識分子們思考如何通過文化的力量來推動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尋求經濟振興的文化動力。在文化領域，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如同一股洶涌的浪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新文化運動倡導民主與科學，主張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對傳統文化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否定。白話文運動的開展，使得白話文逐漸成為主流的書面語言，這一變革在推動文化普及的同時，也引發了對傳統文化傳承的擔憂。許多知識分子認為，新文化運動過于激進，在批判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忽視了傳統文化的價值和意義，導致了文化傳承的斷裂。例如，胡適等人主張廢除文言文，認為文言文是封建文化的載體，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但這種觀點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他們認為文言文承載著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不應被輕易拋棄。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也對中國傳統文化造成了強烈的沖擊。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等源源不斷地傳入中國。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觀念，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產生了巨大的挑戰。一些知識分子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主張全盤西化，認為只有學習西方文化，才能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在教育領域，一些學校開始大量引進西方的教育理念和課程體系，忽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導致學生對本國文化的認同感逐漸降低。這種對西方文化的盲目追求和對傳統文化的忽視，引發了部分知識分子的憂慮，他們認為應該在尊重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有選擇地吸收西方文化，實現中西文化的融合與創新。在這樣的背景下，學衡派的誕生具有了必然性。學衡派的成員大多具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同時又接受了西方教育，他們既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又認識到西方文化的長處。他們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激進做法，認為應該以更加理性和客觀的態度對待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通過對傳統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對西方文化的審慎吸收，實現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從而達到拯救國家和民族的目的。學衡派的出現，為當時的文化論爭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3.1.2《學衡》雜志與核心成員1922年1月，在南京，一本名為《學衡》的雜志悄然問世，它如同在文化論爭的喧囂浪潮中豎起的一面獨特旗幟，標志著學衡派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秾W衡》雜志由國立東南大學（今南京大學）的一批教授創辦，主編是英語系教授吳宓，他以其堅定的文化信念和卓越的組織能力，成為學衡派的核心組織者和領導者，“學衡雜志社”那塊白底黑字的招牌，就掛在他寓所的門前，這里也成為了學衡派同人交流思想、探討學術的重要場所。梅光迪是《學衡》雜志的重要同人之一，時任英文系主任。他與胡適是同鄉，早年關系密切，曾在留學期間就文學變革問題展開激烈爭論，梅光迪反對胡適“完全廢除文言文”以及“詩界革命”的主張，認為這將毀掉中國文化之根。他主張以中為本，在學習西方的同時不能拋棄中國文化的精髓，應利用國粹所代表的歷史傳統來構建民族認同。這種文化理念使他成為學衡派中堅定的傳統文化守護者，在《學衡》雜志上發表了許多批判新文化運動、闡述學衡派文化主張的文章。生物系主任胡先骕也是學衡派的核心成員。他出身于傳統的士大夫家族，自幼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早歲曾應童子試，得秀才之名，后又相繼加入“南社”，與國內舊文人保持密切聯系，還尊林紓為師。胡先骕在新文化浪潮洶涌澎湃之時，始終堅持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胡先骕則在《南高日刊》上發表《中國文學改良論》，對白話文和文言文文學之爭表明了自己的態度。1920年胡適出版白話文詩集《嘗試集》，胡先骕撰《評〈嘗試集〉》，卻“歷投南北各日報及各文學雜志”，無一為之刊登，這一經歷促使他和梅光迪等人決心自辦刊物，最終促成了《學衡》雜志的誕生。胡先骕在《學衡》上發表了大量文章，不僅在文學領域批判新文化運動，還從植物學等自然科學領域出發，探討科學與文化的關系，為學衡派的文化主張提供了多維度的支持。除了吳宓、梅光迪、胡先骕外，《學衡》雜志還有許多重要同人。文史教授柳詒徵是中國現代儒學復興的重要人物，以他為代表的東南大學學者群體，成為學衡派的重要力量。柳詒徵在《學衡》上發表了一系列關于中國文化史的研究文章，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獨特價值，為學衡派“昌明國粹”的主張提供了豐富的歷史依據。劉伯明作為南京高師副校長，是梅光迪在美國西北大學的同學，他與梅光迪志同道合，決心以南京高師為“聚集同志知友，發展理想事業之地”。劉伯明在《學衡》的創辦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他的積極參與和組織協調，為學衡派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然而，不幸的是，1923年11月，劉伯明因患腦膜炎猝然長逝，年僅37歲，他的離世對學衡派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這些核心成員大多學貫中西，他們有著深厚的國學根基，能夠深刻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和價值；同時又接受了西方先進的教育，具備廣闊的國際視野和現代學術素養。他們以《學衡》雜志為陣地，發表了大量文章，涵蓋了文學、歷史、哲學、教育等多個領域，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學衡派的文化主張，即“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試圖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中，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文化發展的道路，實現中國文化的救贖與重建。3.2學衡派面臨的文化危機認知3.2.1新文化運動沖擊下的傳統斷裂新文化運動如同一股洶涌的浪潮，以雷霆萬鈞之勢席卷而來，對中國傳統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這一沖擊引發了學衡派的深刻憂慮與強烈反思。在語言文字領域，白話文運動的興起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標志之一。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八事”主張，包括“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并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進一步強調“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極力倡導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這一主張在當時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它打破了文言文長期以來的統治地位，使文學更加貼近大眾，有利于文化的普及與傳播。但在學衡派看來，文言文承載著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審美價值。吳宓認為，文言文是一種高度凝練、富有韻律和節奏感的語言，它能夠表達深刻的思想和細膩的情感，具有白話文無法比擬的優勢。胡先骕也指出，文言與白話的區別不在古今而在雅俗，文學的死活應由其自身價值而定，而不能由所用文字的古今而定。學衡派擔心白話文的普及會導致傳統文化的傳承出現斷裂，人們將難以理解和欣賞古代經典文獻，從而失去與傳統文化的聯系。在文學領域，新文化運動倡導新文學，對舊文學進行了全面批判。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提出“三大主義”，即“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這種對舊文學的徹底否定，使得許多傳統文學形式和文學觀念受到沖擊。學衡派則認為，文學的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能完全拋棄傳統。梅光迪指出，文學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新文學的發展應該在繼承傳統文學的基礎上進行創新，而不是簡單地否定舊文學。他認為，一些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對西方文學的盲目模仿，忽視了中國文學的獨特性和民族性。學衡派強調文學的道德教化功能，認為文學應該傳達積極的價值觀和人文精神，而新文化運動中一些文學作品過于追求形式的創新，忽視了內容的深度和思想的內涵。在思想觀念方面，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對封建禮教和傳統道德進行了猛烈批判。魯迅的《狂人日記》以犀利的筆觸揭示了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這種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傳統思想觀念的根基，使人們對傳統文化的價值產生了懷疑。學衡派雖然也認同民主與科學的理念，但他們認為在批判傳統文化時，應該保持理性和客觀的態度，不能一概而論。他們強調傳統文化中的道德觀念和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價值，如儒家的“仁愛”思想、道家的“自然”觀念等，這些思想對于塑造民族精神和社會價值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學衡派擔心對傳統文化的過度批判會導致人們道德觀念的缺失，社會秩序的混亂。學衡派認為新文化運動在批判傳統文化時過于激進，缺乏對傳統文化的深入研究和理解，這種激進的態度導致了傳統價值體系的崩塌，使中國文化面臨著傳承斷裂的危機。他們主張在尊重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和整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同時有選擇地吸收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實現中西文化的融合與創新。3.2.2西方文化涌入的挑戰與迷茫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中國國門的被迫打開，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中國，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全方位的沖擊，也使學衡派在文化認同方面陷入了深深的挑戰與迷茫之中。西方文化的涌入帶來了思想觀念的巨大變革。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觀念與中國傳統的封建等級觀念形成鮮明對比，對中國傳統的價值觀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在西方思想的影響下，一些人開始盲目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對本國傳統文化產生了排斥和否定的態度。例如，在教育領域，一些學校開始大量引進西方的教育理念和課程體系，忽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導致學生對本國文化的認同感逐漸降低。學衡派敏銳地察覺到這種文化認同危機，他們認為西方文化雖然有其先進之處，但不能完全取代中國傳統文化。吳宓強調，中國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底蘊，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不能因為西方文化的沖擊而輕易拋棄。他主張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時，要保持對本國文化的自信，堅守文化認同。西方文化的涌入還引發了文化選擇的困境。面對琳瑯滿目的西方文化思潮，如進化論、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等，中國知識分子陷入了迷茫，不知道該如何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文化道路。一些人盲目跟從西方文化潮流，缺乏對各種文化思潮的深入研究和理性判斷。學衡派反對這種盲目跟風的做法，他們主張以“中正之眼光”審慎地對待西方文化。梅光迪批評一些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對西方文化的理解過于膚淺，只是“略涉外國時行書報，于其一學之名著及各派之實在價值，皆未之深究”，便盲目推崇。學衡派認為，在吸收西方文化時，應該深入了解其背景、內涵和局限性，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有選擇的借鑒，而不是不加辨別地全盤接受。西方文化的涌入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生存空間造成了擠壓。西方的文學、藝術、哲學等領域的作品大量涌入中國，占據了文化市場的很大份額，使得中國傳統文化作品的傳播和發展受到阻礙。在文學方面，西方的小說、詩歌等文學形式受到廣泛歡迎，而中國傳統的詩詞、戲曲等文學形式則逐漸被邊緣化。學衡派對此深感憂慮，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價值，應該得到保護和傳承。胡先骕在《學衡》雜志上發表文章，呼吁人們重視中國傳統文學的價值，加強對傳統文學的研究和創作，以抵御西方文化的沖擊。西方文化的涌入給學衡派帶來了諸多挑戰，使他們在文化認同、文化選擇和傳統文化傳承等方面陷入了迷茫。學衡派試圖通過對西方文化的審慎分析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守，找到一條既能吸收西方文化精華，又能傳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的道路，以應對文化認同危機，實現文化的重建與復興。3.3學衡派文化救贖的理論與實踐3.3.1“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學衡派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宗旨，這一宗旨貫穿于他們的文化理念和實踐活動之中，體現了他們在文化變革時期對傳統文化的堅守以及對中西文化融合的探索?！安鲊狻笔菍W衡派文化理念的核心之一，體現了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高度認同和珍視。在學衡派看來，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承載著數千年的歷史記憶和民族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吳宓在《學衡》雜志的發刊詞中明確指出：“今欲造成中國之新文化，自當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熔鑄之，貫通之?！彼J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詩詞歌賦、書法繪畫等都是人類文明的瑰寶，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道德觀念和審美情趣。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中，通過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系統梳理，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強調了傳統文化在塑造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學衡派主張對傳統文化進行深入研究和整理，挖掘其內在的價值和意義，以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他們反對新文化運動中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認為這種做法是對歷史的虛無和對民族精神的背叛。例如，在對待文言文的問題上，學衡派認為文言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具有獨特的語言魅力和文化內涵，不能因為白話文的興起而被廢棄。胡先骕指出，文言與白話的區別不在古今而在雅俗，文學的死活應由其自身價值而定，而不能由所用文字的古今而定。學衡派成員積極投身于傳統文化的研究和傳播，他們在《學衡》雜志上發表了大量關于國學的研究文章，涵蓋了文學、歷史、哲學等多個領域，為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融化新知”則體現了學衡派開放的文化態度和對西方文化的理性吸收。學衡派成員大多接受過西方教育，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他們認識到西方文化在科學技術、思想觀念等方面具有先進之處，主張在堅守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有選擇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以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吳宓強調，要“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但在吸收西方文化時，必須保持審慎的態度，“審慎取擇，不呼號標榜，陷于偏昧”。梅光迪批評一些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對西方文化的理解過于膚淺，只是“略涉外國時行書報，于其一學之名著及各派之實在價值，皆未之深究”，便盲目推崇。學衡派認為，西方文化中的民主、科學、自由等觀念以及先進的學術研究方法都值得借鑒，但不能盲目照搬，而應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消化和吸收。在文學領域，學衡派借鑒西方文學的理論和創作方法，對中國傳統文學進行反思和創新。他們介紹西方文學的經典作品和文學思潮，如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等，為中國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角。在教育領域，學衡派倡導借鑒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改革中國的教育體系，培養具有現代知識和國際視野的人才。例如，他們主張在學校教育中增加自然科學和外語課程的比重，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宗旨體現了學衡派在文化救贖道路上的獨特思考和探索。他們試圖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通過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對西方文化的吸收，構建一種既具有民族特色又符合時代發展需求的新文化。這一宗旨在當時的文化論爭中獨樹一幟，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種不同于新文化運動的思路，對后世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設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3.3.2對新文化派的批判與論爭學衡派與新文化派在20世紀20年代的文化舞臺上展開了激烈的論爭，這場論爭涵蓋了文學、思想等多個領域，反映了兩派在文化理念、價值取向和文化發展路徑等方面的深刻分歧。在文學領域，文言與白話之爭是學衡派與新文化派論爭的焦點之一。新文化派大力倡導白話文運動，主張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文學創作和日常交流的工具。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八事”主張，強調白話文的重要性，認為文言文是“死文字”，阻礙了文化的普及和發展。陳獨秀也在《文學革命論》中支持白話文運動，提出“三大主義”，對舊文學進行了全面批判。學衡派則堅決反對這種觀點，他們認為文言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和文化內涵。吳宓指出，文言文具有高度的凝練性和韻律美，能夠表達深刻的思想和細膩的情感，是中國文學的瑰寶。胡先骕認為，文言與白話的區別不在古今而在雅俗，文學的價值不應由所用文字來決定，而應取決于作品本身的藝術質量。他在《評〈嘗試集〉》中對胡適的白話文詩集進行了批評，認為其作品缺乏文學性和藝術價值。學衡派還認為，白話文運動過于激進，忽視了文言文在傳承傳統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可能導致傳統文化的斷裂。在文化發展路徑上，兩派也存在著明顯的分歧。新文化派主張全面學習西方文化，認為只有通過徹底的西化才能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認為傳統文化是封建落后的象征，必須被拋棄。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科學與人權并重”的口號，倡導青年追求西方的科學和民主精神。胡適則主張“全盤西化”，認為中國應該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向西方學習。學衡派則反對這種激進的西化觀點，他們主張在堅守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有選擇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吳宓認為，中國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底蘊，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不能輕易拋棄。他主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強調要在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前提下，借鑒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實現中西文化的融合與創新。梅光迪批評新文化派的西化觀點過于盲目，認為他們沒有深入了解西方文化的本質，只是簡單地模仿西方的表面形式。在思想觀念方面，學衡派與新文化派也存在著諸多分歧。新文化派強調個性解放和個人自由，倡導打破傳統的束縛，追求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魯迅的《狂人日記》以犀利的筆觸揭示了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呼吁人們擺脫封建思想的禁錮。學衡派雖然也認同個性解放和個人自由的理念，但他們認為在追求這些價值的過程中，不能忽視傳統文化中的道德觀念和人文精神。他們強調傳統文化中的道德觀念，如儒家的“仁愛”思想、道家的“自然”觀念等，對于塑造民族精神和社會價值觀具有重要的作用。學衡派擔心新文化派的思想觀念過于激進，可能導致社會道德的淪喪和文化認同的危機。學衡派與新文化派的論爭是20世紀20年代中國文化界的重要事件，這場論爭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發展方向的不同思考。學衡派的批判和論爭雖然未能改變新文化運動的主流趨勢，但他們的觀點和主張也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啟示。通過這場論爭，人們更加深入地思考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關系，為后來的文化建設和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礎。四、阿諾德對學衡派的思想浸潤與影響4.1學衡派對阿諾德的引介與推崇4.1.1阿諾德在《學衡》雜志的呈現《學衡》雜志作為學衡派的核心陣地，對馬修?阿諾德的思想進行了多維度的引介與傳播，使其在20世紀初的中國文化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文章刊載方面，《學衡》雜志發表了一系列介紹和評論阿諾德的文章。1923年，梅光迪在《學衡》第十四期上發表《安諾德之文化論》，這是一篇系統介紹阿諾德文化思想的重要文章。梅光迪在文中詳細闡述了阿諾德的文化定義，強調阿諾德認為文化是對完美的追求，是通過了解和傳播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論來實現的。他還介紹了阿諾德對英國社會中“非利士人”的批判，指出“非利士人”的功利主義和狹隘觀念對社會文化發展的阻礙。梅光迪通過對阿諾德文化論的介紹，試圖為當時中國的文化建設提供借鑒，批判新文化運動中一些過于功利和激進的傾向。吳宓也在《學衡》雜志上發表了多篇與阿諾德相關的文章。在《詩學總論》中，吳宓對阿諾德提出的“詩歌為人生批評”的理論進行了探討，他認為這一理論雖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有其合理之處，強調詩歌在反映人生、傳達思想方面的重要作用，這與阿諾德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的觀點相呼應。在《評現代中國文學界》一文中，吳宓引用阿諾德的觀點，對當時中國文學界的一些現象進行了批評，指出文學創作不應僅僅追求形式的創新，更應注重內容的深度和思想的內涵，體現了阿諾德文學批評思想對吳宓的影響。除了專門的介紹文章，《學衡》雜志在其他文章中也時常提及阿諾德。在討論文化、文學、教育等問題時，阿諾德的觀點被作為重要的理論依據引用。在關于文學批評的文章中，會借鑒阿諾德“無功利”的批評法則，強調批評應保持客觀、公正，追求真理與美；在探討文化建設的文章中，會參考阿諾德關于文化對社會整合與引導作用的觀點，思考如何通過文化來提升社會的精神境界。從傳播方式上看，《學衡》雜志通過多種方式增強了阿諾德思想的傳播效果。雜志在編排上，將與阿諾德相關的文章與其他討論中西文化、文學批評等主題的文章相結合，形成了一種對話和交流的氛圍，使讀者能夠在更廣泛的文化語境中理解阿諾德的思想?！秾W衡》雜志還會刊登阿諾德的詩歌作品及相關評論，通過文學作品的展示，讓讀者更直觀地感受阿諾德的文學風格和思想情感，進一步加深對他的認識。雜志的發行范圍和讀者群體也為阿諾德思想的傳播提供了條件。《學衡》雜志在當時的文化界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其讀者涵蓋了眾多知識分子、學者和學生，阿諾德的思想通過雜志得以在這些人群中傳播，引發了他們的思考和討論?！秾W衡》雜志通過精心的文章選擇和編排，以及廣泛的傳播渠道，使阿諾德的思想在當時的中國文化界得到了較為廣泛的傳播，為學衡派成員及其他讀者了解阿諾德提供了重要的平臺，也為阿諾德思想對學衡派的影響奠定了基礎。4.1.2學衡派核心人物對阿諾德的評價學衡派的核心人物吳宓、梅光迪等對馬修?阿諾德的文化理念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們的評價不僅體現了對阿諾德思想的深刻理解和認同，也反映了阿諾德思想在學衡派文化建構中的重要地位。吳宓對阿諾德的詩歌和文化批評思想均有深入研究和高度評價。在詩歌方面，吳宓認為阿諾德的詩歌創作雖多用“羅馬體”，但表現的內容契合時代精神。他在《學衡》雜志卷首的“吳宓自識”中概述了阿諾德的詩歌觀，指出阿諾德的詩歌中流露著關于時代精神的悲觀情緒，這種對時代精神的敏銳捕捉和深刻表達，使阿諾德的詩歌具有獨特的價值。吳宓對阿諾德強調道德感的詩歌觀基本肯定，認為詩歌應該承載一定的道德和思想內涵，這與阿諾德主張詩歌為人生批評的觀點一致。吳宓在自己的文學創作和批評中，也受到了阿諾德的影響，注重詩歌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的統一。在文化批評方面，吳宓認同阿諾德“無功利”的批評法則。他認為批評家應該擺脫外在的功利因素干擾，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對文學作品和文化現象進行分析和評價。吳宓在《學衡》雜志上發表的諸多文學批評文章，都體現了這種“無功利”的批評態度。在評價當時中國文學界的作品時，他注重從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思想深度等方面進行考量，而非受作者的名氣或社會地位等因素影響。吳宓還借鑒阿諾德對文化社會功能的重視，強調文化在塑造民族精神、提升社會道德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認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通過傳播優秀的文化，可以促進社會的和諧與進步，這與阿諾德關于文化對社會整合與引導作用的觀點相契合。梅光迪對阿諾德的文化論極為推崇。在《安諾德之文化論》一文中，梅光迪系統地介紹了阿諾德的文化思想，并結合阿諾德的文化思想對當時的新文化運動提出批評。他認為阿諾德提出的文化是對完美的追求，通過了解和傳播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論來實現文化的觀點，對于中國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梅光迪認同阿諾德對“非利士人”的批判，認為中國當時的文化界也存在類似“非利士人”的功利主義和淺薄觀念。一些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盲目追求西方文化的表面形式，忽視了文化的內涵和價值，這種現象與阿諾德所批判的英國中產階級的“非利士人”行為相似。梅光迪強調文學在文化救贖中的重要性，認為相比較民主和科學，文學更適合擔當拯救中國文化的重任，這一觀點也受到了阿諾德文化思想的影響，阿諾德同樣重視文學在傳播文化、提升人們精神境界方面的作用。學衡派核心人物吳宓和梅光迪對阿諾德的評價，展現了他們對阿諾德文化理念的深度接納與推崇。阿諾德的思想為學衡派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在學衡派與新文化派的論爭中，阿諾德的文化批評成為學衡派批判新文化運動激進主義的有力武器，同時也為學衡派自身的“新文化”構想提供了理論源泉，推動了學衡派在文化建構道路上的探索。4.2阿諾德文化理念在學衡派思想中的體現4.2.1文化定義與內涵的呼應學衡派的文化概念與阿諾德的文化定義在諸多方面存在著顯著的呼應，這反映了學衡派在文化理念上對阿諾德思想的借鑒與認同。阿諾德將文化定義為“是對完美的研究和追求”，而這種完美是通過“了解和傳播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論”來實現的。學衡派雖未對文化給出完全一致的定義，但從其整體思想傾向來看，與阿諾德的這一定義有著內在的契合。劉伯明認為“文化為人類心靈造詣之總積”，徐則陵稱“文化起于人心與自然及人為環境之互感，其動力則出于觀念之實現與開展”，陸懋德則以為文化是“一國人的生活”。綜合這些觀點，學衡派強調文化是人類精神創造的結晶，是在與自然和社會環境的互動中形成的，這與阿諾德強調文化是對世界上最好思想和言論的吸收與傳播，從而實現人類精神的完善有著相似之處。學衡派倡導“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主張在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的同時，吸收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這正是對“了解和傳播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論”的一種實踐，體現了他們對文化內涵的理解與阿諾德的一致性。在對文化內涵的具體闡釋中，阿諾德強調文化包含“甜美與光明”，“甜美”代表著愉悅、和諧等精神享受，“光明”象征著知識、智慧和真理。學衡派也重視文化的精神內涵和對知識的追求。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道德、哲學和審美觀念，這些都是人類精神的寶貴財富，能夠給人帶來精神上的愉悅和滿足，體現了文化的“甜美”。儒家的“仁愛”思想、道家的“自然”觀念等，這些傳統文化中的精髓，通過文學、藝術等形式展現出來，能夠滋養人們的心靈，使人們在欣賞和學習中獲得精神上的享受。學衡派也積極吸收西方的科學知識和先進思想，認為這是獲取“光明”的重要途徑。他們主張在教育中增加自然科學和外語課程的比重，鼓勵人們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學術研究方法，以拓寬視野，增長知識，實現思想的啟迪和智慧的提升。阿諾德認為文化對社會具有整合與引導作用，能夠彌合社會階層差異，引導社會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學衡派同樣認識到文化在社會中的重要作用。他們認為文化是維系民族認同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通過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可以增強民族凝聚力，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在當時社會動蕩、文化多元的背景下，學衡派強調傳統文化的價值，希望通過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和教育，使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從而穩定社會秩序。學衡派也主張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以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他們認為西方文化中的民主、科學等觀念，可以為中國社會的發展提供借鑒，引導中國社會朝著進步的方向發展。學衡派的文化概念與阿諾德的文化定義在內涵上存在著諸多呼應之處，無論是對文化本質的理解，還是對文化在社會中的作用的認識，都體現了學衡派對阿諾德文化理念的吸收和運用。這種呼應不僅豐富了學衡派的文化思想，也為他們在中西文化融合的道路上提供了理論支持，使他們在文化救贖和文化建構的探索中找到了新的思路和方向。4.2.2文化批評方法的借鑒學衡派在文化批評中，積極借鑒了阿諾德“無功利”的批評法則，以此對新文化運動和當時的社會現象進行深入剖析和批評，展現出獨特的文化批評視角。阿諾德提出的“無功利”批評法則，強調批評應超越實用目的，追求真理與美，保持客觀和公正的態度。學衡派在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中，充分運用了這一法則。在文學領域，新文化運動大力倡導白話文運動，主張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學衡派則從“無功利”的角度出發，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冷靜的分析。他們認為文學的價值不應僅僅取決于語言形式的新舊，而應從文學本身的藝術質量、文化內涵等方面進行考量。胡先骕在《評〈嘗試集〉》中，對胡適的白話文詩集《嘗試集》進行批評時，并非基于對白話文本身的偏見，而是從詩歌的韻律、意境、思想深度等藝術層面進行分析，指出《嘗試集》在藝術上的不足。他認為詩歌應具有一定的格律和韻律美，而《嘗試集》中的一些作品過于隨意，缺乏詩歌應有的藝術特質。這種批評方式體現了學衡派在文學批評中追求客觀、公正的態度，不受當時白話文運動潮流的影響，堅持從文學的本質出發進行評價。在對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觀念進行批評時，學衡派同樣遵循“無功利”的批評法則。新文化運動倡導民主與科學，對傳統文化進行了猛烈批判。學衡派雖然也認同民主與科學的理念，但他們反對新文化運動中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他們認為在評價傳統文化時，應擺脫功利主義的束縛，以客觀、理性的態度去分析傳統文化的價值和意義。吳宓在《論新文化運動》中指出，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過于激進，缺乏對傳統文化的深入研究和理解。他主張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時，要尊重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不能為了追求新思想而拋棄傳統文化的精華。這種批評并非出于對傳統文化的盲目維護，而是基于對文化發展規律的理性認識，體現了學衡派在思想觀念批評中的客觀性和公正性。學衡派在對當時社會現象的批評中，也借鑒了阿諾德的批評方法。阿諾德對英國社會中“非利士人”的批判，關注到社會中功利主義、狹隘觀念等問題對文化發展的阻礙。學衡派在分析中國社會現象時，也敏銳地察覺到類似問題的存在。他們批評當時社會中一些人盲目追求西方文化的表面形式，忽視了文化的內涵和價值。一些人在學習西方文化時，只是簡單地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而沒有真正理解西方文化的精髓。學衡派認為這種現象與阿諾德所批判的“非利士人”行為相似，都是功利主義和淺薄觀念的體現。他們強調文化批評應關注社會現象背后的深層次問題，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文化觀念，追求真正的文化價值。學衡派通過借鑒阿諾德“無功利”的批評法則，在對新文化運動和社會現象的批評中，保持了客觀、公正的態度，從文化的本質和價值出發進行分析，為當時的文化批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這種借鑒不僅豐富了學衡派的文化批評理論，也使他們在文化論爭中展現出獨特的價值和意義，對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4.3阿諾德影響下學衡派文化立場的塑造在阿諾德思想的浸潤下，學衡派逐漸塑造起獨特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這種立場體現在他們對傳統文化價值的堅守、對文化傳承的重視以及對文化獨立性的追求等多個方面。阿諾德對文化傳統的尊重和對歷史連續性的強調，使學衡派深刻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和意義。在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進行全面批判的浪潮中，學衡派堅守傳統文化陣地，強調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根基，承載著數千年的智慧和價值觀。吳宓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詩詞歌賦等都是人類文明的瑰寶，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道德觀念和審美情趣，不能因為西方文化的沖擊而輕易拋棄。他主張對傳統文化進行深入研究和整理，挖掘其內在的價值和意義，以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這種對傳統文化價值的堅定認同，使學衡派在文化論爭中成為傳統文化的捍衛者，與新文化派形成鮮明對比。阿諾德文化批評中對“非利士人”功利主義和狹隘觀念的批判，促使學衡派反思當時中國社會和文化界的類似問題。學衡派批評新文化運動中一些人盲目追求西方文化的表面形式，忽視了文化的內涵和價值。他們認為，文化的發展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能脫離自身的歷史和傳統。在吸收西方文化時，應該保持審慎的態度，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有選擇的借鑒。梅光迪批評一些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對西方文化的理解過于膚淺，只是“略涉外國時行書報，于其一學之名著及各派之實在價值，皆未之深究”，便盲目推崇。學衡派強調文化傳承的重要性，認為文化是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積累和發展起來的，每一代人都有責任將優秀的文化傳統傳承下去。他們通過對傳統文化的研究和傳播，試圖喚起人們對傳統文化的重視，增強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阿諾德對文化獨立性的追求也影響了學衡派。學衡派主張在文化建設中保持獨立的思考和判斷，不盲目跟從西方文化潮流，也不輕易否定傳統文化。他們認為，中國文化具有獨特的價值和魅力，應該在與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保持自身的特色。吳宓提出“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主張，強調在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有選擇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實現中西文化的融合與創新。這種文化立場體現了學衡派對文化獨立性的追求，他們試圖在中西文化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構建一種既具有民族特色又符合時代發展需求的新文化。阿諾德的思想對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學衡派在阿諾德思想的影響下，堅定地捍衛傳統文化的價值，重視文化傳承，追求文化獨立性，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種不同于新文化運動的思路。他們的文化立場在當時的文化論爭中獨樹一幟，雖然未能改變新文化運動的主流趨勢，但他們的觀點和主張為后來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啟示。五、從文化救贖到文化建構：學衡派的實踐與探索5.1學衡派的文化建構理論體系5.1.1以人文主義為核心的文化觀學衡派的文化觀深受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影響，在此基礎上，他們強調人性、道德和文化傳承的重要性，形成了以人文主義為核心的獨特文化觀。白璧德新人文主義認為，人類的行為和思想應該受到道德和理性的約束，反對過度的情感和欲望的放縱。學衡派認同這一觀點，他們從人性善惡二元對立出發，強調人具有理性和道德的一面，也有感性和欲望的一面，而文化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引導人性向上，通過道德修養和理性思考來克制欲望，實現人性的完善。吳宓在《希臘之文學》中闡述了古希臘文學對人性的展現和對道德的引導作用，他認為古希臘文學作品中所體現的英雄主義、正義觀念等，都是對人性中美好品質的弘揚，能夠激勵人們追求高尚的道德和精神境界。這種對人性和道德的關注，貫穿于學衡派的文化觀中，成為他們文化建構的重要基礎。在道德修養方面，學衡派倡導節制中庸的道德觀念，認為這是實現人性完善的關鍵。他們認為，過度的欲望和行為會導致社會的混亂和道德的淪喪，只有通過節制和中庸，才能保持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張其昀在《中國與中道》中強調“我中國所以能統制大宇，混合殊族者，其道在中”，把中庸作為一切行事的最高法則。學衡派主張通過教育和自我修養，培養人們的道德意識和自律能力，使人們能夠在日常生活中踐行道德規范，做到言行一致。他們認為，儒家的“禮”和“仁”的思想，是道德修養的重要準則，通過對儒家經典的學習和理解，可以汲取其中的道德智慧，提升個人的道德水平。學衡派非常重視文化傳承，認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命脈，承載著歷史和傳統的記憶。他們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認為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道德、哲學和審美觀念，是人類文明的瑰寶。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中，通過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系統梳理，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強調了傳統文化在塑造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學衡派主張對傳統文化進行深入研究和整理，挖掘其內在的價值和意義，并將其傳承下去。他們在《學衡》雜志上發表了大量關于國學的研究文章，涵蓋了文學、歷史、哲學等多個領域，為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學衡派以人文主義為核心的文化觀，強調人性的完善、道德的修養和文化的傳承，體現了他們對人類精神世界的關注和對傳統文化的尊重。這種文化觀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意義，它為學衡派的文化建構提供了理論基礎，也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種不同于新文化運動的思路。5.1.2文化傳承與創新的平衡學衡派深刻認識到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重要性，主張在傳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積極創新并融合西方文化，以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達到文化傳承與創新的平衡。在文化傳承方面，學衡派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價值，認為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承載著數千年的智慧和價值觀。吳宓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詩詞歌賦等都是人類文明的瑰寶，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道德觀念和審美情趣。他主張對傳統文化進行深入研究和整理，挖掘其內在的價值和意義，以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中，通過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系統梳理，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強調了傳統文化在塑造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學衡派成員積極投身于傳統文化的研究和傳播，他們在《學衡》雜志上發表了大量關于國學的研究文章，涵蓋了文學、歷史、哲學等多個領域，為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學衡派也認識到文化創新的必要性。他們認為，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演變的。在20世紀初的中國，面臨著西方文化的沖擊和社會變革的挑戰，中國文化必須進行創新，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需求。學衡派主張在傳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吸收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實現中西文化的融合與創新。吳宓提出“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主張，強調要在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前提下，借鑒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實現中西文化的有機結合。梅光迪批評一些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對西方文化的理解過于膚淺，只是簡單地模仿西方的表面形式，而沒有真正理解西方文化的精髓。他主張在吸收西方文化時，要深入了解其背景、內涵和局限性，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有選擇的借鑒。在文學領域，學衡派既重視傳統文學的價值，又積極探索文學創新的道路。他們認為，傳統文學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和文化內涵，應該得到傳承和發展。吳宓對中國古典詩詞的格律、意境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古典詩詞是中國文學的瑰寶，具有高度的藝術價值。學衡派也借鑒西方文學的理論和創作方法，對中國傳統文學進行反思和創新。他們介紹西方文學的經典作品和文學思潮，如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等，為中國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角。胡先骕在《評〈嘗試集〉》中，雖然對胡適的白話文詩集進行了批評，但他也承認白話文在文學表達上具有一定的優勢，主張在保持文學藝術性的前提下，合理運用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學衡派在文化傳承與創新方面的探索，體現了他們對中國文化發展的深刻思考。他們既反對盲目排外，也反對全盤西化，主張在傳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積極創新并融合西方文化，以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這種文化理念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和方向。5.2學衡派在教育、學術等領域的文化建構實踐5.2.1倡導人文主義教育學衡派在教育領域積極倡導人文主義教育，致力于培養完整人格，重視經典教育，為中國教育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理念和活力。在人格培養方面，學衡派認為教育的首要目標是培養具有健全人格的人。他們反對功利主義教育，強調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認為人文教育能夠塑造人的道德品質、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學生具備良好的道德修養、審美情趣和社會責任感。吳宓在《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中指出，教育不僅要傳授知識，更要注重培養學生的人格，使學生成為“博雅之士”。他認為，通過學習文學、歷史、哲學等人文科學，可以讓學生了解人類的思想和情感，培養學生的同理心和人文關懷精神。在東南大學任教期間，吳宓注重引導學生閱讀經典文學作品，如古希臘文學、中國古典詩詞等，通過對這些作品的賞析，讓學生感受其中蘊含的道德觀念和審美情趣，從而提升自身的人格修養。學衡派非常重視經典教育，認為經典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價值觀念。他們主張在學校教育中增加經典課程的比重，讓學生深入學習經典著作，傳承和弘揚優秀的文化傳統。胡先骕在《論批評家之責任》中強調，經典作品具有永恒的價值，通過學習經典可以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和文化素養。他認為，中國古代的儒家經典，如《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不僅是知識的寶庫，更是道德和倫理的指南，學生通過學習這些經典，可以汲取其中的智慧，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在東南大學，學衡派的成員積極推動經典教育，開設了一系列關于經典文學、歷史、哲學的課程，邀請著名學者授課，引導學生深入研究經典著作。學衡派還強調教育的全面性，主張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他們認為，學生不僅要學習自然科學知識，還要具備人文科學素養，只有這樣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需求。劉伯明主張“三育并舉”，即訓育、智育和體育，強調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知識技能和身體素質。在學衡派的倡導下，東南大學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開設了豐富多樣的課程，涵蓋了文學、歷史、哲學、科學、藝術等多個領域，為學生提供了廣闊的學習空間。學校還鼓勵學生參加各種社團活動和社會實踐，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社會交往能力。學衡派倡導的人文主義教育理念，對當時的教育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們的教育實踐為培養具有完整人格和文化素養的人才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也為中國教育的現代化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雖然學衡派的教育理念在當時可能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但他們的努力和探索為后來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礎，其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5.2.2推動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播學衡派以《學衡》雜志為核心陣地，積極推動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播，在挖掘、整理和傳播傳統文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學術研究方面，學衡派成員憑借其深厚的學術功底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對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柳詒徵在史學領域成果斐然，他的《中國文化史》是一部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著作。該書系統地梳理了中國文化的發展脈絡，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個角度展現了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柳詒徵通過對歷史資料的細致考證和分析，揭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價值和魅力，為后人研究中國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在文學研究方面，吳宓對中國古典詩詞的格律、意境等進行了深入研究，他的《詩學總論》等文章，對中國古典詩詞的藝術特點和審美價值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吳宓還介紹了西方文學的理論和創作方法，如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等，為中國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思路?！秾W衡》雜志成為學衡派傳播學術研究成果和文化理念的重要平臺。雜志發表了大量關于國學、文學、歷史、哲學等領域的學術論文，涵蓋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這些文章不僅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而且通過深入淺出的闡述，使更多的人能夠了解和認識傳統文化。在國學研究方面，雜志發表了許多關于儒家、道家、墨家等諸子百家思想的研究文章，對傳統文化中的哲學思想、道德觀念進行了深入探討。在文學領域，雜志刊登了大量對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賞析和評論，以及對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和介紹，促進了中西文學的交流與融合。學衡派還通過舉辦學術講座、學術研討會等活動，進一步推動了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播。他們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前來演講，分享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和文化見解。這些活動吸引了眾多學生和學者的參與，促進了學術思想的交流與碰撞。在東南大學，學衡派經常舉辦學術講座，邀請柳詒徵、梅光迪、胡先骕等學者主講，內容涉及中國文化史、文學批評、哲學思想等多個領域。這些講座不僅豐富了學生的知識儲備，也激發了他們對學術研究的興趣。學衡派在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播方面的努力，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他們的研究成果和文化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學術界對傳統文化的重新認識和重視，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提供了理論支持和思想啟示。雖然學衡派的觀點在當時可能受到了一些爭議，但他們的努力和探索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