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到近現代的跨越：船山經濟哲學的轉向與突破探究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王船山，作為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其思想體系涵蓋哲學、歷史、政治、經濟等諸多領域，在中華文化發展歷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經濟哲學方面，船山的思想獨具特色，其所處的時代，正值中國社會發生深刻變革之際，傳統經濟模式面臨挑戰，新興經濟因素悄然崛起，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理學的陳腐僵化也使得傳統學術難以回應現實問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船山以其深厚的學識和敏銳的洞察力，對傳統經濟哲學進行反思與重構，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創新性的經濟哲學觀點，實現了重要的轉向與突破。深入研究船山經濟哲學的轉向與突破，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船山思想體系，還能為當代經濟發展提供寶貴的歷史借鑒和理論啟示。從理論層面來看，船山經濟哲學在繼承傳統儒家經濟思想的基礎上，融合了道家、法家等多元思想，對中國傳統經濟哲學進行了批判性的總結與創新。他開創性地提出了“土地私有之恒疇論”“減賦節役之自由市場論”等重要理論，這些理論不僅是對當時社會經濟現實的深刻洞察，更是對傳統經濟哲學思維范式的突破。船山對經濟與道德、義利關系的辯證思考，為經濟哲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思路。通過研究船山經濟哲學，能夠豐富和拓展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領域，深化對傳統經濟哲學發展脈絡的認識，填補相關研究領域在特定時期和特定思想層面的空白，完善中國傳統經濟哲學的理論框架，推動中國哲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在現實意義方面，船山經濟哲學中的諸多理念對當代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在土地制度方面，他主張土地私有，強調土地產權的穩定性和安全性，這對于當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中保障農民土地權益、促進土地資源合理流轉和有效利用具有啟示意義。在市場與政府關系上，他倡導減賦節役，減少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這與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職能轉變和市場機制完善的要求相契合，有助于我們在市場經濟建設中更好地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激發市場活力。船山經濟哲學中蘊含的生態經濟思想，如對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和保護，也能為當代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供歷史智慧，引導我們樹立正確的經濟發展觀，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協調共進。1.2國內外研究現狀在國內，對船山經濟哲學的研究起步較早，且成果頗豐。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對船山著作的整理與刊刻，如鄧顯鶴刊刻《船山遺書》，使得船山的經學精華得以探頭于世。此后，學界逐漸深入到對船山思想的挖掘與闡釋。在經濟哲學領域，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船山經濟思想進行剖析。有的學者聚焦于船山的土地思想，如對其“土地私有之恒疇論”“土地民有論”等觀點進行研究，探討船山土地思想在當時社會背景下的創新性以及對后世土地制度改革的啟示意義。還有學者著眼于船山的賦役主張，分析“以丁夫為本”的賦役思想與傳統賦役制度的差異，以及其對減輕農民負擔、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在對船山經濟哲學整體把握上，有學者指出船山在經濟社會發展方式、政府職能以及公平效率問題上實現了重要轉向與突破，完成了由傳統經濟哲學到近現代經濟哲學的時代跨越。如在《論船山經濟哲學及其轉向與突破》中，就系統剖析了船山經濟哲學在明末清初大變局中，從“行政干預-自由競爭的轉向”“政治統治-經濟發展的轉向”以及“絕對平均-相對平均的突破”等方面的變革，認為這些變革與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論點相似，肯定了船山經濟哲學在經濟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但現有國內研究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不足，對于船山經濟哲學中一些深層次的理論邏輯，如經濟與道德、義利關系在其哲學體系中的內在關聯，研究還不夠深入，缺乏系統性的梳理和闡釋。對船山經濟哲學與同時代其他思想家經濟思想的比較研究也相對薄弱，未能充分凸顯船山經濟哲學的獨特性和創新性。國外及港臺地區對船山思想的研究，尤其是船山經濟哲學方面的研究，與國內研究存在一定差異。二十世紀后半葉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與研究基本在熊十力定下的“實在論”方向上前進。他們的研究偏重船山的心性論與史論，對于船山經濟哲學雖有涉及，但并非研究重點。例如唐君毅與勞思光確立了海外新儒家船山研究的規模，而他們的后學曾昭旭與林安梧則在此基礎上，使用新儒家的思想精神與牟宗三的方法論對船山之學進行研究，但在經濟哲學領域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港臺地區的研究受地域和學脈影響，在船山經濟哲學研究上缺乏全面性和系統性，更多是從文化、哲學的宏觀角度間接涉及經濟思想，對于船山經濟哲學中具體的經濟命題和理論的深入分析較為欠缺。總體而言，當前國內外對船山經濟哲學的研究雖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諸多空白和不足。在研究深度上，對于船山經濟哲學的理論體系構建、內在邏輯關系以及其在哲學層面的根源探究不夠深入；在研究廣度上，缺乏與同時代國內外經濟思想的全面比較，以及對船山經濟哲學在當代經濟發展中具體應用的深入探討。這些不足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本文將致力于在這些方面進行深入挖掘和拓展，以期豐富和深化對船山經濟哲學的認識。1.3研究思路與方法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船山經濟哲學的轉向與突破，通過多維度、系統性的研究，全面展現船山經濟哲學的內涵、變革及其歷史價值。研究思路上，先對王船山所處的明末清初時代背景進行深入探究，分析當時經濟領域的異動力量，如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等，以及這些經濟變動引發的社會矛盾，如土地兼并加劇、農民與地主階級矛盾激化等，還有政治和民族問題，如明朝滅亡、清朝建立帶來的政治體制變革和民族沖突。探討理學的陳腐僵化以及西學東漸對當時學術思想的沖擊，從而明確船山經濟哲學產生的時代土壤和思想淵源。在具體研究王船山經濟哲學時，以土地問題與賦役制度這兩個核心方面為切入點。詳細闡述船山開創性提出的“土地私有之恒疇論”，分析其對土地產權歸屬、土地流轉等方面的觀點，以及在此基礎上構建的“反抑兼論”“反對限田和均田論”“土地民有論”“中國土地制度歷史三段論”等相關理論，探究這些理論對傳統土地觀念的突破和創新。深入研究船山的“減賦節役之自由市場論”，剖析其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思考，以及“以丁夫為本”的賦役主張對減輕農民負擔、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揭示其在經濟運行機制方面的獨特見解。進一步分析船山經濟哲學在經濟社會發展方式、政府職能以及公平效率問題上實現的重要轉向與突破，對比中國傳統經濟哲學以及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相關論點，明確船山經濟哲學在經濟思想史上的地位，闡述其完成從傳統經濟哲學到近現代經濟哲學時代跨越的具體表現和內在邏輯。結合當代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挖掘船山經濟哲學中的合理成分，探討其對當代土地制度改革、市場經濟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的啟示和借鑒意義，為當代經濟發展提供歷史智慧和理論支持。為實現上述研究目標，本文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采用文獻研究法，廣泛搜集與船山經濟哲學相關的文獻資料，包括船山的原著，如《讀通鑒論》《宋論》《噩夢》等，以及后人對其思想研究的成果，如學術論文、專著等。對這些文獻進行深入研讀、鑒別和整理，全面了解船山經濟哲學的思想內涵、發展脈絡以及學界的研究現狀，為后續研究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運用歷史分析法，將船山經濟哲學置于明末清初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進行考察，分析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對船山思想形成的影響，以及船山經濟哲學對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和意義。通過對歷史事件、人物思想的分析，揭示船山經濟哲學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和時代局限性，從而更準確地把握其思想本質。此外，運用比較研究法，將船山經濟哲學與中國傳統經濟哲學進行對比，分析船山對傳統經濟思想的繼承與創新，凸顯其在經濟哲學領域的變革與突破。將船山經濟哲學與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進行比較，探討二者在某些觀點上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從國際視野的角度評價船山經濟哲學的獨特價值和歷史地位，為深入理解船山經濟哲學提供更廣闊的視角。二、船山經濟哲學產生的時代背景2.1明末清初經濟領域的異動明朝中后期，中國經濟領域出現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異動，其中最顯著的便是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悄然興起。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經濟作物種植面積不斷擴大，棉花、蠶桑、茶葉、油料等作物的種植區域日益廣泛。棉花由江南推向江北，在全國范圍內得到廣泛種植，成為重要的紡織原料，促進了棉紡織業的發展；蠶桑業的興盛則推動了絲綢產業的繁榮，江南地區的絲綢制品遠銷國內外，成為重要的貿易商品。這些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不僅豐富了農產品的種類，還促進了農業生產的商品化進程，使得農產品與市場的聯系更加緊密。在農業商品化的推動下，手工業也迎來了快速發展的時期。棉紡織業、絲織業、陶瓷業、冶煉業、造紙業等手工業行業規模不斷擴大，技術水平顯著提高。在棉紡織業中，出現了先進的紡織工具和技術，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絲織業中，專業化分工日益精細，從繅絲、織綢到印染等環節，都有專門的工匠負責，生產出的絲綢產品精美絕倫，備受國內外市場的青睞。陶瓷業以江西景德鎮為中心，官窯和民窯并存，生產規模宏大，瓷器種類繁多，工藝精湛，不僅滿足了國內市場的需求，還大量出口到海外。冶煉業中，民營礦場不斷增加，經營規模和技術水平不斷提升，廣東佛山鎮成為全國聞名的冶煉之鄉，所生產的鐵鍋、鐵鎖、鐵絲等產品遠銷國內外。商品經濟的發展還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城市和市鎮經濟迅速崛起。城市中商業店鋪林立，商品琳瑯滿目，交易頻繁。北京、南京、蘇州、杭州等城市成為重要的商業中心，匯聚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商品和商人。蘇州的絲綢市場、杭州的茶葉市場、北京的珠寶市場等都十分繁榮，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和消費者。市鎮經濟也蓬勃發展，許多農村地區出現了專業化的市鎮，如盛澤鎮以絲綢生產和貿易為主，景德鎮以陶瓷生產和銷售聞名，這些市鎮成為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聯系的紐帶，促進了商品的流通和經濟的發展。商業的繁榮還帶動了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水陸交通網絡日益完善，大運河成為重要的南北交通要道，連接了眾多的城市和市鎮，促進了物資的交流和貿易的發展。在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基礎上，資本主義萌芽開始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主要表現形式為工場手工業經營模式，即資本家或商人資本以低價雇傭工人，進行商品生產，以獲取利潤。在紡織、榨油、陶瓷、冶煉、造紙等行業中，都出現了資本主義手工工場。例如，明代萬歷年間，蘇州府長洲縣的資本家鄭灝創立了一個絲織大作坊，擁有數臺機具，雇工數十名，分工協作，生產挽絲和棉帛；1589年，嘉興石門鎮計有20多家榨油作坊，雇工800余人，坊主通過剝削雇工的剩余勞動獲取利潤。這些手工工場的出現，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始在中國出現，盡管其規模和范圍有限，但卻代表了一種新的經濟發展趨勢。明朝時期，隨著商業經濟的繁榮，商人階層逐漸崛起并發展壯大。他們在經濟領域的活動日益頻繁，不僅參與國內貿易，還積極拓展海外市場。一些富商大賈積累了巨額財富，成為社會經濟中的重要力量。然而，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以及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對商人階層的發展形成了諸多限制。商人在政治上地位低下，缺乏相應的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難以參與國家政治決策；在經濟上，他們面臨著高額的賦稅、關卡林立的貿易環境以及封建官府的敲詐勒索，商業活動受到諸多阻礙。盡管商人階層在經濟實力上有所增強，但在封建制度的束縛下，其發展空間受到了極大的限制，難以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和經濟體系。清朝初期，盡管經歷了改朝換代的動蕩，但經濟領域的異動仍在持續并有所拓展。清政府在穩定統治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復和發展經濟的措施，如減免賦稅、招攬流民、開墾荒地等，使得農業生產逐漸恢復并得到進一步發展。在農業生產恢復的基礎上，商品經濟繼續發展，資本主義萌芽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續和緩慢成長。然而，清政府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限制了對外貿易的發展，阻礙了中國與世界的經濟交流，對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閉關鎖國政策使得中國逐漸與世界隔絕，錯失了工業革命帶來的發展機遇，導致中國在經濟、科技等方面逐漸落后于西方列強。2.2社會矛盾與政治問題經濟領域的異動在明末清初時期引發了一系列復雜且尖銳的社會矛盾，這些矛盾逐漸滲透到政治和民族層面，對當時的社會穩定和國家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土地兼并現象日益嚴重。地主、官僚和富商憑借其經濟和政治勢力，大量兼并農民土地，使得眾多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明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在皇室、貴族、官僚和大地主手中，例如福王朱常洵就擁有多達兩萬頃的莊田，其他藩王和官僚的莊田數量也極為龐大。大量農民淪為佃農或流民，生活困苦不堪，不僅要承受高額的地租剝削，還要應對繁重的賦稅和徭役，生活陷入絕境。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由此不斷激化，農民為了生存，不得不奮起反抗。明朝末年，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農民起義就是這一矛盾激化的典型表現。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賦”的口號，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響應，起義軍迅速發展壯大，席卷了大半個中國。李自成起義軍的壯大，對明朝的統治構成了巨大威脅，嚴重動搖了明朝的根基，加速了明朝的滅亡。清朝初期，雖然統治者采取了一些恢復經濟的措施，但土地兼并問題依然存在，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尖銳，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明朝末年，官場腐敗現象極為嚴重，官員貪污受賄、賣官鬻爵成風。各級官員為了謀取私利，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導致民不聊生。同時，政府機構臃腫，行政效率低下，無法有效應對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在面對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時，明朝政府內部紛爭不斷，官員們爭權奪利，無法形成有效的應對策略，使得局勢愈發嚴峻。明朝的政治體制也存在諸多弊端，君主專制的強化使得皇帝權力高度集中，決策往往缺乏充分的民主討論和科學論證。內閣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輔助皇帝決策的作用，但在實際運行中，內閣權力受到宦官和權臣的制約，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清軍入關后，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成為當時政治問題的重要方面。清朝統治者為了加強對全國的統治，推行了一系列民族壓迫政策，如剃發易服、圈地等，這些政策嚴重傷害了漢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引發了強烈的反抗。滿漢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滿族統治者在政治上占據主導地位，漢族官員在朝廷中的權力受到限制；在經濟上，滿族貴族通過圈地等方式掠奪漢族農民的土地，加劇了民族矛盾；在文化上，滿族的文化傳統與漢族文化相互碰撞，引發了諸多沖突。盡管清朝統治者在后期采取了一些緩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如任用漢族官員、學習漢族文化等，但民族矛盾在整個清朝時期仍然存在，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產生了持續的影響。明朝末年，內憂外患交織，政治局勢動蕩不安。農民起義的烽火遍地燃燒，李自成、張獻忠等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對明朝統治造成了沉重打擊。與此同時，明朝還面臨著來自外部的威脅，后金（清朝的前身）在東北地區崛起，不斷侵擾明朝邊境。后金軍隊戰斗力強大，明朝在與后金的戰爭中屢戰屢敗，領土不斷被蠶食。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局勢下，明朝政府陷入了兩難境地，既要應對農民起義，又要抵御外敵入侵，導致兵力分散，財政枯竭，最終走向滅亡。清朝建立初期，雖然逐漸穩定了統治，但政治局勢依然復雜。南明政權在南方地區繼續抵抗清朝，各地反清復明的活動此起彼伏。清朝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采取了嚴厲的鎮壓措施，對反清勢力進行殘酷打擊，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動蕩。清朝內部也存在著權力斗爭，滿洲貴族之間、滿洲貴族與漢族官員之間的矛盾時有發生，影響了政府的決策和執行效率。在這種政治背景下，船山經濟哲學應運而生，他的思想不僅是對當時經濟問題的深刻思考，也是對社會矛盾和政治問題的一種回應，試圖通過經濟哲學的構建來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為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提供理論支持。2.3理學的困境與樸學的興起在明末清初的學術思想領域，理學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其自身的弊端逐漸顯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之中。理學自宋代興起以來，以程顥、程頤、朱熹等為代表人物，構建了一套以“天理”為核心的哲學體系。在宋明時期，理學成為官方正統思想，對社會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然而，到了明末清初，理學的發展卻呈現出停滯乃至僵化的態勢。理學的主要弊端之一在于其空談心性的學風。理學家們過于注重內心的修養和道德的體悟，追求所謂的“天理”，而忽視了對現實社會問題的關注和解決。他們常常圍繞著“性與天道”等抽象概念進行無休止的辯論和闡釋，陷入了玄虛的思辨之中。顧炎武曾尖銳地批評理學的這種空疏學風，他指出孔子不專言“性與天道”，孔子所言多是平實的孝悌忠信、出處進退、治國安邦等實實在在的學問。而后世的理學卻一味強調內省自修，侈談心性理道，將孔門儒學的務實精神拋之腦后。例如，理學家們對“危微精一”之說的過度推崇和反復討論，在顧炎武看來，這與孔子“下學而上達”的平實為學之道背道而馳。這種空談心性的學風使得理學逐漸脫離實際，無法為社會的發展提供有效的指導。李塨也對理學的高言虛論之理進行了批判，他認為理學家將孔門不輕與人言的一貫性天之教一概乖反，處處談性，人人論天，而忽視了孔門的禮樂兵農、執射、執御、鼓瑟、會計等實際學問。在他看來，理學的這種發展方向實際上是與真正的圣人之道相悖的。理學的空疏學風不僅導致了學術研究的脫離實際，也使得學者們在面對社會現實問題時束手無策，無法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在理學陷入困境的同時，“經世致用”的樸學范式逐漸興起，成為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發展的新趨勢。樸學，又稱漢學，其興起有著多方面的原因。明朝滅亡后，許多知識分子對明朝滅亡的原因進行了深刻反思，他們認為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是儒家思想的空疏學風。在這種背景下，樸學家們提倡回歸經典，注重實證研究，以振興儒學，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明清時期，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學者們對經學的研究逐漸從注解、考證轉向了實證研究，樸學家們以實證研究為特點，對經典進行重新解讀，從而推動了樸學的興起。社會經濟的發展也為樸學的興起提供了條件，明清時期社會經濟逐漸發展，文化教育普及，使得更多的人有機會參與到學術研究中來，為樸學的發展提供了人才基礎。樸學的興起在學術界引發了一系列變革，其主要表現為對經典的重新解讀和對學術研究方法的創新。樸學家們倡導實證研究方法，注重對經典文獻的字句訓詁、名物考證和校勘辨偽，力求還原經典的本來面目。他們對傳統儒家經典進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通過校勘、辨偽、輯佚、注疏、考訂史實等多種手段，對浩如煙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偽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許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偽混雜的文獻基本恢復了本來面目，為后世學者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資料。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等樸學代表人物在文獻學、音韻學、訓詁學、校勘學等領域都做出了卓越成就，他們的研究成果對中國學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音韻學方面，戴震通過對古代音韻的深入研究，提出了“陰陽對轉”等重要理論，為后世音韻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王引之在訓詁學上成就斐然，他的《經義述聞》對許多經典文獻中的疑難字詞進行了準確的訓詁和解讀，糾正了前人的許多錯誤。樸學的興起還推動了學術研究從空談義理向注重實際問題的轉變，學者們開始關注社會現實，將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相結合，提出了許多具有現實意義的思想和主張。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思想，黃宗羲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批判以及他提出的“天下為主君為客”的主張，都體現了樸學經世致用的精神。這些思想和主張不僅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也為后世的政治改革和社會進步提供了理論支持。三、船山經濟哲學的主要觀點與理論建構3.1土地私有之恒疇論王船山所處的時代，土地問題是社會經濟的核心問題之一。他通過對歷史的深入研究和對現實的深刻洞察，提出了“土地私有之恒疇論”，這一理論是其經濟哲學的重要基石，涵蓋了對土地兼并、限田均田以及土地所有權歸屬等多方面的深刻見解。3.1.1反抑兼論土地兼并是中國古代社會長期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它不僅影響了土地資源的合理分配，也加劇了社會的貧富分化和矛盾沖突。王船山對土地兼并現象進行了深入剖析，他認為土地兼并的本質并非豪民能夠強行剝奪貧民的土地，而是封建賦役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吏治的腐敗所導致。在他看來，“兼并者，非豪民之能鉗束貧民而強奪之也。賦重而無等，役煩而無藝，有司之威，不可向邇，吏胥之奸，不可致詰”。這表明，繁重且無差別的賦稅、繁雜而無節制的徭役，以及官府的威嚴和吏胥的奸詐，使得貧民在面對賦役負擔時不堪重負，最終被迫將土地轉讓給豪民。王船山指出，在這種不合理的賦役制度下，同樣的賦稅，豪民繳納起來輕松，而弱民卻負擔沉重；同樣的徭役，豪民應對容易，弱民卻困難重重。豪民因無所畏懼于擁有更多土地，且能從中獲取利益，而弱民則因僅有少量土地卻難以擺脫賦役之害。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經界（土地邊界劃分），也無法限制豪民兼并土地。例如，在某些地區，豪民憑借其財富和勢力，勾結官府，將賦稅和徭役轉嫁給弱民，使得弱民為了逃避沉重的負擔，不得不將土地低價賣給豪民，從而導致土地兼并現象日益嚴重。王船山對土地私有和貧富分化問題有著獨特的看法。他認為土地私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土地是天地所固有，不是君王的私有之物，更不應為君王一人獨占。“天無可分，地無可割，王者雖為天之子，天地豈得而私之，而敢貪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為己土乎？”他強調，土地是人們維持生存的必要條件，每個人都有權利擁有土地以自謀生計。由于個體能力和稟賦的不同，人們占有土地的多寡和貧瘠程度會存在差異，進而導致貧富出現差異。這種因個人自身原因導致的不均，在他看來并不違背上天的好生之德，是不可避免的。王船山主張利用人的自利之心來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他認為人皆有自利、自謀之心，只要給予人們一定的自由發展空間，讓他們能夠自由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人們就會在利己本能的驅使下自動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致富方式。他說：“人則未有不自謀其生者也，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上為謀之，且弛其自謀之心，而后生計愈蹙。故勿憂人之無以自給也。……上唯無以奪其治生之力，寬之于公，而天地之大、山澤之富，有余力以營之，而無不可以養人。”這表明，他反對政府過度干預人們的經濟活動，認為政府應該放手讓人民自主發展，這樣才能促進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進步。在對待貧富分化問題上，他雖然認識到貧富差異的不可避免，但也強調政府應該采取適當的措施，減輕貧民的負擔，避免貧富差距過大導致社會矛盾激化。3.1.2反對限田和均田王船山堅決否認授田制，他認為這種制度在實際操作中存在諸多困難和弊端。從歷史經驗來看，授田制的實施往往伴隨著復雜的土地分配和管理問題。若依文獻所載“三十授田，六十歸田”，當承平日久，人口日增，若隨增隨授，臨近之地不可奪，勢必推移以及于遠。若擇遠地絕產而隨授，必將致“父子兄弟離散東西”，而“農不得服先疇，溝洫、場圃、廬舍、桑麻皆無固志，必且漸化為磽瘠矣”。加之死生盈縮之數參差不齊，亦勢必錯亂難治。他稽考《周禮》所載，自司徒以至州、黨以下，皆無一官掌歸田授田之政，并據經驗推測歸田授田于施行與操作中所面臨之困難，進而論定此非善政，即使三代圣王亦“不能取九州之民與田若廚嫗之計米而炊，以致簡牘山積，陳乞紛填，候者爭者倚耒經年而不得施其耕耨，其亦明矣”。井田制作為一種古老的土地制度，一直以來備受關注和討論。王船山認為井田制的實質是一種以國有為名的貴族土地私有制。在井田制下，土地被劃分成“井”字形狀的九塊，中心的一塊歸公，其余八塊由八個農民耕種，收成上交一部分給奴隸主，其余歸農民自用。然而，這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井田制下的土地控制權仍然在奴隸主手中，農民雖然擁有土地使用權，但他們的社會地位較低，幾乎沒有政治權利，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也受到奴隸主的嚴格控制。王船山指出，井田制的實施是與當時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相適應的，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制度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在春秋戰國時期，由于鐵制農具和牛耕的普及，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井田制逐漸瓦解。限田和均田作為解決土地問題的兩種主張，在歷史上也曾多次被提出和實施。限田是指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數量，以防止土地兼并；均田則是指將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以實現土地的公平占有。王船山認為限田和均田都存在嚴重的危害。他認為限田和均田的實施必然會觸犯豪強大地主的利益，這些豪強大地主在社會中擁有巨大的勢力，他們會極力反對限田和均田政策，從而導致社會動蕩不安。他說：“欲限田以授貧弱，以腴易瘠，以多易寡，此拂人情而不可行之法也。”在他看來，限田和均田是違背人情的做法，難以真正推行。限田和均田在實際操作中也面臨諸多困難。土地的質量、數量難以準確評估，如何確定合理的限田標準和均田方案是一個難題。而且，在實施過程中，容易出現官吏舞弊、豪強抵制等問題，使得限田和均田的效果大打折扣。在一些歷史時期，雖然推行了限田和均田政策，但由于各種原因，最終都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反而引發了更多的社會問題。王船山通過對歷史的研究和分析，深刻認識到限田和均田的局限性，從而堅決反對這兩種主張。3.1.3土地民有論王船山提出了中國土地制度歷史三段論，將中國土地制度的發展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在三代之前，“田無定主”“國無恒賦”，土地沒有固定的主人，國家也沒有固定的賦稅制度。這一時期，土地的所有權相對較為分散，人們對土地的占有和使用較為自由。夏商周三代，“畫井分疆”、代為“經界”、“取民之則”，實行井田制，土地被劃分成井田的形式，有明確的疆界和賦稅制度。井田制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規范了土地的使用和管理，但也存在著土地控制權集中在貴族手中的問題。及漢以后至宋代結束，土地私有制得以確立，“下有世業相因之土，民自有其經界，而無煩上之區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和繼承，人們對土地的所有權得到了進一步的明確和保障。在土地所有權的歸屬問題上，王船山認為土地國有不等于王者私有，只能民間私有。他強調土地是“天地所固有”，不是君王的私有之物，王者靠賦稅供養。“若夫土，則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興代廢，而山川原隰不改其舊；其生百谷卉木金石以養人，王者亦待養焉，無所待于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他認為土地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基礎，每個人都有權利擁有土地。土地私有不僅符合人們的生存需求，也有利于激發人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王船山還對勞動農民土地所有制給予了一定的關注和支持。他主張農民“自謀其生”，認為人的“自謀其生”之心是固有的，人能夠“自謀其生”的基礎是“天地之大，山澤之富，有余力以營之，而無不可養人”。他認為讓人“自謀其生”的唯一條件是“上惟無以奪其治生之力”。他主張改革班匠之制，解放工匠，解放勞動力。他認為農民應該擁有自己的土地，通過自己的勞動來獲得收益。他反對政府對農民土地的過度干預，主張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在他看來，只有讓農民擁有穩定的土地所有權，才能提高他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業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他的這些觀點，反映了他對農民利益的關注和對社會公平的追求。3.2減賦節役之自由市場論王船山的“減賦節役之自由市場論”是其經濟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刻體現了他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獨特思考。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賦役制度的不合理嚴重束縛了經濟的發展，王船山通過對歷代賦役制度的批判，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創新性的改革主張，同時對貨幣稅與工商稅進行了深入思考，為自由市場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3.2.1歷代賦役制度批判王船山對歷代賦役制度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他的批判主要圍繞什一之稅、租庸調法、兩稅法和一條鞭法展開。什一之稅作為一種古老的賦稅制度，主張抽取收獲物的十分之一作為賦稅。王船山認為，什一之稅在實際操作中存在諸多問題，難以真正推行。他指出，不同地區的土地肥沃程度和產出能力差異巨大，若一概而論地實行什一之稅，會導致稅負不公平。肥沃之地的產出多，即使繳納十分之一的賦稅，農民仍有較多剩余；而貧瘠之地的產出少，繳納什一之稅可能會使農民生活陷入困境。他還認為，什一之稅的征收標準過于簡單，沒有考慮到農民的實際生產和生活情況，容易給農民帶來沉重的負擔。租庸調法是唐代前期實行的賦役制度，以均田制為基礎。該制度規定，凡均田人戶，不論其家授田多少，均按丁交納定額的賦稅并服一定的徭役。租庸調法的內容包括：每丁每年要向國家交納粟二石，稱做租；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做調；服徭役二十天，是為正役，國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則每丁可按每天交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標準，交足二十天的數額以代役，這稱做庸，也叫“輸庸代役”。王船山認為，租庸調法的實施依賴于均田制的有效推行，一旦均田制遭到破壞，租庸調法就難以維持。唐代中期以后，土地兼并嚴重，均田制逐漸瓦解，農民失去土地，卻仍需承擔租庸調的負擔，導致農民生活困苦，紛紛逃亡。這不僅使租庸調法失去了實施的基礎，也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兩稅法是唐朝宰相楊炎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推行的新賦稅制度。其主要內容包括：取消租庸調及各項雜稅的征收，保留戶稅和地稅；量出制入，政府先預算開支以確定賦稅總額，實際上，唐中央是以779年（大歷十四年）各項稅收所得錢谷數，作為戶稅、地稅的總額分攤各州，各州則以大歷年間收入錢谷最多的一年，作為兩稅總額分攤于各地，所以戶稅、地稅全國無統一的定額；戶稅是按戶等高下征錢，戶等高的出錢多，戶等低的出錢少，劃分戶等是根據財產的多寡，戶稅在征收時大部分錢要折算成絹帛，征錢只是極少一部分；地稅按畝征收谷物，納稅的土地以大歷十四年的墾田數為準；不論戶稅和地稅，都分夏秋兩季征收，夏稅限六月納畢，秋稅限十一月納畢，因為夏秋兩征，所以新稅制稱為兩稅法；對不定居的商賈征稅三十分之一（后改為十分之一），使與定居的人承擔均等。王船山認為兩稅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簡化了稅制，但也存在嚴重的弊端。兩稅法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這使得富商大賈可以憑借其雄厚的資產少納稅或不納稅，而貧困農民卻因資產微薄而承擔了過重的稅負。兩稅法的實施導致了稅負的不公平，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貧富分化。兩稅法規定以錢計算稅值，再折交實物，這在實際操作中增加了農民的負擔。由于市場上貨幣與實物的兌換比率不穩定，農民在將實物折換成貨幣納稅時，往往會遭受損失。遇到貨幣升值或物價下跌的情況，農民需要用更多的實物才能兌換到足夠的貨幣來納稅，這無疑加重了農民的經濟負擔。一條鞭法是明朝張居正改革時推行的賦役制度。其主要內容是賦役合并，取消力役，由政府雇人代役；以田地多寡定征收量，將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合并為征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王船山認為一條鞭法存在嚴重的危害。一條鞭法將賦役合并征收銀兩，使得農民必須將農產品換成貨幣才能完稅，這增加了農民的交易成本和市場風險。在農產品市場價格波動較大的情況下，農民可能會因為價格過低而遭受損失，導致收入減少。一條鞭法的實施還使得政府對農民的剝削更加直接和殘酷。由于征收的是銀兩，政府可以更加方便地增加稅額，而農民卻難以承受不斷增加的負擔。這導致了農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3.2.2“以丁夫為本”的改革主張針對歷代賦役制度的弊端，王船山提出了“以丁夫為本”的改革主張，旨在減輕農民負擔，促進經濟發展。他主張“度人而不度田”，認為應該以人口數量作為征收賦稅和征發徭役的主要依據，而不是以土地數量。在他看來，土地的數量和質量難以準確評估，而且土地兼并現象嚴重，以土地為標準征收賦稅和徭役會導致稅負不公平。以人口為標準則更加公平合理，能夠避免因土地占有不均而導致的稅負不均問題。他說：“夫王者之賦，必視民之有田與否而厚薄之，豈待計田之多寡以為輕重哉？”這表明他認為應該根據農民是否擁有土地以及人口數量來確定賦稅的輕重，而不是單純依據田畝數量。王船山主張“重之調庸，而輕之于粟”，即重視調庸（戶稅和力役）的征收，而減輕田賦（粟米之征）。他認為，調庸的征收相對靈活，可以根據農民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而且調庸的征收范圍廣泛，能夠覆蓋到更多的人群。相比之下，田賦的征收較為固定，且容易受到土地兼并等因素的影響，導致農民負擔過重。他說：“調庸者，人之所必有之事也，粟者，有時而歉收者也。”這表明他認為調庸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必然要承擔的義務，而粟米的收獲則受到自然因素的影響，有時會出現歉收的情況，因此應該減輕田賦，以減輕農民在歉收年份的負擔。在賦役制度的具體實施上，王船山主張“差等以為賦役之制”，即根據人們的貧富、貴賤等因素，劃分不同的等級，制定相應的賦役標準。他認為，不同等級的人應該承擔不同程度的賦役，這樣才能體現公平原則。他說：“貴者、富者、強者，賦役必重；賤者、貧者、弱者，賦役必輕。”這表明他主張對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實行差別化的賦役政策，以實現社會的公平和穩定。對于貴族和富商，應該征收較重的賦役，而對于貧困農民和弱勢群體，則應該給予一定的減免。王船山還主張“役與賦必判然分而為二”，即徭役和賦稅應該明確分開，各自獨立征收。他認為，將役和賦混為一談，容易導致征收過程中的混亂和不公。分別征收役和賦，可以使征收標準更加明確，征收過程更加規范，從而避免吏胥的舞弊行為。他說：“役有役之征，賦有賦之征，不相混淆，不相牽累。”這表明他強調役和賦的獨立性，認為只有將二者分開，才能保證賦役制度的公平和有效實施。在實際操作中，應該分別制定徭役和賦稅的征收標準和程序，確保征收過程的公正和透明。3.2.3貨幣稅與工商稅的思考王船山對貨幣稅進行了深入思考，認為貨幣稅具有諸多優越性。貨幣稅征收方便，能夠簡化稅收征收過程，提高稅收征收效率。在實物稅時代，農民需要將農產品等實物運往指定地點繳納賦稅，這不僅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時間，而且容易受到運輸條件和儲存條件的限制。而貨幣稅則可以通過貨幣的形式直接繳納，大大減少了征收過程中的繁瑣環節。貨幣稅便于管理，能夠更好地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需求。貨幣作為一種通用的交換媒介，具有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貯藏手段等職能，便于政府對稅收進行統計、核算和管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稅能夠更加靈活地調節經濟，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王船山對農業單一稅進行了批判，認為這種稅收制度存在諸多弊端。農業單一稅將稅收主要集中在農業領域，使得農民承擔了過重的稅負。在古代社會，農業是主要的生產部門，但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受到自然因素的影響較大，收入不穩定。如果將稅收主要依賴于農業，一旦遇到自然災害或農業歉收，農民的生活將陷入困境，同時也會影響國家的財政收入。農業單一稅不利于工商業的發展。這種稅收制度忽視了工商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限制了工商業的發展空間。在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的時代，只對農業征稅，會導致資源配置不合理，阻礙經濟的多元化發展。王船山主張征收普遍工商稅，認為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征收普遍工商稅可以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工商業在經濟中的比重逐漸增加，對工商業征稅能夠拓寬國家的財政來源，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征收普遍工商稅有利于促進工商業的發展。合理的工商稅可以調節工商業的發展，引導資源向工商業領域流動，促進工商業的繁榮。通過對不同行業和企業征收不同稅率的工商稅，可以鼓勵創新和發展新興產業，提高工商業的競爭力。征收普遍工商稅還可以促進社會的公平。工商業者在經濟活動中獲得了相應的收益，征收工商稅可以使他們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四、船山經濟哲學的轉向4.1從行政干預到自由競爭4.1.1行政干預的危害在古代社會，行政干預經濟的現象屢見不鮮，其對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也日益凸顯。以明朝的海禁政策為例，明朝政府出于政治和軍事上的考慮，多次頒布海禁法令，禁止民間私自出海貿易。這一政策嚴重限制了商業活動的范圍和發展空間，使得中國沿海地區的商業經濟遭受重創。福建、廣東等地的許多商人原本依靠海外貿易為生，海禁政策實施后，他們的生計受到極大影響，大量商船被迫停航，商業店鋪紛紛倒閉。這不僅導致了商業活動的萎縮，也使得沿海地區的經濟活力急劇下降，許多以商業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城鎮逐漸走向衰落。再如，唐朝時期，政府對市場的管控較為嚴格，實行坊市制度。城市中的商業區（市）和居民區（坊）嚴格分開，并且有固定的交易時間和地點。每天中午，市門開啟，人們可以在規定的時間內進行交易；日落時分，市門關閉，交易活動停止。這種嚴格的管控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市場秩序，但也限制了商業的自由發展。商人不能自由選擇經營地點和時間，商業活動受到諸多束縛，難以滿足市場的多樣化需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坊市制度逐漸成為商業發展的障礙，最終在宋朝時期被打破。行政干預還可能導致資源配置的不合理。在一些朝代，政府為了滿足自身的需求，會對某些重要物資進行壟斷經營，如鹽、鐵等。政府壟斷鹽鐵經營，使得這些物資的生產和銷售受到嚴格控制，價格往往被人為抬高。普通百姓不得不花費高價購買這些生活必需品，增加了生活負擔。由于政府壟斷經營缺乏市場競爭，生產效率低下，產品質量也難以保證。這不僅浪費了資源，也阻礙了相關產業的技術進步和創新發展。在土地問題上，行政干預同樣帶來了諸多問題。一些朝代為了抑制土地兼并，采取了行政手段限制土地買賣和流轉。然而，這種做法往往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兼并問題，反而導致了土地市場的僵化。農民在面臨土地困境時，無法通過合理的市場交易來調整土地資源的配置，土地的利用效率低下。行政干預還可能導致權力尋租現象的出現，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干預土地交易，為自己謀取私利，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不公平。4.1.2自由競爭的倡導王船山深刻認識到行政干預對經濟發展的危害，因此大力倡導自由競爭，主張讓百姓自謀其生，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他認為，人皆有自利、自謀之心，這是人的天性。在經濟活動中，人們會根據自身的利益需求和市場情況，自動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致富方式。“人則未有不自謀其生者也，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上為謀之，且弛其自謀之心，而后生計愈蹙。故勿憂人之無以自給也。……上唯無以奪其治生之力，寬之于公，而天地之大、山澤之富，有余力以營之，而無不可以養人。”王船山強調，政府應該充分尊重人們的自利之心，給予他們足夠的自由發展空間，減少對經濟活動的過度干預。王船山主張政府應減少對商業活動的限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他認為，商業活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促進物資的流通和交換，滿足人們的生活需求。政府不應過度干預商業活動，而應為商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在稅收方面，政府應減輕商業稅收負擔，避免對商人進行過度的盤剝。在市場管理方面，政府應維護市場秩序，保障公平競爭，而不是通過行政手段干預市場價格和交易行為。只有讓商業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中發展，才能激發市場的活力，促進經濟的繁榮。王船山還強調了勞動農民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性，主張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讓農民能夠自由地從事農業生產。他認為，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基礎，只有讓農民擁有穩定的土地所有權，才能提高他們的生產積極性。他反對政府對農民土地的隨意剝奪和兼并，主張改革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在農業生產中，政府應減少對農民的干預，讓農民能夠根據市場需求和自身實際情況，自主選擇種植作物和生產方式。只有這樣，才能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促進農業的發展。在市場經濟中，價格機制是調節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王船山認識到價格機制的作用，主張讓價格在市場供求關系的作用下自由波動。他認為，當市場供大于求時，價格會下降，生產者會減少生產；當市場供小于求時，價格會上升，生產者會增加生產。通過價格的自由波動，市場能夠自動調節供求關系，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政府不應通過行政手段干預價格，而應讓價格在市場中自然形成。在糧食市場中，當糧食豐收時，市場上糧食供應充足，價格會下降，農民會根據價格信號減少種植面積；當糧食歉收時，市場上糧食供應不足，價格會上升，農民會增加種植面積。這種價格機制的調節作用能夠使糧食生產與市場需求相適應，保障糧食的供應和價格的穩定。4.2從政治統治到經濟發展4.2.1國富的根本物質資料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也是國家富強的根本所在。王船山深刻認識到這一點，他強調經濟發展對于國家的重要性，認為只有通過發展經濟，增加物質財富的生產，才能實現國家的繁榮昌盛。在《讀通鑒論》中，他指出：“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財用足。”這表明，只有當人們的基本物質生活需求得到滿足，即衣食富足時，才會產生榮辱觀念，社會的廉讓之風才會興起，而物質財富的充足又是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前提。王船山認為，農業生產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農者，國之基也”。他強調農業生產的重要性，認為只有保障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才能為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為了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王船山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措施。他主張減輕農民的賦稅和徭役負擔，讓農民能夠安心從事農業生產。他認為，過重的賦稅和徭役會使農民不堪重負，導致他們放棄農業生產，從而影響國家的糧食安全和經濟發展。他說：“賦重而無等，役煩而無藝，有司之威，不可向邇，吏胥之奸，不可致詰，故均一賦役，而貧弱者困矣。”這表明，不合理的賦役制度會加重農民的負擔，使貧弱者陷入困境。他主張改革賦役制度，實行“以丁夫為本”的賦役政策，根據人口數量來征收賦稅和征發徭役，減輕農民的負擔。王船山還強調要重視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和推廣。他認為，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能夠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加糧食產量。他主張政府應該鼓勵農民采用新的農業生產技術，如推廣優良品種、改進耕作方法、興修水利設施等。在水利建設方面，他認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政府應該加大對水利設施的投入，修建灌溉渠道、堤壩等水利工程，保障農田的灌溉用水。他還提倡因地制宜地發展農業生產，根據不同地區的自然條件和土壤特點，選擇適合的農作物進行種植，以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益。在重視農業生產的同時，王船山也認識到商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商業能夠促進物資的流通和交換，滿足人們的生活需求，同時也能夠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他說：“商賈者，于小人之類為巧，而蔑人之性、賊人之生為已亟者也。乃其氣恒與夷狄而相取，其質恒與夷狄而相得，故夷狄興而商賈貴。”這表明，他雖然對商人的某些行為有所批評，但也承認商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他主張政府應該減少對商業活動的限制，鼓勵商業的發展。他反對政府對商業的過度征稅和壟斷經營，認為這會阻礙商業的發展。他主張實行公平的商業稅收政策，減輕商人的負擔，為商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4.2.2政府職能的轉變王船山對政府職能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政府職能應從單純的政治統治轉向注重經濟發展的新思考。在傳統的政治觀念中，政府的主要職能是維護政治統治，通過行政手段對社會進行嚴格的控制。王船山認為，這種以政治統治為核心的政府職能模式已經無法適應時代的發展需求，政府應該更加關注經濟發展，為經濟發展提供支持和保障。王船山主張政府應該減少對經濟的直接干預，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他認為，市場具有自我調節的功能，能夠根據供求關系自動調節資源的配置。政府過度干預經濟，會破壞市場的正常運行，導致資源配置的不合理。他說：“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上為謀之，且弛其自謀之心，而后生計愈蹙。”這表明，他認為政府應該放手讓人民自主發展經濟，減少對經濟活動的過多干涉。在土地問題上，他反對政府通過行政手段進行限田和均田，認為這會違背市場規律，損害農民的利益。他主張讓土地在市場中自由流轉，實現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王船山認為政府應該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政府要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為經濟活動的開展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政府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如修建道路、橋梁、水利設施等，改善交通和灌溉條件，促進物資的流通和農業生產的發展。在商業發展方面，政府要加強市場監管，打擊假冒偽劣產品，維護市場秩序，保障公平競爭。政府還應該制定合理的經濟政策，引導經濟的發展方向。在稅收政策上，政府應該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合理調整稅收稅率，減輕企業和農民的負擔，促進經濟的繁榮。政府還應該承擔起教育和培養人才的責任。王船山認為，人才是國家發展的關鍵，政府應該重視教育，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人才。他主張改革教育制度，注重培養學生的實際能力和實用知識，使學生能夠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他說：“學校者，人才之根本也。”這表明，他認為學校是培養人才的重要場所，政府應該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質量。通過培養優秀的人才，為經濟發展提供智力支持，推動國家的繁榮昌盛。五、船山經濟哲學的突破5.1對絕對平均的批判5.1.1效率與公平的思考絕對平均主義在經濟發展中存在諸多弊端，嚴重抑制了人們的積極性，進而對經濟效率產生負面影響。在中國古代，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在一些時期有所體現，如某些農民起義提出的平均分配土地和財富的主張。在這些理念的影響下，人們往往認為無論自身努力程度如何，都能獲得相同的收益，這使得人們缺乏努力工作和創新的動力。因為無論一個人如何辛勤勞作、如何積極創新，他所得到的回報與那些不努力的人并無差異，這種情況下，人們自然會喪失進取的熱情，導致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下降。絕對平均主義還會阻礙資源的合理配置。在經濟活動中，資源的有效配置對于提高生產效率和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然而，絕對平均主義往往忽視個體的能力和需求差異，采取簡單的平均分配方式，使得資源無法流向最能發揮其價值的領域和人群。在農業生產中，如果不考慮土地的肥沃程度、農民的種植技術和管理能力等因素，而將土地平均分配，可能會導致肥沃的土地得不到充分利用，而一些缺乏種植經驗的農民得到土地后也無法實現高產，從而造成農業資源的浪費，降低農業生產效率。絕對平均主義還可能引發社會矛盾。表面上的平均分配并不能真正滿足人們的需求，一些有能力、有才華的人可能會因為得不到應有的回報而感到不滿，從而對社會產生抵觸情緒。這種不滿情緒如果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破壞社會的穩定和和諧，進一步阻礙經濟的發展。絕對平均主義在實踐中往往難以持續，因為它違背了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無法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最終可能導致經濟的停滯和社會的倒退。5.1.2相對平均的提出王船山提出了相對平均的理念，這一理念在保障公平的同時，為促進經濟效率的提升提供了新的思路。他認為，在經濟活動中，由于人們的天賦、能力、努力程度等存在差異，完全的絕對平均是不現實的，也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因此，他主張在承認個體差異的基礎上，實現相對的平均。王船山的相對平均理念強調機會公平和過程公平。他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機會參與經濟活動，不受出身、地位、財富等因素的限制。在土地分配方面，他主張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讓農民能夠自由地從事農業生產，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相應的收益。他反對土地兼并和不合理的土地分配制度，認為這會剝奪農民的土地，破壞機會公平。在商業活動中，他主張減少政府對商業的限制，讓商人能夠在公平的環境中競爭，自由地開展經營活動。他認為，只有在機會公平的基礎上，人們才會有積極性去努力工作，提高生產效率。王船山還強調過程公平，認為在經濟活動中，應該遵循公平的規則和程序，確保每個人都能在公平的環境中進行競爭。在稅收方面，他主張實行公平的稅收政策，根據人們的收入和財產狀況合理征收賦稅，避免稅收的不公平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他反對苛捐雜稅和不合理的稅收制度，認為這會加重人們的負擔，破壞經濟的公平性。在市場交易中，他主張維護市場秩序，打擊欺詐、壟斷等不正當行為，確保市場交易的公平和公正。只有在過程公平的保障下，經濟活動才能健康有序地進行，經濟效率才能得到提高。在實現相對平均的過程中，王船山也注重結果的公平。他認為，雖然由于個體差異，人們的收入和財富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這種差距應該保持在合理的范圍內，以避免貧富兩極分化。他主張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和社會的再分配機制，對貧富差距進行調節。政府可以通過稅收、社會保障等手段，對高收入者進行適當的調節，對低收入者給予一定的扶持，以實現社會的相對公平。他還主張發展慈善事業，鼓勵富人們通過捐贈等方式，幫助貧困人群，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通過這種方式，在保障公平的基礎上，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從而促進經濟效率的提升。5.2與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共鳴5.2.1相似觀點的比較在經濟思想的發展長河中，王船山的經濟哲學與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諸多方面呈現出相似觀點，這些相似之處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經濟思想發展的共通性和規律性。在自由競爭方面，王船山大力倡導自由競爭，主張讓百姓自謀其生，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他認為人皆有自利、自謀之心，在經濟活動中會自動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致富方式，政府應減少對經濟活動的過度干預。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也強調市場自由，認為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能夠自動調節供求關系，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他主張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則。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指出，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這種自利行為會促進社會的整體利益。這與王船山讓百姓自謀其生、減少政府干預的觀點不謀而合。在勞動價值論方面，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威廉?配第最早提出關于勞動價值論的根本命題，指出商品的價值是由等量勞動來計量的。亞當?斯密進一步發展了勞動價值論，認為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王船山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勞動價值論的概念，但他強調物質資料生產的重要性，認為農業生產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勞動是人們獲取物質財富的重要手段。他主張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讓農民能夠自由地從事農業生產，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相應的收益。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勞動創造價值的認可，與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有相似之處。在政府職能方面，王船山提出政府職能應從單純的政治統治轉向注重經濟發展，減少對經濟的直接干預，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也強調政府應減少對經濟的干預，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亞當?斯密認為政府的職能應該主要是保護社會安全、維護公平正義和提供公共服務，而不是直接干預經濟活動。這與王船山對政府職能的思考具有一致性，都認識到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扮演適當的角色，避免過度干預。5.2.2時代跨越的意義王船山經濟哲學實現從傳統到近現代的跨越，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價值。從思想傳承角度來看，王船山在批判繼承中國傳統經濟哲學的基礎上，實現了理論創新。他打破了傳統經濟哲學中過度強調行政干預和政治統治的思維定式，提出了自由競爭、注重經濟發展等具有近現代意義的觀點。他對土地私有和自由市場的倡導，是對傳統重農抑商思想和封建土地制度的突破，為中國經濟思想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這種思想上的跨越，使得中國傳統經濟哲學得以與近現代經濟思想接軌，為后世經濟思想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源泉。從社會發展角度而言，王船山的經濟哲學反映了明末清初社會經濟發展的新需求。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要求打破傳統的經濟束縛，實現經濟的自由發展。王船山的思想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為社會經濟的轉型提供了理論支持。他主張減輕農民負擔，促進商業發展，有利于激發社會經濟活力，推動社會經濟從傳統向近現代的轉變。他的思想對當時的社會改革和經濟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為后世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從國際視野來看，王船山經濟哲學與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相似觀點，表明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經濟思想發展的共性。這使得中國的經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與國際接軌，促進了中外經濟思想的交流與融合。在全球化的今天，研究王船山經濟哲學的時代跨越，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經濟思想的獨特性和普遍性，為解決當代經濟問題提供多元的思路和方法。王船山經濟哲學的時代跨越，不僅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也對世界經濟思想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六、結論與展望6.1研究總結本研究深入探討了王船山經濟哲學，揭示了其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豐富內涵、重要轉向與顯著突破。王船山生活于明末清初，這一時期經濟領域異動頻發，商品經濟蓬勃發展，資本主義萌芽悄然興起，社會矛盾錯綜復雜，理學陷入困境，樸學逐漸興起。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船山經濟哲學應運而生。船山經濟哲學的主要觀點圍繞土地與賦役兩大核心展開。在土地問題上，他提出“土地私有之恒疇論”，構建了“反抑兼論”“反對限田和均田論”“土地民有論”“中國土地制度歷史三段論”等理論。他認為土地兼并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賦役制度和吏治腐敗，而非豪民的強奪；土地應歸民間私有，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讓農民能夠自由地從事農業生產。他堅決反對限田和均田，認為這些措施違背市場規律，難以真正解決土地問題。在賦役制度方面，他提出“減賦節役之自由市場論”，對歷代賦役制度進行了深刻批判，提出“以丁夫為本”的改革主張，并對貨幣稅與工商稅進行了深入思考。他認為什一之稅、租庸調法、兩稅法和一條鞭法等歷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