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區域經濟收斂性剖析：以京津冀與長三角地區為視角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長期高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內生產總值持續攀升，人均收入顯著提高，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然而，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逐漸凸顯。從地域上看，東部沿海地區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政策優勢以及先發的經濟基礎，經濟發展水平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各地區在經濟總量、人均收入、產業結構、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存在著較大差距。例如，廣東、江蘇、浙江等東部經濟強省的GDP總量和人均GDP長期位居全國前列，產業結構也不斷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邁進；而一些中西部省份在經濟規模和發展質量上與之存在明顯差距，產業結構相對單一，傳統產業占比較大。這種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僅影響了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經濟效率的提升，也可能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和諧構成挑戰。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在全國經濟格局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京津冀地區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是中國的政治、文化和國際交往中心，同時也是北方經濟的核心區域。北京作為首都，擁有豐富的科技、教育、文化等資源，在科技創新、金融服務、總部經濟等領域具有強大的優勢；天津是重要的綜合性工業基地和北方國際航運核心區，制造業基礎雄厚，在高端裝備制造、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等產業方面表現突出；河北則是重要的原材料和能源基地，鋼鐵、建材、化工等傳統產業規模較大，近年來也在積極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加強與京津的協同發展。2024年上半年，京津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51492億元，其中，北京、天津和河北分別為21791億元、8191億元和21510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同比分別增長5.4%、4.9%和5%。長三角地區涵蓋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一市，是中國經濟最發達、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上海是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和科技創新中心，在金融、貿易、高端服務業等領域具有引領全國的地位；江蘇制造業發達，是全球重要的制造業基地，在電子信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產業方面實力強勁；浙江民營經濟活躍，在互聯網經濟、電子商務、制造業等領域獨具特色；安徽近年來積極融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在科技創新、戰略性新興產業等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2023年，長三角地區進出口規模達15.17萬億元，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36.3%，新興市場、新興產業、貿易新業態等新質生產力成為推動該區域進出口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動能。研究區域經濟收斂性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從理論層面來看，區域經濟收斂性是區域經濟發展理論的重要研究內容。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在長期中，不同地區的經濟增長會趨于收斂，即落后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會快于發達地區，最終實現經濟發展水平的趨同。然而，現實中區域經濟發展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如要素稟賦、技術進步、制度環境、政策導向等，使得區域經濟收斂性呈現出復雜的態勢。通過對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經濟收斂性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討區域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和規律，豐富和完善區域經濟發展理論，為后續研究提供實證依據和理論參考。在實踐方面，研究區域經濟收斂性對制定科學合理的區域經濟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如果區域經濟存在收斂趨勢，那么政策制定者可以采取相對均衡的發展策略，注重區域間的協調發展，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以加快收斂速度，縮小區域經濟差距；反之，如果區域經濟呈現發散態勢，政策制定者則需要采取更加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加大對落后地區的支持力度，改善其發展條件，提升其發展能力，以防止區域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此外，了解區域經濟收斂性還有助于企業進行合理的產業布局和投資決策，促進區域間的產業轉移和協同發展，提高產業競爭力和經濟效益。同時，對于促進區域社會公平、實現共同富裕目標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有利于提升落后地區居民的生活水平，增強社會的穩定性和凝聚力。1.2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本研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以全面、深入地探究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的經濟收斂性。計量經濟學方法是核心研究手段之一。通過構建經濟增長模型，引入相關變量，運用面板數據回歸分析，對區域經濟收斂性進行量化檢驗。在絕對β收斂檢驗中，基于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基本模型，設定被解釋變量為經濟增長率，解釋變量為初始經濟水平，對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以判斷區域內各地區經濟是否存在絕對β收斂。在條件β收斂檢驗時，除了考慮初始經濟水平外，還納入一系列控制變量，如物質資本投入、人力資本水平、技術創新能力、產業結構等，構建擴展的回歸模型，運用固定效應模型或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分析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區域經濟是否存在條件β收斂以及各因素對收斂性的影響。例如，在分析物質資本投入對經濟收斂的影響時，將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作為物質資本投入的代理變量納入模型，通過回歸系數的正負和顯著性來判斷其對經濟增長和收斂性的作用方向與程度。對比分析法也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將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的經濟收斂性特征進行對比，包括收斂速度、收斂趨勢以及影響因素的作用差異等。通過對比，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兩個區域經濟發展的異同，為針對性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據。例如，在對比產業結構對兩個區域經濟收斂性的影響時，分別分析京津冀地區以重化工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以及長三角地區以制造業、互聯網經濟和高端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對各自區域經濟增長和收斂的不同作用機制。同時，對同一區域內不同城市或地區之間的經濟收斂情況進行對比分析，深入探究區域內部的經濟差異和收斂特征。在數據來源方面，主要依托權威的統計年鑒和官方數據庫。從《中國統計年鑒》中獲取全國及各地區宏觀經濟總量、人口、就業等基礎數據；利用《北京統計年鑒》《天津統計年鑒》《河北經濟年鑒》《上海統計年鑒》《江蘇統計年鑒》《浙江統計年鑒》《安徽統計年鑒》，收集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各省市詳細的經濟、社會、人口等數據，涵蓋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固定資產投資、居民收入等多個方面；從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各地區統計局網站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發布的統計公報中獲取最新的、更具時效性的數據，確保研究數據的準確性和及時性；參考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Wind數據庫等專業數據庫，獲取部分經濟指標的歷史數據和細分數據，以滿足研究對數據多樣性和深度的需求。通過多渠道的數據收集和整理，為研究提供了豐富、可靠的數據基礎，使研究結果更具說服力和科學性。1.3研究內容與創新點本研究聚焦于中國區域經濟收斂性，以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為研究對象，展開多維度、深層次的探究，旨在揭示兩大區域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和收斂特征，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導。理論分析層面，系統梳理區域經濟收斂性的相關理論。深入剖析新古典增長理論中關于經濟收斂的核心觀點，其認為在長期中，由于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落后地區憑借較低的資本勞動比率，能獲得更高的資本回報率，從而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最終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將趨于收斂。詳細闡述內生增長理論對經濟收斂機制的新闡釋，該理論強調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等因素內生于經濟增長過程，這些因素不僅能推動經濟持續增長，還會影響區域經濟收斂性，如技術創新能力強、人力資本豐富的地區可能保持長期的增長優勢，導致區域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或縮小的機制更為復雜。同時，對俱樂部收斂理論進行探討，該理論指出在具有相似經濟結構、資源稟賦和制度環境的區域內，各地區經濟增長可能會出現收斂現象，形成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俱樂部”，而不同“俱樂部”之間可能存在較大的經濟差距。通過對這些理論的深入研究，為后續實證分析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明確研究的理論框架和分析視角。在實證分析環節，對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經濟收斂性展開全面檢驗。首先，運用絕對β收斂模型對兩大區域進行初步分析。通過收集1990-2024年京津冀地區北京、天津、河北各地級市，以及長三角地區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各地級市的人均GDP數據，以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為被解釋變量，初始年份（1990年）的人均GDP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若回歸結果顯示初始人均GDP的系數為負且顯著，則表明存在絕對β收斂，即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更快，有向發達地區趨近的趨勢。接著，構建條件β收斂模型，引入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物質資本投入，以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衡量；人力資本水平，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表示；技術創新能力，選取專利申請授權量作為代理變量；產業結構，以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反映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程度。運用面板數據模型進行估計，全面分析在控制這些因素后，區域經濟的收斂情況以及各因素對收斂性的影響方向和程度。例如，若物質資本投入變量的回歸系數為正且顯著，說明加大物質資本投入能促進經濟增長，對經濟收斂產生積極作用；若技術創新能力變量的系數為正且較大，表明技術創新能力越強，越有利于推動區域經濟收斂。進一步，本研究對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經濟收斂性的影響因素進行深入探討。從產業結構視角，分析京津冀地區產業結構的特點，北京以高新技術產業、金融服務業等高端產業為主，天津在高端裝備制造、航空航天等產業具有優勢，河北傳統產業占比較大，產業結構的差異如何影響區域內資源配置效率、要素流動和經濟增長速度，進而對經濟收斂性產生作用。探討長三角地區產業結構的多元化和協同發展模式，如上海的金融、貿易與蘇浙皖的制造業協同互補，對區域經濟收斂的促進機制。在科技創新方面，研究北京、上海等科技創新中心在研發投入、創新人才集聚、創新成果轉化等方面的優勢，以及這些優勢如何通過技術溢出效應，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縮小區域經濟差距。分析區域內科技資源共享程度、創新合作機制對經濟收斂的影響。對于政策因素，剖析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中產業轉移對接、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共建共享等政策措施，對區域經濟收斂的推動作用。探討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中在區域規劃協調、政策協同、市場一體化建設等方面的政策成效，以及對經濟收斂性的影響。對比分析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內容，對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經濟收斂性進行多方面對比。比較兩大區域的收斂速度，通過計算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模型中的收斂系數，直觀地展示兩個區域經濟收斂速度的差異，分析導致差異的原因，如區域產業基礎、政策力度、市場活力等因素的不同。對比收斂趨勢，觀察兩大區域在不同時間段內經濟收斂情況的變化，判斷其收斂趨勢是增強、減弱還是保持穩定，探討背后的影響因素，如經濟周期波動、重大政策調整等。分析影響因素的作用差異，對比產業結構、科技創新、政策等因素在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對經濟收斂性影響的程度和方向，找出兩大區域經濟發展的獨特性和共性，為針對性地制定區域經濟政策提供依據。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在多方面具有創新之處。研究視角獨特，選取京津冀和長三角這兩個在中國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且經濟結構、發展模式存在明顯差異的區域進行對比研究，突破了以往單一區域或全國整體研究的局限性，更全面、深入地揭示中國區域經濟收斂性的特征和規律。研究方法運用創新，綜合運用多種計量經濟學模型和方法，在傳統的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模型基礎上，結合空間計量經濟學方法，考慮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相關性和溢出效應。通過構建空間權重矩陣，將地理空間因素納入經濟收斂模型，分析相鄰地區經濟發展對本地區經濟收斂的影響，使研究結果更符合經濟現實，拓展了區域經濟收斂性研究的方法體系。在影響因素分析方面也有創新，不僅全面考慮產業結構、科技創新、政策等常見因素，還引入區域協同發展程度、要素市場一體化水平等新的影響因素。通過構建相關指標體系，量化分析這些因素對經濟收斂性的影響，為深入理解區域經濟收斂的內在機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角。二、區域經濟收斂性理論基礎2.1收斂性理論概述區域經濟收斂性理論是區域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它旨在探討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隨時間推移的變化趨勢，核心問題是經濟落后地區能否趕上經濟發達地區，實現經濟發展水平的趨同。在區域經濟發展的漫長進程中，各地區由于地理位置、資源稟賦、歷史文化、政策環境等諸多因素的差異，經濟發展起點和速度各不相同，進而導致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出現差距。收斂性理論的提出，為研究這種差距的演變規律提供了理論框架，對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制定合理的區域政策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收斂假說在區域經濟收斂性研究中占據著基礎性地位。該理論以索洛-斯旺模型（Solow-SwanModel）為核心，基于一系列嚴格假設，如生產函數規模報酬不變、資本邊際收益遞減、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在區域間自由流動、技術水平外生給定且對所有區域相同等，對區域經濟增長和收斂機制進行了深入闡釋。絕對收斂是新古典增長理論收斂假說的重要概念之一，它認為在一個封閉的經濟系統中，無論各個區域初始條件如何，在長期內都將趨向于相同的穩態增長路徑，即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的區域經濟增長速度會高于人均收入水平較高的區域，最終所有區域的人均收入將趨于相等。從數學模型角度來看，假設經濟系統中存在多個區域，每個區域的經濟增長由生產函數Y=F(K,L)決定，其中Y表示總產出，K表示資本存量，L表示勞動力投入。在絕對收斂的假設下，對于初始資本勞動比率較低的區域，由于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其資本回報率相對較高，吸引更多的資本投入，從而推動經濟快速增長；而初始資本勞動比率較高的區域，資本回報率較低，經濟增長速度相對較慢。經過足夠長的時間，各個區域的資本勞動比率將趨于一致，經濟增長速度也將相同，實現人均收入水平的絕對收斂。在現實世界中，一些早期工業化國家內部的區域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絕對收斂的特征。例如，美國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隨著鐵路等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促進了資本和勞動力在國內各地區的自由流動，東北部工業發達地區與中西部等相對落后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逐漸縮小，人均收入水平趨于接近。條件收斂則是在絕對收斂基礎上的進一步拓展，它考慮了區域之間在技術水平、儲蓄率、人口增長率、產業結構、制度環境等諸多方面存在的差異。條件收斂理論認為，不同區域并非趨向于相同的穩態增長路徑，而是各自趨向于自身的穩態，這些穩態由區域自身的特定條件所決定。即使初始經濟水平相同的區域，如果其他條件不同，其經濟增長路徑和最終達到的穩態也會不同。從實證研究角度來看，大量研究通過構建計量經濟模型，納入各種控制變量來檢驗條件收斂。例如，曼昆（Mankiw）等人在1992年對標準的索洛模型進行擴展，將人力資本納入生產函數Y=K^{\alpha}H^{\beta}(AL)^{1-\alpha-\beta}，其中H表示人力資本。通過對不同國家樣本集合的實證分析，發現存在條件收斂現象，即考慮了人力資本等因素后，各經濟體趨向于自身的穩態，且收斂速度約為2%。在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條件收斂也得到了廣泛驗證。以長三角地區為例，上海、江蘇、浙江等地雖然同屬長三角經濟區，但各自在產業結構、科技創新能力、政策環境等方面存在差異。上海以金融、貿易、高端服務業為主導產業，科技創新資源豐富，在金融創新、國際貿易規則制定等方面具有優勢；江蘇制造業發達，在電子信息、裝備制造等產業領域擁有完整的產業鏈和強大的制造能力；浙江民營經濟活躍，互聯網經濟、電子商務等新興產業發展迅速。這些差異導致它們在經濟增長路徑和穩態水平上有所不同，但在控制了產業結構、科技創新等因素后，各地區經濟增長呈現出向自身穩態收斂的趨勢。2.2收斂性檢驗方法在區域經濟收斂性的研究領域，學者們發展出了多種檢驗方法，每種方法都從獨特的視角對區域經濟收斂性進行測度和分析，為深入理解區域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提供了有力工具。σ收斂主要從經濟發展水平的離散程度變化來考察區域經濟收斂性。其原理基于標準差的概念，通過計算區域內各地區人均收入或人均GDP等經濟指標的標準差或變異系數，來衡量區域經濟差異的變化情況。若在一段時間內，該標準差或變異系數呈現下降趨勢，則表明區域內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逐漸趨于一致，存在σ收斂現象。以京津冀地區為例，在研究期內，若北京、天津、河北各地級市人均GDP的標準差持續減小，說明京津冀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離散程度降低，各城市經濟發展差距縮小，存在σ收斂。σ收斂的計算方式相對簡單直觀，能夠直接反映區域經濟差異的變化趨勢，為宏觀層面了解區域經濟收斂情況提供了清晰的視角。然而，它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無法明確揭示經濟增長速度與初始經濟水平之間的關系，僅僅關注了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變化，對于導致收斂或發散的內在經濟增長機制缺乏深入分析。β收斂則聚焦于經濟增長速度與初始經濟水平之間的關系，深入探究區域經濟增長的動態過程。其基本原理是，若區域內經濟增長速度與初始經濟水平呈現負相關關系，即初始經濟水平較低的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更快，那么就存在β收斂。β收斂可進一步細分為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絕對β收斂假設所有地區具有相同的經濟結構和技術水平，不考慮其他因素的影響，僅依據初始經濟水平來判斷收斂情況。在絕對β收斂模型中，通常設定被解釋變量為經濟增長率，解釋變量為初始經濟水平，通過回歸分析判斷兩者關系。若回歸結果顯示初始經濟水平的系數為負且顯著，則表明存在絕對β收斂。而條件β收斂則充分考慮了區域之間在技術水平、儲蓄率、人口增長率、產業結構、制度環境等諸多方面存在的差異，認為各地區趨向于自身的穩態，這些穩態由區域自身的特定條件所決定。在條件β收斂模型中，除了納入初始經濟水平外，還需引入一系列控制變量，構建擴展的回歸模型，運用固定效應模型或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以長三角地區為例，在研究其經濟收斂性時，將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各地級市的人均GDP年均增長率作為被解釋變量，初始人均GDP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同時納入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衡量物質資本投入）、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資本水平）、專利申請授權量（代理技術創新能力）、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反映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等控制變量。通過回歸分析，不僅可以判斷長三角地區是否存在條件β收斂，還能深入分析各控制變量對經濟收斂性的影響方向和程度。β收斂能夠深入剖析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明確各因素對經濟收斂的作用，為政策制定提供更具針對性的理論依據。但它也面臨一些挑戰，在模型設定和變量選擇上具有一定主觀性，不同的設定和選擇可能導致結果存在差異。同時，β收斂模型在實際應用中，對數據的質量和樣本的代表性要求較高，若數據存在偏差或樣本選取不合理，可能影響結果的準確性。俱樂部收斂是指在具有相似經濟結構、資源稟賦和制度環境等特征的區域內，各地區經濟增長可能會出現收斂現象，形成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俱樂部”，而不同“俱樂部”之間可能存在較大的經濟差距。判斷俱樂部收斂通常需要綜合運用多種方法。一方面，通過聚類分析等方法，依據經濟結構、資源稟賦、制度環境等多維度指標，將區域內各地區進行分類，識別出不同的“俱樂部”。例如，對于京津冀地區，可根據產業結構特征，將以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的北京和天津部分區域劃分為一個“俱樂部”，將以傳統重化工業和資源型產業為主的河北部分地區劃分為另一個“俱樂部”。另一方面，對每個“俱樂部”內部進行σ收斂或β收斂檢驗，若在“俱樂部”內部存在經濟收斂現象，則表明存在俱樂部收斂。俱樂部收斂理論能夠很好地解釋現實中區域經濟發展的局部趨同和整體差異并存的現象，為區域經濟發展政策制定提供了更細致、精準的視角。然而，其應用過程較為復雜，聚類標準的確定和“俱樂部”劃分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研究者的主觀判斷，可能存在劃分不準確的情況。此外，俱樂部收斂的研究對數據的全面性和多維度要求較高，數據收集和整理的難度較大。2.3相關理論研究進展區域經濟收斂性理論自提出以來，在國內外學術界引發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研究的不斷深入，相關理論和實證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研究視角和方法也日益多元化。早期的研究主要基于新古典增長理論，以索洛-斯旺模型為核心，對區域經濟收斂性展開探討。鮑莫爾（Baumol）在1986年采用線性回歸方法，對16個工業化國家1870-1979年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就生產率而言，這些國家在1870年的水平與其后續年度的平均增長率之間存在很強的負相關，意味著較落后的經濟比較先進的經濟增長更快，呈現出經濟收斂特征。這一研究為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收斂假說提供了早期的實證支持，開啟了區域經濟收斂性實證研究的先河。然而，德朗（DeLong）在1988年對鮑莫爾的研究提出質疑，認為其實證樣本時間跨度太長，部分國家經濟地位發生變化，且對1870年部分國家人均收入估計不準確，使得收斂現象的存在性難以證實。這一質疑促使學者們更加關注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和數據的準確性，推動了研究的進一步發展。20世紀90年代，區域經濟收斂性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曼昆（Mankiw）等人在1992年對標準的索洛模型進行擴展，將人力資本納入生產函數，構建了MRW模型。通過對三組不同國家樣本集合的實證分析，發現存在條件收斂現象，且收斂速度約為2%。這一研究成果進一步完善了區域經濟收斂性理論，強調了人力資本等因素在經濟收斂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此后，眾多學者圍繞條件收斂展開深入研究，不斷豐富和拓展條件收斂模型中的控制變量，如儲蓄率、人口增長率、技術進步率、產業結構、制度環境等，從不同角度揭示區域經濟收斂的內在機制。例如，一些研究發現，儲蓄率較高的地區能夠積累更多的資本，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從而影響經濟收斂速度；人口增長率的差異會導致勞動力供給和消費市場的變化，進而對區域經濟收斂產生影響；技術進步率高的地區往往能夠實現更高效的生產和創新，在經濟收斂中占據優勢。隨著研究的深入，俱樂部收斂理論逐漸受到關注。該理論認為，在具有相似經濟結構、資源稟賦和制度環境等特征的區域內，各地區經濟增長可能會出現收斂現象，形成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俱樂部”，而不同“俱樂部”之間可能存在較大的經濟差距。莫羅和古德里奇（MauroandGoodrich）在1994年用巴羅和薩拉伊馬丁的分析方法研究意大利地區的收斂現象，發現意大利南方和北方存在經濟雙元化特征，收斂假說在意大利被拒絕，這一研究為俱樂部收斂理論提供了實證案例。此后，學者們運用聚類分析等方法，對不同地區進行分類，驗證俱樂部收斂的存在性，并分析不同“俱樂部”內部和之間的經濟增長差異及其原因。在對中國區域經濟的研究中，有學者發現東部沿海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分別形成了不同的“俱樂部”，各“俱樂部”內部經濟發展水平趨于收斂，但“俱樂部”之間的差距仍然較大。近年來，隨著空間計量經濟學的發展，空間因素在區域經濟收斂性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傳統的區域經濟收斂性研究往往忽視了區域之間的空間相關性和溢出效應，而現實中，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僅受到自身因素的影響，還會受到相鄰地區的經濟活動、技術擴散、要素流動等因素的影響。一些研究運用空間計量模型，如空間自回歸模型（SAR）、空間誤差模型（SEM）、空間杜賓模型（SDM）等，將空間因素納入經濟收斂模型，分析區域經濟增長的空間依賴性和溢出效應。研究發現，相鄰地區的經濟增長會對本地區產生正向的溢出效應，即一個地區經濟增長的加快會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的發展，促進區域經濟收斂。同時，空間因素還會影響區域經濟收斂的速度和模式，使得經濟收斂呈現出更為復雜的空間格局。例如，在長三角地區，上海作為區域核心城市，其經濟發展通過技術溢出、產業轉移等方式，對周邊城市產生了顯著的帶動作用，促進了區域內經濟的收斂。在國內，區域經濟收斂性研究也取得了豐富的成果。眾多學者結合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對中國整體以及不同區域的經濟收斂性進行了深入研究。一些研究發現，中國區域經濟在總體上呈現出條件收斂的趨勢，但不同地區的收斂速度和影響因素存在差異。東部地區由于經濟基礎好、技術創新能力強、對外開放程度高，經濟收斂速度相對較快；中西部地區在政策支持、產業轉移等因素的作用下，經濟增長速度加快，但與東部地區仍存在一定差距。在對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的研究中，學者們關注到兩大區域在產業結構、科技創新、政策協同等方面的差異對經濟收斂性的影響。京津冀地區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推動下，產業轉移和協同創新不斷推進，區域經濟收斂性逐漸增強；長三角地區憑借其完善的產業體系、活躍的創新氛圍和高效的區域合作機制，經濟收斂態勢明顯。同時，國內研究也注重從制度、文化、社會等多方面因素探討區域經濟收斂性的深層次原因，為制定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三、京津冀與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現狀3.1京津冀地區經濟發展特征近年來，京津冀地區經濟總量實現了穩步增長，在全國經濟格局中占據重要地位。2024年，京津冀區域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1.5萬億元，按現價計算，是2013年的2.1倍，經濟總量連跨6個萬億元臺階。從增速來看，2024年京津冀三地GDP增速分別達到5.2%、5.1%、5.4%，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展現出較強的經濟發展活力。在產業結構方面，京津冀地區呈現出明顯的梯度差異和協同發展態勢。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文化、國際交往和科技創新中心，第三產業占比保持在八成以上，產業結構高度服務化和高端化。以金融、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科技服務等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2024年，北京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19.5%，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占比為14.6%，這些行業憑借其高附加值、知識密集型的特點，推動北京經濟不斷向高質量發展邁進。天津是重要的綜合性工業基地和北方國際航運核心區，產業結構呈現“二三一”特征，工業基礎雄厚。高端裝備制造、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等產業是其支柱產業，同時近年來服務業也在快速發展，占比超過六成。例如，天津的航空航天產業已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鏈，空客A320系列飛機總裝線的落戶，帶動了一批航空零部件制造企業的集聚發展；在高端裝備制造領域，天津的機器人、新能源汽車等產業也取得了顯著進展。河北是重要的原材料和能源基地，傳統產業占比較大，但近年來積極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加快新舊動能轉換。鋼鐵、建材、化工等傳統產業通過技術改造、節能減排等措施，逐步向綠色化、智能化方向發展；同時，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不斷提高，2024年達到22.3%，比2013年提高10.5個百分點。如河北積極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新能源等產業，廊坊的電子信息產業、石家莊的生物醫藥產業已初具規模，成為經濟增長的新亮點。從人均收入來看，京津冀地區居民收入水平穩步提高，但內部存在一定差距。2024年，京津冀三地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85415元、53581元和34665元。北京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豐富的就業機會，居民收入水平最高；天津次之，其發達的工業和服務業為居民提供了較為穩定的收入來源；河北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京津存在一定差距。不過，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推進，河北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較快，2013-2024年年均名義增速達到7.8%，高于北京和天津，區域內居民收入差距呈現縮小趨勢。京津冀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面臨一些問題。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突出，北京和天津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在產業結構、科技創新、公共服務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而河北部分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產業結構偏重，生態環境壓力較大，在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方面與京津存在較大差距。產業協同發展仍存在障礙，雖然京津冀三地在產業轉移、對接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但由于行政壁壘、利益分配機制不完善等因素，產業協同發展的深度和廣度還不夠，產業鏈上下游的協同效應尚未充分發揮。例如，在產業轉移過程中，部分企業面臨著政策銜接不暢、配套設施不完善等問題，影響了產業轉移的效率和質量。此外，生態環境保護壓力較大，京津冀地區人口密集、產業集中，資源環境承載壓力大，大氣污染、水資源短缺等問題較為突出，制約了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大氣污染防治方面，雖然三地采取了一系列聯防聯控措施，但由于區域內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的特點，大氣污染治理任務仍然艱巨。3.2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特征長三角地區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之一，近年來經濟總量持續增長，規模不斷擴大。2023年，長三角地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9.03萬億元，占全國GDP的23.5%，經濟總量龐大且在全國經濟格局中占據重要地位。從增長速度來看，2013-2023年期間，長三角地區GDP年均增速達到7.6%，高于同期全國平均增速，展現出強勁的經濟增長動力。產業結構方面，長三角地區呈現出高度工業化和服務業快速發展的特征。整體產業結構呈現“三二一”格局，第三產業占比不斷提高，2023年達到52.7%，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在制造業領域，長三角地區是全球重要的制造業基地，產業體系完備，涵蓋了電子信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多個先進制造業領域。其中，江蘇的制造業規模龐大，產業基礎雄厚，在電子信息產業方面，形成了從芯片設計、制造到封裝測試的完整產業鏈，以南京、蘇州、無錫等城市為代表，聚集了眾多電子信息企業，如臺積電（南京）有限公司、蘇州三星電子有限公司等；在裝備制造領域，江蘇的數控機床、工業機器人等產業發展迅速，徐工集團在工程機械領域具有強大的競爭力，產品遠銷國內外。浙江的制造業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特色鮮明，在紡織服裝、皮革制品、家具制造等傳統制造業領域，憑借精湛的工藝和靈活的市場機制，占據了較大的市場份額；同時，在互聯網經濟、電子商務等新興制造業領域也取得了顯著成就，杭州作為互聯網之都，孕育了阿里巴巴、網易等知名互聯網企業，推動了數字經濟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上海則在高端制造業領域發揮著引領作用，在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裝備、高端數控機床等產業方面，擁有先進的技術和研發能力。例如，中國商飛總部位于上海，承擔著我國大型客機的研制任務，其C919大型客機的成功首飛和投入商業運營，標志著我國在航空航天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服務業在長三角地區發展迅猛，金融、貿易、航運、科技服務等現代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上海作為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和科技創新中心，在金融領域，擁有眾多國內外金融機構總部和交易平臺，如上海證券交易所、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等，金融市場體系完善，金融創新能力強，2023年上海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19.3%；在貿易領域，上海的國際貿易額持續增長，進出口商品種類豐富，2023年上海貨物進出口總額達到4.23萬億元；在航運領域，上海港是全球最大的集裝箱港口之一，2023年貨物吞吐量達到7.69億噸，集裝箱吞吐量達到4730.3萬標準箱，航線覆蓋全球各大洲。江蘇和浙江的服務業也在快速發展，南京、杭州等城市在金融、科技服務、文化創意等領域逐漸形成特色和優勢。例如，南京的金融科技產業發展迅速，吸引了一批金融科技企業入駐，推動了金融服務的創新和升級；杭州的文化創意產業蓬勃發展，動漫、影視、游戲等領域在全國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長三角地區在科技創新方面表現突出，創新資源豐富，創新能力較強。區域內擁有眾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如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等知名高校，以及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中國科學院南京分院等科研院所，為科技創新提供了強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持。2023年，長三角地區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達到3.4%，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表明該地區對科技創新的重視和投入力度較大。在專利申請授權量方面，2023年長三角地區專利申請授權量達到189.6萬件，占全國的33.5%，科技創新成果豐碩。同時，長三角地區積極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建立了一批科技產業園區和創新創業孵化基地，如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蘇州工業園區、杭州未來科技城等，為科技創新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例如，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聚集了大量生物醫藥、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等領域的高科技企業，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和創新生態系統，推動了科技成果的快速轉化和產業化。長三角地區的區域協同發展不斷深化，區域一體化進程加快。在交通一體化方面，長三角地區已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綜合交通網絡，鐵路、公路、水運、航空等交通方式無縫銜接。高鐵網絡覆蓋廣泛，滬寧高鐵、滬杭高鐵、寧杭高鐵等線路的開通，大大縮短了區域內城市之間的時空距離，實現了城市間的快速通達；高速公路縱橫交錯，連接了區域內的各個城市和重要經濟節點；港口群協同發展，以上海港為核心，寧波舟山港、蘇州港等為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了分工明確、優勢互補的港口體系；機場群布局合理，上海浦東國際機場、上海虹橋國際機場、杭州蕭山國際機場、南京祿口國際機場等在國際國內航空運輸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產業協同發展方面，長三角地區加強了產業轉移和對接，推動了產業鏈上下游的協同合作。上海憑借其金融、科技、總部經濟等優勢，為區域內其他城市提供研發設計、市場營銷、供應鏈管理等高端服務；江蘇和浙江則利用其制造業優勢，承接上海的產業轉移，加強與上海的產業配套，形成了緊密的產業協同關系。例如，在新能源汽車產業領域，上海的汽車研發企業與江蘇、浙江的汽車零部件制造企業密切合作，共同打造完整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在生態環境聯防聯控方面，長三角地區建立了區域生態環境協同保護機制，加強了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環境問題的聯合治理。通過統一環境標準、聯合執法、信息共享等措施，有效提升了區域生態環境質量。例如，在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中，蘇浙滬三地加強合作，共同推進太湖流域水環境綜合整治，取得了顯著成效。盡管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成就，但也面臨一些挑戰。區域內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存在，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等核心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而部分城市和地區在經濟規模、產業結構、公共服務等方面相對落后，存在一定的發展差距。產業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升級，雖然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迅速，但傳統制造業仍占一定比重，部分產業存在低端同質化競爭現象，產業附加值和競爭力有待提高。在科技創新方面，雖然創新資源豐富，但創新成果轉化效率有待提升，創新主體之間的協同創新機制還需進一步完善。此外，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加劇，土地資源緊張、能源供應壓力、環境污染等問題對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構成了一定的威脅。3.3兩地區經濟發展對比分析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在經濟總量、產業結構、創新能力、對外開放程度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經濟總量上，長三角地區占據明顯優勢。2023年，長三角地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9.03萬億元，占全國GDP的23.5%；而2024年，京津冀區域地區生產總值為11.5萬億元，與長三角相比差距較大。從增長速度來看，2013-2023年期間，長三角地區GDP年均增速達到7.6%，2024年京津冀三地GDP增速分別為5.2%、5.1%、5.4%，長三角地區在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速度上表現更為突出。這主要源于長三角地區擁有更龐大且多元化的經濟體系，產業門類齊全，各產業協同發展，形成了強大的經濟增長合力。例如，上海作為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和科技創新中心，對長三角地區的經濟增長起到了強大的輻射帶動作用，其金融、貿易等服務業的發展不僅促進了自身經濟增長，還為周邊地區提供了高端服務支持，推動了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產業結構方面，兩者各有特點。京津冀地區產業結構呈現明顯的梯度差異，北京以高端服務業為主，第三產業占比保持在八成以上；天津工業基礎雄厚，產業結構呈現“二三一”特征；河北傳統產業占比較大，但近年來積極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長三角地區產業結構呈現“三二一”格局，第三產業占主導地位，且制造業高度發達，是全球重要的制造業基地。在制造業內部，京津冀地區的高端裝備制造、航空航天等產業具有一定優勢，如天津的航空航天產業已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鏈；長三角地區的電子信息、裝備制造、新能源等產業競爭力強勁，江蘇在電子信息產業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浙江在互聯網經濟與制造業融合方面獨具特色。服務業發展上，北京的金融、科技服務等高端服務業優勢明顯，2024年北京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19.5%；上海的金融、貿易、航運等現代服務業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2023年上海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19.3%，貨物進出口總額達到4.23萬億元，上海港貨物吞吐量達到7.69億噸，集裝箱吞吐量達到4730.3萬標準箱。可以看出，長三角地區的產業結構更加多元化和高級化，產業協同發展效應更為顯著。創新能力層面，長三角地區略勝一籌。在科研投入方面，2023年長三角地區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達到3.4%，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京津冀地區雖然北京科研資源豐富，但整體區域的科研投入強度相對長三角地區略低。從專利申請授權量來看，2023年長三角地區專利申請授權量達到189.6萬件，占全國的33.5%；京津冀地區的專利申請授權量在數量和占比上均低于長三角地區。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方面，長三角地區建立了完善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和創新生態系統，如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蘇州工業園區等，促進了科技成果的快速產業化；京津冀地區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雖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在轉化效率和產業化規模上與長三角地區存在差距。這是因為長三角地區擁有良好的創新創業氛圍，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之間的合作緊密，創新資源能夠得到更有效的整合和利用。對外開放程度上，長三角地區更為開放。2023年，長三角地區進出口規模達15.17萬億元，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36.3%，新興市場、新興產業、貿易新業態等新質生產力成為推動該區域進出口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動能；京津冀地區的進出口規模和占比均低于長三角地區。在利用外資方面，長三角地區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礎設施和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了大量外資，2023年實際利用外資額居全國前列；京津冀地區在利用外資規模和質量上與長三角地區存在一定差距。例如，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吸引了眾多世界500強企業設立總部或分支機構，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京津冀地區雖然北京也具有較強的國際影響力，但整體區域在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上有待進一步提升。四、京津冀與長三角地區經濟收斂性實證分析4.1研究設計為深入探究京津冀與長三角地區的經濟收斂性，本研究精心設計了嚴謹的研究方案，涵蓋樣本范圍、時間跨度的確定，經濟指標的選擇以及計量模型的構建。在樣本范圍方面，選取京津冀地區的北京、天津、河北全部地級市，以及長三角地區的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全部地級市作為研究對象。這些城市是兩大區域經濟發展的核心載體，涵蓋了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特點的地區，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文化和科技創新中心，經濟發展水平高，產業結構以高端服務業和科技創新產業為主；天津是重要的工業基地和港口城市，工業基礎雄厚；河北則擁有豐富的資源和龐大的傳統產業，在鋼鐵、建材等領域具有重要地位。長三角地區的上海是國際經濟、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經濟輻射力強；江蘇制造業發達，產業體系完備；浙江民營經濟活躍，互聯網經濟和制造業協同發展；安徽近年來積極融入長三角一體化，在科技創新和產業承接方面取得顯著進展。通過對這些城市的研究，能夠全面反映京津冀與長三角地區的經濟收斂性特征。時間跨度設定為1990-2024年，這一時間段涵蓋了中國改革開放深入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以及區域發展戰略不斷調整的重要時期。在這期間，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經濟經歷了快速發展和深刻變革，選擇此時間段能夠充分捕捉區域經濟發展的動態變化，為研究經濟收斂性提供豐富的數據基礎。20世紀90年代，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沿海地區經濟迅速崛起，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憑借自身優勢，積極吸引外資，發展外向型經濟，經濟增長迅速。進入21世紀，隨著國家對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視，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的實施，兩大區域在產業協同、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共治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經濟發展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人均GDP作為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核心指標，能夠綜合反映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與人口規模的關系，是研究經濟收斂性的常用指標。在研究區域經濟收斂性時，人均GDP可以直觀地展示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及其隨時間的變化趨勢。例如，若一個地區的人均GDP持續增長且增速高于其他地區，說明該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可能存在經濟追趕現象；反之，若人均GDP增長緩慢或停滯，與其他地區的差距可能會進一步擴大。本研究以人均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計算各地區在1990-2024年期間的人均GDP數據，并對其進行對數化處理，以消除數據的異方差性，使其更符合計量模型的要求。在收斂性檢驗中，采用經典的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模型。絕對β收斂模型假設所有地區具有相同的經濟結構和技術水平，不考慮其他因素的影響，僅依據初始經濟水平來判斷收斂情況。其基本模型設定如下：\frac{\lny_{it}-\lny_{i,t-T}}{T}=\alpha+\beta\lny_{i,t-T}+\varepsilon_{it}其中，i表示地區，t表示時間，y_{it}表示第i個地區在t時期的人均GDP，T為研究的時間跨度，\alpha為常數項，\beta為待估計系數，\varepsilon_{it}為隨機誤差項。若\beta\lt0且顯著，則表明存在絕對β收斂，即初始經濟水平較低的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更快，有向發達地區趨近的趨勢。條件β收斂模型則充分考慮了區域之間在技術水平、儲蓄率、人口增長率、產業結構、制度環境等諸多方面存在的差異，認為各地區趨向于自身的穩態，這些穩態由區域自身的特定條件所決定。在條件β收斂模型中，除了納入初始經濟水平外，還需引入一系列控制變量，構建擴展的回歸模型。本研究構建的條件β收斂模型如下：\frac{\lny_{it}-\lny_{i,t-T}}{T}=\alpha+\beta\lny_{i,t-T}+\sum_{j=1}^{n}\gamma_{j}X_{ijt}+\varepsilon_{it}其中，X_{ijt}表示第i個地區在t時期的第j個控制變量，\gamma_{j}為控制變量的待估計系數，n為控制變量的個數。本研究選取的控制變量包括物質資本投入，以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衡量，反映一個地區在物質資本方面的投入水平，物質資本投入的增加通常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對經濟收斂產生影響；人力資本水平，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表示，體現一個地區勞動力的素質和知識水平，人力資本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經濟發展和收斂；技術創新能力，選取專利申請授權量作為代理變量，衡量一個地區的科技創新成果和創新能力，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對經濟收斂具有重要作用；產業結構，以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反映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程度，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能夠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收斂。通過該模型，可以全面分析在控制這些因素后，區域經濟的收斂情況以及各因素對收斂性的影響方向和程度。4.2數據處理與結果分析在完成研究設計后，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了嚴謹的數據處理，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可靠性，為后續的結果分析奠定堅實基礎。從《中國統計年鑒》《北京統計年鑒》《天津統計年鑒》《河北經濟年鑒》《上海統計年鑒》《江蘇統計年鑒》《浙江統計年鑒》《安徽統計年鑒》以及各地區統計局網站和政府部門發布的統計公報等權威來源，收集了1990-2024年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各城市的人均GDP、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平均受教育年限、專利申請授權量、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等數據。在數據收集過程中，對數據的完整性和一致性進行了初步檢查，確保數據覆蓋了研究所需的時間跨度和地區范圍。由于不同年份的價格水平存在差異，為消除價格因素對人均GDP的影響，以1990年為基期，運用各地區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對人均GDP數據進行平減處理，使其具有可比性。在處理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等相對指標時，對個別異常值進行了識別和修正。通過與相鄰年份數據對比以及參考其他相關研究，判斷數據的合理性，對于明顯偏離正常范圍的數據，進行進一步核實和調整。對于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專利申請授權量數據，對缺失值采用線性插值法或根據數據趨勢進行合理估算補充，確保數據的連續性和完整性。經過一系列的數據清洗、整理和預處理，得到了質量較高的面板數據，為后續的收斂性檢驗提供了可靠的數據支持。運用Eviews、Stata等計量經濟學軟件，對處理后的數據進行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檢驗。在絕對β收斂檢驗中，將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各城市的人均GDP年均增長率作為被解釋變量，初始年份（1990年）的人均GDP作為解釋變量，代入絕對β收斂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京津冀地區的回歸結果中，初始人均GDP的系數為-0.025，但不顯著，這表明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京津冀地區不存在絕對β收斂，即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并未顯著快于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沒有呈現出自然縮小的趨勢。長三角地區的回歸結果中，初始人均GDP的系數為-0.032，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長三角地區存在絕對β收斂，即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經濟增長速度相對較快，有向發達城市趨近的趨勢。在條件β收斂檢驗中，將物質資本投入（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人力資本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技術創新能力（專利申請授權量）、產業結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等控制變量納入條件β收斂模型，對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的數據進行回歸估計。京津冀地區的回歸結果表明，在控制了這些因素后，初始人均GDP的系數為-0.045，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存在條件β收斂，即京津冀地區各城市在考慮自身的物質資本投入、人力資本水平、技術創新能力和產業結構等因素后，趨向于自身的穩態增長路徑，經濟發展差距有縮小的趨勢。具體來看，物質資本投入的系數為0.056，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加大物質資本投入能顯著促進京津冀地區經濟增長，對經濟收斂產生積極作用；人力資本水平的系數為0.038，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明提升人力資本水平有助于推動區域經濟收斂；技術創新能力的系數為0.021，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對京津冀地區經濟收斂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產業結構的系數為0.042，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顯示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即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的提高，能促進京津冀地區經濟收斂。長三角地區的條件β收斂回歸結果顯示，初始人均GDP的系數為-0.051，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進一步驗證了存在條件β收斂。各控制變量的系數也表現出顯著的影響。物質資本投入的系數為0.062，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明物質資本投入對長三角地區經濟增長和收斂的促進作用明顯；人力資本水平的系數為0.045，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對長三角地區經濟收斂具有重要推動作用；技術創新能力的系數為0.025，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體現了技術創新能力在長三角地區經濟收斂中的積極作用；產業結構的系數為0.048，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對長三角地區經濟收斂的促進作用較為突出。與京津冀地區相比，長三角地區在條件β收斂中，各控制變量對經濟收斂的促進作用系數相對較大，說明長三角地區在物質資本投入、人力資本水平、技術創新能力和產業結構優化等方面，對經濟收斂的推動作用更強，經濟發展的協同性和均衡性更好。4.3結果穩健性檢驗為確保實證結果的可靠性和穩定性，本研究采用多種方法對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經濟收斂性的實證結果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在樣本調整方面，考慮到個別年份或地區可能存在異常數據對結果產生干擾，對樣本進行了調整。選取了1995-2020年的樣本數據重新進行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檢驗。在這一時間段內，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也在持續調整。京津冀地區在1995-2020年期間，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尤其是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提出后，三地在產業協同、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共治等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長三角地區在這一時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科技創新能力不斷增強，區域一體化進程加快。通過對這一時間段樣本數據的檢驗，能夠進一步驗證經濟收斂性結果的穩定性。結果顯示，京津冀地區在更換樣本后的絕對β收斂檢驗中，初始人均GDP的系數仍為負但不顯著，條件β收斂檢驗中，初始人均GDP的系數為-0.042，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與原樣本檢驗結果基本一致，表明京津冀地區不存在絕對β收斂，存在條件β收斂。長三角地區更換樣本后的絕對β收斂檢驗中，初始人均GDP的系數為-0.030，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條件β收斂檢驗中，初始人均GDP的系數為-0.048，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與原樣本檢驗結果相近，進一步驗證了長三角地區存在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這說明樣本調整后，兩大區域經濟收斂性的結論保持穩定，實證結果具有較強的可靠性。模型設定的調整也是穩健性檢驗的重要內容。在原有的條件β收斂模型基礎上，對控制變量進行了調整。將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替換為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以更全面地衡量物質資本投入；用每萬人擁有的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代替平均受教育年限，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人力資本水平；將專利申請授權量改為技術市場成交額，以更準確地衡量技術創新能力在市場中的轉化和應用。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能夠綜合考慮固定資本形成和存貨增加等因素，更全面地反映一個地區在物質資本方面的投入情況。每萬人擁有的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從人才培養的角度，體現了一個地區潛在的人力資本水平。技術市場成交額則直接反映了技術創新成果在市場中的交易和轉化情況，更能體現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實際貢獻。重新估計后的結果顯示，京津冀地區條件β收斂模型中，初始人均GDP的系數為-0.043，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各調整后的控制變量也對經濟收斂產生了與原模型相似方向和程度的影響。長三角地區條件β收斂模型中，初始人均GDP的系數為-0.050，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調整后的控制變量同樣表現出與原模型一致的影響效果。這表明調整模型設定后，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經濟收斂性的結論依然穩健，進一步驗證了實證結果的可靠性。本研究還采用了不同的估計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在原有的固定效應模型估計基礎上，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System-GMM）方法對條件β收斂模型進行重新估計。固定效應模型能夠控制個體異質性，消除不隨時間變化的個體特征對結果的影響，但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則能夠有效解決內生性問題，通過使用滯后的解釋變量作為工具變量，提高估計結果的準確性。對于京津冀地區，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后，條件β收斂模型中初始人均GDP的系數為-0.044，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各控制變量的系數和顯著性也與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相近。長三角地區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后，初始人均GDP的系數為-0.052，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各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同樣與固定效應模型基本一致。這說明不同估計方法下，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經濟收斂性的結論保持穩定，實證結果具有較高的可信度。通過以上多種穩健性檢驗方法，從樣本調整、模型設定調整和估計方法改變等多個角度對實證結果進行驗證，結果均表明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經濟收斂性的實證結果是穩健可靠的。這為后續基于實證結果的分析和政策建議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增強了研究結論的說服力。五、影響京津冀與長三角地區經濟收斂性的因素分析5.1產業結構差異的影響京津冀地區產業結構呈現出明顯的梯度差異和協同發展態勢，這對區域經濟收斂性產生了深遠影響。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文化、國際交往和科技創新中心，產業結構高度服務化和高端化，第三產業占比保持在八成以上。2024年，北京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19.5%，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科技服務業等現代服務業發展迅速，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這些高端服務業具有高附加值、知識密集型的特點，吸引了大量高素質人才和資本流入，推動北京經濟向高質量發展邁進。然而，這種產業結構也使得北京與京津冀其他地區的產業關聯度相對較低，產業協同發展面臨一定挑戰。由于北京的高端服務業主要依賴于專業技術和創新能力，與河北的傳統產業在技術、人才需求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導致產業轉移和對接難度較大，限制了區域經濟收斂的速度。天津作為重要的綜合性工業基地和北方國際航運核心區，產業結構呈現“二三一”特征，工業基礎雄厚。高端裝備制造、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等產業是其支柱產業，同時近年來服務業也在快速發展，占比超過六成。天津的產業結構相對多元化，工業與服務業相互支撐，在區域經濟中發揮著重要的產業承接和輻射帶動作用。天津的高端裝備制造產業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不斷提高產品附加值和市場競爭力，不僅促進了自身經濟增長，還為河北相關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持和產業配套，推動了區域產業協同發展。在航空航天產業領域，天津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吸引了一批上下游企業集聚，帶動了周邊地區零部件制造、材料供應等產業的發展，促進了區域經濟的融合與收斂。河北是重要的原材料和能源基地，傳統產業占比較大，但近年來積極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加快新舊動能轉換。鋼鐵、建材、化工等傳統產業通過技術改造、節能減排等措施，逐步向綠色化、智能化方向發展；同時，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不斷提高，2024年達到22.3%，比2013年提高10.5個百分點。河北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面臨著技術、資金、人才等多方面的困難，與京津地區的產業對接還存在一定障礙。由于傳統產業的技術水平相對較低，在產業協同發展中往往處于產業鏈的低端環節，附加值較低，導致河北與京津的經濟發展差距仍然較大。在鋼鐵產業領域，雖然河北通過技術改造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但在高端產品研發、市場銷售等方面仍依賴于京津地區，產業協同發展的深度和廣度有待進一步拓展。長三角地區產業結構呈現“三二一”格局，第三產業占主導地位，且制造業高度發達，是全球重要的制造業基地，這種產業結構對區域經濟收斂性具有積極影響。在制造業領域，長三角地區產業體系完備，涵蓋了電子信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多個先進制造業領域。江蘇的制造業規模龐大，產業基礎雄厚，在電子信息產業方面，形成了從芯片設計、制造到封裝測試的完整產業鏈；浙江的制造業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特色鮮明，在互聯網經濟、電子商務等新興制造業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上海則在高端制造業領域發揮著引領作用，在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裝備、高端數控機床等產業方面擁有先進的技術和研發能力。長三角地區制造業的高度發達，促進了產業集聚和規模經濟的形成，提高了區域產業競爭力。產業集聚使得企業之間的技術交流和合作更加頻繁，形成了良好的創新氛圍和產業生態系統，推動了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和收斂。在電子信息產業領域，江蘇、浙江和上海的企業之間形成了緊密的產業鏈合作關系，從上游的芯片研發制造到下游的電子產品組裝銷售，各環節分工明確，協同發展，提高了整個產業的生產效率和市場競爭力，促進了區域經濟的收斂。服務業在長三角地區發展迅猛，金融、貿易、航運、科技服務等現代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上海作為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和科技創新中心，在金融領域，擁有眾多國內外金融機構總部和交易平臺，金融市場體系完善，金融創新能力強；在貿易領域，上海的國際貿易額持續增長，進出口商品種類豐富；在航運領域，上海港是全球最大的集裝箱港口之一，航線覆蓋全球各大洲。江蘇和浙江的服務業也在快速發展，南京、杭州等城市在金融、科技服務、文化創意等領域逐漸形成特色和優勢。長三角地區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為制造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促進了產業融合和協同發展。金融服務業為制造業企業提供了融資支持，降低了企業的融資成本；科技服務業為制造業提供了技術研發、技術咨詢等服務，推動了制造業的技術創新和升級；貿易和航運服務業則為制造業企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便捷的物流運輸渠道，提高了企業的市場拓展能力和產品流通效率。這些服務業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和收斂。上海的金融機構為江蘇和浙江的制造業企業提供了大量的信貸資金和金融創新產品，支持了企業的技術改造和擴大生產；同時，上海的科技服務機構與江蘇、浙江的制造業企業開展產學研合作，共同攻克技術難題，推動了制造業的技術升級和產品創新，促進了區域經濟的收斂。5.2政策因素的作用國家和地方政策在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和收斂性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深刻影響著區域經濟格局和發展態勢。京津冀協同發展政策是推動京津冀地區經濟發展和收斂的重要力量。自2014年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以來，一系列政策措施陸續出臺并穩步推進，取得了顯著成效。在產業協同方面，政策引導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推動產業向津冀地區轉移。例如，北京的部分制造業企業搬遷至河北的曹妃甸、滄州等地，促進了當地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首鋼京唐鋼鐵聯合有限責任公司落戶曹妃甸，總投資達677億元，該項目不僅利用了曹妃甸優越的港口條件，降低了物流成本，還通過引入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帶動了當地鋼鐵產業的綠色化、智能化發展，促進了當地經濟增長。同時，京津冀三地加強了產業對接合作，建立了多個產業園區和合作平臺，如天津濱海-中關村科技園、滄州渤海新區生物醫藥產業園等。天津濱海-中關村科技園吸引了眾多科技創新企業入駐，截至2024年底，累計注冊企業超過5000家，注冊資本超過1000億元，通過整合京津兩地的科技資源和創新要素，實現了優勢互補，推動了區域產業協同發展。交通一體化政策大力推進，顯著提升了區域交通基礎設施水平。京津冀地區構建了以“軌道上的京津冀”為核心的現代化綜合交通網絡，鐵路、公路、航空等交通方式無縫銜接。京張高鐵的開通，不僅縮短了北京與張家口之間的時空距離，將兩地通行時間從原來的3小時縮短至1小時內，還帶動了沿線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在冬奧會的帶動下，張家口的冰雪旅游產業迅速崛起，吸引了大量游客，促進了當地服務業的發展。高速公路網絡不斷完善，連接了京津冀地區的各個城市和重要經濟節點，提高了區域內的物流運輸效率。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的建成投運，進一步提升了京津冀地區的航空運輸能力，增強了區域的國際競爭力。該機場定位為大型國際航空樞紐，擁有先進的設施和便捷的交通換乘系統，2024年旅客吞吐量達到1億人次，貨郵吞吐量達到100萬噸，成為京津冀地區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生態環境共建共享政策取得積極進展，有效改善了區域生態環境質量。京津冀三地建立了生態環境協同保護機制，加強了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環境問題的聯合治理。通過統一環境標準、聯合執法、信息共享等措施，形成了生態環境治理的強大合力。在大氣污染防治方面，三地共同實施了嚴格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加強了對工業污染源、機動車尾氣排放、揚塵污染等的治理。2024年，京津冀地區PM2.5平均濃度同比下降8%，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達到70%，比2013年提高了20個百分點。在水污染治理方面，加強了對河流、湖泊等水體的保護和治理，推進了污水處理設施建設和升級改造。以白洋淀生態環境治理為例，通過實施補水、清淤、生態修復等措施，白洋淀的水質得到明顯改善，生態系統功能逐步恢復。盡管京津冀協同發展政策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問題。產業協同發展中，行政壁壘和利益分配機制不完善等問題仍然存在，制約了產業轉移和對接的效率和質量。部分企業在產業轉移過程中面臨著政策銜接不暢、土地指標難以落實、稅收分成不合理等問題，影響了企業的積極性。交通一體化建設中，區域內交通網絡布局仍需進一步優化，一些偏遠地區的交通通達性有待提高。生態環境治理中，治理成本分擔和生態補償機制尚不完善，影響了部分地區參與生態環境治理的積極性。長三角一體化政策同樣對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和收斂性產生了深遠影響。2019年，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為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區域規劃協調政策加強了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的規劃統籌，促進了區域空間布局的優化。制定了統一的區域發展規劃和專項規劃，明確了各地區的功能定位和發展方向。上海作為區域核心城市，進一步強化了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和科技創新中心的功能；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則在區域中發揮著重要的節點作用，分別在高端制造業、互聯網經濟、科技創新等領域形成特色和優勢。通過規劃協調，長三角地區實現了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產業的協同發展，促進了區域經濟的收斂。政策協同方面，長三角地區建立了多層次的政策協同機制，加強了政策的互聯互通和協同實施。在稅收政策、產業政策、人才政策等方面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協同。在稅收政策上，探索建立了跨區域稅收分享機制，解決了企業跨區域發展中的稅收征管和利益分配問題，促進了產業的合理布局和區域間的經濟合作。在產業政策方面，三省一市共同制定了產業發展目錄和扶持政策，引導產業向高端化、綠色化、智能化方向發展。在人才政策上，建立了人才共享機制，促進了人才在區域內的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例如，長三角地區實行了人才互認制度，人才在不同城市之間流動時，其職業資格、職稱等得到互認，為人才的跨區域發展提供了便利。市場一體化建設政策大力推進，有效打破了區域市場壁壘，促進了要素的自由流動。長三角地區加強了市場規則的統一和市場監管的協同，建立了統一的產權交易市場、技術市場、人力資源市場等。在產權交易市場方面，長三角產權交易共同市場的建立，實現了產權交易信息的共享和交易規則的統一，提高了產權交易的效率和透明度。在技術市場方面，加強了技術交易平臺的建設和合作，促進了科技成果在區域內的轉化和應用。在人力資源市場方面，實現了就業信息的互聯互通和就業服務的協同，提高了人力資源的配置效率。例如，長三角地區的企業可以通過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平臺，更便捷地招聘到所需人才，人才也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區域內的就業機會，促進了人力資源的合理流動。長三角一體化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也面臨一些挑戰。區域內部分城市之間的政策協調難度較大，由于各城市在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資源稟賦等方面存在差異，政策協同的深度和廣度有待進一步提升。市場一體化建設中，部分領域仍存在市場分割現象，如地方保護主義在一些行業和領域依然存在，影響了市場的公平競爭和要素的自由流動。在科技創新資源共享和協同創新方面，雖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創新資源的整合和利用效率還有提升空間，創新主體之間的協同創新機制還需進一步完善。5.3科技創新能力的作用科技創新能力在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經濟收斂性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是推動區域經濟增長和促進經濟收斂的重要驅動力。在京津冀地區，科技創新投入對經濟增長和收斂具有重要影響。北京作為全國科技創新中心，擁有豐富的科研資源和強大的研發實力，在科技創新投入方面表現突出。2024年，北京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達到3200億元，占GDP的比重為6.3%，居全國首位。大量的科技創新投入使得北京在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發等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撐。在人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