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玉器視角透視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的異同及傳承關系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作為中國古代文明發展進程中的關鍵節點，對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有著極為重要的價值。石峁遺址位于陜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鎮石峁村，是中國新石器時期北方地區的一處重要遺址，其年代可追溯到距今約4300-3800年，處于龍山時代晚期到夏朝早期。石峁文化以其規模宏大的石城遺址為顯著特征，內城面積約235萬平方米，外城面積約425萬平方米，展現出當時高度的社會組織與工程建造能力。在石峁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玉器、陶器、骨器等文物，這些文物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生產生活狀況，更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為研究中國北方地區史前社會的發展提供了珍貴資料。二里頭遺址位于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關鍵遺址，其主體年代為距今3800-3500年前后，被多數學者認為是夏代中晚期都城或末都。二里頭文化遺址發現了主干道路網絡、宮城、宮殿建筑群、官營作坊區、鑄銅作坊、貴族墓葬和青銅禮器群、綠松石龍等重要遺存，這些發現表明二里頭文化時期已經出現了成熟發達的統治制度和統治模式，標志著中華文明進入王朝時代，開啟了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玉器作為這兩種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當時社會的宗教、禮儀、審美等多方面信息。石峁文化玉器種類豐富，包括玉璧、玉琮、玉璜、玉鏟、玉刀等，制作工藝精湛，許多玉器表面刻有精美的圖案和紋飾，反映出當時較高的制玉技術水平。二里頭文化玉器同樣種類繁多，且在繼承前代玉器傳統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如出現了大型牙璋等具有代表性的玉禮器，體現了二里頭文化在玉禮制度方面的發展。研究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對于揭示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傳承關系意義重大。通過對玉器的材質、造型、工藝、紋飾等方面的比較分析，可以了解不同文化區域之間的互動與影響，進一步明晰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石峁文化玉器中的某些造型和工藝可能對二里頭文化玉器產生了影響，或者兩者在玉器的使用和功能上存在相似之處，這些都有助于我們深入探究文化傳播與融合的路徑和機制。對兩種文化玉器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當時社會的發展狀況。玉器在古代社會往往與宗教祭祀、禮儀活動以及社會等級制度緊密相關。石峁文化玉器可能在祭祀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反映出當時人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二里頭文化玉器作為禮器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其在維護社會秩序、彰顯身份地位等方面的作用。通過對玉器的研究，可以揭示當時社會的政治結構、經濟發展水平、文化藝術成就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為全面認識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演變提供有力支撐。1.2研究目的與問題提出本研究旨在通過對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的深入比較，揭示兩種文化玉器的特點、文化聯系及其背后的影響因素，為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依據。在玉器特點方面，全面剖析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在材質、造型、工藝和紋飾等方面的獨特之處。材質上，探究兩者對玉料的選擇偏好，石峁文化玉器的玉料來源是否與當地地質條件相關，二里頭文化玉器的玉料獲取途徑有哪些，是否存在遠距離的玉料貿易。造型上，分析石峁文化玉器中獨特的玉鏟、玉刀造型所反映的生產生活或社會功能，以及二里頭文化中大型牙璋等造型的特殊意義和用途，對比兩者在玉器造型上的創新與傳承。工藝上，研究石峁文化玉器精湛的切割、鉆孔工藝水平，以及二里頭文化玉器在工藝上的發展和改進，如是否出現新的加工技術，這些工藝差異對玉器制作效率和質量的影響。紋飾上，解讀石峁文化玉器表面精美圖案和紋飾所蘊含的宗教、信仰信息，以及二里頭文化玉器紋飾在體現禮儀制度和審美觀念方面的作用，比較兩者紋飾風格的異同。文化聯系層面，著重探討兩種文化玉器之間可能存在的傳播與交流路徑。石峁文化玉器的某些元素是否通過貿易、遷徙或戰爭等方式傳播到二里頭文化區域，二里頭文化玉器又是否對石峁文化玉器產生了反向影響。從考古發現的玉器分布和出土情況，分析兩者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文化交流節點，嘗試構建文化傳播的動態模型，明確文化傳播的方向、速度和范圍。影響因素分析部分，深入挖掘自然環境、社會制度、宗教信仰和技術水平等因素對兩種文化玉器的影響機制。自然環境如何限制或促進玉料的獲取和選擇，不同地區的玉礦資源分布差異是否導致了玉器材質的不同。社會制度方面，石峁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等級制度、權力結構對玉器的制作、使用和分配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玉器在體現社會地位和身份方面發揮了何種作用。宗教信仰在玉器的造型、紋飾和功能上留下了哪些深刻烙印，玉器在祭祀等宗教活動中扮演的角色有何異同。技術水平的高低如何決定玉器制作的工藝難度和精美程度，技術的傳承與創新對玉器發展的推動作用體現在哪些方面。基于以上研究目的，提出以下具體研究問題：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在材質、造型、工藝和紋飾上有哪些具體差異和相似之處？這些差異和相似之處背后反映了怎樣的文化內涵？兩種文化玉器之間是否存在傳播與交流？若存在，傳播與交流的路徑和方式是什么？自然環境、社會制度、宗教信仰和技術水平等因素如何具體影響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的發展？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有望深入揭示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的奧秘，為中華文明的研究貢獻更多有價值的成果。1.3國內外研究現狀國內對石峁文化玉器的研究始于石峁遺址的發現。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玉器的分類與初步特征描述。如學者通過對出土玉器的整理，將石峁文化玉器分為工具類（玉鏟、玉刀等）、禮器類（玉璧、玉琮等）和裝飾品類（玉璜等），并對其造型、尺寸等基本特征進行記錄。隨著研究的深入，對石峁文化玉器工藝的研究逐漸展開。有學者利用顯微鏡等技術手段，分析玉器的切割痕跡、鉆孔工藝，發現石峁文化玉器在切割時可能采用了線切割和片切割相結合的方式，鉆孔則運用了管鉆和桯鉆技術，展現出當時較高的工藝水平。在文化內涵方面，研究認為石峁文化玉器與祭祀活動密切相關，玉器的出土位置多在城墻、祭祀坑等特殊遺跡中，反映出其在宗教儀式中的重要地位，體現了當時人們對神靈的敬畏和對天地宇宙的認知。對于二里頭文化玉器，國內研究同樣豐富。在玉器的功能與意義研究上，學界普遍認為二里頭文化玉器作為禮器，是社會等級和權力的象征。墓葬中玉器的種類和數量與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緊密相關，高等級貴族墓葬中往往出土大量精美的玉器，如玉璋、玉柄形器等，顯示出玉器在維護社會秩序和彰顯身份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文化傳承與發展方面，研究指出二里頭文化玉器在繼承龍山時代玉器傳統的基礎上，又有新的創新和發展，如牙璋的形制在二里頭文化時期更加規范和多樣化，反映了玉禮制度在這一時期的進一步完善。此外，對二里頭文化玉器的產地和玉料來源也有相關研究，通過對玉器的成分分析，推測其玉料可能來自周邊地區的玉礦，部分玉料可能存在遠距離的貿易交換。國外學者對石峁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玉器的研究相對較少，但也有一些值得關注的成果。在跨文化比較研究方面，有國外學者將石峁文化玉器與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玉器進行對比，發現石峁文化玉器在造型和紋飾上與中亞地區的一些玉器存在相似之處，從而推測兩者之間可能存在文化交流，認為石峁文化玉器的某些元素可能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對于二里頭文化玉器，國外學者關注其在早期中國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從世界文明發展的角度，探討二里頭文化玉器所體現的中國古代文明的獨特性，以及其對周邊地區文化的輻射和影響。當前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在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的對比研究方面，雖然已經認識到兩者在時間和空間上存在一定的聯系，但深入系統的比較分析還較為缺乏。對于玉器的文化傳播路徑和機制研究不夠深入，僅停留在表面的相似性對比，缺乏對傳播過程中具體因素的分析。在玉器的功能研究上，雖然普遍認為與祭祀、禮儀等活動相關，但對于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具體功能差異，以及這些功能如何隨著時間和社會變遷而演變，研究還不夠細致。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加強多學科交叉研究，運用地質學、材料科學等學科的技術手段，深入探究玉器的材質來源和制作工藝；進一步拓展研究視角，加強對玉器文化內涵的挖掘，以及對兩種文化玉器之間傳播與交流的動態過程研究，從而更全面地揭示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的奧秘。1.4研究方法與創新點本研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揭示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的奧秘。文獻研究法是基礎，通過廣泛查閱考古發掘報告、學術論文、歷史典籍等資料，全面梳理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的相關信息。深入研讀石峁遺址和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掘報告，了解玉器的出土背景、數量、種類等基本情況；查閱有關古代玉器制作工藝、文化內涵的學術論文，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論支持；參考歷史典籍中關于古代祭祀、禮儀制度等方面的記載，探尋玉器在當時社會中的功能和意義，從而對兩種文化玉器有初步的整體認識。考古實物分析法是關鍵，直接對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實物或高清圖片進行細致觀察和分析。借助高精度顯微鏡觀察玉器的材質紋理、制作痕跡，判斷玉料的種類和來源，分析切割、鉆孔、打磨等工藝特點；測量玉器的尺寸、重量，研究其造型比例和規格，探究造型背后的設計理念和文化寓意；觀察玉器表面的紋飾圖案，分析其題材、風格和表現手法，解讀紋飾所蘊含的宗教、信仰、審美等文化信息。對比分析法是核心，從材質、造型、工藝、紋飾等多個角度對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進行系統對比。在材質方面，比較兩者玉料的種類、顏色、質地，分析玉料來源的差異及其對玉器制作的影響；造型上，對比玉器的形狀、結構和用途，探討不同造型所反映的社會功能和文化傳統；工藝上，對比切割、鉆孔、雕刻等工藝的技術特點和發展水平，研究工藝傳承與創新的關系；紋飾上，對比紋飾的題材、布局和表現形式，分析紋飾所體現的文化內涵和審美觀念的異同，從而揭示兩種文化玉器的差異與聯系。本研究在多個方面具有創新之處。研究視角上，突破以往對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單獨研究的局限，將兩者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從文化傳播與交流、社會發展演變的角度進行對比分析，為探究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提供新的視角。分析深度上，不僅關注玉器的外在特征，更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內涵、社會制度、宗教信仰等因素，通過多因素綜合分析，揭示玉器發展演變的內在機制，深化對兩種文化玉器的認識。研究方法結合上，將文獻研究、考古實物分析、對比分析等多種方法有機結合，同時引入地質學、材料科學等跨學科研究手段，為玉器研究提供更豐富、更準確的信息，提升研究的科學性和可靠性。二、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概述2.1石峁文化石峁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種重要考古學文化，主要分布在陜北地區，其年代大致為距今4300-3800年，處于龍山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石峁文化的核心遺址——石峁遺址，位于陜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鎮石峁村，地處黃土高原北部、毛烏素沙漠南緣。石峁遺址規模宏大，城內面積逾400萬平方米，相當于6個故宮大小，由皇城臺、內城和外城三重城垣組成。皇城臺整體呈頂小底大的金字塔狀，已具備早期“宮城”性質，是石峁城址的核心區域，這里可能是當時統治者居住和舉行重要儀式的場所。內城和外城圍繞皇城臺修筑，城墻上分布著馬面、角臺等城防設施，城門結構復雜，如外城東門址由“外甕城”、兩座包石夯土墩臺、曲尺形“內甕城”“門塾”等部分組成，顯示出石峁文化時期高度發達的防御體系和建筑技術。除石峁遺址外，在陜北地區還發現了眾多石峁文化的相關遺址，如蘆山峁遺址、新華遺址等。蘆山峁遺址位于陜西省延安市寶塔區李渠鎮蘆山峁村，出土了玉琮、石刀、板瓦等文物，從時間和空間上都是連接陶寺和石峁的中間節點，呈現出彼此之間的聯系。新華遺址位于陜西省清澗縣高杰村鎮辛莊村，發現了大型建筑基址和玉器等遺物，為研究石峁文化的社會結構和玉器制作工藝提供了重要資料。這些遺址共同構成了石峁文化的遺址群，反映出石峁文化在陜北地區廣泛分布且具有一定的區域特征。石峁文化在物質文化方面具有鮮明的特征。在玉器方面，石峁文化玉器種類豐富，包括玉鏟、玉刀、玉璧、玉璜、玉琮等。玉器制作工藝精湛，有些玉器的厚度極薄，最薄處僅0.03厘米，體現出高超的切割和打磨技術。玉鏟和玉刀造型獨特，刃部鋒利，可能兼具實用工具和禮儀用品的功能；玉璧、玉璜等則多作為裝飾品或祭祀用品，表面常刻有精美的紋飾，如獸面紋、弦紋等，反映出當時人們的審美觀念和宗教信仰。陶器方面，石峁文化陶器以灰陶為主，器型有鬲、斝、罐、盆等。陶器制作多采用泥條盤筑法，部分陶器表面經過打磨處理，質地較為細膩。紋飾以籃紋、繩紋為主，也有少量的附加堆紋和彩繪。鬲和斝是石峁文化陶器中的典型器型，鬲的三足較為肥碩，襠部較高；斝則多為袋足，頸部有明顯的棱脊，這些器型的設計與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烹飪需求密切相關。石峁文化的石雕藝術也頗具特色，在石峁遺址的皇城臺等地發現了大量石雕。這些石雕題材豐富，有人面像、獸面像、神面像等。其中，“大型神面石雕”長2.5米，重1噸以上，石雕中間是一個正神面，額頭間有三角形裝飾，結合兩側的側面刻畫圖像，專家推斷該神面頭戴鷹冠，額間三角形裝飾為鷹嘴，嘴的上方是鷹的羽毛，彰顯了石峁先民的精神信仰和價值追求。“神面立柱石雕”外觀呈圓柱體，石柱正反各采用浮雕技法雕刻一個神面，正反神面在眼形、嘴形和齒形上都有區別，柱頂也雕有圖案，中央有個小圓窩，專家推測可能在當時有祭祀器物插在上面。這些石雕不僅具有藝術價值，更反映了石峁文化的宗教崇拜和社會意識形態。石峁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中占據著重要地位。石峁遺址的發現，改變了學界對中國早期文明發展高度的認識。其規模宏大的城址、復雜的城防設施、精美的玉器和石雕等，表明石峁文化時期已經進入了高度發達的文明階段。石峁文化與周邊地區的文化存在廣泛的交流與互動，如與山西陶寺文化、甘肅齊家文化等都有一定的聯系。這種文化交流促進了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合與發展，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石峁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藝、城防建筑技術等對后世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中華文明發展歷程中的重要源頭之一。2.2二里頭文化二里頭文化是介于中原龍山文化和二里崗文化之間的一種考古學文化，其絕對年代約為距今3800-3500年，主要集中分布于豫西、豫中地區，北至晉中，西至陜西西安、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區，南至湖北北部，東至開封、蘭考一帶。二里頭文化以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的二里頭遺址為代表，該遺址也是二里頭文化的命名地，并初步被確認為夏代中晚期都城遺址。二里頭遺址現存面積約3平方公里，考古發掘揭示出其豐富的文化內涵。遺址內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網，道路寬闊平坦，四條大路垂直相交，將城市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區。其中，宮城是二里頭遺址的核心區域，宮城城墻較為方正，城內存在大型宮殿建筑，這些宮殿建筑規模宏大，布局嚴謹，體現了當時高超的建筑技術和規劃理念。宮殿區的建筑采用了夯土臺基、木骨泥墻等建筑技術，宮殿的布局遵循一定的中軸線對稱原則，顯示出嚴格的等級制度。官營作坊區是二里頭遺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里發現了青銅冶鑄作坊和綠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青銅冶鑄作坊出土了大量的青銅禮器、兵器和工具等，表明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青銅鑄造技術已經達到了較高水平。綠松石器制造作坊則出土了許多精美的綠松石器，如綠松石龍形器等，這些綠松石器制作工藝精湛，反映了當時高度發達的手工業生產。在祭祀區，發現了大量與祭祀活動相關的遺跡和遺物，如祭祀坑、玉器、陶器等，表明祭祀在二里頭文化社會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貴族聚居區位于遺址的特定區域，這里的墓葬規模較大，隨葬品豐富，包括青銅器、玉器、陶器等，體現了貴族階層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二里頭文化的陶器以灰陶為主，也有少量的黑陶和紅陶。陶器制作采用輪制和模制相結合的方法，器型種類繁多，常見的有鼎、鬲、斝、罐、盆、豆、尊等。紋飾以繩紋為主，還有籃紋、方格紋、弦紋、附加堆紋等。其中，鼎的造型多樣，有圓腹尖足鼎、方鼎等；鬲的襠部較低，三足瘦長；斝的口部較大，腹部較深，三足中空。這些陶器不僅是日常生活用品，還具有一定的禮儀功能，不同器型和紋飾的陶器可能與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禮儀活動相關。二里頭文化的青銅器是其重要的文化標志之一。這一時期的青銅器種類豐富，包括鼎、爵、斝、觚等禮器，戈、鉞、鏃等兵器，以及刀、錐、鑿等工具。青銅器的制作工藝采用復合范鑄造技術，能夠鑄造出造型復雜、紋飾精美的器物。乳釘紋銅爵是二里頭文化青銅器的典型代表，其造型優美，流和尾細長，束腰平底，三棱形錐足，腹部一側有五個乳釘紋，展現了當時高超的青銅鑄造工藝。這些青銅器不僅具有實用價值，更是身份地位和權力的象征，在祭祀、禮儀等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二里頭文化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它繼承了中原龍山文化的部分傳統，如陶器制作工藝、房屋建筑技術等，同時又在此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和創新。二里頭文化開啟了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其在城市規劃、宮殿建筑、青銅鑄造、禮儀制度等方面的成就，為后世商周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二里頭文化所體現的高度發達的社會組織、政治制度和文化藝術，標志著中華文明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王朝時代，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三、石峁文化玉器研究3.1石峁文化玉器的出土情況石峁文化玉器的出土歷史頗為復雜。早在民國時期，石峁遺址就有玉器出土，并流傳到國外，為各大博物館所收藏。1929年，時任科隆遠東美術館代表的美籍德國人薩爾蒙尼（A.Salmony）在北京目睹來自榆林的農民求售牙璋等玉器42件，其中最大的一件長53.4厘米的墨玉質“刀形端刃器”，經薩氏之手為德國科隆遠東美術館收藏。據稱大英博物館、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波士頓美術館、芝加哥美術館、白鶴美術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等機構都收藏有出土于石峁遺址的牙璋或風格類似的器物，這些早期流散的玉器引發了國際上對石峁玉器的關注。20世紀5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對石峁遺址進行了多次調查與發掘，陸續有玉器出土。1958年，陜西省開展第一次全國文物普查，“石峁山遺址”（即今石峁遺址）首次被記錄，但當時未發現玉器。1963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聯合西北大學在陜北榆林、神木、府谷等地調查時，再次記錄了石峁遺址，仍未涉及玉器。1975年冬，陜西省考古研究所戴應新在神木縣高家堡公社前后四次共征集到玉器127件，這是石峁玉器較為集中的一次征集。文化站負責干部段海田稱自1966年起至1975年的10年間經他收集的玉器最少有1500件之多。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張長壽來到石峁遺址進行調查，親見當地村民收藏的牙璋、刀、璧、璜、斧、鉞等玉器并征集了其中3件。同年，西安半坡博物館對石峁遺址進行試掘，發現房址、灰坑、石棺葬、甕棺葬等遺跡，出土器物以陶器為主，采集器物包括玉、石、骨、陶器等類，其中玉器有錛、鏟、鑿等。1986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呂智榮在神府煤田考古工作時對石峁遺址進行調查，征集到個別玉器。此后，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神木縣文體局等多家單位先后對石峁遺址進行調查，征集了一些具有龍山時代特征的玉器。2010年，因當地出現專門收藏石峁出土玉器的藏家，相關部門決定對石峁遺址進行主動調查和發掘。2012年，石峁考古隊在外城東門址內發現了玉鏟、玉璜等。從出土數量來看，石峁文化玉器數量眾多，據不完全統計，石峁遺址及周邊地區出土和民間收藏的玉器超過6000件，遠遠超過中原地區出土玉器的總和。從出土地點看，主要集中在石峁遺址，包括皇城臺、內城、外城等區域。在外城東門址，發現了平行“插”在石頭縫中間的玉鏟，它和兩側石壁之間都有草拌泥填充；皇城臺上也發現了玉器，這些玉器是掌握占卜祭祀權力的階層所用的禮儀用器。此外，在石峁遺址周邊的一些地點，如新華遺址等，也有玉器出土。出土玉器的墓葬類型主要有石棺葬和甕棺葬。1976-1979年間，戴應新先生在房址附近的石棺葬中發現了一件玉璜。西安半坡博物館1981年試掘時，在石棺葬中出土了玉器。甕棺葬中也有玉器出土，但相對較少。這些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多與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相關，高等級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數量較多、種類豐富、制作精美，低等級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則相對較少且簡單。石峁文化玉器的保存狀況總體較好，但也有部分玉器存在殘缺、受沁等現象。一些玉器表面有白色蝕斑、水蝕斑垢等，可能是長期埋藏在地下，受土壤酸堿度、水分等因素影響所致。如陜西省神木縣石峁遺址出土的第25號玉璋，器表有白色蝕斑；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石峁文化玉牙璋，玉已受沁為黑褐色。部分玉器存在殘缺，如有的牙璋首端殘斷、一角殘失，可能是在制作、使用或埋藏過程中受到損壞。伴生器物方面，石峁文化玉器常與陶器、石器、骨器等伴生。在石峁遺址的房址、灰坑、墓葬等遺跡中，出土玉器的同時也發現了大量的陶器。陶器以灰陶為主，器型有鬲、斝、罐、盆等，紋飾以籃紋、繩紋為主。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鏟等，多為生產工具。骨器有骨針、骨錐等，可能用于紡織或縫紉。這些伴生器物為研究石峁文化的社會生活、生產方式等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也有助于了解玉器在當時社會中的使用場景和功能。3.2石峁文化玉器的種類與造型石峁文化玉器種類豐富多樣，涵蓋了禮器、工具和裝飾玉等多個類別，每種玉器都具有獨特的造型特點，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寓意和象征意義。3.2.1禮器類禮器在石峁文化玉器中占據重要地位，是當時人們宗教信仰和社會禮儀的重要載體，主要包括牙璋、鉞、戈、圭、璧等。牙璋是石峁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禮器之一，數量眾多且造型獨特。其基本形制為長體扁平，前端刃部內凹，刃部兩側的角尖一長一短，器體窄長，器體與柄相接的欄部兩側有外凸的扉齒，尾端有柄（或稱為內），柄的近欄一端皆有小圓孔。陜西省神木縣石峁遺址出土的第25號玉璋，墨玉質地，油黑如漆，唯刀口薄處色呈深茶色，器表有白色蝕斑。長體扁平肥寬，柄近似方形，首端呈內弧刃，一尖殘失，兩側雕出齒飾，像水牛頭上部正視輪廓，該齒前方還雕有三個等距離的直立小齒，通體拋光。從欄部兩側扉齒的復雜程度來看，石峁牙璋可分為A、B兩型。A型牙璋的扉齒較為簡單，僅在璋體與柄的交界處向外伸出一個扉齒，這類璋在石峁發現較多，長度在30厘米以上的有15件，30厘米以下的為6件，最長的接近40厘米，最短的只有24.7厘米。B型牙璋的扉齒制作得十分復雜，伸出的多個細小齒牙排列規則，錯落有致，并兩側對稱，之間或劃細線相連，形制類似于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大型牙璋。B型牙璋的刃部多內凹較甚，有的呈深“V”字形，并且牙璋的體量明顯大于A型，長度均超過30厘米，最大的一件約為50厘米，其時代應晚于龍山時期。牙璋在古代可能與祭祀、軍事等活動相關，《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石峁牙璋的大量出土，反映出其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可能是權力和身份的象征，用于祭祀天地、祖先或在軍事行動中彰顯權威。玉鉞在石峁玉器中也有一定數量，其基本形制為平面近長方形，可分為兩型。A型的器身較長，長寬比為2∶1左右；B型則為短體鉞，長寬比為1∶1左右。背部正中均有孔，有的為雙孔，刃部多數較直，或微外弧。這些玉鉞的形制是整個黃河流域龍山時代最為流行的款式，黃河中游的陶寺文化和下游的大汶口—龍山文化都有較多發現。玉鉞最初可能源于實用的石斧，后來逐漸演變為象征權力和地位的禮器。在石峁文化中，玉鉞可能是部落首領或貴族擁有的器物，代表著他們對軍事和政治權力的掌控，在祭祀和重要儀式中也可能發揮著重要作用，用于顯示持有者的尊貴身份和權威。玉戈皆為直內戈，其造型特點為援部細長，有中脊，前鋒尖銳，內呈長方形，有穿孔。玉戈在石峁文化中可能作為儀仗類兵禮器，具有象征軍事權力和戰爭的意義。雖然玉戈在實際戰斗中可能并不實用，但它作為一種禮儀性兵器，在祭祀、慶典等場合中，能夠展示持有者的軍事地位和威嚴，體現了當時社會對軍事力量的重視。玉圭數量較多，一般為長條形，平首或尖首，下端有柄。玉圭在古代被視為瑞玉，是一種重要的禮器，象征著身份、地位和權力。石峁文化中的玉圭可能用于祭祀、朝聘等禮儀活動，不同形制和規格的玉圭可能代表著不同的等級和身份，反映了當時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璧環類玉器有普通型玉璧和牙璧的區別。普通型璧有大孔和小孔的區別，或可分別為璧和環。發現的牙璧主要為三牙，中部的圓孔較大，邊肉較窄，或在牙與牙之間有不明顯的扉齒，扉齒的型式和結構，也是判定牙璧時代的依據之一。玉璧在古代文化中通常與天相關聯，是祭天的禮器，象征著天地宇宙的秩序和和諧。石峁文化的玉璧可能用于祭祀天神、祈求風調雨順等活動，體現了當時人們對自然神靈的敬畏和崇拜。牙璧則具有獨特的造型，其齒狀突出可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有學者認為牙璧與太陽崇拜有關，齒狀突出代表著太陽的光芒，在石峁文化中，牙璧可能在宗教儀式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用于溝通天地神靈。3.2.2工具類工具類玉器在石峁文化中也有一定的數量，雖然部分玉器可能已失去實際的工具功能，但它們的造型與實用工具相似，反映了當時的生產生活狀況，主要包括刀、鐮、斧、鏟、錛等。石峁玉刀分多孔刀、切刀和鐮刀三種。多孔刀共出土十余件，均作長條形，刃在較長的一邊，背平直稍厚，近背處和安柄的地方鉆孔以穿繩捆綁，有二孔、三孔、四孔、五孔之分。其中A型為多孔玉刀，個體多較寬較長，長度均超過30厘米，最長的一件超過50厘米，背部多穿三孔，不少一端中部另加一孔，形成所謂“3＋1”的布孔格局。B型為雙孔玉刀，相對較窄較短，近背部一側穿雙孔，長度多在20厘米左右。多孔玉刀的造型可能與當時的農業生產或戰爭活動有關，其較大的尺寸和多孔的設計，便于安裝長柄，可用于收割莊稼或作為武器使用。切刀一般寬短，刃在一邊，和現代廚刀相似，可能是炊具或切草工具。鐮刀即短型多孔刀，二穿或一穿，用手握持使用，以收割谷穗或刮治獸皮。玉斧有帶柄斧和手斧之分。帶柄斧的造型特點是斧身與柄結合，柄部可能有穿孔或凹槽，以便安裝木柄，這種設計使得玉斧在使用時更加省力和高效，可用于砍伐樹木、加工木材等活動。手斧則相對較小，可直接手持使用，可能用于一些精細的木工操作或小型的砍伐任務。玉斧在石峁文化中不僅是實用工具，還可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代表著力量和勞動，在一些儀式或祭祀活動中，可能被用作祭品或象征物。玉鏟分長柄形鏟和a形鏟兩種。a形鏟又稱板鏟，可安直柄作鏟，也可裝橫柄作刀，具刀與鏟的兩種功能。長柄形鏟的鏟身較長，柄部也較長，適合用于挖掘、翻土等農業生產活動。a形鏟的造型較為獨特，其功能的多樣性反映了石峁先民在生產實踐中的智慧和創造力。在石峁遺址中，玉鏟不僅出土于普通的生活遺跡，還在外城東門址的墻體中被發現，這些玉鏟被平行“插”在石頭縫中間，和兩側石壁之間有草拌泥填充，這種特殊的放置方式表明玉鏟在當時可能具有特殊的宗教或象征意義，或許與城墻的建造儀式、辟邪祈福等有關。錛為治木工具，其造型一般為長方形，一端有刃，刃部較窄。錛在石峁文化中用于木材加工，如修整木材、制作家具等，其存在反映了當時木工技術的發展和人們對木材的廣泛應用。雖然錛作為玉器可能更多地具有禮儀或象征功能，但它的造型與實用錛相似，體現了石峁文化對實用工具的重視和傳承。3.2.3裝飾玉類裝飾玉類玉器主要用于佩戴和裝飾，體現了石峁文化時期人們的審美觀念和藝術追求，包括牙璧、璜、笄等，還有一些人物、動物題材的玉雕件，以片雕為主。牙璧在裝飾玉類中較為獨特，前文已提及，它主要為三牙，中部圓孔較大，邊肉較窄，或在牙與牙之間有不明顯的扉齒。石峁文化遺址出土的玉牙璧，有的為白玉質，有褐色沁，扁平近似橢圓形，中穿孔，單面鉆孔，有不規則齒牙，玉質瑩潤，沁色自然，造型獨特；有的為玉髓質，呈晶亮的乳白色，有玻璃質的透明感，雜有紅色、黃色暈彩，環狀，周邊有三個齒狀突出，各齒間距相等，有的齒間還有缺刻。牙璧作為裝飾品，其獨特的造型使其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佩戴牙璧可能是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可能具有辟邪、祈福等寓意，滿足了人們的精神需求。玉璜是一種弧形的玉器，通常被認為是由半璧演化而來。石峁文化的玉璜造型多樣，有的呈簡單的弧形，有的則在邊緣或表面刻有紋飾。玉璜一般佩戴在胸前，作為一種裝飾品，它不僅具有美觀的作用，還可能與禮儀、身份地位相關。在一些文化中，玉璜被視為吉祥之物，佩戴玉璜可能寓意著平安、幸福等美好愿望。在石峁文化中，玉璜的佩戴可能也遵循一定的規則，不同材質、形制和紋飾的玉璜可能代表著不同的身份和等級。玉笄是古代用來固定發髻或冠的發飾。石峁遺址出土的鷹形玉笄，青白玉，青綠色，長條狀，立鷹形，從上至下劈開，僅存左半面。喙部彎曲成鉤狀，眼睛呈外凸橢圓形，頭后部雕出較短的卷冠，冠毛下和翅膀之間有刻紋，并向后折疊于翼中，右翼重疊左翼之上。翼羽毛以陽線紋來表現，羽毛末端呈卷曲的渦頭狀，足部陰刻出利爪，尾翼亦用陽線來表現。翼端稍稍隆起，并有從前至后貫通的細孔，基部變薄呈鑿刃狀。這件鷹形玉笄造型精美，將鷹的形態刻畫得栩栩如生，體現了石峁文化高超的雕刻技藝。玉笄不僅具有實用功能，還具有裝飾作用，佩戴精美的玉笄可以展示佩戴者的身份和審美品味。鷹在古代文化中往往象征著勇猛、力量和權威，鷹形玉笄可能還蘊含著佩戴者對這些品質的追求或向往。人物、動物題材的玉雕件以片雕為主，造型簡潔傳神。如石峁遺址出土的一件人頭像，玉髓質，白色，具有蠟脂光澤。以剪影手法琢出頭上有橢圓形發髻的人首側面形象，雙面平雕側面像。頭頂盤束高髻，圓團臉，鷹鉤大鼻，半張口，腮部鼓出。陰線刻出橄欖形目紋，腦后有外凸的弧形耳朵，面頰透鉆一圓孔，細頸。這件人頭像玉雕簡潔而生動地表現了人物的面部特征和神態，可能與當時的祖先崇拜、宗教信仰有關。動物形玉雕有玉蠶、玉蝗等，它們的造型抓住了動物的主要特征，以簡潔的線條勾勒出動物的形態，體現了石峁文化對自然的觀察和理解。這些人物、動物題材的玉雕件作為裝飾品，不僅滿足了人們對美的追求，還可能具有一定的宗教或象征意義，成為人們表達情感和信仰的載體。3.3石峁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藝石峁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藝精湛，反映出當時高超的技術水平和獨特的文化內涵，其工藝過程涵蓋了選材、切割、鉆孔、打磨、雕刻等多個環節，每個環節都體現了石峁先民的智慧和創造力。石峁文化玉器的選材具有一定的特點和來源。石峁玉器的玉質主要有蛇紋石、透閃石-陽起石等。蛇紋石玉在石峁玉器中較為常見，其顏色多為墨綠、灰綠等，這種玉料質地相對較軟，易于加工，適合制作各種造型的玉器。透閃石-陽起石玉則質地細膩，硬度較高，呈現出白色等色澤，用其制作的玉器更加精美耐用。從玉料來源看，雖然陜北地區目前尚未發現明確的玉礦資源，但石峁文化玉器的玉料可能通過多種途徑獲取。一種可能是通過貿易與周邊玉礦資源豐富的地區進行交換，如甘肅、新疆等地在古代就有玉礦分布，石峁先民可能與這些地區存在貿易往來，從而獲得玉料；另一種可能是利用本地的一些玉石資源，雖然目前未發現大型玉礦，但不排除存在小型玉石礦脈或河灘玉石，石峁先民通過采集這些玉石來制作玉器。切割工藝是玉器制作的重要環節，石峁文化玉器在切割工藝上展現出較高的水平。從出土玉器的切割痕跡分析，石峁玉器可能采用了線切割和片切割相結合的方式。線切割是利用柔性的線狀物，如麻線、獸筋等，蘸上解玉砂，在玉料上反復拉動，通過解玉砂的摩擦作用來切割玉料。在一些玉器的表面，可以觀察到細微的弧線切割痕跡，這可能是線切割留下的。片切割則是使用片狀的工具，如石片、竹片等，對玉料進行切割。在石峁玉器中，一些玉鏟、玉刀等的邊緣較為平整，可能是采用片切割工藝制作而成。從切割的精度來看，石峁玉器能夠切割出薄厚均勻的玉片，最薄處僅0.03厘米，這表明當時的切割技術已經相當成熟，能夠滿足玉器制作的精細要求。鉆孔工藝也是石峁文化玉器制作的關鍵技術之一。石峁玉器的鉆孔工藝主要運用了管鉆和桯鉆技術。管鉆是使用空心的管狀物，如竹管、銅管等，蘸上解玉砂，在玉料上旋轉鉆孔。管鉆留下的鉆孔痕跡通常較為規整，孔徑大小較為一致，在一些玉璧、玉琮等玉器的穿孔中，可以看到明顯的管鉆痕跡。桯鉆則是使用實心的鉆具，如石鉆、木鉆等，對玉料進行鉆孔。桯鉆的鉆孔痕跡相對較深，孔壁可能會有一些螺旋狀的痕跡，在一些小型玉器的鉆孔中，桯鉆痕跡較為明顯。對于厚0.3厘米以上的玉器，石峁先民往往采用從兩面起鉆的方法，這樣可以避免鉆孔過程中出現偏差，保證鉆孔的準確性，在孔徑對接處往往會留下小小的臺面；對于更薄些的器物，則從一面鉆入，待將穿透時，從另一面敲開，在孔徑周圍留下細小炸裂紋，這種工藝雖然簡單，但需要較高的技巧，以確保玉器在鉆孔過程中不被損壞。打磨工藝使石峁文化玉器表面光滑細膩，展現出獨特的質感。石峁玉器的打磨工藝十分精細，從玉器表面的光澤和光滑度可以看出，當時可能使用了多種打磨工具和材料。打磨工具可能包括獸皮、木片、砂巖等，獸皮質地柔軟，能夠使玉器表面更加光滑；木片可以用于初步打磨，去除玉器表面的粗糙部分；砂巖則具有一定的硬度，可以對玉器進行精細打磨，使玉器表面呈現出光澤。在打磨過程中，石峁先民可能還使用了一些天然的研磨材料，如石英砂等，這些材料可以增強打磨效果，使玉器表面更加光潔。通過精細的打磨，石峁玉器的表面能夠達到很高的光滑度，如玉璧、玉璜等玉器的表面，即使在現代燈光下觀察，依然能夠呈現出溫潤的光澤。雕刻工藝是石峁文化玉器制作工藝的藝術體現，展現了當時高超的藝術水平。石峁玉器的雕刻工藝主要采用陰線刻、浮雕等技法。陰線刻是用尖銳的工具在玉器表面刻出線條，通過線條的組合來表現圖案和紋飾。在一些玉器的表面，可以看到細膩的陰線刻紋飾，如獸面紋、弦紋等，這些紋飾線條流暢，富有變化，體現了石峁先民精湛的雕刻技藝。浮雕則是在玉器表面凸起圖案和紋飾，使其具有立體感。石峁玉器中的一些人物、動物題材的玉雕件，常常采用浮雕技法，將人物和動物的形態刻畫得栩栩如生，如鷹形玉笄，通過浮雕技法，將鷹的喙部、眼睛、翅膀等部位表現得十分生動，展現了石峁文化對動物形態的敏銳觀察和藝術表現能力。石峁玉器的雕刻題材豐富多樣，包括人物、動物、幾何圖案等，這些題材不僅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生活和信仰，也體現了他們的審美觀念和藝術追求。石峁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藝反映了當時的技術水平和文化交流。其精湛的切割、鉆孔、打磨和雕刻工藝，表明石峁文化時期已經具備了高度發達的手工業生產能力，能夠制作出精美的玉器。玉器制作工藝的傳承和發展，也反映了石峁文化的延續性和創新性。石峁文化玉器在制作工藝上與周邊地區的文化存在一定的交流和影響。與山東龍山文化相比，石峁文化玉器在某些工藝上可能受到了龍山文化的影響，如鉆孔工藝和雕刻技法等，但石峁文化玉器也有自身的特點和創新，在玉器的造型和紋飾上展現出獨特的風格。這種文化交流和影響，促進了不同地區文化的融合和發展，為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格局奠定了基礎。3.4石峁文化玉器的功能與用途石峁文化玉器在當時社會生活中具有祭祀、禮儀、裝飾和身份象征等多種功能，這些功能與石峁文化的宗教信仰、社會制度和審美觀念緊密相連，深刻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和文化內涵。在祭祀活動中，石峁文化玉器扮演著重要角色，是溝通天地神靈的重要媒介。石峁遺址中玉器的出土位置多與祭祀遺跡相關，如城墻、祭祀坑等。在外城東門址的墻體中發現了玉鏟等玉器，這些玉器被平行“插”在石頭縫中間，和兩側石壁之間有草拌泥填充，這種特殊的放置方式表明玉鏟可能與城墻的建造儀式、辟邪祈福等祭祀活動有關。有學者認為，石峁人可能將玉石視為圣物，用玉器砌入城墻，期望能辟邪御敵，祈求風調雨順，展示出對神明的恐懼、崇拜和敬仰的復雜感情。在一些祭祀坑中也出土了玉器，如牙璋、玉璧等。牙璋作為石峁玉器中具有代表性的禮器，可能在祭祀山川、天地等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玉璧在古代文化中通常與天相關聯，是祭天的禮器，石峁文化的玉璧可能用于祭祀天神、祈求風調雨順等活動，體現了當時人們對自然神靈的敬畏和崇拜。這些玉器在祭祀活動中的使用，反映了石峁文化時期人們對神靈的信仰和對超自然力量的追求，認為通過玉器可以與神靈建立聯系，獲得神靈的庇佑和指引。在禮儀活動中，石峁文化玉器是重要的禮儀用品。在古代社會，禮儀活動是維護社會秩序、彰顯身份地位的重要方式，玉器作為禮儀用品，具有獨特的象征意義。石峁玉器中的牙璋、鉞、戈等儀仗類兵禮器，是權力和身份的象征。牙璋在石峁文化中數量眾多且造型獨特，《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表明牙璋在古代可能與軍事行動相關，石峁牙璋的大量出土，反映出其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可能是權力和身份的象征，用于在軍事行動中彰顯權威。玉鉞最初可能源于實用的石斧，后來逐漸演變為象征權力和地位的禮器，在石峁文化中，玉鉞可能是部落首領或貴族擁有的器物，代表著他們對軍事和政治權力的掌控，在重要儀式中也可能發揮著重要作用，用于顯示持有者的尊貴身份和權威。玉戈作為儀仗類兵禮器，具有象征軍事權力和戰爭的意義，在祭祀、慶典等禮儀場合中，能夠展示持有者的軍事地位和威嚴。這些玉器在禮儀活動中的使用，體現了石峁文化嚴格的等級制度和權力結構，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使用不同種類和規格的玉器，以顯示其在社會中的等級和地位。石峁文化玉器還具有裝飾功能。裝飾玉類玉器主要用于佩戴和裝飾，體現了石峁文化時期人們的審美觀念和藝術追求。牙璧、璜、笄等裝飾玉造型獨特，制作精美。石峁文化遺址出土的玉牙璧，有的為白玉質，有褐色沁，扁平近似橢圓形，中穿孔，單面鉆孔，有不規則齒牙，玉質瑩潤，沁色自然，造型獨特；有的為玉髓質，呈晶亮的乳白色，有玻璃質的透明感，雜有紅色、黃色暈彩，環狀，周邊有三個齒狀突出，各齒間距相等，有的齒間還有缺刻。玉璜造型多樣，有的呈簡單的弧形，有的則在邊緣或表面刻有紋飾。鷹形玉笄青白玉質，長條狀，立鷹形，喙部彎曲成鉤狀，眼睛呈外凸橢圓形，頭后部雕出較短的卷冠，翼羽毛以陽線紋來表現，羽毛末端呈卷曲的渦頭狀，足部陰刻出利爪，尾翼亦用陽線來表現，翼端稍稍隆起，并有從前至后貫通的細孔，基部變薄呈鑿刃狀，將鷹的形態刻畫得栩栩如生。這些裝飾玉佩戴在身上，不僅可以美化身體，還能展示佩戴者的審美品味和身份地位，滿足了人們對美的追求和精神需求。石峁文化玉器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在石峁文化社會中，玉器的擁有和使用與身份地位密切相關。高等級貴族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數量較多、種類豐富、制作精美，低等級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則相對較少且簡單。在石峁遺址的墓葬中，隨葬玉器的種類和數量明顯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份差異。一些大型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牙璋、玉鉞、玉璧等禮器，表明墓主人可能是部落首領或貴族階層，這些玉器代表著他們的權力、地位和財富。而小型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可能只有簡單的玉璜、玉笄等裝飾玉，說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較低。玉器作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石峁文化社會中起到了維護社會等級秩序的作用，不同身份的人通過佩戴和使用不同的玉器，來顯示其在社會中的地位和身份。石峁文化玉器的功能與用途體現了當時社會的宗教信仰、禮儀制度、審美觀念和社會等級結構。這些玉器不僅是物質文化的載體，更是精神文化的象征，對研究石峁文化的社會生活、意識形態和文明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對玉器功能與用途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石峁文化時期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為揭示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提供重要線索。四、二里頭文化玉器研究4.1二里頭文化玉器的出土情況二里頭文化玉器的出土主要集中在二里頭遺址，該遺址位于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是二里頭文化的核心遺址。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工作始于1959年，此后歷經多次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其中玉器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截至目前，考古發現的二里頭文化玉器約有120多件，出自16處遺址，而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器數量最多，有90多件。在二里頭遺址的25座墓葬中出土了約60件玉器，這些墓葬分布在遺址的不同區域，為研究二里頭文化玉器的分布和使用提供了重要線索。從出土時間來看，二里頭遺址各期均有玉器出土，但數量和種類存在差異。一期無玉器出土，這可能與當時的社會發展狀況、玉器制作工藝或遺址發掘范圍等因素有關。二期出土玉器11件，此時玉器種類相對較少，主要有玉戈、玉刀等，反映出二里頭文化玉器在早期階段的初步發展。三期出土玉器50件，是出土玉器數量最多的時期，玉器種類也更為豐富，出現了玉璋、玉柄形器、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等，表明二里頭文化玉器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快速發展，玉器制作工藝和文化內涵都達到了較高水平。四期出土玉器36件，玉器種類和數量雖有所減少，但仍延續了三期的一些特色玉器，如玉璋、玉戈等，這可能與二里頭文化在后期的發展變化以及社會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影響有關。出土玉器的墓葬規格和隨葬品組合與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密切相關。在二里頭遺址中，高等級貴族墓葬出土的玉器數量多、種類豐富、制作精美，而低等級墓葬出土的玉器則相對較少且簡單。2002年出土綠松石龍形器的墓葬，屬于二里頭文化二期，墓主人為成年男性，墓中隨葬品豐富，除綠松石龍形器外，還有玉鉞、玉戈、玉柄形器等玉器，以及銅器、陶器等其他隨葬品，表明墓主人具有較高的身份地位。1984年出土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的墓葬，同樣屬于高等級貴族墓葬，該銅牌飾制作精美，由青銅鑄出主體框架，其上以數百片綠松石拼合鑲嵌出獸面紋，出土時安放在墓主人胸部，顯示出墓主人的尊貴身份。而一些小型墓葬中，可能僅出土少量的玉飾件，如小玉珠、玉管等，說明墓主人的社會地位較低。這些墓葬中玉器與其他隨葬品的組合，也反映了當時的禮儀制度和社會等級觀念。玉鉞、玉戈等玉器常與銅器一起出土，體現了墓主人在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地位；玉柄形器、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等則可能與祭祀、禮儀活動相關，展示了墓主人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除二里頭遺址外，在其他一些與二里頭文化相關的遺址中也有玉器出土。河南鞏義花地嘴遺址出土了玉牙璋等玉器，這些玉器的造型和工藝與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器有一定的相似性，反映了二里頭文化玉器在周邊地區的傳播和影響。但這些遺址出土的玉器數量相對較少，種類也不如二里頭遺址豐富，可能與這些遺址的規模、性質以及在二里頭文化中的地位有關。一些遺址可能是二里頭文化的次級聚落，其玉器的制作和使用受到二里頭遺址的影響和制約。二里頭文化玉器的出土情況為研究其文化內涵、社會功能和發展演變提供了重要依據。通過對出土玉器的墓葬規格和隨葬品組合的分析，可以深入了解二里頭文化時期的社會等級制度、禮儀制度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況，為揭示二里頭文化的奧秘和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提供有力支撐。4.2二里頭文化玉器的種類與造型二里頭文化玉器種類繁多，涵蓋禮器、工具、裝飾品等多個類別，造型豐富多樣，且部分玉器的造型演變與當時的社會發展、文化傳承密切相關。4.2.1禮器類禮器在二里頭文化玉器中占據核心地位，是當時禮儀制度和社會等級的重要象征，主要包括牙璋、鉞、戈、圭、璧戚、柄形器和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等。牙璋是二里頭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禮器之一。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牙璋造型獨特，一般由器身、柄、闌組成。1980年出土的龍形牙璋，長48.1厘米、中寬11.4厘米，器型龐大，氣勢恢宏，闌部扉牙或表現張嘴的龍頭及龍身，造型精美。二里頭遺址五區出土的M3:4玉牙璋，青灰色，長54厘米，寬14.9厘米，厚0.8厘米，是迄今發現二里頭遺址四件牙璋中體積最碩大的一件。通體磨光，柄與器身一側各鉆一圓孔，器身一側的圓孔嵌一綠松石片。兩面磨刃，凹刃，兩闌均出扉牙。從刃端往首端看，整體呈寬度遞減的三段，分成璋體、扉牙、璋柄三部分，側呈三臺階。有兩處闌，前闌簡單，微后傾，后闌與神木齒耙形飾極似，兩闌間夾兩組小齒，組各二齒。耙飾靠柄側多出一齒，側看似張嘴的獸頭，開啟了二里頭玉璋之張嘴獸頭狀飾的先河。二里頭文化四期出土的M7:5玉牙璋，器長48.5厘米，寬8厘米，厚0.5厘米。在器身的下端與柄部之間有闌，闌部施刻密集的凹凸弦紋，在闌兩側邊施刻大小扉棱與密集的扉牙，并且左右兩兩相對，排列密集而工整，極具裝飾效果，是中原地區發現的形制最為復雜、制作工藝水平最高的玉牙璋。牙璋在二里頭文化中是高級貴族專用的禮器，隨著二里頭文化的擴張，將王權禮制的影響輻射到南中國和更廣大的區域，其傳播模式反映出廣域王權制度在東亞數千公里范圍內的波及，也印證了二里頭政權成為此廣域政治核心的代表。玉鉞在二里頭文化玉器中也有一定數量，其造型與石峁文化玉鉞有相似之處，但也有自身特點。二里頭文化玉鉞一般平面呈長方形，刃部較寬，多為弧形刃，背部有穿孔。有的玉鉞兩側有扉齒裝飾，增加了器物的裝飾性和美感。玉鉞在二里頭文化中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征，可能用于祭祀、軍事等重要儀式，體現了持有者對軍事和政治權力的掌控。玉戈是二里頭文化常見的禮器之一，造型特點為援部細長，有中脊，前鋒尖銳，內呈長方形，有穿孔。與石峁文化玉戈相比，二里頭文化玉戈的援部可能相對更寬一些。1975年二里頭遺址出土的一件玉戈，長30.2厘米，援部較寬，中脊明顯，內上有一穿孔，制作精美。玉戈在二里頭文化中作為儀仗類兵禮器，象征著軍事權力和威嚴，在祭祀、慶典等場合展示持有者的軍事地位。玉圭在二里頭遺址有出土，一般為長條形，平首或尖首，下端有柄。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圭，有的長21.1厘米、寬6.4厘米，有的長17.4厘米，寬4.4厘米。玉圭在古代是重要的禮器，象征著身份、地位和權力，在二里頭文化中可能用于祭祀、朝聘等禮儀活動，不同形制和規格的玉圭代表著不同的等級和身份。璧戚是二里頭文化特有的玉器，它是玉璧和玉戚的結合。1975年二里頭遺址六區M3出土的玉戚璧，長9.6厘米，寬9.1厘米。器身近圓形，中間為圓形大孔，兩側有扉齒，下部被切割為多齒狀外弧刃。該器物通體拋光，造型精美，是二里頭文化典型的有刃禮器之一。璧戚的出現，體現了二里頭文化玉器在造型上的創新，它既具有玉璧的圓形特征，又融合了玉戚的刃部和扉齒裝飾，可能在禮儀活動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柄形器是二里頭文化玉器中較為獨特的禮器。2001年二里頭遺址五區M1出土的玉柄形器，長10.3厘米，寬1.28厘米。采用減地浮雕、拋光等多種技法，四面分別雕出凸起的眼睛圖案，工藝精湛，制作精美。柄形器的功能往往比較神秘，多用作祭祀，在商代和西周時期也是常見的玉器之一。其形狀略似器柄，從商周時期玉器的普遍意義上觀察，它與禮儀有關，在二里頭文化中，柄形器可能在祭祀等禮儀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體現了當時人們對神靈的敬畏和對禮儀制度的重視。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是二里頭文化玉器中的精品。1984年出土的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出自高等級貴族墓葬，長16.5厘米、寬8-11厘米，器身以青銅鑄出主體框架，呈四角鈍圓，略呈亞腰形，兩側各有對稱環紐。其上以數百片綠松石拼合鑲嵌出獸面紋，做工精巧，絲絲入扣，雖歷經三四千年無一松動脫落。出土時安放在墓主人胸部，從兩側有對稱的穿孔紐可見，穿綴當系于主人胸前，應作為溝通天、地、神、人等的重要載體。這種銅牌飾將青銅與綠松石相結合，制作工藝復雜，體現了二里頭文化高超的工藝水平和獨特的審美觀念，在當時的禮儀活動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可能與宗教信仰、身份地位的彰顯有關。4.2.2工具類二里頭文化玉器中的工具類玉器，雖然部分可能已脫離實際生產功能，但它們的造型仍保留了實用工具的特點，反映了當時的生產生活狀況，主要包括鏟、鑿、鏃、紡輪等。玉鏟在二里頭文化玉器中造型較為規整，一般呈長方形，刃部較寬且鋒利。與石峁文化玉鏟相比，二里頭文化玉鏟的器身可能相對較短。玉鏟在當時可能用于農業生產中的挖掘、翻土等活動，雖然作為玉器，其更多地可能具有禮儀或象征功能，但它的造型與實用玉鏟相似，體現了二里頭文化對農業生產的重視和對實用工具的傳承。玉鑿造型一般為長條狀，一端有刃，刃部較為尖銳。玉鑿在二里頭文化中用于木材加工等活動，可對木材進行鉆孔、雕刻等操作，其存在反映了當時木工技術的發展。玉鏃是一種箭頭狀的玉器，造型較為尖銳，有的呈三角形，有的呈柳葉形。玉鏃在二里頭文化中可能用于狩獵或戰爭，雖然玉器質地相對較軟，不適合作為實際的武器使用，但玉鏃作為一種象征物，可能代表著當時的軍事力量或狩獵活動。紡輪是一種圓形的玉器，中間有穿孔，可插入木桿或竹桿。紡輪在二里頭文化中用于紡織活動，是當時人們制作紡織品的重要工具之一，其存在反映了二里頭文化時期紡織業的發展。4.2.3裝飾玉類裝飾玉類玉器在二里頭文化中體現了人們的審美追求和身份象征，包括圓箍形飾、環、鳥首玉飾、墜飾、尖狀飾、管等。圓箍形飾一般為圓形，中間有較大的穿孔，器身較薄。圓箍形飾可能用于佩戴在頭部或頸部，作為一種裝飾品，具有美化身體的作用，其造型簡潔，體現了二里頭文化時期人們對簡約美的追求。玉環造型簡單，為圓形，中間有孔。玉環在二里頭文化中可佩戴在手腕或頸部，是一種常見的裝飾品。不同材質和制作工藝的玉環可能代表著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制作精美的玉環可能為貴族所佩戴。鳥首玉飾造型獨特，以鳥首為主題，雕刻細膩，生動地表現了鳥的頭部特征。鳥首玉飾可能用于佩戴在衣服上或作為掛件，具有裝飾和象征意義。鳥在古代文化中往往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可能代表著吉祥、自由等，鳥首玉飾的出現，反映了二里頭文化時期人們對鳥的崇拜和喜愛。墜飾一般為小型玉器，形狀多樣，有圓形、方形、三角形等。墜飾可懸掛在衣服或其他物品上，作為一種裝飾品，增加物品的美觀度。墜飾的制作工藝和材質不同，也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審美差異和身份地位的不同。尖狀飾造型較為尖銳，可能用于佩戴在頭發上或作為其他裝飾品的一部分。尖狀飾的存在豐富了二里頭文化裝飾玉的種類，體現了當時人們在裝飾方面的多樣性和創新性。玉管一般為長管狀，中間有穿孔。玉管可串成串飾，佩戴在身上，作為一種裝飾品。玉管的制作工藝要求較高，需要保證管身的直度和穿孔的準確性，體現了二里頭文化玉器制作工藝的精細。4.3二里頭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藝二里頭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藝體現了當時高超的技術水平和獨特的文化特色，其工藝環節涵蓋了材質選擇、切割、鉆孔、雕刻、打磨等多個方面，每個環節都蘊含著豐富的技術信息和文化內涵。二里頭文化玉器在材質選擇上具有一定特點，玉料來源廣泛。二里頭遺址的玉器以閃石玉為主，包括透閃石、陽起石等。透閃石玉質地細膩，硬度較高，呈現出白色、青白色等色澤，常用于制作精美的玉器；陽起石玉則具有一定的韌性，顏色多為淺綠色、黃綠色等，也被廣泛應用于玉器制作。從玉料來源看，二里頭文化玉器的玉料可能通過多種途徑獲取。二里頭遺址位于中原地區，周邊地區如河南南陽獨山、遼寧岫巖等地都有玉礦資源，二里頭先民可能通過貿易、進貢等方式從這些地區獲取玉料。有研究認為二里頭文化玉器的玉料可能來自周邊的小型玉礦或河灘玉石，通過采集這些玉石來滿足玉器制作的需求。二里頭文化玉器中還出現了綠松石等其他材質，綠松石顏色鮮艷，質地堅硬，常用于制作裝飾品和鑲嵌物。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以青銅鑄出主體框架，其上以數百片綠松石拼合鑲嵌出獸面紋，做工精巧，體現了綠松石在二里頭文化玉器中的重要應用。切割工藝是二里頭文化玉器制作的重要環節，展現出較高的技術水平。二里頭文化玉器可能采用了片切割和線切割相結合的方式。片切割是使用片狀的工具，如石片、竹片等，對玉料進行切割。在一些玉器的表面，可以觀察到明顯的直線切割痕跡，這可能是片切割留下的。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璋、玉戈等玉器，其邊緣較為平整，可能是采用片切割工藝制作而成。線切割則是利用柔性的線狀物，如麻線、獸筋等，蘸上解玉砂，在玉料上反復拉動，通過解玉砂的摩擦作用來切割玉料。從一些玉器的切割痕跡分析，二里頭文化玉器在線切割時，能夠控制切割的方向和深度，使切割面較為光滑。在切割大型玉器時，二里頭先民可能會采用分段切割的方法，先將玉料切割成若干小塊，然后再進行拼接和加工，這種方法可以提高切割的效率和精度。鉆孔工藝在二里頭文化玉器制作中也至關重要。二里頭文化玉器的鉆孔工藝主要運用了管鉆和桯鉆技術。管鉆是使用空心的管狀物，如竹管、銅管等，蘸上解玉砂，在玉料上旋轉鉆孔。管鉆留下的鉆孔痕跡通常較為規整，孔徑大小較為一致，在一些玉璧、玉琮等玉器的穿孔中，可以看到明顯的管鉆痕跡。桯鉆則是使用實心的鉆具，如石鉆、木鉆等，對玉料進行鉆孔。桯鉆的鉆孔痕跡相對較深，孔壁可能會有一些螺旋狀的痕跡，在一些小型玉器的鉆孔中，桯鉆痕跡較為明顯。對于厚玉器，二里頭先民往往采用從兩面起鉆的方法，這樣可以避免鉆孔過程中出現偏差，保證鉆孔的準確性。在孔徑對接處，可能會留下小小的臺面，這是兩面起鉆的特征之一。二里頭文化玉器的鉆孔工藝還體現了對鉆孔位置和數量的精準控制，一些玉器上的鉆孔位置和數量與玉器的造型和功能密切相關，如牙璋上的鉆孔用于穿繩懸掛，其位置和數量都經過精心設計。雕刻工藝是二里頭文化玉器制作工藝的藝術體現，展現了當時高超的藝術水平。二里頭文化玉器的雕刻工藝主要采用陰線刻、浮雕和鑲嵌等技法。陰線刻是用尖銳的工具在玉器表面刻出線條，通過線條的組合來表現圖案和紋飾。在一些玉器的表面，可以看到細膩的陰線刻紋飾，如獸面紋、弦紋等，這些紋飾線條流暢，富有變化，體現了二里頭先民精湛的雕刻技藝。浮雕則是在玉器表面凸起圖案和紋飾，使其具有立體感。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柄形器，采用減地浮雕技法，四面分別雕出凸起的眼睛圖案，工藝精湛，制作精美。鑲嵌工藝是將綠松石等材料鑲嵌在玉器表面，形成精美的圖案。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以青銅鑄出主體框架，其上以數百片綠松石拼合鑲嵌出獸面紋，做工精巧，絲絲入扣，體現了二里頭文化鑲嵌工藝的高超水平。二里頭文化玉器的雕刻題材豐富多樣，包括獸面紋、花瓣紋、幾何圖案等，這些題材不僅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生活和信仰，也體現了他們的審美觀念和藝術追求。打磨工藝使二里頭文化玉器表面光滑細膩，展現出獨特的質感。二里頭文化玉器的打磨工藝十分精細，從玉器表面的光澤和光滑度可以看出，當時可能使用了多種打磨工具和材料。打磨工具可能包括獸皮、木片、砂巖等，獸皮質地柔軟，能夠使玉器表面更加光滑；木片可以用于初步打磨，去除玉器表面的粗糙部分；砂巖則具有一定的硬度，可以對玉器進行精細打磨，使玉器表面呈現出光澤。在打磨過程中，二里頭先民可能還使用了一些天然的研磨材料，如石英砂等，這些材料可以增強打磨效果，使玉器表面更加光潔。通過精細的打磨，二里頭玉器的表面能夠達到很高的光滑度，如玉璋、玉戈等玉器的表面，即使在現代燈光下觀察，依然能夠呈現出溫潤的光澤。二里頭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藝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發展和文化交流。其精湛的工藝水平表明二里頭文化時期已經具備了高度發達的手工業生產能力，能夠制作出精美的玉器。玉器制作工藝的傳承和發展，也反映了二里頭文化的延續性和創新性。二里頭文化玉器在制作工藝上與周邊地區的文化存在一定的交流和影響。與石峁文化相比，二里頭文化玉器在某些工藝上可能受到了石峁文化的影響，如鉆孔工藝和雕刻技法等，但二里頭文化玉器也有自身的特點和創新，在玉器的造型和紋飾上展現出獨特的風格。二里頭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藝還與當時的社會制度和宗教信仰密切相關，玉器作為禮器和裝飾品，其制作工藝的精湛程度體現了當時社會對禮儀和審美觀念的重視，玉器上的紋飾和圖案也可能與宗教祭祀等活動有關。4.4二里頭文化玉器的功能與用途二里頭文化玉器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承載著禮儀、宗教、裝飾和社會等級標識等多重功能，與二里頭文化的社會制度、宗教信仰以及審美觀念緊密相連，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風貌與精神內涵。在禮儀活動方面，二里頭文化玉器是重要的禮儀用品，是當時禮儀制度的物質載體，彰顯著社會等級和身份地位。牙璋作為二里頭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禮器之一，僅為高級貴族專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牙璋造型精美、器型龐大，如1980年出土的龍形牙璋，長48.1厘米、中寬11.4厘米，闌部扉牙或表現張嘴的龍頭及龍身，氣勢恢宏。牙璋隨著二里頭文化的擴張，將王權禮制的影響輻射到南中國和更廣大的區域，其傳播模式反映出廣域王權制度在東亞數千公里范圍內的波及，印證了二里頭政權成為此廣域政治核心的代表。玉鉞在二里頭文化中也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征，用于祭祀、軍事等重要儀式，體現了持有者對軍事和政治權力的掌控。玉戈作為儀仗類兵禮器，在祭祀、慶典等場合展示持有者的軍事地位和威嚴。這些玉器在禮儀活動中的使用，嚴格遵循著等級制度，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使用不同種類和規格的玉器，以顯示其在社會中的等級和地位。玉器在宗教祭祀活動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是溝通天地神靈的重要媒介。在二里頭文化中，玉器被認為具有神秘的力量，能夠傳達人們的祈愿和敬意。柄形器功能神秘，多用作祭祀，其形狀略似器柄，從商周時期玉器的普遍意義上觀察，它與禮儀有關，在二里頭文化中，柄形器可能在祭祀等禮儀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體現了當時人們對神靈的敬畏和對禮儀制度的重視。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出自高等級貴族墓葬，出土時安放在墓主人胸部，從兩側有對稱的穿孔紐可見，穿綴當系于主人胸前，應作為溝通天、地、神、人等的重要載體。該銅牌飾以青銅鑄出主體框架，其上以數百片綠松石拼合鑲嵌出獸面紋，做工精巧，絲絲入扣，雖歷經三四千年無一松動脫落，它在宗教祭祀活動中可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代表著墓主人與神靈的溝通和聯系。裝飾功能也是二里頭文化玉器的重要功能之一。裝飾玉類玉器主要用于佩戴和裝飾，體現了二里頭文化時期人們的審美觀念和藝術追求。圓箍形飾、環、鳥首玉飾、墜飾、尖狀飾、管等裝飾玉造型獨特，制作精美。圓箍形飾可能用于佩戴在頭部或頸部，玉環可佩戴在手腕或頸部，鳥首玉飾可能用于佩戴在衣服上或作為掛件，墜飾可懸掛在衣服或其他物品上，尖狀飾可能用于佩戴在頭發上，玉管可串成串飾佩戴在身上。這些裝飾玉不僅可以美化身體，還能展示佩戴者的審美品味和身份地位，滿足了人們對美的追求和精神需求。二里頭文化玉器還是社會等級的象征，與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密切相關。在二里頭遺址中，高等級貴族墓葬出土的玉器數量多、種類豐富、制作精美，而低等級墓葬出土的玉器則相對較少且簡單。2002年出土綠松石龍形器的墓葬，屬于二里頭文化二期，墓主人為成年男性，墓中隨葬品豐富，除綠松石龍形器外，還有玉鉞、玉戈、玉柄形器等玉器，以及銅器、陶器等其他隨葬品，表明墓主人具有較高的身份地位。而一些小型墓葬中，可能僅出土少量的玉飾件，如小玉珠、玉管等，說明墓主人的社會地位較低。玉器作為社會等級的象征，在二里頭文化社會中起到了維護社會等級秩序的作用，不同身份的人通過佩戴和使用不同的玉器，來顯示其在社會中的地位和身份。二里頭文化玉器的功能與用途體現了當時社會的禮儀制度、宗教信仰、審美觀念和社會等級結構。這些玉器不僅是物質文化的載體，更是精神文化的象征，對研究二里頭文化的社會生活、意識形態和文明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對玉器功能與用途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二里頭文化時期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為揭示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提供重要線索。五、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的比較分析5.1種類與造型的比較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在種類和造型上既有相似之處，也存在明顯差異，這些異同反映了兩種文化之間的聯系與各自獨特的文化內涵。在種類方面，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有許多共有的類型。禮器類中，兩者都有牙璋、鉞、戈、圭等。牙璋是兩種文化玉器中具有代表性的禮器，石峁文化牙璋數量眾多、形制多樣，刃部兩側的角尖一長一短，器體窄長，器體與柄相接的欄部兩側有外凸的扉齒；二里頭文化牙璋造型也較為獨特，一般由器身、柄、闌組成，闌部扉牙裝飾精美。鉞在兩種文化中均為扁平長方形，背部有孔，刃部多數較直或微外弧，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征。戈皆為直內戈，援部細長，有中脊，前鋒尖銳，內呈長方形，有穿孔，作為儀仗類兵禮器，象征著軍事權力。圭一般為長條形，平首或尖首，下端有柄，用于祭祀、朝聘等禮儀活動。工具類玉器中，石峁文化和二里頭文化都有鏟、刀等。石峁玉鏟分長柄形鏟和a形鏟兩種，a形鏟具刀與鏟的兩種功能；二里頭文化玉鏟造型較為規整，一般呈長方形，刃部較寬且鋒利。石峁玉刀分多孔刀、切刀和鐮刀三種，多孔刀有二孔、三孔、四孔、五孔之分；二里頭文化玉刀雖未明確分類，但在造型上與石峁玉刀有相似之處，可能也具有多種功能。然而，兩種文化玉器在種類上也存在一些差異。石峁文化玉器中有牙璧、琮等，而二里頭遺址未見璧、牙璧。石峁文化的牙璧主要為三牙，中部圓孔較大，邊肉較窄，或在牙與牙之間有不明顯的扉齒；琮則為外方內圓的柱狀體，表面可能刻有紋飾。二里頭文化玉器中有璧戚、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等，石峁文化不見璧戚。璧戚是二里頭文化特有的玉器，它是玉璧和玉戚的結合，中間為圓形大孔，兩側有扉齒，下部被切割為多齒狀外弧刃；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則是將青銅與綠松石相結合，制作工藝復雜，是二里頭文化玉器中的精品。在造型方面，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具有一些相似的特征。兩者的玉器都具有形體大、器體薄的特點。石峁文化的多孔玉刀，個體多較寬較長，長度均超過30厘米，最長的一件超過50厘米；玉鏟有的厚度極薄，最薄處僅0.03厘米。二里頭文化的牙璋、玉戈等玉器也體型較大，如1980年出土的龍形牙璋，長48.1厘米、中寬11.4厘米；1975年出土的玉戈，長30.2厘米。兩種文化玉器均是以片狀玉為主，有少量淺浮雕玉。石峁文化玉器中的人物、動物題材玉雕件多以片雕為主，如人頭像、鷹形玉笄等；二里頭文化的玉柄形器、鳥首玉飾等也采用片雕工藝，部分玉器運用減地浮雕等技法，如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以青銅鑄出主體框架，其上以數百片綠松石拼合鑲嵌出獸面紋，呈現出淺浮雕效果。兩種文化玉器在造型上也有明顯的差異。石峁文化玉器造型較為古樸，裝飾相對簡潔。石峁文化的牙璋雖然數量多、形制多樣，但整體風格較為古樸，欄部扉齒相對簡單；玉鉞、玉戈等禮器的造型也較為簡潔，注重實用性和功能性。二里頭文化玉器造型則更為精致，裝飾華麗。二里頭文化的牙璋數量少，但裝飾精致，闌部扉牙裝飾復雜，如二里頭遺址四期出土的M7:5玉牙璋，闌部施刻密集的凹凸弦紋，兩側邊施刻大小扉棱與密集的扉牙，排列密集而工整。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制作工藝精巧，絲絲入扣，將青銅與綠松石完美結合，展現出華麗的裝飾風格。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種類與造型異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文化傳承角度來看，兩種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存在一定的聯系，石峁文化早于二里頭文化，二里頭文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石峁文化玉器的種類和造型傳統。在禮器類玉器中，牙璋、鉞、戈、圭等的共通性，反映了兩種文化在禮儀制度和宗教信仰方面可能存在的傳承關系。從社會發展角度分析，二里頭文化時期社會發展更為成熟，等級制度更加嚴格，玉器作為禮儀和身份的象征，其造型和裝飾更加精致華麗，以體現統治階級的權威和地位。二里頭文化玉器中出現的璧戚、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等獨特種類，可能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密切相關。自然環境和資源條件也對玉器的種類和造型產生影響。石峁文化位于陜北地區，自然環境相對惡劣，其玉器造型可能更注重實用性和堅固性；二里頭文化地處中原，資源豐富，為玉器制作提供了更多的材料和技術支持，使得玉器造型更加多樣化和精致化。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種類與造型的異同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這些異同反映了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以及各自獨特的文化特色。共有的玉器種類和相似的造型特征，表明兩種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文化傳播和交流，促進了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不同的玉器種類和造型風格，則體現了兩種文化在地域、社會、宗教等方面的差異，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涵。通過對兩種文化玉器種類與造型的比較研究，可以深入了解當時的社會結構、宗教信仰、審美觀念等，為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提供重要線索。5.2制作工藝的比較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在制作工藝上既存在相同點，也有著明顯的差異，這些異同反映了兩種文化在技術傳承、發展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情況。在制作工藝的相同點方面，石峁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玉器在選材上都注重玉料的質地和色澤。石峁文化玉器的玉質主要有蛇紋石、透閃石-陽起石等，蛇紋石玉顏色多為墨綠、灰綠等，透閃石-陽起石玉質地細膩，硬度較高，呈現出白色等色澤。二里頭文化玉器以閃石玉為主，包括透閃石、陽起石等，透閃石玉質地細膩，呈現出白色、青白色等色澤，陽起石玉顏色多為淺綠色、黃綠色等。兩者都根據玉料的特點來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