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28年，深秋的灞橋邊，枯黃的柳條在風中搖曳，如無數雙揮別的手。五十七歲的劉禹錫又一次被貶離長安，遠赴蘇州任刺史。車輪碾過青石板，轔轔作響，在長安的暮色中顯得格外孤寂。他掀開車簾回望，巍峨的朱雀門已模糊在暮靄里。二十四年了，命運何其相似——他再次被逐出這權力的中心。然而，這一次，他的眼中沒有當年與柳宗元分別時的悲愴，反而燃燒著一團火，一團燃燒了二十多年的不屈之火。他放下車簾，大聲唱誦起那首震動京城的詩：“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再游玄都觀》）聲音在狹小的車廂里回蕩，帶著一種凜然的快意。這哪里是貶謫之人的哀嘆？分明是睥睨群小的戰歌！劉禹錫用“前度劉郎”宣告了自己的永不屈服，宣示著對不公命運與宵小之徒的蔑視與嘲諷。時間倒流回十四年前，公元815年的春天。長安玄都觀內，千樹桃花灼灼盛放，游人如織。剛剛結束十年貶謫生涯、奉詔回京的劉禹錫，與好友柳宗元等人同游此地。看著眼前這刻意營造的“太平”盛景，聯想到永貞革新失敗后那些靠逢迎投機而飛黃騰達的“新貴”，一股辛辣的諷刺涌上心頭。他揮毫在觀壁上題下那首著名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結果這首詩馬上爆火，如平地驚雷炸裂了長安官場。“桃千樹”影射那些在他被貶后靠著攀附權貴才得勢的新貴小人；“盡是劉郎去后栽”，一句道破這些人的根基淺薄與得位不正。詩意直指當朝權貴，辛辣無比。說大實話的結果可想而知，劉禹錫的“真誠”換不來諒解，他的爽直也不會得到稱贊，畢竟那個開放包容的盛唐已然過去，他能得到的只是當權者惱羞成怒的報復。他與柳宗元等人旋即再遭貶謫，被趕出京城，遠放播州（后改連州）。十四年后的公元828年，經歷宦海沉浮、再次回到長安的劉禹錫，重游玄都觀。當年灼灼的桃林早已蕩然無存，只剩下滿庭荒苔和零落的菜花。他再次提筆，寫下那首《再游玄都觀》。面對曾經迫害他的勢力，他毫無妥協之意：“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昔日種桃弄權之人今又何在？而我劉禹錫，又回來了！這絕非簡單的懷舊，而是擲地有聲的宣言：時間證明了正義，證明了小人的虛妄，更證明了他劉禹錫風骨的不朽！兩次題詩玄都觀，跨越十四載光陰，劉禹錫表面上是在寫詩反思倏然而逝的歲月人生，其實是展現了一番穿透歷史煙云的生命姿態，宣告著對政敵與群小的永不妥協。為什么劉禹錫的詩詞作品，總透露著一種倔強，總是一種對抗的姿態呢？要理解劉禹錫貫穿一生的倔強與鋒芒，必須回溯他人生的轉折點——那場短暫卻影響深遠的“永貞革新”。公元805年，唐順宗李誦即位。這位胸懷壯志的皇帝，啟用以王叔文、王伾為首，劉禹錫、柳宗元等青年才俊為核心的政治集團，決心革除德宗朝以來的弊政：抑制宦官專權、削弱藩鎮勢力、罷除擾民的宮市和五坊小兒、試圖收回被宦官把持的兵權……劉禹錫作為核心成員，“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一時間成為革新急先鋒。然而，這場觸及既得利益集團根本的改革，如同在深潭投石，激起的不是漣漪，而是滔天巨浪。以俱文珍為首的宦官集團和盤踞地方的節度使勢力迅速反撲。僅僅一百四十余天后，順宗被迫“內禪”，皇位落入受宦官支持的憲宗李純手中。永貞革新宣告徹底失敗。隨之而來的是殘酷清算。王叔文被貶后賜死，王伾病死于貶所。劉禹錫、柳宗元等八人被貶為偏遠州郡的司馬，史稱“八司馬事件”。劉禹錫初貶連州刺史，赴任途中行至江陵，又被追加貶為更偏遠的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馬。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與人生斷崖，劉禹錫沒有像常人那樣在悔恨與恐懼中消沉，更沒有進行所謂的“深刻反思”。相反，他將矛頭直指黑暗的現實與得勢的群小。在著名的《華佗論》中，他借古諷今，痛斥當權者的狹隘與狠毒：“夫賢能不能無過……執柄者之恚，真可畏諸！亦可慎諸！”（《華佗論》）——賢能之人亦不能無過，但掌權者的憤怒，是多么可怕又可懼啊！這哪里是自責？分明是對迫害者最強烈的控訴與“指責”！在《武陵書懷五十韻》中，他更以“南狩非豺虎，西師盡犬羊”這樣鋒芒畢露的句子，將矛頭直指當權者及其爪牙。朗州司馬，一個近乎流放的閑職。在遠離政治中心的十年間（805-815年），劉禹錫沒有停止他的反擊與戰斗。他將一腔孤憤與批判精神，融入對楚地山川風物的觀察與思考，創作了大量極具戰斗力的寓言詩和政治諷刺詩，形成了獨特的“詩戰”風格。他目睹權宦顯貴如群蠅逐臭，寫下《聚蚊謠》，以令人厭惡的蚊蟲為喻：“沉沉夏夜蘭堂開，飛蚊伺暗聲如雷。嘈然歘起初駭聽，殷殷若自南山來。喧騰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聰者惑。露華滴瀝月上天，利觜迎人著不得。”將政敵比作在黑暗中喧囂、趁昏黑逞兇的蚊蟲，尖刻地揭露其丑態與危害。結尾更顯輕蔑與自信：“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待到秋風一起，這些宵小不過是鳥雀口中食！這預言般的自信，正是他不屈靈魂的寫照。他感于世道昏聵、賢愚顛倒，寫下《昏鏡詞》。詩中描述：“陋容多自欺，謂若他鏡明。瑕疵既不見，妍態隨意生。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傾城。”那些不敢面對真實（明鏡）的陋容者，偏偏喜愛能掩蓋瑕疵的昏鏡，沉醉于自欺欺人的幻影之中。這辛辣地諷刺了當朝統治者諱疾忌醫、粉飾太平、喜歡聽阿諛奉承的丑態。結尾更是點睛之筆：“飾帶以紋繡，裝匣以瓊瑛。秦宮豈不重，非適乃為輕！”——昏鏡被裝飾得再華麗，也不過是“非適乃為輕”，根本價值缺失！這既是對昏聵統治者的批判，也是對自我價值（如明鏡般耿直敢言）的肯定。在《養鷙詞》中，他以獵人豢養猛禽（鷙鳥）最終使其喪失捕獵本性為喻：“飲啄既已盈，安能勞羽翼？”影射朝廷對藩鎮的姑息養奸，導致其尾大不掉、禍亂國家。在《武夫詞》里，更直斥那些驕橫跋扈的藩鎮武夫：“依倚將軍勢，交結少年場。探丸害公吏，抽刃妒名倡。”控訴其仗勢欺人、為非作歹的惡行。朗州的山水沒有磨平他的棱角，反而成為他淬煉思想鋒芒的熔爐。這些寓言詩如同投向黑暗現實的一支支投槍匕首，犀利、冷峻，充滿了對時弊的深刻洞察和不妥協的批判精神。十年磨一劍，劉禹錫的反抗，已從政治事件的具體批判，升華為對整個時代病灶的深刻剖析與審判。元和十年（815年）因玄都觀詩案被貶連州（今廣東連縣）后，劉禹錫的貶謫之路并未停止。此后，他又輾轉于更為僻遠的夔州（今重慶奉節）、和州（今安徽和縣）擔任刺史。在這漫長的南荒歲月里，生活的困頓、環境的惡劣、理想的失落，從未壓垮他的脊梁。相反，他始終以一種昂揚的姿態，在詩文中堅守信念、高歌不屈、繼續戰斗。在連州，他以地方父母官的身份勤政愛民，推廣先進的農耕技術，興辦教育，深得民心。同時，他深入接觸南方風土民情，從中汲取靈感。《插田歌》以清新筆調描繪勞動場景，蘊含著對淳樸勞動者的贊美和對和平生活的向往，“時時一大笑，此必相嘲嗤”，勞動生活是多么閑適溫馨。在《莫徭歌》中，他寫下“海天殺氣薄，蠻軍步伍囂”，記錄了邊疆的緊張，表達了對和平的期盼。調任夔州期間，他深受當地民歌竹枝詞的滋養，創作了《竹枝詞九首》等清新婉轉又富含哲理的作品。其中“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竹枝詞二首·其一》），以諧音雙關（“晴”諧“情”）寫少女微妙情思，成為千古名句。這種對民間智慧的熱愛與吸收，體現了他精神世界的開闊與堅韌。然而，最集中體現他身處逆境而精神高揚、直面不公而絕不低頭的，莫過于在和州寫下的千古名篇《陋室銘》。當時他被當地勢利的知縣刁難，半年內三次更換住所，最后搬到一處僅能容膝的斗室。面對如此窘迫，劉禹錫非但沒有怨天尤人，反而揮毫寫下：“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他將物質的簡陋與精神的富足形成鮮明對比，以“德馨”傲視物質匱乏，以“鴻儒”之交蔑視趨炎附勢之徒。結句更是石破天驚：“孔子云：何陋之有？”——借圣人孔子之口，發出了對勢利小人和不公待遇最響亮的反擊與蔑視！《陋室銘》將個人遭遇的控訴，升華為對精神高貴與道德力量的禮贊，是對所有壓迫者無聲卻最具力量的抗議。他還在《秋詞二首》中寫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當世人皆悲秋傷懷，他卻從中看到生機與力量。那排云直上的白鶴，正是他沖破壓抑、追求自由精神的象征！在《浪淘沙九首·其八》中，他寫道：“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直接點明讒言如浪、遷客似沙的迫害，更以“真金”自喻，宣告無論經歷多少“千淘萬漉”，其價值終將閃耀！這些詩句，充滿了對讒言與迫害的蔑視和對自身信念的無比堅定。文宗大和年間（827年后），在裴度等故交的舉薦下，劉禹錫晚年終于回到相對安穩的東都洛陽，先后擔任太子賓客、秘書監分司等閑職。遠離了政治漩渦的中心，他晚年的生活看似平靜，但內心的鋒芒并未隨歲月消磨。他繼續以筆為武器，將矛頭指向更深遠的歷史縱深，以史論的形式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批判。《蜀先主廟》中，他贊頌劉備的仁德功業后，筆鋒陡轉：“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凄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借劉禪亡國的史實，深刻指出“得人”與“失人”（后代不肖）對國家興亡的關鍵作用，暗含對晚唐君主昏聵、后繼乏人的憂慮與批評。在《西塞山懷古》中，他面對西塞山古戰場，詠嘆三國東吳滅亡、西晉統一又速朽的歷史：“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以“山形依舊”對比“人世幾回傷往事”，將六朝興廢置于永恒的自然面前，揭示出割據分裂終將失敗、統一乃歷史大勢的深刻主題。“今逢四海為家日”看似頌揚當下統一，實則隱含著對晚唐藩鎮割據、中央權威衰微現狀的深深憂慮與無聲批判。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臨終前完成的《子劉子自傳》。在這篇自傳中，他回顧一生，特別是為永貞革新和王叔文正名。他高度評價王叔文：“其所施為，人不以為當非。”并痛切地指出自己政治理想未能實現的根本原因：“天與所長，不使施兮！”——將失敗歸咎于天命與時運不濟，歸咎于當道者的阻撓與時代的不容，而非自身過失。這最后的自白，再次鮮明地體現了其“與其反思自己，不如指責他人（時運、當權者）”的立場，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做出了不屈的蓋棺定論。公元842年秋，洛陽。七十一歲的劉禹錫病臥榻上。窗外，幾竿新竹在秋風中依然挺拔青翠。他或許想起了朗州司馬任上自己親手栽下的竹子，想起了那些以竹明志的詩句：“露滌鉛粉節，風搖青玉枝。依依似君子，無地不相宜。”（《庭竹》）竹子歷經風霜露滌，其節愈明，其枝愈勁，如同君子，無論身處何地皆能堅守本心。這，正是他一生的寫照。劉禹錫的一生，是“與其反思自己，不如指責他人”這一姿態在歷史長空下最悲壯、最高昂的演繹。他的“指責”，不是市井的抱怨，不是懦夫的推諉，而是建立在對真理的堅守、對信念的執著、對黑暗不妥協的抗爭之上。從永貞革新失敗后初貶朗州，到玄都觀題詩再貶遠州，再到輾轉南荒二十余載，直至晚年洛陽著史，他用一首首如投槍匕首般的詩文，將個人的坎坷命運轉化為對不公、對昏聵、對丑惡的無情揭露與控訴。他指責政敵如“飛蚊”、“昏鏡”；他指責藩鎮如“養鷙”、“武夫”；他指責歷史長河中導致國家敗亡的昏君庸主；他更指責那使他“天與所長，不使施兮”的時代命運！他的“指責”，是“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的自信宣言；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精神高地；是“前度劉郎今又來”的倔強回歸；是“晴空一鶴排云上”的自由翱翔！這聲音穿透千年，至今仍在我們耳邊錚錚作響。當后世無數人在命運的不公前選擇沉默、反思甚至屈服時，劉禹錫以他永不彎曲的脊梁和永不熄滅的詩筆，為我們樹立了一座精神的豐碑。他告訴我們：面對不義與壓迫，有時，與其懊悔不已默默反思自己，不如像他一樣，以不屈的姿態，發出那穿越時空的、永恒的反抗！直面壞人、看到本真，看到問題的實質——錯的根本不是我，為什么我要向他們低頭！王朔在《一點正經沒有》里所說，“你要小心這世上的壞人，他們都憋著勁教你學好，然后好由著他們使壞”。季羨林先生也說：“多少年后，我醒悟過來，終于發現了一個宇宙真理：每個單位都是小人的天下；正直的人總是少數，且無權勢；群眾的眼晴都是瞎的、勢利的，他們大部分情況下不會站在君子一邊。壞人是不會改好的，因為他不認為自己是壞人。”季老認為，壞人是呈現人性弱點的一面鏡子，它會暴露出人類的許多劣根性。而好人做錯事會受到良心譴責，會反省自身，不斷加強自己的道德修養。所以這個世界上，我們可以分辨出好人和壞人。因為壞人不愿意改好，好人則努力一直做好人。在電影《讓子彈飛》里，張麻子質問“好人就他媽應該被人拿槍指著？”可謂一語中的。好人就應該不斷“反思自己”，就應該像腐儒所宣揚的“吾日三省吾身”“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