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犯罪的法律透視與協同治理研究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在全球化與信息通信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跨國電信詐騙犯罪日益猖獗，中韓兩國均深受其害。電信詐騙作為一種非接觸式的犯罪形式，借助電話、網絡、短信等電信工具，通過編造虛假信息，設置騙局，對受害人實施遠程詐騙，騙取其財物。近年來，中韓跨國電信詐騙案件頻發，犯罪手段不斷翻新，涉案金額持續攀升，嚴重威脅兩國公民的財產安全與社會穩定。從實際案例來看，韓國慶尚北道地方警察廳曾破獲一起跨國電信詐騙案，犯罪團伙頭目李某等人于2015年3月2日至4月23日在中國吉林省延吉市開設詐騙電話窩點，冒充金融機構職員，向43名韓國人實施電信詐騙，騙取高達5.5億韓元（約合人民幣290萬元）。而在中國，也有諸多中國公民遭受來自韓國或與韓國相關的電信詐騙團伙的侵害。這些案件不僅給受害者帶來了巨大的財產損失，還對其精神和心理造成了嚴重創傷，影響了社會的信任體系和正常秩序。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犯罪的日益猖獗，凸顯了深入研究這一問題的緊迫性與重要性。從維護公民權益角度而言，此類犯罪直接侵害了中韓兩國公民的財產權益，使受害者陷入經濟困境，甚至引發家庭矛盾和社會問題。通過對犯罪特點、手段及法律規制的研究，能夠為公民提供更有效的防范措施和法律救濟途徑，切實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在促進司法合作方面，由于電信詐騙犯罪的跨國性，需要中韓兩國司法機關加強協作，共同打擊犯罪。研究如何完善司法協助機制、加強證據收集與移送、協調法律適用等問題，有助于提高跨國打擊電信詐騙犯罪的效率和效果，維護兩國司法主權和法律尊嚴。對于完善法律體系來說，面對不斷變化的電信詐騙犯罪手段和復雜的跨國犯罪情形，現有的法律規定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和局限性。深入研究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犯罪，能夠為兩國立法機關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提供理論支持和實踐依據，填補法律空白，增強法律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從而構建更加健全的法律體系來應對此類犯罪。1.2研究方法與創新點為深入剖析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犯罪的法律問題，本研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案例分析法是從大量實際發生的中韓跨國電信詐騙案例入手，如前文提及的韓國慶尚北道地方警察廳破獲的案件以及中國公民遭受相關詐騙的實例。通過對這些典型案例的詳細分析，深入了解犯罪的具體手段、流程以及在司法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包括證據收集的難點、法律適用的爭議等，從而為后續的理論研究和對策提出提供堅實的實踐基礎。比較研究法方面，對中國和韓國在電信詐騙犯罪法律規制上的異同進行對比。從立法層面，分析兩國刑法中關于電信詐騙犯罪的罪名設置、犯罪構成要件、刑罰種類及幅度等規定。在司法實踐方面，探討兩國在案件管轄、證據采信標準、司法協助機制等方面的差異與共性。通過這種比較，能夠清晰地認識到兩國法律制度的優勢與不足，為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和加強司法合作提供有益借鑒。文獻研究法是廣泛查閱國內外關于電信詐騙犯罪、跨國犯罪、國際司法協助等方面的學術文獻、法律法規、政策文件以及研究報告等資料。梳理和總結已有研究成果，了解當前學術界和實務界在該領域的研究動態和發展趨勢，掌握相關理論和實踐經驗，為研究提供全面的理論支撐，避免研究的盲目性和重復性。本研究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在研究視角上，緊密結合具體案例進行深入分析，與以往單純從理論層面探討電信詐騙犯罪法律問題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將理論與實踐深度融合。通過實際案例揭示法律問題的本質和根源，使研究成果更具現實針對性和實踐指導意義，能夠切實為解決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犯罪中的法律問題提供有效參考。在對策建議上，基于對中韓兩國法律制度和司法實踐的深入研究，提出具有針對性的跨國司法合作建議。充分考慮兩國在法律文化、司法體制等方面的差異，從完善法律制度、加強信息共享、優化司法協助流程等多個維度，構建全面且可行的跨國司法合作框架，為兩國共同打擊電信詐騙犯罪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二、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犯罪的現狀與特點2.1犯罪現狀近年來，中韓跨國電信詐騙案件呈現出高發態勢，給兩國社會經濟秩序帶來了嚴重破壞。從案件數量來看，據相關數據統計，2018-2022年韓國電信詐騙案件達22.7126萬起，雖然這些數據并非全部為中韓跨國電信詐騙案件，但其中涉及中國公民或與中國相關聯的案件占比不容小覷。在這些案件中，犯罪團伙利用各種手段，頻繁實施詐騙活動，使得案件數量持續上升。涉案金額方面，更是觸目驚心。2023年韓國電信詐騙案涉案金額同比增加35.4%，達到1965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0.7億元）。隨著詐騙手段的不斷升級和犯罪團伙的日益猖獗，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的涉案金額也在不斷攀升。部分大型詐騙案件的涉案金額高達數億韓元甚至更多，給受害者造成了巨大的財產損失。這些資金的流失不僅影響了個人的經濟狀況，還對兩國的金融秩序產生了沖擊，導致金融機構的運營成本增加，社會信用體系受到損害。從趨勢上分析，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犯罪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一方面，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電信詐騙的手段不斷翻新，犯罪團伙能夠利用更先進的技術手段進行詐騙活動，如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進行語音合成、利用網絡虛擬號碼進行通話等，使得詐騙行為更加隱蔽，難以被察覺和追蹤。另一方面，跨國犯罪的便利性也為電信詐騙提供了溫床。犯罪團伙可以利用兩國之間的法律差異和司法協作的不足，在兩國之間流竄作案，逃避打擊。一些犯罪團伙在韓國設立詐騙窩點，通過網絡和電話對中國公民實施詐騙，得手后迅速轉移資金，給兩國警方的偵查和追贓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這些中韓跨國電信詐騙案件嚴重威脅了兩國公民的財產安全。許多受害者因為被騙而陷入經濟困境，甚至傾家蕩產。一些老年人將自己的養老積蓄被騙走，生活陷入絕望；一些企業因遭受詐騙而資金鏈斷裂，面臨倒閉的風險。此類犯罪對社會穩定也造成了不良影響，破壞了社會的信任體系，引發了公眾的恐慌和不安，影響了社會的和諧與安寧。2.2常見詐騙類型2.2.1冒充類詐騙冒充駐外使領館、“公檢法”機關等實施詐騙是中韓跨國電信詐騙中較為常見的手段。在這類詐騙中，詐騙分子通常會利用國際電話，偽裝成使領館工作人員，以“有重要文件、包裹要領取”“涉嫌卷入洗錢案件”“簽證出現問題”等虛假理由，誘騙受害人。他們會進一步要求受害人通過WhatsApp、Skype等聊天軟件添加所謂“警官、檢察官”為好友，并簽署“保密協議”，還要求受害人每天定時匯報行蹤，以增加詐騙的真實性和迷惑性。例如，在駐韓國使館整理的案例中，詐騙分子冒充使領館工作人員，致電在韓中國公民，稱其有重要文件需領取，隨后以文件涉及違法事項為由，將電話轉接至假“警官、檢察官”。這些假執法人員會通過聊天軟件與受害人溝通，以線上筆錄為由套取個人信息，然后以需繳納“取保候審保證金”等借口，誘騙威脅受害人向指定賬戶轉款。受害人一旦轉賬，便會被拉黑，詐騙分子逃之夭夭。此類詐騙的流程具有一定的連貫性和迷惑性。首先，通過偽裝身份獲取受害人的初步信任，利用受害人對駐外使領館和“公檢法”機關的敬畏心理，讓受害人放松警惕。接著，在交流過程中逐步編造各種理由，誘導受害人按照他們的指示行動，最終達到騙取錢財的目的。這種詐騙方式的危害極大，不僅使受害人遭受直接的財產損失，還對其心理造成巨大壓力。許多受害人在被騙后，陷入自責、焦慮和恐懼之中，精神狀態受到嚴重影響。同時，此類詐騙也損害了駐外使領館和“公檢法”機關的形象和公信力，破壞了社會的信任基礎。2.2.2兼職、換匯與存折詐騙以兼職、換匯、借用存折為名實施的詐騙，也是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的常見類型，它們巧妙地利用了受害者的心理和法律漏洞，給受害者帶來了極大的損失。在兼職詐騙中，詐騙分子通常以“高薪、輕松、要求低”為誘餌，在社交軟件群、求職網站、留學生社區論壇等平臺發布極具吸引力的招聘廣告。一旦有人應聘，便會被迅速錄用，隨后被要求完成一些看似普通的任務，如“取文件包裹、運輸搬家麻袋、返還商品券、代收保險金、送流水單”等。但受害者往往渾然不知，這些任務實際上是在幫助詐騙分子轉移贓款，參與了電信詐騙的關鍵環節。例如，一名在韓中國留學生看到一則兼職廣告，聲稱只需幫忙取送文件，每單就能獲得高額報酬。他應聘后按照要求多次取送文件，結果在一次取送過程中被警方抓獲，才發現自己卷入了電信詐騙案件。此類詐騙利用了人們尤其是留學生或經濟困難者渴望輕松賺取高額報酬的心理，以及他們對招聘信息審核的疏忽，讓他們在不知不覺中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不僅可能面臨法律制裁，還會遭受經濟損失和名譽損害。換匯詐騙則主要抓住了人們追求高匯率、便捷換匯的心理。詐騙分子在網絡平臺發布“高匯率、高效率”的換匯廣告，吸引受害人。當受害人轉賬后，不法分子便以“跨國匯款延遲”“軟件維護”等借口拖延時間，隨后直接拉黑受害人，卷款而逃。還有一種情況是，詐騙分子將涉詐贓款轉至受害人賬戶，導致受害人因被動涉案，賬戶被凍結，本人被警方傳喚調查。比如，一位在韓中國公民看到網絡上的高匯率換匯信息，與對方聯系并轉賬后，對方卻以各種理由推脫，最終失聯。不久后，他的賬戶因接收了涉詐贓款被凍結，自己也被警方調查，不僅錢財損失，還陷入了法律糾紛。這種詐騙方式利用了個人間換匯存在違反韓《外匯管理法》的風險以及受害人對高匯率的貪念，使受害人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陷入陷阱。存折詐騙的作案方式相對簡單，但同樣具有欺騙性。詐騙分子會以高價借用受害人存折，或者讓受害人申請存折供他人使用，美其名曰“幫助非法滯留的同胞”。而實際上，他們會將電信詐騙贓款通過這些存折進行轉移、藏匿。一旦警方介入調查，受害人便會被傳喚，即使其主觀上對贓款不知情，但其借存折的行為客觀上參與了贓款轉移，仍會受到處罰。例如，在韓國，一些留學生或在韓務工人員因輕信他人，將自己的存折借給他人使用，結果被卷入電信詐騙案件，面臨法律責任。這種詐騙利用了受害人的善良和對法律后果的無知，使其在不經意間成為詐騙分子的幫兇，遭受法律的制裁和經濟上的損失。2.2.3“殺豬盤”詐騙“殺豬盤”詐騙是一種極具欺騙性和危害性的電信詐騙方式，在中韓跨國電信詐騙中也屢見不鮮。此類詐騙主要通過社交平臺展開，詐騙分子會精心打造虛假人設，在推特、Instagram、小紅書等社交平臺開設賬號，塑造“留學海歸、股市大神、獨立女性、企業高管”等形象，以此吸引受害人關注。以中國駐韓國大使館發布的典型案例來看，留學生A某通過某社交軟件的配對功能結識了自稱在澳洲留學的“女友”Linda。Linda頻繁向A某噓寒問暖，展示美照，兩人感情迅速升溫并確定戀愛關系。隨后，Linda稱自己在炒虛擬貨幣并展示盈利戰果，誘使A某一起投資。A某在Linda的引導下，通過其提供的鏈接下載App并充值，起初賺取小利，便逐漸深信不疑。在愛情攻勢下，A某先后轉賬30余萬元人民幣并將賬號交由Linda代管。然而，半個月后A某準備繳納學費時，發現提現功能受限，與客服交涉時又被要求追繳手續費、保證金，此時Linda也將其拉黑，A某才驚覺受騙。“殺豬盤”詐騙的特點十分顯著。首先，詐騙分子善于利用社交平臺的便捷性和廣泛性，精準尋找目標對象，通過長期的情感培養，建立信任關系，這一過程被形象地稱為“養豬”。其次，他們抓住受害人渴望獲取高額回報的心理，以投資理財、內幕消息等為由，誘導受害人投入資金，最終實現“殺豬”，騙取錢財。這種詐騙方式對受害者造成的傷害是多方面的。在經濟上，受害人往往損失慘重，多年積蓄可能瞬間化為烏有，像A某的30余萬元積蓄被騙走，這對其個人和家庭的經濟狀況產生了巨大沖擊。在心理上，受害者遭受了沉重的打擊，不僅是因為財產損失，更因為在情感上被欺騙，陷入自我懷疑和痛苦之中，對人際關系和社會產生不信任感，嚴重影響心理健康和生活質量。2.3犯罪特點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犯罪具有顯著的跨國性特點。犯罪團伙的成員往往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其作案窩點、服務器以及資金轉移渠道等也跨越國界分布。部分犯罪團伙在韓國設立詐騙窩點，利用韓國的通信網絡和金融體系，通過電話、網絡等方式對中國公民實施詐騙。他們還會將詐騙所得資金通過跨國銀行轉賬、虛擬貨幣交易等手段迅速轉移到其他國家或地區，以逃避警方的追蹤和打擊。這種跨國性使得犯罪行為更加復雜，增加了偵查和取證的難度。不同國家的法律制度、司法程序和執法標準存在差異，導致在跨境調查、證據收集和引渡犯罪嫌疑人等方面面臨諸多障礙。例如，在追蹤資金流向時，需要涉及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機構和監管部門，協調難度大，信息溝通不暢，容易延誤案件的偵破時機。此類犯罪還呈現出高度的組織性。犯罪團伙內部組織嚴密，分工明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犯罪產業鏈。通常包括策劃指揮者、話務人員、技術支持人員、洗錢人員等。策劃指揮者負責制定詐騙計劃、組織實施犯罪活動以及協調各環節之間的工作；話務人員按照精心編寫的詐騙劇本，通過電話、網絡等方式與受害人進行溝通，實施詐騙行為；技術支持人員則利用專業技術手段，如網絡電話、虛擬IP地址、加密通信軟件等，為詐騙活動提供技術保障，使其更加隱蔽和難以追蹤；洗錢人員負責將詐騙所得資金進行清洗，通過各種手段使其合法化，如通過開設虛假公司、利用地下錢莊、進行虛假貿易等方式轉移資金。以韓國慶尚北道地方警察廳破獲的案件為例，犯罪團伙頭目李某等人在延吉市開設詐騙電話窩點，組織話務人員冒充金融機構職員，向韓國公民實施詐騙，同時安排專人負責資金的轉移和洗錢工作，形成了一個分工明確、組織有序的犯罪團伙。這種高度組織化的犯罪模式，使得犯罪團伙的作案效率高，反偵查能力強，給司法機關的打擊工作帶來了巨大挑戰。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犯罪越來越智能化。犯罪團伙利用先進的技術手段，不斷翻新詐騙手法，提高詐騙的成功率和隱蔽性。他們運用人工智能技術進行語音合成，能夠模仿各種聲音，包括熟人的聲音、權威機構工作人員的聲音等，使受害人更容易上當受騙。通過網絡虛擬號碼進行通話，這些號碼可以隨意變換，難以追蹤到真實的身份信息。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精準定位目標人群，根據受害人的年齡、職業、興趣愛好等特點，制定個性化的詐騙方案，提高詐騙的針對性和成功率。一些詐騙團伙通過購買公民個人信息，了解受害人的生活狀況和消費習慣，然后有針對性地編造詐騙理由，如針對老年人，以保健品詐騙、養老金詐騙等方式為主；針對學生，以兼職詐騙、助學金詐騙等方式為主。這種智能化的犯罪手段，使得詐騙行為更加難以防范和識別，對司法機關的技術偵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犯罪還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犯罪團伙主要通過電話、網絡等非接觸方式實施詐騙，無需與受害人直接見面，這使得他們的身份和位置難以確定。他們利用網絡電話、加密通信軟件等工具，隱藏真實的電話號碼和IP地址，增加了偵查的難度。犯罪團伙在作案過程中，頻繁更換作案設備和通信方式，如使用一次性手機卡、VPN網絡等，以逃避警方的追蹤。在資金轉移方面，他們采用復雜的洗錢手段，通過多個賬戶、多種支付方式進行資金流轉，使得資金流向難以追蹤。一些犯罪團伙將詐騙所得資金分散到多個小額賬戶，然后通過網上購物、在線支付等方式進行消費，或者將資金轉移到境外的金融機構，使得警方在追贓挽損方面面臨很大困難。這種隱蔽性使得犯罪團伙能夠在較長時間內實施詐騙活動，逍遙法外，給受害者和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危害。三、中國與韓國關于電信詐騙犯罪的法律規制3.1中國法律規定中國對于電信詐騙犯罪的法律規制主要體現在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明確規定了詐騙罪：“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這一規定為電信詐騙犯罪的定罪量刑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其中，“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詐騙公私財物價值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各省級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可以結合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在上述規定的數額幅度內，共同研究確定本地區執行的具體數額標準，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備案。針對電信詐騙犯罪日益猖獗且呈現跨境化的趨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制定了《關于辦理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該意見對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活動的法律適用作出了更為詳細和針對性的規定。在犯罪集團認定方面，意見指出，通過提供犯罪場所、條件保障、武裝庇護、人員管理等方式管理控制犯罪團伙實施跨境電信網絡詐騙、敲詐勒索等犯罪活動，抽成分紅或者收取相關費用，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符合刑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應當認定為犯罪集團。這一規定有助于準確認定跨境電信詐騙犯罪組織的性質，對于打擊有組織的犯罪活動具有重要意義。在犯罪數額認定上，對于跨境實施的電信網絡詐騙、敲詐勒索等犯罪，確因客觀條件限制無法查明被害人的，可以依據賬戶交易記錄、通訊群組聊天記錄等證據，結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綜合認定犯罪數額。對于犯罪集團的犯罪數額，可以根據該犯罪集團從其管理控制的犯罪團伙抽成分紅或者收取費用的數額和方式折算。對于無法折算的，抽成分紅或者收取費用的數額可以認定為犯罪數額。這解決了跨境電信詐騙犯罪中犯罪數額難以查明的問題，為司法機關準確量刑提供了依據。意見還對一些特殊情形作出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參加境外詐騙犯罪集團或犯罪團伙，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行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所在犯罪集團、犯罪團伙的犯罪數額均難以查證，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年內出境赴境外犯罪窩點累計時間30日以上或者多次出境赴境外犯罪窩點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以詐騙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有證據證實其出境從事正當活動的除外。這一規定有效打擊了那些試圖通過難以查證犯罪數額來逃避法律制裁的犯罪分子，進一步完善了跨境電信詐騙犯罪的法律規制。3.2韓國法律規定在韓國，電信詐騙犯罪主要依據刑法及相關專門法律進行規制。韓國刑法對電信詐騙犯罪的量刑有著明確規定，根據犯罪性質與情節的不同，犯罪人可能面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并需繳納罰金。若情節特別惡劣，或涉及的詐騙金額極為龐大，刑期可能進一步延長，甚至達到十年乃至更長期限的監禁。從實際案例來看，在一些大型電信詐騙案件中，主犯往往因涉案金額巨大、造成的社會影響惡劣，而被判處較長刑期。如某起涉及金額高達數十億韓元的電信詐騙案，主犯被判處了十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在量刑標準細化方面，法院在量刑時會依據“形式性的量刑標準”，該標準根據涉案金額分為五個檔位。第一檔為未滿1億韓元，第二檔為1億-5億韓元，第三檔為5億-50億韓元，第四檔為50億-300億韓元，第五檔為300億韓元以上。中國人涉嫌電信詐騙的涉案金額大多集中在第一檔和第二檔，通常會以有期徒刑1年-7年為標準考慮量刑。最終判決還會結合“實務性的量刑標準”，即根據犯罪人在犯罪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來確定量刑。例如，電信詐騙的頭目一般會被判處5年-10年有期徒刑，組長（部門負責人）判4年-6年，客服人員判1年6個月-3年，取款/監督/送錢的人判1年-3年，跑腿/收集的人判2年以下，提供銀行存折等單純加入犯罪的人判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罰款。在某起電信詐騙案件中，犯罪團伙中的客服人員，由于其在犯罪活動中主要負責與受害人溝通，實施詐騙行為，根據其涉案金額處于第一檔，以及在犯罪中的角色，最終被判處了2年有期徒刑。除刑法外，韓國還制定了一系列專門針對電信詐騙犯罪的法律法規，如《電信業務法》和《電子商務交易法》等?！峨娦艠I務法》對電信運營商在防范電信詐騙方面的責任作出了明確規定。電信運營商有義務加強對電信網絡的安全管理，防止詐騙信息的傳播。運營商需要對異常的通信行為進行監測和預警，如大量發送不明來源的短信、頻繁撥打陌生號碼等行為，一旦發現，應及時采取措施，如暫停通信服務、向相關部門報告等。對于違反規定的電信運營商，將面臨嚴厲的處罰，包括高額罰款、暫停業務運營等。如果電信運營商未能有效阻止詐騙信息的傳播，導致大量用戶遭受損失，可能會被處以數百萬韓元的罰款，并被要求限期整改。《電子商務交易法》則主要針對電子商務領域的詐騙行為進行規范。在電子商務交易中，商家和平臺有責任保障消費者的信息安全和交易安全。商家不得通過虛假宣傳、欺詐等手段騙取消費者的錢財，平臺也需要對商家的資質進行嚴格審核，加強對交易過程的監管。若商家或平臺違反該法規定，參與或縱容電信詐騙活動，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包括賠償消費者的損失、被處以罰款，情節嚴重的，相關責任人還可能面臨刑事處罰。比如，某電商平臺上的商家利用虛假商品信息進行詐騙，平臺在接到消費者投訴后未及時處理，經調查核實后，該商家不僅被要求退還消費者的款項，還被處以了高額罰款，電商平臺也因監管不力受到了相應的處罰。3.3對比分析在罪名認定方面，中國將電信詐騙行為主要納入詐騙罪的范疇進行規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只要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公私財物的行為，都可認定為詐騙罪，電信詐騙只是詐騙犯罪的一種特殊形式，適用詐騙罪的相關規定。而韓國法律中沒有專門的“電信詐騙罪”罪名，網絡電信詐騙、金融詐騙、電話詐騙等在韓國統稱為“?????”，基本上以加入犯罪的表現形式來定罪。一般情況下定性為詐騙罪，在詐騙團伙擔任客服的人定性為犯罪團體加入罪或犯罪團伙活動罪，在詐騙團伙擔任跑腿、取錢、監督等角色，可能會被定性為詐騙罪、公文書偽造(及行使)罪、私文書偽造(及行使)罪、詐騙幫助罪。這種差異導致在司法實踐中，中韓兩國對電信詐騙犯罪的定性思路和依據有所不同，中國更強調詐騙行為的本質特征，韓國則更注重犯罪人在犯罪活動中的具體行為表現和角色定位。量刑幅度上，中國詐騙罪的量刑根據詐騙數額和情節分為不同檔次。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而韓國對于電信詐騙犯罪，根據犯罪性質與情節不同，犯罪人可能面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并需繳納罰金。若情節特別惡劣或涉及金額極為龐大，刑期可能延長至十年乃至更長期限的監禁。在實際量刑時，韓國法院還會依據“形式性的量刑標準”（根據涉案金額分為五個檔位）和“實務性的量刑標準”（根據犯罪人在犯罪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來綜合確定量刑。相比之下，中國的量刑幅度在數額標準上更為細化，且最高刑可至死刑；韓國則在量刑時更注重犯罪人的角色和涉案金額的綜合考量，最高刑為長期監禁。法律適用范圍方面，中國《關于辦理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了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活動的法律適用，包括犯罪集團認定、犯罪數額認定等內容。韓國雖然沒有專門針對跨境電信詐騙的特定法律，但在處理跨國電信詐騙案件時，同樣依據刑法及相關法律規定，同時可能涉及國際司法協助相關法律和程序。兩國在法律適用范圍上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對跨境犯罪的規定上，中國針對跨境電信詐騙制定了詳細的司法解釋，以應對日益增多的跨境犯罪情形；韓國則更多地依賴于國際司法協助和既有法律規定來處理跨境案件，在跨境犯罪法律規制的針對性和詳細程度上相對較弱。這些差異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律文化和傳統的不同是重要因素之一，中國法律體系受大陸法系和自身歷史文化影響，注重對犯罪行為本質的概括和統一規制；韓國法律在借鑒大陸法系的基礎上，結合本國國情，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法律體系，更注重對犯罪行為具體表現和角色的區分。司法實踐經驗和犯罪形勢的差異也起到了關鍵作用，中國電信詐騙犯罪數量眾多，跨境犯罪日益猖獗，促使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針對電信詐騙尤其是跨境電信詐騙制定詳細的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韓國電信詐騙犯罪同樣嚴峻，但在犯罪形式和跨境犯罪特點上與中國存在差異，導致其法律規制重點和方式有所不同。這些差異對中韓兩國打擊跨國電信詐騙犯罪帶來了一定影響。在司法協助方面，由于兩國法律規定不同，在引渡犯罪嫌疑人、證據交換、司法判決承認與執行等環節可能出現障礙，增加了司法協作的難度。法律適用差異可能導致對同一跨國電信詐騙行為的定性和量刑不同，影響司法公正性和一致性，也可能使犯罪分子利用兩國法律差異逃避打擊。為有效應對這些問題，中韓兩國需要加強司法交流與合作，增進對彼此法律制度的了解，通過簽訂雙邊司法協助條約、建立聯合執法機制等方式，協調法律適用，共同打擊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犯罪。四、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犯罪中的法律問題4.1管轄權沖突問題4.1.1屬地管轄與屬人管轄的沖突在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犯罪中，屬地管轄與屬人管轄的沖突時有發生，這給案件的處理帶來了諸多難題。以中國公民張某在韓國參與電信詐騙案為例，張某為中國國籍，他在韓國與其他同伙設立詐騙窩點，利用網絡電話對中國境內的多名受害人實施電信詐騙，涉案金額高達數百萬元。在這起案件中，根據屬地管轄原則，韓國作為犯罪行為實施地，對該案件具有管轄權。因為犯罪行為發生在韓國境內，韓國的法律秩序受到了侵害，韓國有權依據本國法律對犯罪行為進行調查和審判。而依據屬人管轄原則，中國作為張某的國籍國，也對該案件主張管轄權。中國認為，張某是中國公民，其行為損害了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違反了中國的法律，中國有責任對其進行管轄和制裁。這種沖突產生的原因主要源于兩國法律對管轄權的不同規定。中韓兩國在刑事管轄權的確定上，都遵循屬地管轄和屬人管轄等基本原則，但在具體適用上存在差異。在屬地管轄方面，雖然兩國都承認犯罪行為發生地或結果發生地的國家對案件具有管轄權，但對于“犯罪行為地”和“犯罪結果地”的界定存在細微差別。在某些復雜的電信詐騙案件中，犯罪行為可能涉及多個環節，不同環節發生在不同地區，對于哪個環節屬于關鍵的犯罪行為地，中韓兩國可能有不同的判斷標準。在屬人管轄方面，兩國對于本國公民在國外犯罪的管轄范圍和程度也存在不同的規定。這些法律規定的差異，使得在跨國電信詐騙案件中，中韓兩國容易在管轄權問題上產生爭議。管轄權沖突還可能受到國際司法合作的影響。在跨國犯罪中，國際司法合作對于解決管轄權沖突至關重要。然而，由于中韓兩國在司法體制、法律文化等方面存在差異，在司法協助過程中可能出現溝通不暢、程序繁瑣等問題，導致管轄權沖突難以得到有效解決。在引渡犯罪嫌疑人時，可能會因為兩國引渡條約的不完善、對引渡條件的不同理解等原因，使得犯罪嫌疑人難以被順利引渡到有管轄權的國家接受審判，從而加劇了管轄權沖突。4.1.2解決管轄權沖突的難點在跨國犯罪中，解決管轄權沖突面臨著諸多難點，這些難點嚴重阻礙了對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犯罪的有效打擊。證據收集是一個關鍵難點。電信詐騙犯罪主要通過電話、網絡等虛擬空間實施，證據多以電子數據的形式存在，具有易篡改、易滅失的特點。在跨國案件中，證據往往分散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涉及不同的網絡服務提供商和通信運營商。要獲取這些證據，需要中韓兩國司法機關進行密切協作，共同開展調查取證工作。但由于各國法律對證據的收集、保存和移送規定不同，在實際操作中存在諸多障礙。中國的證據收集程序和標準與韓國存在差異，中國司法機關按照本國法律程序收集的證據，在韓國可能不被認可，反之亦然。這就導致在證據交換和采信過程中，容易出現爭議和誤解，影響案件的辦理進度和質量。司法協助也是解決管轄權沖突的一大挑戰。中韓兩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開展了司法協助，但在實際操作中，仍存在諸多問題。司法協助的程序繁瑣，需要經過多個部門的層層審批，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從提出司法協助請求到最終得到執行，往往需要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這對于時效性要求較高的電信詐騙案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障礙。司法協助的范圍和內容也存在局限性，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如引渡犯罪嫌疑人、凍結和返還涉案資金等，兩國之間的合作還不夠深入和完善。有些情況下，由于法律制度的差異，韓國可能無法滿足中國提出的司法協助請求，或者中國對韓國的請求存在疑慮，導致司法協助難以順利進行。法律文化差異同樣給解決管轄權沖突帶來困難。中韓兩國有著不同的法律文化傳統，對犯罪的定義、性質和處罰方式存在不同的理解。在電信詐騙犯罪的認定和處理上，兩國的法律理念和價值取向有所不同。中國法律注重對犯罪行為的打擊和社會秩序的維護，強調對受害人權益的保護；韓國法律則在一定程度上更注重程序正義和人權保障。這種法律文化差異可能導致兩國在管轄權的行使和案件的處理上產生分歧。在判斷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時，兩國可能依據不同的法律原則和標準，使得案件的處理結果難以協調一致。這種分歧不僅影響了兩國司法機關之間的合作，也給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制裁提供了可乘之機。4.2法律適用差異問題4.2.1實體法適用差異中韓兩國在電信詐騙犯罪的實體法適用上存在顯著差異，這對案件處理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從犯罪構成要件來看，中國詐騙罪的構成強調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公私財物的行為。在電信詐騙案件中，只要犯罪嫌疑人實施了上述行為，達到相應的數額標準，即可構成詐騙罪。而韓國對于電信詐騙犯罪的認定，雖然也基于詐騙的基本構成，但在具體認定時更注重犯罪人在犯罪活動中的角色和行為表現。在電信詐騙團伙中，不同角色的犯罪人可能會被認定為不同的罪名，如客服人員可能被定性為犯罪團體加入罪或犯罪團伙活動罪，跑腿、取錢等人員可能被定性為詐騙罪、公文書偽造(及行使)罪、私文書偽造(及行使)罪、詐騙幫助罪等。這種差異導致在中韓跨國電信詐騙案件中，對于同一犯罪行為，兩國可能會依據不同的構成要件進行定性，從而影響案件的處理方向和結果。刑罰種類和幅度方面，中國詐騙罪的刑罰種類包括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無期徒刑、死刑（僅適用于數額特別巨大且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并處罰金或沒收財產。刑罰幅度根據詐騙數額和情節分為不同檔次，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韓國對于電信詐騙犯罪，根據犯罪性質與情節不同，犯罪人可能面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并需繳納罰金。若情節特別惡劣或涉及金額極為龐大，刑期可能延長至十年乃至更長期限的監禁。在量刑時，韓國法院還會依據“形式性的量刑標準”（根據涉案金額分為五個檔位）和“實務性的量刑標準”（根據犯罪人在犯罪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來綜合確定量刑。這種刑罰種類和幅度的差異，使得在處理跨國電信詐騙案件時，同一犯罪行為在兩國可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刑罰處罰，影響犯罪嫌疑人的權益和司法的公正性。在實際案件處理中，實體法適用差異帶來了諸多問題。在中韓跨國電信詐騙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可能會利用兩國法律的差異來逃避更嚴厲的制裁。如果中國公民在韓國實施電信詐騙，按照韓國法律可能被判處較輕的刑罰，而按照中國法律則可能面臨更重的處罰，犯罪嫌疑人可能會選擇在韓國接受審判，以減輕自己的刑事責任。這種情況不僅損害了司法的權威性，也無法對犯罪行為進行有效的懲治，難以給受害者一個公正的交代。不同的實體法適用還可能導致兩國司法機關在證據收集和認定上的差異，進一步增加了案件處理的難度。4.2.2程序法適用差異中韓兩國在刑事訴訟程序、證據規則、司法協助程序等方面存在差異，這些差異對跨國電信詐騙案件的辦理效率和公正性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刑事訴訟程序上，中國刑事訴訟遵循偵查、起訴、審判的基本流程。公安機關負責偵查案件，收集證據，檢察機關負責審查起訴，決定是否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則負責對案件進行審判，作出判決。在電信詐騙案件中，公安機關通過調查取證，鎖定犯罪嫌疑人，然后將案件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檢察機關審查后，認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依法進行審判。而韓國刑事訴訟程序在一些環節上與中國不同。韓國的偵查機關包括警察、檢察廳等，檢察廳在刑事訴訟中具有重要地位，不僅負責起訴，還對偵查活動進行指揮和監督。在一些電信詐騙案件中，檢察廳可能會更早介入偵查，對案件的偵查方向和證據收集提出指導意見。這種刑事訴訟程序的差異，可能導致在中韓跨國電信詐騙案件中，兩國司法機關在案件移送、偵查協作等方面出現協調困難，影響案件的辦理進度。證據規則方面，中韓兩國也存在不同。中國刑事訴訟中的證據規則強調證據的合法性、真實性和關聯性。證據必須通過合法的程序收集，具備真實性，且與案件事實具有關聯性，才能被法院采信。在電信詐騙案件中，對于電子證據的收集和審查，要求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確保證據的來源可靠、內容真實。韓國的證據規則在某些方面與中國存在差異。在證據的可采性上，韓國更注重證據的關聯性和實質性，對于一些傳聞證據等，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能被采納。在跨國電信詐騙案件中，當涉及到證據的移送和采信時，兩國不同的證據規則可能導致爭議。中國司法機關收集的電子證據，在韓國可能因為不符合其證據規則而不被采信，反之亦然，這對案件的審理和判決產生了不利影響。司法協助程序是解決跨國電信詐騙案件的關鍵環節，但中韓兩國在這方面也存在差異。中國與韓國在司法協助方面簽訂了相關條約和協議，包括刑事司法協助條約等，規定了兩國在引渡、送達文書、調查取證等方面的協助程序。在實際操作中，司法協助程序繁瑣，需要經過多個部門的層層審批，耗時較長。從中國向韓國提出司法協助請求，需要經過國內多個部門的審核，然后通過外交途徑傳遞給韓國相關部門，韓國相關部門再進行審批和執行，整個過程可能需要數月甚至數年。兩國在司法協助的范圍和內容上也存在局限性，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如引渡犯罪嫌疑人、凍結和返還涉案資金等，合作還不夠深入和完善。這使得在辦理中韓跨國電信詐騙案件時，司法協助難以高效開展，影響案件的辦理效率和公正性，無法及時有效地打擊犯罪，保護受害者的權益。4.3跨境追贓挽損問題4.3.1追贓挽損的法律障礙在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犯罪中，跨境追贓挽損面臨著諸多法律障礙，其中跨國資產轉移、金融監管差異以及法律制度不同是主要的阻礙因素。跨國資產轉移給追贓挽損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電信詐騙犯罪團伙為了逃避法律制裁，往往會在短時間內將詐騙所得資金迅速轉移到多個國家和地區，通過復雜的金融交易和洗錢手段，使資金流向變得極為復雜和隱蔽。他們可能利用地下錢莊、虛擬貨幣交易平臺、跨境電商等渠道進行資金轉移，將資金分散到多個賬戶，再通過層層轉賬和交易，最終使資金流向難以追蹤。犯罪團伙將詐騙資金轉移到韓國的地下錢莊，地下錢莊再通過與境外金融機構的合作，將資金轉移到其他國家的賬戶，然后利用虛擬貨幣交易平臺，將資金兌換成虛擬貨幣，進一步增加了資金追蹤的難度。這種跨國資產轉移的行為，使得司法機關在追贓過程中需要涉及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機構和監管部門，協調難度大，信息溝通不暢，導致追贓工作進展緩慢，甚至無法追回被騙資金。金融監管差異也是跨境追贓挽損的一大障礙。中韓兩國在金融監管體系、監管標準和監管手段等方面存在差異，這給追贓工作帶來了諸多不便。在金融監管體系上，中國實行分業監管模式，由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等多個部門分別對不同領域的金融活動進行監管；韓國則實行統一監管模式，金融監督院負責對整個金融市場進行監管。這種監管體系的差異，導致在跨境追贓過程中，兩國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存在困難。在監管標準上，兩國對金融機構的合規要求、交易監控標準等也有所不同。中國對金融機構的反洗錢監管較為嚴格，要求金融機構對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進行及時報告和調查；韓國在某些方面的監管標準可能相對寬松，這使得犯罪團伙有可能利用兩國監管標準的差異，通過在韓國的金融機構進行資金轉移，逃避中國的監管。監管手段上的差異也影響了追贓工作的開展。中國金融監管部門主要依靠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對金融交易進行監控；韓國則可能更側重于傳統的現場檢查和人工審核方式。這種監管手段的差異，使得兩國在信息共享和協同監管方面存在障礙，難以形成有效的追贓合力。法律制度不同是跨境追贓挽損面臨的另一重要法律障礙。中韓兩國在財產保全、資產返還等方面的法律規定存在差異，這給追贓挽損工作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在財產保全方面，中國法律規定，人民法院對于可能因當事人一方的行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決難以執行或者造成當事人其他損害的案件，根據對方當事人的申請，可以裁定對其財產進行保全、責令其作出一定行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為；當事人沒有提出申請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時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而韓國法律在財產保全的條件、程序和措施等方面與中國存在差異，這使得在跨境追贓過程中，中國司法機關申請的財產保全措施在韓國可能無法得到有效執行。在資產返還方面，兩國法律規定也不盡相同。中國法律規定，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返還。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韓國法律對資產返還的程序和條件有不同要求，中國司法機關在將韓國境內的涉案資產返還給中國受害人時，可能會遇到法律障礙，導致資產返還過程繁瑣、耗時較長，甚至無法實現資產返還。4.3.2實踐中的困難與挑戰在實際操作中，跨境調查取證、資產凍結扣押、返還程序等方面面臨著諸多困難和挑戰，嚴重影響了跨境追贓挽損的效果?？缇痴{查取證是追贓挽損的重要環節，但在實踐中卻困難重重。電信詐騙犯罪證據多為電子數據，這些證據存儲在服務器、電腦、手機等設備中，且可能分布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獲取這些證據需要中韓兩國司法機關的密切協作，但由于各國法律對證據收集、保存和移送的規定不同，使得調查取證工作面臨諸多障礙。在韓國，獲取電子證據需要遵循嚴格的程序，包括申請搜查令、由專業技術人員進行操作等。而在中國，電子證據的收集程序和標準與韓國存在差異，這就導致中國司法機關按照本國法律程序收集的電子證據，在韓國可能不被認可，反之亦然。由于語言、文化和司法體制的差異，兩國司法機關在溝通協調上也存在困難，影響了調查取證的效率和質量。在某起中韓跨國電信詐騙案件中，中國司法機關需要獲取韓國境內服務器中的電子證據，但由于兩國在證據收集程序上的差異，導致該證據的獲取過程歷經波折，耗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嚴重影響了案件的辦理進度。資產凍結扣押是防止涉案資金轉移的關鍵措施，但在跨境電信詐騙案件中，這一措施的實施也面臨諸多挑戰。不同國家的金融機構在資產凍結扣押的程序和要求上存在差異，這使得兩國司法機關在協調金融機構執行相關措施時遇到困難。在韓國，金融機構在接到司法機關的資產凍結扣押通知后，需要按照韓國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操作，包括核實通知的真實性、確認凍結扣押的范圍等。而中國司法機關在向韓國金融機構發出資產凍結扣押通知時，可能由于不了解韓國的法律程序和要求，導致通知的內容和形式不符合韓國金融機構的要求，從而影響資產凍結扣押措施的及時實施。一些犯罪團伙會利用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差和不同國家法律的漏洞，提前轉移涉案資金，逃避資產凍結扣押。他們會在司法機關采取措施之前，將資金轉移到不受監管或監管較弱的金融機構，或者通過復雜的金融交易將資金合法化，使得資產凍結扣押難以實現。返還程序方面同樣存在諸多問題。在中韓跨國電信詐騙案件中，涉案資產的返還涉及到兩國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協調，過程復雜且耗時較長。兩國在資產返還的條件、程序和方式等方面存在差異，需要雙方進行充分的溝通和協商。在確定資產的歸屬和返還對象時，可能會出現爭議。一些案件中，由于涉及多個受害人，且受害人均來自不同國家，如何合理分配涉案資產成為難題。返還程序的繁瑣也導致資產返還的效率低下。從韓國將涉案資產返還給中國受害人，需要經過多個部門的審核和批準，包括韓國的司法機關、金融監管部門以及中國的相關部門等，整個過程可能需要數月甚至數年時間，這使得受害人難以在短期內獲得應有的賠償，影響了追贓挽損的效果。五、中韓打擊跨國電信詐騙犯罪的合作實踐與困境5.1合作現狀中韓兩國在打擊跨國電信詐騙犯罪方面，已建立起一系列合作機制，并開展了諸多實際行動，在執法合作與司法協助等領域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執法合作方面，兩國警方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等平臺，積極共享電信詐騙犯罪情報，為案件偵破提供有力支持。2020年7月，多名韓國籍犯罪嫌疑人在天津市設立犯罪窩點，冒充韓國金融部門工作人員實施詐騙，涉案金額達9.95億韓元（約合580萬元人民幣）。韓國警方通報后，中國公安部迅速部署天津公安機關開展核查工作，成功打掉該電信詐騙犯罪窩點，并抓獲4名韓國籍犯罪嫌疑人。隨后，中方在完成相應調查后，依法將其遣送出境并移交韓方。這一案例充分體現了兩國警方在信息共享基礎上的高效協作，有效打擊了跨國電信詐騙犯罪。聯合執法行動也是中韓打擊跨國電信詐騙的重要舉措。兩國警方針對重大跨國電信詐騙案件，聯合開展調查、取證和抓捕行動，形成強大打擊合力。2013年6月，中韓警方達成共識，開展聯合追逃行動，相互協助緝捕在逃人員。截至目前，雙方已抓獲中韓在逃犯罪嫌疑人30名。通過聯合追逃，成功將一批涉嫌電信詐騙等犯罪的嫌疑人緝捕歸案，有力震懾了跨國犯罪行為。在司法協助領域，中韓兩國通過簽訂雙邊和多邊協議，加強在電信詐騙領域的情報交換、執法協作和技術交流。在證據收集與移送方面，兩國司法機關依據相關協議，相互協助獲取和移送涉及電信詐騙案件的證據。在某起跨國電信詐騙案件中，中國司法機關需要韓國境內的電子證據，韓國司法機關在接到請求后，按照協議規定的程序，及時收集并移送了相關證據，為案件的順利辦理提供了關鍵支持。在引渡犯罪嫌疑人方面，雙方依據相關法律和協議，積極開展引渡合作，確保犯罪分子得到應有的懲處。對于一些在兩國都被通緝的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通過引渡程序，將其引渡回本國接受審判，維護了法律的尊嚴和公正。5.2成功案例分析以2020年7月發生的韓國籍犯罪嫌疑人在天津實施電信詐騙一案為例，韓國警方在發現多名韓國籍犯罪嫌疑人在天津市設立犯罪窩點，冒充韓國金融部門工作人員實施詐騙后，迅速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等平臺，將相關情報通報給中國公安部。中國公安部高度重視，立即部署天津公安機關開展核查工作。天津公安機關迅速行動，組織專業警力，對該犯罪窩點展開深入調查。通過技術偵查、情報分析等手段，警方逐步摸清了犯罪團伙的組織結構、作案手法和人員活動規律。在掌握充分證據后，天津公安機關果斷采取行動，成功打掉了這一電信詐騙犯罪窩點，抓獲4名韓國籍犯罪嫌疑人。在整個偵查過程中，中韓警方保持密切溝通與協作，韓國警方積極提供犯罪線索和相關證據，協助中國警方進一步完善證據鏈條，確保案件的順利偵破。中方在完成相應調查后，依法將4名韓國籍犯罪嫌疑人遣送出境并移交韓方。這一過程嚴格遵循了國際司法協助的相關程序和規定，確保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韓國警方在接收犯罪嫌疑人后，依據韓國法律對其進行了審判。最終，犯罪嫌疑人受到了應有的法律制裁，韓國受害者的權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維護。從這一成功案例中可以總結出以下合作經驗和有效做法。高效的情報共享是關鍵，中韓警方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等平臺，及時共享電信詐騙犯罪情報，為案件偵破提供了有力支持。雙方在情報交流過程中，保持信息的準確性和及時性，確保了偵查方向的正確性。緊密的執法協作不可或缺，兩國警方在案件偵查、抓捕犯罪嫌疑人等環節密切配合，形成了強大的打擊合力。中國警方充分發揮本土作戰優勢，積極開展調查取證和抓捕行動；韓國警方則在提供線索、協助審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雙方的協作使得案件得以迅速偵破。嚴格遵循法律程序和國際司法協助規定，在案件辦理過程中，中韓兩國警方嚴格遵守各自國家的法律程序以及國際司法協助的相關規定，確保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也保證了案件辦理的合法性和公正性。這種依法依規的合作方式，為今后中韓兩國打擊跨國電信詐騙犯罪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有助于增強兩國司法機關之間的互信，促進雙方在更多領域的合作。5.3合作中存在的問題在中韓打擊跨國電信詐騙犯罪的合作過程中，盡管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制約了合作的深入開展和打擊效果的提升。信息溝通不暢是一個較為突出的問題。中韓兩國在語言、文化和司法體制等方面存在差異，這給雙方在信息交流過程中帶來了障礙。在情報共享時，由于語言翻譯的誤差，可能導致關鍵信息的誤解或遺漏。對于一些電信詐騙犯罪的專業術語和技術詞匯，在翻譯過程中可能無法準確傳達其含義，影響對案件的理解和分析。不同的司法體制使得雙方在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傳遞方式上存在差異，導致信息共享的效率低下。中國司法機關按照本國的辦案程序和標準收集的信息，可能不符合韓國方面的需求，反之亦然，這就使得雙方在信息對接上出現困難，無法及時有效地共享情報，影響案件的偵破進度。司法協助效率低也是合作中面臨的重要問題。司法協助程序繁瑣，需要經過多個部門的層層審批，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從提出司法協助請求到最終得到執行，往往需要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這對于時效性要求較高的電信詐騙案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障礙。在一些緊急情況下，如需要迅速凍結涉案資金或抓捕犯罪嫌疑人時，繁瑣的司法協助程序可能導致錯失最佳時機，讓犯罪分子有機會轉移資金或逃脫追捕。司法協助的范圍和內容也存在局限性，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如引渡犯罪嫌疑人、凍結和返還涉案資金等，兩國之間的合作還不夠深入和完善。有些情況下，由于法律制度的差異，韓國可能無法滿足中國提出的司法協助請求，或者中國對韓國的請求存在疑慮，導致司法協助難以順利進行。法律協調困難同樣給合作帶來挑戰。中韓兩國在電信詐騙犯罪的法律規定上存在差異，包括罪名認定、量刑幅度、法律適用范圍等方面。這些差異使得在跨國電信詐騙案件中，對于同一犯罪行為，兩國可能會依據不同的法律規定進行處理，導致處理結果不一致。在管轄權沖突問題上，由于兩國對屬地管轄和屬人管轄的規定存在差異，容易出現管轄權爭議，影響案件的處理進程。在法律協調過程中，還需要考慮到兩國的法律文化和傳統，這增加了協調的難度。如何在尊重兩國法律差異的基礎上，實現法律的有效協調，是中韓兩國在打擊跨國電信詐騙犯罪合作中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六、完善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犯罪法律規制與合作的建議6.1國內法律制度的完善6.1.1中國法律的完善建議針對現有法律在打擊跨國電信詐騙犯罪中的不足，中國應從多個方面完善相關法律條款，加強國際司法合作規定，以更有效地應對這一犯罪形式。在法律條款完善方面，目前中國電信詐騙犯罪主要依據詐騙罪相關規定進行處罰，但隨著電信詐騙手段的日益復雜和危害程度的加深，有必要進一步細化電信詐騙犯罪的構成要件和量刑標準?？梢钥紤]單獨設立“電信詐騙罪”，明確其獨特的犯罪構成特征，如利用電信網絡技術實施詐騙、針對不特定多數人進行詐騙等。這樣能夠更精準地對電信詐騙犯罪進行定罪量刑，避免在司法實踐中因適用詐騙罪的一般規定而導致量刑不準確的問題。在量刑標準上，應根據電信詐騙的涉案金額、情節嚴重程度以及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因素，制定更為詳細的量刑檔次。對于涉案金額巨大、造成嚴重社會影響的電信詐騙犯罪，應加大處罰力度，提高法定刑上限，以形成有力的威懾。同時，對于電信詐騙犯罪中的從犯、脅從犯等，應根據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和情節，依法從輕、減輕處罰，體現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加強國際司法合作規定也是完善中國法律的重要方面。中國應進一步完善與韓國等國家的司法協助條約，明確在跨國電信詐騙案件中的管轄權劃分、證據收集與交換、引渡程序等內容。在管轄權方面，應明確屬地管轄和屬人管轄的優先順序和適用條件，避免管轄權沖突。當犯罪行為地和犯罪結果地分別位于中韓兩國時，應根據具體情況確定管轄權，確保案件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處理。在證據收集與交換方面，應制定詳細的程序和標準，確保中韓兩國司法機關能夠順利獲取和移送相關證據。明確電子證據的收集、固定和認證程序，規定兩國司法機關在電子證據收集過程中的權利和義務，確保證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對于引渡程序，應簡化手續，提高效率，明確引渡的條件和期限，確保犯罪嫌疑人能夠及時被引渡回國接受審判。中國還應加強與韓國在法律適用方面的協調。通過建立定期的法律交流機制，增進兩國對彼此法律制度的了解，在處理跨國電信詐騙案件時，盡量統一法律適用標準，避免因法律適用差異而導致的司法不公。在量刑方面，兩國可以就電信詐騙犯罪的量刑幅度和情節認定進行溝通和協調，確保對同一犯罪行為的處罰相對一致。6.1.2韓國法律的完善建議韓國法律在應對跨國犯罪時，也存在一些可改進之處，通過優化量刑標準、加強對新型詐騙手段的規制等措施，能夠更好地打擊中韓跨國電信詐騙犯罪。在量刑標準優化方面，韓國目前的量刑標準雖已依據涉案金額和犯罪人角色進行了劃分，但仍有進一步細化的空間。對于涉案金額的檔位劃分，可以更加精準，例如在1億-5億韓元這一檔位內，可根據具體金額范圍進一步細分，使量刑更能體現犯罪的嚴重程度。對于犯罪人角色的量刑，除了現有的分類，還可考慮犯罪人的主觀惡性、犯罪次數等因素。對于多次參與電信詐騙犯罪的慣犯，即使其在犯罪團伙中擔任相對次要的角色，也應加重處罰，以體現對慣犯的嚴厲打擊。在新型詐騙手段規制方面，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電信詐騙手段日益翻新，韓國法律應及時跟進，加強對新型詐騙手段的規制。對于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實施的詐騙行為，由于其具有高度的智能化和隱蔽性，應在法律中明確規定此類行為的犯罪構成和處罰標準。利用人工智能進行語音合成，模仿受害人親屬的聲音進行詐騙，法律應將其認定為電信詐騙犯罪的一種特殊形式，并根據其詐騙金額和情節進行量刑。對于虛擬貨幣在電信詐騙中的應用，韓國法律也應加以規范。由于虛擬貨幣交易的匿名性和便捷性，常被用于電信詐騙資金的轉移和洗錢，法律應規定虛擬貨幣交易平臺的監管責任，要求其對用戶身份進行嚴格認證，對異常交易進行監測和報告，對于明知是電信詐騙資金而提供虛擬貨幣交易服務的平臺和個人，應予以嚴厲處罰。韓國還應加強與中國在法律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建立專門的電信詐騙犯罪法律信息數據庫，雙方定期更新和共享關于電信詐騙犯罪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典型案例等信息，使兩國司法機關能夠及時了解對方的法律動態，為打擊跨國電信詐騙犯罪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通過共享法律信息，兩國可以相互借鑒在打擊電信詐騙犯罪方面的經驗和做法，不斷完善本國的法律制度，提高打擊犯罪的能力和水平。6.2加強中韓司法合作6.2.1建立健全司法協助機制進一步完善中韓司法協助條約是加強司法合作的關鍵舉措。在管轄權劃分方面，應明確在跨國電信詐騙案件中，當屬地管轄與屬人管轄發生沖突時的優先原則和協調機制?？梢砸幎?，當犯罪行為地和犯罪結果地均在兩國境內時，由主要犯罪行為地國家優先行使管轄權；若犯罪行為地難以確定，則根據屬人管轄原則，由犯罪嫌疑人國籍所屬國行使管轄權。同時，建立管轄權協商機制，當兩國對管轄權存在爭議時，通過外交途徑或專門設立的司法協調機構進行協商，確保案件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處理。證據交換是司法協助的重要環節，需在條約中明確證據交換的程序、范圍和方式。規定兩國司法機關在接到對方的證據交換請求后，應在規定的時間內進行回應，并按照對方要求的格式和方式提供證據。對于電子證據，應制定專門的規則，確保其真實性、合法性和關聯性。雙方可以建立電子證據交換平臺，采用加密技術保障證據傳輸的安全，明確電子證據的認證標準和采信規則。引渡程序的完善對于打擊跨國電信詐騙犯罪至關重要。條約應明確引渡的條件、程序和期限，簡化引渡手續，提高引渡效率。規定在引渡過程中，雙方應相互提供必要的協助，包括提供犯罪嫌疑人的相關信息、協助調查取證等。對于被引渡人的權利保障，也應作出明確規定，確保其在引渡過程中受到公正對待。同時，建立引渡審查機制，對引渡請求進行嚴格審查，防止引渡被濫用。通過完善中韓司法協助條約，明確管轄權劃分、證據交換、引渡程序等內容，能夠為中韓兩國打擊跨國電信詐騙犯罪提供更加堅實的法律基礎，增強司法合作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提高打擊犯罪的效率和效果。6.2.2加強執法信息共享與交流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建立高效的執法信息共享平臺，是加強中韓兩國執法部門溝通與協作的重要手段。在平臺建設方面，可采用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先進技術，構建一個安全、穩定、高效的信息共享平臺。該平臺應具備信息存儲、查詢、分析、預警等功能，能夠實時更新和共享電信詐騙犯罪的相關信息。通過大數據分析技術，對海量的電信詐騙信息進行挖掘和分析，發現犯罪規律和趨勢，為執法部門提供決策支持；利用區塊鏈技術，確保信息的不可篡改和可追溯性，提高信息的可信度和安全性。在信息共享內容上，應涵蓋電信詐騙犯罪的各個方面。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照片、指紋、DNA等生物特征信息，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行蹤軌跡、作案手段、涉案資金流向等案件相關信息。執法部門還應共享電信詐騙犯罪的預警信息，及時通報新出現的詐騙手法和犯罪趨勢，以便雙方提前做好防范和打擊工作。對于一些重大電信詐騙案件，雙方可以實時共享案件偵查進展情況，共同商討偵查策略，形成打擊合力。為了確保信息共享與交流的順暢進行，還需建立相應的溝通機制和人員培訓機制。溝通機制方面，應明確雙方執法部門在信息共享平臺上的聯絡方式和溝通流程，建立定期的信息交流會議制度，及時解決信息共享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在人員培訓機制上，加強對執法人員的信息技術培訓，提高其運用信息共享平臺的能力和水平；開展電信詐騙犯罪偵查業務培訓，提升執法人員的偵查技能和業務素質，使其能夠更好地利用共享信息開展偵查工作。通過建立高效的執法信息共享平臺，加強信息共享與交流，能夠打破中韓兩國執法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提高打擊跨國電信詐騙犯罪的協同作戰能力。6.3國際合作與協調國際合作在打擊跨國電信詐騙犯罪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有效遏制此類犯罪的關鍵因素。隨著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