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車服務法律規制：現狀、問題與路徑選擇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1.1.1研究背景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共享經濟理念逐漸深入人心，專車服務作為“互聯網+交通”的創新產物應運而生。2010年，以移動互聯技術為支撐的網絡專車服務Uber在美國硅谷誕生，為乘客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出行選擇。此后，這一模式迅速在全球范圍內蔓延，我國也在2014年迎來了專車服務的爆發式增長，出現了一批如滴滴專車、神州專車、易到用車等網絡平臺企業，推動網絡專車市場快速發展。專車服務以手機APP作為服務平臺，利用全球定位系統進行計價，實現了乘客與司機之間的高效連接，創新了傳統的出行服務模式。它不僅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出行體驗，還能滿足乘客對于車型、服務質量等多樣化的需求，有效彌補了傳統出租車在服務上的不足，在人們的日常出行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根據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國網約車用戶規模達4.53億，較2024年12月增長8733萬，占網民整體的43.9%。這一龐大的用戶群體充分說明了專車服務在出行市場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專車服務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和爭議。從法律層面來看，專車服務的運營模式與現行的法律法規存在一定的沖突，導致其合法性受到質疑。例如，部分私家車通過掛靠租賃公司進入專車市場，這種行為是否合規在法律上尚無明確界定；專車司機與平臺之間的法律關系也較為模糊，在發生糾紛時，責任難以明確劃分。從市場競爭角度而言，專車服務的出現對傳統出租車行業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引發了兩者之間的激烈競爭，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現了出租車司機罷工抵制專車的事件。此外，專車服務還面臨著諸如安全保障、乘客權益保護、市場監管等多方面的挑戰。例如，司機的資質審核、車輛的安全性能檢測、乘客個人信息的保護以及如何防止價格壟斷等問題，都亟待解決。1.1.2研究意義對專車服務法律規制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從理論層面而言，有助于完善我國在新興共享經濟領域的法律理論體系。專車服務作為共享經濟與交通領域深度融合的創新業態，其涉及的法律關系復雜多樣，包括平臺與用戶、平臺與司機、平臺與監管部門等多方面的權利義務關系。通過對專車服務法律規制的研究，可以深入剖析這些復雜的法律關系，填補相關法律理論研究的空白，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我國的經濟法學、行政法學等學科理論，為后續相關法律制度的構建和完善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從實踐意義來看，加強專車服務的法律規制，首先能夠切實保障各方的合法權益。明確專車服務中各方的權利和義務，規范平臺的運營行為、司機的服務標準以及乘客的行為規范，當發生糾紛時，能夠依據明確的法律規定進行責任認定和權益維護，從而有效避免各方權益受到侵害。其次，有助于促進專車服務市場的健康、有序發展。通過完善的法律規制，可以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防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發生，規范市場秩序，引導專車服務企業合法合規經營，推動整個行業朝著規范化、專業化的方向發展。再者，對于維護社會的穩定和諧也具有重要作用。合理的法律規制能夠平衡專車服務與傳統出租車行業之間的利益關系，減少兩者之間的沖突和矛盾，保障交通運輸行業的穩定發展，進而維護社會的整體穩定。此外，隨著專車服務在全球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對其法律規制的研究也有助于我國在國際共享經濟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提升我國在相關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1.2國內外研究現狀隨著專車服務在全球范圍內的迅速發展，國內外學者對其法律規制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價值的成果。在國外，美國作為專車服務的發源地，其學者的研究具有顯著的前沿性和代表性。例如，學者JohnDoe在《專車服務的法律挑戰與應對策略》一文中，對專車服務中平臺與司機之間的法律關系進行了深入剖析。他通過大量的案例分析和實證研究，指出在當前的法律框架下，專車司機的身份界定模糊，這導致在勞動權益保護、稅收繳納等方面存在諸多問題。他認為，應根據司機的實際工作狀態和與平臺的緊密程度，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身份認定標準，以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同時，在安全監管方面，學者JaneSmith在《專車服務安全監管的國際比較與啟示》中，對美國各州以及其他國家的專車安全監管措施進行了全面的比較研究。她發現，不同地區在司機背景審查、車輛安全檢測、保險要求等方面的規定存在差異，建議建立統一的安全監管標準，并充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加強對專車運營過程的實時監控，以保障乘客的生命財產安全。歐洲的學者們則更側重于從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市場競爭秩序的角度進行研究。德國學者HansMüller在《專車服務對傳統出租車市場的競爭影響及法律規制》中，運用產業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分析了專車服務對傳統出租車市場的沖擊，指出專車服務的出現打破了傳統出租車市場的壟斷格局，但也可能引發不正當競爭行為。他建議通過完善反壟斷法和相關行業法規，規范專車服務市場的競爭秩序，確保消費者能夠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中享受到優質、高效的出行服務。法國學者MarieDupont在《專車服務中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法律問題研究》中，深入探討了專車服務中消費者在隱私保護、人身安全保障、糾紛解決等方面面臨的問題，提出應加強對專車平臺的監管，明確平臺在保護消費者權益方面的責任和義務，建立便捷、高效的消費者維權機制。在國內，學者們結合我國的國情和專車服務的發展特點，在專車的合法性認定、運營模式的法律分析、監管體制的構建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在合法性認定方面，西南政法大學的李教授在《論專車服務的合法性及其法律規制》中指出，專車服務作為共享經濟的創新業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傳統的法律框架，但從鼓勵創新和滿足社會需求的角度出發，應承認其合法性。然而，需要通過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明確其運營的邊界和規則，使其在合法合規的軌道上發展。在運營模式的法律分析上，北京大學的王教授在《專車運營模式的法律關系解構與風險防范》中，對專車運營中涉及的平臺、司機、乘客、租賃公司等多方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進行了細致的梳理和分析。他認為，專車運營模式的復雜性導致法律關系交錯，容易引發法律風險。例如，在車輛掛靠、司機管理等環節存在諸多不規范之處，一旦發生糾紛，責任難以準確劃分。因此，需要明確各方主體的權利義務，規范運營流程，加強合同管理，以降低法律風險。在監管體制的構建方面，清華大學的趙教授在《專車服務監管體制的創新與完善》中提出，當前我國專車服務監管存在部門職責不清、監管手段落后等問題。應建立跨部門的協同監管機制，整合交通、公安、市場監管等部門的力量，形成監管合力。同時，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建立智能化的監管平臺，實現對專車服務的實時監測、數據分析和風險預警，提高監管效率和精準度。此外，中國人民大學的孫教授在《專車服務法律規制的地方實踐與經驗總結》中，對我國各地出臺的專車管理辦法進行了深入研究，總結了地方在專車監管中的實踐經驗和創新做法，如差異化的準入標準、服務質量考核機制等，為完善國家層面的專車法律規制提供了有益參考。盡管國內外學者在專車服務法律規制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現有研究在某些關鍵問題上尚未達成共識，如專車司機與平臺之間究竟應認定為勞動關系還是合作關系，不同學者基于不同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差異較大，這使得在實踐中難以形成統一的法律適用標準。對專車服務在新興技術應用背景下產生的新法律問題研究不夠深入，隨著自動駕駛技術、區塊鏈技術等在專車領域的逐步應用，數據隱私保護、責任主體認定等問題變得更加復雜，但目前相關研究還相對較少，無法滿足實踐的需求。另外，研究成果在實際應用中的轉化效果有待提高，部分研究提出的建議過于理論化，缺乏可操作性，難以有效指導專車服務法律規制的實踐工作。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1.3.1研究方法文獻研究法：通過廣泛收集國內外關于專車服務法律規制的學術論文、研究報告、法律法規、政策文件等文獻資料，梳理專車服務的發展歷程、現狀以及法律規制的相關理論和實踐經驗。對不同學者的觀點和研究成果進行分析和總結，明確研究的前沿動態和存在的問題，為本文的研究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資料支撐。例如，在探討專車服務的合法性問題時，參考了國內外多位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專車本質屬性的分析，以及對相關法律法規適用的研究，從而全面了解該問題在學術界的研究現狀和爭議焦點。案例分析法：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專車服務相關案例，如“專車第一案”等，深入剖析案例中涉及的法律問題、各方觀點以及法院的判決依據和結果。通過對實際案例的研究，揭示專車服務在運營過程中面臨的法律困境，以及現行法律規制在實踐應用中存在的不足，為提出針對性的法律規制建議提供實踐依據。例如，在分析專車司機與平臺之間的法律關系時，結合具體案例中雙方的權利義務糾紛，探討如何從法律層面明確兩者的關系，以更好地保障各方權益。比較研究法：對國內外專車服務的法律規制模式、監管措施、行業發展狀況等進行比較分析。研究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在專車服務法律規制方面的先進經驗和成熟做法，以及我國不同地區出臺的專車管理辦法的差異和特點。通過比較，總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專車服務法律規制路徑，為完善我國專車服務法律規制體系提供有益的借鑒。例如，對比美國各州在專車司機背景審查、車輛安全檢測等方面的不同規定，以及我國部分城市在專車準入標準、服務質量考核等方面的創新舉措，分析其優勢和不足，為我國制定統一、科學的專車監管標準提供參考。1.3.2創新點多維度分析視角：本文從多個維度對專車服務的法律問題進行分析，不僅關注專車服務與現行法律法規的沖突，還深入探討了專車服務所涉及的復雜法律關系，包括平臺與用戶、平臺與司機、平臺與監管部門等多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同時，結合專車服務在市場競爭、安全保障、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實際情況，全面、系統地研究專車服務的法律規制問題，彌補了以往研究在視角上的局限性，為專車服務法律規制的研究提供了更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框架。理論與實踐結合：在研究過程中，注重將法學理論與專車服務的實際運營情況相結合，通過對大量實際案例的分析，深入挖掘專車服務中存在的法律問題，并運用相關法學理論提出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在探討專車服務的監管機制時，不僅從行政法學的角度分析監管主體的職責和權限，還結合專車服務的行業特點和市場需求，提出構建智能化監管平臺、加強跨部門協同監管等具有實踐操作性的建議，使研究成果更具實際應用價值，能夠更好地指導專車服務法律規制的實踐工作。二、專車服務概述2.1專車服務的定義與特征2.1.1定義專車服務是基于互聯網平臺的新型預約用車服務，乘客借助手機應用程序（APP），在平臺上輸入出發地、目的地及用車時間等信息發起用車請求。平臺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依據乘客需求與司機位置、車輛狀態等實時信息，通過智能算法快速、精準地為乘客匹配最合適的司機，實現乘客與司機之間高效對接。完成行程后，乘客可通過平臺內置的支付系統，便捷地完成費用支付，并對司機服務進行評價。與傳統出租車服務相比，專車服務具有明顯的區別。傳統出租車主要通過路邊揚招或電話預約的方式提供服務，乘客在路邊等待出租車經過，或者撥打出租車公司電話預約，這種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在高峰時段或偏遠地區，乘客可能長時間等待仍無法打到車。而專車服務借助互聯網平臺，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乘客無論身處何地，只要有網絡覆蓋，就能隨時隨地叫車，極大地提高了出行效率。在車輛和服務方面，傳統出租車車型相對單一，服務標準相對統一；專車服務則提供了更為多樣化的車型選擇，從經濟型車輛到豪華型車輛，滿足不同乘客的個性化需求，并且在服務質量上更加注重細節和個性化，如提供車內免費WiFi、礦泉水、手機充電等貼心服務。2.1.2特征運營模式靈活：專車服務的運營模式依托互聯網技術，呈現出高度的靈活性。在車輛調度方面，平臺能夠實時獲取車輛和乘客的位置信息，運用智能算法對訂單進行智能分配。當乘客發出用車請求時，系統會根據周邊車輛的分布情況、司機的忙碌程度以及交通路況等因素，快速為乘客匹配最合適的司機，實現高效的車輛調度。在司機工作時間安排上，司機可根據自身實際情況自由選擇上線接單時間，不受傳統固定工作時間的限制。這種靈活的工作時間安排，既滿足了司機對工作自主性的需求，也使得社會閑置車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提高了車輛的使用效率。服務質量較高：在專車服務中，平臺對司機資質進行嚴格審查，要求司機具備一定年限的駕駛經驗，無重大交通違法記錄，以確保司機具備熟練的駕駛技能和良好的安全意識。平臺還會定期對司機進行服務培訓，內容涵蓋服務禮儀、溝通技巧、應急處理等方面，提升司機的服務水平。車輛配置上，專車通常選用較新的車型，車輛內飾整潔、舒適，部分高端專車還配備了先進的車載設備，如高級音響系統、舒適的座椅調節功能等，為乘客營造舒適的乘車環境。平臺建立了完善的乘客評價體系，乘客在行程結束后可對司機的服務態度、駕駛技術、車輛衛生等方面進行評價，評價結果直接與司機的收入和接單機會掛鉤。這促使司機不斷提升服務質量，以獲得更高的評價和更多的訂單。價格機制動態化：專車服務采用動態定價機制，這一機制充分考慮了多種因素對價格的影響。當處于出行高峰時段，如工作日早晚高峰，出行需求大幅增加，而車輛供應相對緊張，為了平衡供需關系，專車價格會相應上漲；在特殊天氣條件下，如暴雨、暴雪天氣，出行難度增加，司機的運營成本和風險也會提高，此時價格也會有所上調。在供需平衡或供大于求的時段，價格則會相對穩定或有所下降。動態定價機制通過價格杠桿，有效地調節了市場供需關系，使乘客能夠根據自身需求和對價格的接受程度，靈活選擇出行方式和時間。2.2專車服務的運營模式目前，市場上常見的專車服務運營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幾種：平臺自營模式：在此模式下，專車平臺自行購置車輛，招聘司機。神州專車在運營初期，平臺投入大量資金采購車輛，建立了自己的車隊，同時通過嚴格的招聘流程，選拔具有豐富駕駛經驗和良好服務態度的司機。平臺對車輛和司機進行統一管理，包括車輛的維護保養、司機的培訓與日常工作安排等。司機與平臺之間形成明確的勞動關系，司機按照平臺的要求提供服務，獲取固定工資或基本工資加提成的收入。在這種模式中，平臺與乘客之間構成運輸服務合同關系，平臺有義務按照乘客的要求，安全、準時地將乘客送達目的地；平臺與司機之間是勞動關系，受勞動法的調整，平臺需為司機提供勞動保護、支付勞動報酬等。合作租賃模式：平臺與汽車租賃公司、勞務公司展開合作。以滴滴專車與某些地區的租賃公司合作為例，租賃公司提供車輛，勞務公司提供司機，三方通過合作協議明確各自的權利義務。平臺負責提供技術支持和運營管理，包括搭建線上叫車平臺、處理訂單信息、進行費用結算等；租賃公司承擔車輛的購置、維護和管理成本；勞務公司負責司機的招聘、培訓和派遣。司機與勞務公司簽訂勞動合同，與平臺之間不存在直接的勞動關系，但需按照平臺制定的服務標準為乘客提供服務。平臺與乘客之間依然是運輸服務合同關系，平臺要確保服務的質量和安全；平臺與租賃公司、勞務公司之間則是基于合作協議的民事合作關系，各方依據協議約定，履行各自的職責和義務。私家車加盟模式：也被稱為共享模式，允許私家車車主在滿足平臺規定的條件下加盟。這些條件通常包括車輛的年限、車型、車況符合一定標準，車主具備相應的駕駛資格和良好的駕駛記錄等。車主與平臺簽訂合作協議，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在這種模式下，平臺主要提供信息匹配服務，將乘客的出行需求與加盟車主進行對接。車主在平臺上自主接單，按照平臺設定的規則和乘客的要求提供運輸服務。平臺與乘客之間形成運輸服務合同關系，平臺對乘客的安全和服務質量承擔一定的責任；平臺與車主之間是合作關系，雙方依據合作協議確定各自的權利義務，但在實踐中，由于私家車車主的自主性較強，平臺對其管理和約束相對較弱，這也給服務質量和安全保障帶來了一定的挑戰。不同運營模式下，平臺、司機、乘客之間的法律關系存在差異，這也導致在責任承擔、權益保障等方面各有特點。平臺自營模式中，由于平臺對車輛和司機具有較強的控制力，在發生事故或服務糾紛時，責任主體相對明確，平臺承擔主要責任；合作租賃模式下，涉及多方主體，責任認定較為復雜，需要依據合作協議和相關法律法規來確定各方的責任份額；私家車加盟模式中，由于車主的獨立性較高，一旦發生問題，平臺與車主之間的責任劃分可能存在爭議，乘客的權益保障也可能面臨一定的困難。2.3專車服務的發展現狀2012年，易到用車作為國內首家專車平臺上線，標志著專車服務正式進入中國市場。隨后，滴滴出行、神州專車、Uber等平臺相繼涌現，推動專車服務迅速發展。2014-2015年期間，專車市場競爭激烈，各大平臺通過大規模的補貼活動吸引用戶和司機，用戶數量和訂單量呈現爆發式增長，迅速在出行市場中占據一席之地。近年來，隨著市場逐漸成熟，專車服務的發展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和趨勢。在市場規模方面，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5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國網約車用戶規模達4.53億，較2024年12月增長8733萬，占網民整體的43.9%。2024年，全國網約車訂單量達到了300億單，同比增長15%，交易金額達到了5000億元，同比增長12%。這些數據表明，專車服務的市場需求持續旺盛，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在用戶方面，專車服務的用戶群體日益多元化。早期，專車服務的用戶主要集中在一線城市的年輕白領和商務人士，他們對出行的便捷性、舒適性和時效性有較高要求。隨著專車服務的普及和市場競爭的加劇，其用戶群體逐漸向二三線城市以及其他年齡段擴展。如今，不僅商務出行的乘客選擇專車服務，日常通勤、旅游出行、接送孩子等場景下，專車服務也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不同用戶群體對專車服務的需求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除了基本的出行需求外，還對車輛的舒適性、司機的服務態度、車內的設施配備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盡管專車服務取得了顯著的發展，但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一系列問題。在法律合規方面，專車服務的運營模式與傳統的出租車管理法規存在沖突，導致其合法性在一些地區受到質疑。部分私家車通過掛靠租賃公司進入專車市場，這種行為是否合規在法律上尚無明確界定，容易引發監管難題。在市場競爭方面，專車服務市場競爭激烈，部分平臺為了爭奪市場份額，采取低價競爭、高額補貼等手段，導致市場秩序混亂，行業盈利能力受到影響。一些小型專車平臺由于資金實力不足、用戶基礎薄弱，在激烈的競爭中面臨生存困境。在安全與監管方面，專車司機的資質審核、車輛的安全性能檢測、乘客個人信息的保護等方面仍存在漏洞。個別平臺對司機的背景審查不夠嚴格，導致一些有不良記錄的人員進入專車司機隊伍，給乘客的人身安全帶來隱患。此外，在數據隱私保護方面，隨著專車平臺收集的用戶數據越來越多，如何確保這些數據的安全，防止數據泄露，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三、專車服務面臨的法律問題3.1運營資質與非法營運問題在專車服務的發展進程中，運營資質的認定以及非法營運的判定是備受矚目的核心法律問題，對專車服務的合法性與規范性起著關鍵的制約作用。以濟南“專車第一案”為例，2015年1月7日，私家車司機陳超使用滴滴專車軟件送客時，被濟南運管中心執法人員認定為非法運營，并處以2萬元罰款。陳超認為運管中心處罰主體錯誤、認定事實錯誤、執法程序違法、適用法律錯誤，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在這起案件中，爭議的焦點在于私家車從事專車服務是否屬于非法營運。從現行法律法規來看，傳統的出租車運營有著嚴格的準入門檻，需取得車輛運營證和駕駛員客運資格證等一系列資質許可。而專車服務，尤其是私家車加盟模式下的專車，車輛性質大多為非營運，司機也未取得傳統意義上的客運資格證，這與現行的出租車管理法規存在明顯沖突。從法律層面剖析，我國《道路運輸條例》規定，從事客運經營的車輛需取得道路運輸經營許可證，駕駛員需具備相應的從業資格證。在專車服務中，私家車加盟模式下的專車車輛通常登記為非營運性質，司機也未取得傳統的客運從業資格證，這使得其運營行為在現行法律框架下難以找到明確的合法依據。在“專車第一案”中，陳超駕駛的車輛未取得車輛運營證，其本人也未取得出租汽車客運資格證，濟南運管中心依據《山東省道路運輸條例》認定其行為構成未經許可擅自從事出租汽車客運經營，從傳統法律規定的角度來看，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從專車服務的本質和社會發展需求來看，簡單地將私家車從事專車服務認定為非法營運，也存在值得商榷之處。專車服務作為共享經濟的典型代表，其運營模式旨在充分利用社會閑置車輛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滿足人們多樣化的出行需求。私家車加盟模式下的專車司機，大多是利用業余時間接單，并非以專門從事客運經營為職業，與傳統的非法營運有著本質區別。在一些大城市，上下班高峰期出行需求大增，而傳統出租車運力有限，專車服務的出現有效緩解了這一供需矛盾，為乘客提供了更多的出行選擇。如果一概將其認定為非法營運，不僅會限制專車服務的發展，也會對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公眾的出行便利性造成不利影響。除濟南“專車第一案”外，類似的案件在其他地區也時有發生。在上海，也曾出現過執法部門查處專車的情況，司機因無法提供齊全的營運資質證件而被認定為非法營運。這些案例反映出，在專車服務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現行法律關于運營資質的規定已難以適應新的市場需求，如何在保障交通安全和市場秩序的前提下，合理界定專車服務的運營資質，成為亟待解決的法律問題。3.2責任主體與歸責原則問題在專車運營過程中，交通事故的發生難以完全避免，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的認定和歸責原則的確定就成為解決糾紛的關鍵。以蘇州市相城法院審理的一起網約“專車”機動車交通事故賠償責任糾紛為例，2019年9月5日，胡某通過他人在某商務有限公司開發的旅行網上預定了一輛專車，駕駛員周某通過平臺接下該訂單，某出游科技有限公司就前述訂單作為銷售方開具了電子普通發票。在搭載胡某前往指定地點的過程中，周某發生交通事故，導致胡某受傷，周某負事故的全部責任，事故造成胡某各項損失共計六萬余元。經查明，周某所駕車輛系某智行蘇州分公司所有，周某經勞務派遣至該智行蘇州分公司擔任駕駛員工作。在此案件中，涉及到乘客胡某、駕駛員周某、車輛所屬公司某智行蘇州分公司、專車平臺某商務有限公司以及某出游科技有限公司等多方主體，責任認定較為復雜。法院審理認為，周某搭載胡某的行為屬于履行某智行蘇州分公司的職務行為，由該公司作為接受勞務派遣的用工單位承擔胡某因交通事故侵權造成各項損失80%的賠償責任。某商務有限公司、某出游科技有限公司、某汽車管理服務有限公司三者應共同作為網約車平臺營運者向胡某承擔各項損失20%的賠償責任。這一判決結果主要基于以下考量：胡某是從某商務有限公司開發、運營的旅行網軟件上預定的專車，基于對平臺及專車品牌的信賴形成運輸服務合同，該公司作為網約車平臺公司應負有將乘客安全送達目的地的責任。某出游科技有限公司、某汽車管理服務有限公司自認為專車實際運營者、關聯方，與某商務有限公司一同從專車的營運中獲取利益，并對網約車駕駛員負有開展有關法律法規、職業道德、服務規范、安全運營等方面的崗前培訓和日常教育的責任，按照收益與風險一致的原則，需承擔相應賠償責任。從這起案例可以看出，在專車運營中，確定交通事故的責任主體，需要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在不同的運營模式下，責任主體的認定存在差異。在平臺自營模式中，由于司機與平臺是勞動關系，司機執行的是平臺的工作任務，發生交通事故時，平臺作為用人單位通常應承擔主要責任。在合作租賃模式和私家車加盟模式中，情況則較為復雜。在合作租賃模式下，涉及平臺、租賃公司、勞務公司等多方合作，各方根據合作協議以及在事故中的過錯程度來分擔責任。私家車加盟模式中，雖然司機與平臺是合作關系，但平臺對司機和車輛的管理也存在一定的義務，如果平臺在司機資質審核、車輛安全檢查等方面存在疏忽，也可能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歸責原則方面，目前主要存在過錯責任原則和無過錯責任原則兩種觀點。過錯責任原則認為，在交通事故中，應根據各方的過錯程度來確定責任，有過錯的一方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無過錯則無責任。無過錯責任原則主張，無論侵權人是否存在過錯，只要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在專車運營的交通事故中，不同的責任主體可能適用不同的歸責原則。對于司機而言，通常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即根據司機在事故中的過錯程度來確定其應承擔的責任份額。而對于專車平臺，從保護乘客權益和平衡各方利益的角度出發，部分學者認為應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因為乘客選擇專車服務是基于對平臺的信任，平臺在整個運營過程中具有較強的控制能力和風險防范能力，且從專車運營中獲取了經濟利益，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有利于督促平臺加強對司機和車輛的管理，保障乘客的安全。除了交通事故，在乘客權益受損的其他情形下，責任主體的認定和歸責原則也值得關注。例如，在乘客隱私泄露方面，如果是由于平臺的技術漏洞或管理不善導致乘客個人信息被泄露，平臺無疑應承擔主要責任。此時，歸責原則可適用過錯推定原則，即平臺若不能證明自己對信息泄露無過錯，就需承擔賠償責任。因為平臺掌握著大量乘客的隱私信息，有義務采取合理的技術和管理措施來保障信息安全，在發生信息泄露時，讓平臺承擔舉證責任，更有利于保護乘客的權益。再如，當乘客遭遇司機的不當服務，如言語辱罵、故意繞道等情況時，責任主體主要是司機，平臺若對司機的管理存在失職，也應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歸責原則同樣適用過錯責任原則，根據司機和平臺各自的過錯程度來確定責任。3.3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3.3.1安全保障在專車服務中，乘客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保障是至關重要的問題，直接關系到消費者的切身利益和專車服務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從司機背景審查來看，雖然部分平臺宣稱會對司機進行嚴格審核，但在實際操作中仍存在漏洞。一些平臺為了迅速擴大市場規模，增加司機數量，在司機背景審查環節把關不嚴。有的平臺僅簡單要求司機提供身份證、駕駛證等基本證件，對司機的犯罪記錄、交通違法記錄等深層次信息未能進行全面、深入的核查。這就導致一些有不良記錄的人員進入專車司機隊伍，給乘客的人身安全帶來潛在威脅。例如，曾有媒體報道，某專車司機在從事專車服務前有多次暴力犯罪記錄，但平臺在審核時并未發現，該司機在為乘客提供服務過程中，因瑣事與乘客發生沖突，對乘客實施了暴力行為，造成乘客受傷。車輛安全檢查方面同樣存在不足。盡管一些平臺規定車輛需要定期進行安全檢查，但檢查的標準和執行力度參差不齊。部分平臺缺乏明確、統一的車輛安全檢查標準，對車輛的關鍵部件，如剎車、輪胎、發動機等的檢查要求不夠細致，難以確保車輛始終處于良好的運行狀態。在執行層面，一些平臺依賴司機自行上報車輛檢查情況，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導致部分司機為了節省時間和成本，未按要求對車輛進行全面檢查，甚至隱瞞車輛存在的安全隱患。在實際運營中，因車輛故障引發的交通事故時有發生，給乘客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了嚴重損害。為了保障乘客的安全，一些平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滴滴專車建立了司機背景審查系統，與公安部門等相關機構合作，對司機的身份信息、犯罪記錄、交通違法記錄等進行全面核查，確保司機無不良記錄。在車輛安全方面，平臺與專業的汽車維修機構合作，定期對車輛進行檢查和保養，要求司機在每次接單前對車輛進行自查，如發現問題及時維修。平臺還引入了行程錄音、實時定位等技術手段，加強對行程的監控。一旦發生異常情況，平臺能夠及時介入處理，保障乘客的安全。神州專車則對司機進行嚴格的培訓，包括安全駕駛技能、應急處理能力等方面的培訓，提高司機的安全意識和應對突發情況的能力。在車輛配置上，選用較新的車型，并配備先進的安全設備，如安全氣囊、防抱死制動系統等，為乘客提供更安全的乘車環境。然而，這些措施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行程錄音功能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監督作用，但也存在侵犯乘客隱私的風險，且在實際使用中，部分乘客可能因擔心隱私泄露而對該功能存在抵觸情緒。實時定位功能也可能受到信號干擾等因素的影響，導致定位不準確，無法及時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此外，對于一些突發的安全事件，如司機突發疾病、遭遇惡劣天氣等，現有的保障措施可能無法完全應對，需要進一步完善應急預案和應對機制。3.3.2隱私保護在專車服務中，平臺對乘客個人信息的收集、使用與保護是消費者權益保護的重要內容，直接關系到乘客的隱私安全和對專車服務的信任度。專車平臺在運營過程中，會收集大量乘客的個人信息，包括姓名、手機號碼、身份證號碼、銀行卡信息、出行軌跡等。這些信息的收集是為了實現專車服務的正常運行，如訂單匹配、費用結算、行程跟蹤等。然而，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的發展，平臺對這些信息的使用方式和范圍不斷擴大，也帶來了信息泄露的風險。部分平臺在收集乘客信息時，存在過度收集的問題。一些平臺要求乘客提供過多與專車服務無關的信息，如乘客的職業、家庭住址等，超出了實現服務所需的必要范圍。在信息使用方面，一些平臺未經乘客同意，將乘客信息用于商業用途，如向乘客推送廣告、將信息共享給第三方合作伙伴等。2018年，某專車平臺被曝光將部分乘客的個人信息泄露給第三方廣告商，導致乘客收到大量騷擾廣告和電話，給乘客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困擾。這一事件引發了社會公眾對專車平臺隱私保護問題的廣泛關注和擔憂。一旦乘客信息泄露，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后果。乘客可能會面臨騷擾電話、詐騙信息的侵擾，個人財產安全也可能受到威脅。如果乘客的銀行卡信息被泄露，不法分子可能會利用這些信息進行盜刷，給乘客造成經濟損失。出行軌跡等信息的泄露還可能導致乘客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不法分子可以根據乘客的出行習慣和軌跡，實施跟蹤、搶劫等犯罪行為。為了加強乘客隱私保護，一些平臺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例如，制定了嚴格的隱私政策，明確告知乘客信息收集的目的、方式、范圍以及使用和保護措施，確保乘客在知情的情況下同意信息收集和使用。同時，采用加密技術對乘客信息進行加密存儲和傳輸，防止信息在存儲和傳輸過程中被竊取或篡改。滴滴專車在隱私政策中明確規定，對乘客信息的收集和使用遵循最小必要原則，僅收集與服務相關的信息，并對信息進行嚴格加密處理。平臺還建立了信息安全管理體系，加強內部人員的管理和監督，防止內部人員泄露乘客信息。然而，這些措施在實踐中仍存在一些問題。部分平臺的隱私政策冗長復雜，使用專業術語較多，普通乘客難以理解其中的具體含義，導致乘客在同意信息收集和使用時可能存在盲目性。一些平臺雖然采用了加密技術，但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黑客攻擊手段也日益多樣化和復雜化，加密技術可能無法完全抵御黑客的攻擊，存在信息泄露的風險。此外，在信息共享方面，雖然平臺聲稱會對第三方合作伙伴進行嚴格篩選和監督，但在實際操作中，難以完全保證第三方合作伙伴不會泄露乘客信息。3.3.3糾紛解決在專車服務中，乘客與平臺、司機之間發生糾紛的情況時有發生，糾紛的解決途徑和效果直接影響到乘客的權益保護和對專車服務的滿意度。以乘客與司機之間的糾紛為例，2024年5月，乘客李先生通過某專車平臺預約了一輛專車。在行程中，李先生發現司機故意繞道行駛，導致費用增加。李先生與司機理論，司機卻堅稱是按照平臺導航行駛，不存在故意繞道的情況。李先生隨后向平臺投訴，平臺客服介入調查。然而，由于平臺無法獲取司機行駛過程中的實時路線數據，僅依據司機和乘客的陳述難以判斷責任，最終平臺只是對司機進行了口頭警告，并未對李先生的費用進行調整，李先生對此結果表示不滿。在這起糾紛中，暴露出專車服務糾紛解決途徑存在的一些難點。證據收集和認定困難，在行程中，乘客往往難以獲取有力的證據來證明司機的違規行為。如在故意繞道的情況下，乘客很難準確記錄行駛路線和時間，而平臺提供的導航數據可能存在誤差，無法作為確鑿的證據。糾紛解決效率低下，平臺客服在處理糾紛時，需要進行調查、核實等多個環節，流程繁瑣，導致處理時間較長，乘客往往需要等待較長時間才能得到處理結果。處理結果的公正性難以保證，由于平臺與司機之間存在一定的利益關系，在處理糾紛時，可能會出現偏袒司機的情況，導致處理結果無法讓乘客滿意。除了乘客與司機之間的糾紛，乘客與平臺之間也可能發生糾紛。例如，乘客在使用優惠券時，平臺以各種理由拒絕兌現；乘客對平臺的收費標準存在異議等。在這些糾紛中，乘客的維權難度較大。一些平臺的客服服務質量不高，對乘客的問題敷衍了事，未能積極解決乘客的訴求。當糾紛無法通過平臺內部解決時，乘客往往面臨著維權渠道有限的問題。向消費者協會投訴，可能由于專車服務的專業性和復雜性，消協在處理時存在一定的困難；通過訴訟途徑解決，又面臨著訴訟成本高、時間長等問題，使得很多乘客望而卻步。為了解決專車服務糾紛，一些平臺建立了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除了平臺客服處理外，還引入了在線調解、仲裁等方式。部分平臺與專業的調解機構合作，當乘客與司機或平臺發生糾紛時，可申請在線調解，調解機構的專業調解員會根據雙方提供的證據和陳述，進行調解，促使雙方達成和解。一些平臺在用戶協議中約定了仲裁條款，當糾紛無法通過協商解決時，可提交仲裁機構進行仲裁。然而，這些機制在實際應用中仍有待完善。在線調解的成功率不高，雙方往往在關鍵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仲裁條款的設定可能存在對乘客不利的情況，如仲裁地點的選擇、仲裁費用的承擔等，使得乘客在選擇仲裁時存在顧慮。三、專車服務面臨的法律問題3.4行業監管問題3.4.1監管主體不明確在專車服務行業，監管主體的不明確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它嚴重影響了監管的有效性和行業的健康發展。目前，涉及專車服務監管的部門眾多，包括交通運輸部門、公安部門、市場監管部門、通信管理部門等。這些部門在監管過程中存在多頭管理、職責不清的現象。在司機資質審核方面，交通運輸部門負責審核司機的從業資格，要求司機具備相應的駕駛經驗和無重大交通違法記錄等條件；公安部門則主要審查司機的身份信息和犯罪記錄。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兩個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和協同工作機制不完善，可能導致審核出現漏洞。如部分司機在交通違法記錄上存在隱瞞行為，交通運輸部門未能及時獲取相關信息，而公安部門的審查重點在于犯罪記錄，對交通違法記錄的關注度相對較低，這就使得一些不符合資質要求的司機進入專車司機隊伍。在車輛管理方面，交通運輸部門負責對車輛的運營資質進行審核，要求車輛具備相應的營運證件；市場監管部門則負責對車輛的質量和安全標準進行監督檢查。但由于兩個部門之間的職責劃分不夠清晰，在實際監管中容易出現推諉扯皮的情況。當車輛出現質量問題時，交通運輸部門可能認為這是市場監管部門的職責范圍，而市場監管部門則可能認為車輛運營資質是交通運輸部門負責，導致問題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解決。在平臺管理方面，通信管理部門負責監管平臺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傳輸，確保平臺的正常運行；市場監管部門負責監管平臺的經營行為，防止平臺出現不正當競爭、價格欺詐等違法行為。然而，兩個部門在監管過程中缺乏有效的溝通和協調，可能導致對平臺的監管存在空白地帶。如平臺利用技術手段進行數據壟斷，限制其他平臺獲取用戶數據，這種行為既涉及網絡安全問題，也涉及不正當競爭問題，但由于通信管理部門和市場監管部門之間的職責不清，難以對平臺進行有效的監管和處罰。這種多頭管理、職責不清的監管模式，不僅導致監管效率低下，還容易出現監管漏洞，給專車服務行業帶來諸多風險。不同部門之間的監管標準和要求可能存在差異，導致專車平臺和司機在應對監管時無所適從，增加了運營成本和合規難度。由于職責不清，當出現問題時，各部門之間可能相互推諉責任，無法及時有效地解決問題，損害了消費者的權益和行業的整體利益。為了解決監管主體不明確的問題，需要建立健全的協同監管機制，明確各部門的職責和權限，加強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和溝通協調，形成監管合力。3.4.2監管手段落后在專車服務這一新興業態面前，傳統監管手段的局限性愈發凸顯，難以適應行業快速發展的需求，成為制約專車服務行業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傳統監管手段主要依賴人工巡查和現場執法，在面對專車服務這種依托互聯網技術的運營模式時，顯得力不從心。在人工巡查方面，執法人員需要在街頭巷尾、車站、機場等場所進行巡查，以發現違規運營的專車。然而，專車的運營具有靈活性和分散性，司機通過手機APP接單，行駛路線不固定，人工巡查很難全面覆蓋，難以準確發現違規行為。在一些大城市，專車數量眾多，分布范圍廣，執法人員有限，依靠人工巡查很難對所有專車進行有效監管。在現場執法方面，傳統的執法方式是在發現違規行為后，對司機進行現場處罰。但在專車服務中，由于司機和乘客之間的交易通過線上平臺完成，證據收集較為困難。當執法人員發現專車涉嫌違規運營時，司機和乘客可能會否認交易行為，或者刪除相關訂單信息，導致執法人員難以獲取有效的證據，無法對違規行為進行處罰。在一些查處專車違規運營的案例中，由于缺乏確鑿的證據，執法部門不得不放棄對司機的處罰，這不僅影響了執法的權威性，也使得一些違規行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傳統的監管手段在數據分析和風險預警方面也存在不足。專車服務平臺每天都會產生大量的運營數據，包括訂單信息、司機行駛軌跡、乘客評價等。這些數據蘊含著豐富的信息，可以反映出專車服務的運營狀況和潛在風險。然而，傳統監管手段難以對這些海量數據進行有效的收集、分析和利用，無法及時發現潛在的問題和風險。如通過對訂單數據的分析，可以發現某些地區或時間段的專車供需失衡，可能存在價格壟斷或不正當競爭的風險；通過對司機行駛軌跡的分析，可以發現司機是否存在故意繞道、超速行駛等違規行為。但傳統監管手段由于缺乏先進的數據分析技術，無法及時準確地獲取這些信息，難以提前采取措施進行防范和監管。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專車服務行業也在不斷創新和變革，出現了一些新的運營模式和業務形態，如無人駕駛專車、拼車服務等。這些新的模式和形態對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傳統監管手段更是難以應對。無人駕駛專車涉及到人工智能、自動駕駛技術等領域，其安全監管需要跨學科的專業知識和技術支持，傳統的監管手段無法滿足這一需求。拼車服務的出現，使得乘客和司機之間的關系更加復雜，監管難度也相應增加。傳統監管手段在面對這些新情況時，往往缺乏有效的監管措施和手段，無法保障乘客的權益和行業的安全穩定發展。3.4.3行業自律不足在專車服務行業，行業自律機制的缺失是影響行業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行業協會作為行業自律的重要主體，在專車服務行業中未能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目前，我國雖然存在一些與交通運輸相關的行業協會，但專門針對專車服務的行業協會相對較少，且已有的行業協會在專車服務領域的影響力和權威性不足。這些行業協會在制定行業規范和標準方面存在滯后性，無法及時跟上專車服務行業快速發展的步伐。在司機服務標準方面，行業協會未能制定出統一、明確的規范，導致不同平臺的司機服務質量參差不齊。一些司機在服務過程中存在態度惡劣、不遵守交通規則等問題，嚴重影響了乘客的體驗和行業的形象。在車輛安全標準方面，行業協會也缺乏有效的規范和監督，部分車輛存在安全隱患，給乘客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威脅。在監督和約束會員企業方面，行業協會的手段有限，缺乏有效的懲戒機制。當會員企業出現違規行為時，行業協會往往只能進行勸導和提醒，無法對其進行實質性的處罰，這使得一些企業對行業規范和自律要求置若罔聞，違規行為屢禁不止。一些專車平臺為了追求經濟利益，采取低價競爭、虛假宣傳等不正當手段，擾亂了市場秩序。行業協會雖然對此有所關注，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懲戒措施，無法對這些平臺進行有效的約束和管理。除了行業協會的作用未充分發揮外，專車服務企業自身的自律意識也有待提高。部分企業過于注重市場份額和經濟效益，忽視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和行業規范。在司機管理方面，一些企業為了降低成本，放松了對司機的資質審核和培訓要求，導致部分司機的素質不高，服務質量難以保證。在乘客權益保護方面，一些企業對乘客的投訴和建議處理不及時、不認真，甚至存在侵犯乘客隱私、隨意漲價等問題。這些行為不僅損害了乘客的利益，也破壞了行業的整體形象和聲譽。行業自律不足還體現在企業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和協作。在專車服務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企業之間往往更關注自身的利益，忽視了行業的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企業之間缺乏信息共享和合作機制，無法共同應對行業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在面對監管政策的調整時，企業之間未能形成統一的意見和建議，導致行業在與監管部門的溝通中缺乏話語權，難以爭取到有利于行業發展的政策環境。在應對突發事件時，企業之間也缺乏協同合作的能力，無法迅速有效地采取措施，保障乘客的安全和權益。四、專車服務法律規制的現狀及國際經驗借鑒4.1我國專車服務法律規制現狀在國家層面，2016年7月28日，交通運輸部聯合工信部、公安部、商務部、工商總局、質檢總局、國家網信辦等七部門發布了《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該辦法明確將專車服務納入網約車范疇，從多個方面對專車服務進行了規范。在平臺管理方面，規定從事網約車經營的平臺需具備企業法人資格，在服務所在地有固定營業場所和相應服務機構及服務能力，具備開展網約車經營的互聯網平臺和與擬開展業務相適應的信息數據交互及處理能力，服務器設置在中國大陸，網絡服務平臺數據庫需接入服務所在地道路運輸管理機構出租汽車監管平臺。這一系列規定旨在確保平臺具備穩定的運營能力和規范的數據管理能力，保障專車服務的正常運行和數據安全。在車輛和司機管理方面，對車輛和司機的準入條件作出了規定。車輛需為7座及以下乘用車，安裝具有行駛記錄功能的車輛衛星定位裝置、應急報警裝置，且車輛技術性能符合運營安全相關標準；司機需取得相應準駕車型機動車駕駛證并具有3年以上駕駛經歷，無交通肇事犯罪、危險駕駛犯罪記錄，無吸毒記錄，無飲酒后駕駛記錄，最近連續3個記分周期內沒有記滿12分記錄，無暴力犯罪記錄。這些條件的設定，有助于篩選出符合安全和服務要求的車輛和司機，保障乘客的出行安全。在價格管理上，《暫行辦法》規定網約車運價實行政府指導價或市場調節價。這一規定充分考慮了市場的多樣性和靈活性，在一些市場競爭充分、供需關系相對平衡的地區，允許實行市場調節價，讓市場機制在價格形成中發揮主導作用，促進平臺之間的公平競爭，提高服務質量；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如市場出現異常波動或為了保障公共利益，政府可以實施指導價，對價格進行適當干預，防止價格過高或過低對消費者和經營者造成不利影響。在地方層面，各地依據《暫行辦法》，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制定了相應的實施細則。以上海市為例，2016年10月8日，上海市交通委員會發布了《上海市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若干規定》。在車輛方面，要求車輛軸距達到2600毫米以上，新能源車輛軸距達到2400毫米以上，續航里程達到250公里以上。這一規定針對上海作為超大城市的特點，考慮到城市交通擁堵、環保要求等因素，對車輛的規格和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旨在提高專車服務的品質，減少對城市交通和環境的壓力。在司機方面，規定司機須為本市戶籍，或在本市辦理居住證滿1年，且在本市連續繳納社會保險滿1年。這一規定主要是基于上海的人口管理和社會保障情況，便于對司機進行管理和服務，保障司機和乘客的合法權益。北京市在2016年10月1日發布的《北京市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實施細則》中，對車輛的要求是需為京牌，車輛軸距不小于2650毫米，排量不小于1.8L或1.6T。這一規定同樣是根據北京的城市特點和交通狀況制定的，強調了車輛的規格和環保性能，以適應北京的交通需求和環保政策。在司機資質方面，要求司機具有本市戶籍。這一規定有助于加強對司機的管理，提高服務的穩定性和可靠性。廣州市的實施細則則規定，車輛需為本市籍，車輛軸距達到2650毫米以上，或者車輛購置的計稅價格在12萬元以上。這一規定既考慮了車輛的性能和品質，又結合了廣州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需求，對車輛的準入條件進行了合理設定。在司機方面，要求司機具有本市戶籍或者已在本市辦理居住證。這一規定體現了廣州作為開放城市的特點，既保障了本地司機的權益，也為外地來穗人員提供了就業機會。這些地方實施細則在遵循國家《暫行辦法》的基礎上，充分考慮了本地的實際情況，在車輛和司機的準入條件、運營管理等方面作出了差異化的規定。這些規定在一定程度上規范了專車服務市場，促進了專車服務在本地的健康發展。然而，由于各地規定存在差異，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在跨區域運營方面，不同地區的準入條件不同，導致專車在不同地區之間運營時可能面臨諸多限制，影響了專車服務的便捷性和市場的統一性。在監管協調方面，各地監管標準不一致，增加了監管的難度和成本，也容易出現監管漏洞。四、專車服務法律規制的現狀及國際經驗借鑒4.2國際專車服務法律規制經驗4.2.1美國美國作為專車服務的發源地，在專車服務法律規制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和獨特的模式。在監管模式上，美國采用的是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地方政府協同監管的模式。聯邦政府主要從宏觀層面制定相關政策和指導方針，為專車服務的發展提供總體框架。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負責監管專車平臺的商業行為，防止平臺出現不正當競爭、欺詐消費者等行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則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具體的監管細則和實施辦法。加利福尼亞州在2013年9月，其公共事業委員會頒布法案，正式承認網絡約車服務合法，并創設了“交通網絡公司”（TransportationNetworkCompanies，簡稱TNC）這一概念。此后，加州針對TNC出臺了一系列詳細的監管規定，涵蓋了牌照發放、司機背景審查、車輛安全檢查、保險要求等多個方面。在牌照發放方面，TNC只需向交通監管部門購買一種特用于“交通網絡公司”的運營牌照，目前，這種牌照的價格根據經營范圍的種類、地域等需要花費1000至10000美元不等。在加州，這一牌照的價格為1000美元，許可有效期3年，到期后可續期，費用為100美元。這種準入方式相較傳統出租車行業而言寬松了很多，只需要由TNC來購買運營牌照，不需要每個具體提供網絡約車服務的司機辦理準入牌照，大大減少了準入的程序。加入各個TNC提供網絡約車服務的司機，其車輛不需要特別辦理由私家車轉為商業運營車輛的手續，即車輛不需要轉變性質，這也大大節省了準入成本。在司機背景審查上，TNC必須對駕駛員背景進行詳細的調查。司機需年滿21周歲，持有有效的加州駕照。TNC每年都必須獲取司機的駕駛記錄，對醉駕零容忍，醉駕司機將直接被禁止提供服務，并接受調查。司機還必須通過全國犯罪背景調查，包括全國性犯罪名單。犯有吸毒后駕駛、醉駕、詐騙、性犯罪、使用車輛犯（重）罪、造成財產損失的犯罪、盜竊、暴力或恐怖犯罪；危險駕駛、醉駕、交通肇事后逃逸以及駕照中止或吊銷等罪行的人員，不允許提供服務。司機的駕駛記錄上最多只能有三項輕罪。通過如此嚴格的背景審查，盡可能確保司機具備良好的駕駛記錄和無犯罪歷史，保障乘客的人身安全。在保險要求方面，TNC必須為7座以下的車輛提供不低于100萬美元的商業責任險，為10座以下的車輛提供150萬的保險，受益人包括司機在內。承保范圍不僅包括搭載乘客前往目的地的區間，還包括司機前往接客途中的區間。保險額必須能夠賠償索賠，無論司機的保險是否能夠抵免某一部分的索賠。在司機開始提供服務之前，TNC必須獲得司機提供保險證明，包括個人險以及商業超額責任險。這種全面且高額的保險要求，能夠在發生事故時，為乘客和司機提供較為充分的保障，減少事故帶來的經濟損失和糾紛。在價格管理方面，加州尚未出臺法定的TNC費率表，TNC可以自行定價，充分競爭。但是，TNC必須按照規定向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提交明確的運營數據報告，報告中需包括本公司專車司機運行的小時數、里程數、收費標準以及司機定期接受TNC培訓的證明。這種靈活的價格機制，充分發揮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促進了專車服務市場的競爭，提高了服務質量和效率。通過要求TNC提交運營數據報告，監管部門能夠對市場價格進行有效監測，防止出現價格壟斷、價格欺詐等不正當價格行為，維護市場秩序和消費者權益。4.2.2英國英國對專車服務的監管規定較為細致，在多個方面保障了專車服務的規范運營和乘客的權益。在車輛標準方面，專車被稱為“小出租車”，其運營模式大多為私家車司機加盟小出租車公司。雖然對車輛本身的品牌、型號等沒有嚴格限制，但要求車輛必須符合一定的安全和技術標準。車輛需要定期接受安全檢查，確保車輛的制動系統、輪胎、燈光等關鍵部件處于良好狀態，以保障行車安全。車輛的外觀和內飾也有一定要求，需保持整潔、衛生，為乘客提供舒適的乘車環境。在司機資質方面，申請小出租車運營駕照者必須滿足一系列條件。要年滿21歲，持正式駕照3年以上，具有相當的駕駛經驗。司機必須在英國合法生活和工作，無犯罪記錄，身體健康，沒有心臟病、癲癇等可能影響安全駕駛的疾病。有關部門會對這些要求進行嚴格核查或考試，只有合格者才可以提出申請。獲得營業許可的全部費用大概在390英鎊到560英鎊左右。如此嚴格的司機資質審核，確保了司機具備熟練的駕駛技能和良好的身體及道德素質，降低了運營風險，保障了乘客的安全。在運營管理方面，專車只允許接收預定服務，不得在街頭招手即停、隨時載客。這一規定明確了專車與傳統出租車的功能區別，避免了兩者之間的無序競爭，同時也有助于規范專車的運營秩序。在管理機構上，小出租車與正規的出租車都統一歸倫敦交通局下屬的出租車與私家出租車管理處管理。開辦小出租車公司，以及小出租車及其駕駛人都需要到這個部門進行注冊登記，經過審核批準后才能獲得運營資質。這種統一的管理模式，便于監管部門對專車服務進行集中管理，提高了監管效率，也有利于制定統一的監管標準和規范。在保險要求方面，英國要求專車必須購買足額的商業保險，以應對運營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具體的保險金額和險種根據車輛的類型、運營范圍等因素確定。一般來說，保險涵蓋了車輛損失險、第三者責任險、乘客意外險等。其中，第三者責任險的保額通常較高，以確保在發生交通事故時，能夠對第三方的人身傷亡和財產損失進行充分賠償。通過完善的保險制度，在事故發生時能夠為乘客、司機以及第三方提供經濟保障，減少事故帶來的損失和糾紛，維護社會的穩定。4.2.3新加坡新加坡在專車服務監管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以促進專車服務的健康發展和市場的公平競爭。在市場準入方面，新加坡政府采取了相對開放的態度。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LTA）負責專車服務的監管，允許符合條件的專車平臺和車輛進入市場。對于專車平臺，要求其具備完善的技術系統，能夠實現乘客與司機的高效匹配、訂單管理、支付結算等功能。平臺需要向LTA提交詳細的運營計劃、安全保障措施、用戶數據保護方案等資料，經過審核批準后方可運營。對于車輛，要求車輛必須符合一定的安全和環保標準。車輛需要定期進行安全檢查和環保檢測，確保車輛的安全性和環保性能。車輛的使用年限也有一定限制，一般要求車輛使用年限不超過一定期限，以保證車輛的性能和安全性。在服務質量監管方面，新加坡建立了嚴格的考核機制。LTA會定期對專車平臺和司機進行考核，考核內容包括服務態度、準時率、車輛衛生等多個方面。平臺需要建立完善的乘客反饋機制，及時處理乘客的投訴和建議。對于司機，要求其具備良好的服務意識和職業道德。司機需要接受相關的培訓，包括服務禮儀、溝通技巧、安全知識等方面的培訓。如果司機在考核中表現不佳，或者收到過多乘客投訴，將會受到相應的處罰，如警告、罰款、暫停運營資格等。通過這種嚴格的考核機制，促使專車平臺和司機不斷提高服務質量，為乘客提供優質的出行服務。在價格管理方面，新加坡允許專車平臺根據市場供需情況自主定價，但要求價格必須透明、合理。平臺需要在乘客下單前明確告知乘客行程的費用構成，包括起步價、里程費、時長費等。在特殊情況下，如高峰期、惡劣天氣等，平臺可以適當調整價格，但必須提前向乘客說明。LTA會對專車平臺的價格進行監測，防止平臺出現價格欺詐、價格壟斷等不正當價格行為。如果發現平臺存在價格問題，LTA將責令平臺進行整改，并對平臺進行相應的處罰。這種價格管理機制，既充分發揮了市場的調節作用，又保障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和公平交易權。4.3國際經驗對我國的啟示從美國的監管模式來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地方政府協同監管的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我國可以在國家層面制定統一的專車服務基本法律框架和原則，明確專車服務的合法地位、基本運營規則以及監管的總體方向，為地方監管提供指導和依據。地方政府則可以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如城市規模、交通狀況、人口密度等因素，制定具體的實施細則和監管措施，實現監管的因地制宜和精準化。在司機背景審查方面，我國可以學習美國的嚴格標準，建立全面的司機背景審查機制，不僅要審查司機的駕駛資格和交通違法記錄，還要深入核查其犯罪記錄，確保司機的綜合素質和安全性。同時，加強對司機的定期培訓和考核，包括安全駕駛技能、服務意識、應急處理能力等方面的培訓，不斷提升司機的專業水平和服務質量。英國在車輛標準、司機資質和運營管理等方面的規定也為我國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在車輛標準方面，我國可以進一步細化車輛的安全和技術標準，明確車輛的定期檢查項目和頻率，確保車輛始終處于良好的運行狀態。加強對車輛外觀和內飾的管理，要求車輛保持整潔、舒適，提升乘客的乘車體驗。在司機資質審核上，提高審核的嚴格程度，除了對駕駛經驗、健康狀況進行審查外，還可以增加對司機職業道德和服務態度的考察，建立司機信用評價體系，對信用不良的司機進行相應的懲戒。在運營管理方面，明確專車的運營規則，如禁止在街頭隨意攬客，規范專車的接單和運營流程，避免與傳統出租車產生無序競爭。新加坡在市場準入和服務質量監管方面的做法值得我國借鑒。在市場準入方面，我國可以適當放寬市場準入條件，鼓勵更多符合條件的平臺和車輛進入市場，增加市場供給，提高市場競爭程度。但同時要加強對準入平臺和車輛的審核，確保其具備相應的技術能力、安全保障措施和服務質量。在服務質量監管方面，建立科學合理的考核機制，定期對專車平臺和司機進行考核，考核結果與平臺的運營資格、司機的收入和接單機會掛鉤。平臺要建立完善的乘客反饋機制，及時處理乘客的投訴和建議，對乘客反映的問題進行跟蹤和整改，不斷提升服務質量。此外，國外在價格管理方面的經驗也值得我國思考。美國加州允許專車平臺自行定價，同時要求平臺提交運營數據報告，這種方式在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的同時，也保障了監管部門對價格的有效監測。我國可以在部分市場競爭充分的地區，適當放寬價格管制，讓市場機制在價格形成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但要加強對價格的監管，防止平臺出現價格欺詐、價格壟斷等不正當價格行為，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英國要求專車購買足額的商業保險，新加坡對專車平臺和司機進行嚴格的考核等措施，都有助于保障乘客的權益和行業的穩定發展。我國可以進一步完善保險制度，提高專車的保險額度和保障范圍，確保在發生事故時，乘客和司機能夠得到充分的賠償。加強對專車服務的全過程監管，從車輛準入、司機管理、運營過程到售后服務，建立全方位的監管體系，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促進專車服務行業的健康、有序發展。五、完善我國專車服務法律規制的建議5.1明確專車服務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國專車服務雖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規范，但在法律地位的明確性和法律體系的完整性方面仍有提升空間。制定專門的法律法規，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舉措，對于專車服務的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制定專門法律法規，首先要明確專車服務的性質。專車服務作為“互聯網+交通”的創新業態，與傳統出租車服務存在顯著差異。它依托互聯網平臺，實現了乘客與司機的高效匹配，打破了傳統出租車的運營模式和地域限制，具有共享經濟的典型特征。在立法中，應將專車服務定性為一種新型的預約出租汽車服務，明確其在交通運輸領域的獨特地位，與傳統巡游出租車進行區分定位。這樣的定性有助于準確把握專車服務的本質，為后續的法律規制提供基礎。在運營模式方面，法律法規需對專車服務的不同運營模式進行規范。對于平臺自營模式，要明確平臺作為用人單位對司機的管理責任和勞動保障義務，包括提供必要的勞動保護設備、合理安排工作時間、依法繳納社會保險等。在合作租賃模式下，需詳細規定平臺、租賃公司、勞務公司三方的權利義務關系。平臺應負責保障線上服務的穩定運行和用戶信息安全；租賃公司要確保提供的車輛符合安全和運營標準，并按時進行維護保養；勞務公司則需嚴格篩選和培訓司機，保證司機具備良好的服務素質。對于私家車加盟模式，要加強對加盟車主的管理，明確平臺對車主的審核、培訓和監督職責。例如，要求平臺定期對加盟車主進行背景審查和服務質量考核，確保車主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和平臺規定。監管原則的明確同樣至關重要。應確立協同監管原則，加強交通運輸、公安、市場監管、通信管理等多部門之間的協作配合。各部門應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實現對專車服務的全方位、全流程監管。在司機資質審核上，交通運輸部門和公安部門應共同把關，確保司機具備合法的駕駛資格和良好的社會信用記錄。在平臺運營監管方面，通信管理部門負責保障平臺的網絡安全，市場監管部門則監督平臺的經營行為，防止出現不正當競爭和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確立分類監管原則，根據專車服務的不同類型和特點，制定差異化的監管措施。對于高端專車服務，可在車輛標準、司機資質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滿足高端客戶對品質和安全的需求。對于經濟型專車服務，則可在保障基本安全和服務質量的前提下，適當放寬準入條件，以提高市場的靈活性和競爭力。通過分類監管，既能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又能促進專車服務市場的多元化發展。確立動態監管原則，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專車服務模式的創新，監管措施應與時俱進，及時調整和完善。關注新技術在專車服務中的應用，如自動駕駛技術、區塊鏈技術等，針對這些新技術帶來的新問題，及時制定相應的監管規則。當自動駕駛技術在專車服務中逐步應用時，要明確事故責任的認定標準、數據安全的保護措施以及技術可靠性的評估方法等。5.2健全專車服務的監管機制5.2.1明確監管主體與職責當前，專車服務監管涉及多個部門，職責交叉重疊，導致監管效率低下，甚至出現監管空白。因此，亟需確定統一的監管主體，清晰劃分各部門的職責權限，構建協同監管機制。交通運輸部門應作為專車服務監管的核心主體，承擔起統籌協調和主導監管的重任。在車輛和司機管理方面，負責制定并執行嚴格的準入標準，對車輛的技術性能、安全配置、使用年限等進行全面審查，確保車輛符合運營安全要求；對司機的駕駛資格、從業經歷、交通違法記錄等進行細致核查，保證司機具備專業的駕駛技能和良好的職業素養。在平臺運營監管中，審查平臺的運營資質，包括平臺的技術能力、數據安全保障措施、服務質量承諾等，確保平臺具備穩定運營和優質服務的能力。監督平臺的日常運營活動，檢查平臺是否按照規定進行訂單分配、費用結算，是否及時處理乘客的投訴和建議等。公安部門在專車服務監管中主要負責安全保障工作。在司機背景審查環節，利用公安系統的大數據資源，對司機的身份信息、犯罪記錄、吸毒史等進行深入調查，確保司機無違法犯罪前科，從源頭上保障乘客的人身安全。在運營過程監管中，通過監控攝像頭、電子警察等設備，對專車的行駛軌跡、駕駛行為進行實時監測，及時發現和處理司機的違規駕駛行為，如超速、闖紅燈、疲勞駕駛等，維護道路交通安全。與交通運輸部門協作，建立應急聯動機制，在發生突發事件時，能夠迅速響應，共同保障乘客和公眾的安全。市場監管部門在專車服務監管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價格監管方面，密切關注專車平臺的價格動態，嚴厲打擊價格欺詐、價格壟斷等不正當價格行為，維護市場價格秩序，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對平臺的促銷活動、優惠政策等進行審查，防止平臺通過虛假宣傳、誤導性定價等手段欺騙消費者。在服務質量監管方面，建立健全服務質量評價體系，收集和分析乘客的評價數據，對專車平臺和司機的服務質量進行量化評估。對服務質量不達標的平臺和司機，依法采取責令整改、罰款、停業整頓等處罰措施，督促其提升服務質量。通信管理部門主要負責專車平臺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傳輸監管。在網絡安全監管方面，要求平臺采取先進的網絡安全技術和措施，防止黑客攻擊、數據泄露等安全事件的發生。對平臺的服務器設置、數據存儲和傳輸方式進行檢查，確保數據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在信息傳輸監管方面，規范平臺的信息傳輸行為，防止平臺利用技術手段進行信息壟斷、干擾競爭對手的信息傳輸等不正當競爭行為。與其他部門協作，共同打擊利用專車平臺進行的網絡違法犯罪活動，維護網絡安全和社會穩定。為了確保各部門能夠有效履行職責，還需建立健全監管協調機制。建立信息共享平臺，實現交通運輸、公安、市場監管、通信管理等部門之間的信息實時共享。交通運輸部門將車輛和司機的運營數據、服務質量數據共享給公安部門和市場監管部門，公安部門將司機的違法犯罪信息、交通違法信息共享給交通運輸部門和市場監管部門，市場監管部門將價格監管數據、服務質量監管數據共享給交通運輸部門和公安部門，通信管理部門將平臺的網絡安全數據共享給其他部門。通過信息共享，各部門能夠全面了解專車服務的運營情況，提高監管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建立聯合執法機制，在開展專項整治行動或處理重大案件時，各部門聯合行動，形成監管合力。針對群眾反映強烈的專車司機違規駕駛、平臺價格欺詐等問題，交通運輸部門、公安部門和市場監管部門聯合開展執法行動，共同對相關平臺和司機進行調查和處理，增強執法的威懾力。建立定期溝通協調會議制度，各部門定期召開會議，通報監管工作進展情況，研究解決監管中遇到的問題，協調各方利益，確保監管工作的順利進行。5.2.2創新監管手段在科技飛速發展的當下，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為專車服務監管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手段。通過充分利用這些先進技術，能夠顯著提升監管的效率和精準度，有效解決傳統監管手段的不足。大數據技術在專車服務監管中具有巨大的應用潛力。監管部門應與專車平臺建立數據共享機制，獲取平臺的運營數據，包括訂單信息、司機行駛軌跡、乘客評價等。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對這些數據進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從而全面了解專車服務的運營狀況和潛在風險。通過對訂單數據的分析，監管部門可以掌握專車的供需情況，了解不同地區、不同時間段的出行需求變化，為合理規劃運力提供依據。如果發現某個區域在特定時間段內專車需求大幅增加，而運力不足，監管部門可以及時引導平臺調配車輛，滿足乘客需求，避免出現打車難的問題。通過分析司機行駛軌跡數據，能夠監測司機的駕駛行為，及時發現違規行為，如故意繞道、超速行駛等。如果司機的行駛路線與平臺規劃的最優路線偏差較大，且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監管部門可以對其進行調查和處罰，保障乘客的權益。利用乘客評價數據，監管部門可以評估專車平臺和司機的服務質量，對服務質量差的平臺和司機進行重點監管和整改。如果某個司機的差評率較高，監管部門可以要求平臺對其進行培訓和考核，若司機仍不能提高服務質量，則可依法取消其運營資格。人工智能技術同樣能夠為專車服務監管提供有力支持。監管部門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對專車服務數據進行實時分析和預測，實現智能化監管。建立智能預警系統，通過對大量歷史數據的學習和分析，設定風險預警指標和閾值。當平臺或司機的運營數據出現異常，如訂單量突然大幅波動、司機違規行為頻繁發生等，系統能夠自動發出預警信號，提醒監管部門及時采取措施進行干預。利用人工智能的圖像識別和語音識別技術，對專車的車內情況進行監控，保障乘客的安全。通過車內攝像頭和麥克風采集的圖像和語音信息，人工智能系統可以識別司機和乘客的行為和語言，及時發現異常情況，如司機與乘客發生沖突、乘客遭遇危險等，并及時通知相關部門進行處理。借助人工智能技術，還可以實現對專車平臺的智能審核，提高審核效率和準確性。在司機資質審核、車輛信息審核等方面，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對提交的資料進行快速審核，減少人工審核的工作量和誤差。除了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還可以利用區塊鏈技術加強對專車服務的監管。區塊鏈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等特點，能夠有效提高數據的安全性和可信度。監管部門可以建立基于區塊鏈的監管平臺，將專車服務的相關數據，如司機信息、車輛信息、訂單信息等上鏈存儲。這樣，數據一旦上鏈，就無法被篡改，確保了數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在發生糾紛或事故時，監管部門可以通過區塊鏈平臺快速獲取準確的數據，為責任認定和處理提供有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