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入歧途的明清江南經濟史探討〔作者:___________單位:___________郵碼:___________〕

摘要：一些學者把明清江南經濟與英國經濟進行比擬，力圖找到近代中國大大落后于西歐的原因。但學者們對明清江南經濟究竟“是什么〞還沒有取得一致意見。黃宗智認為江南經濟在人口壓力下出現了“內卷化〞；李伯重認為江南經濟存在斯密型增長但未出現庫茲涅茨型成長；彭慕蘭那么干脆認為到1800年江南經濟并不比英國經濟差，英國之所以產生工業革命只是由于英國煤礦離工業區較近并且向新大陸移民緩解了人口壓力。美國經濟學家諾思說明：社會結構和經濟、政治制度，都是經濟人在特定客觀環境及其變化的根底上理性選擇的結果。西歐氣候復雜，產品差異大，各地又有水路通航，適合開展商品市場，市場的開展又帶動了經濟和社會的興起。本文認為近代中國之所以落后于西歐，在于二者大不相同的地理條件。中國文明本部東西方向氣候相同導致產品根本相同無交換必要，南北方向無通航河流導致有差異的產品無法實現交換，中國農民將產品運到有差異的地區進行交換，比調整產品結構直接生產所需產品還要花費更高代價，根本產品的交易市場不可能自發開展起來。缺乏市場盈利的刺激，農民也只能夠自給自足，導致社會長期停滯于傳統狀態。明清江南雖然出現了分工協作的手工業生產，但由于市場盈利潛力不大，不能刺激技術創新，所以不可能自發開展出資本主義社會。學者們大都沒有搞清社會經濟開展的根本原理，所以其關于明清江南經濟史的爭論都是不得要領的。

關鍵詞：內卷化斯密型增長地理條件商品市場歷史反差不得要領

〔以下是正文〕

前些時，我從王家范先生的批評文章“?〈大分流〉與中國歷史重估?〞中了解到，美國學者彭慕蘭認為，直到1800年，英國的英格蘭與中國的江南地區經濟開展程度差異不大，只是由于英格蘭具有適合開采利用的煤礦以及北美殖民地緩解了人口壓力，才使得的英國產生了工業革命，此后東西方才分道揚鑣了。

說實話，光從彭慕蘭的這一結論我已斷言，?大分流?一書并不具有研究價值，如果為了消遣去閱讀它，那對我的意志力也將是一次嚴重的考驗。

最近，一位熱心的讀者給我來信說，他看了關于?大分流?一書的評論，感到彭慕蘭關于英國崛起原因的論述，恰好能夠證明我“地理條件和外生變量是社會開展的終極原因〞的歷史理論〔許平中：?中西歷史反差探源?，中國播送電視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我對這位讀者把?大分流?與我的歷史思想聯系起來頗感吃驚。但仔細想來，彭慕蘭所說的英國工業革命的兩個關鍵原因，正好“對應〞于我所闡述的“地理條件〞和“外生變量〞。所以讀者對我的歷史理論產生誤解，一點也不奇怪。但是這也使我認識到，有必要再向讀者強調，在我看來，歷史運行的終極“原因〞〔“條件〞〕是確定的，都是地理條件和外生變量。所以歷史研究的關鍵任務，不是找到“哪些因素〞促進或延緩了社會的開展進步，而是說明這些因素“如何〞決定或影響了經濟人的選擇，從而使他們創造了各自大不相同的社會和歷史。

為了說明我與彭慕蘭歷史研究的方法不同，我不得不瀏覽了網站上關于?大分流?的介紹和評論，也大致了解了中國學者研究經濟史的方法。本文不就學者們提供的具體經濟史資料進行評述，只就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經濟史愛好者。

一、宏觀歷史問題的提出：近代中國何以“落伍〞？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迫使中國人認識到自己的落后，史家也開始對自己傳統社會進行重新檢討。但是實在說來，經過100多年的探索，學者們并沒有搞清中國歷史進程何以與西歐出現如此強烈的反差。在筆者看來，人們甚至對傳統中國社會究竟“是什么〞也沒有搞清。19世紀的中國落后于西方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這一落后狀況是由于從秦漢以來的社會“長期開展緩慢〞，還是中國傳統社會“早已停滯〞，或是認為名帶之前的中國一直居于世界的前列，只是在明清時期才落伍了？

許多人以為“緩慢論〞、“停滯論〞和“落伍論〞之間的差異無關緊要，但實際上，這三種觀點認識問題的根底并不相同。如果認為中國社會是“長期開展緩慢〞，那就需要從社會結構形成后社會運行的動力方面去尋找原因；如果認為中國社會“早已停滯〞，那就需要從傳統社會有沒有自我開展的潛力上下工夫研究；但如果認為古代中國有輝煌的成就，只是在明清之際才落伍了，那就只需要在明清時代的具有什么特殊因素中探討落伍的原因。

當許多中國學者尚在思考中國社會究竟“是什么〞的時候，卻出現了一位“高明〞的西方學者李約瑟，他硬是在故紙堆和其它不知道什么資料中開掘出古代中國科學技術的輝煌成就，得出15世紀以前中國的科學技術大大領先于世界的結論。于是就出現這樣一個問題：15世紀之后的中國何以不能像西歐那樣率先轉向現代，卻由古代的輝煌轉向近代的沉淪，陷于后進挨打的命運呢？中國人把這一問題稱為“李約瑟難題〞或“李約瑟之謎〞。

許多學者早就對“古代中國的科學技術處于世界領先水平〞的神話頗感疑心。學過平面幾何的人都知道，遠在古希臘時代，歐幾里德就歸納了幾何學的公理體系。就這一體系給人的思想啟迪來說，那是中國的所謂四大創造所望塵莫及的，不少人隱約感到，四大創造也許一點也不值得中國人自豪和驕傲，因為它們都不過是人們在日常生產和生活中偶然的發現而已。如果中國從來就不具有世界領先的科學技術，那就無所謂明清時期的“落伍〞。近代中國的經濟和科學技術大大落后于西歐，不過是由于近代以來西歐大大加快了開展步伐而已。因此，探討中西歷史何以出現如此強烈的反差，不應當致力于研究中國，而應當致力于研究西歐。

其實只要把世界其它地區也納入我們的視野，就很容易發現，比中國更早進入文明社會的埃及、印度、巴比倫所在的地域，也都沒有〔自發〕開展出近代的科學技術和文化，它們的經濟和社會開展實際上也都是停滯的。只是由于它們距近代文明發源地的西歐較近，受近代文明“沖擊〞比中國早，有的國家或地區甚至直接被西方文明所統治，這才使它們似乎顯得比中國“進步〞。從宏觀角度看，傳統中國社會不管是緩慢、停滯還是落伍，在世界上并不是什么特殊現象。可以肯定，如果沒有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并向全世界擴張這一偉大的社會運動，世界其它地區還會普遍停滯于自己的中世紀，中國也還會繼續自己的王朝更替和歷史循環。認為任何“社會〞或“文明〞都具有無限開展的潛力，是沒有根據的。

中國學者尤其不愿意相信傳統中國社會不具有自發開展到資本主義的潛力，所以總想在中國歷史中發現能夠自發開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因素〞，于是明清時期的“資本主義萌芽〞被制造出來。對于這些“資本主義萌芽〞何以沒能開展起來，他們那么歸咎于西方的擴張打亂或“阻礙〞了中國的正常開展。

但是也有不少學者看到遠在資本主義擴張到中國之前，中國已經大大落后于西方，所以近代中國的落后，就不應當歸咎于資本主義的擴張打斷了中國歷史的進程。于是一些人力圖在中西歷史的比擬中，找到西歐開展的有利“因素〞和中國開展的不利“因素〞，用不同因素的作用來解釋中西歷史的反差。在這些比照研究中，最有價值的也許就是對明清江南經濟與同時期的英國經濟所做的比擬。

先是華裔美國學者黃宗智先生提出了解釋明清江南經濟開展的“內卷化〞理論。這一理論認為，江南的農戶家庭雖然通過增加勞動力的投入獲得了較高總收入，但由于人口壓力導致的勞動報酬遞減，人均日產量卻是下降的。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導致社會雖然有“增長〞但是卻沒有開展，也就是出現“無開展的增長〞。他把江南經濟運行的這一方式稱為“內卷化〞或“過密化〞。

清華大學的李伯重教授在其?“過密型增長理論〞不適于明清江南農村經濟史研究?[2]一文中，對“內卷化〞理論提出了批評。他認為，近代經濟成長的方式有“斯密型成長〞和“庫茲涅茨型成長〞兩種，前者是指由分工協作和專業化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益；后者是指技術進步帶動的經濟開展。兩種成長方式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明清江南農村經濟沒有出現庫茲涅茨型的經濟成長，那里的經濟增長是由分工合作帶來的經濟效益，也就是斯密型的經濟成長。僅僅因為沒有出現庫茲涅茨型成長就否認江南的經濟開展是講不通的。

美國學者彭慕蘭卻認為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并不比英國經濟落后。他在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一書中，通過對英格蘭和中國江南社會經濟幾種重要因素的比擬后認為，1800年前的歐洲經濟并非早已具備內在的“決定性優勢〞，此后當歐洲借助于煤炭以及與新大陸的貿易緩解了土地和能源壓力后，它才走上了與中國“分流〞的道路。彭慕蘭得出的結論是，“英國發生工業革命完全是幾種偶然因素的作用〞。

下面介紹幾位學者關于明清江南經濟史的爭論。

二、黃宗智的“內卷化〞理論和李伯重的批評

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開展，1368—1988年?一書中，提出了解釋明清江南經濟狀況的“內卷化〞理論，用以說明中國社會何以沒有自發開展起來。他認為，明清時期，江南人口壓力導致資源緊張，人們只能依靠不斷增加勞動、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主要是勞動)的投入來提高產量，生產要素過分投入的結果是勞動密集化、勞動邊際報酬遞減、勞動生產率下降。這樣，就全年家庭勞動而言，盡管可能有更多的“就業〞和收入，但就平日每天的勞動報酬來說卻是減少了，出現“沒有開展的增長〞，黃宗智用“內卷化〞或“過密化〞來表示這種增長。

黃宗智認為，真正的“開展〞意味著通過增加單位勞動的資本投入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即如18世紀英國農業以及現代機械化農業所展示的情形。但是，明清時期中國的長江三角洲地區那么是出現了“內卷化〞，成為“沒有開展的增長〞的典型代表。那時家庭農場實際上對能夠節約勞動的“資本化〞與農業規模效益有一種現實的抵抗，類似的家庭農場手工業生產也對“原始工業〞和現代工業中節約勞動的資本化進行抵抗，這就不可能出現英國式的經濟增長。由于“內卷化增長〞時勞動生產率實際上是下降的，當然就不可能開展出近代、現代社會。

曾撰寫了?過密型增長理論——江南經濟史研究的一把鑰匙?一文，對黃的“內卷化〞理論評價較高。然而幾年后，他經過研究和思考，改變了自己的觀點，又撰寫了?“過密型增長理論〞不適于明清江南農村經濟史研究?[2]一文，

黃宗智的理論提出后不久，中國學者李伯重先生就撰寫了?過密型增長理論——江南經濟史研究的一把鑰匙?一文，對“內卷化〞理論評價頗高。然而幾年后，李伯重卻改變了自己的觀點，他在?“過密型增長理論〞不適于明清江南農村經濟史研究?[2]一文中，對“內卷化〞理論提出了批評。李伯重認為，“內卷化〞理論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缺陷：

其一，“內卷化〞理論的理論根底其實依然是“近代經濟成長道路是單一〞的看法，而近代經濟成長的方式至少有斯密型成長(theSmithianGrowth)和庫茲涅茨型成長(theKuznetzianGrowth)兩種形式。前者是指由分工協作和專業化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益；后者是指技術進步帶動的經濟開展。他認為兩種成長方式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雖然明清江南農村經濟沒有出現庫茲涅茨型的經濟成長，但完全有可能出現斯密型的經濟成長。僅僅因為沒有出現庫茲涅茨型成長就否認江南的經濟開展是講不通的。

其二，提出“內卷化〞理論所依據的事實非常薄弱，有的甚至有錯誤。李伯重原先曾經認為“江南水稻生產中勞動投入明顯增加，畝產量卻沒有提高〞，黃宗智在論證中就利用了李伯重的這些看法。已經被證明為錯誤的看法，但李伯重后來自己發現，“江南無論在農業方面還是在手工業方面都有了實質性的進步〞，所以黃宗智提出“內卷化〞理論的事實依據并不可靠。

其三，“內卷化〞理論賴以建立的另一重要根底是人口壓力增大。但是葛劍雄、李中清、王國斌、威廉·拉夫里(WilliamLavely)等人的研究證明，1700—1850年間中國的人口增長率與西北歐及英國相差不大[5](P85—86)。何炳棣進行的人口研究證明：在1850—1959年的一百多年中，人口大省江蘇的人口僅僅增加了7.5%，而且這還沒有包括此時期上海作為一個重要城市而形成這樣一個重要因素在內；同一時期，浙江人口下降了23.8%，安徽下降了19.3%，江西那么下降了31.4%[6](P289—290)。如此看來，明清江南是不是真正存在所謂的人口壓力還是一個遠遠不能定論的問題。

但是，正當人們為解答近代中國何以落伍的問題頗費周折之時，美國學者彭慕蘭卻在他的英文著作?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開展?(以下簡稱?大分流?)中提出，18世紀的中國江南不但不落后于英國，甚至比英國倒更有點開展優勢。讓我們來看看彭慕蘭的觀點。

三、彭慕蘭的?大分流?中關于中西比擬的觀點

在?大分流?一書及其后發表的文章中，彭慕蘭對黃宗智的“內卷化〞理論提出了批評。他的批評大致可以概括為兩點：

1、彭慕蘭認為，“內卷化〞是大多數社會共有的現象，不能用來說明中國江南落后于英國。彭慕蘭提出，人口壓力導致工資下降的情況是普遍的。18世紀英格蘭人均收入的增長相當小，18世紀大多數國家的大多數時候，實際工資〔大概〕都是下降的。中國農村居民在一個沒有發生急劇技術變革的世界中，也像全世界他們的同時代人一樣，經歷了勞動力邊際報酬下降的事實。如果說中國江南出現了一種內卷行為，那么英國工業大局部行業中的工人也陷入了一種同樣程度的內卷化。所以用“內卷化理論〞來沒有說服力。

2、彭慕蘭認為，“內卷化〞理論存在無法克服的矛盾。彭慕蘭以黃宗智關于英國圈地運動的看法為例予以說明。黃宗智認為，在向現代經濟的變革中，只有在通過人們無產化被強制性剝奪了任何其他選擇時才會發生，所以英格蘭的圈地運動對英國的近代化開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由于中國不存在“圈地運動〞，不具備自由勞動力這一條件，所以也不可能開展起來。彭慕蘭指出，黃宗智一方面把中國江南的人口過剩作為“經濟內卷化〞的根源，另一方面又把圈地運動造成的剩余人口看作是英國向現代經濟變革的動力。事實上，18世紀英格蘭中部地區由圈地運動從農業中“釋放〞出的勞動者，往往加劇了當地的失業而不是構成新生的工業大軍的一個重要組成局部，按照“內卷化〞理論，這應當是造成英格蘭“勞動力剩余〞或“內卷〞的經典案例。對人口過剩這一現象所起作用的不同解釋，暴露了內卷化理論的內在矛盾。彭慕蘭談到，黃宗智對英國圈地運動作用的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很多學者的研究都不相信英國的圈地運動對經濟開展起了那么大的促進作用。大多數學者認為，“公開的市場時機和只有通過市場才能獲得的新消費品的實用性，在刺激效率增長方面可能更為重要〞。

在批評了黃宗智的內卷化理論之后，?大分流?一書對近代以來中西社會開展進程的反差，做出了自己的解釋。這一解釋可以歸納為：18世紀以前，東西方處在同樣的開展水平上，西方并沒有任何明顯的完全為西方自己獨有的內生優勢；18世紀末19世紀初，歷史來到了一個岔路口，東西方之間開始逐漸背離，分道揚鑣，距離越來越大。造成這種背離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陸的開發使土地的制約解除，二是英國煤礦優越的地理位置使蒸氣為動力的大規模使用成為可能。相比擬而言，中國不僅沒有類似發現新大陸這個“意外之財〞，而且中國煤礦也處在一個非常不利的位置(離核心區江南太遠，運輸本錢昂貴)。彭慕蘭把這個東西方分道揚鑣的過程稱之為“大分流〞。這樣，按照他的看法，英國之所以能夠產生工業革命并且領先于世界，只是一兩個偶然因素起作用的結果。

為了對以上學者的觀點給予評析，我們有必要先向讀者介紹幾個根本原理，這就是“技術創新的本錢收益原理〞、“市場開展與技術創新的關系原理〞以及“市場興起的地理根底原理〞。這些原理是筆者根據前輩思想家的理論總結歸納出來的，但對于一般經濟史學者來說卻是全新的。它們本可以獨立論述成文章，讀者也可以在筆者的其他文章中找到相關論述，只是因為它們對理解本文論題的重要性，才占用網站的珍貴版面資源，直接納入本文以供讀者批評的。

四、有關經濟和社會開展的幾個根本問題

1、技術創新的本錢收益原理

按照唯物史觀，生產力是社會開展的決定性力量。那么生產力開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俄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普列漢諾夫認為，生產力開展的狀況，首先應當歸結為地理環境的特點。大多數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都把生產力開展的原因歸結為生產技術的變革或突破，那么生產技術突破有沒有原因呢？它是偶然出現的，還是具有必然性？如果是偶然的，為什么中世紀后期西歐出現了那么多技術突破，而中國在封建社會的兩千多年中，〔對生產關系具有革命意義的〕生產技術卻幾乎沒有出現任何重大突破呢？如果技術突破具有某種必然性，那么這種必然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現代經濟學認為，利益追求是人類行為的永恒動機，人在活動前都要進行本錢和收益的權衡，只有那些預期收益顯然高于預期本錢的創造工程，才會有人花費時間和精力去進行研制。過去往往把生產技術進步看成是象魯班創造鋸子那樣是偶然出現的，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解。在歷史上，偶然性的技術創新也許確實起了很大作用，不過它們之所以能夠在世界各地陸續出現，正是因為它們不需要多大本錢。等到偶然性的創造創造大都被人們掌握，剩下的都是一些依靠偶然性無法突破的創造工程時，生產技術就會陷于停滯。諾思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用人類創造計時鐘的過程很好地說明了這一原理。

15世紀時，為確定遠洋航行中輪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測算經度，而測算經度需要一座在遠洋航行期間保持精確的計時鐘。西班牙、荷蘭、英國都都陸續宣布對創造計時鐘給予巨額懸賞。這筆懸賞一直持續到18世紀才由英國的哈里森獲得，他為了研制計時鐘幾乎消耗了半生精力。假設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那么計時鐘就還會被他的兒子或是其他人創造出來，因為高額賞金是刺激人們進行研制的根本動力。如果沒有賞金，創造成果在出售后因為被人仿制而使創造人所獲收益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價，就不會有人去進行這種研制。仿制他人的創造成果具有一種現代經濟學稱為“搭便車〞的利益，所以人們都想等待別人創造出來之后進行仿制，于是社會只可能出現一些像魯班創造鋸子那樣的幾乎不需要什么本錢的簡單的或偶然性的創造創造。

不過，雖然高額賞金能夠刺激創造創造活動，但政府懸賞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緊迫的工程，事事都靠政府懸賞是不現實的，于是保護創造者利益因而能夠給予創造活動經常刺激的專利制度被人類創造了出來。此后歐洲的許多創造創造都是在專利制度保護下開展起來的，如果沒有專利制度的保護，許多創造創造的預期收益遠遠低于預期本錢，因而根本不會有人去進行研制。古代中國沒有形成保護創造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現的創造創造大都具有簡單和偶然的性質。

需要說明的是，早在專利制度形成以前，西歐已經出現了一系列技術突破，所以最早的技術突破并不是專利制度刺激的結果。諾思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說明，西歐生產技術的突破，是由于市場擴張引起的盈利時機對人們刺激和吸引的結果。

2、市場開展與技術創新關系原理

諾思認為，引起西歐經濟興起的最重要的根底是商品市場的擴張。

早在11世紀，隨著邊疆地區的開墾，西歐就形成了小范圍的商品交換市場；市場盈利吸引更多的人參加交易活動，糧食、木材、羊毛、咸魚、酒類等根本產品〔低值笨重貨物〕逐漸參加到市場交易中來，到13世紀時，西歐逐漸形成了輻射范圍廣闊的大市場。市場擴大刺激了制造業的開展。靠近市場地區信息靈通，人們能夠根據市場需求及時調整生產，逐步形成了專業化的制造業中心。制造業的專業化刺激了分工。羊毛織品是當時西歐主要的制造品，其制造過程可以分解為許多細小的工序，精細的分工使人們只需要重復簡單的操作，簡單的操作“將人們天生的創造欲集中在有限的一些難題上〞，促使人們考慮用機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和風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創造那些從事簡單操作的機械，研制本錢大大降低，而創新收益那么因產品具有廣闊的銷路而十分可觀，刺激人們致力于技術創新的研制，于是西歐出現了一系列的技術突破。

因此，市場對技術創新的刺激作用是雙重的。市場開展既通過刺激生產和勞動分工間接降低了創新本錢，又由于可以大量銷售產品而直接提高了創新收益。所以，近代以來理論科學和技術創新大都出現在具有興旺市場的西歐，決不是偶然的。一句話，市場盈利是刺激技術創新和突破的根本動力，如果沒有市場開展造成的純收益的提高，西歐生產技術的突破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方面，簡單技術或偶然的創造創造能否對經濟開展起重要作用，關鍵問題也在于這些技術和創造能否利用市場獲利。諾思還指出，南歐人早已創造了利用水力和風力的技術，但是這些技術在南歐并沒有起到重大作用，后來卻在歐洲西北部得到了廣泛的推廣和應用，從而大大促進了經濟的開展。它們之所以能夠在歐洲西北部發生那樣的作用，完全是由于那里已經出現了能夠使它們獲利的市場。按照諾思所說，“由于利用這些技術建造設備需要大量資金，所以只有在大量生產的情況下才是有利可圖的〞。而要大量生產，當然需要有銷售產品的市場。另外，許多中國人知道，我們引以自豪的四大創造在中國所起作用很小，傳到歐洲卻對新興階級戰勝舊制度起了重大作用。同樣的技術在不同地區具有如此不同的作用，關鍵就在于不同的市場環境……

3、市場興起的地理根底

按照唯物史觀，生產力開展是社會開展進步的根本原因，而生產力開展的動力那么是技術的進步和創新。由于無法解釋技術創新出現的原因，于是歷史科學走進了死胡同。不過也應當成認，許多學者也看到了市場開展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由于把市場看作是“生產關系〞〔其中的交換關系〕方面的內容，于是市場開展只能由生產力開展給予解釋。但在諾思看來，市場開展是比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都更為根底的層次。市場開展既引起人們“關系〞方面的變化，也引起了生產力的提高。所以只要說明市場開展的原理，也就解決了困擾歷史學家上百年的大問題。

諾思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說明，西歐市場興起的根底條件是優越的地理條件，促使市場興起的原動力〔外生變量〕那么是人口的自然增長。

直到中世紀前期，西歐大局部地區還是人口稀少的廣袤的荒野。但是人口具有自然增長的趨勢。中心地區人口的自然增長導致勞動報酬遞減，迫使人口溢出到尚未開墾的遙遠地區，這就是開發西北歐的所謂“邊疆運動〞。在新開墾的地區之間以及新老地區之間，土壤、氣候等自然條件存在差異，導致糧食、牲畜等自然產品的差異，這就引起對交換的需求，于是首先產生了小范圍的商品交易市場。廣泛的水路運輸使得運費低廉，糧食、木材、羊毛、咸魚、酒類等根本產品〔低值笨重貨物〕也能夠承受遠距離的運輸費用，于是廣闊的地域都參加到市場交易中來。根本產品的交易使得各地都能夠生產自己的優勢產品，這就使得普通農民也能夠發揮自己的比擬優勢，從而提高了勞動收益。遙遠地區農民收益的提高使得他們有力量消費更多的制造品或奢侈品，從而刺激了工業的專業化和勞動過程中精細的分工，在此根底上又出現了技術的開展和進步。

不過，作為“新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諾思強調市場開展促使西歐逐漸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經濟開展的組織和制度，從而加速了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我們需要注重探討的問題那么是，人口的自然增長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國〕普遍存在，何以只有在西歐才導致市場的興起呢？

歷史上對人類進步具有重大促進作用的商品貿易不是許多世紀以前就已經存在的跨大洲、越大洋的絲綢、香料、瓷器、象牙、金銀、珠寶等奢侈品的轉手交易〔在古代運輸條件下，只有奢侈品才能夠承受遠距離的運輸費用〕，而是南歐、西歐和北歐以低地國家尼德蘭為中心的糧食、木材、羊毛、魚類、酒類等農、林、牧、漁根本產品的貿易。因為只有根本產品的貿易才能夠使勞動價值最低的農民發揮自己的比擬優勢，從而有能力購置工業制造品，從而刺激了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

從市場開展的原理看，根本產品的交易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夠開展起來。一方面，“根本〞產品產地廣泛，各地生產本錢差異不大，所以沒有交換的必要；另一方面，根本產品大都是低值笨重貨物，所以很難承受遠距離高額的運輸費用。從這兩方面看，根本產品的交易只能夠在那些很特殊的地方開展起來，這些地方要具有小范圍內產品差異大、大范圍內運輸費用低的特點。產品差異大使得各地的比擬利益明顯，運輸費用低使得比擬利益能夠實現。西歐就正好具有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例如尼德蘭〔現今的荷蘭、比利時〕面積只有七萬平方公里，但降水多的地方每年達1300毫米，降水少的地方卻只有600毫米，這就導致自然產品差異很大，各地具有明顯的比擬利益，由于河流密布，并且大都是四季通航，各地比擬利益能夠實現，所以這里最早產生了大規模的根本物品的交易市場。

四大文明古國都坐落在大江大河流域，這些地方地理條件單一，在人們力所能及的空間范圍內，根本產品大致都是相同的，根本不可能刺激商品交換的開展，所以它們的生產技術、社會結構就都一直維持在傳統狀態。在不利于商品市場開展上，中國的條件比其他文明古國更為典型，因為中國的地理條件與西歐幾乎正好相反：在文明本部黃河流域近百萬平方公里的地域內，明顯具有產品差異小，且缺乏通航河流的特點。

黃河流域的氣溫線和降水線都是東西方向，東西方向氣候根本相同，這就使得東西方向農作物的品種大致相同，例如夏收作物主要是小麥，而秋糧那么主要是菽和粟〔近代那么是玉米〕。如果我們從該地域最西端陜甘交界處一直走到最東端的山東半島，所到之處，物產幾乎都是相同的。在這一近百萬平方公里范圍內，東西方向上根本產品沒有多大差異，各地之間不存在比擬利益，不能刺激商品市場的開展。另外，雖說在黃河流域的南北之間，氣溫和降水的差異使得自然產品存在差異，例如北部旱地產麥粟，南部水田種水稻，但是南北方向沒有通航河道，產品交換只能依賴陸路運輸。在古代肩挑背扛牲口馱的條件下，陸路運費至少等于水路運費的30倍，根本產品根本不能承受這樣高額的運輸費用。所以根本不可能形成大規模的根本物品的交易市場。東西方向上產品的無差異和缺乏南北走向的河流，是兩千多年來制約商品經濟不能夠開展的根本原因。

在了解了地理條件、市場興起、勞動分工、技術突破、經濟增長的內在原理之后，讓我們對學者們關于明清江南經濟史研究的爭論給予簡要分析。

五、黃宗智、李伯重、彭慕蘭觀點評析

現在，一般讀者熟悉的經濟增長方式是“粗放型〞和“集約型〞兩種。在經濟改革中，國家提出的目標就是要由原來的“粗放性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所謂“粗放性增長〞也叫外延式增長，是指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按比例增加從而引起的總產量增加，但勞動生產率卻沒有增長。“集約型增長〞也叫內涵式增長，是指在不增加物質生產要素的情況下，依靠改良技術和管理引起的經濟產量的增長。在這種增長方式中，勞動生產率有所提高。

不過，這兩種經濟增長方式〔的劃分〕雖然符合現代經濟學的嚴格要求，但它們對研究歷史上的經濟增長卻并沒有多大作用，因為在歷史上，各種生產要素嚴格按比例增加投入的情況很少，由改良技術和管理引起的經濟產量的增長更是鳳毛麟角。歷史上的大量情況是，某一生產要素投入增加而其他生產要素的投入不變，這種情況下總產量也會有所增長。可以看到，這樣的經濟增長〔如果可以算得上是增長的話〕就既不是“粗放型增長〞，也不是“集約型增長〞。事實上，這種增長的潛力是很小的。一般地說，某一生產要素的增長起初會引起總產量增長的結果，但由于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終將導致總產量到達頂峰甚或開始下降，而單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那么更早地開始下降。在歷史的大局部時期，農業的情況就是這樣：隨著人口的自然增長，某一地區對農業的勞動力投入增加，但是土地投入卻不變，于是出現勞動報酬遞減，黃宗智把這種總量可能提高但勞動生產率下降的情況稱為“內卷化〞。

中國學者往往受馬克思理論的束縛，著眼于研究“生產力〞的開展狀況。為了確定生產力的開展狀況，就力圖搞清某一社會〔或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情況。一般認為，勞動生產率主要由技術開展和進步決定。由于認為技術總是會逐漸開展的，于是歷史上的“勞動生產率〞就應當是一個逐漸提高或者至少是一個不會降低的過程。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筆者以為，由“生產力〞概念演化出來的對“勞動生產率〞問題的注重，是使中國學者的經濟史研究誤入歧途的重要原因。因為嚴格說來，由于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即使技術沒有任何變化，歷史上的“勞動生產率〞也是一個有升有降的波動過程，尤以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最為明顯。如果把“人均日勞動產出量〞作為衡量〞勞動生產率〞的標準，那么即使其他生產要素相同，在人口稀少而土地豐裕的地區，“勞動生產率〞就高。隨著人口的自然增長以至到達飽和程度〔環境人口容量的最高限度〕，“勞動生產率〞就大大下降了。所以，長期以來學者們重視的“勞動生產率〞變化，在歷史研究中并不具有重要意義。

有必要指出，人們歷來重視“剩余產品〞對社會開展進步的作用，認為“剩余產品〞是產生商品交換，刺激社會開展的前提。這也是學者們在研究中重視“勞動生產率〞的一個原因，因為只有勞動生產率較高，產品才會出現剩余，才可能促進社會的開展。但是這也是一個錯誤的認識。因為社會能否開展和進步，關鍵并不在于有沒有剩余產品以及剩余產品的多少問題，而是這些剩余產品能夠起到什么作用。換句話說，考察歷史上的社會開展和進步，不在于確定當時“勞動生產率〞的上下，而在于探討當時的產品能否促進交換的開展〔交換的也不一定是“剩余產品〞而是“不同產品〞〕。在古代和近代的中國歷史上，由于產品差異小，人們將產品運輸到有差異的地區進行交換，比直接生產所需產品還要花費更高的代價，所以人們的合理選擇就是調整產品結構以滿足需求，于是社會就只能維持自給自足狀態。這樣，在人口稀少土地豐裕的時期，由較高的“勞動生產率〞所生產出來的剩余產品，要么會被統治者集中起來修建宏大的國家工程〔阿房宮、長城、大運河等〕或者發動大規模的戰爭〔漢武帝還擊匈奴、隋煬帝征伐高麗、忽必烈進攻日本等〕，要么就按照馬爾薩斯說明的人口增殖原理〔只要生活資料增長，人口一定會堅決不移地增長〕全部轉化為人口，經過一段時期以后又使人口到達飽和狀態，使勞動生產率下降到只能勉強糊口的程度〔黃宗智所說的糊口農業〕。這時如果遇到嚴重天災，土地產出根本供養不了飽和人口，就出現大規模的起義和戰亂，于是社會就出現新一輪的王朝循環……

黃宗智認為，明清江南經濟總量雖然可能有所增長，但人均日產量卻是降低的，所以“勞動生產率〞不但沒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應當成認，黃先生對江南情況的這一判斷是符合實際的。從經濟學原理說，這一現象正是“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作用的結果。當然，如果在“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作用的同時，又有技術進步引起的生產率提高予以抵消，那么就不會出現收益遞減甚或出現收益提高。由于事實上那里并沒有出現技術進步，無法抵消由勞動力增加引起的報酬遞減，于是就出現“內卷化〞現象。很明顯，“內卷化〞不是明清江南經濟停滯的原因，而是經濟停滯的表現或是結果。

李伯重對黃宗智的批評，尤其是他對斯密型成長和庫茲涅茨型成長的區分，暴露出他對經濟運行的原理的模糊認識。斯密型成長是指由分工協作和專業化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益，庫茲涅茨型成長是指技術進步帶動的經濟開展。李伯重認為，這兩種經濟成長方式“沒有必然的聯系〞。應當說，在歷史上，不少地區產生過勞動分工，但卻沒有產生出技術進步帶來的經濟增長。但從西歐經濟興起的過程看，如前所述，只有在分工〔協作〕充分開展的根底上，才會刺激人們從事技術創新，從而出現一系列的技術突破，此后技術突破又反過來促進了經濟增長。換句話說，歷史事實是，只有在斯密型成長的根底上，才可能出現庫茲涅茨型經濟成長〔資本主義對外擴張后的技術引進當然例外〕。至于為什么有的地區出現了勞動分工卻沒有出現技術進步〔例如古代雅典〕，從經濟人行為原理分析，那么只能是由于那里市場盈利的潛力已經耗盡，用機器代替人工提高生產效率的刺激已經不大，結果很少有人或者沒有人再去致力于提高生產技術的研究……從經濟學原理看，斯密型成長和庫茲涅茨型成長并不像李先生所說的那樣“沒有必然的聯系〞。黃宗智認為從勞動生產率看明清江南經濟沒有增長，而李伯重卻認為存在斯密型成長，我們不對這一爭論作出評判。但在筆者看來，如果明清江南真像李伯重認為的那樣已經出現斯密型成長，但卻沒能演化出技術進步，那也只是因為市場開展狀況的限制，使得從事技術創新的風險大而預期收益渺茫。因為只要有足夠的利益刺激，總會有人致力于創造創造活動并取得成果的。

過去，大多數歷史學家都把技術創新看作是在生產過程中偶然出現的，所以經濟理論都把技術創新作為引起經濟增長的“外生變量〞。“新制度經濟學家〞發現并說明，技術創新是“內生〞于西歐經濟運行的過程之中的，從而為歷史研究開辟了全新的道路。而在西歐經濟技術興起并逐漸向世界各地傳播以后，對于世界其他地區〔技術接受地〕來說，技術當然就不再是“內生〞的而是“外生〞的。但是大量事實已經說明，外生技術在當地究竟能夠起到多大作用，歸根到底還是要看當地的市場狀況。西歐的紡織技術傳到中國以后，中國也建立了許多紡織工廠，但是“洋布〞一直沒有將中國農民的手工紡織擠垮，直到1980年代以“確實良〞為標志的新型化纖產品普及后，機器紡織才完全取代農村的手工紡線織布。

也對江南經濟沒有增長的論斷提出了批評。他認為，雖然明清江南農村經濟沒有出現庫茲涅茨型經濟成長，但完全有可能并且確實出現了斯密型的經濟成長。他批評黃宗智說，僅僅因為江南沒有出現庫茲涅茨型成長就否認其〔可能存在的斯密型〕經濟開展，是講不通的。

愚以為，李伯重和黃宗智關于明清江南經濟有沒有增長的爭論，并不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江南地域達幾十萬平方公里，明清時期的時間跨度有四五百年。由于缺乏這幾百年中的完整資料，所以我們只能用局部的甚至個別的材料來得出結論。而用局部或個別材料得出一般性結論肯定是不可靠的。更何況，在如此廣闊地域和如此長時期的跨度內，情況必然是千差萬別，相互沖突的理論觀點都可以在其中找出個別“依據〞。不要說李伯重與黃宗智關于這一問題的認識不同，就是李先生自己，前后的認識也有重大差異。李伯重原先認為“江南水稻生產中勞動投入明顯增加，畝產量卻沒有提高〞。這一判斷的合理推論就應當是勞動報酬遞減導致的“內卷化〞，所以完全符合黃宗智的理論。但他后來卻認為江南出現了“斯密型增長〞，“無論在農業方面還是在手工業方面都有了實質性的進步〞，于是對黃宗智提出了批評。由于這里的“實質性的進步〞沒有經過嚴格定義，所以我們不好判斷它是否符合實際。在我們看來，李先生這種前后不一致的看法，正好說明明清江南的經濟史材料既不能證明一個確定的結論，也不能用于推翻與其相反的觀點。因為，復雜事物能夠為任何相互沖突的見解提供個別事實依據。

李伯重引用人口學的研究結論，對黃宗智關于江南人口壓力的論斷提出批評，也是完全不得要領的。當然，由于缺乏可靠資料，黃宗智不可能對明清江南的人口壓力給予精確計算〔更何況人口壓力本身就是一個變化的量〕，而只能得出關于人口一般趨勢的結論。如果李伯重不同意黃宗智對“人口壓力〞的判斷，能用具體材料直接予以批評或反駁當然最好，說明自己不同意這一結論的間接理由也未嘗不可。可是，李伯重卻舉出葛劍雄、李中清、王國斌、威廉·拉夫里(WilliamLavely)等人的研究結論說，“1700—1850年間，中國的人口增長率與西北歐及英國相差不大〞[5](P85—86)；又舉出何炳棣的研究結論說，在1850—1959年的一百多年中，人口大省江蘇的人口僅僅增加了7.5%〔而且這還沒有包括此時期上海作為一個重要城市而形成這樣一個重要因素在內〕，而同一時期，浙江人口卻下降了23.8%，安徽下降了19.3%，江西那么下降了31.4%。李伯重試圖用這些研究結論說明，“明清江南所謂的人口壓力是不是真正存在還是一個遠遠不能定論的問題〞。

筆者以為，這些材料不但不能反駁黃宗智的看法，相反，卻正好證實了黃宗智關于人口壓力增大的論斷。因為，即使“1700—1850年間中國的人口增長率〞確實與同時期的英國相差不大，也并不能否認“江南〞人口飽和的狀況。判定某一地區人口壓力是否“增大〞，應當將這一地區不同時期的人口數據進行比擬，而不是用不同地區〔在同意時期〕的人口數據來進行比擬。而在1850—1959年的一百多年間，江南各省人口沒有增長甚或下降，雖然不能說明人口壓力“增大〞，但卻正好說明在1850年時江南已經存在嚴重的人口壓力，因為正是飽和人口的制約導致馬爾薩斯抑制的出現才使人口沒有上升反而下降。如果在1850—1959年江南人口又有大幅度增長，那才正好說明在1850年時尚不存在什么人口壓力。

利用微觀經濟學原理分析李伯重的論證，可以看到它的缺陷在于未能夠將經濟理論與經濟史研究很好地結合起來。從“微觀〞角度看，彭慕蘭對黃宗智“內卷化〞理論的批評，倒有不少正確之處。

首先，彭慕蘭看到，在一個沒有發生急劇技術變革的世界中，全世界大多數人都經歷過勞動力邊際報酬下降的事實。所以黃宗智用“內卷化〞來說明中國江南落后確實沒有說服力。

其次，彭慕蘭批評黃宗智對英國圈地運動的看法，也是正確的。黃宗智似乎是無條件地接受了馬克思的看法。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必須具備兩個前提條件，一個是資本的原始積累，主要依靠暴力掠奪實現；另一個是有自由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在英國是通過圈地運動實現的。黃宗智認為，由于中國不存在圈地運動，沒有形成“自由勞動力〞這一條件，所以不可能開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我們不知道黃宗智的這一說法是否直接來源于馬克思的論斷。不過經濟史研究不能以經典理論家的“說法〞為依據，而應以根本經濟學原理去分析具體事實。當然，就圈地運動的作用來說，彭慕蘭也是借用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來批評黃宗智的，所以也不能認為具有邏輯論證的力量。但是，他的見解無疑比黃宗智要高明，因為他認識到，不是圈地運動造成的“自由勞動力〞，而是市場的刺激促進了英國的經濟增長，按照他的說法，“公開的市場時機和只有通過市場才能獲得的新消費品的實用性，在刺激效率增長方面可能更為重要〞。而根據我們前面對諾思原理的介紹，也確實是市場盈利刺激了經濟效率的增長。

不過，雖然彭慕蘭認識到市場在西歐經濟興起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他卻不會沿著這一思路進行深入探討，他了解或者借用的這一正確思想并沒有對他的研究起指導作用。相反，他卻對經濟史資料采取了幾乎是隨意取舍的態度，完全無視18世紀以前中國和西歐在經濟運行方面已經出現的巨大反差，硬說直到1800年，西方并沒有任何明顯的內生優勢，只是由于美洲新大陸的開發和煤礦優越的地理位置使英國產生了工業革命并且領先于世界。

就彭慕蘭關于1800年中國與西歐差異不大的論斷，黃宗智的反駁是頗具說服力的。黃先生看到，早在1800年之前，英國就出現了農業革命、原始工業化、城鎮開展、人口行為轉型以及消費變遷等“五大變化〞。他認為，這些革命性變化與英國煤礦業特早開展的偶合，促使英國出現了工業革命。與此相比，18世紀的長江三角洲那么不具備其中任何一個條件。中國后來進入的現代經濟開展道路和英國完全不同：即首先通過社會革命來進行資本積累，此后通過農村的現代工業化來降低農村〔局部地區〕的人口壓力。

實際上1800年時，原為英國殖民地的美國已經獨立24年。美國何以要獨立？是因為與英國的經濟利益產生分裂。為什么經濟利益會出現分裂？是由于各自不同的經濟開展。所以在1800年時，不但英國，而且它的衍生子國美國也已經開展到很高程度。又經過200年，美國人彭慕蘭用英文在美國出版的著作，卻作出了1800年的英國與中國江南經濟開展的程度大致相同的結論，真不知道在美國有沒有人相信這一論斷。具有挖苦意義的是，彭慕蘭〔因他那不著邊際論斷〕在中國卻找到了不少“知音〞甚或崇拜者，?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還不惜珍貴的版面登載介紹或評論文章，暴露了中國社會科學還遠沒有跟上世界社會科學的步伐……

大量間接材料也許更能使人相信1800年的英國已經與中國存在巨大反差。

就在美國獨立的1776年，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就出版了他那名著?國富論?，其中談到他所參觀的扣針廠勞動分工的情況：一個人抽鐵絲，另一個人拉直，第三個人截斷，第四個人削尖，地五個人磨光頂端以便安裝圓頭；做圓頭要求有三道不同的操作；裝圓頭是一項專門的業務，把針涂白是另一項；甚至將扣針裝進紙盒中也是一門職業。由于這種專業化，每個工人每天生產幾千枚針。他得出結論說，如果工人選擇分開工作，那他們肯定不能每人每天制造出20枚扣針，或許連一枚也造不出來。從斯密提供的例證可以想見，那時英國工廠中的分工和專業化已經到達何種程度。1776年是大清乾隆41年，中國還完全處于傳統社會之中。而1800年，正好是英國的歐文以股東兼經理身份開始領導他的大棉紡廠的一年，該棉紡廠原有500多人，后來開展到2500人。按照歐文的說法，“這2500人中從事勞動的那一局部人給社會生產的實際財富，在不到半個世紀前還需要60萬人才能生產出來。我問自己：這2500人所消費的財富和以前60萬人所應當消費的財富之間的差額到哪里去了呢？〞他自己答復說，“沒有這些用機器創造的新財富，就不能進行推翻拿破侖和保持貴族的社會原那么的戰爭〞〔轉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論?，1970年12月第1版，P260〕。既然1800年左右英國紡織工業的“生產力〞已經開展到如此高度，我們對彭慕蘭的論斷又能說點什么呢？用王家范的話說，就是新的“天方夜譚〞。

我們還可以舉出諾思對西歐經濟興起過程的論證來反駁彭慕蘭。諾思指出，近代西歐經濟和社會的興起，是在人口增長這一外生變量的作用下社會內部因素長期演變的結果，首先是適合于大市場開展的低地國家尼德蘭〔荷蘭〕，逐漸形成了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制度環境。英國比荷蘭的規模大，在與荷蘭的競爭中后來居上。“到1700年英國的制度框架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適宜的環境。工業管制的衰敗和行會權力的下降使勞動得以流動和經濟活動得以創新，稍后又進一步得到了專利法的鼓勵。資本的流動受到合股公司、金首飾商、咖啡館和英格蘭銀行的鼓勵，它們都降低了資本市場的交易費用；也許最重要的是，國會至上和習慣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權將政治權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經濟時機的那些人的手里，并為司法制度保護和鼓勵生產性的經濟活動提供了重要框架。英國在不利的開端之后到1700年經歷了持久的經濟增長。它開展了一套包含在習慣法中的有效的所有權。除排除了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資源配置的障礙外，英國已開始用專利法來保護知識的私有權了。現在舞臺已為產業革命布置就緒。〞〔諾思：?西方世界的興起?，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P170〕

在1700年到1800年這100年中，英國再沒有出現過政治革命，也沒有出現過榮耀革命，它的政治制度已經進一步演進和完善，就適合于經濟開展來說，那是當時的中國政治制度所不可企及的。彭慕蘭完全無視這些事實，硬說1800年的英國并不比中國先進，這一聳人聽聞的結論只能使嚴肅的學者感到吃驚。由于?大分流?的這一結論，筆者甚至對彭慕蘭的動機產生疑心：他是在進行科學研究，還是在無原那么地竭力宣傳自己的主張呢？

六、結論

筆者以為，1800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