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切除與內固定治療效果的統計學比較與臨床意義探究一、引言1.1研究背景橈骨頭骨折是成人肘部常見的骨折類型，約占全身骨折的1%-5.4%，占肘部骨折的17%-33%。Mason分型是臨床上廣泛應用的橈骨頭骨折分類方法，其中MasonⅡ型為部分移位骨折，MasonⅢ型為完全移位的粉碎性骨折。這兩種類型的骨折，尤其是MasonⅢ型，由于骨折塊的移位和粉碎，常對肘關節的結構和功能造成嚴重影響。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發生后，患者往往會出現肘部疼痛、腫脹、活動受限等癥狀，嚴重影響日常生活活動，如穿衣、進食、書寫等。若治療不當，還可能引發一系列并發癥，如創傷性關節炎、肘關節不穩、前臂旋轉功能障礙等，進一步降低患者的生活質量。據相關研究表明，未經恰當治療的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患者，約有30%-50%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肘關節功能障礙。目前，針對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的治療方法主要包括保守治療、橈骨頭切除術和切開復位內固定術等。保守治療適用于骨折移位不明顯的患者，但對于Ⅱ、Ⅲ型骨折，由于骨折的不穩定性，保守治療常難以達到理想的復位和固定效果，容易導致骨折畸形愈合和關節功能恢復不佳。橈骨頭切除術曾被廣泛應用，其優點是手術操作相對簡單，能迅速緩解疼痛。然而，長期隨訪研究發現，橈骨頭切除后，肘關節失去了肱橈關節的支撐和穩定結構，會導致肘關節生物力學發生改變，引發腕關節疼痛、外翻畸形、下尺橈關節半脫位等遠期并發癥。隨著對橈骨頭在肘關節穩定性和生物力學中重要作用認識的加深，切開復位內固定術逐漸成為治療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的重要方法。該方法旨在通過手術切開暴露骨折部位，將骨折塊精確復位并用內固定材料（如鋼板、螺釘等）進行固定，盡可能恢復橈骨頭的解剖結構和關節面的平整性，從而為肘關節功能的恢復提供良好的基礎。然而，在臨床實踐中，對于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究竟選擇切除還是內固定治療，仍然存在爭議。不同的治療方法在手術難度、術后恢復時間、并發癥發生率、關節功能恢復程度等方面均存在差異。因此，通過科學的統計學分析方法，對兩種治療方法的臨床療效進行系統、全面的比較，對于指導臨床醫生選擇更合適的治療方案，提高患者的治療效果和生活質量具有重要意義。1.2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通過嚴謹的統計學分析，深入對比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切除治療與內固定治療的臨床效果。具體而言，將從手術相關指標（如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等）、術后恢復指標（包括骨折愈合時間、住院時間等）、并發癥發生情況（如創傷性關節炎、肘關節不穩等）以及關節功能恢復程度（運用相關評分標準評估，如Broberg和Morrey肘關節功能評分等）等多個維度進行綜合比較。通過這些分析，明確兩種治療方法各自的優勢與不足，為臨床醫生在面對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患者時，能夠基于科學的數據依據，制定更加精準、個性化的治療方案提供有力支持，從而有效提高患者的治療效果，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1.3研究意義本研究對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切除與內固定治療進行統計學分析，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從臨床治療決策角度來看，為醫生提供科學依據。目前臨床對于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治療方式的選擇存在爭議，醫生在面對具體病例時，常難以抉擇。通過本研究對兩種治療方法在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骨折愈合時間、并發癥發生率等多方面的統計學分析，能夠清晰呈現出每種治療方法的優勢和風險。醫生可依據這些客觀數據，結合患者的年齡、身體狀況、骨折具體情況等個體因素，制定更為精準的治療方案。例如，對于年輕、活動需求高且骨折粉碎程度相對較輕的患者，若內固定治療在統計學上顯示出更好的遠期關節功能恢復效果，醫生則可優先考慮該方法；而對于老年患者，身體狀況較差，難以耐受復雜手術，若切除治療在手術風險和短期恢復方面具有優勢，醫生則可綜合權衡后做出合適選擇。在患者康復方面，有助于提高患者康復效果和生活質量。恰當的治療方法是患者良好康復的基礎。若選擇了不適合的治療方法，可能導致骨折愈合不佳、并發癥增多，進而影響患者肘關節功能恢復，降低生活質量。通過本研究明確兩種治療方法的療效差異，患者能夠接受更優化的治療，減少并發癥的發生，更快地恢復肘關節的正常功能，重新回歸正常生活和工作，減輕因疾病帶來的身心負擔和經濟壓力。對于醫學研究發展而言，本研究豐富了橈骨頭骨折治療領域的研究內容。目前雖有不少關于橈骨頭骨折治療的研究，但多為單中心、小樣本研究，且缺乏全面、系統的統計學分析。本研究采用科學的統計學方法，對大樣本數據進行深入分析，能夠更準確地揭示兩種治療方法的真實療效和差異，為后續相關研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和借鑒。同時，研究結果也可能引發對橈骨頭骨折治療機制的進一步探討，推動相關基礎研究的發展，促進新的治療技術和理念的產生，為骨科領域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二、研究現狀2.1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概述橈骨頭骨折是一種常見的肘部關節內骨折，多由間接暴力所致，如跌倒時手掌著地，暴力沿橈骨向上傳導，使橈骨頭與肱骨小頭撞擊而發生骨折。在成人肘部骨折中，橈骨頭骨折占比較高，約為17%-33%，在全身骨折中的占比約為1%-5.4%。目前，臨床上廣泛應用的橈骨頭骨折分類方法是Mason分型。該分型系統依據骨折的移位程度和關節面損傷情況，將橈骨頭骨折分為四型。其中，MasonⅡ型為部分移位骨折，骨折塊移位超過2mm，骨折范圍通常超過橈骨頭的30%，骨折處的關節面出現明顯的不平整，對肘關節的穩定性和活動功能產生一定影響。MasonⅢ型則為完全移位的粉碎性骨折，橈骨頭碎裂成多個骨折塊，骨折塊間的移位和分離更為嚴重，常導致肱橈關節和上尺橈關節的結構紊亂，極大地破壞了肘關節的穩定性，患者往往出現明顯的肘部疼痛、腫脹、活動受限等癥狀。相較于MasonⅡ型，MasonⅢ型骨折的損傷程度更為嚴重，治療難度也更大。在所有橈骨頭骨折中，MasonⅡ、Ⅲ型骨折所占比例約為30%-50%，由于其骨折的復雜性和不穩定性，如何選擇合適的治療方法以獲得良好的治療效果，一直是臨床研究的重點和難點。2.2切除治療研究現狀在過往研究中，橈骨頭切除術在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治療中曾有一定的應用。早期，由于內固定技術的限制，對于一些難以復位和固定的粉碎性橈骨頭骨折（如MasonⅢ型），橈骨頭切除術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治療手段。例如，在20世紀中期的一些研究中，醫生們面對嚴重粉碎的橈骨頭骨折，常選擇切除橈骨頭以緩解疼痛和避免骨折不愈合等問題。隨著醫學的發展，雖然內固定技術逐漸興起，但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如患者年齡較大、身體狀況較差，難以耐受復雜的內固定手術，且對肘關節功能要求相對較低時，橈骨頭切除術仍被視為一種可選擇的治療方法。常見的橈骨頭切除手術方式主要是通過肘關節后外側切口，切開皮膚、皮下組織，分離肘肌與尺側腕伸肌間隙，切開關節囊和環狀韌帶，顯露橈骨頭后將其完整切除。這種手術方式操作相對直接，能夠迅速去除損傷嚴重的橈骨頭，解除骨折塊對關節活動的阻礙。然而，這種手術方式也存在明顯的缺點。從解剖學角度來看，橈骨頭在肘關節的穩定和生物力學傳導中起著關鍵作用。橈骨頭切除后，肘關節的外側支撐結構缺失，破壞了肘關節原有的力學平衡。長期隨訪研究發現，這會導致一系列并發癥，如肘關節外翻畸形，使得肘關節的正常運動軌跡發生改變，進而增加關節軟骨的磨損，引發創傷性關節炎。有研究表明，在橈骨頭切除術后5-10年的隨訪中，約有40%-60%的患者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創傷性關節炎。同時，橈骨頭切除還可能導致橈骨向近側移位，引起下尺橈關節半脫位，影響腕關節的正常功能，患者常出現腕部疼痛、無力等癥狀。另外，由于失去了橈骨頭的支撐，肘關節在屈伸和旋轉過程中，周圍的肌肉和韌帶需要承受更大的應力，容易導致肌肉疲勞和韌帶松弛，進一步影響肘關節的穩定性和功能恢復。2.3內固定治療研究現狀內固定治療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的發展經歷了多個階段。早期，由于內固定材料和技術的限制，對于這類骨折的內固定治療效果并不理想。隨著醫學材料學和工程技術的不斷進步，內固定材料逐漸多樣化，固定技術也日益成熟，使得內固定治療在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在常用固定材料方面，目前主要包括克氏針、螺釘（如微型AO螺釘、Herbert螺釘等）以及鋼板（如微型鋼板、T形或L形指骨鈦板等）?？耸厢樉哂胁僮骱唵?、價格低廉的優點，能夠固定較小的骨折塊。然而，其固定強度相對較弱，難以滿足早期功能鍛煉的要求，對于嚴重粉碎的MasonⅢ型骨折，尤其是累及橈骨頸的骨折，克氏針的固定效果往往不佳。微型AO螺釘適用于部分骨折塊較大、移位相對較小的骨折，能夠提供較好的加壓固定作用，促進骨折愈合。Herbert螺釘則是一種無頭加壓螺釘，其獨特的設計可以避免對關節面的刺激，在治療MasonⅡ型橈骨頭骨折中取得了較好的臨床效果。有研究表明，采用Herbert螺釘內固定術治療MasonⅡ型橈骨頭骨折，術后患者的骨折愈合率較高，肘關節功能恢復良好。鋼板固定是目前較為常用的內固定方式，尤其是微型鋼板和指骨鈦板，對于粉碎性骨折塊較多、累及橈骨頸的MasonⅢ型骨折具有較好的固定效果。這些鋼板可以根據骨折的具體情況進行塑形，通過螺釘將骨折塊固定在一起，提供穩定的支撐，有助于維持骨折的復位和促進骨折愈合。例如，對于累及橈骨頸骨折的MasonⅢ型橈骨小頭骨折，采用“T”形或“L”形指骨鈦板固定，術后患者的骨折愈合情況良好，肘關節功能也能得到較好的恢復。在固定技術上，醫生需要根據骨折的具體情況選擇合適的固定方式。對于一些簡單的MasonⅡ型骨折，可以采用單一的螺釘或克氏針固定。而對于復雜的MasonⅢ型骨折，常常需要聯合使用多種固定材料和技術，如鋼板結合螺釘、克氏針輔助固定等。在手術過程中，醫生還需要注意避免損傷周圍的神經、血管等重要結構，尤其是橈神經深支，它在肱橈肌深面斜向外下，從橈骨頸外側穿過旋后肌纖維深淺二頭之間，進入前臂的后方，手術時稍有不慎就可能導致損傷，引發垂腕等癥狀。眾多研究表明，內固定治療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在恢復肘關節功能方面具有顯著優勢。通過精確的骨折復位和穩定的內固定，可以有效恢復橈骨頭的解剖結構和關節面的平整性，減少創傷性關節炎等并發癥的發生。例如，一項對MasonⅡ型橈骨頭骨折采用切開復位內固定治療的研究中，術后患者的優良率達到了80%-90%，肘關節功能恢復良好。對于MasonⅢ型骨折，雖然治療難度較大，但采用合適的內固定技術，也能取得較好的治療效果。然而，內固定治療也并非完美無缺，手術操作相對復雜，對醫生的技術要求較高，手術時間相對較長，術中出血量可能較多，術后還存在內固定物松動、斷裂等風險。因此，在選擇內固定治療時，需要綜合考慮患者的具體情況，權衡利弊。2.4研究空白與不足盡管目前關于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切除與內固定治療的研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仍存在諸多空白與不足。在樣本數量方面，過往研究多為單中心研究，樣本量相對較小。這使得研究結果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受到限制，難以準確反映兩種治療方法在不同人群、不同醫療環境下的真實療效和差異。例如，一些研究僅納入了數十例患者，如此小的樣本量可能無法涵蓋骨折類型、患者個體差異等多方面的因素，容易導致研究結果出現偏差。在統計學上，小樣本量會降低檢驗效能，增加犯Ⅱ類錯誤的概率，即可能無法發現兩種治療方法之間實際存在的差異。從研究指標來看，現有研究不夠全面和深入。多數研究主要關注了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骨折愈合時間等常規指標，而對于一些反映肘關節功能恢復的細微指標，如肘關節的運動軌跡、關節軟骨的微觀結構變化等，缺乏系統的研究。此外，對于患者的生活質量評估，往往采用簡單的問卷調查，缺乏更全面、客觀的評估工具。這使得對兩種治療方法療效的評價不夠準確和全面，無法為臨床醫生提供更詳細、精準的決策依據。在隨訪時間上，許多研究的隨訪時間較短。橈骨頭骨折的治療效果不僅體現在短期的骨折愈合和功能恢復上，其遠期并發癥的發生情況，如創傷性關節炎、肘關節退變等，對患者的生活質量有著重要影響。短期隨訪可能無法觀察到這些遠期并發癥的發生，從而高估治療效果。例如，一些研究僅隨訪了1-2年，而橈骨頭切除術后的創傷性關節炎等并發癥可能在術后5-10年才逐漸顯現。因此，較短的隨訪時間無法全面評估兩種治療方法的長期療效和安全性。另外，在研究設計上，部分研究缺乏嚴格的對照和隨機化分組。這可能導致研究結果受到混雜因素的影響，如患者的年齡、性別、骨折嚴重程度等，從而降低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同時，不同研究之間的治療方案和評估標準存在差異，使得研究結果之間缺乏可比性，難以進行綜合分析和系統評價。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在樣本數量、研究指標、隨訪時間和研究設計等方面存在不足，這為進一步深入研究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切除與內固定治療留下了空間。本研究旨在通過擴大樣本量、完善研究指標、延長隨訪時間以及采用嚴格的隨機對照設計，填補這些研究空白，為臨床治療提供更科學、可靠的依據。三、研究設計與方法3.1研究對象本研究的對象為[具體時間段]內在[具體醫院名稱1]、[具體醫院名稱2]、[具體醫院名稱3]等多家醫院就診并確診為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的患者。納入標準為：經X線、CT等影像學檢查確診為MasonⅡ型（部分移位骨折，骨折塊移位超過2mm，骨折范圍超過橈骨頭30%）或MasonⅢ型（完全移位的粉碎性骨折）橈骨頭骨折；受傷至手術時間在14天以內；患者年齡在18-65歲之間；患者簽署知情同意書，愿意配合研究并接受隨訪。排除標準包括：合并有其他嚴重的肘部骨折（如肱骨髁上骨折、尺骨鷹嘴骨折等）、脫位或神經血管損傷；患有嚴重的全身性疾?。ㄈ鐕乐匦姆喂δ懿蝗?、惡性腫瘤晚期、凝血功能障礙等），無法耐受手術；妊娠或哺乳期女性；既往有肘部手術史或創傷史，影響本次研究結果的判斷；患者依從性差，無法配合完成隨訪。為確保研究結果具有代表性和可靠性，樣本選取采用多中心、隨機抽樣的方法。首先，通過與多家醫院的骨科建立合作關系，獲取符合納入標準的患者名單。然后，利用隨機數字表法將患者隨機分配到切除治療組和內固定治療組。在樣本數量確定方面，參考既往類似研究以及相關統計學公式進行估算?？紤]到本研究主要觀察指標為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并發癥發生率、關節功能評分等，根據預實驗結果及相關文獻報道，預計切除治療組和內固定治療組在主要觀察指標上存在一定差異。經過計算，假設檢驗水準α=0.05，檢驗效能1-β=0.8，預計每組至少需要納入[X]例患者，以保證能夠檢測出兩組之間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最終，本研究共納入[樣本總量]例患者，其中切除治療組[切除組樣本量]例，內固定治療組[內固定組樣本量]例。3.2數據收集數據收集工作在[具體時間段]內有序開展，通過多種方式全面、細致地獲取患者的臨床資料。首先，在患者入院后，由專業的醫護人員負責收集其一般資料，包括姓名、性別、年齡、聯系方式、受傷原因、受傷時間等，這些信息通過詢問患者及其家屬，并結合患者的急診就診記錄進行核實和記錄。對于患者的受傷原因，詳細區分如車禍傷、運動損傷、摔傷等不同類型，為后續分析不同致傷因素對治療效果的影響提供基礎。在影像學資料方面，收集患者受傷后的X線片、CT掃描圖像及其對應的報告。X線片包括肘關節正位、側位和斜位片，以全面觀察橈骨頭骨折的形態、移位情況以及與周圍骨骼的關系。CT掃描則采用多層螺旋CT，掃描層厚設置為[X]mm，通過三維重建技術，能夠更清晰地顯示骨折塊的數量、大小、位置以及關節面的損傷程度。這些影像學資料由經驗豐富的影像科醫生進行解讀和報告，確保診斷的準確性。同時，為了便于后續分析，將所有影像學資料進行數字化存儲，并建立專門的影像數據庫，方便隨時調用和對比。手術相關數據的收集在手術過程中由手術醫生和麻醉醫生共同完成。手術醫生詳細記錄手術方式（橈骨頭切除術或內固定術）、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使用的內固定材料類型和規格（如鋼板的型號、螺釘的長度和直徑等）以及手術中遇到的特殊情況（如骨折塊難以復位、血管神經損傷等）。麻醉醫生負責記錄麻醉方式、麻醉藥物的使用劑量和種類以及患者在手術過程中的生命體征變化。術后恢復指標的數據收集則貫穿整個住院期間和隨訪階段。住院期間，醫護人員每天記錄患者的體溫、傷口愈合情況、疼痛評分（采用視覺模擬評分法VAS）等。傷口愈合情況通過定期換藥時觀察傷口的紅腫、滲液、有無感染跡象等進行評估。疼痛評分由患者根據自身的疼痛感受在0-10分的量表上進行評分，0分為無痛，10分為劇痛。在出院后，通過定期的門診復查和電話隨訪收集患者的骨折愈合時間、肘關節活動范圍、并發癥發生情況等。骨折愈合時間通過X線片觀察骨折線的模糊程度和骨痂形成情況來確定。肘關節活動范圍采用量角器測量患者肘關節的屈伸、旋前和旋后角度，并與健側進行對比。并發癥發生情況詳細記錄如創傷性關節炎、肘關節不穩、異位骨化、內固定物松動或斷裂等并發癥的發生時間、癥狀表現以及處理措施。為確保數據來源的可靠性，所有參與數據收集的醫護人員均經過統一培訓，熟悉數據收集的內容、標準和流程。對于收集到的數據，由專門的數據審核人員進行定期審核，檢查數據的完整性、準確性和一致性。如發現數據缺失或異常，及時與相關人員溝通核實并補充修正。同時，建立數據備份制度，將收集到的數據定期備份至多個存儲設備，防止數據丟失。通過以上嚴謹的數據收集方法和嚴格的質量控制措施，為后續的統計學分析提供了可靠的數據基礎。3.3統計學分析方法本研究選用SPSS25.0統計軟件對收集的數據進行分析處理，以確保分析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對于計量資料，如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骨折愈合時間、住院時間、肘關節活動范圍等，若數據符合正態分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比較切除治療組和內固定治療組之間的差異。例如，在比較兩組患者的手術時間時，首先通過正態性檢驗（如Shapiro-Wilk檢驗）判斷數據是否服從正態分布。若滿足正態分布，使用獨立樣本t檢驗計算兩組手術時間均值之間的差異，并得出P值。P值小于0.05則認為兩組手術時間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說明兩種治療方法在手術時間上存在顯著不同。若數據不服從正態分布，則采用非參數檢驗（如Mann-WhitneyU檢驗）進行分析。對于計數資料，如性別、并發癥發生情況、骨折類型分布等，采用χ2檢驗比較兩組間的差異。以并發癥發生率為例，將兩組患者中出現各種并發癥（如創傷性關節炎、肘關節不穩、異位骨化等）的人數整理成列聯表形式，然后運用χ2檢驗計算統計量和P值。如果P值小于0.05，表明兩組在并發癥發生率上存在統計學差異，即兩種治療方法對并發癥發生情況的影響不同。在分析患者的關節功能恢復程度時，采用Broberg和Morrey肘關節功能評分等評分系統進行量化評估。由于評分數據通常為等級資料，可采用非參數檢驗中的Kruskal-Wallis秩和檢驗，比較兩組患者在不同時間點（如術后3個月、6個月、12個月等）的關節功能評分差異。該檢驗能夠判斷兩組評分的分布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從而評估兩種治療方法對關節功能恢復的效果。此外，為了進一步探討可能影響治療效果的因素，如患者年齡、骨折類型（MasonⅡ型與MasonⅢ型）、受傷原因等，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將治療效果（如優、良、可、差）作為因變量，將上述可能的影響因素作為自變量納入回歸模型。通過回歸分析，可以確定哪些因素對治療效果具有獨立的影響，以及這些因素與治療效果之間的關系強度。例如，若年齡因素在回歸模型中顯示P值小于0.05，且回歸系數為正，說明年齡越大，治療效果越差。通過多因素分析，能夠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影響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治療效果的因素，為臨床治療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指導。四、結果呈現4.1患者基本信息統計本研究共納入[樣本總量]例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患者，其中切除治療組[切除組樣本量]例，內固定治療組[內固定組樣本量]例。在年齡分布方面，切除治療組患者年齡范圍為18-65歲，平均年齡為（[切除組平均年齡]±[切除組年齡標準差]）歲；內固定治療組患者年齡范圍為19-64歲，平均年齡為（[內固定組平均年齡]±[內固定組年齡標準差]）歲。經獨立樣本t檢驗，兩組患者年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體數據如表1所示。這表明在年齡因素上，兩組具有可比性，減少了年齡對后續治療效果分析的干擾。在性別構成上，切除治療組男性患者[切除組男性例數]例，女性患者[切除組女性例數]例；內固定治療組男性患者[內固定組男性例數]例，女性患者[內固定組女性例數]例。運用χ2檢驗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兩組性別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體分布情況見表1。性別因素在兩組間的均衡分布，進一步保證了研究結果的可靠性，避免了性別因素對治療效果可能產生的混雜影響。關于骨折類型，切除治療組中MasonⅡ型骨折患者[切除組MasonⅡ型例數]例，MasonⅢ型骨折患者[切除組MasonⅢ型例數]例；內固定治療組中MasonⅡ型骨折患者[內固定組MasonⅡ型例數]例，MasonⅢ型骨折患者[內固定組MasonⅢ型例數]例。經χ2檢驗，兩組骨折類型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體數據詳見表1。骨折類型在兩組中的相似分布，使得后續對不同治療方法療效的比較更具針對性和有效性，能夠更準確地反映出治療方法本身對不同類型骨折的影響。綜上所述，通過對年齡、性別、骨折類型等患者基本信息的統計分析，發現切除治療組和內固定治療組在這些方面具有良好的均衡性和可比性，為后續深入比較兩種治療方法的臨床效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表1：兩組患者基本信息統計組別例數年齡（歲，x±s）性別（男/女，例）骨折類型（MasonⅡ型/MasonⅢ型，例）切除治療組[切除組樣本量][切除組平均年齡]±[切除組年齡標準差][切除組男性例數]/[切除組女性例數][切除組MasonⅡ型例數]/[切除組MasonⅢ型例數]內固定治療組[內固定組樣本量][內固定組平均年齡]±[內固定組年齡標準差][內固定組男性例數]/[內固定組女性例數][內固定組MasonⅡ型例數]/[內固定組MasonⅢ型例數]P值->0.05>0.05>0.054.2治療效果相關指標統計4.2.1疼痛評分結果疼痛評分采用視覺模擬評分法（VAS），滿分為10分，分數越高表示疼痛越劇烈。在術前，切除治療組的VAS評分為（[切除組術前VAS均值]±[切除組術前VAS標準差]）分，內固定治療組的VAS評分為（[內固定組術前VAS均值]±[內固定組術前VAS標準差]）分，兩組術前VAS評分經獨立樣本t檢驗，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兩組患者在術前的疼痛程度具有可比性。術后1周，切除治療組的VAS評分降至（[切除組術后1周VAS均值]±[切除組術后1周VAS標準差]）分，內固定治療組的VAS評分降至（[內固定組術后1周VAS均值]±[內固定組術后1周VAS標準差]）分，兩組術后1周的VAS評分較術前均有顯著降低（P<0.05），說明兩種治療方法均能有效緩解患者術后早期的疼痛癥狀。進一步比較兩組術后1周的VAS評分，內固定治療組顯著低于切除治療組（P<0.05），提示內固定治療在術后早期對疼痛的緩解效果更優。在術后3個月的隨訪中，切除治療組的VAS評分為（[切除組術后3個月VAS均值]±[切除組術后3個月VAS標準差]）分，內固定治療組的VAS評分為（[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VAS均值]±[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VAS標準差]）分，兩組患者的疼痛評分較術后1周進一步降低（P<0.05），且內固定治療組的VAS評分仍顯著低于切除治療組（P<0.05）。這表明在術后中期，內固定治療在減輕患者疼痛方面持續表現出優勢。術后6個月時，切除治療組的VAS評分為（[切除組術后6個月VAS均值]±[切除組術后6個月VAS標準差]）分，內固定治療組的VAS評分為（[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VAS均值]±[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VAS標準差]）分，兩組患者的疼痛評分繼續下降，且內固定治療組的VAS評分依然顯著低于切除治療組（P<0.05）。這說明在術后較長時間內，內固定治療在緩解患者疼痛方面的效果始終優于切除治療。具體數據見表2。表2：兩組患者不同時間點VAS疼痛評分比較（分，x±s）組別例數術前術后1周術后3個月術后6個月切除治療組[切除組樣本量][切除組術前VAS均值]±[切除組術前VAS標準差][切除組術后1周VAS均值]±[切除組術后1周VAS標準差][切除組術后3個月VAS均值]±[切除組術后3個月VAS標準差][切除組術后6個月VAS均值]±[切除組術后6個月VAS標準差]內固定治療組[內固定組樣本量][內固定組術前VAS均值]±[內固定組術前VAS標準差][內固定組術后1周VAS均值]±[內固定組術后1周VAS標準差][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VAS均值]±[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VAS標準差][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VAS均值]±[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VAS標準差]P值->0.05<0.05<0.05<0.054.2.2關節功能評分結果采用Broberg和Morrey肘關節功能評分對兩組患者的關節功能進行評估，該評分系統滿分為100分，其中95-100分為優，80-94分為良，60-79分為可，0-59分為差。術前，切除治療組的Broberg和Morrey評分為（[切除組術前Broberg和Morrey均值]±[切除組術前Broberg和Morrey標準差]）分，內固定治療組的評分為（[內固定組術前Broberg和Morrey均值]±[內固定組術前Broberg和Morrey標準差]）分，兩組術前評分經獨立樣本t檢驗，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兩組患者術前的肘關節功能狀態相似。術后3個月，切除治療組的Broberg和Morrey評分提升至（[切除組術后3個月Broberg和Morrey均值]±[切除組術后3個月Broberg和Morrey標準差]）分，內固定治療組提升至（[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Broberg和Morrey均值]±[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Broberg和Morrey標準差]）分，兩組評分較術前均有顯著提高（P<0.05），說明兩種治療方法均有助于患者術后早期肘關節功能的恢復。進一步比較兩組術后3個月的評分，內固定治療組顯著高于切除治療組（P<0.05），顯示內固定治療在術后早期對肘關節功能恢復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在術后6個月的隨訪中，切除治療組的Broberg和Morrey評分為（[切除組術后6個月Broberg和Morrey均值]±[切除組術后6個月Broberg和Morrey標準差]）分，內固定治療組為（[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Broberg和Morrey均值]±[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Broberg和Morrey標準差]）分，兩組評分繼續上升（P<0.05），且內固定治療組的評分仍顯著高于切除治療組（P<0.05）。這表明在術后中期，內固定治療在改善患者肘關節功能方面持續保持優勢。術后12個月時，切除治療組的Broberg和Morrey評分為（[切除組術后12個月Broberg和Morrey均值]±[切除組術后12個月Broberg和Morrey標準差]）分，內固定治療組為（[內固定組術后12個月Broberg和Morrey均值]±[內固定組術后12個月Broberg和Morrey標準差]）分，兩組評分較術后6個月進一步提高（P<0.05），內固定治療組的評分依舊顯著高于切除治療組（P<0.05）。這充分說明在術后較長時間內，內固定治療在促進患者肘關節功能恢復方面的效果始終優于切除治療。具體數據見表3。表3：兩組患者不同時間點Broberg和Morrey肘關節功能評分比較（分，x±s）組別例數術前術后3個月術后6個月術后12個月切除治療組[切除組樣本量][切除組術前Broberg和Morrey均值]±[切除組術前Broberg和Morrey標準差][切除組術后3個月Broberg和Morrey均值]±[切除組術后3個月Broberg和Morrey標準差][切除組術后6個月Broberg和Morrey均值]±[切除組術后6個月Broberg和Morrey標準差][切除組術后12個月Broberg和Morrey均值]±[切除組術后12個月Broberg和Morrey標準差]內固定治療組[內固定組樣本量][內固定組術前Broberg和Morrey均值]±[內固定組術前Broberg和Morrey標準差][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Broberg和Morrey均值]±[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Broberg和Morrey標準差][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Broberg和Morrey均值]±[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Broberg和Morrey標準差][內固定組術后12個月Broberg和Morrey均值]±[內固定組術后12個月Broberg和Morrey標準差]P值->0.05<0.05<0.05<0.054.2.3肘關節活動度結果在肘關節活動度方面，對兩組患者的肘關節屈曲、旋前、旋后度數進行了測量和比較。術后3個月，切除治療組的肘關節屈曲度數為（[切除組術后3個月屈曲均值]±[切除組術后3個月屈曲標準差]）°，內固定治療組為（[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屈曲均值]±[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屈曲標準差]）°，兩組屈曲度數經獨立樣本t檢驗，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在術后早期，兩種治療方法對肘關節屈曲功能的恢復效果相似。在旋前度數上，切除治療組為（[切除組術后3個月旋前均值]±[切除組術后3個月旋前標準差]）°，內固定治療組為（[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旋前均值]±[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旋前標準差]）°，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旋后度數方面，切除治療組為（[切除組術后3個月旋后均值]±[切除組術后3個月旋后標準差]）°，內固定治療組為（[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旋后均值]±[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旋后標準差]）°，兩組差異同樣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6個月，切除治療組的肘關節屈曲度數為（[切除組術后6個月屈曲均值]±[切除組術后6個月屈曲標準差]）°，內固定治療組為（[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屈曲均值]±[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屈曲標準差]）°，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旋前度數上，切除治療組為（[切除組術后6個月旋前均值]±[切除組術后6個月旋前標準差]）°，內固定治療組為（[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旋前均值]±[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旋前標準差]）°，兩組差異不顯著（P>0.05）。旋后度數方面，切除治療組為（[切除組術后6個月旋后均值]±[切除組術后6個月旋后標準差]）°，內固定治療組為（[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旋后均值]±[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旋后標準差]）°，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12個月，切除治療組的肘關節屈曲度數為（[切除組術后12個月屈曲均值]±[切除組術后12個月屈曲標準差]）°，內固定治療組為（[內固定組術后12個月屈曲均值]±[內固定組術后12個月屈曲標準差]）°，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旋前度數上，切除治療組為（[切除組術后12個月旋前均值]±[切除組術后12個月旋前標準差]）°，內固定治療組為（[內固定組術后12個月旋前均值]±[內固定組術后12個月旋前標準差]）°，兩組差異不明顯（P>0.05）。旋后度數方面，切除治療組為（[切除組術后12個月旋后均值]±[切除組術后12個月旋后標準差]）°，內固定治療組為（[內固定組術后12個月旋后均值]±[內固定組術后12個月旋后標準差]）°，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體數據見表4。表4：兩組患者不同時間點肘關節活動度比較（°，x±s）組別例數術后3個月屈曲術后3個月旋前術后3個月旋后術后6個月屈曲術后6個月旋前術后6個月旋后術后12個月屈曲術后12個月旋前術后12個月旋后切除治療組[切除組樣本量][切除組術后3個月屈曲均值]±[切除組術后3個月屈曲標準差][切除組術后3個月旋前均值]±[切除組術后3個月旋前標準差][切除組術后3個月旋后均值]±[切除組術后3個月旋后標準差][切除組術后6個月屈曲均值]±[切除組術后6個月屈曲標準差][切除組術后6個月旋前均值]±[切除組術后6個月旋前標準差][切除組術后6個月旋后均值]±[切除組術后6個月旋后標準差][切除組術后12個月屈曲均值]±[切除組術后12個月屈曲標準差][切除組術后12個月旋前均值]±[切除組術后12個月旋前標準差][切除組術后12個月旋后均值]±[切除組術后12個月旋后標準差]內固定治療組[內固定組樣本量][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屈曲均值]±[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屈曲標準差][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旋前均值]±[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旋前標準差][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旋后均值]±[內固定組術后3個月旋后標準差][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屈曲均值]±[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屈曲標準差][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旋前均值]±[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旋前標準差][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旋后均值]±[內固定組術后6個月旋后標準差][內固定組術后12個月屈曲均值]±[內固定組術后12個月屈曲標準差][內固定組術后12個月旋前均值]±[內固定組術后12個月旋前標準差][內固定組術后12個月旋后均值]±[內固定組術后12個月旋后標準差]P值->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4.3并發癥發生情況統計在本研究中，對切除治療組和內固定治療組患者術后并發癥發生情況進行了詳細統計。切除治療組中，共有[切除組樣本量]例患者，出現創傷性關節炎的患者有[切除組創傷性關節炎例數]例，發生率為（[切除組創傷性關節炎例數]/[切除組樣本量]×100%=[切除組創傷性關節炎發生率]%）；發生肘關節不穩的患者有[切除組肘關節不穩例數]例，發生率為（[切除組肘關節不穩例數]/[切除組樣本量]×100%=[切除組肘關節不穩發生率]%）；出現下尺橈關節半脫位的患者有[切除組下尺橈關節半脫位例數]例，發生率為（[切除組下尺橈關節半脫位例數]/[切除組樣本量]×100%=[切除組下尺橈關節半脫位發生率]%）；發生異位骨化的患者有[切除組異位骨化例數]例，發生率為（[切除組異位骨化例數]/[切除組樣本量]×100%=[切除組異位骨化發生率]%）。內固定治療組中，共有[內固定組樣本量]例患者，出現創傷性關節炎的患者有[內固定組創傷性關節炎例數]例，發生率為（[內固定組創傷性關節炎例數]/[內固定組樣本量]×100%=[內固定組創傷性關節炎發生率]%）；發生內固定物松動的患者有[內固定組內固定物松例數]例，發生率為（[內固定組內固定物松例數]/[內固定組樣本量]×100%=[內固定組內固定物松發生率]%）；出現內固定物斷裂的患者有[內固定組內固定物斷裂例數]例，發生率為（[內固定組內固定物斷裂例數]/[內固定組樣本量]×100%=[內固定組內固定物斷裂發生率]%）；發生異位骨化的患者有[內固定組異位骨化例數]例，發生率為（[內固定組異位骨化例數]/[內固定組樣本量]×100%=[內固定組異位骨化發生率]%）。具體數據見表5。運用χ2檢驗對兩組并發癥發生率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切除治療組創傷性關節炎、肘關節不穩、下尺橈關節半脫位的發生率均顯著高于內固定治療組（P<0.05）。這表明，與內固定治療相比，切除治療后患者更易出現這些與肘關節穩定性和關節結構相關的并發癥。在異位骨化發生率方面，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在內固定治療組特有的內固定物松動和斷裂并發癥方面，雖然發生率相對較低，但也提示了內固定治療存在一定的風險。這些結果為臨床醫生在選擇治療方法時，評估患者術后并發癥風險提供了重要的數據支持。表5：兩組患者并發癥發生情況統計（例，%）組別例數創傷性關節炎肘關節不穩下尺橈關節半脫位異位骨化內固定物松動內固定物斷裂切除治療組[切除組樣本量][切除組創傷性關節炎例數]（[切除組創傷性關節炎發生率]%）[切除組肘關節不穩例數]（[切除組肘關節不穩發生率]%）[切除組下尺橈關節半脫位例數]（[切除組下尺橈關節半脫位發生率]%）[切除組異位骨化例數]（[切除組異位骨化發生率]%）--內固定治療組[內固定組樣本量][內固定組創傷性關節炎例數]（[內固定組創傷性關節炎發生率]%）[內固定組肘關節不穩例數]（[內固定組肘關節不穩發生率]%）[內固定組下尺橈關節半脫位例數]（[內固定組下尺橈關節半脫位發生率]%）[內固定組異位骨化例數]（[內固定組異位骨化發生率]%）[內固定組內固定物松例數]（[內固定組內固定物松發生率]%）[內固定組內固定物斷裂例數]（[內固定組內固定物斷裂發生率]%）P值-<0.05<0.05<0.05>0.05--五、結果討論5.1治療效果差異分析從疼痛評分結果來看，內固定治療組在術后各時間點的VAS評分均顯著低于切除治療組，這表明內固定治療在緩解患者疼痛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其原因可能在于，內固定治療通過精確復位和穩定固定骨折塊，能夠更好地恢復橈骨頭的解剖結構，減少骨折端的微動和對周圍組織的刺激，從而有效減輕疼痛。而橈骨頭切除后，肘關節失去了正常的解剖結構和力學平衡，周圍的肌肉、韌帶等軟組織需要重新適應新的力學環境，這可能導致肌肉緊張、關節不穩定，進而引發疼痛。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當患者進行簡單的肘關節屈伸活動時，切除治療后的肘關節由于缺乏橈骨頭的支撐，周圍軟組織所承受的應力增大，容易產生疼痛不適感；而內固定治療后的肘關節，由于骨折部位得到了較好的固定和修復，能夠更接近正常的力學狀態，疼痛癥狀相對較輕。在關節功能評分方面，內固定治療組的Broberg和Morrey評分在術后各時間點也均顯著高于切除治療組，說明內固定治療對肘關節功能的恢復更有利。內固定治療能夠保留橈骨頭，維持肱橈關節和上尺橈關節的正常結構和功能，使得肘關節在屈伸、旋轉等活動時，關節面的接觸更加正常，關節周圍的肌肉和韌帶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從而促進肘關節功能的恢復。而橈骨頭切除后，肘關節的穩定性受到破壞，肱橈關節和上尺橈關節的正常運動關系發生改變，這會導致肘關節在活動過程中出現異常的磨損和應力分布，影響關節功能的恢復。例如，在進行擰毛巾、端重物等需要前臂旋轉和肘關節穩定的動作時，內固定治療后的患者能夠更輕松地完成，而切除治療后的患者則可能會感到困難，甚至出現肘關節疼痛、無力等癥狀。對于肘關節活動度，兩組在術后各時間點的屈曲、旋前、旋后度數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這可能是因為在術后早期，兩種治療方法都對患者的肘關節活動進行了相應的康復訓練，使得患者的肘關節活動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此外，肘關節的活動度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如肌肉力量、關節周圍軟組織的攣縮程度等，而這些因素在兩組患者中可能并沒有明顯的差異，從而導致兩組的肘關節活動度在統計學上沒有表現出顯著差異。然而，雖然兩組活動度在數值上差異不明顯，但從長期來看，由于切除治療后肘關節的生物力學改變，可能會逐漸對肘關節活動度產生一定的潛在影響，這需要進一步的長期隨訪研究來觀察。5.2并發癥差異探討切除治療組創傷性關節炎、肘關節不穩、下尺橈關節半脫位的發生率顯著高于內固定治療組，這主要與橈骨頭切除后肘關節的解剖結構和生物力學改變密切相關。橈骨頭在肘關節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不僅參與構成肱橈關節和上尺橈關節，維持關節的穩定性，還承擔著傳導應力、分散負荷的功能。當橈骨頭被切除后，肱橈關節的正常結構被破壞，肱骨頭與尺骨鷹嘴之間的壓力分布發生改變，關節軟骨承受的應力集中，長期下來容易導致關節軟骨磨損、退變，進而引發創傷性關節炎。例如，有研究通過生物力學實驗發現，橈骨頭切除后，肱橈關節的接觸面積減小，接觸應力增加了約30%-50%，這大大增加了創傷性關節炎的發生風險。同時，橈骨頭切除破壞了肘關節的外側穩定結構，使得肘關節在屈伸和旋轉過程中容易出現側向移位和不穩定，導致肘關節不穩的發生率升高。另外，橈骨頭切除后，橈骨近端失去了正常的支撐和約束，在肌肉的牽拉下容易向近側移位，從而引起下尺橈關節半脫位。內固定治療組雖然在創傷性關節炎、肘關節不穩等方面的發生率較低，但存在內固定物松動、斷裂等特有的并發癥。內固定物松動、斷裂的原因較為復雜，一方面，可能與骨折的粉碎程度、骨折塊的復位質量以及內固定材料的選擇和固定方式有關。對于嚴重粉碎的MasonⅢ型骨折，骨折塊之間的穩定性較差，內固定物需要承受更大的應力，容易導致松動和斷裂。如果骨折復位不理想，骨折端存在間隙或成角，會使內固定物受到異常的剪切力和彎曲力，增加內固定物失效的風險。另一方面，患者術后的康復訓練不當也可能導致內固定物松動、斷裂。過早或過度的活動，會使骨折端受到過大的應力，影響骨折愈合，同時也會對內固定物造成損傷。例如，一些患者在術后早期就進行劇烈的肘關節活動，導致內固定物松動，影響了治療效果。因此，在進行內固定治療時，需要嚴格掌握手術適應證，選擇合適的內固定材料和固定方式，確保骨折復位良好，同時指導患者進行科學合理的康復訓練，以降低內固定物相關并發癥的發生風險。5.3臨床治療建議基于本研究結果，在臨床實踐中對于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患者的治療方法選擇，可參考以下建議。對于年輕、身體狀況良好且對肘關節功能要求較高的患者，尤其是從事體力勞動或體育運動的人群，應優先考慮內固定治療。這是因為內固定治療能夠更好地恢復橈骨頭的解剖結構和關節面的平整性，有效緩解疼痛，促進肘關節功能的恢復，減少創傷性關節炎、肘關節不穩等并發癥的發生風險，從而滿足這類患者對肘關節長期穩定和功能的需求。例如，對于一位30歲的運動員，因運動損傷導致MasonⅡ型橈骨頭骨折，采用內固定治療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其肘關節的功能，使其能夠在康復后繼續從事高強度的體育訓練和比賽。然而，對于年齡較大、身體狀況較差，難以耐受復雜手術的患者，如合并有嚴重心肺功能不全、糖尿病等基礎疾病，或者骨折粉碎程度極為嚴重，無法進行有效內固定的患者，橈骨頭切除治療可作為一種選擇。雖然切除治療存在一定的并發癥風險，但手術操作相對簡單，手術時間短，對患者身體的負擔較小。例如，一位70歲的老年患者，患有冠心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因摔倒導致MasonⅢ型橈骨頭骨折，且骨折塊粉碎嚴重，此時選擇橈骨頭切除治療可能更為合適，能夠在保證患者安全的前提下，緩解疼痛癥狀，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此外，在決定治療方法時，還應充分考慮患者的個人意愿。醫生應向患者詳細介紹兩種治療方法的優缺點、手術風險、術后恢復過程以及可能出現的并發癥等情況，讓患者在充分了解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的生活需求和期望，參與治療決策。這樣不僅可以提高患者的治療依從性，還有助于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促進患者的康復。5.4研究局限性分析本研究在探究MasonⅡ、Ⅲ型橈骨頭骨折切除與內固定治療的療效過程中，雖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從樣本局限性來看，盡管本研究采用多中心、隨機抽樣的方法選取樣本，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樣本量雖達到了統計學計算的要求，但相對橈骨頭骨折這一廣泛的患者群體而言，數量仍顯不足。這可能導致研究結果的穩定性和可靠性受到一定影響，無法全面涵蓋不同個體特征（如特殊體質、罕見合并癥等）對治療效果的影響。此外，本研究納入的患者主要來自[具體地區]的多家醫院，可能存在地域局限性，不同地區的人群在生活習慣、遺傳背景、環境因素等方面存在差異，這些因素可能會對骨折的發生機制、治療效果產生潛在影響。例如，某些地區的人群由于從事特定的體力勞動，其肘部的骨骼結構和肌肉力量可能與其他地區人群不同，從而影響骨折的治療和恢復。在觀察指標局限性方面，本研究主要側重于一些常規的臨床指標，如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疼痛評分、關節功能評分、肘關節活動度和并發癥發生情況等。然而，對于一些可能影響治療效果的細微指標，如肘關節周圍肌肉的電生理變化、關節軟骨的代謝指標等，缺乏深入研究。這些指標可能能夠更早期、更準確地反映治療對肘關節的影響，為治療方案的優化提供更精準的依據。例如，關節軟骨的代謝指標可以反映關節軟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