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關于利益協調機制的完善與和諧社會的構建〔作者:___________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論文關鍵詞]利益協調機制；和諧社會；完善

[論文摘要]社會轉型期我國利益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利益矛盾和沖突日益凸顯。利益格局失衡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產生負面效應。文章認為，為了真正實現利益關系協調的和諧社會，必須協調各種刺益關系，建立和完善利益協調機制。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社會各個階層都能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各得其利，各階層間的利益盡可能地得到不斷協調的社會。世紀之交以來，我國的經濟持續快速開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貧富差距年年在擴大，基尼系數超過了警戒線，這是產生諸多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須通過種種手段，創新和完善利益協調機制，調整好社會各階層間的利益關系，使他們能得到應得的利益，共享改革開展的成果，使整個社會和諧。

一、社會轉型期我國利益結構重大變化中凸現失衡危機

我國社會正處在由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化社會快速轉型的過程中。體制轉變的過程實質上是社會資源重新配置和社會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它必然引發社會結構及其利益關系、利益格局的深刻變革并伴隨著矛盾和沖突。隨著不同利益群體的出現和利益的分化，也出現了一系列值得關注的社會負面問題，其中最突出的是社會公正秩序受到挑戰，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存在著種種不公正、不和諧現象。“社會之所以不和諧，深層次的、根本的原因是利益關系的失衡。〞這種失衡突出地表現為：

(一)利益差異擴大化

方案經濟時期，我國強調社會整體利益，利益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大行其道，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實現程度低，利益差異微小。改革開放以來，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主體，所有制結構、分配方式等發生了變革，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需求明朗化，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各利益主體的自我意識日益強化，各利益主體首先是追求自身利益。但是，由于各利益主體內在和外在的條件不同，因此，其利益的實現程度不同，形成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差異。并且，利益差距有擴大的趨勢。例如：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差距、資本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的利益差距、地區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同行業之間的職工收入差距等等，都有擴大化的趨勢，出現了比擬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從城鄉收入差距來看，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09.8元，2001年到達4493.2元；從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來看，1978—1988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地區是最低的地區的3.15倍，2000年達4.21倍；從不同行業之間職工收入差距來看，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的職工年人均工資比職工平均工資最低的行業的職工年人均工資的倍數1978年是1.81倍，2000年增至2.63倍。就反映居民收入差距或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綜合性指標——基尼系數來看，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我國的基尼系數呈現出上升的趨勢。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尼系數處在0.3以下。80年代中期以后，基尼系數超過0.3，90年代初為0.37，90年代中期以后上升至0.4以上。本世紀初的幾年基尼系數同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相比，沒有明顯上升的勢頭，但都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我國的收入差距進入了差距過大的區間。

(二)利益關系復雜化

在方案經濟體制下，由于利益主體較少，且利益差異不大，所以利益關系比擬簡單。改革以后，隨著利益主體增多，利益來源的多樣化，利益表達的公開化以及利益差異的顯性化與擴大化，我國利益關系越來越復雜，呈現出縱向權威性利益關系與橫向契約性關系互相交叉與滲透的趨勢。(1)從中央與地方及地方之間的利益關系來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分權使得地方利益的清晰化和獨立化成為可能，從根本上引起了地方政府利益行為的變化，進而導致中央與地方及地方之間利益矛盾的進一步復雜化。(2)從產業之間的利益關系來看，在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產業之間的效益和收入差距迅速拉開，由此而產生的矛盾和沖突，已經不僅僅限于工農業開展的不平衡，而擴大到了幾乎所有的行業。有的行業既保存了方案經濟條件下的壟斷性，又獲取了原本屬于“統收統支〞的超額利潤。而另外一些行業，既失去了方案經濟條件下的福利待遇，又面臨著日益劇烈的市場競爭的壓力，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變化。(3)從城鄉利益關系來看，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尤其是近年來擴大速率加快，城鄉利益矛盾加劇。(4)從個人利益關系來看，城鄉居民各自內部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以及全國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數突破警戒臨界點，都說明我國居民之間收入差距已經到了一個應該引起高度重視的程度，它同時也說明，我國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矛盾日益鋒利化。

(三)利益矛盾和沖突公開化

改革開放前，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各個層次的差異不大，社會利益的矛盾和沖突處于隱形狀態。改革開放以來，利益分配方式發生了變化，導致利益差距的擴大化、利益關系的復雜化。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由于人們在能力、生產要素的擁有量以及勞動奉獻等方面存在差異，因而造成社會階層之間財富分配和擁有的差異，這是正常的，但差距不宜過“度〞，其差距應以所有社會階層都能普遍得到社會經濟開展所帶來的益處為前提。而我國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強勢的富裕階層增長得很快；與此同時，工人階層和農業勞動者階層的政治經濟地位沒有得到相對的提高，反而產生了眾多的失地農民、失業下崗工人、被拆遷而沒有得到妥善安置的居民等貧困的弱勢階層。而社會中間階層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開展。由此引起的利益矛盾和沖突不斷公開化、明朗化。中國社會科學院?2005年社會藍皮書報告?披露，從1993年到2003年間，中國100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l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增加到約307萬，年均遞增17％。從新世紀開始的我國戰略機遇期，大體上與人均GDP進入1000～3000美元的時期相一致。特別是隨著人均GDP進入1000～3000美元的時期，我國社會進入了不協調因素的活潑期和社會矛盾的多發期。這是世界各國歷史所說明的，也是我國建設和諧社會主義社會所不得不面對的。

二、利益格局失衡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負面效應

利益關系的變化通過提供一個利益鼓勵機制安排而對我國的經濟社會開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再次證明了“開展是硬道理〞。但在體制改革的漸進過程中，出現的利益分配不公、利益差距拉開太大等，對我國的經濟開展和社會進步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一)利益分配不公危害社會穩定

首先，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會引起一局部人的社會心理失衡，危及社會穩定的群眾根底。我國有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心理，而社會現實卻是收入差距迅速拉開，這必然激化利益矛盾。這不僅是貧富差距數量方面的問題，而且在這一差距拉大過程中，存在較多的人為因素和非正常因素，諸如特殊優惠、官商結合、偷稅漏稅、欺詐暴利等，往往使富者富得“不仁不義〞，貧者貧得“不明不白〞。這就使日益擴大的貧富之間的矛盾，變得更加復雜和鋒利。

其次，利益分化，會引起人口流動失序，危害社會的穩定。城鄉差距的拉大，是利益分化的一個主要表現。在我國，城鄉差距仍呈擴大之勢。農民為了求得更多的經濟時機和經濟收入，大量涌向城市，并且涌入城市的大多為年輕力壯的勞動力，剩下在農村務農的那么多為老弱病殘，這無疑會給農業生產帶來不利影響。農業是一個國家的命脈，對于像我國這樣的開展中的大國而言更是如此。一旦農業這個根底弱了，社會穩定的系數就會隨之降低。同時，由于我國現存的戶籍制度，流入城市的人口的絕大多數無法取得遷入地的戶籍而成為穩定居民，遷入地對他們的管理易出現空檔，而且他們還可能會因為不能定居而四處流動。這種流動具有較大的盲目性和突發性，很難進行有效的社會控制，對社會穩定來說無疑是一個潛在的威脅。

再次，階層利益分化割裂社會共識，激化矛盾，危害社會的穩定。社會階層利益的分化，也使得不同利益主體在其人生沉浮中選擇相互沖突的價值認知，某一利益群體往往自我認定在社會地位上處在“劣勢〞，并以此與處在“優勢〞地位的群體攀比，由此產生強烈的被剝奪感。社會分化帶來了人們自我意識的分化，漠視社會整體利益，社會開展中公正的缺失，更容易引起對立性社會思維方式的形成。那些并非靠努力奮斗與智慧，而是靠巧取豪奪、化公為私和不法勾結而暴富的“為富不仁者〞，引起民憤，而有些人卻把這種民憤斥之為“仇富心理〞；當多數人為貧富懸殊而憂心忡忡時，有些人卻振振有詞地說中國的貧富差異仍然處在健康合理的范圍之內，如此等等。社會正在以財富分野，割裂著社會的共識。如果社會的不同群體沒有根本的社會共識和共同的社會目標，我們所追求的和諧社會目標就難以實現。

(二)利益差異過大導致有效需求缺乏

在我國經濟轉軌階段，在利益關系變化的過程中，不同利益主體的獲利狀況不斷發生著變化，并且導致利益分配差距出現過大的局面。而利益在不同主體之間分配差距過大，是導致我國有效需求缺乏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金字塔〞狀的收入階層分布導致新的消費熱點難以形成。當前我國經濟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消費不振。我國居民儲蓄存款已接近9萬億元人民幣，政府連續降息卻仍舊無法拉動內需。最終消費率從1996年到2000年分別是58.5％、58.2％、58.7％、60.1％和61.3％。消費不振導致投資時機減少，大量儲蓄無法轉化為投資，已成為制約下一輪經濟增長的最大障礙。

其次，城鄉收入差距過大與有效需求缺乏。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城鄉收入差距都是農村對城鎮工業品有效需求缺乏的原因。在二元經濟結構中，農業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大大低于工業部門，同樣價值的工業品與農產品交換，出賣工業品的一方獲得的收入較多，農民在交換中是吃虧的，農民無力購置與農產品等值的工業品，就會直接導致工業品的過剩；另一方面，工業部門在通過與農業部門的不等價交換中獲得的收入而擴大工業部門的生產，進而導致工業品的過剩。我國工農業利益關系的核心問題是通過農產品低價和工業品高價的不等價交換，將農業部門應得的局部收入轉移到工業部門，因此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甚至出現增產不增收的狀況，這就是我國農村這個雖有著8億人口的龐大消費市場，但卻啟動乏力的原因所在。

利益分化的加劇，是改革開放以后人民內部矛盾中的新問題，但我們不能因為它會危及社會穩定而放棄改革開放的政策，回復到利益平均化的老路上去。經濟開展中出現的問題，必須在開展經濟中予以解決。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性質，決定了解決利益關系矛盾問題的方法不能借助于劇烈的斗爭形式，只能采取協調利益關系的方式來加以解決。

三、建立和完善利益協調機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利益關系復雜化，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利益矛盾沖突的公開化等，使利益關系問題已成為當前我國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協調社會利益關系，不能不成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根本內容。在協調社會利益關系上，建設和完善下面的政策和機制是迫切而重要的。

(一)建立和完善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

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社會秩序才有穩固的根底。在這方面，我們應做到：

第一，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原那么，進一步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的認識。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利益分配的主軸，也是保證收入分配社會主義性質的客觀要求。強化按勞分配一定要從政策上解決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形成合理的報酬差異，并優化差異的鼓勵作用。

第二，努力創造平等競爭的社會環境，使各利益群體在利益分配上時機均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時機均等條件下的收入差異是人們所能接受的，但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存在著通過特殊關系如權力、親屬關系等獲取不正當利益的現象。在政策制定上也應考慮公平因素。比方開發區過分強調優惠政策，一些地方的開發區仍寄希望于國家和當地政府給予更多的優惠政策，靠更優惠的政策來招徠外商，甚至采取無償提供土地的做法，進行不正當競爭。過分強調優惠政策，不僅使國家稅收大量流失，還造本錢地企業與外來投資者的不平等競爭。更有甚者，一些外來投資企業，在優惠政策期限過后就絕塵而去，或改頭換面成立新公司，造成企業投資短期化。因此，應該對不平等的利益加以有效遏制，使社會利益得到合理的分配。

第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分配作用。市場機制是使社會資源得到有效利用的分配方式，用市場信號向經濟主體提供資源信息，調整他們對資源的占有和利用，從而在滿足社會需要的同時，使各自合理、合法的利益得以實現。加快建立統一開放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針對目前市場開展不平衡、要素市場發育滯后的狀況，著重開展資本、勞動力、技術、信息等要素市場。要通過深化改革，克服體制性障礙，減少行政干預，打破壟斷，突破地區、城鄉、部門間的市場分割，使資源能自由流動，使市場調節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功能得到發揮。

(二)建立和完善公正的利益約束機制

法律和道德是利益需求和利益行為的調節器和控制器。人們獲取利益的行為應受到法律和道德標準的雙重約束。

一方面，加強法制建設，引導人們通過合法手段獲取社會利益，創造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減少社會利益的矛盾和沖突。法律作為社會標準的重要形式，是人們參與社會生活的重要準那么，它使復雜的社會生活秩序得以維持，從而使社會運行處于良性協調的狀態。加強對利益主體的法律約束，首先，應該使利益主體的行為合法化，引導人們通過合法經營和老實勞動來獲取社會利益，防止在社會利益的取得過程中出現權錢交易等非法行為。其次，應該使社會運行機制法制化，為人們取得社會利益提供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要加強相關法律、制度的配套建設，解決有法不依和執法不嚴的問題，標準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標準利益主體及其行為。

另一方面，加強道德約束。近年來，社會上拜金主義和利己主義泛濫，一些個人或利益群體通過各種手段甚至非法手段獲取社會利益，結果導致社會利益分化加劇，社會不公平現象增多，社會利益矛盾突出，從而影響到社會良性運行和開展。因此，除了運用法律手段對社會利益的取得進行必要的約束外，還應該從道德方面加強教育和宣傳，對人們的內在利益動機進行約束和標準。加強道德教育，使每個社會成員充分認識到利益實現的社會制約性，引導個體正確選擇和實施其追求社會利益的行為。同時引導人們在追求物質利益的同時，增強自己的精神需要，努力擺脫金錢至上和享樂主義的束縛。

(三)建立健全暢通的利益表達機制

構建暢通有序的利益表達機制，為社會各階層提供利益表達的制度性平臺，使多元的合理利益訴求，通過正當標準的渠道予以表達，為執政黨決策核心調控、整合民意，從而制定出社會普遍認可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據。

首先，要暢通利益表達渠道。人大和政協是各階層利益表達的主渠道，同時要進一步充分發揮社團、行業組織、社會中介組織和城鄉基層自治組織的作用，以此建立人民代表大會(代議、監督)、專家委員會(咨詢、智庫)與社會組織(代言、協助)三者共同參與利益訴求的公眾參與模式，三者分工合作，各司其職。

其次，要培育社會協商對話機制，發揮其表達民意、解釋政策、提供決策幫助的作用。在社會協商對話中，執政黨和政府要超越具體利益紛爭，擔負起“公正裁判〞的職責。當前要著力解決好各類企業中工會機構缺位、職能弱化的問題，要逐步建起由政府、企業和工會組成的談判制度和勞動爭議仲裁制度，切實保護億萬產業工人和農民工的權益。在加快利益表達組織化的進程中，尤其要注重扶持困難群體組織，使他們承當起社會利益表達的角色。

再次，要制定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