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經學三題上海大學2017級漢代經學有今文經、古文經之別是常識，今文學、古文學之別也多有人論述，另外一個差別尚未被認識，就是口頭語、書面語的差別。今試作論述,并略及前兩項差別。考慮題目未定，姑且暫命以《漢代經學三題》。今文經和古文經漢武帝設立國家官學，西漢學官五經博士用的文本是當時通行的隸書文本，稱今文經。漢惠帝除挾書律后，一些為避秦火而藏在民間的或是通過某種秘傳途徑流傳下來的用戰國文字寫經書文本重新被發現，這些的經書文本則稱為古文經。如漢魯恭王壞孔子宅，在壁中發現了數十篇古文字經書，數十篇古書篇名各書記載略有出入，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說有《逸禮》39篇，《書》16篇。《漢書?藝文志》說有《尚書》、《禮記》、《論語》、《孝經》。《說文解字敘》說有《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論衡正說篇》說“得百篇《尚書》”。河間獻王所得民間藏書，《漢書?景十三王傳》。魯國淹中所出《禮》古經，《漢書?藝文志》。河內女子發老屋所得書，《論衡?正說》。民間壁中得《尚書?數十篇古書篇名各書記載略有出入，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說有《逸禮》39篇，《書》16篇。《漢書?藝文志》說有《尚書》、《禮記》、《論語》、《孝經》。《說文解字敘》說有《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論衡正說篇》說“得百篇《尚書》”。《漢書?景十三王傳》。《漢書?藝文志》。《論衡?正說》。《尚書序》疏引劉向《別錄》、鄭玄《書論》。《說文解字敘》。《經典釋文?序錄》。《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后漢書?杜林傳》。劉歆因校勘國家典籍，最早提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于學官。哀帝令其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遭冷遇。劉歆于是寫《移書太常博士》，批評今文經學“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結果被諸儒攻擊。光武帝時，韓歆提出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遭博士范升反對，韓歆、陳元等與之辯論，雖立左氏學，旋立旋廢。章帝時，賈逵向章帝講《左氏傳》、《古文尚書》、《毛詩》、《周官》，今文家李育《難左氏義》，章帝詔諸儒論經白虎觀，仍是今文學勝。前三次今古文經之爭都以古文經告負。桓、靈間，何休、鄭玄就《公羊》、《左氏》又展開辯論，此次爭論純粹在民間進行。僅就知識學習看，東漢書籍流布傳授較廣，學者得以博綜兼覽，已不必賴于立官之博士，這是當時一大進步。錢穆《國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錢穆《國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就古文經最終未立學官這個角度言，古文經未能取勝。但古文經學者以較純粹的五經文本學術研究為目的，東漢越來越多的學者研究古文經，如衛宏、賈逵、馬融、許慎、服虔、鄭興、鄭眾、鄭玄、杜林等，衛宏的《尚書訓旨》、《漢舊儀》，賈逵的《左氏解詁》、《周禮解詁》、《經傳義疏》，許慎的《說文解字》、《五經異議》，服虔的《左傳解》，鄭興的《校左氏條例章句》、《左氏訓詁三統歷》，鄭眾的《春秋難記條例》、《周禮解詁》尤其是馬融、鄭玄的遍注群經并及《孝經》、《論語》。實際上，今古文經的區別本來就不象皮錫瑞說得那么涇渭分明，《儒林傳》中孫期、張馴、尹敏、賈逵、張楷、劉陶等都兼治今古文，至所謂博通五經者尚多有之。不聞今古文相水火也。錢穆《東漢經學略論》，《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漢代《毛詩》不稱古文。《左傳》漢初自張蒼、賈誼后就一直有傳承，劉歆時尹咸就能治《左傳》，雖多古字古言，也并不見稱古文經，及劉歆校祕書，始見古文《左傳》；劉歆后從尹咸所學也當是漢代通行的本子。明確稱為古文的唯有《古文尚書》。另有費氏《易》，號古文《易》，是一個與中祕所藏古文文本更為接近的本子。錢穆《東漢經學略論》，《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今文學和古文學廖平作《今古學考》，廖平《今古學考?今古學宗旨不同表》，《廖平選集》上，巴蜀書社，1998年。不使用今古文經之說。東漢今學、古學之對立遠過于今文經、古文經之別。廖平《今古學考?今古學宗旨不同表》，《廖平選集》上，巴蜀書社，1998年。錢穆《東漢經學略論》，《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今文經、古文經關系的是經的文本內容，訓詁、章句關系的則是傳經的方式。通常認為，今學者傳學的是章句大義，走的是現實仕途，關心的是依托圣人經典闡釋發揮的人倫政治大道。古學者則致力于訓詁文字、比勘同異的學術研究。其實，今文經沒有文本問題，自然偏重文意解釋的章句就會多。古文經文本有異，自然文字訓詁、校勘對比是主要問題。所以古文經學家基本作的是以針對文本文獻的訓詁，而今文經學家通常就會被認為是作章句的。其實，不相信古文經的今文經學家未必不作訓詁，但因為沒有不同本子的比勘對證研究，所以訓詁成就通常就不會如專門做這一行的古文經學家來得大。古文經學家未必也不做章句，只是通解文意未能體現出他們研究新出土文獻形成的專業優勢而已。所謂今學者，即博士章句之學。孔安國之學傳至后代孔僖，《后漢書·孔僖傳》記孔僖有二子，“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季彥之學是古學，是孔安國家傳之學；而長彥之學是章句學，也就是今學，或稱內學。《孔叢子》卷7《連叢子下》：“孔大夫謂季彥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于世。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可見與古學相對應的是當時風行的章句內學，也就是今學。所謂古學者，即是訓故之學。自劉向、杜林、賈徽、賈逵、許慎、馬融、鄭玄以下，為訓故之古學者日眾。漢代傳經兩種主要傳授體裁，一是訓詁，一是章句。戴君仁將漢儒經學著作分成解故和章句兩大類。戴先生并以為故與傳當是一類，章句與說、記約為同類。（戴君仁《經疏的衍成》，《梅園論學續集》，臺灣藝文印書館，1974年。）戴君仁將漢儒經學著作分成解故和章句兩大類。戴先生并以為故與傳當是一類，章句與說、記約為同類。（戴君仁《經疏的衍成》，《梅園論學續集》，臺灣藝文印書館，1974年。）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傳詁（汲本、殿本作“訓詁”），及校三統歷。《后漢書?鄭興傳》。《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也。《后漢書·桓譚傳》注。訓詁是以今語解釋古語。《說文解字?言部》：“訓古言也。”訓，《爾雅?釋詁》：“訓，道也。”《詩?周南?關雎》孔疏：“《說文解字?言部》：“訓古言也。”訓，《爾雅?釋詁》：“訓，道也。”《詩?周南?關雎》孔疏：“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訓詁就是文字解釋。黃侃《爾雅略說》，《黃侃論學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易?彖》：“師，眾也。”“比，輔也。”“晉，進也。”“邁，遇也。”《序卦》“師者，眾也。”“履者，禮也。”“頤者，養也。”“晉，進也。”“邁，遇也。”《易傳》的這些解釋都與《爾雅》相同。駱鴻凱說：“至于《經典釋文》、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徵引者，如云：‘元，始也。’‘芾，小也。’皆俱與《爾雅》同。”《谷梁傳》以解經謹守經文著稱，《隱公二年》：“平之為言以道成也。”《桓公三年》：“胥之為言猶相也。”《桓公六年》：“實來者，是來也。”《莊公八年》：“俟，待也。”這些也都與《爾雅》同。《爾雅》成書非出一手，編訂時間很長；前人如內藤湖南、趙仲邑認為成書于春秋至漢代；陸宗達認為成書于戰國，漢代又經過增補潤色。趙振鐸、何九盈認定編成于戰國末年。大體定型的今本約編定于戰國中后期（個別地方有更晚內容“增益”，何九盈曾指出《釋訓》“鬼之為言歸也”條何九盈《〈爾雅〉的年代和性質》，《語文研究》1984年第2期。前人如內藤湖南、趙仲邑認為成書于春秋至漢代；陸宗達認為成書于戰國，漢代又經過增補潤色。趙振鐸、何九盈認定編成于戰國末年。何九盈《〈爾雅〉的年代和性質》，《語文研究》1984年第2期。《爾雅》以今語釋古語，其關于《尚書》內容正對應于《尚書》之今古文。《漢書?藝文志》：“《書》者，古之號令，……古文讀應于《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后漢書?《漢書?藝文志》：“《書》者，古之號令，……古文讀應于《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后漢書?賈逵傳》：“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黃侃《爾雅略說》，《黃侃論學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后漢書?儒林傳上》：“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毛詩故訓傳》本《爾雅》而作。《漢書·藝文志》錄《魯故》《齊后氏故》《齊孫氏故》《韓故》，并言“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顏師古注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它皆類此。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為詁字，失真爾。”實際上稱“詁訓”表示了它仿《爾雅》而作，筆者以為《毛詩詁訓傳》應是其本來名稱，取名來自《爾雅·釋詁》、《釋訓》。《釋詁》、《釋訓》多釋《詩》之名詞。《毛詩詁訓傳》內容亦多襲自《爾雅》，駱鴻凱說：“《釋言》……‘貿，買也’以下23句，皆依《詩》之次弟，不一倒置。”駱鴻凱《爾雅論略》，岳麓書社，1985年。《毛詩詁訓傳》與《爾雅》兩書釋義相同的共有680余條，其中480余條完全相同。向熹《〈毛詩傳〉說》，《語言學論叢》第8輯。駱鴻凱《爾雅論略》，岳麓書社，1985年。向熹《〈毛詩傳〉說》，《語言學論叢》第8輯。毛詩主力訓詁并多承習《爾雅》之學，或亦正說明其淵源有自，得傳孔子早期弟子之學。其中本自《釋詁》章最多。如：“卬，我也。”《邶風?匏有苦葉》毛傳；《釋詁》。“定，題也。”《召南?麟之趾》毛傳；《釋言》。“肅肅，敬也。”《周南?兔罝》毛傳；《釋訓》。“南風謂之凱風。”《邶風?凱風》毛傳；《釋天》。《邶風?匏有苦葉》毛傳；《釋詁》。《召南?麟之趾》毛傳；《釋言》。《周南?兔罝》毛傳；《釋訓》。《邶風?凱風》毛傳；《釋天》。《秦風?車鄰》毛傳；《釋地》。《周南?漢廣》毛傳；《釋水》。《小雅?漸漸之石》毛傳；《釋獸》。有些語詞《毛傳》與《爾雅》顛倒為訓。如：“福履成之”毛傳：“成，就也。”《釋詁》：“就，成也。”“蔽芾甘棠”毛傳：“甘棠，杜也。”《釋木》：“杜，甘棠。”“有馬白顛”毛傳：“白顛，白顙也。”《釋畜》：“白顙，白顛。”“施于中逵”毛傳：“逵，九達之道。”《釋宮》：“九達謂之逵。”“江有渚”毛傳：“渚，小洲也。”《釋水》：“小洲曰渚。”但也有極少部分內容兩書釋義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如，“蛇蛇碩言”毛傳：“蛇蛇，淺意。”《釋訓》：“蛇蛇，美也。”“胡為飄風”毛傳：“飄風，暴起之風。”《釋天》：“回風為飄。”毛傳此處釋義與《爾雅》不同，但“匪風飄兮”毛傳：“回風為飄”，則仍與《爾雅》一致。再如：“陟彼岵兮”，“陂彼屺兮”毛傳：“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為屺。”《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峐。”此處《毛傳》恰與《爾雅》相反。《說文》：“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釋名?釋山》：“山有草木曰岵，山無草木為屺。”并與毛傳相反。但顯然漢代通行的說法是有問題的，段玉裁、陳奐就都以為《毛傳》正確。說明《毛傳》在大量采用《爾雅》訓詁時，也并非盲目，而是擇善而從。《毛詩故訓傳》也非單純的文字訓詁。“詁”改稱“故”也有其故，“故”在漢初官學確實與傳、說、記一樣，主旨在“通其指義”。《毛詩故訓傳》稱之為“傳”既表明“傳”是統稱；也表明在文字訓詁之外，還“傳通其義”（《詩?周南?關睢》孔疏）。《毛詩故訓傳》說解詩之義理，常有統括詩旨者，如“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毛傳；有時亦兼涉歷史本事。最明顯如“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毛傳。它如《齊風它如《齊風·載驅》、《陳風·東門之枌》、《陳風·株林》、《豳風·鴟鸮》、《豳風·破斧》、《豳風·九罭》、《大雅·綿》等，毛傳俱述其本事。章句，也就是經說，是經師傳經時對經文文義的解說。所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后漢書?桓譚傳》注。清沈欽韓說：“章句者，經師指括其文，敷暢其義，以相教授。”一直到漢代章句都不是專門針對零星字、詞的解釋，而是整段逐句的文義解說。傳、記、說等都是章句一類，也是經說。傳如《春秋》之有《公羊傳》、《谷梁傳》、《左氏傳》，記則如《禮經》之有《禮記》，口耳相傳后書于竹帛的經說稱“說”，他如闡發精微義理的“微”，參己見商討的“議”，或亦可廣稱《后漢書?桓譚傳》注。章句之名源自斷句，“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論衡?正說》。“章決句斷，事事可曉。”王逸《楚辭天問敘》。最早的經學章句傳統以為是子夏所作，《后漢書?徐防傳》：“《論衡?正說》。王逸《楚辭天問敘》。不同的句讀自然意味著對經文的不同解說，不同的章句就形成漢代各家的家法。立于學官的家法則稱師法。“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應劭《風俗通義序》。“一經之學，數家競爽，章句既異，舛駁非一。”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所以，《后漢書·胡廣傳》“儒者試經學”，《順帝紀》作“諸生通章句”，《左雄傳》作“諸生試家法”。應劭《風俗通義序》。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漢代章句不是專門針對零星字詞的解釋，而是整段逐句的文義解說，章句是經師授課的講義，寫定就成為他的經學學說，如“慶氏學”《后漢書·曹襃傳》。、“橋君學”《后漢書《后漢書·曹襃傳》。《后漢書·橋玄傳》。《后漢書·樊宏傳》。章句解說文義，廣采博納以飾其說，批評者以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漢書·夏侯勝傳》。漢宣帝以后，繁瑣章句，愈演愈烈。丁寬作《易說》三萬言，還不算繁瑣，故后來稱為小章句。秦恭守小夏侯說，增師法至百萬言，所謂“一經說至百余萬言”。秦恭秦延君，桓譚《新論》誤作秦近君，《新論?正經》：“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余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這也即是《藝文志》所謂“《漢書·夏侯勝傳》。東漢時，刪省章句漸成共識。漢章帝詔：“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后漢書?章帝紀》。《儒林傳下》：“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桓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以為浮辭繁長，減為二十三萬言，后又刪成十二萬言。《后漢書?章帝紀》。口頭語和書面語鄭玄遍注群經，集群經解釋之大成，完成了經學的一體化。鄭玄注經的根本意義，在于“注”是明確針對書面文字的書寫，而此前訓詁、章句都是經師傳經教學過程中口語的文字記錄。這也就意味著，教師這個社會職業中區分出了對文本真偽負責的學者。正是鄭玄通過注經，倡導了較純的學術研究，確立了文字訓詁、文獻考據作為中國學術研究的根本方法。鄭玄無疑是最著名的早期使用“注”這種新形式的人，他遍注了五經，“鄭玄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三國志?魏書?邴原傳》注。鄭玄因為宗《毛傳》，故為之作注，為別于為經所作的注，稱箋。《說文解字》：“箋，表識書也。”箋是鄭玄發明的對于傳的注解體裁。鄭玄說：“注《詩》宗毛為主，其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三國志?魏書?邴原傳》注。《詩?周南?關雎》疏引鄭玄《六藝論》。由于《后漢書》對“注”這種經學著述體裁的概念使用并非嚴格，我們對當時其他大學者有無“注”經尚不能論定。據《后漢書》本傳，馬融“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但《儒林傳上》：“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說明馬融為古文《尚書》作的是傳，不是注。鄭眾著有《春秋牒例章句》、《春秋刪》；賈逵《左傳》著作包括《春秋左氏長經章句》、《春秋左氏解詁》、《春秋釋訓》、《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既有章句又有解詁；但也并不稱注。東漢的學術，與西漢有了大的不同，清儒皮錫瑞指出有兩點，一是西漢學者專主一經，后漢學者則諸經兼治；另一點是西漢學者著述量少，東漢學者著述量大。這種學風的變化是與紙的發明密切相關的。清水茂《紙的發明與后漢的學風》，《清水茂漢學論集》，中華書局，2003年。東漢時期，紙迅速普及。與蔡倫的同時代的崔瑗《與葛元甫書》：“今遣奉書，錢千為貲，并送《許子》10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藝文類聚》卷31引。葛元甫名龔，永初（107—113）中舉孝廉。信中崔瑗表明，自己因為貧窮只能用紙而不是縑帛寫信。《藝文類聚》卷31引。東漢大學者馬融《與竇伯向書》：“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于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藝文類聚》卷31引。馬融弟子延篤《答張奐書》：“伯英來，惠書盈四紙，讀之三復，喜不可言。”張奐《與陰氏書》：“篤念既密，文章燦爛，名實相副。奉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于手。”《藝文類聚》卷31引。《藝文類聚》卷31引。《藝文類聚》卷31引。《藝文類聚》卷31引。《藝文類聚》卷31引。紙張的普及使用，書籍數量激增和流通的興隆，東漢的學者多能兼治諸經，如何休、許慎、蔡玄都能通“五經”、“六經”，出現“五經”、“六經”這樣的總括性名稱，意味著這三人的時代，經書已被看作是一套書籍。因為紙的發明和應用，寫本易于制作，書籍的副本量及其差異同步增多，而且將民間的古文經學和官方的今文經學總合起來校刊注釋也成為可能，大學者鄭玄“遍注諸經，立言百萬，集漢學之大成”（皮錫瑞語）。這些書籍如果是竹簡數量將龐大無比，是縑帛則昂貴異常，而鄭玄卻是位“客耕東萊”的貧窮學者。筆者特別想指出的是，由鄭玄開始的“注”的解經形式，所謂如水灌注，必須附經而行，不可能獨立于經，夾注在經文中間的解釋更適合在紙上進行，在細長只容單行書寫的竹簡上是無法夾注的。新的書寫載體促成了學術的新形式。鄭玄注經廣涉制度、事件、文字等各個方面。其中文字訓詁，是鄭玄作注解釋文字的重要內容和基本方法。鄭玄《周禮注序》：“皆作《周禮解詁》……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秘逸。”《爾雅》、《方言》、《說文解字》以后，語言文字解釋發展出諸如以音釋義的新方法，鄭玄在注群經中，大量使用音訓方法。實際上，在他之前，馬融即使用音訓方法。比如《易?說卦》：“參天兩地而倚數”，《經典釋文》卷2《周易音義》引馬融注：“倚，依也。”倚、依雙聲為訓。因聲求義，是鄭玄注解文字的主要方法。如：《詩?周南?關雎》毛傳：“鳥摯而有別”，鄭玄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周易?屯》“而不寧”，《經典釋文》卷2《周易音義》曰：“鄭讀而曰能，能猶安也。”《周易?說卦》“乾卦”，《經典釋文》卷2《周易音義》引鄭玄曰：“乾當為幹，陽在外能幹正也。”《周禮?天官?冢宰》“胥十有二人”，鄭玄注：“胥讀為諝。”段玉裁對鄭玄注經方法有深刻認識，《經義雜記序》說：其于經學之當定者，必相其文義之離合，審其音韻遠近，以定眾說之是非，而己說為之補正。凡擬其音者，例曰讀如、讀若；音同而義略可知也。凡易其字者，例如讀為、讀曰；謂易之以音相近之字而義乃瞭然也。凡審知為聲相近、形相似二者之誤，則曰當為，謂非六書假借而轉寫紕繆者也。漢人作注，皆不離此三者，惟鄭君獨探其本原。段玉裁評價鄭玄對今古文“則善而從，絕無偏執”。段玉裁《周禮漢讀考》卷1。鄭玄注《尚書》主古文，注《詩》用古文毛詩，但也兼采齊、魯、韓詩，注《禮》兼用今、古文。比如：《儀禮?士冠禮》：“主人紒而迎賓，……禮如阼”，鄭玄曰：“古文‘紒’為‘結’，今文‘阼’作‘醴’”，“紒”用今文，“阼”段玉裁《周禮漢讀考》卷1。隨著經典闡釋的歷時豐富，根本是書面語文本替代了日常口語，文字文本不再流動而可以批判，學術從教育中獨立出來；確定性的知識增長也有了可能。在鄭玄注五經、經注合寫于同一載體——紙張的新形式出現后不久，西晉初年，面對新出土編年史記注的學術研究就直接導致了中國歷史學科的形成。荊州經學有替代洛陽太學的功能，宋衷正定了五經。雖然經典的五經文字經過正定，但教育教學還是口耳相傳。六朝出現了一種新的知識傳播形式是對于傳注的“疏”。牟潤孫、牟潤孫《論儒釋兩家之講經與義疏》，《注史齋叢稿》，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尚永琪尚永琪《六朝義疏的產生問題考略》，《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六輯，中華書局，2000年。研究“疏”的形成，都認為這種新體裁來自于佛教講經的文本。其實經義講說論難一直就存在于日常經學教學活動中。就稱名言，最早的牟潤孫《論儒釋兩家之講經與義疏》，《注史齋叢稿》，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尚永琪《六朝義疏的產生問題考略》，《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六輯，中華書局，2000年。義疏也稱講疏、文句義、義、疏等名。有關魏晉經學教學中講說論難的記載非常多，如《經典釋文·敘錄》：“魏太常王肅，更述毛申鄭，荊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異同，朋于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通常經師講，學生問，有時天子也會去主持經義論難。高貴鄉公曹髦就曾幸太學，問諸儒《周易》、《尚書》義，博士淳于俊、庾峻等應答，辨析鄭玄、王肅注異同。《隋志》記載《周易義疏》十九卷下就注明：“宋明帝集群臣講”。又說：“梁又有《國子講易錄》六卷，宋明帝集群臣講《易義疏》二十卷，齊永明國學講《周易義疏》二十六卷。”論難問答的文本記錄不難理解，但多家不同的講疏如何形式化地成為一種文本，其源則來自一種會集多家注的文本“集解”。也就是說，義疏的內容直接來源于經學教學過程中的辯難和講說，但其形式則來自書面文本的集注。（這也是“疏不破注”原則之所有來。）皇侃《論語義疏序》：“侃今之講，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諸人有可采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別有通儒解釋，于何集無妨者，亦引取為說，以示廣聞也。”義疏是為集解而疏，集解將各種傳注與經文相合，是書面的文字會抄。如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分經附傳，聚集經傳為之注解，并稱之為集解。其他如李颙《集解尚書》、劉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