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全球化與中國應對戰略的歷史演變〔作者:___________單位:___________郵碼:___________〕

【內容提要】從歷史階段看，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開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19世紀及其以前的自由資本主義階段；二是20世紀上半期的帝國主義階段；三是20世紀下半期的后帝國主義階段。與不同階段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相對應，中國的開展戰略也經歷了一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清末〕——全盤西化，但資本主義不能解決中國問題〔民國〕——走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1949-1978〕——改革開放與融入世界〔1979-2004〕。從中得出結論：資本主義是開展變化的，社會主義也應該是開展變化的，并且可以融入資本主義全球化中去。

【關鍵詞】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社會主義改革開放

如果從世界近代歷史看，從17世紀資本主義產生到今天，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制度在內涵開展的同時，還是一個在外延和空間上全球化的過程。資本主義的開展，到目前為止，也可以說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早期資本主義階段〔17-19世紀〕，帝國主義階段〔20世紀前半期：1900-1945〕，后帝國主義階段〔戰后至今〕。從對內和對外看，資本主義制度也在開展和成熟，在第一階段，是資本主義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擴張和建立殖民地階段，是“我為刀俎、人為魚肉〞階段；第二階段，是殖民地瓜分完畢，資本主義列強依靠戰爭來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市場并失敗階段，兩次世界大戰之慘烈教訓了世界人民，特別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第三階段，社會主義國家的興起與對抗、民族國家的獨立和開展要求，都對資本主義列強構成了強大的挑戰和威脅，迫使資本主義列強在對外方面，不敢再單純以戰爭來欺壓和掠奪其它國家〔只敢進行有限的局部戰爭〕，對內，為生存和開展而被迫進行的政治經濟改革，那么加強了民主化進程和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這些都使資本主義開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而中國從1840年開始與資本主義列強正面接觸到今天的164年里，其經歷也是痛苦而曲折的：作為早期資本主義開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國主義戰爭的犧牲者，在后帝國主義的第三階段，那么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變化：由對抗轉變為合作，找到了一條可以與資本主義世界并行開展、吸取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社會主義道路。

一、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的侵略與中國的應對戰略

從17世紀資本主義制度首先在英國誕生到19世紀末，是資本主義國家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擴張和建立殖民地階段。對于這些少數資本主義國家來說，也是“我為刀俎、人為魚肉〞階段。在歐洲18世紀工業革命前，受生產工具和交通條件的限制，世界各地的交流是有限的，但是到19世紀中期，由于科技的開展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興起，“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交通的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蠻的民族卷到文明中來了。資產階級在不到一百年的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但是，資本所固有的追逐利潤最大化的本性，使得它的開展必須以市場需求為前提，在資本主義開展初期，為加速積累，只有廣闊的國外市場，才能使資本家盡可能壓低工人工資和消費而又不至于導致生產過剩的危機，因此開拓海外市場和尋求殖民地，及人口和商品的“出口導向〞，是早期資本主義國家開展的普遍特點。在19世紀上半期之前，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制度只是在少數幾個國家處于主導地位，廣闊的世界其他地區還可以為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開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市場空間，因此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供應大于需求〕、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世界市場和資源〕的矛盾還不突出。但是到19世紀下半期，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完成和資本主義擴張，世界市場已經被瓜分完畢，而此時崛起的德國、日本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尋求新的開展空間和資源，就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資源和市場。1900年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辛丑和約?中的表現以及隨后爆發的日俄戰爭，即標志著資本主義自由開展時代的結束。

在整個19世紀，如果說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中國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第一次正面沖突，那末隨后的60年里，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政府對資本主義采取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戰略，無奈這種移植技術、不變制度的戰略卻導致了國家不斷衰落和解體，陷入困境。

從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前的50多年間，中國面內憂外患，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下，試圖將開展近代工商業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體制之內，采取了“官辦〞、“官督商辦〞、限制民間開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對于政府經濟職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維持整體的政策，其標志就是“洋務運動〞。中國為什么會在50多年的時間里，在屢戰屢敗的情況下，依然執迷不悟，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僅學習西方的技術，而不學習西方的資本主義政治和經濟制度呢？這是與1840年以前傳統社會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觀念分不開的。

1840年以前的中國，是一個建立在農業文明高度興旺根底上的封建社會。直到1840年以工業文明為根底的西方列強翻開中國大門以前，中國社會仍然按照自身的農業文明開展規律向前開展，并到達較高水平。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以傳統農業為根底的社會經濟高度興旺，農業進入精耕細作階段，農田的單位面積產量較高，農業的剩余可以養活大量人口，維持龐大的城市和國家機構；與農業高度興旺相一致的是手工業、商業和金融業也很興旺，明中葉以后大量白銀內流即是一例。這種傳統農業文明高度興旺的另一個表現，是經濟體制表現出的高級形式，即土地可以作為商品自由買賣，地主經濟和大量自耕農并存，租佃制和雇傭制的普遍存在，家庭財產繼承在諸子間的相對平均；國家稅制的相對統一和完善。

(2)政治體制從管理效能和相互制約角度看，表現出較高級的形態。傳統中國社會的政治體制經過夏商周以來三千余年的開展，就傳統的農業文明社會而言，到清代已經相當完備。第一，形成了統一而龐大的政府行政管理體系。其特點是條塊結合、分級管理，實行對皇帝負責的三權分立、互相制約(行政、監察、司法)。第二，政府具有較強的經濟職能，即除了承當國防和維護經濟秩序，承當了“治河〞、“救災〞、“市政建設〞等公共工程和社會事業外，還通過官營工商業和專賣制度，將工商業納入政府控制。第三，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選拔、考評和調任制度。特別是科舉制度，不僅打破了貴族和豪強壟斷政府機構，而且將教育納入了官僚選拔，“學而優那么仕〞、“白衣可致卿相〞，使社會的優秀人材進入政府管理階層。

在上述根底上建立的政府機構極其官僚，不可能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而迅速消失，相反，中國由于農業文明高度興旺而導致的社會結構的“超穩定〞性(包括政府的強大有力)和大國特點，對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文化的入侵和替代，卻保持了強大的排斥力。這種排斥主要來自于建立在農業文明根底上的政府和統治階級觀念(任何上層建筑都必然要維護其賴以生存的經濟根底)。因此，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西方“船堅炮利〞的教訓下被迫推行工業化的時候，封建統治階級的觀念自然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1]當然，近代中國對外部工業文明沖擊的反響緩慢，也與清王朝經過200年統治走向腐敗有關〔中國農業文明存在著明顯的以朝代更替為標志的政治周期〕。

二、帝國主義階段中國對開展道路的選擇

從19世紀末，第二次工業革命使少數資本主義國家國力大增，資本主義開始進入由少數興旺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資源和市場瓜分完畢并不斷重新瓜分的階段。這種以戰爭的形式、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為掠奪對象的重新瓜分，導致由局部戰爭演化為世界大戰，而兩次世界大戰的間隔不到20年〔如果從1919年巴黎和會算一戰結束，從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作為二戰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規模、時間和死亡人數都大大超過了一戰。其間還爆發了嚴重的世界性的1929年經濟危機。這些都充分暴露出資本主義的嚴重弊病，“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的結論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

當世界資本主義開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既依靠武力來重新瓜分世界資源和世界市場的時候，社會主義作為制約這種資本主義災難的一種新生力量應運而生。如果從世界范圍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資本主義制度只是在少數國家取得勝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工業化只是在少數幾個國家得以實現，而大多數國家仍然處于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剝削和奴役下，國內的資本主義經濟沒有處于主導地位，資產階級也沒有獲得統治地位，一句話，資本主義經濟根底和上層建筑都還沒有在這些落后國家建立起來。在這種狀況下，當帝國主義國家發動重新瓜分世界資源和市場的世界大戰后，因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同時又是興旺的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代表，因此，無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還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其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和革命就必然包含有反對和否認資本主義的因素，這也是列寧為什么將帝國主義視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將帝國主義時代的民主革命納入社會主義世界革命范疇的根本原因主義產生的歷史根源，這一點也被歷史事實所證明。

因此，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人民之間的矛盾，就自然被社會主義革命者所利用，從而掀起一場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誕生，就是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利用俄國戰爭期間國內矛盾的激化和資產階級“二月革命〞后的社會動亂和人民不滿，迅速進行了“十月革命〞，可以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雖然內部條件是人民對沙皇的封建軍事帝國主義的拋棄，但是從整個大背景來看，卻是廣闊人民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失去了信心，認為這是一個“惡〞的制度，不愿意再建立這種制度。同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新產生的社會主義國家，除了那些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建立起來的國家不算，但凡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來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被侵略、被壓迫者，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其說是因為資本主義充分興旺根底上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不如說是因為這些國家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受害者，這些國家的人民不愿意再選擇資本主義制度?？梢哉f，50年代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形成浪潮，即反映了這種現象。

因此，可以說，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既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向更高層次的演進，也不是興旺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選擇，而是那些作為帝國主義受害者的國家和人民的另一種選擇，即在許多國家開展資本主義的同時，對另外一種擺脫帝國主義奴役的開展道路的選擇。因此，除了選擇時的預期外，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上看，20世紀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并不比資本主義制度更優越，相反，卻在經濟開展水平上落后于興旺資本主義國家。

如果說以20世紀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作為這個階段的結束，那么中國在這個階段那么是處于倍受欺凌、社會動亂的危亡時期。

“甲午戰爭〞的中國慘敗，宣告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觀念和政策的破產，日本成功的經驗證明了中國不僅需要在技術上學習西方，還需要從制度上學習西方。隨后掀起的“戊戌變法〞及其失敗，那么反映出封建頑固勢力仍然把持著政權和不愿意全面徹底學習西方的制度。但是在隨后出現的“庚子拳亂〞和八國聯軍入侵的雙重危機壓力下，清政府在1903年以后也不得不推行瓦解封建政權根底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在“戊戌變法〞失敗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雖然在資產階級中對改變現有政治體制上始終存在著“革命〞與“改進〞的爭論，但無論在政治上主張共和制還是君主立憲制，在中國應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上卻是一致的。

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國名義上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但是這個政權卻把持在帶有封建性質的軍閥手中。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軟弱，必然也導致政治上的軟弱。政府的頻繁更替和政治動亂，固然削弱了政府對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鉗制，但是也無力維持社會的安定和秩序，無力制止軍閥的橫征暴斂，無力抵御外國列強的欺壓，換句話說，政府無力為經濟開展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而后者對當時的中國來說，那么更為緊迫。于是，以“巴黎和會〞中國“喪權辱國〞為標志，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尋找比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和資產階級“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這種背景下，俄國的“十月革命〞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僅導致了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也最終促成了孫中山建立強大政府、節制私人資本觀念確實立。

孫中山“以俄為師〞，改組了國民黨。并發動了由共產黨積極參與的“國民革命〞，但是這場革命由于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排斥激進的共產黨而中途與舊勢力妥協，雖然國民黨于1928年形式上實現了大陸的統一。

由于南京國民黨政府是建立于蔣介石背叛革命，鎮壓共產黨和工農運動根底上的，因此，就政權的根底來說，它排斥了工、農、小資產階級，甚至局部主張自由民主的資產階級左翼，為了對抗共產黨領導的廣闊人民群眾，南京國民黨政府就不得不依靠舊有的地主豪紳、軍閥甚至地痞流氓和黑社會組織。這些人一方面不愿意變革政治，實行民主，因為這樣會危及他們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們又會搭政府的“便車〞來撈取自己的經濟利益，并為了撈取更多的經濟利益而進一步擴張權力。國民黨政府時期的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大小官吏以權謀私、國家資本實際上變為“官僚資本〞，就說明政府權力的擴張還有官吏自身的原因。

國民黨統治時期，也正是帝國主義列強發動戰爭、宰割世界的時代，而國民黨政府的腐敗，那么加劇了中國的衰落，松散了民族凝聚力，使得中國遭受了日本帝國主義更嚴重的侵略和蹂躪。

就南京國民黨政府來說，其目的還是要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但是這種目標受到來自三個方面的擠壓：一是來自大地主、權貴資產階級等舊勢力的擠壓，他們反對真正意義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二是來自以共產黨為代表的人數眾多的工農擠壓，他們因貧困或破產、甚至沒有活路而對現政權嚴重不滿，要求進行劇烈的改革，如迅速實行“耕者有其田〞。三是來自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歐美綏靖政策的擠壓，使得大多數人對資本主義制度產生強烈反感和敵視態度。而這三個方面的力量和影響都很大。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進入壟斷階段，其弊病日益暴露，最突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此也使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和自由競爭產生了批判態度，孫中山思想的變化可以說很具有代表性，他的“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思想即反映出對西方古典經濟學將政府視為“守夜人〞理論的根本修正，應該說這種強調國家在經濟開展和社會分配中處于主導地位的思想，對后來的南京國民黨政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南京國民黨政府統一后不久，1929年就爆發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此后，以美國的羅斯福新政為代表，強調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開始在西方流行起來，在這個背景下，德國、日本、意大利等那么走上了法西斯主義〔又稱“國家社會主義〞〕道路，對國民經濟實行“統制〞。至于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那么走的更遠，到1935年那么建立了單一公有制和方案經濟的體制。國家干預經濟成為世界的主流。拋開國民黨和共產黨不說，就是在知識分子中，受西方和蘇聯的影響，絕大多數也主張中國應該實行政府主導型經濟。1933年?申報?就中國現代化問題向社會各方面知名人士征文，在收到的26篇短論和專論中，絕大多數主張走受節制的資本主義或非資本主義道路。大體統計，主張走自由資本主義道路的僅1篇，傾向于社會主義方式的5篇，主張采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者之長，即混合方式的，有9篇，其余未正面或明確答復。[2]在30年代和40年代關于中國應該實行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討論中，絕大局部的學者，也都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強調通過政府實施有方案的經濟，強調開展國營經濟。[3]即使對國民黨政府采取批判態度的馬寅初也認為：“我們不完全采用英美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制度，亦不完全采用蘇聯社會主義一切國營的制度，乃提出一種混合經濟的制度，官營企業與民營企業同時并進，完全用英美式的建設，是不合時代的需求，完全用蘇俄式的建設，是非中國所能辦到的；故不得已采用混合制〞。[4]

上述思想可以說是孫中山“民生主義〞思想的延續和開展。當時，無論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中立的學者，在強調政府主導作用和開展國營經濟方面都是一致的，只是焦點集中在如何建立起一個代表人民利益的、廉潔有效的政府，正是在這一點，才是陣線清楚的。

因此，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經濟上三大政策：沒收官僚資本、耕者有其田和保護民族工商業；政治上反對專制和實行民主政治〕，自然就成為戰后〔1945-1949〕中國人民的最終選擇。

三、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建立及戰略選擇

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了蘇聯的誕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那么是導致了一個強大的歐亞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以及眾多國家的獨立。對于戰后這種世界形勢的巨大變化，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一方面大力推行“冷戰〞和局部“熱戰〞以遏制“共產主義〞蔓延；另一方面，那么不得不在國內推行改革。對于中國來說，在戰后，美國在國共兩黨的斗爭中采取了支持腐敗的國民黨政策。隨后又在朝鮮戰爭爆發后派軍隊進駐臺灣，明確表示阻止新中國政府解放臺灣。

在建國初期，基于過去的歷史經驗和蘇聯的成功，我國也是毫不猶豫地站在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而朝鮮戰爭那么加劇了中國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敵對。這種敵對，使得本來就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中國共產黨，自然在民主革命任務完成以后，迅速選擇了向社會主義過渡。

從政治上看，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的強大，不僅表現在沒有任何政黨或組織能夠在政治上獨立或制約中國共產黨的決策和權力；還表現在得到廣闊民眾的支持，具有堅實的根底。就社會各階層來說，人數最多的農民，經過徹底的土地改革，不僅過去在政治上可以與基層政府抗衡的士紳階層已經消失，甚至連可能對中國共產黨不滿的小地主和富農實際上也被消滅了。農村中不僅形成了清一色的個體農民，而且基層組織的領導者〔鄉村干部和農會領袖〕也是革命的獲益者，不僅其財富，其權力和地位也來自中國共產黨。他們是中國共產黨最忠實的支持者。從城市看，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在就業、工資和勞動保護和保險方面確實大大改善了他們的處境，他們自然要擁護這個從農村來的、自稱是他們階級的政黨。至于所謂的資產階級，經過日寇和國民黨政府的摧殘和戰爭的破壞，到解放時已經衰落，又經過新中國政府整頓市場、限制政策以及“五反〞的整治，到1952年底不僅政治上沒有了表達自己意見的地位，在已經上也遠不能與國家抗衡。

從經濟上看，舊中國強大的“官僚資本〞為新中國建立強大的國家資本奠定了根底，新中國政府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和敵產，控制了金融、重工業、現代交通通訊等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另外，在建國初期，受戰爭和國民黨長期通貨膨脹的影響，市場混亂，為了保證供應和穩定市場，國營貿易企業也迅速開展起來，并控制了主要工農業產品的流通；在對外貿易方面，西方的封鎖和貿易重心轉向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是國營外貿企業在“統制外貿〞后形成壟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投資方面，政府也成為現代工業和根底設施的主要投資者，這一方面是因為可能成為投資主體的農民太窮、資產階級元氣大傷、外資不能進入；另一方面，也是政府發行“公債〞、控制信貸和限制資產階級的結果。

至于當時在國民經濟中占很高比重的小農經濟〔約有一億多戶〕，不僅因為規模小、經營分散，無力與市場和國家抗衡；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土地改革所實行的無償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動搖了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本來中國傳統社會這個觀念就很薄弱〕，已經將國家的權力和意志鑄入了農民的私有土地。特別是人數眾多的、在農村掌握基層政權的貧下中農，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既得利益者，在統購統銷和合作化面前，不僅無力、也不愿意對抗。

從開展預期看，迅速改變中國經濟落后的面貌，實際上是實現中國強大的根本。新中國成立以后，面對的是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貧困、資金極為短缺的現實，要趕上歐美和周邊的日本和蘇聯，必須要加快開展速度。而要加快速度，就必須加快重工業的開展。此時，對于中國這個大國來說，依靠對外擴張來獲取資源和市場顯然不可能，蘇聯的援助也很有限。實際上新中國面臨著與“十月革命〞后的俄國所面臨的幾乎完全一樣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經濟。1922年，列寧針對蘇聯需要迅速開展重工業的情況說：“重工業是需要國家補助的。如果我們找不到這種補助，那我們就會滅亡，而不成其為文明的國家，更不必說成為社會主義的國家了。所以我們在這方面采取了堅決的步驟。〞[5]

1953年中國轉入大規模經濟建設后，資金和物資立即捉襟見肘，要么放慢工業開展速度，按照市場化配置資源，這在今天看也未嘗不可，甚至可能從長期看經濟開展速度并不慢，但是當時根據歷史經驗和理論〔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卻擔憂戰爭隨時可能爆發，中國再次成為“魚肉〞，因而不愿意放慢工業化速度；要么盡可能地將剩余拿到國家手里，壓低消費，并采取行政方法配置資源，使投資向重工業傾斜，加快工業化步伐；而后者這就是蘇聯的方法。因此中國在50年代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和開展道路。

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無論斯大林還是毛澤東所設想的單一公有制和方案經濟體制，都要比資本主義制度表現出更高的效益、更快的開展速度。因為方案經濟防止了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和生產過剩危機，使資源得到最正確利用；而公有制那么防止了資本主義階級壓迫和剝削所造成的勞資對立和勞動者的缺乏積極性。但是，從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無論是哪個行業，都沒有出現預期的效果，相反，據統計，在1978年以前的五年方案中，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最好的是“一五〞時期，而“一五〞時期又不如恢復時期。

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本來方案經濟是為了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經濟運行本錢，防止企業和個人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造成資源配置不當和浪費。但是，由于方案經濟在決策方面的信息不充分、滯后甚至扭曲，執行過程中的不可遇見因素多，以及官僚主義的阻礙，失誤頻繁，“方案趕不上變化〞、“一年方案，方案一年〞成為形象的概括。即使改革開放前最好的“一五〞方案，也是在執行了兩年半后才正式確定和公布，其間還出現了兩次波動。至于1958年以后的方案，更是缺乏科學性，經濟運行幾乎不是按照方案，而是按照行政命令，甚至領袖的隨心所欲。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浪費和低效幾乎成為1978年以前體制的代名詞。

在微觀經濟運行方面，公有制也同樣沒有起到調動人民群眾生產積極性的預期作用。在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生產和平均分配，壓抑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一點與當時以及1978年后普遍實行的“包產到戶〞相比，結果是很清楚的，無須贅述。在城市，“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壓抑了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

由于上述生產和分配制度，職工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自然不高，不僅與原來所預期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相去甚遠，甚至不如過去的私有制和“單干〞，因此“懷舊〞和商品經濟暗潮總是時起時伏，威脅到“社會主義〞；同時，官僚主義、浪費和低效愈演愈烈，于是“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就成為不可缺少的催促機制，“增產節約〞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幾乎沒有停頓過，并且間隔越來越短，聲勢越來越大，論調越來越高，直至爆發打倒‘走資派’的“文化大革命〞。

四、1978年后中國應對戰略的根本轉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由于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廣闊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使得原來的經濟興旺的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再依靠原來的對外擴張和重新以武力劃分世界市場來推進本國的開展，不得不將其開展中心和注意力集中到國內和依靠技術進步來占有世界市場。這種外部環境的變化，一方面使得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將擴大內需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從而也能夠緩解國內的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戰后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興起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戰后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化、經濟上推行凱恩斯主義和擴大社會保障和福利，從而形成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保證了社會的根本穩定。另一方面，由于對外受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對抗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制約，原來依靠武力來任意壓迫和剝削落后國家的條件已經喪失〔甚至在50-60年代資本輸出的風險也大大增加〕，這些興旺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去依靠技術進步和優化經營管理來從經濟上進行競爭，以保持和擴大在世界市場和資源方面的份額。這種經濟開展路徑的變化，導致了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改革加速，而國內經濟運行機制的改善、政治體制的進步和政府經濟職能的調整，又反過來促進了科技開展和社會穩定。特別是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戰的結束、科技的迅速開展以及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和中國的經濟轉軌，以資本跨國流動和打破貿易壁壘為特征的經濟全球化迅速推進，使得資本主義全球化又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在戰后，由于興旺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改革和世界環境的變化，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現在，由幾個帝國主義國家依靠戰爭來重新瓜分世界資源和市場的條件已不存在，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但是這種變化畢竟是逐步的、漸變的過程，因此中國對資本主義世界的認識也自然是一個基于列寧帝國主義論上逐步隨著世界變化而發生變化的過程。

其次，社會主義制度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產物，即它是帝國主義列強侵略戰爭和民族壓迫的結果。因此當外部環境和條件發生變化后，它也必須隨著經濟開展和外部環境變化而與時俱進，作相應的制度變革。

由于社會主義僅僅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糾偏浪潮，社會主義制度和陣營的產生，不僅是與資本主義全球化同步進行的，也是相互制約的，從全球來看，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掘墓人，而是與資本主義制度并行開展、相互競爭的，它們之間不是替代的關系。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來講，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制度，是資本主義制度在全球開展的結果，但是在實際上，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從誕生之日起，它既是那些資本主義開展受到阻礙，而不能順利開展國家的產物〔當然，這種阻礙有的來自國內，有的來自國外，俄國、中國都是如此〕；也是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開展過程中帝國主義階段的糾偏和制約。而一旦當國際形勢發生變化，同時這些社會主義國家依靠高度集權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和產業，那種單一公有制和方案經濟因替代市場而取得的國家平安、社會穩定和高積累優勢，就完全被方案經濟的低效和缺乏人本精神所抵消，甚至成為進一步開展的障礙。改革和放棄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成為必然，問題只是改革的目標和步驟怎樣確定，這種變革需要支付多大本錢、如何順利進行。

1978年的改革開放，從根本上來說，一開始是對單一公有制和方案經濟弊病的糾正。這種糾正是由于受到來自三個方面的壓力和誘導：一是開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壓力；二是人民生活貧困的壓力；三是建國以來自己的經驗教訓和整個世界市場化趨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說中國文化傳統將失誤歸結到政權的好壞〔中國共產黨將其概括為政權的性質〕，那么在1978年中國共產黨人那么不能夠利用這個說法來解釋這20年的失誤，否那么將失去執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只能從另外的角度，即經濟體制的缺陷來解釋問題。這也為正確認識單一公有制和方案經濟的弊病開了方便之門。

1978年以后的對外開放是建立在兩個重要認識轉變根底之上的。沒有這兩個重新認識和判斷，就不可能有對外開放。

一是對社會主義的判斷：社會主義的實質從根本上說是快速開展社會生產力。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和合法性，就在于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可以比資本主義創造出更快的經濟開展速度。毛澤東在５０年代末就曾經說：我就不相信，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不能取到副食品，如果結論真是這樣的話，那就請蔣介石回來。[6]三中全會前后，鄧小平總結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文革〞期間“四人幫〞的破壞，屢次強調社會主義最根本的任務是開展社會生產力。1977年12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和夫人喬伊斯時說：怎樣才能表達列寧講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什么叫優越性？不勞動、不讀書叫優越性嗎？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7]1978年9月16日，在聽取吉林省委匯報工作時指出：“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開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開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么優越性？〞[8]

1980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幾內亞總統杜爾時又說：〞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開展，這是主要的。只有這樣，才能說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開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罩v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9]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使一切“左〞的阻礙改革開放的論點都失去了合理性。當然，這也得益于當時全黨和全國人民對“文革〞錯誤的反思這個大背景。

二是對戰爭問題的認識。僅有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重新認識，對開放來說還是不夠的。還有一個如何認識國際形勢的問題。從列寧1917年創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起，戰爭的陰霾就籠罩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頭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也面臨著戰爭的威脅，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印邊界戰爭、中蘇邊界戰爭，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前期，中國長期處于戰爭的威脅下，50—60年代威脅主要來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60年代末至70年代威脅那么主要來自蘇聯。當然，這也與我們自己的某些“左〞的錯誤政策有關系。實際上，從60年代以后，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運動的興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來越強大，以歐洲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來越大，世界性的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不是越來越大，而是越來越小，1972年尼克松訪華打破了西方長達20多年的封鎖敵視，1975年越南戰爭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