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目的明代，作為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其文學創作與理論呈現出獨特的風貌和復雜的格局。在這一時期，文學流派眾多，復古與革新思潮相互碰撞，對文體的辨析和探討成為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文體明辨》作為明代文體學的重要著作，由徐師曾耗費十七年心血編撰而成，在明代文學研究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從文學發展的脈絡來看，自先秦時期文學文體分類的濫觴開始，古代詩學辨體理論不斷演變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心雕龍》與《詩品》的出現，標志著古代詩學辨體理論達到了第一個高峰。此后，唐宋時期的文學理論與創作實踐進一步豐富了文體學的內涵。到了明代，在復古與革新的文學思潮影響下，對文體的辨析和分類變得更加細致和深入。吳訥的《文章辨體》便是這一時期文體學研究的重要成果，而徐師曾的《文體明辨》則在其基礎上進一步“損益之”，將古代文體的分類和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文體明辨》全書共84卷，論及文體127種，其內容涵蓋了從先秦迄于明初的各種文體類型，對每種文體的源流、體制、風格等方面都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和辨析。該書不僅在文體分類上更加細致，如將歌行體從樂府詩中分離出來，并從題目、聲調和語言等方面對它們的區別進行了深入研究；而且在對各種文體的考辨上也更為精審，如對“誥”“冊”“序”“哀辭”等文體的序說，展現了徐師曾對文體演變的深刻理解。此外，《文體明辨》還收錄了一些前代總集較少涉及的俗文體，如“詩余”“雜句詩”“玉牒文”等，這反映了明代俗文學的日益繁榮以及其在文學研究中的地位逐漸提升。研究《文體明辨》對于理解古代文體演變和文學思想具有重要意義。從文體演變的角度來看，通過對《文體明辨》中各種文體的梳理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文體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脈絡和變化規律。例如，對樂府詩與歌行體的分類和研究，有助于我們了解古代詩歌在音樂、題目、聲調等方面的演變，以及不同文體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交融。從文學思想的角度來看，《文體明辨》中所體現的辨體觀念，反映了明代文人對文學創作規范和審美標準的思考。徐師曾在書中強調文體的“體制法度”，認為為文必須符合一定的制度法式，這一思想與明代的文學思潮密切相關，同時也對后世的文學創作和理論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外，《文體明辨》還為我們研究明代的社會文化背景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書中對各種文體的論述，不僅涉及文學領域，還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情況。例如，對制冊詔誥等文體的記載，有助于我們了解明代的政治制度和統治階層的文化需求；對一些俗文體的收錄，則反映了明代市民文化的興起和發展。1.2國內外研究現狀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文體明辨》的研究逐漸深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國內，研究主要集中在文體分類、辨體思想、文學觀以及與其他文體學著作的比較等方面。在文體分類的研究上，仲曉婷在《徐師曾<文體明辨>研究》中指出，《文體明辨》的文體分類數目存在爭議，經版本考辨發現其實際為一百二十一體，而非徐師曾自稱的一百二十七體。徐師曾在文體分類方面有重要貢獻，如對“賦”的分類以及對一些體類的理性歸并，且在作品歸類時采取名與實結合的方法，既沿用緣題分類，又兼顧作品實際文體特征。賈奮然在《論<文體明辨>的辨體觀》中認為，《文體明辨》分體細致，辨析嚴謹，全面總結了先秦迄于明初的古代文體類型，將中國古代的辨體批評推向了新的高峰，在古代文體批評發展史中具有重要意義。關于《文體明辨》的辨體思想，學者們也有深入探討。賈奮然認為徐師曾在《文體明辨》中闡發了許多重要的古人關于文體的觀念，其辨體思想體現了對文學創作規范和審美標準的思考。許東海的《從<文體明辨序說>看徐師曾的辨體理論》詳細分析了徐師曾的辨體理論，包括對文體源流的追溯、對文體體制的辨析以及對文體風格的把握，認為其辨體理論具有系統性和完整性，對后世文體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從文學觀的角度，仲曉婷提到徐師曾在《文體明辨》中表現出對“文”范圍的界定及“正變古今”的發展觀等文學觀念。他對“文”的理解較為寬泛，不僅包括傳統的詩文，還涵蓋了一些俗文體，這反映了明代文學發展的新趨勢。其“正變古今”的發展觀認為文體在歷史發展中既有傳承又有變化，體現了對文學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在與其他文體學著作的比較研究方面，賀玉潔在《論明代辨體學視野下的駢文批評——以<文章辨體>與<文體明辨>為中心》中，通過對《文章辨體》與《文體明辨》在辨體意識與駢文觀念、駢文的命名方式及駢文的體裁辨析等方面的對比分析，探討了明代駢文的發展變化，認為兩書的對比能為晚明駢文的全面復興提供理論依據，有助于把握明代駢文歷史演進的真實律動。《<文章辨體>與<文體明辨>的歌行與樂府研究》一文則指出，吳訥的《文章辨體》和徐師曾的《文體明辨》改變以往詩歌選本的作法，把歌行體從樂府詩中分離出來，并從題目、聲調和語言等方面對它們的區別進行了深入研究，展現了明代文人對詩歌文體辨析的深入思考。在國外，雖然對《文體明辨》的研究相對較少，但隨著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國際化趨勢，也有部分學者開始關注這部著作。一些漢學家從跨文化的角度，將《文體明辨》與西方的文體理論進行對比，試圖挖掘其中蘊含的獨特價值和文化內涵。例如，有學者探討了《文體明辨》中對文體的分類和界定方式與西方文體學中關于文學體裁分類的異同，為理解中國古代文體學提供了新的視角。盡管學界對《文體明辨》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與空白。在研究內容上，對《文體明辨》中一些小眾文體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如“玉牒文”“雜句詩”等，這些文體在以往的研究中較少被關注，其獨特的文體特征、文化內涵以及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等方面還有待進一步挖掘。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多集中在傳統的文獻學和文學批評方法，缺乏跨學科的研究視角。可以嘗試運用文化學、社會學、傳播學等多學科方法，從更廣泛的角度探討《文體明辨》與明代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的關系。此外，在與同時代其他文學作品和文學思潮的關聯研究上還存在欠缺，未能充分揭示《文體明辨》在明代文學發展脈絡中的具體作用和影響。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在研究《文體明辨》的過程中，本文將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以全面、深入地剖析這部明代文體學著作的內涵與價值。文獻分析法是本研究的基礎方法。通過廣泛查閱與《文體明辨》相關的文獻資料，包括徐師曾的其他著作、同時代文人的文集、筆記，以及后世學者對《文體明辨》的研究成果等，深入挖掘《文體明辨》的創作背景、思想淵源和學術價值。例如，從徐師曾的《湖上集》等作品中，可以了解他的文學思想和創作風格，從而更好地理解《文體明辨》中所體現的辨體觀念。同時，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文獻中對《文體明辨》的評價進行分析，有助于把握該書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比較研究法也是本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將《文體明辨》與同時代的其他文體學著作，如吳訥的《文章辨體》進行對比，分析它們在文體分類、辨體思想、文學觀等方面的異同，以揭示《文體明辨》的獨特之處和創新點。例如，在文體分類上，雖然《文體明辨》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文章辨體》的分類框架，但徐師曾對一些文體的細分和重新歸類，如將歌行體從樂府詩中進一步分離并細致辨析，展現了他對文體認識的深化。通過這種比較，能夠更清晰地看到《文體明辨》在明代文體學發展中的貢獻和推動作用。此外，文本細讀法也是不可或缺的。對《文體明辨》的原文進行逐字逐句的研讀，深入分析徐師曾對各種文體的序說、對作品的選錄以及他在書中表達的文學觀點。例如，在對“賦”這一文體的論述中，徐師曾詳細闡述了賦的源流、變體以及不同時期賦的特點，通過對這些內容的細致解讀，可以了解他對古代文體演變的深刻理解和獨特見解。同時，對書中所收錄的具體作品進行分析，探討它們與徐師曾所闡述的文體特征之間的契合度，從而更準確地把握他的辨體標準。本研究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研究視角上，將從文化學的角度出發，探討《文體明辨》與明代社會文化背景之間的內在聯系。以往對《文體明辨》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學本身，而本研究將關注明代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因素對徐師曾辨體思想的影響，以及《文體明辨》所反映的明代社會文化風貌。例如，明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市民文化的繁榮，《文體明辨》中對一些俗文體的收錄，如“詩余”“雜句詩”等，正是這種社會文化變遷在文學領域的體現。通過這種研究視角的拓展，能夠更全面地理解《文體明辨》的產生和發展。在研究內容上，本研究將重點關注《文體明辨》中一些以往研究較少涉及的小眾文體，如“玉牒文”“雜句詩”等。深入挖掘這些小眾文體的獨特文體特征、文化內涵以及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填補相關研究的空白。例如，“玉牒文”作為一種與皇家譜系相關的文體，具有獨特的格式和文化意義，通過對《文體明辨》中“玉牒文”的研究，可以揭示明代皇家文化和宗法制度的一些特點。在研究方法的運用上，本研究將嘗試跨學科的研究方法，結合文學、歷史學、文化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文體明辨》進行綜合研究。這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打破學科壁壘，從不同角度對《文體明辨》進行解讀，為研究提供更豐富的思路和更廣闊的視野。二、《文體明辨》的成書背景與作者生平2.1明代文學復古思潮與辨體之風明代文學復古思潮在文學發展歷程中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對文體辨析產生了深遠的推動作用。這一思潮的興起有著復雜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因素。從政治方面來看，明朝建立后，統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政治環境相對穩定。然而，在文化領域，程朱理學占據統治地位，思想較為禁錮。文學創作在這種背景下，逐漸陷入了內容空洞、形式僵化的困境。臺閣體的盛行便是這種困境的體現，其作品多為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之作，風格雍容華貴但缺乏真情實感和創新精神。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復古思潮應運而生，其目的是通過回歸古代經典文學，尋求文學創作的新出路，打破當時文壇的沉悶局面。從文學自身發展規律而言，明代之前的文學歷經了多個繁榮階段，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和文學遺產。這些經典文學作品為明代文人提供了學習和借鑒的典范。明代文人在對前代文學的研究和反思中，認識到文體規范和文學傳統的重要性，從而引發了對文體辨析的重視。在明代文學復古運動中，眾多文學流派和文人積極參與，他們對文體的重視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前七子以李夢陽、何景明等人為代表，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他們認為秦漢時期的散文和盛唐時期的詩歌在文體和風格上達到了極高的境界，是后世文學創作的典范。李夢陽在《論學》上篇中強調“西京之后作者無聞矣”，充分體現了他對秦漢文學的推崇。他們在創作中努力模仿秦漢散文和盛唐詩歌的文體特征，注重文章的氣勢、結構和語言的錘煉，以及詩歌的韻律、意境和意象的營造。這種對古代文體的追求，促使他們深入研究秦漢散文和盛唐詩歌的文體規范和創作技巧，推動了文體辨析的發展。后七子繼承并發展了前七子的文學主張，以李攀龍、王世貞等人為核心，他們更加絕對地強調“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如李攀龍宣稱“秦漢以后無文矣”，王世貞認為“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后七子在創作實踐中，對文體的規范和辨析更加嚴格，他們不僅在理論上探討文體的源流和演變，還在作品中力求體現古代文體的純正風格。他們的文學活動進一步強化了文體辨析在文學創作和研究中的地位，使得當時的文人更加注重對各種文體的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唐宋派雖然在文學主張上與前七子、后七子有所不同，但同樣重視文體的辨析。他們既推尊三代兩漢文章的傳統地位，又承認唐宋文的繼承發展，主張學習歐陽修、曾鞏等人的文章，強調文章要直寫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唐宋派在對唐宋散文的研究和學習過程中，對唐宋散文的文體特征、行文風格和創作手法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和總結，為文體辨析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思路。這些文學流派和文人對文體的重視，主要體現在對文體源流的追溯和對文體規范的強調上。他們認為，每種文體都有其獨特的發展脈絡和演變規律，只有深入了解文體的源流，才能準確把握其本質特征和創作要求。在追溯文體源流時，他們廣泛查閱古代文獻，對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唐宋等各個時期的文學作品進行研究，梳理出文體發展的線索。例如，在研究詩歌文體時，他們會從《詩經》《楚辭》開始，探討詩歌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包括詩歌的形式、格律、題材等方面的變化。對于文體規范，他們強調文學創作必須遵循一定的體制和法度。在散文創作中，要注重文章的結構布局、起承轉合、語言表達等方面的規范；在詩歌創作中，要嚴格遵守詩歌的格律、韻律、對仗等要求。他們認為，只有符合文體規范的作品，才具有文學價值和審美意義。這種對文體規范的強調，促使文人在創作過程中更加注重對文體的辨析和運用，不斷提高自己的文學素養和創作水平。明代文學復古思潮下文人對文體的重視，還體現在對文學作品的批評和評價上。他們以文體規范為標準，對當時的文學作品進行評判，指出作品在文體運用上的優劣之處。這種批評和評價活動，不僅促進了文人之間的學術交流和思想碰撞，也推動了整個文壇對文體辨析的深入研究。明代文學復古思潮與辨體之風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復古思潮為辨體之風提供了思想動力和理論支持，促使文人對文體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辨析；而辨體之風的盛行，則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復古思潮的內涵，使得明代文學在對古代文學的繼承和創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這種思潮和風氣的交織，為《文體明辨》的成書奠定了堅實的時代基礎，徐師曾正是在這樣的文學環境中，受到啟發和影響，致力于文體的辨析和總結，從而完成了這部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著作。2.2徐師曾的生平經歷與學術思想徐師曾，字伯魯，號魯庵，又號太末山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卒于明神宗萬歷八年（1580年），南直隸蘇州府吳江（今屬江蘇）人，是明代一位頗具影響力的官吏和學者。他的生平經歷豐富多樣，對其學術思想的形成以及《文體明辨》的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徐師曾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展現出對學問的濃厚興趣和卓越天賦。早年的他專注于讀書與應舉，憑借扎實的學識和勤奮的努力，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考中進士，并被選為庶吉士。這一時期，他深入鉆研儒家經典，廣泛涉獵經史子集，為日后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他秉持著積極入世的態度，渴望在仕途上施展自己的才華，為國家和社會做出貢獻。步入中年，徐師曾在兵部、吏部、刑科等部門擔任給事中一職。在官場中，他目睹了政治的風云變幻，深刻體會到社會的種種問題。這段為官經歷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也讓他對社會現實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然而，長期的官場生活也讓他身心疲憊，加上身體狀況不佳，在隆慶五年（1571年），他因病上疏請求致仕，結束了自己的仕途生涯。在為官期間，他不僅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還接觸到了各種不同的文化和思想，這些經歷拓寬了他的視野，對他的學術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他開始關注社會文化現象與文學之間的關系，思考如何通過文學來反映社會現實、傳承文化傳統。晚年的徐師曾回歸故里，過上了隱居的生活。此時，他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治學與著述之中。遠離了官場的喧囂和紛擾，他得以靜下心來，深入研究自己感興趣的學術領域。在隱居期間，他潛心研究經學、文學、史學和醫學等多個領域，著述頗豐。他的治學態度嚴謹，廣泛查閱各種文獻資料，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深入分析和總結，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觀點。徐師曾的學術思想具有豐富的內涵和獨特的特點，對《文體明辨》的創作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在文學觀念上，他對“文”的范圍有著較為寬泛的界定。他不僅關注傳統的詩文，還將一些俗文體納入研究視野，如“詩余”“雜句詩”“玉牒文”等。這種對“文”的廣泛理解，反映了明代文學發展的新趨勢，即俗文學的興起和逐漸受到重視。在《文體明辨》中，他對這些俗文體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和辨析，探討了它們的源流、體制和風格等方面的特點，為研究明代俗文學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徐師曾秉持“正變古今”的文學發展觀。他認為文體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既有傳承又有變化，不同時期的文體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和意義。他在《文體明辨》中對各種文體的源流進行了深入追溯，梳理了它們從先秦迄于明初的演變脈絡。例如，在研究詩歌文體時，他從《詩經》《楚辭》開始，分析了詩歌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形式、格律、題材等方面的變化，揭示了詩歌文體的發展規律。他還通過對一些文體變體的研究，探討了文體在發展過程中因時代變遷、社會文化背景變化而產生的創新和變革。這種“正變古今”的發展觀，使他在《文體明辨》中能夠以全面、客觀的視角來審視各種文體，既尊重傳統，又肯定創新。在學術研究方法上，徐師曾注重對文獻資料的整理和分析。他在創作《文體明辨》時，廣泛查閱了大量的古代文獻，包括歷代的詩文集、史書、筆記等。他對這些文獻進行了細致的梳理和考證，力求準確地把握各種文體的原始面貌和發展演變過程。他在對“誥”“冊”“序”“哀辭”等文體的序說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對這些文體的起源、發展、用途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考辨，展現了他扎實的文獻功底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徐師曾的儒家思想底蘊也在《文體明辨》中有所體現。儒家傳統的正名思想在他的文學觀念中占據重要地位，他強調文學創作要符合一定的體制法度，認為為文必須遵循一定的規范和準則。在《文體明辨》中，他對各種文體的體制、格律、風格等方面都進行了嚴格的界定和規范，認為只有符合這些規范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學作品。他對詩歌的格律、韻律、對仗等要求的強調，以及對散文結構布局、起承轉合、語言表達等方面的規范，都體現了他對儒家正名思想的貫徹和實踐。徐師曾的生平經歷和學術思想為《文體明辨》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堅實的理論基礎。他的為官經歷使他對社會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晚年的隱居治學則讓他能夠專注于學術研究，將自己的學術思想和文學觀念融入到《文體明辨》的創作中。《文體明辨》不僅是他個人學術成果的結晶，也是明代文學復古思潮和辨體之風的產物，對后世的文學研究和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2.3《文體明辨》的編纂過程與動機《文體明辨》的編纂歷經十七載，是徐師曾傾注大量心血的結晶，其成書過程與編纂動機緊密相連，反映了當時的學術背景和徐師曾個人的學術追求。徐師曾在《文體明辨?自序》中明確記載：“撰述始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春，迄隆慶四年庚午秋，凡十有七年而后成其書。”此序作于“萬歷改元歲在癸酉三月”，即萬歷元年（1573）三月。從嘉靖三十三年（1554）到隆慶四年（1570），這十七年的時間里，徐師曾全身心投入到《文體明辨》的編纂工作中。在這期間，他的生活經歷豐富多樣，官場的歷練使他對社會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而閑暇之余對學術的鉆研則為他的編纂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和素材。他在兵部、吏部、刑科等部門擔任給事中，雖然公務繁忙，但始終沒有放棄對《文體明辨》的編纂。他利用業余時間，廣泛收集資料，深入研究各種文體，不斷完善自己的觀點和論述。顧爾行《刻〈文體明辨〉序》中有云：“是編為先生藏本，余舅氏鹿門茅公雅慕之，以活字傳學士大夫間，一時爭購，至令楮貴。”顧爾行序作于萬歷十九年辛卯（1591），或當為《文體明辨》初刻之年，而據他說在萬歷十九年之前，茅坤（號鹿門）曾以活字印行過《文體明辨》。今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歷間銅活字印本，卷首題署為“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歸安少溪茅乾健夫校正，閩建陽游榕制活板印行”，顧爾行所謂活字本，看來就是這個本子，實際參與校印的是茅乾而不是其弟茅坤，其時間當在萬歷初年。這一系列的記載表明，《文體明辨》在編纂完成后，經過了一定的傳播和推廣過程，受到了當時文人的關注和喜愛。徐師曾編纂《文體明辨》有著多方面的動機。從學術傳承的角度來看，明代文學復古思潮盛行，對文體的辨析和探討成為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在徐師曾之前，吳訥的《文章辨體》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為文體學研究奠定了基礎。徐師曾深受復古思潮的影響，他希望能夠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對文體的研究，為后世提供更全面、更系統的文體學著作。他在《文體明辨序》中言此書“大抵以同郡常熟吳文恪公訥所纂《文章辨體》為主而損益之”，表明他對《文章辨體》的重視和繼承，同時也體現了他在學術傳承方面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徐師曾自身的學術追求也是編纂《文體明辨》的重要動機。他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對學問有著濃厚的興趣和卓越的天賦。在長期的學術研究中，他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學觀和學術思想。他秉持“正變古今”的文學發展觀，認為文體在歷史發展中既有傳承又有變化，不同時期的文體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和意義。他通過對各種文體的源流進行深入追溯，梳理了它們從先秦迄于明初的演變脈絡，希望能夠揭示文體發展的規律，為文學創作和研究提供有益的參考。在文體分類上，徐師曾力求更加細致和準確。他對《文章辨體》中的一些文體分類進行了調整和完善，如將歌行體從樂府詩中進一步分離出來，并從題目、聲調和語言等方面對它們的區別進行了深入研究。他還對一些體類進行了理性歸并，使文體分類更加合理。在對“賦”的分類上，他綜合考慮了賦的形式、內容和風格等因素，將其分為古賦、俳賦、律賦、文賦等不同類型，這種分類方法更加全面地反映了賦體的發展變化。徐師曾對各種文體的考辨也極為精審。他在《文體明辨》中對“誥”“冊”“序”“哀辭”等文體的序說，引用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對這些文體的起源、發展、用途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考辨。在對“誥”的考辨中，他追溯了誥的起源，從先秦時期的誥命制度開始，分析了誥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變化和特點，以及它與其他文體的關系。他還通過對具體誥文的分析，探討了誥的語言風格和寫作要求，展現了他扎實的文獻功底和嚴謹的治學態度。此外，徐師曾還關注到明代俗文學的發展，他在《文體明辨》中收錄了一些前代總集較少涉及的俗文體，如“詩余”“雜句詩”“玉牒文”等。他認為這些俗文體雖然在傳統觀念中地位較低，但它們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和文學發展的新趨勢，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他對“詩余”的收錄和研究，為明代詞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料，也反映了他對文學發展潮流的敏銳洞察力。徐師曾編纂《文體明辨》的動機還與他對文學創作規范的重視有關。在明代文學復古思潮的影響下，文人對文體的規范和法度日益關注。徐師曾認為，文學創作必須遵循一定的體制和法度，只有符合文體規范的作品才具有文學價值和審美意義。他在《文體明辨》中對各種文體的體制、格律、風格等方面都進行了嚴格的界定和規范，希望能夠為當時的文人提供創作的指導和借鑒。他對詩歌的格律、韻律、對仗等要求的強調，以及對散文結構布局、起承轉合、語言表達等方面的規范，都體現了他對文學創作規范的重視。徐師曾編纂《文體明辨》的動機是多方面的，既受到明代文學復古思潮的影響，也源于他自身的學術追求和對文學創作規范的重視。他通過十七年的努力，完成了這部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著作，為后世的文學研究和創作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深刻的啟示。三、《文體明辨》的內容與體例3.1內容概述《文體明辨》作為明代文體學的重要著作，其內容豐富而詳實，涵蓋了從先秦迄于明初的眾多文體，對各類文體的分類和收錄展現出獨特的視角和全面的考量。全書共84卷，在文體分類上，徐師曾將其分為127種（實際經版本考辨為121種），這一分類數量遠超此前的文體學著作，如吳訥的《文章辨體》僅分體為59類。徐師曾的分類更加細致入微，體現了他對文體辨析的深入研究。在對“論”這一文體的分類中，他進一步細分為“理論”“政論”“經論”“史論”“文論”“諷論”“寓論”“設論”八類。“理論”主要探討哲學、思想等方面的問題，如對儒家經典義理的闡釋；“政論”則側重于政治治理、政策主張等內容，反映了文人對國家政治的思考和見解；“史論”是對歷史事件、人物的評價和分析，通過對歷史的反思總結經驗教訓；“文論”關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等方面，體現了徐師曾對文學理論的重視。這種細致的分類方式，使讀者能夠更清晰地了解不同類型“論”文的特點和功能，也反映了明代文學批評對文體認識的深化。《文體明辨》所涵蓋的文體范圍極為廣泛，包括詩、賦、樂府、歌行、雜文等多種傳統文體，以及一些前代總集較少涉及的俗文體。在詩歌方面，它不僅收錄了四言詩、五言詩、七言詩等常見的詩歌形式，還對律詩、絕句、排律等進行了詳細的分類和闡述。在對律詩的論述中，徐師曾強調了律詩的格律要求，包括平仄、對仗、押韻等方面，認為這些格律規范是律詩的重要特征，體現了詩歌的形式美和音樂美。對于絕句，他則注重其意境的營造和情感的表達，認為絕句應以簡潔的語言傳達深刻的思想和情感。賦體在《文體明辨》中也得到了全面的梳理。徐師曾將賦分為古賦、俳賦、律賦、文賦等不同類型。古賦多為漢魏時期的作品，其特點是篇幅較長，句式自由，韻散結合，注重鋪陳和描寫，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俳賦則在六朝時期盛行，它講究對偶、聲律和用典，形式較為工整，語言華麗，如江淹的《別賦》《恨賦》；律賦在唐代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文體，它對格律的要求更加嚴格，押韻有固定的規則，對仗工整，注重文采和形式的完美結合；文賦則在宋代興起，它打破了傳統賦體的格律束縛，句式更加自由靈活，語言清新流暢，富有散文的韻味，如蘇軾的《赤壁賦》。通過對不同類型賦體的分類和分析，徐師曾展現了賦體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和發展。樂府和歌行是《文體明辨》中詩歌分類的重要部分。徐師曾將歌行體從樂府詩中分離出來，并從題目、聲調和語言等方面對它們的區別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認為樂府詩多與音樂相關，其題目往往沿用古題，具有一定的音樂曲調，語言較為古樸；而歌行體則更側重于敘事和抒情，題目多為即事名篇，無所模擬，語言風格更加自由奔放，形式上也更為靈活多樣。在題目方面，樂府詩的題目如《木蘭詩》《孔雀東南飛》等，多為固定的樂府古題，而歌行體的題目則更加多樣化，如杜甫的《兵車行》《麗人行》等，都是根據具體的事件或人物來命名。在聲調上，樂府詩由于與音樂緊密相連，其聲調具有一定的音樂性和節奏感，而歌行體的聲調則更注重情感的表達，根據詩歌的內容和情感起伏來安排。在語言上，樂府詩的語言較為通俗質樸，易于傳唱，而歌行體的語言則更加富有文采，能夠更自由地表達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在雜文方面，《文體明辨》收錄了序、跋、記、傳、碑、銘、箴、誄、哀辭等多種文體。對于“序”，徐師曾詳細闡述了其源流和不同類型，如書序、詩序、贈序等。書序主要是為書籍撰寫的序言，介紹書籍的創作背景、內容主旨、價值意義等；詩序則是為詩歌所作的序言，通常會說明詩歌的創作緣由、主題思想等；贈序是在送別時撰寫的文章，表達對友人的祝福、勸勉或惜別之情。在對“碑”的論述中，他考求了碑的來源，指出碑原是古代宮廟前識日影、系牲畜而設置的器物，后仿效刻石銘文，產生碑文。由于立碑、記事的處所、內容不同，又產生了各類碑文，如墓碑、功德碑、記事碑等。他還對敘事的“正體”、議論的“變體”、托物的“別體”，以及性質完全不同的“墓碑”，逐一進行了說明，使讀者能夠清晰地了解碑這一文體的來龍去脈和不同類型的特點。值得一提的是，《文體明辨》還關注到了明代俗文學的發展，收錄了一些前代總集較少涉及的俗文體，如“詩余”“雜句詩”“玉牒文”等。“詩余”即詞，在明代，詞的創作雖然不如唐宋時期興盛，但依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徐師曾將“詩余”收錄其中，體現了他對詞這一文體的重視。他在對“詩余”的論述中，探討了詞的起源、發展和特點，認為詞起源于唐代，最初是配合音樂演唱的歌詞，其句式長短不一，韻律靈活多變，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雜句詩”是一種句式較為自由、不拘泥于傳統格律的詩歌形式，它反映了民間詩歌的創作特點和風格，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民間色彩。“玉牒文”作為一種與皇家譜系相關的文體，具有獨特的格式和文化意義。它主要用于記錄皇家的世系、血脈傳承等信息，是研究古代皇家文化和宗法制度的重要資料。徐師曾對這些俗文體的收錄，豐富了《文體明辨》的內容，也反映了明代文學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文體明辨》對各類文體的收錄和分類，不僅體現了徐師曾對文體辨析的深入研究，也反映了明代文學的發展狀況和時代特征。通過對這些文體的梳理和分析，我們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國古代文體的演變歷程，以及文學與社會文化之間的緊密聯系。3.2體例特色《文體明辨》在體例上具有鮮明的特色，以“序說”為核心，結合選文的方式，構建了一個獨特的文體辨析體系，為后世研究古代文體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深入的見解。“序說”是《文體明辨》的核心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每一種文體之前，徐師曾都精心撰寫了“序說”，詳細闡述該文體的源流、名稱、性質等方面的內容。在“賦”這一體裁的“序說”中，徐師曾追溯了賦的起源，認為其源于《詩經》的“六義”之一“賦”，并引用了《漢書?藝文志》中“不歌而誦謂之賦”的觀點，說明賦的最初特點是不依靠音樂而誦讀。他還詳細闡述了賦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演變，從先秦時期的荀卿、宋玉，到漢代的司馬相如、揚雄，再到六朝、唐宋時期的賦體變化，如古賦、俳賦、律賦、文賦的出現和特點，使讀者能夠清晰地了解賦體的發展脈絡。這種對文體源流的追溯，為讀者理解文體的本質和特點提供了歷史的視角，有助于把握文體在不同時代的演變規律。在“序說”中，徐師曾對各種文體的性質進行了深入剖析。對于“論”這一文體，他認為“論者，議也。《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官于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李廣，班固之論霍光、王莽是也；二曰政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謬誤，如賈生之論積貯，曹冏之論封建是也。”通過這種詳細的闡述，明確了“論”體的不同類型和各自的特點，使讀者能夠準確把握“論”體的內涵和寫作要求。徐師曾還在“序說”中引用了大量前人的論述，以增強其觀點的可信度和說服力。在對“詩”的論述中，他引用了《毛詩序》中“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的觀點，說明詩歌的本質是表達情志。還引用了鐘嶸《詩品序》中對詩歌起源和發展的論述，以及嚴羽《滄浪詩話》中對詩歌風格和創作方法的見解，通過對這些前人論述的綜合分析，全面而深入地闡述了詩歌的相關理論。這種引用前人論述的方式，不僅體現了徐師曾對前人學術成果的尊重和繼承，也為讀者提供了更為豐富的學術資源，使讀者能夠從不同的角度了解文體的相關知識。《文體明辨》的“序說”還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實用性。徐師曾在撰寫“序說”時，充分考慮到讀者的需求，對一些容易混淆的文體進行了詳細的辨析。在“序”與“跋”的辨析中，他指出“序”一般位于書籍或文章的前面，主要是對書籍或文章的內容、主旨、創作背景等進行介紹和說明；而“跋”則位于書籍或文章的后面，多是對書籍或文章的補充、評價或讀后感。通過這種明確的辨析，幫助讀者在閱讀和寫作中準確區分這兩種文體，避免混淆。除了“序說”，《文體明辨》還通過選文來進一步闡釋和辨析文體。徐師曾在選錄文章時，并非隨意為之，而是有明確的標準和目的。他所選錄的文章，都是能夠體現該文體典型特征的作品，通過對這些作品的閱讀和分析，讀者可以更加直觀地感受和理解文體的特點。在“詩”這一文體中，他選錄了《詩經》《楚辭》中的經典作品，以及漢魏、唐宋等不同時期的代表性詩歌。在選錄《詩經》中的作品時，他選擇了《關雎》《氓》《采薇》等具有不同主題和風格的詩篇，這些作品充分體現了《詩經》的四言句式、重章疊句、比興手法等特點。通過對這些作品的閱讀，讀者可以深刻體會到《詩經》作為中國古代詩歌源頭的獨特魅力和藝術價值。對于“賦”體，他選錄了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這兩篇賦是漢大賦的代表作，具有篇幅宏大、辭藻華麗、鋪陳夸張等特點，充分展現了漢大賦的典型風貌。他還選錄了江淹的《別賦》《恨賦》，這兩篇賦是六朝俳賦的經典之作，講究對偶、聲律和用典，體現了俳賦的藝術特色。通過選錄這些不同類型賦體的代表作品，讀者可以清晰地看到賦體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和發展，以及不同類型賦體的特點和差異。《文體明辨》在選文中還注重體現文體的多樣性和時代性。他不僅選錄了傳統的經典作品，還關注到了一些具有時代特色的作品。在“詩余”（詞）這一文體中，他選錄了唐宋時期的一些著名詞人的作品，如柳永、蘇軾、辛棄疾、李清照等，這些作品涵蓋了婉約、豪放等不同的詞風，體現了詞在唐宋時期的繁榮和發展。他還選錄了一些明代詞人的作品，反映了詞在明代的傳承和演變。這種對文體多樣性和時代性的關注，使《文體明辨》的選文更具全面性和代表性，能夠為讀者提供更廣闊的視野和更豐富的閱讀體驗。《文體明辨》以“序說”為核心，結合選文的體例，在文體辨析上具有獨特的優勢。“序說”從理論層面深入闡述文體的源流、性質和特點，為讀者提供了系統的文體知識；選文則從實踐層面展示了各種文體的具體形態和藝術特色，使讀者能夠通過具體的作品來感受和理解文體。這種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體例，使《文體明辨》成為一部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的文體學著作，對后世的文學研究和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3.3與《文章辨體》的比較《文體明辨》與吳訥的《文章辨體》作為明代文體學研究的兩部重要著作，它們在文體分類、選文標準以及序說內容等方面既存在一定的繼承關系，又展現出各自獨特的特點。通過對這兩部著作的比較分析，能夠更深入地理解明代文體學的發展脈絡以及徐師曾在文體辨析方面的創新與貢獻。在文體分類上，《文體明辨》與《文章辨體》有著明顯的差異。《文章辨體》分體為59類，而《文體明辨》則更析為127類（實際經版本考辨為121種），《文體明辨》的分類更加細致入微。在對“論”這一文體的分類中，《文章辨體》沒有進一步細分，而《文體明辨》將其細分為“理論”“政論”“經論”“史論”“文論”“諷論”“寓論”“設論”八類。這種細致的分類方式，使讀者能夠更清晰地了解不同類型“論”文的特點和功能。“理論”側重于對哲學、思想等方面的探討，如朱熹對儒家經典義理的闡釋文章，就屬于“理論”范疇，這類文章通過對抽象概念的分析和論證，展現了作者對哲學思想的深入理解和思考；“政論”則主要關注政治治理、政策主張等內容，賈誼的《過秦論》便是典型的“政論”，它通過對秦朝興衰的分析，提出了對當時政治治理的見解和建議；“史論”是對歷史事件、人物的評價和分析，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歷史事件的評論就屬于“史論”，通過對歷史的反思，總結經驗教訓，為后世提供借鑒；“文論”關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等方面，如曹丕的《典論?論文》，對文學的本質、功能以及作家的風格等進行了探討，體現了對文學理論的重視。在詩歌分類方面，兩書也有不同之處。《文章辨體》將古詩分為四言、五言、七言和歌行等，把歌行看作是古詩中的一體。而《文體明辨》的歌行分類更為復雜，在其體裁體系中有兩種外形相似但性質又非常不同的歌行體，即近體歌行和樂府歌行，同時雜言古詩、七言古詩跟樂府歌行也有相似之處。吳訥認為歌行體是“有辭無聲”的歌辭，往往沒有曲調，并以是否即事為題、無所模擬作為區別歌行和樂府的首要條件。但他在選詩時這一標準并未完全貫徹，所選歌行中存在沿用古題的作品，如鮑照的《行路難》、李白的《沐浴子》等。徐師曾則從題目、聲調和語言等方面對歌行和樂府的區別進行了更深入研究，他認為樂府詩多與音樂相關，題目往往沿用古題，語言較為古樸；而歌行體更側重于敘事和抒情，題目多為即事名篇，無所模擬，語言風格更加自由奔放，形式上也更為靈活多樣。在題目方面，樂府詩如《木蘭詩》《孔雀東南飛》等，皆為固定的樂府古題，而歌行體如杜甫的《兵車行》《麗人行》等，都是根據具體的事件或人物來命名。在聲調上，樂府詩由于與音樂緊密相連，其聲調具有一定的音樂性和節奏感，而歌行體的聲調則更注重情感的表達，根據詩歌的內容和情感起伏來安排。在語言上，樂府詩的語言較為通俗質樸，易于傳唱，而歌行體的語言則更加富有文采，能夠更自由地表達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在選文方面，《文體明辨》和《文章辨體》也有各自的特點。兩書都注重選取能夠體現文體特征的作品，但在具體選錄上存在差異。在對“賦”體作品的選擇上，《文章辨體》選錄了一些經典的賦作，但在對賦體演變的體現上相對不夠全面。而《文體明辨》則更全面地展現了賦體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選錄了從先秦到唐宋時期不同類型的賦作。在選錄漢魏時期的古賦時，選取了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這些作品篇幅較長，句式自由，韻散結合，注重鋪陳和描寫，充分體現了古賦的特點；對于六朝時期的俳賦，選錄了江淹的《別賦》《恨賦》，這兩篇賦講究對偶、聲律和用典，形式較為工整，語言華麗，是俳賦的經典之作；在唐代律賦的選錄上，選取了一些符合科舉考試要求的律賦作品，體現了律賦對格律的嚴格要求，押韻有固定規則，對仗工整，注重文采和形式的完美結合；對于宋代的文賦，選錄了蘇軾的《赤壁賦》，該作品打破了傳統賦體的格律束縛，句式更加自由靈活，語言清新流暢，富有散文的韻味。《文體明辨》還關注到了一些前代總集較少涉及的俗文體，收錄了“詩余”“雜句詩”“玉牒文”等，而《文章辨體》在這方面的關注相對較少。“詩余”即詞，在明代雖然詞的創作不如唐宋時期興盛，但依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文體明辨》將“詩余”收錄其中，體現了對詞這一文體的重視，在對“詩余”的論述中，探討了詞的起源、發展和特點，認為詞起源于唐代，最初是配合音樂演唱的歌詞，其句式長短不一，韻律靈活多變，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雜句詩”是一種句式較為自由、不拘泥于傳統格律的詩歌形式，它反映了民間詩歌的創作特點和風格，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民間色彩。“玉牒文”作為一種與皇家譜系相關的文體，具有獨特的格式和文化意義，主要用于記錄皇家的世系、血脈傳承等信息，是研究古代皇家文化和宗法制度的重要資料。在序說方面，《文體明辨》和《文章辨體》都在每體之前列有“序說”，闡述文體的源流、名稱、性質等，但《文體明辨》的序說更為詳細和深入。在對“碑”這一文體的序說中，《文章辨體》簡要介紹了碑的起源和大致分類。而《文體明辨》則先考求碑的來源，指出碑原是古代宮廟前識日影、系牲畜而設置的器物，后仿效刻石銘文，產生碑文。又由于立碑、記事的處所、內容不同，產生各類碑文，如墓碑、功德碑、記事碑等，并對敘事的“正體”、議論的“變體”、托物的“別體”，以及性質完全不同的“墓碑”，逐一進行了詳細說明，使讀者能夠清晰地了解碑這一文體的來龍去脈和不同類型的特點。《文體明辨》在序說中還引用了更多前人的論述，以增強觀點的可信度和說服力。在對“詩”的論述中，《文章辨體》主要闡述了詩歌的基本概念和一些常見的詩歌類型。而《文體明辨》不僅引用了《毛詩序》中“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的觀點，說明詩歌的本質是表達情志，還引用了鐘嶸《詩品序》中對詩歌起源和發展的論述，以及嚴羽《滄浪詩話》中對詩歌風格和創作方法的見解，通過對這些前人論述的綜合分析，全面而深入地闡述了詩歌的相關理論。《文體明辨》與《文章辨體》在文體分類、選文和序說等方面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文體明辨》在繼承《文章辨體》的基礎上，在文體分類上更加細致，選文更注重體現文體的演變和多樣性，序說也更為深入和全面，對中國古代文體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四、《文體明辨》的文體分類與辨析4.1文體分類的原則與方法徐師曾在《文體明辨》中對文體進行分類時，遵循了多種原則并運用了相應的方法，這些原則和方法反映了他對文體的深刻理解以及當時的學術背景和文學觀念。從用途的角度來看，徐師曾將一些具有特定實用功能的文體進行歸類。在對“詔”“誥”“制”“冊”等文體的分類上，這些文體都與朝廷的政治活動密切相關，主要用于傳達帝王的命令、頒布政令、封授官職等。“詔”是天子下達命令的一種文體，具有權威性和嚴肅性，其內容通常涉及國家的重大決策、政策法規等，如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將“命為制，令為詔”，從此“詔”成為帝王專用的命令文書。“誥”則主要用于訓誡、勉勵臣民，或對臣下進行褒獎、賞賜，如《尚書》中的《大誥》《康誥》等，都是周公對臣民的訓誥之辭。“制”一般用于皇帝對官員的任免、封贈等，具有明確的行政指令性質。“冊”則多與封立太子、皇后、諸侯王等重要冊封儀式相關，是一種莊重的文書形式。徐師曾將這些文體歸為一類，體現了他對文體實用功能的重視，也反映了明代政治體制對文學的影響。在應用文中，“檄”“移”“牒”等文體也因其用途相近而被歸為一類。“檄”主要用于軍事領域，是一種征召、聲討、曉諭的文書，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戰斗性，如陳琳的《為袁紹檄豫州文》，檄文中歷數曹操的罪狀，旨在動員各方力量共同討伐曹操。“移”則多用于平行機關之間的公文往來，主要用于溝通情況、協調事務，其語言相對平和、委婉。“牒”也是一種公文文體，通常用于下級對上級的報告、請示，或同級之間的交流，具有一定的格式和規范。徐師曾將這些文體歸為一類，有助于人們更好地理解和運用這些在政務活動中常見的文體。從形式上，徐師曾依據文體的外在表現形式進行分類。在詩歌方面，他根據詩歌的句式、格律、押韻等形式特征進行細致劃分。四言詩以四字為一句，節奏平穩、古樸典雅，如《詩經》中的許多作品都是四言詩，《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句式整齊，韻律和諧，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五言詩則以五字為一句，在節奏和表現力上比四言詩更為靈活，能夠更自由地表達情感和描繪事物，如陶淵明的《歸園田居》“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語言質樸自然，情感真摯深沉。七言詩以七字為一句，節奏明快，氣勢磅礴，更適合表現宏大的場景和強烈的情感，如李白的《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詩句氣勢恢宏，情感奔放。對于律詩，徐師曾強調其格律要求，包括平仄、對仗、押韻等方面。律詩一般為八句，分為四聯，分別是首聯、頷聯、頸聯和尾聯。頷聯和頸聯要求對仗工整，平仄協調，押韻嚴格，如杜甫的《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這首詩的頷聯和頸聯對仗極為工整，“感時”對“恨別”，“花濺淚”對“鳥驚心”，“烽火”對“家書”，“連三月”對“抵萬金”，平仄也符合律詩的規范，充分體現了律詩的形式美。絕句則分為五言絕句和七言絕句，其篇幅短小，意境深遠，以簡潔的語言傳達深刻的思想和情感，如王維的《鳥鳴澗》“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短短二十個字，卻營造出了一種空靈、靜謐的意境。在散文方面，徐師曾也關注到了文體的結構和語言風格等形式特征。“序”“跋”“記”等文體在結構和語言風格上有所不同，因此被分別歸類。“序”一般位于書籍或文章的前面，其結構通常先介紹書籍或文章的創作背景、作者意圖，然后對內容進行簡要概述或評價，語言較為莊重、嚴謹，如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先敘述自己早年求學的艱辛經歷，然后對馬生的勤奮好學表示贊賞，并給予鼓勵和勸勉。“跋”則位于書籍或文章的后面，結構相對靈活，多是對書籍或文章的補充說明、個人感悟或對相關問題的進一步探討，語言較為隨意、親切，如蘇軾的《書吳道子畫后》，在跋中蘇軾對吳道子的畫作進行了評價，表達了自己對繪畫藝術的見解。“記”則主要用于記載事物、事件或人物的事跡，其結構一般按照時間順序或空間順序進行敘述，語言平實、簡潔，如范仲淹的《岳陽樓記》，通過對岳陽樓景色的描寫以及對遷客騷人不同心境的刻畫，表達了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徐師曾還從源流的角度對文體進行分類，追溯各種文體的起源和發展演變。在對“賦”的分類中，他將賦分為古賦、俳賦、律賦、文賦等，這種分類方式體現了賦體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脈絡。古賦多為漢魏時期的作品，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詩經》和《楚辭》，形式上韻散結合，篇幅較長，句式自由，注重鋪陳和描寫，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以宏大的篇幅、華麗的辭藻和夸張的手法，描繪了漢帝國的強大和繁榮，展現了古賦的典型特征。俳賦在六朝時期盛行，它受到了駢文的影響，講究對偶、聲律和用典，形式較為工整，語言華麗，如江淹的《別賦》《恨賦》，通過對偶句的運用和細膩的描寫，表達了離情別緒和人生感慨，體現了俳賦的藝術特色。律賦在唐代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文體，它對格律的要求更加嚴格，押韻有固定的規則，對仗工整，注重文采和形式的完美結合，如王勃的《寒梧棲鳳賦》，在格律上嚴格遵循律賦的規范，同時在內容和文采上也表現出色。文賦則在宋代興起，它打破了傳統賦體的格律束縛，句式更加自由靈活，語言清新流暢，富有散文的韻味，如蘇軾的《赤壁賦》，以主客問答的形式，探討了人生的哲理和宇宙的奧秘，語言優美，意境深遠，是文賦的代表作。在對“樂府”和“歌行”的分類上，徐師曾也充分考慮了它們的源流關系。他認為樂府詩多與音樂相關，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漢代的樂府機構，樂府詩的題目往往沿用古題，具有一定的音樂曲調，語言較為古樸，如《木蘭詩》《孔雀東南飛》等，這些樂府詩在民間廣泛傳唱，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民間色彩。而歌行體則更側重于敘事和抒情，其題目多為即事名篇，無所模擬，語言風格更加自由奔放，形式上也更為靈活多樣，如杜甫的《兵車行》《麗人行》等，歌行體詩歌能夠更自由地表達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反映社會現實。徐師曾在《文體明辨》中采用的文體分類原則和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從用途分類來看，有助于人們清晰地了解不同文體在社會生活中的實際應用，對于從事政務活動、文化傳播等方面的人來說，能夠準確地運用相應的文體進行表達和交流。從形式分類能夠突出各種文體的外在特征，使讀者更容易區分不同的文體，也為文學創作提供了明確的規范和標準，有助于提高文學作品的質量和藝術性。從源流分類則能夠展現文體的發展演變過程，讓人們了解文體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變化和傳承，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歷史的視角，有助于深入理解文學發展的規律。然而，這種分類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實際分類中，有些文體的界限并非絕對清晰，存在交叉和重疊的情況。一些詩歌作品既具有樂府詩的音樂性，又具有歌行體的敘事性和抒情性，難以簡單地將其歸為某一類。有些文體的發展演變較為復雜，徐師曾的分類可能無法全面涵蓋其所有的變化和特點。在對一些新興文體或小眾文體的分類上，可能存在不夠準確或不夠完善的地方，因為這些文體在當時的發展還不夠成熟，其特征和內涵尚未完全明確。4.2主要文體的辨析與闡釋在《文體明辨》中，徐師曾對詩、文、賦等主要文體進行了深入的辨析與闡釋，展現了他對古代文體的深刻理解和獨到見解。詩是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體裁之一，徐師曾在《文體明辨》中對詩的源流進行了詳細的追溯。他認為詩起源于上古時期，最初是人們表達情志的方式，與音樂、舞蹈緊密結合。《毛詩序》中“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的觀點，徐師曾極為認同，他指出詩的本質在于表達人的內心志向和情感。在《詩經》中，就有大量反映當時社會生活、人們情感的詩篇，如《關雎》表達了男子對美好愛情的向往，《伐檀》則抒發了對剝削者的不滿。隨著時間的推移，詩的形式和風格不斷演變。徐師曾對四言詩、五言詩、七言詩等不同形式的詩歌進行了分析。四言詩以其簡潔、古樸的特點，在先秦時期占據重要地位，《詩經》中的作品多為四言詩，其節奏平穩，韻律和諧，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到了漢代，五言詩逐漸興起，它在句式上更加靈活，能夠更自由地表達情感和描繪事物。如《古詩十九首》，以其真摯的情感、自然的語言，成為五言詩的經典之作。七言詩在唐代達到了鼎盛，其節奏明快，氣勢磅礴，更適合表現宏大的場景和強烈的情感。李白、杜甫等詩人的七言詩作品，如李白的《將進酒》《蜀道難》，杜甫的《登高》《秋興八首》等，以其豪放的風格、深刻的內涵，展現了七言詩的獨特魅力。徐師曾還對律詩、絕句等近體詩進行了辨析。律詩在唐代成熟，其格律要求嚴格，包括平仄、對仗、押韻等方面。律詩一般為八句，分為四聯，分別是首聯、頷聯、頸聯和尾聯。頷聯和頸聯要求對仗工整，平仄協調，押韻嚴格。如杜甫的《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這首詩的頷聯和頸聯對仗極為工整，“感時”對“恨別”，“花濺淚”對“鳥驚心”，“烽火”對“家書”，“連三月”對“抵萬金”，平仄也符合律詩的規范，充分體現了律詩的形式美。絕句則分為五言絕句和七言絕句，其篇幅短小，意境深遠，以簡潔的語言傳達深刻的思想和情感。王維的《鳥鳴澗》“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短短二十個字，卻營造出了一種空靈、靜謐的意境。文是《文體明辨》中另一個重要的辨析對象。徐師曾對各種文體的起源和發展進行了梳理。“序”這一文體，他認為起源較早，最初是用于對書籍、文章的介紹和說明。書序主要是為書籍撰寫的序言，介紹書籍的創作背景、內容主旨、價值意義等；詩序則是為詩歌所作的序言，通常會說明詩歌的創作緣由、主題思想等；贈序是在送別時撰寫的文章，表達對友人的祝福、勸勉或惜別之情。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先敘述自己早年求學的艱辛經歷，然后對馬生的勤奮好學表示贊賞，并給予鼓勵和勸勉，是贈序的典范之作。“記”主要用于記載事物、事件或人物的事跡，其結構一般按照時間順序或空間順序進行敘述，語言平實、簡潔。范仲淹的《岳陽樓記》，通過對岳陽樓景色的描寫以及對遷客騷人不同心境的刻畫，表達了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傳”則是對人物生平事跡的記述，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特點的展現。司馬遷的《史記》中的列傳，如《項羽本紀》《李廣列傳》等，通過生動的描寫和細膩的刻畫，展現了項羽、李廣等歷史人物的鮮明形象和復雜性格。“論”是一種議論性的文體，徐師曾將其細分為“理論”“政論”“經論”“史論”“文論”“諷論”“寓論”“設論”八類。“理論”側重于對哲學、思想等方面的探討，如朱熹對儒家經典義理的闡釋文章；“政論”主要關注政治治理、政策主張等內容，賈誼的《過秦論》便是典型的“政論”，它通過對秦朝興衰的分析，提出了對當時政治治理的見解和建議；“史論”是對歷史事件、人物的評價和分析，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歷史事件的評論就屬于“史論”，通過對歷史的反思，總結經驗教訓，為后世提供借鑒；“文論”關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等方面，如曹丕的《典論?論文》，對文學的本質、功能以及作家的風格等進行了探討，體現了對文學理論的重視。賦作為一種獨特的文體，在《文體明辨》中也得到了深入的辨析。徐師曾將賦分為古賦、俳賦、律賦、文賦等不同類型，這種分類方式體現了賦體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脈絡。古賦多為漢魏時期的作品，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詩經》和《楚辭》，形式上韻散結合，篇幅較長，句式自由，注重鋪陳和描寫。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以宏大的篇幅、華麗的辭藻和夸張的手法，描繪了漢帝國的強大和繁榮，展現了古賦的典型特征。俳賦在六朝時期盛行，它受到了駢文的影響，講究對偶、聲律和用典，形式較為工整，語言華麗。江淹的《別賦》《恨賦》，通過對偶句的運用和細膩的描寫，表達了離情別緒和人生感慨，體現了俳賦的藝術特色。律賦在唐代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文體，它對格律的要求更加嚴格，押韻有固定的規則，對仗工整，注重文采和形式的完美結合。王勃的《寒梧棲鳳賦》，在格律上嚴格遵循律賦的規范，同時在內容和文采上也表現出色。文賦則在宋代興起，它打破了傳統賦體的格律束縛，句式更加自由靈活，語言清新流暢，富有散文的韻味。蘇軾的《赤壁賦》，以主客問答的形式，探討了人生的哲理和宇宙的奧秘，語言優美，意境深遠，是文賦的代表作。徐師曾在《文體明辨》中對詩、文、賦等主要文體的辨析與闡釋，不僅體現了他對古代文體演變的深刻理解，也為后世研究古代文體提供了重要的參考。通過對這些主要文體的分析，我們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脈絡和藝術特色。4.3對俗文體的收錄與態度在《文體明辨》中，徐師曾對俗文體的收錄展現出其獨特的文學觀念，盡管這種觀念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但也反映了明代文學發展的多元態勢。徐師曾在《文體明辨》中收錄了一些前代總集較少涉及的俗文體，如“詩余”“雜句詩”“玉牒文”等，還包括“道場疏”“貼子詞”“上梁文”“樂語”等。從其“至于附錄，則閭巷家人之事，俳優方外之語，本吾儒所不道，然知而不作，乃有辭于世，若乃內不能辦，而外為大言以欺人，則儒者之恥也，故亦錄而附焉”之語可見，他對這些俗文體的收錄并非完全出于主動和自覺。在傳統儒家觀念的影響下，他認為這些俗文體所涉及的內容多為民間瑣事、俳優之語，是正統儒家所不屑談論的。但他又意識到，如果對這些在社會上廣泛流傳的文體視而不見，而只是空談大道理，是一種儒者的恥辱。所以，他將這些俗文體收錄在附錄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他對俗文學的重視，盡管這種重視是在時代俗文學日益崛起的壓力下產生的。以“詩余”（詞）為例，在《文體明辨》中，“詩余”被列入附錄，這表明徐師曾受到傳統文體尊卑觀念的影響，將詞看作是小道末技、不登大雅之堂的文體。在古代文體觀中，詩文被視為正統，而詞作為新興的文學體裁，其地位相對較低。但徐師曾又不得不承認詞在當時的文學領域中已經占據了一定的位置，所以將其收錄。在“詩余”序說部分，他提到“然詩余謂之填詞，則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至于句之長短，雖可損益，然亦不當率意而為之。譬諸醫家加減古方，不過因其方而稍更之，一或太過，則本方之意失矣。此《太和正音》以及《圖譜》之所為也”，這說明他對詞的格律等特征有一定的認識，意識到詞作為一種獨特的文體，有其自身的規范和特點。對于“雜句詩”，這種句式較為自由、不拘泥于傳統格律的詩歌形式，具有濃厚的民間色彩和生活氣息。徐師曾將其收錄，也體現了他對民間文學形式的關注。雜句詩在民間廣泛流傳，反映了普通民眾的生活和情感，它的存在豐富了詩歌的形式和內容。徐師曾認識到這種文體的獨特價值，盡管它不符合傳統詩歌的格律規范，但依然將其納入《文體明辨》的范疇。“玉牒文”作為一種與皇家譜系相關的文體，雖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在傳統觀念中，它也屬于相對小眾、不太被正統文人重視的文體。徐師曾將其收錄，顯示出他對各種文體的廣泛關注，即使是那些與皇家事務相關、具有特定用途的文體，他也認為有研究和記錄的價值。“道場疏”“貼子詞”“上梁文”“樂語”等俗文體，從書面形式上看，它們在篇制上都相對短小，結構上也較為自然，除了用語較為通俗，甚至帶有明顯的口語化傾向外，與正統的詩文還是有很大的相似性。這也是徐師曾選擇收錄它們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些俗文體在民間的應用非常廣泛，“道場疏”常用于宗教儀式中，表達信徒的祈愿和懺悔；“貼子詞”多在節日或宮廷活動中使用，具有一定的娛樂性和文化內涵；“上梁文”則與建筑活動相關，是一種具有民俗特色的文體；“樂語”常用于宴會、娛樂場合，具有娛樂和交際的功能。它們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徐師曾將其收錄，為研究明代的社會文化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然而，徐師曾對俗文學的重視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在對“文”的態度上，他未能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將最能代表這一時期文學成就的小說、戲曲摒棄在外。戲曲、小說在明代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小說，以及湯顯祖的《牡丹亭》等戲曲作品，在當時的社會中廣泛流傳，深受民眾喜愛。但這些作品在語言、行文結構等方面與正統詩文有很大的差距，一眼看去即與正統的詩文懸殊巨大、判若涇渭。因此，帶有傳統詩文觀、卻又迫于時代俗文學日益崛起的現實的徐師曾很自然地選擇了在他看來更像“文”的“貼子詞”“上梁文”等，而將戲曲、小說等撇之在外。徐師曾在《文體明辨》中對俗文體的收錄，體現了他對明代俗文學發展的一種回應。盡管他的態度存在矛盾和局限，但他的這一做法為后世研究明代俗文學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和視角，讓我們看到了明代文學在傳統與創新、高雅與通俗之間的交融與碰撞。五、《文體明辨》的文學思想與價值5.1文學觀念的體現《文體明辨》作為明代文體學的重要著作，蘊含著豐富的文學觀念，這些觀念反映了徐師曾對文學本質、功能、發展等方面的深刻認識，也體現了明代文學思潮的影響。徐師曾在《文體明辨》中對文學本質有著獨特的認識。他認為文學是表達情志的重要方式，這一觀點深受傳統儒家文學觀念的影響。在“詩”的序說中，他引用《毛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的觀點，強調詩歌是內心志向和情感的外在表達。他認為詩歌能夠反映詩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經歷，不同的詩歌作品通過獨特的語言和藝術形式，傳達出詩人豐富多彩的內心世界。《詩經》中的許多詩篇，如《關雎》表達了男子對美好愛情的向往，《氓》則反映了女子在婚姻中的不幸遭遇，這些詩歌都是詩人情志的真實體現。徐師曾還認識到文學具有獨特的藝術形式和審美價值。在對各種文體的辨析中，他詳細闡述了不同文體的體制、格律、風格等方面的特點，認為這些形式要素是構成文學作品審美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對律詩的論述中，他強調律詩的格律要求，包括平仄、對仗、押韻等方面，認為這些格律規范使律詩具有一種形式美和音樂美。杜甫的律詩，如《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其頷聯和頸聯對仗工整，平仄協調，押韻嚴格，充分展現了律詩的形式美和藝術魅力。在對賦體的分析中，他認為賦體的鋪陳、夸張、對偶等手法，以及華麗的辭藻，使其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通過對宮殿、苑囿、山川等的宏大描繪，以及豐富的想象和夸張的手法，展現了漢大賦的雄渾壯闊之美。在文學功能方面，徐師曾繼承了儒家傳統的文學功能觀，認為文學具有教化作用。他認為文學作品應該能夠引導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在對一些應用文體，如“詔”“誥”“制”“冊”等的論述中，他強調這些文體的權威性和嚴肅性，認為它們是傳達帝王意志、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工具。“詔”作為天子下達命令的文體，其內容通常涉及國家的重大決策和政策法規，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和指導性，能夠對臣民的行為產生規范和約束作用。“誥”則主要用于訓誡、勉勵臣民，通過對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的闡述，引導臣民遵守社會秩序，培養良好的品德。徐師曾也認識到文學具有娛樂和審美功能。他在選錄文學作品時，注重作品的藝術性和審美價值，認為優秀的文學作品能夠給人帶來美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愉悅。在對詩歌、散文、賦等文體的選文中，他選取了許多具有較高藝術水平的作品，如李白的詩歌、蘇軾的散文、江淹的賦等，這些作品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審美價值，深受讀者喜愛。李白的詩歌風格豪放飄逸，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他的《將進酒》《蜀道難》等作品，以其奔放的情感、奇特的想象和雄渾的氣勢，給人帶來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和審美享受。徐師曾秉持“正變古今”的文學發展觀，認為文體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既有傳承又有變化。他在《文體明辨》中對各種文體的源流進行了深入追溯，梳理了它們從先秦迄于明初的演變脈絡。在對“賦”的論述中，他將賦分為古賦、俳賦、律賦、文賦等不同類型，展現了賦體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過程。古賦起源于先秦時期，受《詩經》和《楚辭》的影響，形式上韻散結合，篇幅較長，句式自由，注重鋪陳和描寫。隨著時間的推移，賦體在六朝時期受到駢文的影響，發展為俳賦，講究對偶、聲律和用典，形式較為工整，語言華麗。唐代科舉制度的發展，使得律賦成為重要的考試文體，對格律的要求更加嚴格，押韻有固定的規則，對仗工整，注重文采和形式的完美結合。到了宋代，文賦興起，它打破了傳統賦體的格律束縛，句式更加自由靈活，語言清新流暢，富有散文的韻味。徐師曾還認識到文學的發展與社會文化背景密切相關。他認為不同的歷史時期、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會對文學的發展產生影響，導致文體的演變和創新。在明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民文化的興起，俗文學逐漸繁榮，徐師曾在《文體明辨》中收錄了一些俗文體，如“詩余”“雜句詩”“玉牒文”等，這反映了他對文學發展潮流的敏銳洞察力。“詩余”（詞）在明代雖然地位不如詩文，但依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徐師曾將其收錄，體現了他對詞這一文體的重視，也反映了明代文學的多元性。徐師曾在《文體明辨》中體現的文學觀念具有重要的價值。他對文學本質的認識，強調了文學的情志表達和藝術審美功能，為文學創作和欣賞提供了理論基礎。他的文學功能觀，既注重文學的教化作用，又認識到文學的娛樂和審美功能，使文學在社會生活中能夠發揮多方面的作用。他的“正變古今”的文學發展觀，為研究文學發展規律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使人們能夠從歷史的角度看待文學的演變和創新。這些文學觀念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受到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對文學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正統觀念的束縛，對一些新興的文學形式和觀念的接受較為保守。在對俗文學的收錄上，雖然他意識到俗文學的發展趨勢，但仍然將其置于附錄之中，顯示出他對俗文學的重視程度還不夠。在對文學發展的認識上，雖然他看到了文體的演變，但對于文學發展的內在動力和社會文化因素的分析還不夠深入。5.2在文體學史上的地位《文體明辨》在古代文體學史上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它是明代文體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對后世的文體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古代文體學發展的脈絡來看，《文體明辨》是對前代文體學研究成果的繼承與發展。自先秦時期文體分類的濫觴開始，古代文體學不斷發展演變。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心雕龍》與《詩品》的出現，標志著古代詩學辨體理論達到了第一個高峰，它們對文體的分類、源流、風格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的論述，為后世文體學研究奠定了基礎。此后，唐宋時期的文學理論與創作實踐進一步豐富了文體學的內涵。明代的《文體明辨》在繼承前代成果的基礎上，對文體進行了更加細致的分類和深入的辨析。它在文體分類上更加細化，將文體分為127種（實際經版本考辨為121種），遠超此前的文體學著作。在對“論”這一文體的分類中，它細分為“理論”“政論”“經論”“史論”“文論”“諷論”“寓論”“設論”八類，這種細致的分類方式使讀者能夠更清晰地了解不同類型“論”文的特點和功能，也反映了明代文學批評對文體認識的深化。《文體明辨》對各種文體的源流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追溯。在對“賦”的論述中，它將賦分為古賦、俳賦、律賦、文賦等不同類型，詳細闡述了賦體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過程，從先秦時期的起源，到漢魏、六朝、唐宋時期的發展變化，展現了賦體的發展脈絡。這種對文體源流的梳理，為后世研究文體演變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使人們能夠從歷史的角度看待文體的發展，理解文體在不同時代的特點和變化原因。在辨體方法上，《文體明辨》以“序說”為核心，結合選文的方式，構建了一個獨特的文體辨析體系。每一種文體之前的“序說”，詳細闡述了該文體的源流、名稱、性質等內容，為讀者提供了系統的文體知識。在“賦”的“序說”中，徐師曾追溯了賦的起源，引用了《漢書?藝文志》中“不歌而誦謂之賦”的觀點，說明賦的最初特點是不依靠音樂而誦讀，并闡述了賦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演變。結合選文，他選錄了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等不同類型賦體的代表作品，使讀者能夠通過具體的作品來感受和理解文體的特點。這種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辨體方法，對后世的文體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為后世文體學著作的編寫提供了范例。《文體明辨》對后世文體研究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在清代，許多文體學著作都受到了《文體明辨》的啟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對各種文體的分類和論述中，就借鑒了《文體明辨》的一些觀點和方法。在對“詩”的分類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參考了《文體明辨》對四言詩、五言詩、七言詩、律詩、絕句等的分類方式，并對各種詩歌體裁的特點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在對“賦”的論述中，也吸收了《文體明辨》對賦體演變的分析，對古賦、俳賦、律賦、文賦等不同類型賦體的特點和發展進行了詳細的介紹。《文體明辨》對現代文體學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它對文體分類的細致探討，為現代文體學的分類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在現代文體學中，對文學體裁的分類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內容，《文體明辨》中對各種文體的分類方法和標準，雖然受到時代的限制，但其中蘊含的對文體本質特征的思考，仍然值得我們借鑒。它對文體源流的追溯和對文體演變規律的探討，也為現代文體學研究提供了歷史的視角，使我們能夠從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理解文體的發展和變化。《文體明辨》在古代文體學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它繼承和發展了前代文體學的研究成果，以其獨特的分類方式、深入的辨體方法和豐富的內容，為后世文體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啟示，對中國古代文體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5.3對明代文學創作的指導意義《文體明辨》作為明代文體學的重要著作，對明代文學創作產生了多方面的指導意義，深刻影響了當時文人的創作理念和實踐，推動了明代文學的發展。在創作理念上，《文體明辨》為明代文人提供了明確的文體規范和審美標準。徐師曾在書中對各種文體的源流、體制、風格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和辨析，使文人對不同文體的特點有了清晰的認識。在詩歌創作中，他對律詩、絕句等近體詩的格律要求進行了強調，包括平仄、對仗、押韻等方面的規范，使文人在創作時能夠遵循這些規則，注重詩歌的形式美和音樂美。對于散文創作，他對“序”“跋”“記”“傳”等文體的結構和語言風格進行了分析，為文人提供了創作的參考。這些文體規范和審美標準，引導文人在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