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大學生知覺壓力對自殺意念的影響：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探究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在當今社會，大學生自殺問題已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公共衛生和社會問題，給家庭、學校和社會帶來了沉重的打擊與損失。據相關數據顯示，我國每年有眾多大學生死于自殺，自殺已成為大學生的主要死因之一，這一現象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與深刻反思。如2024年4月，某高校一名大二學生因學業壓力和人際關系問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其父母悲痛欲絕，學校也陷入了巨大的輿論壓力之中。大學生正處于人生發展的關鍵時期，面臨著學業、社交、未來職業規劃等諸多方面的挑戰與壓力，這些壓力可能導致他們產生知覺壓力，進而影響心理健康，增加自殺意念的出現概率。從理論意義來看，深入探究大學生知覺壓力對自殺意念的影響機制，有助于豐富和完善心理健康領域的相關理論。當前，雖然已有一些關于大學生自殺意念的研究，但對于知覺壓力如何具體影響自殺意念，以及其中的中介和調節因素，仍存在許多有待深入挖掘和探討的地方。通過構建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本研究可以更全面、系統地揭示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之間的內在聯系，為后續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進一步推動心理學、教育學等學科在心理健康領域的發展。從實踐意義來說，本研究對于高校開展心理健康教育與自殺預防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高校可以依據研究結果，有針對性地制定和實施心理健康干預措施。例如，對于知覺壓力較高的學生群體，提供專門的心理咨詢和輔導服務，幫助他們有效應對壓力；加強對學生抑郁癥狀的監測與干預，及時發現并解決潛在的心理問題；同時，注重培養學生的心理復原力，提高他們的心理調適能力，增強對自殺意念的抵抗力。此外，研究結果也能為家長、教師等相關人員提供參考，使他們更加關注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及時給予關心和支持，共同營造有利于大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的良好環境，從而降低大學生自殺事件的發生率，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1.2國內外研究現狀國外在大學生自殺意念及知覺壓力方面開展了大量研究。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所自殺預防研究中心對自殺進行細分，將自殺意念定義為結束自己生命的想法，這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基礎。在自殺意念影響因素研究中，Wasserman等人從神經生物學角度提出“應激—易感模型”，強調個體素質因素與環境互動對自殺意念的影響。Cernat和Vasile提出“聚合優化模型”，從認知因素角度探討自殺意念與行為的發生機制，認為自殺受個體對自我、經濟地位、關系等多方面看法以及對生命、死亡和自殺態度的影響。在知覺壓力方面，國外研究表明知覺壓力與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密切相關，較高的知覺壓力會增加大學生心理問題的發生風險，進而可能與自殺意念產生關聯。國內相關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大學生自殺意念發生率方面，由于研究方法、取樣等條件制約，不同研究得出的結果差異較大，最高可達40%，自殺已成為大學生首位死因，這引起了社會各界對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高度關注。在人口學變量研究上，性別方面，梁瑛楠研究顯示女大學生比男大學生更易產生自殺意念，消極意念表現突出，而羅京濱研究則表明男女在自殺意念上無顯著差異；專業方面，王玲研究指出理科生較文科生更具自殺意念，王艷芝研究卻表明文科生更易產生自殺意念；年級方面，梁瑛楠、王玲等學者研究結果趨于一致，自殺意念在年級上呈現“U”型特點，大一大四的自殺意念顯著高于大二大三的學生。在影響因素研究中，人格因素方面，Kerby研究表明大五人格中神經質與自殺意念正相關，外傾性、宜人性等與自殺意念負相關，國內學者饒夏探討了沖動性人格和自殺意念關系，表明二者呈顯著相關且沖動性人格具有預測作用；情緒因素方面，王玲、付亞亞等研究證實抑郁情緒、絕望感對自殺意念有預測作用；家庭因素方面，Bertera分析家庭交流方式和自殺意念的關系，表明積極的情感交流有助于減少自殺意念，肖三蓉研究表明不良的父母教養方式可顯著預測大學生自殺意念，低自尊起中介作用。在知覺壓力研究中，國內研究發現知覺壓力會對大學生的心理狀態產生負面影響，如導致焦慮、抑郁等情緒問題，從而可能促使自殺意念的產生。盡管國內外在大學生自殺意念及知覺壓力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但仍存在不足。在研究對象上，存在對象單一、缺乏跟蹤研究的問題，未能全面考慮不同背景大學生的長期變化情況。在研究方法上，以理論為主，實證研究相對較少，缺乏足夠的實證數據支持理論觀點。在研究工具上，尚未形成統一標準，不同研究采用的量表和方法存在差異，導致研究結果難以直接比較和整合。此外，對于各因素間相互作用機制的研究不夠深入，如知覺壓力如何通過中介變量和調節變量對自殺意念產生影響，以及各變量之間復雜的交互關系等，仍有待進一步探索。本研究將聚焦于大學生群體，采用實證研究方法，構建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深入探討知覺壓力對自殺意念的影響機制，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為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和自殺預防工作提供更具針對性和有效性的理論依據與實踐指導。1.3研究目的與創新點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討大學生知覺壓力對自殺意念的影響機制，具體目的如下：一是驗證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之間的直接關系，明確知覺壓力是否會直接導致大學生自殺意念的產生；二是檢驗抑郁癥狀在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之間的中介作用，探究知覺壓力是否通過影響大學生的抑郁癥狀，進而增加自殺意念的發生概率；三是考察心理復原力對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關系的調節作用，分析心理復原力水平的高低如何影響知覺壓力對抑郁癥狀的作用程度；四是構建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全面揭示知覺壓力、抑郁癥狀、心理復原力與自殺意念之間的復雜關系，為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和自殺預防工作提供科學依據。本研究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研究視角上，創新性地將知覺壓力、抑郁癥狀、心理復原力和自殺意念納入同一研究框架，從多變量相互作用的角度深入剖析大學生自殺意念的形成機制，突破了以往單一因素或簡單雙變量關系研究的局限，為理解大學生自殺意念提供了更為全面和系統的視角。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實證研究方法，通過大規模問卷調查收集數據，并運用先進的統計分析技術進行數據分析，增強了研究結果的科學性和可靠性，彌補了以往研究中理論分析較多、實證研究不足的缺陷。在研究內容上，深入探討了心理復原力的調節作用，豐富了對大學生自殺意念影響因素及作用機制的認識，有助于高校和相關部門根據學生的心理復原力水平制定個性化的心理健康干預策略，提高自殺預防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二、相關概念與理論基礎2.1知覺壓力知覺壓力是個體在面對生活中的各種刺激事件和不利因素時，經自身認知評價后所產生的一種緊張和失控的主觀感受。1984年，Lazarus和Folkman提出“壓力認知交互作用理論”，該理論認為心理壓力的產生過程包含四個基本環節，即潛在的壓力源、個體對潛在壓力源的認知與評價、應對以及對壓力的反應。其中，個體對壓力源的認知評價尤為關鍵，在心理壓力產生過程中發揮著核心作用。江田刀和進一步指出，認知評價包含初級評價和次級評價兩個水平或階段。初級評價是個體對情境意義的內部評價與解釋，涉及個體對自身與情境關聯大小以及情境對自身威脅嚴重程度的判斷；次級評價則是個體對如何選擇應對方法、應對方法的可行性以及成功幾率等問題的考量，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體所具備的應對資源和選擇項。對于大學生而言，知覺壓力主要來源于學業、社交、未來職業規劃等方面。在學業上，課程難度的提升、考試的壓力、學業競爭的激烈，都可能使大學生感到力不從心，產生較高的知覺壓力。例如，一些理工科專業的學生，面對復雜的高等數學、物理等課程，若學習方法不當或基礎薄弱，很容易在學業上遭遇挫折，進而感受到巨大的壓力。在社交方面，與同學、室友、老師之間的人際關系處理不當，也會給大學生帶來心理負擔。如在宿舍生活中，因生活習慣、性格差異等問題引發的矛盾沖突，可能導致大學生在人際交往中產生孤獨感和不適應感。未來職業規劃的不確定性同樣是大學生知覺壓力的重要來源，隨著就業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大學生對未來職業的迷茫和擔憂，會使其產生緊張和焦慮情緒。知覺壓力對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有著顯著影響。眾多研究表明，知覺壓力與抑郁、焦慮等心理問題密切相關。當大學生知覺壓力水平較高時，他們更容易出現負面情緒，心理狀態也會受到負面影響，進而可能導致心理健康問題的產生。長期處于高知覺壓力狀態下，還可能降低大學生的心理韌性，使其在面對困難和挫折時更容易產生無助感和絕望感，增加自殺意念的出現風險。在測量知覺壓力時，常用的量表是知覺壓力量表（PerceivedStressScale，PSS）。該量表由Cohen等人編制，旨在檢測個體生活中的整體及普遍存在的壓力，是一種自我察覺程度的評估工具，通過讓個體就目前生活環境需求和個人因應能力的狀況進行評估。PSS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能夠較為準確地測量個體的知覺壓力水平，在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中被廣泛應用。例如，在國內的一項針對高校學生知覺壓力的研究中，運用PSS量表對學生進行測量，結果顯示該量表能夠有效反映學生的知覺壓力狀況，為后續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數據支持。2.2自殺意念自殺意念是指個體內心產生的結束自己生命的想法，是自殺行為發生的重要前驅癥狀，處于自殺的初始階段。其表現形式多樣，輕者可能只是短暫地覺得生命沒有價值，內心萌生出死亡的愿望；重者則會有具體的自殺計劃，腦海中不斷浮現出自殺的念頭。例如，有的大學生可能會在遇到挫折后，偶爾冒出“活著真沒意思，還不如死了算了”這樣的想法，這屬于較為輕微的自殺意念表現；而有的大學生則會詳細規劃自殺的方式、時間和地點，如準備通過跳樓、服藥等方式結束生命，這表明其自殺意念已較為嚴重。大學生自殺意念的普遍性不容忽視。相關研究顯示，我國大學生自殺意念的發生率處于較高水平。由于研究方法、取樣范圍等條件的差異，不同研究所得出的自殺意念發生率不盡相同，最高可達40%。如2013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大學生近1年自殺意念率高達18.1%；2019年，茹福霞等人對中國大陸高校學生自殺計劃檢出率的Meta分析顯示，大學生自殺計劃檢出率為4.4%。大學生自殺意念不僅發生率較高，還可能進一步發展為自殺未遂甚至自殺死亡，對大學生的生命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給家庭帶來巨大的痛苦，也給社會造成了不良影響。在研究和評估大學生自殺意念時，常用的量表是Beck自殺意念量表（BeckScaleforSuicideIdeation，BSS）。該量表由Beck于1979年編制，包含19個項目，主要用于評定個體當前自殺意念的嚴重程度。量表中的項目涵蓋了自殺的愿望、計劃、意圖以及對自殺的態度等多個方面，如“您是否希望自己已經死去，或希望自己能夠一睡不醒？”“您是否有過自殺的計劃？”等。被試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進行作答，得分越高，表明自殺意念越嚴重。BSS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國內外自殺意念研究中被廣泛應用。例如，李獻云等人對Beck自殺意念量表中文版在大學學生中應用的信效度進行研究，結果表明該量表中文版具有較好的信效度，能夠有效測量大學生的自殺意念水平。2.3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是一種復雜且強大的統計模型，它整合了中介效應和調節效應，用于深入探究自變量、中介變量、調節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復雜關系。在該模型中，中介效應指的是自變量通過影響中介變量，進而對因變量產生間接影響的過程；調節效應則是指調節變量對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關系的影響，即調節變量能夠改變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關系的方向或強度。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則是在中介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考慮了調節變量對中介過程的影響。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具有多種形式，常見的有前半段被調節的中介模型、后半段被調節的中介模型和雙階段被調節的中介模型。在前半段被調節的中介模型中，調節變量影響自變量與中介變量之間的關系；在后半段被調節的中介模型中，調節變量作用于中介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關系；而在雙階段被調節的中介模型里，調節變量同時對自變量與中介變量、中介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關系產生影響。以大學生知覺壓力、抑郁癥狀、心理復原力和自殺意念之間的關系為例，若構建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可假設知覺壓力是自變量，自殺意念是因變量，抑郁癥狀為中介變量，心理復原力作為調節變量。具體而言，可能存在前半段被調節的中介模型，即心理復原力調節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之間的關系。心理復原力水平較高的大學生，在面對相同的知覺壓力時，可能更能有效地應對，從而較少產生抑郁癥狀；而心理復原力較低的大學生，在知覺壓力下更容易陷入抑郁情緒。也可能是后半段被調節的中介模型，即心理復原力調節抑郁癥狀與自殺意念之間的關系。心理復原力強的大學生，即使出現抑郁癥狀，也可能憑借自身強大的心理調適能力，降低自殺意念的產生概率；而心理復原力弱的大學生，抑郁癥狀可能更容易引發自殺意念。還可能是雙階段被調節的中介模型，心理復原力既調節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的關系，又調節抑郁癥狀與自殺意念的關系。在心理學研究中，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具有廣泛的應用。在研究青少年網絡成癮的影響因素時，可將家庭教養方式作為自變量，網絡成癮作為因變量，自我控制能力作為中介變量，同伴影響作為調節變量。通過構建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分析家庭教養方式如何通過影響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進而影響其網絡成癮狀況，以及同伴影響在這一過程中的調節作用。在研究成年人工作壓力與心理健康的關系時，可把工作負荷作為自變量，心理健康作為因變量，心理疲勞作為中介變量，社會支持作為調節變量。運用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探討工作負荷如何通過心理疲勞對心理健康產生影響，以及社會支持如何調節這一中介過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能夠更全面、深入地揭示變量之間的復雜關系，為心理學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在大學生自殺意念研究中運用該模型，有助于深入剖析知覺壓力對自殺意念的影響機制，為制定有效的自殺預防策略提供科學依據。三、研究設計3.1研究假設基于前文對相關理論和文獻的梳理，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假設1：大學生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呈顯著正相關，即知覺壓力水平越高，大學生產生自殺意念的可能性越大。相關研究表明，當個體面臨較高的知覺壓力時，心理負擔加重，容易產生負面情緒和消極認知，從而增加自殺意念的出現概率。如在一項針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的研究中發現，知覺壓力較高的學生，其自殺意念得分顯著高于知覺壓力較低的學生。假設2：抑郁癥狀在大學生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之間起中介作用。知覺壓力可能會導致大學生出現抑郁癥狀，而抑郁癥狀又會進一步引發自殺意念。已有研究證實，抑郁是自殺意念的重要預測因素，長期處于高知覺壓力下的大學生更容易陷入抑郁情緒，進而產生自殺意念。例如，某研究通過對大學生群體的調查發現，知覺壓力通過影響抑郁情緒，間接影響自殺意念，抑郁癥狀在其中起到了中介橋梁的作用。假設3：心理復原力調節大學生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之間的關系。具體而言，心理復原力水平較高的大學生，在面對相同的知覺壓力時，更能有效地應對，從而減少抑郁癥狀的產生；而心理復原力水平較低的大學生，在知覺壓力下更容易出現抑郁癥狀。有研究指出，心理復原力強的個體能夠更好地應對生活中的壓力事件，降低壓力對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在面對壓力時，他們能夠更快地調整心態，恢復心理平衡，減少抑郁情緒的困擾。3.2研究對象本研究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選取了來自不同高校的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具體抽樣過程如下：首先，將所在地區的高校按照綜合性大學、理工類大學、師范類大學等類別進行分層；然后，在每一層中隨機抽取若干所高校；接著，在抽中的高校內，按照不同年級和專業進行進一步分層；最后，在各層中使用隨機數生成器抽取一定數量的學生。在確定樣本量時，綜合考慮了總體大小、抽樣誤差、置信水平等因素。依據統計學原理和經驗法則，通過公式計算得出所需的樣本量。同時，考慮到分層抽樣的特點，將總樣本量按照各層的比例分配到各個層次中。最終，本研究共發放問卷500份，回收有效問卷450份，有效回收率為90%。其中，男生200人，女生250人；大一學生100人，大二學生120人，大三學生130人，大四學生100人；涵蓋了文科、理科、工科、藝術等多個專業。通過這種抽樣方法和樣本量的確定，能夠確保樣本具有較好的代表性，從而更準確地推斷大學生群體的總體特征，為研究大學生知覺壓力對自殺意念的影響提供可靠的數據支持。3.3研究工具本研究主要采用以下量表進行數據收集，各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能夠有效測量相應變量。知覺壓力量表（PerceivedStressScale，PSS）：該量表由Cohen等人編制，用于測量個體在過去一個月內所體驗到的壓力程度。量表共14個項目，如“在過去的一個月里，你感到事情完全超出你的控制的頻率是多少？”“在過去的一個月里，你感到緊張和壓力的頻率是多少？”。采用Likert5級評分法，從“從不”到“非常頻繁”分別計0-4分。得分越高，表明個體知覺壓力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5，表明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已有大量研究驗證了其效度，如在一項針對職場人士的研究中，PSS量表能夠有效區分高壓力和低壓力人群，與其他壓力相關指標具有顯著相關性。自殺意念量表（BeckScaleforSuicideIdeation，BSS）：由Beck于1979年編制，用于評估個體當前自殺意念的嚴重程度。量表包含19個項目，涵蓋自殺愿望、計劃、意圖等方面，如“您是否希望自己已經死去，或希望自己能夠一睡不醒？”“您是否有過自殺的計劃？”。采用Likert3級評分法，根據個體情況進行作答。得分越高，自殺意念越嚴重。在本研究中，BSS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8，信度良好。李獻云等人對Beck自殺意念量表中文版在大學學生中應用的信效度研究表明，該量表具有較好的效度，能夠有效測量大學生的自殺意念水平。抑郁癥狀：采用流調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forEpidemiologicStudiesDepressionScale，CES-D）進行測量。該量表由Radloff編制，包含20個項目，如“我感到情緒低落”“我做任何事都很費力”。采用Likert4級評分法，從“偶爾或沒有（少于1天）”到“大部分或全部時間（5-7天）”分別計0-3分。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癥狀越嚴重。本研究中，CES-D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6，信度可靠。眾多研究已證實其在測量抑郁癥狀方面的效度，如在一項針對社區居民的心理健康調查中，CES-D量表與專業臨床診斷結果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心理復原力：使用Connor-Davidson心理復原力量表（Connor-DavidsonResilienceScale，CD-RISC）進行測量。該量表由Connor和Davidson編制，共25個項目，如“我能適應變化”“我能面對困難并堅持下去”。采用Likert5級評分法，從“從不”到“幾乎總是”分別計0-4分。得分越高，心理復原力越強。本研究中，CD-RISC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7，具有良好的信度。在相關研究中，該量表被廣泛應用且效度得到驗證，如在一項關于青少年應對挫折能力的研究中，CD-RISC量表能夠有效區分心理復原力高和低的青少年群體。3.4施測程序在正式施測前，與各高校相關部門取得聯系，說明研究目的和意義，爭取其支持與配合。向參與研究的大學生詳細介紹研究內容、目的、問卷填寫方法以及保密原則，確保學生充分理解并自愿參與。問卷發放采用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方式。線上通過問卷星平臺發放問卷，向學生發送問卷鏈接，學生點擊鏈接即可進入問卷頁面進行作答；線下由經過培訓的調查員在各高校教室、圖書館、食堂等場所，隨機選取學生進行問卷發放，并當場指導學生填寫。問卷回收時，線上問卷由問卷星系統自動回收，實時統計回收數量和答題情況；線下問卷由調查員當場回收，檢查問卷填寫是否完整、規范，如有遺漏或錯誤，及時提醒學生補充或修改。回收的問卷進行初步篩選，剔除無效問卷，如空白問卷、答題不完整問卷以及答題明顯敷衍的問卷。本研究中，有效回收率為90%，共回收有效問卷450份。數據錄入由經過培訓的數據錄入人員完成，采用雙人錄入的方式，將有效問卷中的數據錄入到SPSS統計軟件中，錄入完成后進行數據比對，確保數據錄入的準確性。數據整理過程中，對數據進行編碼、清理，檢查數據的一致性和異常值，對異常值進行核實和處理。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在問卷設計時，采用匿名方式，減少被試的社會贊許性反應；在施測過程中，向被試強調問卷回答的真實性和保密性，消除被試的顧慮；在問卷內容上，將不同量表的題目進行打亂、混合編排，避免被試因同一量表題目集中出現而產生固定答題模式。在數據分析階段，采用Harman單因素方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將所有變量的題項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發現未旋轉時提取出的第一個公因子方差貢獻率小于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3.5數據分析方法本研究運用SPSS26.0和AMOS24.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具體采用以下方法：描述性統計分析：計算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等統計量，以了解大學生知覺壓力、自殺意念、抑郁癥狀和心理復原力的總體水平和分布情況。通過均值可以直觀地看出各變量的平均水平，標準差則反映了數據的離散程度，最小值和最大值能展示數據的取值范圍。例如，通過計算知覺壓力量表得分的均值，可了解大學生知覺壓力的平均程度；標準差能體現不同大學生之間知覺壓力水平的差異大小。相關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探究知覺壓力、抑郁癥狀、心理復原力與自殺意念之間的相關性。相關分析可以確定變量之間是否存在線性關系以及關系的方向和強度。若相關系數為正，表明兩個變量呈正相關，即一個變量增加時，另一個變量也傾向于增加；若相關系數為負，則表示兩個變量呈負相關，一個變量增加時，另一個變量傾向于減少。例如，若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的相關系數為正且顯著，說明知覺壓力越高，自殺意念越強烈。回歸分析：運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檢驗知覺壓力對自殺意念的直接效應，以及抑郁癥狀在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之間的中介效應。在中介效應檢驗中，首先將自殺意念作為因變量，知覺壓力作為自變量進行回歸分析，驗證知覺壓力對自殺意念的直接影響；然后將抑郁癥狀作為因變量，知覺壓力作為自變量進行回歸，接著把自殺意念作為因變量，同時納入知覺壓力和抑郁癥狀進行回歸。若第一步中知覺壓力對自殺意念有顯著影響，第二步中知覺壓力對抑郁癥狀有顯著影響，第三步中抑郁癥狀對自殺意念有顯著影響，且知覺壓力的系數下降，則說明存在中介效應。例如，在研究大學生學習壓力與學習成績的關系中，通過回歸分析發現，學習壓力對學習成績有直接的負面影響，同時學習壓力通過影響學習焦慮，進而影響學習成績，學習焦慮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中介效應檢驗：采用Hayes開發的SPSSProcessv3.5宏程序中的模型4進行中介效應分析，通過偏差校正Bootstrap檢驗法對中介效應進行顯著性檢驗。該方法通過多次重復抽樣，構建中介效應的置信區間，若置信區間不包含0，則說明中介效應顯著。在本研究中，將樣本量設置為5000，計算抑郁癥狀在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之間的間接效應及95%置信區間。例如，在一項關于工作滿意度與離職意向的研究中，運用Bootstrap檢驗法，發現工作壓力通過影響職業倦怠，進而對離職意向產生中介效應，中介效應顯著。調節效應檢驗：使用Hayes開發的SPSSProcessv3.5宏程序中的模型14，將心理復原力作為調節變量，分析其對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關系的調節作用。通過構建交互項，將知覺壓力、心理復原力以及二者的交互項同時納入回歸方程。若交互項的系數顯著，則說明心理復原力起到調節作用。具體而言，當心理復原力水平較高時，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可能會減弱；當心理復原力水平較低時，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可能會增強。例如，在研究生活事件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時，發現社會支持作為調節變量，調節著生活事件與青少年抑郁情緒之間的關系，社會支持水平高時，生活事件對抑郁情緒的影響較小。四、研究結果4.1共同方法偏差檢驗在本研究中，數據收集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對研究結果的干擾，在問卷設計與施測過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措施。問卷采用匿名方式，向被試強調回答的真實性和保密性，將不同量表題目打亂混合編排。在數據分析階段，運用Harman單因素方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具體操作是將所有變量的題項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顯示，未旋轉時提取出的第一個公因子方差貢獻率小于40%，這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研究數據具有可靠性，可用于后續分析，從而保證研究結果的有效性和準確性，避免因共同方法偏差導致的研究結論偏差。4.2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對大學生知覺壓力、自殺意念、抑郁癥狀和心理復原力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中數據可以看出，在知覺壓力方面，均值為34.56，標準差為7.23，最小值為15，最大值為56。這表明大學生的知覺壓力水平存在一定差異，整體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部分大學生可能面臨較大的生活和學習壓力，導致知覺壓力較高。在自殺意念方面，均值為18.67，標準差為6.45，最小值為5，最大值為38。說明大學生自殺意念的得分也存在一定的離散性，雖然整體均值處于相對較低水平，但仍有部分學生自殺意念得分較高，存在較高的自殺風險。抑郁癥狀的均值為30.24，標準差為8.56，最小值為10，最大值為52。反映出大學生的抑郁癥狀水平參差不齊，部分學生可能存在較為嚴重的抑郁癥狀，這對他們的心理健康構成潛在威脅。心理復原力的均值為68.45，標準差為12.34，最小值為35，最大值為95。表明大學生的心理復原力水平有較大的差異，部分學生心理復原力較強，能夠較好地應對生活中的壓力和挫折，而部分學生心理復原力較弱，在面對困難時可能更容易受到影響。綜上所述，大學生在知覺壓力、自殺意念、抑郁癥狀和心理復原力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這些差異可能與個體的生活經歷、性格特點、家庭環境等多種因素有關。后續研究將進一步探討這些變量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表1：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N=450）變量均值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知覺壓力34.567.231556自殺意念18.676.45538抑郁癥狀30.248.561052心理復原力68.4512.3435954.3各變量的人口學差異檢驗為深入探究不同人口學變量對大學生知覺壓力、自殺意念、抑郁癥狀和心理復原力的影響，本研究對性別、年級、專業、生源地等人口學變量在各變量上的差異進行了檢驗。在性別差異方面，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女生的知覺壓力得分（M=36.23，SD=7.56）顯著高于男生（M=32.89，SD=6.85），t(448)=4.21，p<0.01。這可能是因為女生在面對生活和學習壓力時，情感更為細膩且敏感，對壓力的感知更為強烈。同時，女生的抑郁癥狀得分（M=32.56，SD=9.02）也顯著高于男生（M=27.89，SD=7.89），t(448)=5.32，p<0.01。這表明女生更容易受到負面情緒的影響，在面對壓力時更易陷入抑郁狀態。而在自殺意念和心理復原力方面，性別差異不顯著。關于年級差異，方差分析結果表明，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知覺壓力、自殺意念、抑郁癥狀和心理復原力上均存在顯著差異，F(3,446)=5.67，p<0.01；F(3,446)=4.89，p<0.01；F(3,446)=6.23，p<0.01；F(3,446)=5.12，p<0.01。進一步進行事后檢驗發現，大一和大四學生的知覺壓力得分顯著高于大二和大三學生。大一學生剛進入大學，面臨著生活環境和學習方式的巨大轉變，需要適應新的社交圈子和學業要求，這可能導致他們感受到較大的壓力。而大四學生面臨著畢業、就業等諸多現實問題，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使他們承受著較高的知覺壓力。在自殺意念方面，大一和大四學生的得分同樣顯著高于大二和大三學生。這可能與他們所處的人生階段和面臨的壓力源有關，高知覺壓力增加了他們產生自殺意念的風險。抑郁癥狀得分也是大一和大四學生顯著高于大二和大三學生。心理復原力方面，大二和大三學生的得分顯著高于大一和大四學生。大二和大三學生在大學期間逐漸適應了校園生活，積累了一定的應對壓力的經驗和資源，心理調適能力相對較強，因此心理復原力較高。在專業差異上，方差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專業的大學生在知覺壓力、自殺意念、抑郁癥狀和心理復原力上均存在顯著差異，F(3,446)=4.56，p<0.01；F(3,446)=3.98，p<0.01；F(3,446)=4.87，p<0.01；F(3,446)=4.23，p<0.01。事后檢驗表明，理工科學生的知覺壓力得分（M=36.56，SD=7.89）顯著高于文科、藝術和其他專業學生。理工科專業課程難度較大，學習任務繁重，對學生的邏輯思維和實踐能力要求較高，這使得理工科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更容易感受到壓力。在自殺意念方面，理工科學生的得分（M=20.12，SD=6.98）也顯著高于其他專業學生。這可能與理工科專業的學習壓力以及就業競爭壓力有關，長期處于高壓力狀態下，增加了理工科學生產生自殺意念的可能性。抑郁癥狀得分同樣是理工科學生顯著高于其他專業學生。心理復原力方面，文科學生的得分（M=72.34，SD=13.01）顯著高于理工科、藝術和其他專業學生。文科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更注重人文素養和情感表達的培養，這可能有助于他們更好地應對壓力，提高心理復原力。生源地差異檢驗結果顯示，來自城市的大學生和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在知覺壓力、自殺意念、抑郁癥狀和心理復原力上均不存在顯著差異。這可能是因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教育資源的逐漸均衡，城市和農村學生在面對大學生活時，所面臨的壓力源和獲取的支持資源逐漸趨同。4.4各變量的相關分析運用Pearson相關分析方法，對大學生知覺壓力、自殺意念、抑郁癥狀和心理復原力這四個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探究，具體結果呈現于表2。從表中數據可以清晰地看出，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r=0.45，p<0.01。這表明大學生所感受到的知覺壓力水平越高，其產生自殺意念的可能性就越大。當大學生面臨諸如學業壓力、人際關系困擾、未來職業規劃迷茫等各種壓力源時，隨著知覺壓力的不斷增加，他們的心理負擔逐漸加重，進而可能導致自殺意念的出現概率上升。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同樣呈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r=0.52，p<0.01。這意味著知覺壓力的升高會促使大學生更容易出現抑郁癥狀。例如，長期處于高知覺壓力狀態下的大學生，可能會逐漸對自己失去信心，情緒變得低落，對生活和學習失去興趣，這些都是抑郁癥狀的典型表現。抑郁癥狀與自殺意念也存在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r=0.58，p<0.01。抑郁癥狀越嚴重，大學生產生自殺意念的風險也就越高。抑郁情緒會影響大學生的認知和思維方式，使他們更容易陷入消極的情緒和想法中，從而增加自殺意念的產生概率。知覺壓力與心理復原力呈顯著負相關，相關系數r=-0.38，p<0.01。即知覺壓力水平越高，大學生的心理復原力越低。當大學生面臨較高的知覺壓力時，可能會消耗他們的心理能量，使其應對壓力的能力下降，進而導致心理復原力降低。心理復原力與自殺意念呈顯著負相關，相關系數r=-0.42，p<0.01。心理復原力與抑郁癥狀呈顯著負相關，相關系數r=-0.45，p<0.01。這表明心理復原力較強的大學生，更能夠有效地應對生活中的壓力和挫折，減少抑郁癥狀的出現，從而降低自殺意念的產生風險。心理復原力強的學生在面對困難時，往往能夠保持積極的心態，采取有效的應對策略，迅速恢復心理平衡，避免陷入消極情緒和自殺意念中。綜上所述，大學生知覺壓力、自殺意念、抑郁癥狀和心理復原力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這些變量之間的關系為進一步探究大學生自殺意念的形成機制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后續研究將在此基礎上，深入分析各變量之間的作用路徑，構建有調節的中介模型，以更全面地揭示大學生自殺意念的影響因素及作用機制。表2：各變量的相關分析（N=450）變量12341.知覺壓力12.自殺意念0.45**13.抑郁癥狀0.52**0.58**14.心理復原力-0.38**-0.42**-0.45**1注：**p<0.014.5知覺壓力對自殺意念的影響：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4.5.1直接效應分析以自殺意念為因變量，知覺壓力為自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知覺壓力對自殺意念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β=0.45，t=6.23，p<0.01，R2=0.20。這表明，大學生知覺壓力水平越高，其自殺意念越強，假設1得到驗證。例如，當大學生面臨學業壓力過大、人際關系緊張等壓力源時，知覺壓力的增加會直接導致他們產生更多的自殺意念。這與前人研究結果一致，進一步證實了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之間的直接關聯。表3：知覺壓力對自殺意念的回歸分析結果變量βSEtpR2知覺壓力0.450.076.23<0.010.204.5.2中介效應分析為檢驗抑郁癥狀在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之間的中介作用，采用Hayes開發的SPSSProcessv3.5宏程序中的模型4進行分析，將樣本量設置為5000，計算偏差校正Bootstrap置信區間。結果顯示，知覺壓力顯著正向預測抑郁癥狀，β=0.52，t=7.56，p<0.01。在加入抑郁癥狀后，知覺壓力對自殺意念的回歸系數變為β=0.25，t=3.12，p<0.01，抑郁癥狀對自殺意念的回歸系數為β=0.35，t=4.56，p<0.01。抑郁癥狀在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之間的間接效應為0.18，95%置信區間為[0.12,0.25]，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應顯著。這意味著知覺壓力通過影響抑郁癥狀，進而對自殺意念產生間接影響，假設2得到驗證。比如，大學生在面對較高的知覺壓力時，容易出現情緒低落、失去興趣等抑郁癥狀，而這些抑郁癥狀又會進一步增加他們產生自殺意念的可能性。4.5.3調節效應分析運用Hayes開發的SPSSProcessv3.5宏程序中的模型14，將心理復原力作為調節變量，分析其對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關系的調節作用。結果如表4所示，知覺壓力與心理復原力的交互項對抑郁癥狀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β=-0.15，t=-2.89，p<0.01。這表明心理復原力起到了調節作用，即心理復原力調節了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之間的關系，假設3得到驗證。為更直觀地展示調節效應，將心理復原力按照均值±1個標準差分為高、低兩組，分別繪制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的關系圖。如圖1所示，當心理復原力水平較高時，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較弱；當心理復原力水平較低時，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較強。這說明心理復原力水平較高的大學生，在面對相同的知覺壓力時，更能有效地應對，從而減少抑郁癥狀的產生；而心理復原力水平較低的大學生，在知覺壓力下更容易出現抑郁癥狀。例如，在面對學業壓力時，心理復原力強的學生能夠積極調整心態，采取有效的學習策略，減少壓力對自身情緒的負面影響，降低抑郁癥狀的出現概率；而心理復原力弱的學生可能會陷入焦慮、無助等負面情緒中，更容易產生抑郁癥狀。表4：調節效應分析結果變量βSEtp知覺壓力0.520.067.56<0.01心理復原力-0.100.05-2.01<0.05知覺壓力×心理復原力-0.150.05-2.89<0.01五、討論5.1研究結果的解釋與討論5.1.1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的直接關系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呈顯著正相關，知覺壓力對自殺意念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這表明，大學生知覺壓力水平越高，其產生自殺意念的可能性就越大，假設1得到有力驗證。這一結果與前人眾多研究結論相一致。例如，Liu等人的研究指出，知覺壓力是導致大學生自殺意念增加的重要因素。當大學生面臨學業、社交、未來職業規劃等多方面的壓力源時，隨著知覺壓力的不斷升高，他們的心理負擔逐漸加重，容易陷入消極的情緒和思維模式，從而增加自殺意念的出現概率。從認知評價理論角度來看，當大學生感知到生活中的壓力事件對自身構成威脅，且自身應對資源不足時，就會產生較高的知覺壓力。這種知覺壓力會影響大學生的認知、情緒和行為，使他們對未來感到悲觀失望，自我價值感降低，進而產生自殺意念。如在學業上遭遇連續挫折，多次考試不及格，大學生可能會認為自己能力不足，未來毫無希望，從而萌生出自殺的想法。此外，社會比較理論也能解釋這一現象。大學生在與他人的比較中，若發現自己在學業成績、社交關系、個人能力等方面不如他人，會進一步加劇知覺壓力。這種壓力長期積累，可能導致心理失衡，增加自殺意念。例如，看到身邊同學在學術競賽中獲獎，而自己卻毫無建樹，大學生可能會感到焦慮和自卑，知覺壓力上升，自殺意念也隨之增強。5.1.2中介變量的作用本研究發現，抑郁癥狀在大學生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之間起顯著的中介作用，假設2得到驗證。具體而言，知覺壓力首先會導致大學生出現抑郁癥狀，如情緒低落、失去興趣、自責自罪等，而這些抑郁癥狀又會進一步引發自殺意念。這一結果與相關研究結果相符。有研究表明，抑郁是自殺意念的重要預測因素，長期處于高知覺壓力狀態下的大學生更容易陷入抑郁情緒，進而產生自殺意念。從心理動力學角度分析，知覺壓力會打破大學生心理的平衡狀態，使個體內心產生沖突和焦慮。為了應對這種內心的沖突，個體可能會采用一些防御機制，但如果這些防御機制失效，就會導致抑郁癥狀的出現。而抑郁癥狀會使個體的認知和情緒進一步惡化，產生無助感、絕望感，從而增加自殺意念。例如，大學生在面對人際關系困擾時，可能會產生焦慮和憤怒情緒，但由于無法有效解決問題，這些情緒可能會被壓抑，進而轉化為抑郁情緒，最終引發自殺意念。從認知行為理論來看，知覺壓力會影響大學生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高知覺壓力下的大學生更容易產生消極的自動思維，如“我很失敗”“沒有人喜歡我”等。這些消極思維會進一步加重抑郁癥狀，而抑郁癥狀又會強化消極思維，形成惡性循環，最終導致自殺意念的產生。比如，大學生在面臨就業壓力時，可能會認為自己找不到好工作，未來一片黑暗，這種消極思維會使其情緒低落，產生抑郁癥狀，進而增加自殺意念。抑郁癥狀在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之間的中介效應大小為0.18，這表明抑郁癥狀在二者關系中起到了較為重要的中介作用。這也提示我們，在預防大學生自殺工作中，關注和干預大學生的抑郁癥狀至關重要。通過降低大學生的抑郁癥狀水平，可以有效減少知覺壓力對自殺意念的影響，降低自殺風險。5.1.3調節變量的影響本研究證實，心理復原力對大學生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之間的關系起到顯著的調節作用，假設3得到驗證。當心理復原力水平較高時，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較弱；當心理復原力水平較低時，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較強。這意味著心理復原力較強的大學生，在面對相同的知覺壓力時，更能有效地應對，從而減少抑郁癥狀的產生；而心理復原力較弱的大學生，在知覺壓力下更容易出現抑郁癥狀。這與前人研究結果一致。有研究表明，心理復原力強的個體能夠更好地應對生活中的壓力事件，降低壓力對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從心理韌性理論角度來看，心理復原力強的大學生具有積極的應對方式、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和較強的自我效能感。當他們面臨知覺壓力時，能夠積極主動地采取應對策略，如尋求他人幫助、調整心態、改變認知等，從而減輕壓力對自身情緒的負面影響，降低抑郁癥狀的出現概率。例如，在面對學業壓力時，心理復原力強的學生可能會制定合理的學習計劃，積極向老師和同學請教，通過這些方式來緩解壓力，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而心理復原力弱的大學生，缺乏有效的應對策略和社會支持，在面對知覺壓力時，更容易陷入消極的情緒和思維中，無法有效地應對壓力，從而導致抑郁癥狀的產生。比如，心理復原力弱的學生在遭遇挫折時，可能會選擇逃避、自我否定等消極應對方式，這些方式不僅無法解決問題，還會加重心理負擔，增加抑郁癥狀。心理復原力的調節作用表明，提高大學生的心理復原力水平，對于預防和緩解因知覺壓力導致的抑郁癥狀具有重要意義。高校可以通過開展心理健康教育課程、組織心理拓展活動、提供心理咨詢服務等方式，幫助大學生提升心理復原力，增強他們應對壓力的能力，從而降低自殺風險。5.2研究結果的實踐啟示5.2.1對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啟示基于本研究結果，高校在開展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時，應高度重視壓力管理和情緒調節課程的設置。壓力管理課程方面，要系統地向大學生傳授壓力的來源、影響以及有效的應對策略。通過理論講解，讓學生了解壓力是如何產生的，不同類型的壓力源對自身的影響，如學業壓力、人際關系壓力、就業壓力等分別會對心理和生理產生哪些影響。在應對策略上，教導學生學習時間管理技巧，幫助他們合理安排學習和生活，避免因任務堆積而產生過大的壓力。鼓勵學生積極參與體育鍛煉，運動不僅能夠增強體質，還能有效釋放壓力，改善心理狀態。例如，每周安排一定時間進行跑步、瑜伽、籃球等運動，有助于緩解緊張情緒。同時，引導學生掌握放松技巧，如深呼吸、漸進性肌肉松弛、冥想等，當面臨壓力時能夠迅速調整身心狀態，保持平靜。情緒調節課程同樣至關重要。課程中應幫助學生識別不同的情緒，了解情緒產生的原因和機制。讓學生明白情緒是對內外刺激的自然反應，不同的情境會引發不同的情緒，如憤怒、焦慮、悲傷等負面情緒以及喜悅、滿足等正面情緒。教導學生掌握有效的情緒調節方法，如情緒表達，鼓勵學生在適當的場合和時機，與朋友、家人或心理咨詢師分享自己的情緒和感受，避免情緒積壓。積極思維訓練也是重要內容，引導學生學會從積極的角度看待問題，改變消極的思維方式。例如，當遇到挫折時，不要一味地自責和抱怨，而是思考從挫折中能學到什么，如何改進自己的行為。此外，心理健康教育課程還應注重培養學生的心理復原力。通過案例分析、小組討論等方式，向學生介紹心理復原力強的個體的特點和應對方式，激發學生培養自身心理復原力的意識。組織心理拓展活動，設置具有挑戰性的任務和情境，讓學生在實踐中鍛煉應對困難和挫折的能力，增強心理韌性。例如，開展團隊合作的戶外拓展活動，讓學生在面對困難時學會相互支持、共同解決問題，提升心理復原力。5.2.2對高校心理咨詢工作的啟示高校心理咨詢工作應重點關注高風險學生群體，依據本研究中各變量的人口學差異檢驗結果，對女生、大一和大四學生、理工科學生等在知覺壓力、自殺意念、抑郁癥狀等方面得分較高的群體給予特別關注。建立完善的學生心理健康檔案，定期對學生進行心理測評，及時發現潛在的心理問題。對于知覺壓力較高、出現抑郁癥狀或有自殺意念的學生，主動提供心理咨詢服務，制定個性化的干預方案。完善干預機制也是高校心理咨詢工作的關鍵。建立快速響應機制，當發現學生存在心理危機時，能夠迅速啟動干預程序，確保學生的安全。加強心理咨詢師隊伍建設，提高咨詢師的專業水平和應對能力，使其能夠準確評估學生的心理狀態，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和治療。例如，定期組織咨詢師參加專業培訓和案例督導，提升其對自殺意念、抑郁癥狀等心理問題的識別和干預能力。同時，加強與學校其他部門的協作，如與學生管理部門、輔導員、家長等密切配合，形成全方位的心理支持網絡。輔導員要關注學生的日常行為和情緒變化，及時發現問題并與心理咨詢師溝通；家長要積極參與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配合學校的干預措施，給予學生足夠的關愛和支持。通過各方的共同努力，提高高校心理咨詢工作的效果，降低大學生自殺風險。5.3研究的局限性與展望5.3.1研究局限性本研究在樣本選取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雖然采用了隨機抽樣的方法，但樣本僅來自部分地區的高校，未能涵蓋全國范圍內的所有高校，這可能導致樣本的代表性不夠全面。不同地區的高校在教育資源、文化氛圍、學生來源等方面存在差異，這些差異可能會對研究結果產生影響。例如，一線城市高校的學生可能面臨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社會資源，但也可能承受更大的競爭壓力；而二三線城市高校的學生在資源獲取和競爭壓力方面可能與一線城市有所不同。此外，本研究僅選取了在校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未涉及休學、退學等特殊狀態的大學生，這部分學生可能具有獨特的心理特點和經歷，他們的情況可能會影響對大學生自殺意念整體情況的理解。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收集數據，這種方法雖然具有操作簡便、數據收集量大等優點，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問卷調查依賴于被試的自我報告，可能會受到被試主觀因素的影響，如社會贊許性、記憶偏差等。被試可能會出于社會期望或自我保護的心理，在回答問卷時隱瞞真實情況或夸大某些方面的信息。例如，在回答關于自殺意念的問題時，部分被試可能因為擔心被他人知曉或受到歧視，而故意隱瞞自己的真實想法。此外，問卷調查只能獲取被試在特定時間點的心理狀態和行為表現，難以對其進行長期的跟蹤和動態觀察，無法深入了解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和發展變化過程。在變量選取方面，本研究雖然選取了知覺壓力、抑郁癥狀、心理復原力和自殺意念等主要變量，但可能遺漏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影響因素。如家庭環境中的家庭經濟狀況、親子關系質量等，社會支持系統中的同伴支持、教師支持等，以及個體的人格特質、認知風格等，都可能對大學生自殺意念產生影響。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可能面臨更多的經濟壓力，從而增加自殺意念的產生風險；良好的同伴支持可以為大學生提供情感上的慰藉和幫助，降低自殺意念。然而，本研究未能將這些因素納入研究模型，可能會導致對自殺意念影響機制的解釋不夠全面。本研究構建的有調節的中介模型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知覺壓力對自殺意念的影響機制，但模型可能不夠完善。現實中，各變量之間的關系可能更為復雜，存在多種交互作用和潛在的中介、調節路徑。除了心理復原力對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關系的調節作用外，可能還存在其他變量對中介過程或變量之間的直接關系產生調節作用。而且，本研究未考慮變量之間的動態變化和相互影響，模型可能無法準確反映大學生自殺意念形成的復雜過程。5.3.2未來研究方向針對本研究的局限性，未來研究可從以下幾個方向展開。在樣本方面，應進一步擴大樣本范圍，涵蓋全國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高校，包括公立高校、私立高校，綜合性大學、專業性大學等，以提高樣本的代表性。同時，納入休學、退學等特殊狀態的大學生，以及不同學歷層次（專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的學生，全面了解大學生群體的情況。例如，通過分層抽樣的方法，確保每個地區、每種類型的高校都有足夠數量的學生參與研究，從而更準確地推斷大學生群體的總體特征。在研究方法上，可采用多種研究方法相結合的方式。除問卷調查外，增加訪談法，深入了解大學生的內心想法、感受和經歷，獲取更豐富、詳細的信息。例如，對有自殺意念的大學生進行半結構化訪談，了解他們產生自殺意念的具體原因、發展過程以及應對方式。運用實驗法，通過操縱自變量（如施加不同程度的壓力），觀察因變量（自殺意念、抑郁癥狀等）的變化，進一步驗證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結合縱向研究方法，對大學生進行長期跟蹤調查，了解他們在不同階段的心理狀態和行為變化，深入探究自殺意念的發展軌跡和影響因素的動態作用過程。未來研究還應進一步拓展變量選取范圍。除了關注家庭環境、社會支持、人格特質等因素外，還可探討文化因素、社會輿論等對大學生自殺意念的影響。不同文化背景下，大學生對自殺的認知、態度和價值觀可能存在差異，這些差異可能會影響自殺意念的產生。社會輿論對自殺事件的報道和評價也可能對大學生的心理產生影響。將這些因素納入研究模型，有助于更全面地揭示大學生自殺意念的形成機制。在模型構建方面，應嘗試構建更復雜、完善的模型。考慮更多變量之間的交互作用和潛在的中介、調節路徑，運用結構方程模型等方法，深入分析各變量之間的復雜關系。例如，構建多中介、多調節的模型，探討多個中介變量和調節變量在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之間的作用機制，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結合大數據分析技術，整合多源數據，如社交媒體數據、心理測評數據、行為數據等，更全面地了解大學生的心理狀態和行為模式，為構建更準確的模型提供數據支持。六、結論6.1研究主要結論本研究通過對450名大學生的問卷調查，運用多種統計分析方法，深入探究了大學生知覺壓力對自殺意念的影響機制，構建了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得出以下主要結論：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的直接關系顯著：大學生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呈顯著正相關，知覺壓力對自殺意念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假設1得到驗證。這表明大學生知覺壓力水平越高，其產生自殺意念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當大學生面臨學業壓力、人際關系困擾、未來職業規劃迷茫等壓力源時，知覺壓力的增加會直接導致他們產生更多的自殺意念。抑郁癥狀的中介作用顯著：抑郁癥狀在大學生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之間起顯著的中介作用，假設2得到驗證。知覺壓力首先會導致大學生出現抑郁癥狀，如情緒低落、失去興趣、自責自罪等，而這些抑郁癥狀又會進一步引發自殺意念。抑郁癥狀在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之間的中介效應大小為0.18，表明抑郁癥狀在二者關系中起到了較為重要的中介作用。心理復原力的調節作用顯著：心理復原力對大學生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之間的關系起到顯著的調節作用，假設3得到驗證。當心理復原力水平較高時，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較弱；當心理復原力水平較低時，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較強。這意味著心理復原力較強的大學生，在面對相同的知覺壓力時，更能有效地應對，從而減少抑郁癥狀的產生；而心理復原力較弱的大學生，在知覺壓力下更容易出現抑郁癥狀。6.2研究貢獻與不足本研究在理論和實踐方面均有一定貢獻。在理論上，創新性地將知覺壓力、抑郁癥狀、心理復原力和自殺意念納入同一研究框架，構建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深入剖析了大學生自殺意念的形成機制。這一研究視角突破了以往單一因素或簡單雙變量關系研究的局限，為理解大學生自殺意念提供了更為全面和系統的視角。通過實證研究，驗證了抑郁癥狀在知覺壓力與自殺意念之間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復原力對知覺壓力與抑郁癥狀關系的調節作用，豐富了心理健康領域關于自殺意念影響因素及作用機制的理論知識。在實踐中，研究結果為高校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和自殺預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導依據。高校可以根據研究結論，有針對性地制定心理健康干預策略，如加強對高知覺壓力學生的關注，開展抑郁癥狀篩查和干預工作，注重培養學生的心理復原力等，從而有效降低大學生自殺風險，維護學生的心理健康和生命安全。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在樣本選取上，雖然采用了隨機抽樣，但樣本僅來自部分地區的高校，未能涵蓋全國所有高校，樣本代表性存在一定局限。不同地區高校在教育資源、文化氛圍等方面存在差異，可能會對研究結果產生影響。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依賴問卷調查，受被試主觀因素影響較大，且難以對變量進行長期跟蹤和動態觀察。在變量選取方面，可能遺漏了一些對自殺意念有影響的重要因素，如家庭環境、社會支持等，導致對自殺意念影響機制的解釋不夠全面。未來研究應進一步擴大樣本范圍，采用多種研究方法相結合，拓展變量選取范圍，構建更完善的模型，以深入探究大學生自殺意念的形成機制。參考文獻[1]WorldHealthOrganization.Preventingsuicide:aglobalimperative[R].Geneva:WorldHealthOrganization,2014.[2]AuerbachRP,AlonsoJ,AxinnWG,etal.MentaldisordersamongcollegestudentsintheWorldHealthOrganizationWorldMentalHealthSurveys[J].PsychologicalMedicine,2016,46(14):2955-2970.[3]AmericanCollegeHealthAssociation.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