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區矯正的現狀和弊端

社區矯正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需要專門的機關和人員來管理。從世界發達國家來看，非監禁刑的執行多是由專門的社區矯正機關（一般隸屬于矯正局），矯正機關設有專職的管理人員，在美國的一些州為了進一步體現專業化分工，分別設有假釋專業人員和緩刑專業人員。依照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管制、緩刑、假釋、剝奪政治權利和監外執行等社區矯正措施均由公安機關執行，實際中由公安派出所這一基層治安部門來執行，但是，實踐中，公安機關由于警力不足，任務較重，無暇它顧，通常難以安排專門的警力來負責對非監禁性服刑人員的跟蹤管理，更談不上對他們的教育矯正。

一、觀念滯后，群眾認知程度低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刑罰的目的就是懲罰犯罪人，犯罪人受刑越重似乎越能接近刑罰的目的，表現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重監禁刑，輕非監禁刑，于是將大量犯罪人送往監獄，認為監獄是改造犯罪的最佳場所，結果造成監獄壓力巨大、行刑成本過大。而社區居民對社區矯正這一新生事物，表示陌生，大多理解為“判了刑不用進監獄”或“坐家庭監獄”，對接受社區矯正的犯罪人普遍存在防范心理，認為原來應該在監獄服刑的犯罪人轉移到自己的眼皮底下服刑，或多或少存在著擔憂與不安，認為他們會給自己正常的生活帶來負面影響。其次司法人員對社區矯正也持觀望的態度，對矯正的效果不樂觀。而且在許多人的心目中，社區矯正就是公安機關的對五種監外罪犯的監督管理，僅僅是名稱、監管組織的變化而已。這是社區矯正難以取得社區居民全面合作的深層心理因素，因而阻礙了社區矯正工作的正常發展。

二、沒有配套的法律依據

從目前我國刑事法律和刑罰執行的實際情況看，現行法律沒有社區矯正的相關表述，社區矯正的法律性質、工作內容和運行程序等均無法律明確界定，實際工作中產生了由于缺乏統一的法律制度而帶來的問題和困難。當前的社區矯正，除了《通知》是對社區矯正規定得最詳盡也最有權威的規范性文件外，司法部還出臺了《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此外，我們找不到更多的法律依據。而且，該《通知》的性質屬司法解釋，其法律地位與社區矯正的重要性很不適應。首先，人民法院認定犯罪并處以社區矯正執行的判決權沒有法律明文規定。第二，按照《通知》規定，矯正機構不屬于公安機關，而應屬于司法機關，這與行法律規定是相違背的。我國《刑法》規定：“在假釋考驗期限內，由公安機關予以監督”，“在緩刑考驗期內，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予以配合”；《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機關執行”，“監外執行……由居住地公安機關執行”，“緩刑罪犯，由公安機關交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予以考察”，“管制、剝奪政治權力……由公安機關執行”，若罪犯在假釋中違反規定，由“公安機關提請法院審核裁定”。可見，除執行緩刑時公安機關將罪犯交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考察尚有法律依據外，其他的社區矯正方式都沒有提到基層組織或別的組織可以參與刑罰的執行。所以，缺乏法律依據將制約著社區矯正工作的健康發展。

三、社區矯正隊伍人才嚴重匱乏，管理模式經驗化

矯正工作不同于其他工作，它的特點體現為工作性質和對象的特殊性，因而需要采用特殊的工作方法。但是，目前一線矯正工作人員由于缺少專業的矯正人員，特別是專業人士，如心理醫生、教育工作者等，僅有的一些矯正工作者往往是從一般的社區工作者“蛻變”而來，經過簡單的培訓匆匆上崗。其自身對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認識還不到位，工作方法又簡單粗糙；在與矯正對象接觸和個別談話時，缺乏人性化的工作手段，感召力和親和力不夠；有的還不能整合各種社會資源開展工作和解決問題。另外，矯正工作者的法律知識、專業水平和工作能力與社區矯正工作的要求尚有較大的差距，社區矯正工作者隊伍的專業結構不夠合理，缺乏相關專業知識。其次，由于矯正工作要求有一支穩定的合格的志愿者隊伍，而目前既能夠開展社會工作又懂法律的的社區司法“義工”也十分稀少。再次，社區矯正工作中重要的一環是對矯正對象進行“心理矯正”，因為矯正對象往往受家庭和社會的歧視，對社會產生仇視、報復、破罐破摔等病態心理，容易存在情感與交往上的障礙，對自己重新做人失去信心，亟需心理醫生對其進行心理輔導，幫助他們建立生活的信心和勇氣，而當前真正能夠稱為心理專家參與社區矯正的幾乎是零。這些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社區矯正工作的發展后勁。同時缺少具有個性化的科學的矯正方案，對罪犯心理、行為的矯治效果就難以保證。

四、承擔社區矯正的機關職責不明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社區矯正的五類犯罪人即五種監外罪犯，以前是由當地公安機關執行、考察和監督。但由于我國公安機關擔負著極其繁重的工作任務而常常對此無暇顧及，使得對五種監外罪犯的監外執行管理流于形式，一直得不到真正的落實。近幾年來，隨著社區組織的逐步規范和社區功能的不斷拓展，社區矯正工作也開始從無到有。雖然《通知》明確由司法行政機關牽頭組織成立專門機構替代公安機關行使對監外服刑人員的監管職能，但是《通知》確定由司法行政機關牽頭成立專門機構實施社區矯正本身與現有刑法、刑事訴訟法規定公安機關是緩刑、假釋等五種刑罰的執行機關就相矛盾，司法行政機關牽頭組織成立專門機構應叫何名稱，職責范圍如何，都沒有統一的規定，直接影響到基層社區矯正機關的合法性和強制力。社區矯正的執法主體是公安機關，工作主體是司法行政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在實施監管措施時，缺乏有效的強制管理手段，影響了刑罰執行的權威性和嚴肅性。推進社區矯正立法社區矯正在我國尚無明確的法律規范，作為社區矯正的規范依據是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和2004年5月9日司法部《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對此，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認為，2003年的通知和2004年的辦法依據的法律效力層級都是較低的，這反映了社區矯正的試驗性質。納入社區矯正范圍的管制、剝奪政治權利和監外執行等非監禁化的行刑方式和緩刑、假釋等非監禁化的處罰措施本身，均是在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中有明確規定的。陳興良建議，在社區矯正試點的基礎上，及時地進行社區矯正的立法，包括對刑法、刑事訴訟法進行修訂，將社區矯正的實體和程序的納入其中。專門制定社區矯正法，為社區矯正制度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據。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吳宗憲認為，“社區矯正涉及到刑罰設立、適用和執行等很多方面，與此相關的內容應當在刑法、刑事訴訟法等基本法律中作出規定。”他還認為在立法中應特別解決的四個問題：一是人員問題。究竟由什么人來落實對社區服刑人員的幫助扶持性措施，解決這些人員的法律地位；二是資金問題。對于社區服刑人員進行幫助扶持性活動，必然需要資金投入。這些資金絕大部分應該由國家負擔，應當在立法中確立國家財政保障體制；三是設施問題。社區矯正工作，需要有一定的物質設施。如何建設這樣的物質設施，這些設施的建設資金和運行費用的來源等，都需要在相關立法建設中加以規定；四是內容問題。對于社區服刑人員的幫助扶持性措施究竟包括哪些，需要在總結現有做法和經驗的基礎上加以規范和完善，在相關立法中明確規定，使這類活動科學、有序、合法地進行。由于我國目前進行的是社區矯正的試點工作，現行法律中尚無“社區矯正”的明確表述，其相關規定散見于刑法、刑事訴訟法、監獄法等法律和有關法規中，并且只涉及這項工作的適用對象、執法主體，對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的職責和社區服刑人員的法定義務等缺乏相關規定，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社區矯正工作的發展。采訪中，記者了解到，有關部門正在認真總結試點經驗，加強調查研究，并借鑒國外的有益經驗和做法，以推進社區矯正的立法進程。鏈接國外社區矯正制度社區矯正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歐美國家。如今，社區矯正在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法國、美國、英國、日本、韓國、俄羅斯等國被廣泛使用。美國明尼蘇達州在1973年由州議會通過了《社區矯正法》，用于在全州范圍內規范地方政府的社區矯正計劃、社區矯正項目的發展、對犯罪人執行刑罰和為犯罪人提供服務，以及資助縣級地方政府開展社區矯正的相關權利和義務。目前，美國有28個州通過了社區矯正法。美國社區矯正制度的基本內容有審前釋放、緩刑與假釋和重歸社會方案。加拿大由政府的矯正局統管獄內矯正和社區矯正，有一系列分門別類的社區矯正項目以及專為每個犯人設計的個性化的矯正計劃；有專職矯正人員的隊伍，采用以心理學、精神科學和行為科學為基礎的風險評估手段和矯正措施。在加拿大，除極少數被判無期徒刑又實際被關押至死的犯人以外，所有犯人都適合社區矯正。被判監禁的犯人，基本上都能在服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以后獲得假釋，隨后進入社區矯正的過程。澳大利亞社區矯正制度依據其國家的《刑法》、《刑事訴訟法》以及各州制定的相關法律實施。社區矯正的對象、種類、適用以及適應新形勢和犯罪的新特點開展的各個方面改革都有明確的法律或者政策方面的依據。澳大利亞社區矯正的執行基本上來自地方法院的判決，執行機關是司法部門。完善社區矯正工作法律依據的探討2010-04-1315:20:45來源：目前我國關于社區矯正最核心最基本的依據是《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但通知不是立法，二且《通知》將社區矯正的實際監督、矯正和服務職權交給司法行政部門，是對刑罰執行權和司法權的大調整，局部改變了我國刑罰內容，實屬于創設刑罰活動，根據立法法第七條第一款和第八款第四項的規定，涉及刑罰及限制人身自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必須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規定，從這個方面看《通知》只能是具有司法性質的規范性文件，只能作為彌補立法缺陷的權宜之計。立法欠缺成為了我國當前社區矯正工作最大的障礙。它使得社區矯正的推行處于無法可以的狀態。乃至于陷入“合法性危機”，造成了司法實踐中的諸多矛盾。因此，加強社區矯正的立法刻不容緩。怎樣才能變違法變合法，我這將是我們下面將要探討的話題

各國有關社區矯正的立法主要有三種模式：一、是采用專門的社區矯正法律。如美國明尼蘇達州1973年州議會通過的全世界范圍內的第一部《社區矯正法》，其內容明確了在其規定的范圍內地方政府的關于社區矯正的計劃及發展，對犯人刑罰執行和服務，并規范了相關政府進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權力、義務。二、是單行的社區矯正法律服務規范，比如我國香港的《社區服務令》、《少年事件實施細則》，德國《不剝奪自由刑罰執行法案》，日本《緩刑執行保護觀察法》等。三、專門的刑事執行法律。如俄國《刑事執行法典》，德國的《刑罰執行法》，用于調整監禁執行和非監禁執行活動的權利義務。社區矯正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諸組成部分，法律對社區矯正有詳細的規定。

綜上所述的三種模式，雖然刑事有所不同，但在都補充了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的不足。中美社區矯正相同點在于：調動社會和社區的力量來共同預防犯罪，幫助罪犯盡快回歸社會，從新融入社會，同時節約司法成本。不同點在于1.適用范圍不同。2.社區矯正的形式不同。3.執行機構不同。4.有關社區矯正的立法的有無。5.判決前的危險性評估的不同。通過以上幾點的對比，給與我國社區矯正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一些提示：1.釋放擴大社區矯正適用范圍。2.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