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與發展走向

自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以來，行為經濟已成為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理論體系，

引起了越來越多的人的關注和研究。而進入21世紀以來的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口，至

少喬治?亞瑟?阿克洛夫、丹尼爾-卡尼曼、托馬斯?謝林和彼得?戴蒙德可以被視為行

為經濟學家。行為經濟學所涉及的研究領域涵蓋了從經濟學基本理論、博弈論到金融學、

管理學各分支等廣闊空間,其研究方法亦廣泛地滲透到勞動經濟學、羽生經濟學、法經濟

學等分支學科(1)。那么，行為經濟學的科學定義和理論內核是什么？其與新古典經濟學究

竟是何關系?經過提煉和總結,我們認為行為經濟學本質上是將人的異質性還原到經濟學研

究的經濟系統中來，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揚棄和發展(2)。在明晰這一問題的基礎上，我們

還注意到,一些人認為行為經濟學缺乏統一的理論體系，也沒有系統而標準化的假設,理論

紛繁并存而給人以千頭萬緒之感，顯得“支離破碎”。比如,Zarri就認為，行為經濟學”還

遠不是一個統一的理論”(1)。Fudenberg也認為，為了更進一步的發展，行為經濟學需要更

加關注模型的基礎,并且對更廣泛的現象作出統一的解釋(2)。我們認為,行為經濟學的確

是通過以不同的方式修正新古典經濟學的標準假設去消除不同的“異象”的，但是，行為經

濟學的“支離破碎”是出于消除“異象”的需要而產生的必然結果，是學科繼承和發展中

的必經階段,因此對“支離破碎”的批評恰恰是忽視了消除“異象”的需要而將新古典經

濟學的范式奉為圭臬。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行為經濟學的當前發展是經濟學的終極形態,其

仍然處于動態的演進中，是一個開放的理論體系。

一、行為經濟學中的“人”不能缺失

經濟學所要研究的經濟系統包含著兩類主體:其一是客觀事物，其二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參

與人。經濟理論構建的苜要步驟,就是對所研究的經濟系統進行簡化和抽象并作出假設。

其中，首要而不可或缺的是要對經濟活動參與人的行為動機、行為能力以及經濟活動所處

情境(資源稟賦、技術條件、制度規范和尤為重要的信息結構等)進行抽象和簡化。以系統

的視角來看,可以將作為經濟理論構建之基本假設前提和邏輯起點的經濟人假設視為對經

濟活動參與人的行為動機、行為能力以及行為環境這三重特征的抽象和簡化(3)。

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上述三重特征的假定是:單一的自利動機、無限的計算能力和完全信息

的外部環境(4)。這種設定，本質上是將不同情境下的人簡化成了同一個參數而抹殺了異質

性的人在經濟系統中的真實存在。建基了新古典經濟人基礎上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可以解釋

和預測一些經濟現象但是,越來越多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被發現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

下很難得到有效的解釋。這些“異象”內容廣泛，既存在于新古典經濟學視角下的宏觀與

微觀領域，比如流動性陷阱和工資剛性；也表現在人們的日常經濟活動中，比如在某些文化

中的過度消費行為。重要的是,一方面，這些“異象”并不是隨機的，而是呈現一定的模式，

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普遍性和可預測性,有規律可循。另一方面,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進行

小修小補仍然無法就諸多“異象”給出邏輯一致的解釋。根據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在邏

輯推理過程無誤的情況下,對被有效證偽的理論的修正只能從修正前提假設出發來重新建

構理論。通過修正新古典經濟學的標準假設作為解釋諸多“異象”的突破口，將參與人異

質性的本質一一，心理因素作為假設構建的更深層次出發點，是理論發展的邏輯必然和內在

要求。而心理學的主流從行為主義轉向認知心理學為基本假設的修正提供了較為堅實的理

論支撐，同時新工具和新技術(如計算機模擬和人腦掃描)的出現和采用也使得人們對人類

行為和心理的研究更加科學和深入。內在發展訴求與外部客觀條件共同作用，行為經濟學

應運而生，其研究范疇也日漸清晰。并且,上述論證表明，行為經濟學嘗試消除的“異象”

并非無足輕重和無關緊要;相應地，行為經濟學也就不是無病呻吟和畫蛇添足。

不斷深入的研究證實，作為對經濟活動參與人的抽象和簡化,新古典經濟人假設的問題在于

它實際上是片面的，也就是不適宜的。一方面,就參與人的行為動機而言，早在古典經濟學

家亞當?斯密那里，就已經認為人同時存在利己與利他動機，這一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道

德情操論》中。晚近科學的發展則為人的動機雙重性提供了自然科學的有力支持，其口，愛

伯斯坦等的研究發現，人類普遍產生的利他行為根源于11號染色體的基因變異(1)。路特

等的實驗證明，利他行為的個體差異可由基因COMTVall58MetSNP來解釋(2)。這較為充

分地說明，利己與利他動機并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而是二維正交的,單一的自利動機只是

一種極端情形。另一方面:就參與人的行為能力而言，人的認知系統和情感系統并不總能協

調一致(3),人的認知能力本身也是有局限的，因此人的行為能力具有固有的局限性，人的計

算能力是有限的，無限的計算能力是一種極端情形。由以上兩點可以發現,新古典經濟人只

是將參與人簡化到極端情形以至于片面化了(4)。由于這樣的“人”根本不存在，也就不適

合作為現實經濟參與人的抽象與模型。相應地,Zarri指出，作為一種修正，行為經濟學有兩

個“靈魂”使其區別于新古典經濟學:一是行為主體并豐一味地追求自身物質利益的最大

化;二是行為主體在做決策中存在認知局限和系統偏差，并不是完全理性的(5)。所以說，行

為經濟學一方面修正了單一自利動機的片面性，另一方面修正了完全理性的片面性。我們

通過具體的例證可以更清楚地闡釋上述觀點。

Camerer和Thaler發現，最后通牒博弈實驗中，大部分樨議者提議的分出比例為40%-50%,

而回應者一般會拒絕低于總額30%的提議(6)。Forsythe等進行了獨裁者博弈實驗,發現80%

的提議者不會獨吞所有的錢,有20%的提議者提議的分出比例甚至達到50%(7)o實驗結果

與新占典經濟學的預測相悖。類似的情形還出現在禮物交換博弈、信任博弈、公共品投資

博弈和第三方懲罰博弈等實驗中。行為經濟學家對此的一種解釋是，人不僅僅是自利的,也

會關心他人的利益,具有內生性利他社會偏好，自利與利他動機不是彼此的函數,而是二維

正交的。在Fehr和Schmidt構建的厭惡不均等模型中，個體效用與自身收益正相關，同時，

個體還會將個人收益與群體內他人收益逐一比較，當自身收益低于他人收益時產生“嫉妒”

負效用，當高于他人收益時產生“同情”負效用(8)。這是通過修改單一的自利動機來解釋

博弈中“異象”的一種嘗試。

新古典經濟學假定行為主體有無限的計算能力,而實際上這是人類永遠不可企及的目標。

根據Camerer等的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講,新古典經濟學只關注大腦決策的慎思過程，但神

經科學的晚近研究證實,大腦的許多功能是“自動”過程，這類過程引發的行為不需要遵循

推理和選擇的規范性公理,而且,我們的行為受到情感(情緒)系統的強烈影響(1)。因此,新

古典經濟學假定人的行為僅是理性計算的結果,就是片面的。作為修正這種片面性的一個

例子,Loewenstein等創新性地發展了一個分析框架,將情感(affective)過程融入經濟分析,

并探討了情感過程和審慎過程兩個系統的相互影響。他們發現，引入情感過程是必要的，因

為引入后有助于解釋時間偏好、風險偏好和利他偏好乃至更多現實世界中的復雜行為,而

這些行為在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下無法得到邏輯一致的解釋(2)。

可見,新古典經濟學將參與人抽象為一個原子式的人,人的行為被符號化、參數化,這實質

上是取消了異質人的真實存在，是對人的選擇行為的一種極端片面化的抽象方式。如此，經

濟研究中面對的就只是物量關系而忽略了人與人、人與物之間豐富的互動關聯，從而使得

現實世界在新古典的視野下退化成了一個機械式的物質資源配置系統。誠然,物量關系是

經濟系統的重要構成，但是,它卻不是經濟活動的.主角和經濟系統的動力源。與此相對照的

是，行為經濟學破除了新古典經濟學對經濟參與人的同質化設定,在物量關系的基礎上重新

重視具有豐富人性的參與人在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力圖考察人的異質行為在資源

配置的過程中會表現出怎樣的能動性質。換言之,行為經濟學試圖對人的選擇行為進行再

抽象,并且在抽象的過程中保留了人類行為異質性這一關鍵特征,這可被視為行為經濟學的

理論內核,其目的在于使所構建的模型能夠更為貼近現實世界的復雜多變特征。為了與新

古典的經濟人假定相對照:我們姑且將行為經濟學的基本假定稱為“現實經濟人”，由于它

保留了行為的異質性特征:因而是將新古典體系下同質性的經濟人作為一種特例納入其中，

也因此，新古典經濟學可被視為行為經濟學的“局部”理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行為經濟

學并不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拋棄和顛覆,而恰恰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揚棄和發展,是新古典

經濟學的拓展和一般化,是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前沿。

從上述論述可見，行為經濟學實際上恢復了人在經濟系統中的“活性”，而這種“活性”恰

好是以行為的異質性作為其表現形式的。為了在對選擇行為進行抽象時有效地保留異質性

特征,行為經濟學從相關交叉學科領域參考和吸收了大量研究成果,從而從多個維度、多個

層次思考和界定了行為的異質性及其對經濟理論的啟示。據此，我們葉對行為經濟學進行

兩個層次的定義:其一，從狹義或是傳統的角度看，行為經濟學是指通過借鑒心理學和神經

科學的相關成果來拓展新占典經濟學的同質經濟人假定，從而提高其解釋與預測力的一門

學科;其二,從廣義或是寬泛的角度看?，一切致力于在經濟系統中恢復考察行為異質性的相

關學科領域都可被納入行為經濟學的范疇之內，包括神經經濟學及認知經濟學,其中前者的

主要工作之一是借助于腦科學的經驗證據來探討個體決策背后的異質偏好成因及其對經濟

行為的啟示(3),而后者則試圖在經濟理論中融入個體認知過程和群體認知過程(4),而個體

認知能力的異質性以及由異質參與人構成的社會網絡特性成為考察經濟行為的前提基礎。

如果我們可用上述方式對行為經濟學進行定義,那么其“支離破碎”的表象就有了顯而易

見的成囚。對于這一問題:我們在下一部分詳細探討。

二、行為與經濟的“破裂”：多視角和辯證思考

(一)未來研究的兩大理論體系

不同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換句話說，不同的“異象”是通過修正新古典經濟學基本假設

的不同細節來解釋的。由比，自然而然地帶來了行為經濟學“支離破碎”的表象。

（二）基于“現實理性”假設的修正

正如我們第一部分所論證的，行為經濟學重新關注人的因素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將人的異

質性還原到經濟系統中來，由了不再固守單一的人性設定,相應地建基于其上的經濟理論

就難免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支離破碎”。接下來我們以行為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人（homo

econoniicus）之“完全理性”的修正來闡釋:行為經濟學表現出的“支離破碎”是經濟學理

論演進中的必然后果，是學科發展中的必經階段。分析發現，其一，“完全理性”假定有其

片面性和局限性，從“完全理性”假設轉向“現實理性”假設必要且重要。其二，在理論建

構時，必須設定“現實理性”的具體形式，不同的具體設定帶來了行為經濟學的“支離破

碎”。

客觀地講，“完全理性”是個體永遠不可企及的目標，原因在于：客觀上，環境具有不確定性，

信息通常并不是完全的。在社會交往中，多主體間存在復雜的博弈互動關系，行為主體基本

不可能擁有“共同知識”，個人的知識是有限的。主觀上，個體本身具有生理局限,受到有

限注意力和有限感知能力等的約束，計算能力也是有限的。并且，人也并不總是能完全自制

的：即便個體“求解”出了最優方案，也可能缺乏完全的自制力去實施它。

認知心理學和現代腦科學等學科已經對現實中人們偏離完全理性的模式進行了深入研究。

卡尼曼等的研究表明，不確定狀態下，人們在決策的過程中可能會存在代表性直覺推斷、可

得性直覺推斷、錨定與調盤直覺推斷等決策模式（3）。一些心理學的實驗還發現人們對事

件的主觀評價會出現定格效應和稟賦效應（4）。一方面，諸多的“異象”無法在“完全理性”

設定下得到解釋，典型如股票溢價之謎和股票市場上的動量現象。另?方面，經驗的觀察發

現，即便是在市場環境下,個體決策中的?些偏差并不會互相抵消，可能會帶來如“羊群效

應”這樣的“市場異象”，這顯然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的看法，因為在其看來,套利、學習

等機制可以消除個體彳丁為偏差。人們的行為背離新古典假設對于整個經濟系統和公共政策

具有重要的影響和意義。故而，修正“完全理性”抽象,是解釋和預測經濟現象的客觀需要

和必然要求。與“完全理性”相對的理性抽象，需要更接近個體行為能力的客觀實際，更貼

近個體真實的決策模式，可姑且稱為“現實理性”（5）。針對如何定義“現實理性”之“理

性”，在我們看來，?個更實用和便捷的方法是對理性提出若干種工作定義，其中某些定義

對于分析某種問題（解釋和預測）要比其他定義更有用一些。

構建合理的“現實理性”暇設是必要的。但必須承認,現實中人們的“現實理性”具有各

異的表現，與個體特質和外部情境緊密相關，如何識別“現實理性”的具體形式并在理論建

構時進行模型化，的確是從“完全埋性”走向“現實理性”后面臨的一個棘手的問題。對

完全理性的不同偏離,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經濟預測，如西蒙所指出的，只要假設勞動者在其

工資需求中受到貨幣幻覺的影響，就可以從新古典模型中推出凱恩斯周期理論；只要假設企

業家誤把所購買的商品的相對價格變化當作一般價格水平變化，就可以從新古典模型口推

出理性預期周期理論（1）。從具有統一形式的“完全理性”到“支離破碎”的“現實理

性”，拓展了對現實世界的單一解釋,加深了對問題的認識，但也確實帶來了行為經濟學在

理論體系上的“支離破碎”。其實，西蒙之前也意識到，一旦承認人的理性是有局限的，在

主觀預期效用最大化中放棄完全理性，為“理性”確定一個明晰的意思將變得很難，也就很

難有一個關于人們將(或應該)如何決策的單一理論(2)。所以,行為經濟學的“支離破碎”

是經濟學發展進程中呈現的必然后果，也是其在不斷的發展進程中最終走向成熟與完善的

過渡階段。

(三)行為經濟學中的理論體系破裂

回溯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歷程,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是經濟學基本假設同質化的進

程。這一進程為經濟學中應用數學工具提供了便利，因為數學工具應用的便利與否與假設

抽象的“度”緊密相關。新古典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比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提到

的經濟活動參與人心理動因的摒棄，除了當時心理學的發展還不成熟之外,也不乏有在當時

的條件下納入心理因素后模型變得復雜而難以處理的原因。要承認的是，數學的恰當應用

在經濟學的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經濟學顯然并不是數學,若純粹為了數學上的

好處理而置假設前提的現實性和研究結論的經驗含義于不顧,則是本末倒置隨著數學工

具箱的擴充和更新,為了更好地解釋和預測經濟現象,經濟學家需要重新考量新古典經濟學

基本假設的合理性。

確實,新古典經濟學同質化的基本假設方便了經濟學分析中數學的應用，使得其有精致而統

一的理論框架。如果這樣能夠很好地解釋和預測經濟現象，固然是好的，因為理論的簡潔和

統一是廣為贊同的理論優劣的評價標準之一。但是,如果建立在這種高度抽象的假設前提

基礎上的經濟理論對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不能給出有效的解釋，固守理論框架的統一

和完美而對各種“異象”束手無策,并不是科學的態度。新古典經濟學嚴重脫離現實的假

定被行為經濟學、認知經濟學等從不同的角度所修正(3),目的無非是彌補新古典經濟學在

解釋和預測一些經濟現象上無力的缺陷。實際上，新古典經濟學也是“支離破碎”的，只不

過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支離破碎”：解釋力和預測力的“支離破碎”。作為一種理論體系

創新，行為經濟學從特定的視角出發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解釋力的“支離破碎”。

實踐是認識的根本來源，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隨著實踐的不斷向前發展，經濟現象愈益

呈現異質化和復雜化趨勢，而且,伴隨著人們實踐能力和認識水平的提高,更多的經濟現象

和經濟行為被納入到經濟學的研究視域中來,作為社會意識凝練形式之?的經濟理論乜需

要與時俱進。因此,沒有開放的理論視野而將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奉為圭臬,這種固步自封的

作法顯然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科學發展的一般規律。所以,用新古典經濟學統一而精美的

理論框架作為批評行為經濟學理論體系支離破碎的理由進而否定行為經濟學，是不科學的。

試圖將所有的“異象”強行納入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的作法源于思維觀念上的先入為主和

思維定勢。?些學者抱著對新古典的理論信仰，為維護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而批評行為經

濟學的“支離破碎”，是犯了削足適履之思維習慣的錯誤。由此，傳統范式的“框框”對人

們思維的影響之深和束縛之緊也可見一斑。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指出，要辯證地看待行為經濟學的“支離破碎”：其一，從理論體系統一

的理想標準看，行為經濟學是發展中的未完成形態，其當前發展并不是經濟理論的終極形態,

而是一個開放的理論體系有待于“統一”和完善。其二,從科學發展進程來看，這本身不

是什么問題，因為即便是新古典經濟學,其統一而精致的理論框架亦是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

不斷形成的。重要的是，較之于新古典經濟學有統一的框架而在解釋力上“支離破碎”，它

是一種進步,是經濟學發展中的必經階段,是經濟學沿著“行為”這條思路發展中在當前階

段呈現出的必然結果。其三,行為經濟學確實也需要研究范式上的革命以在某種程度上消

解這種“支離破碎”，而其當前發展是這一革命的必要前提和準備。

三、行為經濟的未來發展：預先確定和路徑選擇

(一)行為經濟學的未來：出問題和統一的理論范式的構建

行為經濟學要解釋的“異象”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復雜而且多樣。“異象”通常與特定

的情境相關,而經濟理論的構建包括具體假設的設定，恰恰需要考察生發具體現象和行為的

特定情境。換言之,特定的情境會影響到參與人的心理和行為進而影響經濟結果，從而需要

構建不同的理論去解釋。如china給出了一個鮮活的例證:埃爾斯伯格對新古典的主觀期望

效用理論提出了反例，于是有了解決主觀不確定條件下選擇問題的次序依賴或Choquet期

望效用模型來“解釋”埃爾斯伯格提出的反例。但“achina舉例證實，在舊的反例被解釋

后,一些新的決策問題又不能在Choquet期望效用模型下得到解釋而成了新的反例(1)。這

帶來的問題便是,特定的現象需要特定的理論去解釋,這就使得理論的普遍適用性和預測能

力受到影響。但是，在“異象”紛呈的情況下，對之視而不見而只是固守已有的理論框架的

作法肯定是行不通的，不斷地提出新的理論來解釋新反例，是理論解釋走向“統一”的前期

階段。

凱莫勒指出，行為經濟學的目標是發展出更好的工具，以便于在某些場合下能同時滿足各種

用途(2)。一方面，出于消除“異象”的需要，更大的工具箱總比沒有合適的工具可用要好。

另一方面,行為經濟學當然不滿足于只是提供越來越大的工具箱,它還需要就如何選擇適用

的工具提供指導，還需要將更多的工具進行一定的“歸并”，從而使行為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變得相對“統一”。因此行為經濟學的當前發展也可以說是為了解釋“異象”的權宜之

計。當前,行為經濟學還缺乏更加整合性的理論范式的支撐,這也是客觀的現實,它的發展

期待并需要理論范式的革命性創新，從而構建明晰、嚴謹和“統一”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框

架(3)。其前提，需要首先對新古典經濟學面臨的“異象”危機達成一定的共識。在達成共

識和理論范式革命性創新之前,我們非但不能否定行為經濟學當前發展的學術價值,反而應

更加充分地肯定行為經濟學在科學傳承與發展上的有益探索。形象地講,行為經濟學正在

“摸著石頭過河”，其關于假設前提的設定、研究方法的選擇和分析工具的使用等方面，正

在形成“百花齊放”的局面,其理論體系也正處于快速的擴張、調整和構建期。無疑，這是

它最終實現范式革命的必要準備和必經階段，因為，任何科學理論的進步,都包含對己往理

論的繼承,都是對己往理論的揚棄和發展。

(二)相鄰學科的互動

行為經濟學從誕生之初就決定了它的跨學科性質，它是心理學與經濟科學的有效結合,也因

此常被稱為心理學的經濟學或經濟學的心理學。一門學科的產生利發展進程同時取決于客

觀現實的需要和當時相關與相鄰學科的研究進展。就相關學科來看,心理學的主流從行為

主義轉向認知心理學以及認知心理學有關不確定條件下人們如何判斷和決策的研究進展，

有力地助推了行為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就相鄰學科來講,行為經濟學與實驗經濟學、神

經經濟學等新興的經濟學分支學科正行進在互相借鑒、互相支持和協同創新的道路上。突

破學科間壁壘,繼續不斷地吸收相關學科已有的研究成果，與相鄰學科積極互動、加強合作、

協同創新、互相促進，是行為經濟學實現快速發展的路徑選擇,這也將有助于其系統化發展,

對經濟現象提供一個相對統一的解釋框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其“支離破碎”。具體

而言有以下兩點：

1.行為經濟學的假設前提只是一種假設，是一個前提

經濟學在進行規范分析時:要基于具體的經濟目標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需要揭示更雜

經濟現象背后變量之間的邏輯關聯、因果機制和作用路徑。因為，經濟變量間的相關并不

等價于邏輯上的因果關聯:若以虛假而非真實的因果鏈條為依據提出對策建議,勢必事與愿

違，甚至可能與政策目標背道而馳。那么，假設的現實性就是至關重要的。凱恩斯對此就指

出：“我對經典經濟學的批評并不在于其分析有什么邏輯錯誤,而在于該理論暗含的幾個假

設很少或者從來沒有滿足過，故不能用該理論來解決現實問題。"(1)

行為經濟學的假設前提目前主要建立在心理學的基礎上，但并不局限于此。生命科學、生

理學、腦科學、認知科學等學科的研究,都可以為行為經濟學抽象出合理的假設提供有價

值的借鑒,使其建立在更堅實的基礎上(2)。事實上，測定心率、血壓等生理指標，觀察皮電

反應、瞳孔擴張等生理現象已經應用在行為經濟學的實驗研究中，核磁共振成像(fMRI)和

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ET)等腦科學技術手段也被采納。在Fehr和Schmidt的不均等厭惡

模型中，代表性個體從自身絕對收入中獲取正效用，但從與其他個體的收入差異中獲取負效

用(3)。與之相呼應,Fliessbach等晚近的研究發現,社會比較會影響人腦腹側紋狀體與獎

勵有關區域的活動，從腦祖經科學的角度說明了社會比較具有生物學基礎(4)。卡尼曼和特

維斯基發現人們存在損失厭惡的心理規律，這是他們前景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而來自神

經科學的證據表明，在與多巴胺系統相連的腦區中存在神經損失厭惡,并且它與行為的損失

厭惡顯著相關(5)。藉此,我們認為,跨學科的交融和學科間的協同創新將為行為經濟學合

理地設定假設前提提供有價值的指導，從而使得理論的構建建立在更為堅實的基礎上。

2.將數據作為計量分析方法的一種補充

理論能否解釋和預測現實,解釋是否科學有效，預測是否準確一致，最終還要靠實踐去檢驗。

理論結論常常是建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而經濟變量之間通常存在著復雜的因

果關系網，基本上不可能人為控制特定因素,這時，檢驗理論的重要手段是Haavelmo的自然

實驗思想-----對觀察到的非重復性經驗數據進行計量分析(1),但這種方法也是有局限性

的。而近三十年來，經濟學的實驗化趨勢越來越明顯，甚至可以說已經悄然成型。越來越多

的經濟學家承認,實驗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我們想要解釋的現象。實驗的方法有因素可控性

和可重復性等優點，作為計量分析方法的有益補充(2),它有助于準確有效地檢驗和比較經

濟理論,揭示現象背后的作用機理,據以對已有理論進行甄別、修正和完善,甚至能夠發現

新的經濟規律，催生新的理論。快速發展的實驗經濟學在實驗設計等方面已經積累了三富

的經驗和技術，正可以被行為經濟學的實驗研究所借鑒。反過來,行為經濟學不斷的理論創

新和政策建議也會進一步激發實驗經濟學的實驗設計,從多方面促進實驗經濟學的創新與

發展。

另外,神經科學、認知科學等都可以從不同側面檢驗行為經濟學的理論，都可以也值得被行

為經濟學所采擷和利用，行為經濟學與神經經濟學、認知經濟學等經濟學新的分支的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