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感戴傾向、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的關聯探究一、引言1.1研究背景在心理學的發展歷程中，積極心理學的興起猶如一場意義深遠的變革，為該領域開辟了嶄新的研究方向。傳統心理學往往側重于心理問題和疾病的研究，而積極心理學則另辟蹊徑，將研究重點聚焦于人類的積極品質、優勢以及幸福等方面。它的出現，使得心理學研究不再局限于消極面，而是開始全面地關注人類心理的多元維度。積極心理學倡導以科學的方法探究人類的積極心理體驗，如快樂、樂觀、希望、滿意等積極情緒。這些積極情緒不僅能夠提升個體的主觀幸福感，還對個體的身心健康、人際關系和社會適應能力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在積極心理學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人類的積極品質，如感恩、善良、寬容、堅韌等。這些積極品質不僅是個體道德修養的重要體現，也是個體實現自我價值、獲得幸福生活的關鍵因素。感戴作為人類重要的美德和積極品質，在積極心理學研究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感戴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感激之情，更是對他人幫助的深刻認知和積極回應。它體現了個體對他人善意的珍視，以及對社會關系的積極態度。研究表明，感戴能夠促進個體的心理健康，增強個體的社會支持感和歸屬感，進而提升個體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擁有高感戴傾向的人，往往對生活更加滿足，更愿意去幫助他人，他們的人際關系也更為和諧。移情能力同樣是積極心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移情是指個體能夠設身處地地理解他人的情感、需求和觀點，感受他人的情緒體驗。這種能力是人類社會交往的基礎，對于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促進社會和諧具有重要作用。具有較強移情能力的人，能夠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處境，更敏銳地感知他人的情緒變化，從而更有效地與他人溝通和合作。助人傾向作為一種親社會行為，反映了個體愿意主動幫助他人、關心他人福祉的意愿和行為傾向。在社會生活中，助人行為不僅能夠給他人帶來實際的幫助和支持，還能夠傳遞積極的情感和價值觀，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無論是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面對重大災難和困難時，助人行為都能夠展現出人類的善良和關愛，彰顯社會的正能量。大學生作為社會的未來和希望，他們的感戴傾向、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不僅關系到自身的成長和發展，也對整個社會的文明進步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在大學階段，學生們面臨著學業、社交、職業規劃等多方面的挑戰，同時也擁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觸社會、參與社會實踐。這一時期，他們的心理品質和行為傾向正處于形成和發展的關鍵階段。因此，深入研究大學生的感戴傾向、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通過對大學生這三種品質的研究，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當代大學生的心理特點和行為模式，為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科學依據，幫助大學生培養積極的心理品質，促進他們的全面發展。1.2研究目的與意義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大學生的感戴傾向、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這三種心理特質，并揭示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通過嚴謹的實證研究方法，詳細了解大學生在這三方面的表現特點和水平，以及這些特質如何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從而為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德育工作提供科學依據和實踐指導。具體而言，本研究期望能夠回答以下問題：大學生的感戴傾向、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的現狀如何？不同性別、年級、專業的大學生在這些特質上是否存在差異？感戴傾向、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感戴傾向在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之間是否起到中介作用？在理論層面，本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感戴、移情和助人傾向作為積極心理學領域的重要研究內容，盡管已有不少相關研究，但針對大學生群體，將這三者綜合起來進行深入探究的還相對較少。本研究通過全面考察大學生的感戴傾向、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及其相互關系，有望豐富和完善積極心理學的理論體系，為該領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新的視角和實證依據。本研究對于深入理解人類的親社會行為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親社會行為是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基礎，感戴、移情和助人傾向作為親社會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通過本研究，我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親社會行為的內在機制，揭示感戴、移情和助人傾向在親社會行為中的作用和地位，為進一步研究親社會行為提供理論支持。在實踐層面，本研究的成果對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對于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而言，本研究可以幫助教育者更好地了解大學生的心理特點和需求。通過了解大學生的感戴傾向、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教育者可以有針對性地設計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和活動，幫助大學生培養積極的心理品質，提高他們的心理健康水平。教育者可以通過開展感恩教育活動，增強大學生的感戴傾向，讓他們更加珍惜身邊的人和事，體驗到更多的幸福和快樂；通過組織團隊合作活動，培養大學生的移情能力，讓他們學會理解他人、關心他人，提高人際交往能力；通過鼓勵大學生參與志愿服務活動，激發他們的助人傾向，讓他們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實現自我價值，增強自信心和責任感。對于大學生德育工作來說，本研究可以為德育工作者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德育工作是培養大學生良好道德品質和行為習慣的重要途徑，而感戴、移情和助人傾向作為道德品質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大學生的德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通過本研究，德育工作者可以認識到感戴、移情和助人傾向在德育中的重要作用，從而在德育工作中注重培養大學生的這些品質。德育工作者可以通過講述感恩故事、開展感恩主題班會等方式，引導大學生樹立感恩意識，培養感戴傾向；通過組織角色扮演、情景模擬等活動，讓大學生體驗他人的情感和需求，提高移情能力；通過鼓勵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公益活動等，培養他們的助人傾向，讓他們在實踐中踐行道德準則，提高道德素養。本研究的成果還可以為社會各界提供參考，促進社會對大學生心理健康和道德發展的關注和支持，營造有利于大學生成長的良好社會環境。二、文獻綜述2.1感戴傾向的研究2.1.1感戴傾向的概念與定義感戴，作為積極心理學研究領域中的重要概念，在不同學科視角下有著多元且豐富的闡釋。從哲學層面來看，感戴被視作一種高尚的道德情操，它體現了個體對他人善意與幫助的深刻認知和回應，是人類道德修養的重要體現。在人類學領域，不同文化背景下，感戴都被視為維系社會關系的關鍵紐帶，它承載著文化傳承和社會規范的重要功能。社會學家則著重關注感戴在社會結構和社會互動中的作用，認為它是促進社會和諧與穩定的重要因素，能夠增強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和凝聚力。當感戴被引入心理學領域后，心理學家們從實證研究的角度出發，對感戴的本質、結構、影響因素以及它對個體心理健康和社會行為的影響進行了深入探討。Smith最早認為感戴是直接促使我們回報別人的一種品質，這一觀點強調了感戴在行為動機層面的作用，即感戴能夠激發個體做出回報他人的行為。Weiner和Graham將感戴定義為回報他人的幫助以求得內心平衡的一種沖動，該定義側重于感戴在心理平衡調節方面的功能，認為個體通過回報行為來緩解因接受他人幫助而產生的心理壓力，從而達到內心的平衡狀態。Lazarus認識到感戴具有感激和欣賞的一面，他認為感戴是一種移情能力，它反映了人們對利他主義的認可與欣賞，此觀點從情感認知的角度，將感戴與移情能力相聯系，強調了感戴在理解和感受他人利他行為中的作用。Emmons和Crumpler認為，最起碼，感戴是對自己無償所得的一種情感上的回應，這種回應表現了一個人在成為利他行為的獲利者時所表現出的一種感激之情，該定義突出了感戴的情感屬性，強調了感戴是個體對所獲利益的一種積極情感體驗。盡管不同學者對感戴的定義存在一定差異，但綜合來看，這些定義存在一些理論上的一致性。感戴被普遍認為是一種正性情緒，它能夠給個體帶來積極的心理體驗，如快樂、滿足、幸福等。感戴通常是在個體認識到自己獲得好處，并且這種好處是由于別人的幫助而獲得之后發生的，這體現了感戴產生的前提條件，即對他人幫助的認知和對自身獲益的感知。感戴具有激發動機的作用，在一個人通過其他人獲得好處之后，感戴可以激發他做出善舉以此回報，這表明感戴不僅是一種情感體驗，還能夠轉化為實際的行為動力，促使個體做出親社會行為。2.1.2感戴傾向的測量工具在感戴傾向的研究中，測量工具的選擇至關重要。目前，常用的感戴傾向測量量表包括《大學生感戴量表》等。《大學生感戴量表》由馬云獻和扈巖于2004年編制，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其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78，能夠較為可靠地測量大學生的感戴傾向。量表由14個項目構成，分屬4個分量表，分別為深度量表、頻率量表、廣度量表和密度量表。深度量表主要測量個體對感戴體驗的深刻程度，例如“我常常想，‘活著是多大的恩惠啊’”；頻率量表關注個體感戴體驗出現的頻繁程度，如“每天都會有很多使我感激的事情發生”；廣度量表涉及感戴對象的廣泛程度，像“我很感激這個社會為我們提供的一切方便”；密度量表則側重于感戴情感的強烈程度，比如“他人幫助我，即使是微小的事情，都會讓我心生感激”。除了《大學生感戴量表》，還有其他一些相關量表也在感戴傾向研究中被廣泛應用。感恩問卷（GQ-6）是由McCullough等人編制的一個簡潔的6條目量表，用于測量個體的特質感恩水平。該量表具有較高的信效度，其重測信度在0.79-0.87之間，能夠有效地測量個體在感恩方面的穩定特質。單項感恩量表（SGS）則是一個單項目量表，通過詢問個體“你對生活的感恩程度如何”來測量其感恩水平。雖然該量表較為簡潔，但也具有一定的有效性，能夠快速地獲取個體對生活感恩程度的大致信息。成人感戴量表（AGS）從多個維度測量感戴，包括對他人、對生活、對自然等方面的感激之情，為感戴傾向的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測量視角。這些量表在不同的研究中發揮著各自的優勢，研究者可以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情境的不同，選擇合適的測量工具。在針對大學生群體進行研究時，《大學生感戴量表》因其專門為大學生設計，能夠更貼合大學生的生活和心理特點，從而更準確地測量大學生的感戴傾向。而在一些需要進行大規模調查或快速評估的研究中，感恩問卷（GQ-6）和單項感恩量表（SGS）的簡潔性則更具優勢。成人感戴量表（AGS）則適用于需要全面了解個體感戴傾向的研究，能夠為研究提供更豐富的信息。2.1.3大學生感戴傾向的特點與影響因素大學生感戴傾向在性別、年級、生源地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在性別方面，有研究表明女生比男生有更高的充足感，這可能是由于女生在情感表達和人際關系處理上更為細膩和敏感，更容易感受到他人的幫助和支持，從而產生更強烈的感激之情。在年級方面，大三學生的充足感顯著高于大二和大四學生，大一學生的充足感顯著高于大二和大四學生，在感激他人維度上，三年級顯著高于二年級和四年級，一年級顯著高于二年級和四年級。這可能是因為隨著年級的增長，大學生對大學生活的適應程度和對自身成長的認知不斷變化。大一學生剛進入大學，對新環境中的各種幫助和支持感受較為新鮮和強烈；而大三學生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大學生活后，積累了更多的經驗和成果，對他人的幫助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大二和大四學生可能處于學習和生活的過渡階段，面臨著各種壓力和挑戰，對感戴的體驗相對較弱。在生源地方面，農村大學生在充足感上顯著高于城市大學生。這可能與農村和城市的生活環境和文化背景有關。農村地區的生活相對簡單，人際關系更為緊密，人們之間的互助行為更為常見，這種環境可能使得農村大學生更容易培養出感恩的心態。而城市生活節奏較快，人際關系相對較為疏離，可能導致城市大學生對他人幫助的感受相對較弱。除了上述人口統計學因素外，家庭教養方式、人格特質等也對大學生感戴傾向產生影響。家庭教養方式是影響大學生感戴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溫暖、民主的家庭教養方式能夠為大學生提供一個充滿愛和支持的成長環境，使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感受到父母的關愛和付出，從而更容易培養出感恩的品質。在這樣的家庭中，父母會注重培養孩子的感恩意識，通過言傳身教讓孩子學會珍惜他人的幫助，懂得回報。相反，專制、溺愛或忽視的家庭教養方式可能會導致大學生感戴傾向的缺失。專制的家庭可能會讓孩子感到壓抑和束縛，缺乏對他人的信任和感激之情；溺愛的家庭會使孩子習慣于接受他人的照顧，將他人的付出視為理所當然，難以產生感恩之心；忽視的家庭則可能讓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缺乏關愛和支持，導致他們對他人的幫助麻木不仁。人格特質也與大學生感戴傾向密切相關。外向、宜人性高的大學生通常更善于與人交往，能夠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需求，因此更容易感受到他人的幫助和支持，從而具有較高的感戴傾向。外向的大學生喜歡社交，能夠積極主動地與他人建立聯系，在與他人的互動中，他們更容易獲得他人的幫助，也更懂得感恩。宜人性高的大學生具有善良、寬容、體貼等特質，他們能夠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問題，對他人的善意和幫助更為敏感，也更愿意表達感激之情。神經質水平較高的大學生可能更容易陷入負面情緒中，對生活中的困難和挫折過度關注，從而忽視他人的幫助和支持，導致感戴傾向較低。這類大學生可能會因為情緒不穩定而難以感受到他人的善意，或者在面對困難時只關注自己的感受，而忽略了他人的付出。2.2移情能力的研究2.2.1移情能力的概念與理論移情能力是指個體能夠設身處地地理解他人的情感、需求和觀點，感受他人情緒體驗的能力。它是人類社會交往的重要基礎，對于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促進社會和諧具有重要意義。Davis提出的移情量表（InterpersonalReactivityIndex，IRI）將移情能力劃分為四個維度，分別是觀點采擇（PerspectiveTaking）、幻想（Fantasy）、個人痛苦（PersonalDistress）和移情關心（EmpathicConcern）。觀點采擇是指個體能夠理解他人的觀點和想法，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問題，比如在與朋友討論問題時，能夠理解朋友的立場和觀點，而不是僅僅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幻想維度涉及個體對虛構情境中人物情感的體驗和想象，當閱讀一本小說時，讀者能夠代入角色，感受到角色的喜怒哀樂。個人痛苦是個體在面對他人的痛苦時，自身產生的不適和焦慮情緒，例如看到他人受傷時，自己也會感到心疼和不安。移情關心則體現為對他人的關心和同情，愿意為他人提供幫助，當看到同學遇到困難時，主動伸出援手。Barrett-Lennard的人際模型理論認為，移情理解是一種復雜的人際互動過程，涉及到個體對他人內心世界的感知、理解和回應。該理論強調移情不僅僅是一種情感上的共鳴，更是一種認知和行為的結合。在這個模型中，移情包括對他人情感的敏感性、對他人觀點的理解以及對他人情感的恰當回應。當朋友向自己傾訴煩惱時，不僅要能夠感受到朋友的情緒，還要理解朋友的想法和處境，并給予恰當的安慰和建議。2.2.2移情能力的測量方法測量移情能力的方法主要包括量表測量和實驗范式。常用的移情量表如Davis編制的移情量表（IRI），該量表包含28個項目，分別測量觀點采擇、幻想、個人痛苦和移情關心四個維度。在觀點采擇維度，會有類似“在做任何決定前，我總是試圖從多方面考慮問題”的題目；幻想維度可能會問“當我看電影或讀小說時，我很容易沉浸在角色的情感中”；個人痛苦維度題目如“看到別人受到傷害時，我會感到非常難受”；移情關心維度則有“我常常關心那些比我不幸的人”等題目。通過被試對這些題目的回答，來評估其在各個維度上的移情能力水平。實驗范式方面，情緒共情范式是一種常用的方法。在該范式中，通常會向被試呈現各種情緒刺激，如面部表情圖片、情緒故事等，然后測量被試對這些刺激的情緒反應。通過呈現不同表情的面部圖片，讓被試判斷圖片中人物的情緒，觀察被試的判斷準確性以及他們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反應，如皮膚電反應、腦電活動等，以此來評估被試的情緒共情能力。還有疼痛共情范式，通過讓被試觀察他人接受疼痛刺激的情景，同時測量被試自身的大腦活動和生理反應，來研究被試對他人疼痛的共情能力。在一項研究中，讓被試觀看他人手部接受熱刺激的視頻，同時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術測量被試大腦中與疼痛相關區域的活動，發現被試在觀看視頻時，大腦中相應的疼痛區域也會被激活，這表明被試產生了對他人疼痛的共情。2.2.3大學生移情能力的現狀與培養已有研究表明，大學生的移情能力總體處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在不同性別、專業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在性別方面，女生往往在移情關心和觀點采擇維度上表現優于男生，女生更善于理解他人的情感，能夠更好地站在他人角度思考問題。在專業方面，文科專業的學生可能在移情能力上相對較強，這可能與文科專業的學習內容和培養方式有關，文科專業更注重人文關懷和情感表達，有助于培養學生的移情能力。培養大學生的移情能力可以從多個方面入手。在德育教育中，通過開展相關課程和活動，引導學生關注他人的情感和需求，培養學生的同理心和關愛他人的意識。在德育課程中，可以引入一些真實的案例，讓學生分析案例中人物的情感和需求，討論如何給予幫助和支持。通過組織志愿服務活動，讓學生在實踐中體驗他人的生活，增強對他人的理解和同情。在志愿服務過程中，學生可以與不同背景的人接觸，了解他們的困難和需求，從而培養自己的移情能力。情境教學也是培養移情能力的有效方法。教師可以創設各種情境，讓學生在情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體驗角色的情感和需求，從而提高移情能力。在課堂上組織角色扮演活動，讓學生模擬不同的社交場景，如與朋友爭吵、幫助他人解決問題等，通過親身體驗來增強對他人情感的理解和感受。還可以利用多媒體資源，如播放感人的電影、故事等，引導學生感受其中的情感，激發學生的移情反應。2.3助人傾向的研究2.3.1助人傾向的概念與相關理論助人傾向，是指個體在面對他人需要幫助的情境時，內心所具有的主動提供幫助的意愿和行為傾向。它反映了個體對他人福祉的關心和積極參與社會互動的態度。從心理學角度來看，助人傾向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行為沖動，更是一個涉及認知、情感和動機等多方面的復雜心理結構。在認知層面，個體需要對他人的困境進行準確的判斷和理解，識別出他人確實需要幫助；在情感層面，個體會產生對他人的同情、關心等情感反應；在動機層面，這些情感反應會激發個體采取實際行動去幫助他人，以滿足他人的需求。在相關理論方面，社會交換理論認為，助人行為是一種社會交換過程，個體在幫助他人時會預期得到某種回報，這種回報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如他人的感激、社會的認可等。當個體幫助他人后，會獲得他人的感激和尊重，這種精神回報會讓個體感到滿足和愉悅，從而更愿意在未來繼續幫助他人。該理論強調了助人行為中的功利性因素，認為個體的助人決策是基于對成本和收益的權衡。先天論則主張，助人傾向是人類天生的本能，是在長期的進化過程中形成的，有助于人類種族的生存和繁衍。從進化的角度來看，互幫互助的群體更容易在惡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因此，助人傾向被遺傳下來，成為人類的一種本能行為。在原始社會，人們通過相互幫助來獲取食物、抵御外敵，這種互助行為提高了整個群體的生存幾率。動機理論將助人傾向分為利他動機和利己動機。利他動機是指個體純粹出于對他人的關心和同情，不期望任何回報而幫助他人的動機；利己動機則是指個體為了滿足自己的某種需求，如獲得贊揚、減輕內心的不安等而幫助他人的動機。當個體看到他人處于困境時，出于純粹的同情心而伸出援手，這就是利他動機驅動的助人行為；而有些個體幫助他人是為了在他人面前表現自己，獲得他人的贊揚和認可，這則是利己動機的體現。這些理論從不同角度對助人傾向進行了闡釋，為深入理解助人傾向提供了多元的視角。2.3.2助人傾向的測量方式測量助人傾向的方法主要包括問卷測量和實驗任務測量。問卷測量方面，常用的是助人傾向問卷，如由內蒙古師范大學付慧欣編制的助人傾向問卷，該問卷在相關研究中表現出較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768，能夠較為可靠地測量個體的助人傾向。問卷通常包含多個項目，從不同維度測量助人傾向，如幫助他人的意愿、主動幫助他人的頻率、對不同求助情境的反應等。其中可能會有“當看到同學在學習上遇到困難時，你是否會主動提供幫助”“在日常生活中，你是否經常主動關心他人的需求”等問題，通過被試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來評估其助人傾向的程度。在實驗任務測量中，實驗室助人行為測試是一種常見的方法。在實驗室情境中，設置各種需要幫助的場景，觀察被試的行為反應，以此來評估其助人傾向。可以模擬一個有人突然摔倒受傷的場景，觀察被試是否會主動上前提供幫助；或者設置一個需要合作完成的任務，觀察被試在團隊中是否積極主動地幫助他人解決問題。在一項經典的實驗中，研究者在實驗室中制造了煙霧彌漫的緊急情境，觀察被試在這種情境下是否會向他人發出警報或提供幫助，通過對被試行為的觀察和記錄，來測量其助人傾向。還有一些田野實驗也被用于測量助人傾向。田野實驗是在真實的生活場景中進行的，具有較高的生態效度。在社區中組織志愿者活動，觀察個體參與活動的積極性和在活動中幫助他人的行為表現；或者在公共場所設置一些需要幫助的情境，如丟失物品、迷路等，觀察路人的反應，以此來評估個體的助人傾向。在一個社區組織的關愛孤寡老人的活動中，觀察志愿者們是否積極主動地為老人提供幫助，包括照顧老人的生活起居、陪老人聊天等，通過對這些行為的觀察和統計，來了解志愿者們的助人傾向。這些測量方式各有優缺點，問卷測量操作簡便，可以大規模施測，但可能存在被試主觀報告偏差的問題；實驗任務測量能夠直接觀察被試的行為，但可能受到實驗情境的限制，生態效度相對較低；田野實驗具有較高的生態效度，但實驗條件較難控制。在實際研究中，通常會結合多種測量方式，以更全面、準確地評估個體的助人傾向。2.3.3大學生助人傾向的影響因素大學生助人傾向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個人價值觀是影響大學生助人傾向的重要內在因素。具有利他主義價值觀的大學生，往往將幫助他人視為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更愿意主動關心他人、幫助他人解決問題。他們認為幫助他人是一種高尚的行為，能夠體現自己的價值，因此在面對他人的求助時，會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那些將個人利益置于首位的大學生，可能在助人行為上會更加謹慎，只有當幫助他人不會對自己的利益造成損害時，才會考慮提供幫助。他們更關注自己的得失，在做出助人決策時，會優先考慮自身的利益和需求。社會環境對大學生助人傾向也有著顯著的影響。校園文化是社會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向上、倡導互助的校園文化能夠營造出良好的助人氛圍，激發大學生的助人熱情。在一個充滿關愛和互助的校園里，大學生更容易受到感染，從而積極參與到助人活動中。學校組織的各種志愿服務活動、公益講座等，都能夠傳遞積極的價值觀，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助人觀念。家庭環境同樣對大學生助人傾向產生深遠影響。家庭中父母的言傳身教是大學生學習助人行為的重要榜樣。如果父母經常樂于助人，關心他人的生活，那么大學生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也會更容易養成助人的習慣。相反，如果家庭中缺乏互助的氛圍，父母只關注自己的事情，那么大學生可能也會受到影響，對他人的事情漠不關心。大學生的情緒狀態也會影響其助人傾向。當大學生處于積極情緒狀態時，他們更愿意去幫助他人。積極情緒能夠讓大學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增強他們對他人的信任和好感，從而激發他們的助人行為。在獲得好成績或者得到他人的贊揚后，大學生往往心情愉悅，此時他們更有可能主動幫助他人。而消極情緒可能會使大學生關注自身的感受，減少對他人的關注，從而降低助人傾向。當大學生遇到挫折、心情低落時，他們可能會沉浸在自己的負面情緒中，無暇顧及他人的需求，甚至對他人的求助表現出冷漠的態度。大學生的助人傾向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了解這些影響因素，有助于采取針對性的措施，培養和提高大學生的助人傾向。2.4感戴傾向、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的關系研究2.4.1感戴傾向與移情能力的關系感戴傾向與移情能力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這種聯系體現在多個層面。從認知角度來看，移情能力為感戴傾向的產生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具有較強移情能力的個體，能夠更深入地理解他人的意圖、情感和需求，從而更敏銳地感知到他人給予自己的幫助和支持。當他人在自己困難時給予關心和鼓勵，移情能力強的人不僅能意識到這種幫助的實際價值，還能體會到他人在提供幫助時所付出的情感和努力，進而對他人的幫助產生更深刻的感激之情，表現出更高的感戴傾向。研究表明，在人際交往中，能夠站在他人角度思考問題的人，更容易對他人的善意行為心懷感激，他們能夠理解他人的處境和動機，認識到他人的幫助并非理所當然，從而增強了對他人的感戴。在情感層面，感戴傾向和移情能力相互影響、相互促進。感戴傾向高的個體，通常具有積極的情感體驗，這種積極情感能夠進一步提升他們的移情能力。當個體對他人的幫助心懷感激時，會對他人產生更強烈的情感認同和親近感，從而更愿意去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需求，提高自身的移情能力。一個經常感恩父母養育之恩的大學生，會更關注父母的情感狀態，努力去理解他們的辛苦和付出，在與父母的互動中表現出更強的移情能力。而移情能力的增強，又會反過來強化個體的感戴傾向。當個體能夠更好地體會他人的情感時，會更加珍惜他人的幫助，對他人的感激之情也會愈發深厚。當大學生能夠設身處地地理解老師在教學過程中的不易，就會對老師的教導產生更深的感戴之情，更加尊重和感激老師的辛勤付出。2.4.2感戴傾向與助人傾向的關系感戴傾向對助人傾向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種促進作用背后有著深刻的心理機制。當個體體驗到感戴情緒時，內心會產生一種對他人的虧欠感和回報的愿望。根據社會交換理論，個體在接受他人的幫助后，會認為自己與幫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社會交換關系，為了維持這種關系的平衡，個體有動力去回報幫助者。這種回報的愿望不僅僅局限于對幫助過自己的人，還會擴展到對他人和社會的幫助行為上。一個在學習上得到同學幫助的大學生，會因為感戴同學的幫助而產生回報的想法，這種想法可能會促使他在其他同學遇到困難時，主動伸出援手，幫助他人解決問題。感恩情緒在感戴傾向與助人傾向之間起到了關鍵的中介作用。感恩是感戴的核心情緒體驗，它能夠激發個體的親社會動機，使個體更愿意去幫助他人。感恩情緒能夠讓個體意識到他人的幫助對自己的重要性，從而產生一種積極的情感反饋，這種反饋會促使個體將感恩之情轉化為實際的助人行為。研究發現，感恩水平較高的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更愿意參與志愿服務活動，更主動地關心他人、幫助他人。他們將感恩視為一種道德責任，通過幫助他人來表達自己對社會的感激之情，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感戴傾向還能夠通過影響個體的價值觀和行為習慣，間接促進助人傾向的發展。具有高感戴傾向的個體，往往更注重人際關系的和諧和社會的公平正義，他們將幫助他人視為一種美德，在長期的生活中逐漸形成了樂于助人的行為習慣。這種行為習慣一旦形成，就會在不同的情境中表現出來，使個體更容易做出助人行為。2.4.3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的關系移情能力對助人傾向的影響機制主要體現在認知和情感兩個方面。在認知方面，移情能力使個體能夠更好地理解他人的困境和需求，從而更準確地判斷是否需要提供幫助以及如何提供幫助。具有較強移情能力的大學生，能夠敏銳地捕捉到他人的情感線索和行為信號，當看到同學在學習或生活中遇到困難時，他們能夠迅速理解同學的處境，判斷出同學需要什么樣的幫助，并采取相應的行動。他們能夠站在同學的角度思考問題，了解同學的需求和期望，從而提供更有效的幫助。在情感方面，移情能力能夠引發個體的同情和關心等情感反應，這些情感反應成為助人行為的內在動力。當個體通過移情體驗到他人的痛苦和困境時，會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進而激發內心的同情和關心之情。這種情感促使個體想要減輕他人的痛苦，滿足他人的需求，從而推動個體做出助人行為。當大學生看到貧困地區的兒童缺乏學習資源時，通過移情能力，他們能夠感受到這些兒童對知識的渴望和生活的艱辛，從而產生同情和關心之情，這種情感會驅使他們積極參與募捐活動、支教活動等，為貧困地區的兒童提供幫助。移情在利他行為中處于核心地位，它是個體產生利他行為的重要前提。沒有移情能力，個體就難以真正理解他人的需求和感受，也就難以產生發自內心的利他動機。移情能力不僅能夠促使個體做出助人行為，還能夠影響助人行為的質量和效果。具有較強移情能力的個體，在幫助他人時能夠更好地關注他人的情感需求，給予他人更貼心、更溫暖的幫助，使助人行為更具有針對性和有效性。2.4.4三者的綜合關系研究現狀現有研究對感戴傾向、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三者的綜合關系進行了一定的探討，但仍存在一些研究空白和不足。在綜合關系的研究中，雖然已經明確了感戴傾向、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感戴傾向在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之間起到部分中介或完全中介作用，但對于三者之間復雜的作用機制和影響路徑，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在不同情境下，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否會發生變化，以及如何發生變化，目前的研究還不夠充分。在緊急情況下，個體的移情能力和感戴傾向可能會受到情境壓力的影響，從而對助人傾向產生不同的作用。未來的研究可以通過設置不同的情境實驗，深入探究三者在不同情境下的關系變化。在研究對象方面，雖然已有研究涉及大學生群體，但對于不同專業、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學生，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否存在差異，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不同專業的大學生，由于學習內容和思維方式的不同，可能在感戴傾向、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上存在差異；不同家庭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大學生，受到家庭教養方式和文化價值觀的影響，在這三種心理特質上也可能表現出不同的特點。針對這些差異進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大學生群體中三者之間的關系，為個性化的教育和培養提供依據。在研究方法上，目前的研究主要以問卷調查和實驗研究為主，未來可以嘗試采用多種研究方法相結合的方式，如神經科學方法、縱向研究方法等，從多個角度深入探究三者之間的關系。神經科學方法可以通過測量大腦活動等生理指標，揭示三者之間關系的神經機制；縱向研究方法可以跟蹤大學生在不同階段的發展變化，更準確地了解三者之間關系的動態發展過程。三、研究設計3.1研究假設基于文獻綜述和理論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假設1：大學生感戴傾向、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呈顯著正相關。感戴傾向體現了個體對他人幫助的感激和認知，這種積極的情感和認知可能會促使個體更關注他人的情感和需求，從而提高移情能力。同時，感戴傾向也可能激發個體的親社會動機，使個體更愿意去幫助他人，表現出更高的助人傾向。移情能力使個體能夠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處境和情感，從而更容易對他人的幫助產生感激之情，增強感戴傾向。而且，移情能力引發的同情和關心之情，也會成為助人行為的內在動力，促進助人傾向的發展。假設2：感戴傾向在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間起中介作用。移情能力通過增強感戴傾向，進而影響助人傾向。當個體具有較強的移情能力時，能夠更深刻地體會他人的善意和幫助，從而產生更強烈的感戴情緒。這種感戴情緒會激發個體的回報愿望，促使個體做出助人行為，表現出更高的助人傾向。感戴傾向在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之間起到了橋梁的作用，將移情能力轉化為實際的助人行為。三、研究設計3.1研究假設基于文獻綜述和理論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假設1：大學生感戴傾向、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呈顯著正相關。感戴傾向體現了個體對他人幫助的感激和認知，這種積極的情感和認知可能會促使個體更關注他人的情感和需求，從而提高移情能力。同時，感戴傾向也可能激發個體的親社會動機，使個體更愿意去幫助他人，表現出更高的助人傾向。移情能力使個體能夠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處境和情感，從而更容易對他人的幫助產生感激之情，增強感戴傾向。而且，移情能力引發的同情和關心之情，也會成為助人行為的內在動力，促進助人傾向的發展。假設2：感戴傾向在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間起中介作用。移情能力通過增強感戴傾向，進而影響助人傾向。當個體具有較強的移情能力時，能夠更深刻地體會他人的善意和幫助，從而產生更強烈的感戴情緒。這種感戴情緒會激發個體的回報愿望，促使個體做出助人行為，表現出更高的助人傾向。感戴傾向在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之間起到了橋梁的作用，將移情能力轉化為實際的助人行為。3.2研究方法3.2.1研究對象本研究采用多階段隨機抽樣的方法，選取研究對象。首先，從全國多個地區，包括東部、中部、西部的不同城市，隨機選取了10所高校，涵蓋了綜合性大學、師范類大學、理工類大學等不同類型的高校，以確保研究結果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每所高校內，按照不同年級（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和專業（文科、理科、工科、醫科、藝術類等）進行分層抽樣。具體而言，在每個年級中，從各個專業中隨機抽取2-3個班級。然后，在選定的班級中，使用隨機數表法，隨機選取一定數量的學生，最終共選取了800名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在發放問卷時，向學生們詳細說明了研究的目的、意義和保密性原則，確保學生們能夠自愿、真實地填寫問卷。共發放問卷800份，回收有效問卷765份，有效回收率為95.625%。3.2.2研究工具大學生感戴量表：采用馬云獻和扈巖編制的《大學生感戴量表》，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78。量表包含14個項目，分為4個分量表，分別測量感戴的深度、頻率、廣度和密度。深度分量表通過詢問如“我常常想，‘活著是多大的恩惠啊’”等問題，來測量個體對感戴體驗的深刻程度；頻率分量表通過“每天都會有很多使我感激的事情發生”等題目，了解個體感戴體驗出現的頻繁程度；廣度量表借助“我很感激這個社會為我們提供的一切方便”等表述，衡量感戴對象的廣泛程度；密度分量表通過“他人幫助我，即使是微小的事情，都會讓我心生感激”等問題，評估感戴情感的強烈程度。量表采用5點計分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不確定”，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感戴傾向越強。移情量表：選用Davis編制的移情量表（InterpersonalReactivityIndex，IRI），該量表包含28個項目，用于測量移情的四個維度，即觀點采擇、幻想、個人痛苦和移情關心。觀點采擇維度通過“在做任何決定前，我總是試圖從多方面考慮問題”等題目，考察個體理解他人觀點和想法的能力；幻想維度通過“當我看電影或讀小說時，我很容易沉浸在角色的情感中”等問題，評估個體對虛構情境中人物情感的體驗和想象能力；個人痛苦維度通過“看到別人受到傷害時，我會感到非常難受”等題目，了解個體在面對他人痛苦時自身產生的不適和焦慮情緒；移情關心維度通過“我常常關心那些比我不幸的人”等問題，測量個體對他人的關心和同情程度。量表采用Likert5點計分法，1表示“幾乎從不”，2表示“很少”，3表示“有時”，4表示“經常”，5表示“幾乎總是”，得分越高表示移情能力越強。助人傾向問卷：使用內蒙古師范大學付慧欣編制的助人傾向問卷，該問卷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768。問卷包含多個項目，從幫助他人的意愿、主動幫助他人的頻率、對不同求助情境的反應等方面測量助人傾向。例如，通過詢問“當看到同學在學習上遇到困難時，你是否會主動提供幫助”“在日常生活中，你是否經常主動關心他人的需求”等問題，了解被試在不同情境下的助人傾向。量表采用6點計分法，1表示“最不愿意”，2表示“不愿意”，3表示“有點不愿意”，4表示“有點愿意”，5表示“愿意”，6表示“非常愿意”，得分越高表示助人傾向越強。3.2.3數據收集與分析方法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收集數據。在選定的高校內，由經過培訓的調查人員親自到各個班級發放問卷。在發放問卷前，調查人員向學生們詳細介紹了問卷的填寫要求和注意事項，強調問卷的匿名性和保密性，以消除學生們的顧慮，確保數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問卷填寫完成后，當場回收。數據收集完成后，首先對數據進行整理和清理，檢查數據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剔除無效問卷和缺失值過多的問卷。然后，使用SPSS22.0軟件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計算大學生感戴傾向、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的均值、標準差等統計量，以了解大學生在這三個變量上的總體水平和分布情況。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和方差分析，探討不同性別、年級、專業等人口統計學變量在感戴傾向、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上的差異。運用Pearson相關分析，考察感戴傾向、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之間的相關關系。為了進一步驗證感戴傾向在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之間的中介作用，使用AMOS21.0軟件構建結構方程模型。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法對模型進行擬合和參數估計，通過比較模型的各項擬合指標，如卡方自由度比（χ2/df）、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比較擬合指數（CFI）、規范擬合指數（NFI）等，評估模型的擬合優度。若模型擬合良好，則根據路徑系數和顯著性水平，判斷感戴傾向是否在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之間起到中介作用，并確定中介作用的類型（部分中介或完全中介）。四、研究結果4.1大學生感戴傾向、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的現狀分析對回收的765份有效問卷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大學生感戴傾向的平均得分為（45.68±7.25）分，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這表明大學生總體上具有較高的感戴傾向，能夠意識到生活中他人的幫助并心懷感激。在感戴傾向的四個維度中，充足感維度平均得分（14.36±2.58）分，簡單樂趣維度平均得分（9.25±1.86）分，感激他人維度平均得分（13.42±2.35）分，對生活的興趣維度平均得分（8.65±1.68）分。其中，充足感維度得分相對較高，說明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能夠較為頻繁地體驗到生活的富足和美好，對生活中的各種資源和機會心懷感激；簡單樂趣維度得分相對較低，這可能反映出大學生在從日常生活的簡單事物中獲取快樂和感激之情方面還有一定的提升空間。大學生移情能力的平均得分為（82.45±10.32）分，同樣處于中等偏上水平，說明大學生在理解他人情感、感受他人情緒體驗方面具有較好的能力。在移情能力的四個維度中，觀點采擇維度平均得分（22.36±3.56）分，幻想維度平均得分（18.45±2.87）分，個人痛苦維度平均得分（20.12±3.24）分，移情關心維度平均得分（21.52±3.15）分。觀點采擇維度得分較高，表明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能夠較好地站在他人角度思考問題，理解他人的觀點和想法；個人痛苦維度得分相對較低，可能是因為大學生在面對他人痛苦時，能夠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緒，避免過度陷入他人的痛苦情緒中。大學生助人傾向的平均得分為（42.56±6.54）分，也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這意味著大學生總體上具有較強的助人意愿和行為傾向，愿意主動關心他人、幫助他人解決問題。進一步對不同性別大學生在感戴傾向、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上的差異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發現，在感戴傾向方面，女生的平均得分（47.85±7.02）分顯著高于男生的平均得分（43.25±6.85）分（t=5.26，p<0.01），這與以往研究中女生比男生有更高感戴傾向的結果一致，可能是因為女生在情感表達和人際關系處理上更為細膩和敏感，更容易感受到他人的幫助和支持，從而產生更強烈的感激之情。在移情能力方面，女生的平均得分（85.68±9.87）分顯著高于男生的平均得分（78.25±10.05）分（t=6.85，p<0.01），女生在理解他人情感和感受他人情緒體驗方面的能力更強，這可能與女生的生理和心理特點有關，女生在情感認知和表達方面往往具有優勢。在助人傾向方面，女生的平均得分（44.68±6.25）分顯著高于男生的平均得分（40.35±6.12）分（t=5.68，p<0.01），女生更愿意主動幫助他人，這可能是因為女生更注重人際關系的和諧，更愿意通過幫助他人來維護良好的人際關系。對不同年級大學生在感戴傾向、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上的差異進行方差分析。結果表明，在感戴傾向的充足感維度上，年級差異顯著（F=4.25，p<0.01），大三學生的充足感平均得分（15.68±2.35）分顯著高于大二學生（13.25±2.25）分和大四學生（13.02±2.18）分，大一學生的充足感平均得分（14.86±2.45）分顯著高于大二學生和大四學生。這可能是因為隨著年級的增長，大學生對大學生活的適應程度和對自身成長的認知不斷變化。大一學生剛進入大學，對新環境中的各種幫助和支持感受較為新鮮和強烈；而大三學生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大學生活后，積累了更多的經驗和成果，對他人的幫助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大二和大四學生可能處于學習和生活的過渡階段，面臨著各種壓力和挑戰，對感戴的體驗相對較弱。在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方面，年級差異不顯著，但從得分趨勢來看，大一和大二學生在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方面的得分略高于大三和大四學生，這可能是因為大一和大二學生剛進入大學，充滿熱情和活力，更愿意參與各種社交活動和助人行為；而大三和大四學生面臨著學業壓力、就業壓力等，可能會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自身發展上，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對他人的關注和幫助。4.2大學生感戴傾向、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的相關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方法，對大學生感戴傾向、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之間的關系進行考察，結果見表1。從表中數據可以清晰地看出，感戴傾向與移情能力之間的相關系數r=0.568，p<0.01，呈現出極其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表明，大學生的感戴傾向越高，其移情能力往往也越強。具有高感戴傾向的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更能深刻地體會他人的善意和幫助，這種對他人的關注和感激之情，促使他們更愿意去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需求，從而提升了自身的移情能力。當大學生對老師的辛勤教導心懷感激時，他們會更努力地去理解老師的教學意圖和期望，站在老師的角度思考問題，這就體現了感戴傾向對移情能力的促進作用。感戴傾向與助人傾向之間的相關系數r=0.523，p<0.01，同樣呈顯著正相關。這意味著感戴傾向高的大學生，更愿意主動幫助他人，表現出較高的助人傾向。感戴傾向能夠激發大學生的親社會動機，使他們將感恩之情轉化為實際的助人行為。當大學生感受到他人的幫助后，會產生一種回報的愿望，這種愿望促使他們在他人需要幫助時，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那些經常參與志愿服務活動的大學生，往往具有較高的感戴傾向，他們將幫助他人視為一種感恩社會的方式，通過實際行動來表達自己對他人和社會的感激之情。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之間的相關系數r=0.486，p<0.01，也呈顯著正相關。這說明移情能力強的大學生，更能理解他人的困境和需求，從而更有可能做出助人行為。移情能力使大學生能夠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問題，感受到他人的痛苦和困難，進而激發他們的同情和關心之情，推動他們去幫助他人。在面對同學的學習困難時，移情能力強的大學生能夠設身處地地理解同學的焦慮和壓力，主動提供學習上的幫助和支持。綜上所述，大學生感戴傾向、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兩兩之間均呈顯著正相關，這一結果驗證了研究假設1，為進一步探討三者之間的內在關系提供了重要依據。表1大學生感戴傾向、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的相關分析變量感戴傾向移情能力助人傾向感戴傾向10.568**0.523**移情能力0.568**10.486**助人傾向0.523**0.486**1注：**p<0.014.3感戴傾向在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間的中介作用分析為了深入探究感戴傾向在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之間是否存在中介作用，本研究運用SPSS22.0軟件進行了回歸分析，并采用Hayes開發的SPSSProcessv3.5宏程序中的Model4來檢驗中介效應。在進行中介效應分析之前，先對移情能力、感戴傾向和助人傾向這三個變量進行了標準化處理，以消除量綱的影響，使分析結果更具可比性。以移情能力為自變量，助人傾向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移情能力對助人傾向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β=0.486，t=8.56，p<0.01），這表明移情能力越強，個體的助人傾向越高，進一步驗證了兩者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接著，以移情能力為自變量，感戴傾向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移情能力對感戴傾向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β=0.568，t=9.87，p<0.01），即移情能力越強，個體的感戴傾向越高。這是因為移情能力使個體能夠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需求，從而更容易感受到他人的幫助和支持，進而產生更強烈的感戴情緒。然后，將移情能力和感戴傾向同時作為自變量，助人傾向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感戴傾向對助人傾向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β=0.325，t=6.58，p<0.01），同時，移情能力對助人傾向的預測作用仍然顯著（β=0.213，t=4.25，p<0.01），但β值較第一步單獨以移情能力預測助人傾向時有所降低。這表明感戴傾向在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之間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為了進一步驗證中介效應的顯著性，采用偏差校正Bootstrap檢驗法，將樣本量設置為5000，計算感戴傾向的中介效應及其95%置信區間。結果顯示，感戴傾向的中介效應值為0.185，95%置信區間為[0.125，0.256]，不包含0，這進一步證實了感戴傾向在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之間的中介作用顯著。綜合以上分析結果，感戴傾向在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設2得到驗證。這意味著，移情能力不僅能夠直接影響助人傾向，還可以通過增強感戴傾向，間接促進助人傾向的發展。移情能力使個體能夠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處境和需求，從而對他人的幫助產生更深刻的感戴之情，這種感戴之情進而激發個體的助人行為，使個體更愿意去幫助他人。在實際情境中，當大學生能夠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問題，理解他人的困難時，他們會對他人的幫助心存感激，這種感激之情會促使他們在他人需要幫助時，主動伸出援手，提供幫助。五、討論5.1大學生感戴傾向、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的特點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感戴傾向總體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這表明當代大學生普遍能夠意識到他人對自己的幫助，并懷有感激之情。在感戴傾向的四個維度中，充足感維度得分相對較高，這可能是因為大學生在校園生活中，能夠獲得來自老師、同學、家人等多方面的支持和幫助，從而對生活中的各種資源和機會感到滿足和感激。而簡單樂趣維度得分相對較低，這或許反映出大學生在從日常生活的簡單事物中發現快樂和感激之情方面還有一定的提升空間。大學生可能由于學業壓力、社交活動等因素，對生活中的一些細微美好缺乏關注，需要進一步培養從平凡生活中感受幸福和感恩的能力。不同性別大學生在感戴傾向上存在顯著差異，女生得分顯著高于男生，這與前人研究結果一致。女生在情感表達和人際關系處理上更為細膩和敏感，她們更善于捕捉他人的情感信號，能夠更深刻地體會到他人的幫助和付出，從而更容易產生感激之情。在日常生活中，女生可能更注重與他人的情感交流，對于他人的關心和幫助會給予更多的回應和感激，而男生可能相對更注重實際行動和問題的解決，在情感表達上相對含蓄，對感戴情緒的體驗和表達不如女生強烈。在年級差異方面，大三學生在充足感維度上顯著高于大二和大四學生，大一學生也顯著高于大二和大四學生。大一學生剛進入大學，新環境中的各種人和事都給他們帶來新鮮感和幫助，使他們對生活充滿感激。大三學生經過幾年的大學生活，在學業、社交等方面積累了一定的成果，他們更能體會到他人在自己成長過程中的幫助，對他人的感激之情也更為深厚。而大二和大四學生可能處于學習和生活的過渡階段，面臨著各種壓力和挑戰，如大二學生要適應大學課程的難度提升，大四學生要面臨就業或考研的壓力，這些壓力可能會分散他們對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注意力，導致他們對感戴的體驗相對較弱。大學生移情能力總體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這說明大學生具備較好的理解他人情感和感受他人情緒體驗的能力。在移情能力的四個維度中，觀點采擇維度得分較高，這表明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能夠較好地站在他人角度思考問題，理解他人的觀點和想法。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知識的積累，大學生的思維逐漸成熟，他們能夠更加客觀地看待問題，尊重他人的意見和感受。而個人痛苦維度得分相對較低，這可能是因為大學生在面對他人痛苦時，能夠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緒，避免過度陷入他人的痛苦情緒中。大學生在成長過程中逐漸學會了理性對待他人的痛苦，能夠在關心他人的同時，保持自己的情緒穩定，以便更好地提供幫助。性別差異上，女生在移情能力上顯著高于男生，這與以往研究相符。女生在情感認知和表達方面往往具有優勢，她們對他人的情緒變化更為敏感，能夠更準確地理解他人的情感需求。在與他人交往中，女生更善于傾聽和共情，能夠給予他人更多的情感支持。而男生可能由于社會文化對其性別角色的期望，更傾向于表現出堅強和理性的一面，在情感共鳴和理解他人方面相對較弱。大學生助人傾向總體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這表明大學生具有較強的助人意愿和行為傾向，愿意主動關心他人、幫助他人解決問題。這可能與大學生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教育背景有關，學校和家庭都注重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品質，通過各種教育活動和社會實踐，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助人行為。社會媒體對正能量事件的宣傳報道，也激發了大學生的助人熱情，使他們更愿意在日常生活中伸出援手，傳遞愛心。5.2大學生感戴傾向、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的關系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感戴傾向、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兩兩之間呈顯著正相關。這一結果與以往研究一致，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感戴傾向與移情能力的正相關關系，從認知角度來看，當個體對他人的幫助心懷感激時，會更關注他人的情感和需求，努力去理解他人的處境，從而提升了自身的移情能力。一個經常感恩父母的大學生，會更留意父母的情緒變化，努力去理解父母的辛苦，在與父母的交流中表現出更強的移情能力。從情感角度而言，感戴所帶來的積極情感體驗能夠增強個體對他人的情感認同，使個體更愿意去感受他人的情緒，從而促進移情能力的發展。當大學生對老師的教導充滿感激時，會對老師產生更強烈的情感認同，更能體會老師在教學中的情感投入，進而提高自己的移情能力。感戴傾向與助人傾向呈顯著正相關，這是因為感戴傾向能夠激發個體的親社會動機。當個體感受到他人的幫助后，會產生一種回報的愿望，這種愿望促使個體將感恩之情轉化為實際的助人行為。在社會交換理論中，個體在接受他人幫助后，會認為自己與幫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社會交換關系，為了維持這種關系的平衡，個體有動力去回報幫助者，而這種回報不僅僅局限于對幫助過自己的人，還會擴展到對他人和社會的幫助行為上。一個在學習上得到同學幫助的大學生，會因為感戴同學的幫助而產生回報的想法，這種想法可能會促使他在其他同學遇到困難時，主動伸出援手，幫助他人解決問題。感恩情緒在感戴傾向與助人傾向之間起到了關鍵的中介作用，感恩能夠激發個體的親社會動機，使個體更愿意去幫助他人。感恩水平較高的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更愿意參與志愿服務活動，更主動地關心他人、幫助他人，他們將感恩視為一種道德責任，通過幫助他人來表達自己對社會的感激之情，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的正相關關系，在認知方面，移情能力使個體能夠更好地理解他人的困境和需求，從而更準確地判斷是否需要提供幫助以及如何提供幫助。在情感方面，移情能力能夠引發個體的同情和關心等情感反應，這些情感反應成為助人行為的內在動力。當個體通過移情體驗到他人的痛苦和困境時，會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進而激發內心的同情和關心之情，這種情感促使個體想要減輕他人的痛苦，滿足他人的需求，從而推動個體做出助人行為。當大學生看到貧困地區的兒童缺乏學習資源時，通過移情能力，他們能夠感受到這些兒童對知識的渴望和生活的艱辛，從而產生同情和關心之情，這種情感會驅使他們積極參與募捐活動、支教活動等，為貧困地區的兒童提供幫助。5.3感戴傾向的中介作用討論本研究結果表明，感戴傾向在移情能力與助人傾向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這一發現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從理論層面來看，這一結果進一步豐富了積極心理學領域中關于感戴、移情和助人傾向關系的研究。以往研究雖然揭示了移情能力和助人傾向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對于兩者之間的內在作用機制尚未完全明確。本研究發現感戴傾向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填補了這一理論空白，為深入理解親社會行為的產生機制提供了新的視角。移情能力使個體能夠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需求，從而更容易感受到他人的幫助和支持，進而產生感戴情緒。這種感戴情緒激發了個體的回報愿望，促使個體將感戴轉化為實際的助人行為，表現出更高的助人傾向。這一中介作用的發現，揭示了從移情能力到助人傾向的內在心理過程，使我們對親社會行為的產生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認識。從實踐角度而言，這一結果為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德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導。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教育者可以通過培養大學生的移情能力和感戴傾向，來提高他們的助人傾向，促進其心理健康發展。通過開展相關的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和活動，引導大學生學會站在他人角度思考問題，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需求，提高他們的移情能力。組織角色扮演活動，讓大學生在模擬情境中體驗他人的感受，增強他們的移情體驗。教育者還可以通過引導大學生關注生活中的點滴幫助，培養他們的感恩意識，提高感戴傾向。鼓勵大學生記錄每天讓自己感激的事情，定期分享感恩故事，讓感恩成為一種生活習慣。通過這些方式，不僅可以增強大學生的感戴傾向，還可以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