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1小小的船葉圣陶先生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六日逝世。記得那是舊歷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這消息，外面正響著鞭炮，萬想不到這繁碎而洪亮的聲音也把他送走了，心里馬上罩上雙層的哀痛。參與遺體告辭儀式之后，總想寫點什么，一則說說自己的心情，二則作為紀念。可是一拖延就三個月過去了。依理，或依禮，都應當盡早拿起筆來。寫什么呢？這有困難。一是他業績多，成就大，寫不勝寫；二是遺體告辭儀式印了《葉圣陶同志生平》的文本，一生事業已經簡明扼要地說了；三是著作等身，為人，以及文學、教化、語文等方面，足以沾溉后人的，都明擺著，用不著再費辭。但紀念文是還要寫。為了不重復，準備沿著兩條線選取題材：一是寫與我有關的，二是寫不見于或不明顯見于高文典冊的。我第一次見到葉圣陶先生，是五十年頭初，我編課本，他領導編課本。這之前，我當然知道他，那是上學時期，大量讀新文學作品的時候。那時候他還沒以字行，用葉紹鈞的名字。我的印象，比如與魯迅、郁達夫相比，魯迅筆下多鋒芒，郁達夫有才任情，葉先生只是平實規則而已。相識之后，交往漸多，感到過去的印象雖然不能說錯，也失之太淺；至少是沒有觸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蹲髠鳌氛f不朽有三種，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這方面，就我熟識的一些前輩說，葉圣陶先生總當排在最前列。中國讀書人的思想，漢魏以后不出三個大圈圈，儒道釋。攙合的狀況很困難，如有的人是儒而兼道，或陽儒陰道；有的人儒而兼釋，或半儒半釋；有的人達則為儒，窮則修道；等等。葉圣陶先生則不攙合，而是單一的儒，思想是這樣，行為也是這樣。這有時使我想到《論語》上的話，一處是：“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币惶幨牵骸皩W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兩處都是孔老夫子認為雖心憧憬之而力有未能的，可是葉圣陶先生卻偏偏做到了。因此，我經常跟別人說：“葉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所以確是人之師表。”凡是同葉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無不為他的待人厚而深受感動。前些年，一次聽呂叔湘先生說，當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葉先生屋里去，見葉先生伏案執筆改什么，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標點。這一次他受了教化，此后寫文章，文字標點肯定清清晰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葉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從共同修潤課本的文字起先。其時他剛到北方來，跟家鄉人說蘇州話，跟其他地方人說南腔北調話?？墒撬麑懳恼聢詻Q用一般話。一般話他生疏，于是不恥下問，讓我幫他修潤。我出于對他的敬重，想不干脆動筆，只提一些商酌性的看法。他說：“不必客氣。這樣反而費事，還是干脆改上。不限于語言，有什么不妥都改。千萬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覺得不妥再改回來?！蔽易駠?，不客氣，這樣做了。可是他卻不放棄客氣，比如有一兩處他認為可以不動的，就肯定親自來，虛心而懇切地問我，同意不同意復原。我當然表示同意，并且說：“您看怎么樣好就怎么樣，千萬不要再跟我商議?！彼f：“好，就這樣?！笨墒窍麓芜€是照樣來商議，似乎應當作主的是我，不是他。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樣是一以貫之，寬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節的事，有事，或無事，到東四八條他家去看他，告辭，攔阻他遠送，無論怎樣說，他肯定還是走過三道門，四道臺階，送到大門外。告辭，他鞠躬，口說感謝，看著來人上路才轉身回去。晚年，記得有兩次是已經不能起床，我同一些人去問候，告辭，他總是舉手打拱，還是不斷地說感謝。文革的大風暴來了，還見了一次給他貼的大字報，幸而這有如陣風陣雨，不到片刻就過去。但交往總是不便了，何況其時我更是自顧不暇。所以只能默祝老人能夠如《尚書》所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一晃差不多十年過去，知道老人幸得安居，食住如舊，也就放了心。其時我是依據七十年頭初的什么文件，干校結業，因為妻室是有兩只手，仍在城里吃閑飯的人，所以沒有返城居的權利，雙肩扛著一口下了鄉。也許是七十年頭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臨時戶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里人說，很少出門，這一天有摯友來約，到天壇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張紙，留了幾句話，其中說到鄉居，說到來京，末尾寫了住址，是西郊某高校的什么公寓。其次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說他特別懊悔，真不該到天壇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為公寓必是旅店一類，想到我在京城工作這么多年，最終淪為住旅店，感到很哀痛。我看了信，也很哀痛，不是為自己的顛沛流離，是想到十年來的社會現象，像葉圣陶先生這樣的人竟越來越少了。葉圣陶先生待人厚，還有一次表現得更為突出，是在某一小型會上發言。也許是“探討”指責和自我指責之類的大題目吧，他說，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指責；至于指責，別人的是非長短，他不是看不出來，可是當面指摘人的短處，他總是說不出來。這只能做到一半的作風，是對是錯，自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這里我只能說說自己的感覺，那是：至少是某些時候，或從某個角度看，德的力氣會比力大，因為它可以使人自重，努力爭取不愧于屋漏。以上說待人厚，是葉圣陶先生為人的寬的一面。他還有嚴的一面，是律己，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人，思想和行動，范圍太廣，我想損之又損，只說說我深知，而且應當受到高度重視的一個方面，“語文”方面；這仍嫌范圍廣，只好再縮小，限于寫作應當用什么樣的語言這個像是不成問題的問題。說是不成問題，因為：一，看歷史，似乎早已解決。那還是民初高喊文學革命的時候，以前言文不一樣，如言，說“我覺得對”，文則要寫“余然之”，既增加了無謂的負擔，又不簡單懂，所以應當合二為一。起初有些人，如林琴南之流，不以為然，但這是大勢所趨，眾意所歸，不久就統一了天下，理，認定怎樣說就應當怎樣寫，行，用筆寫白話。二，看現實，寫，都不用文言，而用一般話。但這里還隱藏著不少問題。由文學革命時期起，就應當有所謂白話指什么(如有孔乙己的白話，魯迅的白話，北京市民的白話，等等)，能不能這樣寫，應當不應當這樣寫等問題。這且不管，文學革命之后，很多知名的和不很知名的作家，以及廣闊的能執筆而不成家的，總是這樣做了。成果呢？我的看法，除了少數人、個別文體(如小說、戲劇里的對話)之外，都是只能“不即不離”。不即，是與街談巷議的口語不盡同；不離，是無論如何，總可以算作雅化的精煉化的條理化的口語。這都是過去的事了。值得重視的大問題在現在，流行的文的大多數，從用語方面看，與過去相比，不即的成分明顯增加了，從而不離的成分就相應地削減了。這表現為冗長，扭曲，修飾，晦澀，不像話。不像話，有影響，是不自然，不簡明，不易懂。這樣寫，有的來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來于看什么，學什么；但更多的是來于相識(縱使是不很明確的)，以為不這樣就不成其為文，甚至不足以稱為文。有相識為依據，不即而離的文就會發榮滋長，最終成為文風問題。葉圣陶先生堅決反對這種文風，他提出正面的主見，要“寫話”。寫話，粗略說是嘴里怎么說，筆下就怎么寫；加細一些說是，所寫，從用語方面看，要是簡明而有條理的口頭話。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經常談到寫文章，他不只一次地說：“寫成文章，在這間房里念，要讓那間房里的人聽著，是說話，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彼@個看法，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反應。譬如近些年來，有不少人是宣揚朦朧的，還有更多的人是順勢朦朧的，對于以簡明如話為佳文的主見，就必致一笑置之。這里為題目所限，不能牽涉過多，甚至挑起論辯。專說我的看法，寫話，雖然其中有些細微環節還須要進一步說明，但大體上說，或當作行文用語的一個高標準看，總是既正確又對癥。說正確，因為這是堅持文學革命以來求言文一樣的老傳統。說對癥，因為時下的脫離口語甚至有意遠離口語的文風正在制造“新文言”。稱為文言，是因為只見于書面，嘴里并不這樣說。新文言，就其難于為絕大多數人輕易了解說，會比舊文言更糟，因為舊文言簡短，新文言冗長，舊文言直說，新文言要多繞彎子。不簡短，不直說，再加上結果的難于了解，就成為癥。去癥要有對癥藥，那就是寫話。寫話的主見會遇到兩種性質的難易問題。一種是執筆之前，剛才說過的，認為這樣就不成其為文，下里巴人，不屑于。相識，屬于一念之差，可是變卻大不易，要漸漸學，多多比較，細心體會，求速成辦不到。另一種是執筆之后，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