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垃圾分類文獻綜述摘要：隨著我國城市的不斷發展，在社會、文化、經濟不斷進步的同時，城市生活垃圾的總量也在與日俱增。我國目前對于城市垃圾處理側重在垃圾的后期處置，而在源頭控制領域尚屬于起步階段。一些發達國家管理和處理垃圾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從源頭垃圾進行分類收集，不僅可以將“錯位的資源”循環利用，還可以大大減少后期處置費用。減少占用土地、焚燒煙氣、滲濾液污染等一系列環境影響。為此，如何正視我國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和處理的瓶頸，提出切實有效的應對措施已刻不容緩。鑒于此，本文主要從城市垃圾分類的概念、意義、困難、對策幾個方面對城市垃圾分類進行了文獻綜述。關鍵詞：城市垃圾；垃圾分類；研究綜述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會產生許多垃圾，它們通常是先被送到堆放場，然后再壓縮填埋。可是，垃圾處理的費用是高昂的，處理一噸垃圾的費用約為200至300元人民幣。目前許多城市每天要產生3000余噸生活垃圾，而每天要處理掉這些垃圾的費用將達到60萬到90萬元。“垃圾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種不斷增長，永不枯竭的資源”。這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首席專家的著名論斷。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資源，占垃圾總量的42.9％。垃圾分類是指按照垃圾的不同成分、屬性、利用價值以及對環境的影響，并根據不同處置方式的要求，分成屬性不同的若干種類。垃圾分類收集是指垃圾按其可處置的性能或可利用的價值而分別收集的方式，其目的是為資源回收和后續處置帶來便利。垃圾分類是對垃圾進行前處置的重要環節。通過分類投放、分類收集，把有用物資分離出來重新回收、利用，變廢為寶。既提高垃圾資源利用水平，又可減少垃圾處置量，實現垃圾減量化和資源化。因而研究城市垃圾分類具有很大的迫切性。在有關城市垃圾分類方面，國內外很多學者都已經進行了相關的研究。期刊網（CNKI）上關于城市垃圾分類的學術文章就有865篇，由此可見，研究城市垃圾分類已經成為研究城市垃圾分類發展的焦點和熱點。目前有關方面的研究主要從概念、意義、方法、困難、對策幾個方面對城市垃圾分類進行了研究。一、垃圾分類概念的研究（一）垃圾分類的概念研究綜述陳慶云（2017）指出城市生活垃圾所指的是，在城市范圍內，居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以及其為這個城市服務而產生的各種固體廢棄物，涵蓋居民的生活垃圾、街道與公共場地的清掃垃圾、商業活動產生的垃圾、醫院生活垃圾等。這些生活垃圾中包括廢棄紙張、廢棄的廚余物、廢棄的織物、草木、廢玻璃、磚瓦等。王明杰（2017）指出說起“垃圾分類”，大家最先想到的大概是日本和德國，然而這一概念最早在中國于1957年7月12日提出。當日《北京日報》的頭版頭條刊登了《垃圾要分類收集》一文，呼吁北京居民要對垃圾進行分類回收，“垃圾分類”由此問世。程坤（2017）指出垃圾分類，是指按一定規定或標準將垃圾分類儲存、分類投放和分類搬運，從而轉變成公共資源的一系列活動的總稱。分類的目的是提高垃圾的資源價值和經濟價值，力爭物盡其用。生活垃圾一般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廚垃圾、其他垃圾進行“四分類”。可回收物收集容器為藍色，有害垃圾收集容器為紅色，餐廚垃圾收集容器為綠色，其他垃圾收集容器為灰色。（二）垃圾分類的方法陶文昭（2018）指出餐廚垃圾根據城市實際分為家庭中產生的易腐食物垃圾（剩菜剩飯、動物類廢棄物、廢棄食物等）和餐飲服務單位（餐館、飯店、賓館等餐飲企業以及單位食堂）在食品加工、飲食服務、供餐等活動中產生的垃圾（食物殘渣、殘液、廢棄油脂等）。趙新華（2018）指出可回收物屬于再生資源，指生活垃圾中未經污染、適宜回收循環利用的廢物，主要包括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廢紙張、廢塑料、廢玻璃、廢金屬等五類，是現階段生活垃圾分類的主要工作和影響垃圾減量的重要因素。蔡立輝（2018）指出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廚垃圾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即現環衛體系主要收集和處理的垃圾。主要包括：紙巾、菜幫菜葉、保鮮膜（袋）、食品袋、包裝袋、瓜皮果殼、煙頭等。潘世南（2017）指出有害垃圾指生活垃圾中對人體健康或自然環境造成直接或潛在危害的物質，必須單獨收集、運輸、存貯，由環保部門認可的專業機構進行特殊安全處理。（三）垃圾分類相關政策2000年4月，原建設部城市建設司在北京召開了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工作座談會，特別強調“在當前經濟快速發展、公眾環境意識普遍提高的情況下，適時啟動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工作非常必要”，隨后將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南京、廈門、桂林等八個城市確定為全國首批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各個城市也紛紛出臺相應的政策文件予以配合。2018年6月15日，國家發改委、住建部聯合發文，明確到2020年底重點城市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分類，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重點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覆蓋率達到90%以上，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達到35%以上。2017年3月18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轉發國家發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的通知》。規定到2020年，基本建立垃圾分類相關法規和標準體系，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生活垃圾分類模式，在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城市，生活垃圾利用率達35%以上。2018年1月，住建部發布《關于加快推進部分重點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的通知》，規定2020年底前，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第一批生活垃圾分類示范城市在內的46座城市的城區范圍內實現生活垃圾強制分類，在垃圾進入焚燒和填埋設施前，可回收物和易腐垃圾的回收利用率合計達到35%以上。2019年6月，生態環境部發布《固廢法修訂草案》審議通過，第38條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采取符合本地實際的分類方式，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垃圾處理系統，實現垃圾分類制度有效覆蓋；住建部等9部委發布《關于在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全面展開垃圾生活分類工作的通知》，規定到2020年，46個重點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系統，其他地級城市實現公共機構生活垃圾分類全覆蓋。46個重點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慶，石家莊、邯鄲，太原，呼和浩特，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南京、蘇州，杭州、寧波，合肥、銅陵，福州、廈門，南昌、宜春，鄭州，濟南、泰安、青島，武漢、宜昌、長沙，廣州、深圳，南寧，海口，成都、廣元、德陽，貴陽，昆明，拉薩、日喀則，西安、咸陽，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一系列政策文件陸續發布，將垃圾分類實施推向高潮，也為各地推進垃圾分類戰略布局提供有力支撐。二、垃圾分類的意義研究綜述（一）減少污染潘世南（2017）指出目前我國的垃圾處理多采用衛生填埋甚至簡易填埋的方式，占用上萬畝土地;并且蟲蠅亂飛，污水四溢，臭氣熏天，嚴重污染環境。廢棄的電池含有金屬汞、鎘等有毒的物質，會對人類產生嚴重的危害;土壤中的廢塑料會導致農作物減產;拋棄的廢塑料被動物誤食，導致動物死亡的事故時有發生。因此回收利用還可以減少危害。李躍貞（2017）指出垃圾分類回收利用處理，可以減少污染，節省資源。如每回收1噸廢紙可造好紙850公斤，節省木材300公斤，比等量生產減少污染74％；每回收1噸塑料飲料瓶可獲得0．7噸二級原料；每回收1噸廢鋼鐵可煉好鋼0．9噸，比用礦石冶煉節約成本47％，減少空氣污染75％，減少97％的水污染和固體廢物。周偉良（2017）指出垃圾處理的方法還大多處于傳統的堆放填埋方式，占用上萬畝土地；并且蟲蠅亂飛，污水四溢，臭氣熏天，嚴重地污染環境。因此進行垃圾分類收集可以減少垃圾處理量和處理設備，降低處理成本，減少土地資源的消耗，具有社會、經濟、生態三方面的效益。（二）變廢為寶陳拂曉（2017）指出垃圾分類回收利用是對垃圾進行前處置的重要環節。通過分類投放、分類收集，把有用物資,從垃圾中分離出來重新回收、利用，變廢為寶。既提高垃圾資源利用水平，又可減少垃圾處置量。它是實現垃圾減量化和資源化的重要途徑和手段。垃圾通過分類收集后便于對不同類垃圾進行分類處置。如對有機垃圾進行堆肥發酵處理，把有機垃圾制成農田用肥和綠化用肥，對沒有回收利用價值的無機垃圾進行填埋處置，對熱值較高的可燃垃圾進行焚燒處置。韋東方（2018）指出在城市化進程中，垃圾作為城市代謝的產物曾經是城市發展的負擔，世界上許多城市均有過垃圾圍城的局面。而如今，垃圾被認為是最具開發潛力的、永不枯竭的“城市礦藏”，是“放錯地方的資源”。這既是對垃圾認識的深入和深化，也是城市發展的必然要求。盧興映（2018）指出垃圾被專人回收后，報紙被送到造紙廠，用以生產再生紙；飲料容器被分別送到相關工廠，成為再生資源；廢棄電器被送到專門公司分解處理；可燃垃圾燃燒后可作為肥料；不可燃垃圾經過壓縮無毒化處理后可作為填海造田的原料。張彬（2018）指出中國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達40億個，方便面碗5~7億個，一次性筷子數十億雙，這些占生活垃圾的8~15%。1噸廢塑料可回煉600公斤的柴油。回收1500噸廢紙，可免于砍伐用于生產1200噸紙的林木。一噸易拉罐熔化后能結成一噸很好的鋁塊，可少采20噸鋁礦。生活垃圾中有30%~40%可以回收利用，應珍惜這個小本大利的資源。大家也可以利用易拉罐制作筆盒，既環保，又節約資源。劉斌（2017）指出垃圾中的其他物質也能轉化為資源，如食品、草木和織物可以堆肥，生產有機肥料;垃圾焚燒可以發電、供熱或制冷;磚瓦、灰土可以加工成建材等等。各種固體廢棄物混合在一起是垃圾，分選開就是資源。如果能充分挖掘回收生活垃圾中蘊含的資源潛力，僅北京每年就可獲得11億元的經濟效益。可見，消費環節產生的垃圾如果及時進行分類，回收再利用是解決垃圾問題的最好途徑。三、垃圾分類的困難研究綜述（一）監管方面馬志紅（2017）指出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是先進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方式，是“新時尚”。目前還沒有確立獨立而有效的政府監管部門，難以制定出符合國家要求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方案。生活垃圾管理涉及多個政府部門，需要部門間協調和配合，但核心部門是監管部門。監管一定是生活垃圾分類和資源回收的核心內容，即強制源頭分類、信息公開和填埋廠、焚燒廠的排放監管等。按照管理的一般原則，監管部門不能負責執行，更不能參與經營。按照這樣的理解，排放監管的部門是生態環境主管部門；城建部門通常都是直接管理填埋廠、焚燒廠及清運工作，也負責這些方面的監管。而生活垃圾分類的規劃、監管、執行也安排城建部門牽頭，可能產生多頭管理、職能交叉。生活垃圾分類方案不設定垃圾分類實效性指標，物質流、資金流缺乏統計、約束、信息公開。在各級各市的省會垃圾管理方案中，很難看到這些指標，至多提到“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根據《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考核暫行辦法》（2019），加減分項為體制機制建設、示范片區建設、設施建設等，完全避開了垃圾分類的實效性指標。陳拂曉（2017）指出信息公開差，市場和社會難以形成促進生活垃圾分類和資源回收的有效力量。信息公開對于管理鏈條如此之長、涉及每個市民、眾多廠商的生活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事業至關重要。主要信息包括：填埋廠、焚燒廠的全部空氣、水、固體廢物、衛生等排放達標信息；填埋廠、焚燒廠、廚余垃圾處理廠的處理量、收費、售電收入、減免稅費等信息；清運的效果和成本信息；排放者，尤其是大學等機構的其他垃圾排放、繳費信息；回收商的可回收物處理量、產品產量等補貼信息；再生產品的銷售信息。信息的顆粒度最好是日尺度。城市政府應負責強制信息公開的責任。只有信息公開，才能破解現在的僵局。張成福（2017）指出政策手段粗糙、不系統，難以持續。首先是生活垃圾統計制度落后，不能提供系統的信息。需要重新基于生活垃圾分類和資源回收的要求設計統計指標體系。其次是缺乏收費和補貼的資金機制。除對排放者強制分類外，還需要對排放者的其他垃圾收費，這既是排污者應盡的責任，也對排污者有一定的經濟刺激。比較可行的方式包括居民排放的其他垃圾需要專用垃圾袋，通過防偽的其他垃圾袋收費；機構排放者需要按日按量收費，一般采取標準的其他垃圾桶計量的方式。政府只負責監管資金的運行，去除直接財政撥款等不專業、不公開等弊端，當然，也需要有法規予以授權和規定。又次，開放資源回收市場，取締所有資源回收利用的全部限制，充分發揮市場、社會、居民回收資源等活動。王淵（2018）指出中央政府需進一步完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績效年度評估制度，每年公布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績效評估結果。可以委托第三方評估機構開展評估。評估服務購買按照《政府購買服務管理辦法（暫行）》實施，列入中央政府有關部門的工作計劃。評估內容包括無害化、減量化、資源化和低成本化，應用已有的統計數據、城市調查、數據質量評估等評估和公布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現狀，促進城市政府提高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績效。除評估結果目標外，還要對城市政府的績效，尤其是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社會成本進行評估。通過評估和信息公開，促進城市生活垃圾源頭分類和資源回收，降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社會成本。孫凱駿（2017）指出從法律層次上看我國和日本設置相仿，但我國對城市生活垃圾的分類收集僅出了原則性的規定，這些規定缺乏可操作性，沒有對政府、企業和個人在城市生活垃圾分類中應負的責任和義務進行明確的規定，更沒有制定有關違反垃圾分類行為的懲罰標準。這些過于原則性的規定不利于垃圾分類義務人履行分類義務，對違反垃圾分類的違法行為無法給予有效地法律制裁。（二）參與度方面馬秀霞（2018）指出各城市在開展垃圾分類時普遍感到市民參與度不高，雖然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但市民仍不夠配合。主要是因為宣傳還局限于垃圾分類的意義和市民的環境衛生意識等層面，宣傳應當包括垃圾分類的政策法規、處罰措施規定和具體垃圾分類投放指引等實際內容。尤其是垃圾分類的政策法規宣傳尤為重要，沒有法律法規的規定和政府的正式政策措施，市民就會感覺垃圾分類還沒到真正實行階段，就不會真正重視，也就不會分類投放。鄒弘曄（2018）指出盡管對垃圾分類的好處不缺乏認知，但目前垃圾分類的現狀尚不盡如人意。在受訪者中，對垃圾分類效果認為“很好”的僅占10.3%，認為“不好”的占26.8%，覺得“說不清楚”的有6.4%，56.6%的受訪者認為“有待提高”。管理學上有個“木桶效應”的理論，有專家認為，我國目前垃圾分類的“木桶”，長板是政府主導、資金保障度、頂層設計、基層創新；而短板，則是“全民參與”不高，這樣的“木桶”顯然盛不了太多水。調查數據印證了專家的觀點，68.7%的受訪者認為，垃圾分類目前效果不好有待提高的重要原因，就是“全民參與度不高”。除此之外，“公眾知曉度不夠，環保意識相對淡薄，即便源頭分了，但運輸混裝，分不分都一樣，獎懲機制不夠”等，均有不少受訪者做出了選擇。張三清（2017）指出居住小區“已實施”了垃圾分類的僅為26.4%，“沒有實施”的占比36.1%，“雖然實施，但形同虛設”的占到了31.6%，居民本身“沒關心過”的占比6%。進一步調查顯示，受訪者中，丟垃圾時會主動注意垃圾桶上的標識者占46.0%；家里收集生活垃圾時，將不同類型垃圾分裝不同口袋的占比19.5%；把干濕垃圾分開，盡量將垃圾處理干燥后再丟棄的有8.1%；會把電池和廢舊家電放到專門回收點的有13.0%；基本上啥都沒干過的居然也有13.5%。張清華（2018）指出《方案》對垃圾如何分類的描述是很清晰的。可還是有不少人“傻傻分不清”。數據顯示，有超半數達51.8%的受訪者認為“太復雜了，頭暈”。至于原因，有認為“宣傳不夠廣泛的”；也有認為“只重宣傳，不重視具體的講解與實演，社區在這方面工作不夠”；還有人覺得“有些垃圾難以界定到底屬于哪一類”……（三）效果方面張珺（2017）指出不同地方垃圾分類出現“可回收”和“不可回收”，或者“干垃圾”和“濕垃圾”，或者“干垃圾”、“濕垃圾”和“有害垃圾”三類，或者干、濕、玻璃、舊衣物和有害垃圾五類.有的地方也出現九類分法。這些給己形成混裝垃圾習慣的國人會造成概念上混淆，操作上困難，積極性降低，導致各地分類的設施形同虛設，垃圾分類效率不高。方行健（2017）指出現在許多城市向市民家庭征收垃圾排放費及處理費，垃圾分類后，由于市民對垃圾進行分類投放，有些市民認為自己參與了垃圾的分類處理工作，付出了勞動理應得到回報，應該不交或少交垃圾費。對于實行垃圾分類后，垃圾費如何收取應當通過制定有關政策措施予以明確。柏超雄（2017）指出垃圾分類運輸要比目前垃圾混收混運慢得多。每種垃圾需要不同的車輛，需要按照垃圾的種類重新調整和配備運輸車輛，調整和規劃運輸路線，保證各種垃圾及時清運。配備車輛和調整路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資金，短時期內可能垃圾分類回收的價值遠遠達不到垃圾分類收集和分類運輸所消耗的人力物力，需要財政資金大量投入。周偉良（2017）指出相鄰兩棟樓的大門口，各放一個垃圾桶，一個寫“濕垃圾”，另一個寫“干垃圾”，垃圾桶每天有專人早晚各收一次。若嚴格按照標注扔垃圾的話根本扔不下，特別是濕垃圾桶；而有害垃圾沒有設置專門扔的地方。另外，即便是按照標注來扔，收垃圾時也都統統混裝在一輛平板車上拉走，等于白分，“這樣標注的垃圾桶，就是個擺設。”傅先生如是說。除了“分類設施不齊全”外，還有人認為困難在于特殊種類垃圾沒有專門回收點、不清楚分類標準；還有的則從主觀上找原因，認為自己“太懶了”，也有認為是“習慣使然，長久以來都沒有垃圾分類的意識”。四、垃圾分類策略研究綜述（一）制度方面朱方洲（2018）指出要有明確的獎懲制度；更科學合理地設置垃圾回收的布點；用制度保證垃圾處理的每個環節配套銜接；也有不少人認為應該要求企事業單位率先做出表率，對垃圾進行嚴格分類。據了解，上海從今年起已全面實行單位生活垃圾的強制分類制度，要求實行垃圾分類投放、收集和源頭管理。實施范圍一是公共機構，二是企事業單位，包括黨政機關、學校、醫院、科研等各類事業單位；車站、機場、公共體育場館、文藝演出場館等各公共場所管理單位；賓館、飯店、商場、超市、商用寫字樓管理企業以及快遞企業、食品加工等各類企業。周自斌（2018）指出一是真正的試點。試點城市需要黨政一把手真抓實干，需要細致和科學的規劃，需要幾年的堅持，需要地方立法等。總之，需要干預真抓真試的試點。試點城市需要數個，允許不同的方式，試點城市一定要信息公開。二是城市政府監管部門和執行部門分開。這是最重要和最緊迫的改革。只有這樣，才能打破僵局，才能獲得真實的信息、具體的問題、正確的解決辦法等。三是中央政府監管部門的績效評估和督查。M.Bitner（2015）指出對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的信息公開開展績效評估，包括效果和社會成本評估。切實圍繞減量分類，確保分類的方向正確。對于不作為的城市，通過國務院生活垃圾分類督查予以促進。四是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國家通過法規強制修改統計指標體系、信息采集、存儲和網上公開等系統和詳細信息的公開。倪麗娟（2018）指出進行垃圾分類處理的過程中，政府部門起到重要的作用。政府部門應積極針對該方面出臺一系列政策，鼓勵個人與小區參與環保工作。政府部應給予居民參與體驗垃圾分類所帶來的好處，針對那些認真進行垃圾分類投放的居民其應降低垃圾收費標準。針對可回收的垃圾，如果居民能夠遵循收集要求，認真執行，那么這部分的垃圾費可以免收。AhmetAktas（2017）指出政府部門應加大該方面的宣傳工作，尤其是側重于公眾參與方面。在垃圾分類回收這件事上，公眾的參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通過各種宣傳教育工作，公眾的環保意識能夠有所提升。在宣傳教育的過程中，可動員中小學生以切身勞動的方式參與其中，是其從小就養成良好的習慣。（二）提升效果方面仲偉俊（2018）指出由于職業、生活習慣、文化背景等個體對垃圾的理解會存在差異，以及行業、區域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為便于垃圾分類的收集、處置，政府部門應該規范垃圾屬性標簽，不論是粗分類還是細分類，不論是按照物理性質分類還是化學成分分類，都需要一個明確的定義和要求，并通過電視、報紙、互聯網等各種媒體引導民眾，并制定垃圾分類指導手冊，發放垃圾收集信息表，增強宣傳效果，提高分類效率。（2018）指出提高垃圾分類的效率，實現資源的最大化利用，是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我國處在發展初期，健全垃圾分類的法規體系，注重加強引導和教育，規范垃圾屬性標簽，將會解決垃圾分類最關鍵的問題，為實現垃圾的有效分類，提高垃圾的資源化利用率奠定基礎。張珺（2017）指出由于垃圾分類比較復雜，需要做的準備工作多，投入資金大，垃圾分類收運處理體系短時間內難以完全建立，不可能一個行政命令就可完成，建議按照先易后難的原則，分階段、分區域進行，各城市既有城中村，也有居民小區，選出基礎條件較好的街道或社區先行先試，條件成熟后全市推廣，逐步用精細化的垃圾分類收運和處理體系代替現有的粗放式的垃圾收運和處理模式。張清華（2017）指出垃圾分類大量的工作在基層街道和社區，由于各城市居民區情況比較復雜，在短時期內垃圾分類不僅不會減少街道、社區和環衛工人的工作量，反而會增加基層的工作量，現在社區里老年人較多，分類投放垃圾有實際困難，很多街道對環垃圾分類進行補貼，但長期補貼街道將無法承受，影響垃圾分類的積極性和工作落實。建議加大對街道等基層單位的垃圾分類經費補助，同時對經費使用給予政策指引。（三）提高參與度方面周偉良（2017）指出要提高公眾垃圾分類的意識必須加強宣傳和教育，并在持久性和實質性方面下功夫。垃圾分類意識的宣傳和教育需要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大力宣傳垃圾分類的好處，通過青少年來帶動和促進成人的垃圾分類意識;另外，要加強全社會的宣傳，通過電視、廣播多種媒體對垃圾分類進行不厭其煩的宣傳，普及垃圾分類的方法。周自斌（2017）指出諸如美國、德國等國家于上個世紀就實施了垃圾收集制度，并將收集處理的垃圾分類、稱重、計費，向市民和公司收取相關費用。以日本為例，日本的部分城市會發放定量的免費的垃圾袋或垃圾處理票。如若垃圾袋和垃圾處理票沒有用完，則可以投入市場自由流通，換取收益。日本通過人口的規模來決定生產垃圾規模的上限，若超過則要被追究罰款；如若沒有超過則將予以表揚和獎勵。而獎勵的數額和垃圾生產的數額成負相關，罰款數額和生產垃圾的規模呈正相關。劉家真（2018）指出目前，我國已在廢水處理等方面實現了明碼標價，從目前的收益來看是收獲了不錯的社會反響。我國可以在生活垃圾處理領域可以充分使用國外和國內的成功經驗，將生活垃圾進行定額定價，并根據生活垃圾的產量進行獎罰。不但可以督促公民進行減少垃圾的產生，而且在際實施的過程中通過獎罰制度實調動公民的積極性。五、昆明主城區垃圾分類（一）存在問題方面查先進（2018）指出在了解到昆明市共有九個垃圾分類試點小區后，小組成員走訪各個試點，通過口頭詢問、發放問卷等方法，了解了許多有關生活垃圾分類的情況。實地走訪社區，參加調查人數共計有133人，通過整理數據得出，有53.38%的群眾認為自己對于垃圾剩余價值的認識并不全面，值得慶幸的是，仍有39.85%的群眾人群對于垃圾的分類有明確的認識。據調查了解，垃圾分類的現狀并不樂觀，雖然居民對于垃圾分類對生態環境的益處有所認識，但是仍存在“執行難”的問題。居民對于現有的分類垃圾桶的分布并不滿意，調查呈現的熱點地區也未有相關的分類垃圾桶的布置，社區的宣傳力度和居民的熱情也與理想值有所差距。上階段的調查情況表明，昆明市的垃圾分類情況并不樂觀，街道和社區的宣傳效果并不明顯，群眾對于垃圾分類的認識程度并不高，回收垃圾桶的布置和人民群眾的需求有所脫節。徐婉如（2017）指出末端處理設施尚不完善。目前，昆明市已建成6家垃圾焚燒發電廠、1家餐廚垃圾處理廠、1家危險廢物處理廠、2家電子垃圾處理廠，但尚無大件垃圾處理廠和廚余垃圾處理廠，因此在未進行試點片區內，存在廚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混裝混運情況，這也導致部分已有垃圾分類意識并自覺進行垃圾分類的居民提出了已經進行了垃圾分類，但收運時還是一輛車混著運走了的疑問，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居民自覺自發進行垃圾分類的積極性。劉家真（2018）指出居民對垃圾分類知識掌握不夠深入，大部分居民自發自覺的垃圾分類習慣尚未形成。隨著近幾年全國文明城市創建工作不斷推進，絕大部分市民已經養成了不亂扔垃圾的好習慣，同時通過各相關部門和縣（市）區的共同努力，部分居民已經初步掌握了垃圾分類的基本常識，但大部分居民垃圾分類的生活習慣還未養成。同時，垃圾分類專業性較強，分類將增加居民的時間和物質成本，不少居民不愿參與。倪麗娟（2018）指出可回收物被污染現象比較嚴重。比如說用過的衛生紙、擦了藥的棉球、藥品的包裝等，就有不少人會放在可回收物中，而實際上用過的衛生紙屬于其他垃圾，藥品及包裝屬于有害垃圾。在處置時我們只能將投放不準確、被污染的垃圾統一運送至發電廠焚燒處置。以日本為例，從開始實行垃圾分類到形成完善的垃圾分類體系用了27年，而德國用了40年，昆明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二）提升對策方面王勇（2018）指出昆明將開展技術系統建設，其中將編制垃圾分類專項規劃，建設完善硬件設施，特別是末端設施建設，奠定垃圾分類基礎。將由商務部門牽頭，加快可回收物再生資源回收網點與生活垃圾分類收運“兩網融合”，暢通可回收物回收利用渠道；由環保部門牽頭，暢通有害垃圾收運處理渠道。彭艷（2017）指出在末端處理建設方面，各級各部門合作加快建設完善大件垃圾、電子垃圾、廚余垃圾等末端處理設施，在現有餐廚垃圾處理廠日處理300噸的基礎上，還將在西山區和五華區分別建設一座日處理能力200噸和300噸的餐廚垃圾處理廠。李綱（2018）指出在中端收集運輸方面，解決環衛作業車輛入城通行問題，建立“不分類，不收運”的倒逼機制，逐步完成分類前端、中端和末端體系建設。進行政策系統建設，不斷完善法規規章等法律文件，將在《昆明市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辦法》規章的基礎上，把《昆明市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列入立法計劃，并配套產業、經濟等社會政策和各類分類管理規范標準等。查先進（2018）指出昆明市政府辦公室印發了《昆明市2019年城鄉生活垃圾分類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方案》明確，今年10月30日前，昆明市街道（鄉鎮）、教育系統、醫療系統及黨政機關、公共機構試點將率先建成與生活垃圾分類品種相配套的投放、收集、運輸、處理體系，為全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提供好的經驗和做法。六、總結綜述所述，國內外學者們對城市垃圾分類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現有成果尚存在以下缺陷:研究視野相對狹窄，正因為如此，研究城市垃圾分類的角度也應該從多方面考慮，上升到宏觀層次的整體局面；研究內容單一，個變量間的因果關系以及對于城市垃圾分類產生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尚不清晰；研究方法手段較為簡單；創新性觀點較少，這些都有待于進一步擴展和研究。隨著城市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城市生活垃圾產量也隨之激增。當今社會對于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和再利用已經相當的重視，垃圾分類早已成為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們大量的消費資源，大規模生產，大量地消費，又大量地產生著廢棄物。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生活垃圾總量也呈逐年增長的態勢，如何使這些垃圾變廢為寶，從而實現垃圾分類資源化，垃圾分類回收是最好的出路。許多發達國家的垃圾分類已經實行了幾十年，而且效果明顯。實施垃圾分類收集和處理是實現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的有效途徑。本文在對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研究進行文獻綜述的基礎上，分析了我國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和處理的難題，并從健全法律法規加強宣傳教育等方面提出了相應對策和建議，以供參考與借鑒。參考文獻[1]陳慶云，王明杰.城市垃圾分類與社會管理[M].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7.[2]程坤.城市垃圾分類能力建設研究[M].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3]陶文昭.城市垃圾分類研究[M].北京：商務出版社，2017.[4]趙新華.垃圾分類：威脅與戰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5]蔡立輝.城市垃圾分類[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6]潘世南.中國城市垃圾分類的問題及對策研究[D].湖北：華中師范大學.2017.[7]王勇.昆明城市垃圾分類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云南大學,201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