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創業、經營決策和企業制度王建安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第一頁，共13頁。創業模式、知識的性質

和決策權配置現在，大學生時興創業。國外有一種新穎的創業模式：搞技術的人發明了一種自認為很好的技術，他不是直接將技術賣給企業家，而是自己辦企業開發產品并推向市場，以證明他的技術的價值。但是，奇怪的是，創業成功了他卻把企業賣掉了。這是為什么呢？這個問題與知識的性質有關，也與經營決策權的配置有關?！豆芾頉Q策行為》對決策這個概念給出了一個很好的定義：“決策就是做出解決問題的決定并對這一決定的后果承擔相應的責任”。第二頁，共13頁。兩類知識：

特殊知識和一般知識知識有不同的類型。有一種分類把知識分成這樣兩類：即特殊知識（specificknowledge）和一般知識（generalknowledge）。從字面上看，大家可能會認為：特殊知識就是專家才具備的專門知識，而一般知識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普通知識。不過嚴格的定義是這樣的：特殊知識是指在不同的人之間進行轉移的成本非常昂貴的知識，而一般知識則是指轉移成本低廉的知識（Jensen&Meckling,1992）。第三頁，共13頁。MichaelC.Jensen(1939-)第四頁，共13頁。知識創業中決策成敗的關鍵在于決策者是否掌握相應的特殊知識因此，決定決策成敗的關鍵在于，決策者是否具備了決策所需的特殊知識，因為一般知識即使不知道也可以廉價獲得。搞技術的人掌握的特殊知識，當然是有關某方面技術的知識，辦企業搞營銷這種特殊知識顯然不屬于他的特殊知識的范圍，而且要獲得這種知識的代價對他來說也十分昂貴?？墒牵龀觥叭绾芜M一步擴大市場、把企業做大”的決策，恰恰需要這樣的知識。這里，對于這位搞技術的人來說，他是真正的決策者，因為決策錯誤而導致企業破產的責任，是要由他自己來承擔的。第五頁，共13頁。給定特殊知識的轉移很困難則就轉移決策權所以，為了避免決策錯誤而導致虧損，他把企業賣掉了，當然是賣給有企業家特殊知識的人，沒有這個知識的人辦不好也不會買。從決策的角度講，技術專家把自己創辦的企業賣給企業家的實質是什么呢？就是把決策權賣給了企業家。也就是說，給定要將企業家特殊知識轉移到技術專家很困難，則就反過來，將決策權轉移到企業家。第六頁，共13頁。決策權轉讓是一種發信號機制：誰有企業家特殊知識當然這個買賣之所以能夠實現是有前提的：即決策權是可以轉讓的，它包括技術專家有權賣出企業，并且有權獲得賣出企業所得的收益，兩者缺一不可。愿意買進企業的當然是具備企業家特殊知識的人，不妨稱其為企業家。其出價越高，表明他越具備相關的特殊知識去辦好企業。所以出價是衡量其是否具備特殊知識的信號。當然，如果他出高價，買進了企業而未能辦好企業，虧損由他自己承擔。所以他有積極性發出真實的信號，不會明知自己無能力而出高價買進企業，也即他的出價所發出的關于他的特殊知識的信號是可靠的。第七頁，共13頁。決策權的可轉讓性保證了

效率的改進，反之則相反上述表明，決策權的可轉讓性保證了效率的改進：企業轉到了具備相應的特殊知識、能辦好它的人手里。反之，如果決策權不可轉讓，就不能保證效率的改進。比如，以前我國的國有企業是不可轉讓的，只能更換企業領導。這個機制的實質是，企業的國有性質不變，即決策權不轉讓，但試圖通過更換經營者讓具備企業家特殊知識的人去經營企業。但是，由上級主管部門或者人事部門或者組織部門任命的機制，并不能找到真正合格的人。因為想當企業領導的人會發虛假信號，反正辦不好企業，虧損不用任何一方承擔。第八頁，共13頁。賣出企業的權利和獲得收益的權力是同等重要的則有人會問，現在國有企業有些可以轉讓給私人了，效率能否改進呢？可能會有所改進，但不一定能最大限度地改進。原因是，盡管現在買者可以發信號了，但賣者沒有積極性搜尋發出最高出價的信號，甚至故意賣給出價低但能給賣者好處的人。因為好處是自己的，出賣的收益不是自己的。而這樣買者發出的信號也可能不真實了。可見，賣出企業的權利和獲得收益的權力是同等重要的，兩者缺一不可。問題的實質回到了對決策的定義，這里作出賣出國有企業決定的人不是真正的決策者。第九頁，共13頁。改制的陣痛

是否會留下后遺癥有人會說這是改制的陣痛，是暫時的，等改制完成了，就有真正的決策者了。問題是改制的陣痛是否會留下后遺癥呢？如果要想不留后遺癥，政府該做些什么呢？政府有很多事情可做。但最為重要的是要讓人們相信改制后的制度會持久地實行下去。如果買了國有企業的私人老板，總是擔心政府收回企業，或者即使不收回但經常利用特權進行干預甚至索取好處，則老板們就只能反過來主動討好之，向政府官員行賄以獲得政府的優惠政策，如支持企業技改的政府貼息貸款，等等。這樣致使企業把精力轉移到如何討好政府官員上，當然就降低了整體的效率，即使暫時不降低個別企業的效率。第十頁，共13頁。私有企業制度和政企關系

的重要性上述分析說明，私有企業制度和政企關系的重要性。好的政企關系應該是一種保持適當距離的關系（arm’slengthrelationship,錢穎一,1993），字面上講即一臂之遙的關系，更確切地說是公事公辦的關系，也就是韋伯所說的科層制行政體制的非人格性?，F在，政府官員常常將以人為本掛在嘴上，但千萬不要把制度變成了人格化的制度。所以，我很推崇科層制。國內外有許多人批評科層制，常常犯了把小孩與洗澡水一起潑出去的錯誤。共產主義的老祖宗列寧早就警告過，可惜我們許多共產黨人都忘記了。第十一頁，共13頁。啟示和問題最后，上述分析的意義并不僅僅局限于其本身，還在于它為我們分析其他問題提供了啟發。這里，我提出一個關于科學體制（更一般地是學術體制）的問題。在我國，學術界存在這么一個現象：掌握很多學術資源的人可能自己是不（少）做學問的，（想）掌握的資源越多，客觀上就越沒有精力，主觀上也越沒有意愿再去做學問。而不做研究，他的做研究的特殊知識就沒有了，學問就不可能做好了。所以，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是：如何將有限的學術資源配置給真正做學問的人？現在，許多學者乃至社會輿論對我國學術體制的批評和抱怨，歸根到底就是我們的體制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社會上流行的所謂跑部錢進的說法就反映了這一點。這個問題本質上就是一個決策權配置的問題：給定專家的特殊知識轉移成本昂貴，政府怎么把學術資源及其決策權配置給有這些知識的人，也就是說應該是政府怎么去找這些人，而不是讓這些人削尖腦袋去找政府。則，政府以什么作為衡量這些知識的信號呢（以跑部為信號顯然是不可靠的）？怎么去搜集這些信號呢？怎么與這些人保持適當的距離呢？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