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購審計風險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1.審計風險在西方國家對于審計理論方面的研究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他們對審計理論有著相對完善的體系。最早對審計風險的概念及方法進行針對性研究的國家是美國。Brown（1962）最先在審計的內部控制風險中進行研究，并認為審計的首要目標仍是確認財務報表的公允性，發現了控制風險這一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拉開了學術界對于審計風險系統研究的序幕。這讓更多的學者對審計風險有了新的認識，推動了進一步的深度研究。Feamley和Beattie（2005）針對六個案件中的22個與審計風險有關的因素研究發現，注冊會計師在失去獨立性后，將會對審計結果產生重大影響。我國的獨立審計制度恢復較晚，在審計制度的建立方面的研究不足。孫坤（1995）對審計風險的成因、控制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研究闡述。1996年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在《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９號一一內部控制和審計風險》的研究基礎上，對審計風險定義為是會計報表中存在的重大錯誤或紕漏，也是注冊會計師發表不恰當審計意見的可能性。謝志華（2000）認為審計風險是指向性錯誤的審計結論，造成的經濟責任和刑事責任應由審計師承擔。2.審計風險模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學者通過將數學思維與審計研究結合運用，將審計風險進行了量化。CushingandLoebbecke（1983）通過研究設計出風險分析模型：審計風險=固有風險×控制風險×檢查風險。后來，Rhodes對審計風險模型加入了實質性測試風險，變為審計風險＝固有風險×控制風險×檢查風險×實質性測試風險。然而，隨著經濟不斷發展，現有的審計風險模型已經無法滿足現有需要。2003年，國際審計與鑒證準則理事會（IAASB）對審計風險準則進行修改，將固有風險和控制風險重新合并組成為重大錯報風險，并提出了新的模型——現代風險導向審計風險模型，為審計風險=重大錯報風險×檢查風險。該模型的提出大大降低檢查風險，使總體審計風險降到可接受的低水平。國內學者對于審計風險模型的研究也有自己的見解。周家才（2002）認為審計風險因素還應有訴訟風險。郭莉（2006）發現現代審計風險模型已經不能完全適用于我國的審計環境和法律制度。馬春英和周允征（2011）分別針對我國的審計環境現狀，提出要建立我國專門的審計風險模型，環境審計風險=外部風險（概念風險×準則風險×政治風險×環境風險）×執行風險（可接受的環境審計風險條件下的重大錯報風險×環境檢查風險）。朱峰（2015）研究了審計風險模型中如何確定檢查風險。李永穩和黃永生（2019）當今大數據背景下我國注冊會計師應當如何防范審計風險進行研究，認為應該充分利用大數據平臺提供的數據處理優勢，通過現有的信息平臺來提高審計工作的準確性，有助于對每個審計環節的風險控制的到控制。3.并購審計風險在國外理論界，BorgheseR.J.（2001）對企業并購風險成因進行歸納，得出是交易雙方的經營戰略不同，并且缺乏合適的并購整合計劃導致風險增大。，Capron和Shen（2007）站在并購方的角度認為并購交易的的目標有私有目標和共有目標之差，從而產生并購風險。MaryMindak（2011）提出，他認為企業所處的環境和并購審計風險的重要因素密不可分。Mcnichols（2015）認為高質量的會計信息能夠減少并購中存在的不確定性，所以并購方需要更加準確謹慎地對目標企業的價值進行評估。國內對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王詠梅（2002）在研究審計風險的起源時，認為主動且充分的介入并購審計風險的全過程有助于有效的降低審計風險。李民和陳蘭輝（2005）認為，在并購的準備階段、實施階段、整合階段三個階段存在不同的表現。審計人員可以在不同階段通過采取相應的有效措施來規避審計風險。魏新（2006）審計過程中重點關注的風險因素是提出并購換股比例的合理性。張愛民和洪梅（2009）認為與普通審計相比，并購審計的目標更注重以下兩點：1.交易雙方對于企業價值評估的合理性進行檢查；2.交易雙方若在并購后是否能達到預期的經營目的進行評估。潘峰（2012）將并購審計風險的影響因素注入并購審計風險模型，使并購審計風險評估和分析更加清晰。熊夢云和彭卉（2013）認為對于并購審計風險的防范，要從參與審計的人員、并購企業所處環境、資產評估等方面進行了論述與研究。崔春（2016）運用風險導向審計準則對并購審計有何影響的角度進行研究。伍子卿（2017）在對影響企業并購審計風險因素的研究基礎上，提出審計人員應該通過了解并購雙方的企業環境，嚴格監控審計過程等辦法進行防范。參考文獻[1]BorgheseR.J.,Borgese.M&AfromPlanningtointegration[J].McGrawHill2002.[2]CapronL.,ShenJ.C..AcquisitionsofPrivateV.s.PublicFirms:PrivateInformation,TargetSelection,andAcquirerReturns[J].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2010,28(9):891-911.[3]Cushing.B.E.,Loebbecke,J.k.AnalyticalApproachestoAuditRisk:asurveyandanalysis[J].Auditing:AJournalofPracticeandTheory,1983,3(1):23-41.[4]Fearnley.S.,Beattie.V.,Brandt.R.Auditorindependenceandauditrisk:areconceptualization[J].JournalofInternationalAccountingResearch,2005,4(1):39-71.[5]MaryMindak,WendyHeltzer.Corporateenvironmentalresponsibilityandauditrisk[J].ManagerialAuditingJournal,2011,26(8):697-733.[6]McnicholsM.F.,StubbenS.R..Theeffectoftarget-firmaccountingqualityonvaluationinacquisitions[J].ReviewsofAccountingStudies,2015.[7]崔春.現代風險導向的并購審計風險研究[J].財會學習，2016(17):133.[8]謝榮.論審計風險的產生原因、模式演變和控制措施[J].審計研究,2003(4):24-29.[9]郭莉.現代審計風險模型及其推行難點分析[J].審計與經濟研究，2006(06):46-48.[10]謝志華.審計職業判斷、審計風險與審計責任[J].審計研究,2000(6):42-47.[11]李民.陳蘭輝.企業并購交易中的審計風險與防范[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05(01):65-69.[12]馬春英.周允征.試論我國環境審計風險模型的構建及應用[J].財經問題研究，2011(08):88-94.[13]潘峰.并購審計風險模型研究[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2(02):86-89.[14]孫坤.論審計風險的形成與控制[J].財經問題研究，1995(04):59-62.[15]李永穩.黃永生.大數據時代背景下我國注冊會計師審計風險防范研究[J].財會學習,2019(17):161-162.[16]魏新.企業并購的審計風險規避[J].財會月刊，2006(30):59-60.[17]王詠梅.企業并購過程中的審計風險研究[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02):48-51.[18]伍子卿.企業并購中的審計風險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