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戊戌變法前后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辦報活動

第一節中國人自辦報刊歷史的開端第二節維新運動時期的新聞事業第三節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外人辦報活動第一節中國人自辦報刊歷史的開端

一、林則徐組織的譯報活動林則徐是中國重視近代報刊的第一人。1938年末，林則徐受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禁煙，1839年3月10日抵達廣州。當時昏庸自大的清朝統治者，對外部世界茫然無知，道光皇帝竟問：“英國在哪里？”"英國到新疆有無陸路可通?"林則徐到廣州后也發現“沿海文武員弁，不諳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實不知其來歷”，認為“必須時常探訪夷情，知其虛實，始可定控制之方。”于是，他在廣州設立翻譯館，組織人員翻譯外文報刊。翻譯的材料，名為《澳門新聞紙》，在澳門新聞紙的基礎，整理加工而成的《澳門月報》，則送呈道光皇帝閱覽。這可以說是中國人第一次與近代報刊這個新鮮事物打交道。二、太平天國的辦報方案太平天國后期重要的領導人洪仁玕在在1859年寫的《資政新篇》中，提出了創辦新聞館的設想。《資政新篇》是一個企圖自上而下地實行資本主義性質改革的新政綱，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改革方案。在這一新政綱中，洪仁玕從整個國家政權結構的宏觀方面著眼，提出辦報主張及一些新聞觀點。1.洪仁玕認為，報紙是維系中央政權，加強太平天國集權統一領導的工具。通過報紙的作用，可以禁朋黨之弊，消彌各種弱本強末的離心力量，希望發揮報紙的作用，來協調中央和地方政權。2.把報紙看作是實現民主政治的手段。他說：“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權歸于一，內外適均而敷于眾也，又由眾下達而上位，則上下情通，中無壅塞弄弊者，莫善于準賣新聞篇或設暗柜（即意見箱）也。”他設想：“郵亭由國而立，余（書信館、新聞館等）準富民納餉，稟明而設。”這實際上是主張民間辦報。3.認為報紙有教育民眾、移風易俗的作用，可以改變社會風氣。他說：“設新聞館以收民眾公議，及各省貨價低昂，事勢常變。上覽之，得以資治術；士覽之，得以識變通；商農覽之，得以通有無。昭法律、別善惡、勵廉恥、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了。教行則法著，法著則知恩，于以民相勸戒，才德日生，風俗日厚矣”。認為報紙有監察政治的作用，其中包含對地方政權機關和官吏進行監督的責任，以利加強中央政府權力。他設想：“興各省新聞官，其官有職無權，性品誠實不阿者。官職不受眾官節制，亦不節制眾官，即責罰亦不準眾官居褒貶，專收十八省及萬方新聞篇有招牌簽記者，以資圣鑒，則奸者股栗存誠，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難逃人心公議矣”。談到了報紙的文風問題，“只須實寫，勿著一字浮文”，“偽造新聞者，輕則罰，重則罪”。把真實作為新聞報紙的最高標準。意義：洪仁玕這一系列新聞設想，實際上是企圖用資產階級報紙的民主形式來克服農民政權中不可避免的封建專制缺-陷，希望靠發行報紙來澄清吏治，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但它畢竟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這一系列新聞理論設計，在從林則徐翻譯外報、開眼看世界，到王韜辦報宣傳變法，這一段時間內，構成了從地主階級革新派到資產階級改良派先驅之間的中介環節，是中國近代報刊思想史上最初階段一個逐步遞進的階梯。由于太平天國形勢迅速逆轉，洪仁玕的新聞理論沒有來得及實現。平心而論，限于中國的歷史條件，洪仁玕的帶有西方資本主義色彩的新聞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一樣，與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狀況不相適應，即使太平天國奪取全國政權之后，也不一定能夠完行得通。三、中國資產階級報刊的萌芽自十九世紀60年代起，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有了重要發展，中國社會內部和中外之間的聯系明顯加強，中國的社會矛盾日趨深化，一個要求社會改革的思想潮流正悄悄興起，推動中國人自己辦報的一些基本條件正在形成，另外，前面我們曾談到外國報刊把近代化報紙的模式和有關辦報的基本知識已傳入中國，加上60年代起，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參加了外報的工作，積累了經驗，為中國人自己辦報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必要的準備。中國人自己辦報的時代到19世紀70年代終于到來。主要報紙：最早出現的是1873年在漢口出版的《昭文新報》，創辦人是艾小梅，內容以“奇聞軼事居多，間有詩詞雜作”。因銷路不暢，讀者寥寥，不久就停刊。接著，在東南沿海的幾個城市相繼出現了中國人辦的報刊。較著名的有：香港的《循環日報》（1874年2月）、上海的《匯報》（1874年6月）、《新報》（1876年11月）、廣州的《述報》（1884年４月）和《廣報》（1886）等。在這些中國人早期自辦的報紙中，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是王韜主編的《循環日報》。四、王韜與《循環日報》

王韜于1872年創辦《循環日報》，主持筆政十年。1884年回到上海定居。遺著有《弢園文錄》、《弢園文錄外編》等。報紙特點：《循環日報》每期兩張４版，用洋紙兩面印刷，第一版行情版（商業行情），第二版新聞版（京報全錄、羊城新聞、中外新聞（首登評論，后登中外新聞），第三版航運消息和廣告，第四版登廣告和啟事，這種體例和模式，創刊后十年無變化，也是當時香港報紙的流行格式。辦報宗旨：《循環日報》是我國近近代史上最早宣傳資產階級改良思想的報紙。關于《循環日報》的宗旨，王韜概括為“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即要學習西方的先進的科學文化，振興中華，抵御外患。報紙取名“循環”，就是因為王韜認為“弱即強之機，強即弱之漸，此乃循環之道也。”也就是說他相信中國走變法自強的道路，就能夠實現由弱到強的轉變。報紙特色：創刊不久，《循環日報》就在“中外新聞”欄內，幾乎每期刊登論說一文一篇，有時兩篇甚至三篇，《循環日報》通過這些言論，相當系統地宣傳了強中攘外，變法自強思想，不僅對那些封建頑固派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對洋務運動所顯露出來的混亂與弊端作了多方面的揭發。它在創辦十年間所達到的思想水平和為推動改革所作的努力，一時無與倫比。當時《申報》《字林滬報》等大報也是每日登有論說文，但由于王韜不僅熟悉中國政事，了解中國國情，而且具有較好的西方文化和國際時事知識的素養，因此他撰寫的政論文是那些舊式文人如《申報》主筆蔣芷湘、何桂笙等無法比擬的。他的文章被海內外報刊廣為轉載，《循環日報》因而成為第一個以政論著稱的杰出報紙，王韜本人也因而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杰出的報刊政論家。王韜對報刊政論文體的改革所做出的貢獻：首先，他提出了這一文體寫作原則。認為“文章所貴在乎紀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懷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也就是強調文章重在表達自己的思想見解，并使廣大讀者能看懂。其次，在寫作過程中，王韜自己的政論，也是按這個原則寫作的。他的政論，均是有感而發，直抒胸臆；立論鮮明，言之有物，為文平易樸實，清晰暢達，不事雕琢，不務浮華，具有嚴密的邏輯性和極強的說服力第三，這種文風給當時在時文（桐城派）統治下的文壇吹來一股清風，同時為報壇的政論文體樹立了最早的榜樣。對以后維新派報刊政論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種報刊政論文體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被稱為“報章文體”，它始見于外國人辦的中文報刊中，但真正起推動作用的是王韜。閱讀文章：謝駿：《王韜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2001.夏《新聞大學》周葉飛：《王韜、洪仁新聞思想之比較》

2001.冬《新聞大學》

王潤澤：《王韜辦報思想中的西學淵源》2005.3《國際新聞界》李五洲：《論近代中國對新聞自由思想的認識偏差》

2001.冬《新聞大學》第二節維新運動時期的新聞事業19世紀90年代，中國資產階級的變法維新運動達到了高潮，與此同時，也掀起了一次辦報高潮.這次辦報高潮打破了外報在華出版的優勢，成為中國社會輿論的一支主要力量。一、康有為與強學會的三個報刊1.康有為首創《萬國公報》

康有為（1858-1927），廣東南海人，出身于官宦之家。21歲到香港游歷，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比封建制度的優越性，開始收集報刊，向西方尋求真理。這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傳教士辦的《萬國公報》，以至于他把自己后來創辦的第一個報刊，也取名為《萬國公報》。1888年他進京參加順天鄉試名落孫山，寫了《上清帝第一書》，首次提出變法維新主張。1891年，他在廣州辦了長興學舍（后遷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培養了一批維新骨干，其中最著名的是梁啟超，還有麥孟華、徐勤、何樹齡、歐榘（同矩）甲、韓文舉等。康有為創辦之《萬國公報》康有為梁啟超1895年，康、梁一起赴京參加會試期間，正值中日甲午戰爭以后，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康梁串聯全國十八省參加會試的1300多名舉人，舉行了“公車上書”，要求“變成法以成天下之治”。這是資產階級維新派發動發動的一次大規模群眾性愛國活動，拉開了變法維新的序幕。在“公車上書”中，康有為提出了開設報館的建議，不久，便付之于行動。1895年8月17日，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辦的第一家報紙——《萬國公報》，在北京創刊了。《萬國公報》是雙日刊，版式與《京報》相似。初期的經費由康有為獨立承擔，梁啟超、麥孟華擔任編輯。當時委托京報報房用木板雕印。共出了三個月，45冊。主要是進一步宣傳變法主張。2.京師強學會與《中外紀聞》的出版

1895年11月，在《萬國公報》的鼓吹和康有為的游說下，一些具有維新思想的帝黨官員（陳熾、文廷式、袁世凱等）和知識分子在京師在立了強學會。強學會正式開局后，“先以報事為主”，遂將《萬國公報》改為《中外紀聞》作為強學會的機關報。《中外紀聞》除繼續刊登論說宣傳變法外，還刊登一些中外新聞。強學會成立和《中外紀聞》的出版，在封建頑固派中引起了恐慌。1896看看1月20日，光緒皇帝迫于頑固派的壓力，下令封閉京師強學會，《中外紀聞》也被迫停刊。《中外紀聞》從創刊停刊只存在了一個月零五天。3.上海強學會與《強學報》的出版1895年10月，《萬國公報》的言論和京師強學會的籌備活動引起了封建頑固派的注意，有人勸康有為暫時走避，考慮到京師強學會已具規模，正需要到南方去繼續發動，康有為于10月17日離開北京，到南方游說代理總督張之洞，張之洞同意他在上海，廣州兩地成立強學會，并捐銀1500兩作活動經費。經過短時間籌備，上海強學會的機關報，于1896年1月12日創刊，由康有為的弟子徐勤、何樹齡主編。《強學會》的政治色彩比《萬國公報》和《中外紀聞》更為鮮明，旗幟鮮明地倡導變法維新，影響也比《萬國公報》和《中外紀聞》大。在清政府頒布了查禁強學會一切活動的命令后的第六天，慣于看風使舵的張之洞下令解散上海強學會、停刊《強學報》。因此，上海的強學會從1月12日創刊到1月25日停刊，只存在14天，出版了三期。意義：京、滬兩地的強學會及期機關報《中外紀聞》、《強學報》雖然很快就被封建頑固派和洋務派扼殺了，但它們的影響不可低估。首先，強學會的成立，標志著醞釀了幾十年的變法維新運動，已由一般的思想啟蒙工作轉變為在士大夫階層進行的有組織的群眾性政治活動。第二，資產階級維新派創辦的三個報紙的出版，沖破了封建統治者的言禁，為即將到來的中國人辦報高潮拉開了序幕。第三，通過辦會辦報活動，培養和鍛煉了維新派的政治活動家和報刊宣傳家，為維新派后期報刊宣傳活動的全面展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二、梁啟超與維新派的重要機關報——《時務報》1.《時務報》的創辦強學會被查禁后，維新派人士又重新聚集力量，另謀再起，決心“以報館為昌始”，繼續宣傳變法維新，把變法維新推向高潮。《時務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辦起來的，它成為維新派最重要的機關報。

1896年8月9日，《時務報》正式在上海創刊。汪任總經理，負責館內外事務，梁任主筆，主持“報中文字”。每10日出一期，每期32頁，約三萬字、書本式，連史紙石印，每期卷首發政論一、二篇，約三、四千字；下設《恭錄諭旨》、《奏折錄要》、《京外近事》、《域外報譯》約占每期的二分之一篇幅。至1898年8月8日停刊，歷時兩年，刊行69期2.《時務報》的變法宣傳特色和影響首先，它作為廣大愛國臣民的喉舌，喊出了時代的最強音——國難臨頭，非變法不足以圖強。該報連續發表了類似《變法通議》那樣的政論，以“變亦變，不變亦變”等非變法不可的激烈言辭。煽動風潮，鼓吹革命，充分表達了廣大愛國臣民的心聲，鮮明反映了家國垂危，不變就要被淘汰的時代特色。第二，在宣傳鼓動中做到了兩結合：一是把萬事萬物發展的觀點與變法維新運動的實際結合在一起，從而顯得格外具體生動，有說服力。最有代表性的是梁啟超的《變法通議》。它大聲疾呼：“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二是把變法宣傳與思想啟蒙工作結合在一起。許多文章不僅通過許多具體事例，闡明維新變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還把這種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到社會進化和民權平等的理論高度予以論證，對人們進行思想啟蒙。第三，變法宣傳的對象，與七八十年代早期改良主義者和《中外紀聞》等報刊，只著眼于少數王公大臣不一樣，《時務報》對中上層官吏和眾多士大夫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它不僅宣傳興學，而且還鼓吹立會、辦報。據統計，1896年1月強學會被封后，全國私人組織的學會、學堂報館達四五十所。越來越多的人支持變法圖強的主張，大大促進了變法維新運動開展。《時務報》的的變法維新宣傳是非常有成效的。這一方面受到廣大愛國臣民的熱烈歡迎，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封建頑固派和洋務派越來越嚴重的嫉恨和反對，于是一場爭奪《時務報》的斗爭開始了3.一場爭奪《時務報》的斗爭對維新派的辦報活動，封建頑固派從來就是深惡痛絕，萬般詆毀的。洋務派則是另一種態度。他們處于觀望之中，見維新盛行，他們便附庸“時務”之風雅，以談新法為時髦，后來，維新派受到鎮壓，他們翻臉一變，立刻舉起了屠刀。這方面，張之洞表現得最為突出，張之洞見《時務報》一紙風行，便盤算著通過汪康年控制《時務報》。在張之洞和汪康年的排擠下，梁啟超離開《時務報》，55期之后，不僅梁的文章不再登，連康門弟子的文章都沒有了，《時務報》不再是維新派的言論機關，而成了洋務派的喉舌。69期的《時務報》，單是政論文章發了133篇，其中屬梁啟超個人所撰的有60篇。三、國人辦報的第一次高潮1.澳門的《知新報》《知新報》是維新派在華南的重要輿論陣地。它是在康有為的親自領導下于1897年2月22日在澳門創刊的。梁啟超也參與了該報的籌備工作，并擔任撰述，總撰述是徐勤。該報初創時起名《廣時務報》，含“推廣時務報”和“廣東時務報”兩重意思，后為避免與《時務報》同名而改為《知新報》。《知新報》與《時務報》南北呼應，大力宣傳維新派主張。所不同的是，《知新報》在澳門出版，為清廷勢力所不及，因而言論更為大膽，敢言《時務報》所不敢言。特別是戊戌政變后，各地維新派報刊一掃而盡，惟獨《知新報》幸存下來，堅決站在維新派立場上指斥后黨搞反動政變，歌頌為維新變法而死難的烈士。該報出至1901年1月才自動停刊共出了133期。2.《湘學報》與《湘報》

這兩家報刊是維新派在華中的重要輿論陣地。《湘學報》是個綜合性旬刊，初名《湘學新報》，創刊于1887年4月22日，地點是長沙。它以倡新學、開民智、育人才、圖富強為宗旨，主編是唐才常。《湘學報》的創刊和時務學堂的創辦，使湖南的維新運動開展得十分活躍，呈現后來居上的勢頭。1898年2月，湖南維新人士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南學會。南學會成立后，有鑒于《湘學報》的刊期過長（10日一刊），文字艱深，偏重于學術，決定另辦一份日報——《湘報》《湘報》特色：《湘報》創刊于1898年3月7日，主編仍是唐才常。《湘報》的言論中，最有特色的對封建專制的猛烈抨擊和對民權平等學說的熱烈鼓吹。在這方面，它比《時務報》、《湘學報》等更為突出，也更為激進。另外，《湘報》的愛國救亡宣傳也極具激情和感染力。康有為曾稱它是“全國最好的一張維新報紙”，《湘報》之所以辦得如此出色，原因之一，是有一支有膽有識、思想解放的編撰隊伍。除唐才常外，梁啟超、譚嗣同、樊錐、何來保等都是編撰隊伍的核心。其中，譚嗣同更是主要的撰稿人。《湘報》的出版使湖南頑固派驚恐不安，他們一方成上書要求停辦《湘報》，一方面糾集流氓打手搗毀報館，毆打主筆。面對頑固派的挑戰，譚嗣同、唐才常等人毫不妥協，一直將《湘報》出至政變后才被迫停刊。3.嚴復與《國聞報》、《國聞匯編》《國聞報》是維新派在北方的重要輿論陣地。它于1897年10月26日創刊于天津，主要創辦人是我國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維新運動的知名人物嚴復。1897年夏天，嚴復在《時務報》創刊的啟發和鼓舞下，與王修植、夏曾佑、杭辛齋等人共同創辦《國聞報》，大力支持變法維新運動。然而，嚴復并不贊成“倡民權”、“開議院”的主張，屬維新派中的右翼，戊戌政變后未被深究。此后，嚴復思想漸趨保守，晚年甚至列名于擁戴袁世凱復辟帝制的籌安會，1919年又反對五四運動，成為時代的落伍者，1921年默默死去。嚴復《國聞報》特色：嚴復等人創辦的《國聞報》，其最大的特色是新聞多，消息快。創辦初期，《國聞報》以“通外情為要務”，特別重視對外國報紙和書刊的翻譯介紹，但實踐證明群眾更關心發生在身邊與自己有切身利益關系的重大政治事件，因此，《國聞報》便逐漸把報道重心轉移到國內新聞，特別是北方地區的新聞。如《國聞報》從1897年11月18日至1898年1月7日，連續報道了膠州灣事件，一直到2月19日才結束關于這一事件的報道，并發表七、八篇關乎這一事件的評論。緊接著，《國聞報》又大力揭露了俄國侵略軍一手制造的旅大事件。在這個事件的報道中，其消息的準確和詳細，是其他報紙無法比的。《國聞報》因此受威脅，嚴復為保全這塊陣地，從1898年3月27日起，假作賣給日本人西村博。在日商招牌的掩護下，《國聞報》一直堅持到1898年12月，對“百日維新”和戊戌政變作了較充分地報道，最后迫于政治形勢，到1899年2月才真正賣給日本人。《國聞匯編》《國聞匯編》是國聞報館出版的旬刊，創刊于1897年12月8日。至每期均有兩部分內容，前半部為論著，主要是譯稿，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即在《國聞匯編》上連載；后半部為譯報，即從外人報刊中翻譯的新聞和評論。《國聞匯編》只出了6期就停刊，原因是曲高和寡，銷數太少。但它首先發表《天演論》這樣有巨大影響的力著，對中國文化史是一個極大的貢獻。4.其它一些維新派報刊在這一次辦報高潮中，各地維新派人士還在全國各地創一大批報刊。上海的最多，除《時務報》外，還有《集成報》、《富強報》、《實學報》、《求是報》、《女學報》（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婦女報紙）等等。杭州有《經世報》、桂林有《仁學報》、重慶《渝報》、廣州《嶺學報》、成都《蜀學報》等等。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批專業性科技期刊，如上海《農學報》溫州的《算學報》,等等.這些報刊都是在維新運動處于高潮期間創辦起來的，是維新運動的產物，它們和康、梁等人創辦的《中外紀聞》《強學報》《時務報》《湘學新報》《湘報》《國聞報》《知新報》等一道，形成了中國近代新聞事業史上的第一個中國人自己從事辦報活動的高潮。四、維新派報刊的作用及影響：1、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進步作用第一，向讀者進行了資產階級思想啟蒙的教育。第二，向讀者進行了救亡圖存的愛國主義教育。第三，推動了維新運動的發展，促成了變法的實現。2、對新聞事業的貢獻第一，沖破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言禁。第二，開政治家辦報的先河，提高了報人報業的社會地位。第三，創造了報章新文體。這一時期維新派報刊的突出特點是，非常重視政論這一報刊文字體裁的戰斗作用，形成了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時務文體”。“時務文體”的第一個特點是，針對現實生活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即“時務”)有感而發。第二特點，是強調具有較為自由而通俗的形式。維新派政論家的文章各有各的風格，但總的來說可歸于“時務文體”的范疇。最足以稱為“時務文體”的代表人物的，是梁啟超。他的文章“縱筆所至，略不檢束”；駢散結合，平易暢達；而且“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第四節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外人辦報活動一、日本人在華報業的崛起從19世紀末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