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大國治理關鍵在于農村和基層。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實施農村振興戰略，強調“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農村治理體系”，把“自治、法治、德治”作為農村治理現代化轉型的重要內容，放在農村振興戰略的重要位置，為現階段我國各地區農村治理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已成為全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關鍵詞：鄉村振興戰略；三治融合；鄉村治理；路徑

引言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并提出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全黨的重大戰略任務。“三治融合”鄉村治理模式具有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方法論意義。鄉村振興三治的概念黨的十九大報告在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時強調，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夯實自治基礎、強化法治保障、著力德治引領為抓手，匯聚鄉風文明建設強大合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格局，充分激發農村發展活力，進一步強化產業基礎、提高農民增收、鞏固脫貧成效、推動鄉村振興打下堅實基礎自治自治以增活力，因為根據《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要完善鄉村矛盾糾紛調處化解機制，加大小微權力腐敗懲治力度，注重運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探索建立“互聯網+網格管理”服務管理模式。法治法治以強保障。要健全鄉村基本公共法律服務體系需加強農村法律服務供給，加強村法律顧問工作，規范農村基層行政執法程序，嚴格按照法定職責和權限執法，將政府涉農事項納入法治化軌道。德治德治以揚正氣。要嚴厲打擊把持基層政權、操縱破壞基層換屆選舉、侵吞集體資產等違法犯罪活動，做到有黑掃黑、無黑除惡、無惡治亂，形成強大震懾。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將發揮鄉村治理的最大能量，營造人人共建共治共享的局面，最大限度地激發農村發展活力，更好更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鄉村振興。“三治融合”與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關系以自治為基，激活“民善于治”的內生力自治，即民治，民主之治。農民是鄉村社會的主人，走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要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充分尊重農民意愿，牢牢牽住農民當家作主是鄉村治理的核心和本質這一“牛鼻子”，激發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推動形成“以民治民民自治”的良好局面。以法治為本，強化“以治成善”的硬實力法治保障鄉村治理有效，關鍵環節在于立法部門科學立法，清醒認識法治建設的根基在基層、薄弱區域在鄉村的這一現實情況，把立法與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相銜接、相適應，深刻把握人民群眾對法律的期盼由“有沒有”轉變為“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這一重大變化，把立法與維護廣大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相連接、相匹配。以德治為先，增強“良善治理”的軟實力德治，即以德治理。我國農耕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在實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時，還要注重發揮好德治的作用，推動優秀傳統文化與自治、法治相輔相成。在鄉土中國的熟人社會生長起來的鄉村文化、道德規范、公序良俗、傳統倫理等培養了村民道德意識，賦予了村民道德實踐，規約著村民行為動機、行為過程。總結：鄉村振興三治指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和鄉村振興的關系是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德治作用至關重要，自治是根本，法治可有序推動鄉村依法治理工作。“三治”融合助推鄉村治理現代化面臨的挑戰微觀個體層面的挑戰從微觀個體層面來講，鄉村人力資源大量流失，造成鄉村治理主體的缺失。鄉村治理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在于鄉村青壯年勞動力和鄉村精英等契合鄉村治理需要的本土人才大量流失，進而導致鄉村治理主體缺失。這是鄉村治理面臨的核心困境，一方面表現為部分高素質和強能力的鄉村精英人才外流，漂泊于他鄉的鄉村精英人才回流農村困難，導致村莊治理人才嚴重短缺，給鄉村社會發展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如三留守問題、村莊空心化和產業虛弱化等，這使鄉村陷入了“無人”治理的窘境;另一方面，本應該成為治理主體的鄉村留守人員，卻因為參與能力有限或參與意愿不足等，導致村莊公共事務無人問津，村民自治成為空談，甚至異化為村干部自治。中觀層面的挑戰從中觀層面來講，軟弱渙散的鄉村基層組織難以有效運轉，消解了鄉村社會治理的效果與質量。伴隨著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外流，村莊治理主體缺失帶來的另一個嚴重問題便是村莊基層組織的軟弱渙散，其中既包括基層黨組織，又包括村民自治組織和其他群眾性組織。基層組織的軟弱渙散帶來的直接后果便是黨的方針、路線與政策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貫徹落實，消解了鄉村治理的有效性與及時性。主要表現為部分鄉村干部不按村莊實際開展工作，形式主義問題突出，自上而下的政策、資金和資源因鄉村組織無力承接而出現治理無效的局面。這一現狀不僅不利于黨加強對農村工作的領導，還會造成農村居民向心力、凝聚力和認同感下降，導致農村社會失序，進而影響基層治理的效果，這樣的組織現狀顯然難以適應新形勢下農村社會發展的要求和鄉村振興戰略對鄉村治理的要求。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有必要加大對基層組織的制度建設力度，提升基層組織的領導力和治理能力，吸引優秀的青年人才回流農村，并激發廣大干部群眾積極參與提升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才能提升鄉村治理的現代化水平。從宏觀層面的挑戰從宏觀層面來講，社會轉型與社會變遷的加劇，使得原有的鄉村治理體系已難以適應現代化的治理需求。首先，伴隨著社會轉型的加快和治理環境的快速變化，以政府為代表的公權力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體，社會組織、經濟組織和村莊居民已經逐漸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構成力量，治理模式從強調單一的管理轉向多元協同治理，服務對象也由原來的“單位人”變成“社會人”。其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步伐不斷加快，鄉村社會也經歷著重大的社會轉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流失和人口老齡化加劇，鄉村社會由“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轉換，人民物質文化水平不斷提升，參與社會管理的意識日漸增強，多元復雜的社會現實對鄉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上所述，針對當前鄉村治理面臨的現實問題與挑戰，“三治融合”可以為解決當前的鄉村治理困境提供一個路徑參考。“三治融合”的治理路徑來源于地方政府對基層實踐經驗的總結，事實證明這種治理方式契合鄉村治理的現實需要，也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如浙江的“楓橋經驗”和“桐鄉經驗”等都已證明這一路徑的治理有效性。在鄉村治理資源相對匱乏和治理制度不健全的地方，采用“三治融合”的治理路徑來解決鄉村治理面臨的困境，對促進鄉村振興戰略中治理有效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三治”融合助推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對策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鄉村治理也面臨諸多新問題新挑戰，我們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圍繞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構建“自治為基、法治為本、德治為先”的“三治融合”體系，進一步強化黨建引領、完善基層自治機制、提升基層法治水平，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鄉村和諧穩定的共建共治共享的自治新格局。堅持黨建引航，激發“自治”活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加強基層黨的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為貫穿社會治理和基層建設的一條紅線，深入拓展區域化黨建。堅持以基層黨建引領社會治理創新，要創新“黨建+自治”工作模式，突出基層黨組織和農村黨員作用發揮，例如，通過制定實施積分制管理辦法，將積分與金融惠民、個人誠信、先進評比等內容掛鉤，給予政策和精神雙重獎勵，引導群眾參與“微治理”。要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和黨員隊伍建設，完善村規民約，成立村民議事會、禁毒禁賭會、紅白理事會、道德評議會等自治載體，充分調動和發揮好廣大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組織和引導農民群眾廣泛參與，讓農民自己“說事、議事、主事”，做到村里的事情村民商量著辦，形成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的治理格局。倡導全民守法，釋放“法治”潛力法治是鄉村治理的前提和保障，加強鄉村治理，必須要提高基層組織運用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針對部分鄉村法治意識薄弱、鄉村腐敗事件時有發生、國家執法資源下沉不夠等問題，一方面要深入開展農村法治宣傳教育，落實“誰執法誰普法”普法責任制，培育一批以村干部、人民調解員為重點的“法治帶頭人”，大力開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創建、“法律進鄉村”等活動，不斷提升基層群眾法治觀念和法律素養。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矛盾糾紛排查化解機制，深化信訪矛盾公開聽證制度，積極搭建鄉村法律服務平臺，成立村級人民調解庭、法律服務工作站，配備“一村一法律顧問”，規范建設人民調解委員會，作為化解矛盾糾紛、提供法律咨詢的陣地。創建“鄉賢工作室”，發揮模范引領作用，完善鄉賢調解制度，讓鄉村治理更精準、更有效。培養淳樸民風，催生“德治”動力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崇尚德治是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的優良傳統，鄉村治理要堅持以德治潤人心，以道德教化引領人民向善向上，推動基層治理行穩致遠。要深入實施以學促德、以規立德、以文養德、以評樹德等村民道德建設工程，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通過開展“五好家庭”“最美鄰里”“星級文明戶”創建活動，“好人榜”“道德模范”“好兒媳”等評選活動，發揮道德模范引領作用，以“小事物”傳播“大道理”，讓村民在潛移默化的熏陶中增強行為自覺。同時，廣泛組織群眾開展“講家史、談家訓、立家規、正家風”活動，定期觀看道德教育短片，幫助群眾明道德事理，編排百姓聽得懂、看得透的文藝節目，豐富了村民文化生活，涵養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文明風尚。沒有鄉村的有效治理，就沒有鄉村的全面振興。新時代背景下的鄉村治理必須在堅持和完善黨的建設基礎上，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強保障、以德治揚正氣，推動黨的組織和工作在基層治理薄弱環節全覆蓋，不斷提高鄉村治理水平，讓中華大地上的每一個鄉村都能在黨的引領下走向振興之路。結束語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是鄉村振興的基礎。法治、德治、自治作為鄉村治理體系的三要素，相互關聯、相互交融。結合“三治”，完善鄉村治理體系，是鄉村振興的必然選擇，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實踐要求，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路徑。構建“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是推進我市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有效實現形式，要正確處理好“自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間的協調關系，始終堅持加強黨建引領作用，夯實自治基礎，健全法治保障，深化德治支撐，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系。參考文獻[1]強可鑒,張雯.鄉村振興背景下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路徑探索[J].2020.[2]蔣路.鄉村振興視域下構建"三治融合"治理體系的實踐路徑研究[J].楚天法治,2020(24):5.[3]徐剛.鄉村生態振興視域下"三治融合"治理進路探究[J].福建農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24(5):8.[4]沈陽.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