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簡介學科要求

中國現代文學時間概念：發端于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號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的發表，止于1949年7月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召開。“現代”這一概念標志著中國古典文學時代的終結和一個文學新時代的開始和發展。所謂“現代文學”即是“用現代的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學。”較早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無論是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年)，還是陳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1928年)，或是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之源流》(1932年)，都是著眼于新文學與傳統文學、特別是與近代文學的歷史變遷關系的梳理。這固然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于現代文學的一個特定的觀察角度，同時也顯示了現代文學尚未從中國文學整體研究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學科。真正用歷史總結的態度來系統地研究現代文學的，應該說是始于朱自清先生。他1929至1933年在清華大學等校講授“中國新文學研究”的講義，后來整理發表題為《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是現代文學史的開創性著作。它以作家的創作成果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著眼于從豐富的文學現象來探討各類作品產生和發展的社會原因和歷史經驗，重視作品的藝術成就及社會影響，特別是注意分析了外國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及其對各種流派的形成在思想風格上所起的作用，并采用了先有總論然后按文體分類評述的體例，這對以后的現代文學研究都有重要的啟示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完成，現代文學的發展已經歷了一個完整的歷史階段，這就更有條件從整體上來考察和研究它的發展過程和歷史特點了。50年代初期，全國高校新設“中國現代文學史”這一課程。

教學目標：掌握“五四”以來的主要文學思潮、社團、流派、創作方法和代表作品。了解重要作家的藝術風格和中國現代文學的主要成就、經驗教訓及發展規律。引言中國文學現代化的發生

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1917年的大張旗鼓的文學革命興起前的20年，是中國文學現代化的發生期，有了這個現代化發生期的基礎，才有了五四后30年文學在現代化道路上的迅速發展。19世紀、20世紀之交，中國文學已開始了民族存亡背景上的外部與內部雙重的現代化努力，許多觀念性的變革在1898年前后發生。

——范伯群、朱棟霖《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第一節中國文學現代化的起點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失敗后，知識分子中的民族危機感日益強化，這種危機感對民族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維新變法運動”雖然以康梁的出逃而告終，但它的意義卻不止于此。知識分子開始以近代科學的觀念來思考民族命運，有了強烈變革的要求，有了對自身的深深的不足感。梁啟超于1922年寫的《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指出：“近五十年來，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第一，報刊傳媒的繁榮。梁啟超在1901年就稱：“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1906年，僅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出版的報刊達66家之多，而全國出版的報刊總數則達到239種。報刊繁榮與文學的現代化同步進行。第二，出版業的平民化。民營出版業向產業化方向發展決定著現代出版業的大眾性與平民化的民主特性。它給那些以具有現代思想的知識分子為主的進行創作的個人提供了理性交往的空間，保證了文學的現代性實現的機會。第三，作家的職業化。1905年廢科舉的措施，使一批讀書人走出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人生軌道，他們被拋到了自由知識分子的境地，而另一些知識分子則從官場退出也轉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總之，市場經濟為職業作家提供了一種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的空間，也推動著文學從包羅一切的意識形態范疇中分離出來。第四，新式讀者的出現。在報刊傳媒繁榮、出版業平民化和自由的文學撰稿人隊伍出現的基礎上，文學的接受機制也發生了變化。不斷增長的城市市民及其文學需求為文學市場準備了潛在的通俗讀者群，現代教育的出現則為現代的新文學準備了大量新式讀者。第二節文學觀念變革在中國古代，詩文為正宗，小說是“小道”，沒有與詩文并立的資格。而在西方，敘事性文學發展較早，地位很高，文藝復興以后，由小說、戲劇、詩歌、散文四大體裁構成的文學格局就已形成。維新派人士出于啟蒙主義宣傳的目的，很快注意到東西方文學格局的不同，開始為小說和戲劇爭取應有的地位。從晚清開始的中國文學現代化發生期的觀念變革，首功歸諸梁啟超。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筆名有飲冰室主人等，廣東新會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學者。從1899年起不到三年時間里，他依次提出了：“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變革觀念。“詩界革命”“詩界革命”的口號由梁啟超提出，1899年，梁啟超在《夏威夷游記》中說：“……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詩界革命要達到三個標準：“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后成其為詩。”由此可見，梁啟超以詩評家身份出現，其保留詩歌舊形式的革命終不徹底。

真正以詩人面目倡言“詩界革命”的是黃遵憲。在1868年的《雜感》中，他寫道“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后人，驚為古斑斕”。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總結了“詩界革命”：“這回‘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對民七（1918）的新詩運動，在觀念上，不在方法上，卻給予了很大影響。”“文界革命”梁啟超在游記《汗漫錄》中評價日本著名政論家德福蘇峰：“其文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為文界別開一生面者，余甚愛之。”“文界革命”的口號是他在1899年提出并一貫力行的，借鑒了日本和“歐西”的思想內容與語言形式，才蛻變出他的“新文體”。

—范伯群、朱棟霖：《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所謂“新文體”，是指發表在《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上的報章文體。是梁啟超創造的一種新的散文范式，是我國散文由文言向白話過渡的橋梁，在近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內容上，善于以“歐西文思”來創造新意境，與此相應的是大量新思想、新名詞、新知識的出現；在句法上，平易暢達，語匯豐富，文白相間，中西交融，大大提高了散文的表現力；在章法上，自由大膽地抒寫己見，往往是信筆直書，逞心適意，縱筆所至，不加控制；在結構上，講求邏輯嚴密，條理明晰。在風格上，筆鋒充滿感情，尤善于運用鋪敘的筆法和排比的句式，使文章形成一瀉千里、不可阻遏的氣勢，具有強烈的煽動性和感染力。為適應社會政治劇變和現實斗爭的需要，它打破了古文艱深的文體風格，以一種自由奔放、通俗易懂的姿態登上了文學的殿堂。總之所謂“文界革命”，其實就是要把散文從桐城派古文的禁錮下解放出來，自由地寫作。

“小說界革命”中國小說觀念的變化始自1897年天津《國聞報》上所刊載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執筆者嚴復、夏曾佑稱：“夫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于經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為說部所持”，并說“且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小說為國民之魂”在西方，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文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故欲今日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總之，將小說的政治宣傳與思想教化功能極大提高，企求達到“改良群治”和“新民”目標，這就是“小說界革命”。戲劇觀念的革新的代表是陳獨秀。他提出“看戲不再只是游戲，演員也不再低人一等”。1905年，陳去病、柳亞子創辦我國最早戲劇雜志《二十世紀大舞臺》。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東京發起了春柳社，不久，歐陽予倩加入，推出新戲《茶花女》《黑奴吁天錄》。新劇家王鐘聲在上海成立春陽社。1908年，上演由英國小說《迦因小傳》改編的戲劇，標志著國內新興話劇的萌芽。文體觀念革命有著相應的語言觀念改變的背景。最早提出“言文合一”的主張是黃遵憲，他指出“言文合一”使各國文化普及，科技發達，社會進步，中國的言文乖離致使科技文化落后。裘廷梁1897年旗幟鮮明地倡言《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他的結論是“文言興而后實學廢，白話行而后實學興。陳榮袞撰文《論報章宜改用淺說》，主張報紙改用白話。用文言，全民如處黑暗，改白話，人民嘻游于不夜。以上諸人提倡白話，均從維新的社會用途著眼，是為經世致用的“實學”打算。而從文學出發論白話的則是梁啟超，他指出：“文學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第三節文學創作實績觀念的變革并未在每一文體上直接轉換成文學的實績。在中國文學現代化發生期的20年里，各類文體的成績厚薄不均。在文學史上對現代化具有實際意義的是政論散文和小說（含翻譯）。詩歌：1909年成立的南社是此時最大的詩歌社團，但南社詩人除了政治態度比維新派激進外，對詩歌的藝術創新進展不大。所以，從黃遵憲的“我手寫我口”到胡適的白話新詩，中間沒有多少實質性的現代化成就。戲劇：春柳社在日本演出的新派戲和春陽社以話劇中滲透戲曲因素的表演稱之為“文明戲”。劇本不健全，文學性得不到保障，演出市場化，藝術品位流于庸俗。政論散文：本時期重要的散文作家有：梁啟超、章太炎、鄒容、秋瑾、章炳麟、章士釗等這一時期的散文廣泛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識分子強烈的憂患意識、變革意識和批判意識，也反映出那一時期初步的科學民主的啟蒙思想的興起，以及在啟蒙和種族革命主題下種種觀念的更新。小說：創作上可以大致分為清末和民初兩個時期。清末的傾向以理想與譴責并存，民初傾向以消遣游戲為主。前期的刊物陣地以四大小說雜志（《新小說》《繡像小說》《小說林》《月月小說》）為主，后期以改革前的《小說月報》與《禮拜六》等雜志為主。清末的小說有政治小說和譴責小說兩類。梁啟超的政治小說基本上是一批主題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譴責小說則在清末盛行：劉鶚《老殘游記》、李伯元《官場現形記》、吳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曾樸的《孽海花》被稱之為“清末四大譴責小說”。“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俗。”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清末翻譯小說中林紓的影響無與倫比，其中尤以林紓翻譯的《茶花女遺事》大受歡迎：“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對域外小說的積極介紹和借鑒,刺激和啟迪了新舊時代交接中的中國作家，他們在借鑒與模仿中很自然地將本土的傳統文學與世界性的現代文學做比較，從而打破思想封閉狀態，開始參與世界文學“對話”。民初小說以鴛鴦蝴蝶的言情結合休閑通俗的《禮拜六》風格為主流，稱鴛鴦蝴蝶派。民初言情小說的代表作是徐枕亞的《玉梨魂》，敘述才子佳人的故事，纏綿悱惻，哀婉感傷，既有現代小說的細膩，又有古代詩賦語言的典雅。“淫啼浪哭”蔚然成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