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三講文明初現與中華民族起源-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教案(史前時期)授課題目文明初現與中華民族起源(史前時期)教學目的通過本章內容的學習，使學生充分了解中華民族起源，華夏初教學重點教學難點重點：中華民族起源。1、教學活動的導入根據各節的內容需要，采用不同的導入手段，主要包括：2、理論講授(1)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一方面，注重系統而科學的理論分析。另一方識問題，從而有效增強教學內容的說服力、感(2)注重經常用設問的方式，引發學生的關注和思(3)理論講授注意感情的投入，增強對學生的感染3、學生課堂討論大一、大二、大三各專業學生2程。文化演變上表現出顯著的連續性和統一性。3西仙人洞先民制造出了陶器。隨著農業、制陶技術的發展，人口激增，定居聚落產生，為早期中華文化圈的孕育準備了條件。距今1萬年左右，長江下游地區和華北山麓地新石器時代，磨制石器、陶器以及明顯的農業與定居跡象出現了。距今9000多年，中華大地農業初步發展，定居聚落增多、聯系加強，形成了一定范圍的文化區和區域交流。如長江中游的彭頭山文化與長江下游的上山文化在陶器器型和裝飾紋樣上，就存在相互聯系。聚落，發展出裴李崗文化，其先民擁有稻米、野大豆、蓮藕、菱角、豬、的文化統一體，“早期中華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國”開此時，中華大地還存在著許多分布空間相對穩定的其他農耕文化區、的社會發展狀況。長江下游的跨湖橋文化，以釜、罐、盆、缽、的發現，反映出稻作農業的初步發展。骨鏃、骨鏢等工具及獨木舟遺存，這些文化區之間發生著廣泛的交流。中原裴李崗文化廣泛傳播，粟作4農業擴展至西遼河流域和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相互影響。彭頭山文化和跨湖橋文化相互影響，稻作農業向北擴展至黃河下游地區。美石美玉觀念在這些文化區內廣泛流行。距今6000年前后，長江中下游與華北地區史前農業文化生態系統完全建立，農業快速發展與傳播，人口和聚落急劇漸豐富，分布范圍不斷擴大，內部聯系進一步增強。黃河中上游地區的仰韶文化內部統一趨勢明顯，以黑彩描繪的花瓣紋彩陶器最具特點。甘肅張家川圪撻川遺址的大糧倉、河南南陽黃山遺的繁盛。半坡、姜寨等環壕聚落的向心結構布局則反映出利益與共、血緣凝聚、秩序井然的平等社會狀態。受仰韶文化影響，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期產生了花瓣紋的彩陶器，而本地的陶觚形杯、三足帶把罐、獐牙勾形器、石鉞等特色器物，為后來禮制的出現埋下了伏筆。長江流域的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已有成熟的水稻種植技術，出現大量包括楫構件、方形榫卯等在內的木器、以及骨、角式排房為主要建筑形式的聚落，在強調集體秩序上與仰韶文化聚落異曲同工。這一時期，不同文化要素出現空前的跨區域傳播交流，文化交融聯結成一個文化共同體或文化圈。廟底溝式的花瓣紋彩陶等向周陰山、燕山，遠至蒙古高原，其范圍已經涵蓋如今中華文明的主體區域。晉西南、豫西及關中東部為中心區，出現了數十個上百萬平方米的大型中心聚落、數百平方米的宮殿式建筑，此區域的花瓣紋彩陶流暢典雅，最具5與仰韶文化鄰近的邊緣區，在廟底溝文化刺激下也都陸續出現中心聚落、紋的傳統器物依然最為常見。流互動，成為早期中華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稱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在20萬年前就有人類活動。藏北高原的尼阿底、川西高原東部的四川稻城皮洛、西藏西部的夏達錯等遺址的石器加工技術，與華北和華南舊石器文化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西藏昌都卡若、小恩達以及山南昌果溝、拉薩曲貢等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表明這種聯系進一步加強。如卡若遺址吸收了粟類農作物、半地穴式的紅燒土房屋、彩陶紋飾、陶器造型、石器加工技術等黃河上中游地區的文化要素。卡若遺址的雙體彩陶罐更成為溝通黃河上游、川西北及滇西北史前文化的共同文化符號。卡若和小恩達遺址的陶器裝飾技法又連接了長江上游的金沙江流域。此外，遺傳學的研究也表明，在距今約6000年，黃河流域的部分農業人群分批次進入了青藏高原，與本地人群融合成后來的藏族先民，留居黃河流域的一支成為華夏族的先祖。語言學研究也表明，漢語與藏語同出一源。文化的融合和農業人群的擴張，表明今天的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融入早期中華文化圈之中，不僅擴展了早期中華文化圈的地理范圍，更豐富了其文化內涵。新疆在5萬年前就有人類活動。距今1.1萬年左右，新疆出現的細石器文化與華北及東北亞地區細石器技術存在密切聯系。阿勒泰地區吉木乃縣通天洞遺址距今約5000年，其中發現了起源于華北地區的黍類作物。距今約4000年，彩陶文化進入新疆東部，在距今約3500年，擴展至天山南北的廣大地區，成為彩陶文化最后的輝煌。阿爾泰地區的石人雕像、哈密的銅牌飾和后來殷墟的和田玉等發現，都表明今天的新疆在史前已與中6華文化圈的核心地區發生了緊密的聯系。后世文獻中的神話故事也反映出這兩大區域的密切聯系，如居住于新疆昆侖山地區的西王母通過本地的新疆雖地處早期中華文化圈的邊緣，但走在了早期中華文化圈的前沿，諸如小麥種植、青銅技術、羊牛牧養等西域文化元素經過新疆傳入早期中華文化圈核心地帶，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明的物質內涵。中南部的河套地區和東部的遼西地區吸收了華北地區的彩陶文化，各自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類型。早期中華文化圈的彩陶，也經此擴展至蒙古高原。大量流動于歐亞草原的文化因素向東傳播，遇見大興安嶺及其余脈后折向南，部分進入華北平原，成為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內容。此外，與馬家窯文化有關的文化從四川西北部南下，到達成都平原的一支成為寶墩文化，到達云南的一支奠定了后世云南文化的基礎。長江中下游和遼河流域的農業文化也向東南沿海和東北邊疆地區傳播。如嶺南地區石峽文化、福建地區縣石山文化出現了明顯的稻作跡象，嫩江流域昂昂溪文化出現了栽培粟。東南沿海的早期文化越洋進入今天的臺灣島，發展出以大坌坑文化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水稻種植業也隨之進入。語言學和遺傳學的研究也都表明，福建地區是南島語族的發源地。因長期互動和頻繁交流，到夏朝建立時，早期中華文化圈的范圍西到新疆東部，西南到西藏東部、云南西部，南至兩廣地區，東南至包括臺灣內蒙古中南部甚至更遠，和現在的中國疆域已很接近。在這一多元互動的早期中華文化圈內部，各種文化元素在相互影響和作用下共同發展，形成了一個以中原文化為核心，包括不同經濟文化類型和不同文化傳統的分層次聯系的重瓣花朵似的格局。這奠定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基礎。7文明是人類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表現為生產力發展基礎上出現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形成階級、王權、都邑性城市。這些文明特征是逐步出現和匯聚的，以“國家”為集中表現形式。距今5300年前后，中華大地陸續出現了許多政治中心和早期國家，進入邦國林立的“古國時代”。各種“古國”文明相互碰撞融合。距今4300年前后，黃河中游的中原“古國”崛起，加速了社會一體化進程。距今約4100年前，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夏王朝建立，中華大地進入觀念“一統”的“王國”時代，華夏初立。距今5800—5300年，中華大地開始出現零星域的遼寧牛河梁，黃河流域的甘肅大地灣、河南雙槐樹，長江中下游的安徽凌家灘、江蘇張家港東山村等遺址，曾出現有精美玉器隨葬的高等級貴族大型墓葬、規模宏大的祭祀遺跡和超大規模的地區中心聚落。此時階層分化相當明顯，權貴階層已形成，王權或其雛形也已經出現，并通過壟斷宗教祭祀權掌握了對社會的控制權，部分地區已步入文明社會。距今5300年前后，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國家文明形態開始出分布于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以神人獸面為統一的精神信仰。良渚社會曾調動大量人力，構筑大型水利工程和古城。貴族居住并埋葬在人工堆筑的高大夯土臺之上，掌握著專屬的高等級手工業產品生產與產品分配，形成了明顯的區域控制。良渚遺址以外的環太湖區域存在著與良渚在信仰等方面保持一致的地方行政中心。良渚社會同的信仰、共同的社會分層方式和統一的資源調配模式。緊緊圍繞良渚這一社會中心，形成了中央與地方的社會結構，最初的地域國家正式形成。同一時期，黃河中游隴東地區的甘肅慶陽南佐遺址，長江中游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社會的石家河、雞叫城、城河遺址，中原地區仰韶文化晚期的雙槐樹遺址、廟底溝二期文化和黃河下游大汶口文化晚期社會，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了國家特征。距今4300年左右，各區域社會復雜程度和整公共利益的區域中心不斷涌現。各區域大型城址的出現是文化整合的結8果，進而為更大范圍的跨區域文化整合和廣域王權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位于晉中南襄汾的陶寺遺址是這一時期中原地區出現的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都邑性聚落。該城址面積約300萬平方米，城內由貴族居住區、王族墓地、手工業作坊區、庶民居住區等功能區組成。城南圍出一的小城作為宗教祭祀區，設有“觀象臺”。王族墓地隨葬鼉鼓、石磬、銅鈴、彩陶龍盤、玉鉞、玉琮等高級物品。陶寺宮城、王族墓地等所體現的“王權”社會，各類禮樂器所反映的“禮制”文明，均與夏商周三代文明一脈相承。區規模最大的石構城址。它由皇城臺、內城、外城三部分組成，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城址以皇城臺為核心，內外城環套布局，皇城臺頂部有大臺基和高等級墓地，四周被階梯狀石墻層層包裹，形似“金字塔”。石峁遺址與陶寺中晚期文化關系密切。兩地發現的由雙盔鬲、折肩罐器組成的陶器群高度相似，齒輪形銅器、骨制口簧、玉牙璧等基本相同，甕棺、壁龕、隨葬豬下頜骨、彩繪等習俗互見。分子生物學研究也表明，石峁人群與陶寺人群具有遺傳學上的密切關系。有學者甚至認為陶寺中晚期文化的變化是石峁人群南下的結果。此外，石峁遺址文流，玉鉞、牙璋等玉器受到海岱地區大汶口一龍山文化影響，玉琮有著齊家文化風格，鱷魚骨板來自長江流域，部分石人面形象、銅器(小刀)以及羊、牛等家畜是典型的歐亞草原因素。祭器紅陶杯等見于黃河中游和江淮地區……這些與高等級祭祀禮儀相關居天下之中、八方輻轉之地的中原，因其居民掌握了冶金、種植麥類9作物、養羊等新生產技術，率先突圍，成為物質與信息的中心和樞紐。來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經驗在此交匯，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既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發展方向，也有利于增強群體凝聚力，以中原為中心的文化發展趨勢形成。中華大地追求社會統一穩定的信念可追溯到文獻所載的傳說時《史記》有載，據傳遠古時期，各部落互相侵伐，于黃帝。黃帝遂與蚩尤在涿鹿展開激戰，大敗蚩尤，黃河流域一統，天下咸服。在以炎、黃二帝為核心的政治聯盟下，包括蚩尤部落在內的不同部落人群相互融合，逐步演變為后來的華夏族，成為中華民族的前身，中華民族自稱“炎黃子孫”“華夏兒女”也由此而來。帝親力躬行，劃分疆域、分層管理，設計禮服、推廣宮室建筑、制貨幣、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在距今約4100年的龍山時代末期，伴隨著跨區域的文化整合，一些區域性文明中心逐步衰落。占據核心區位的中原龍山文化在與周邊文化的大規模整合中脫穎而出，進入了具有統一性質的廣域王權國家階段，完成了政治上的統一，夏王朝誕生。起“王天下”的政治王權。統一的政治秩序得以建立，區域內背景復雜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中原地區文化面貌趨向統一、聚落形態也由多中心、文化、黃河中游東下馮文化、黃河下游岳石文化、長江上游三星堆文化、彼此要素。夏王朝的建立是史前文化從誕生到“早期中華文化圈”形成，再到中華文明起源，最后統一于廣域王權國家的結果。中華文明從此進入成熟的“王國文明”階段。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在史前時期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過程中就已初中華文明流而不斷，連續性是其最為鮮明且最為基礎的特質。中華文明的史前連續性，主要表現在人類遺傳基因的賡續不輟和文化基因的世代相承。中華先民的體質奠基于舊石器時代。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南北方人群之間通過遷徙互動與基因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遺傳格局，反映出我國近萬年來主體人群的連續性。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大量的文化基因在此過程中生成、發展、代謝，保證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肇始于約9000年前的玉器，由實用裝飾品發展為用于巫術、祭祀的“神玉”,再演變為具有禮儀功能的“王玉”,后在儒家、道家等文化的影響下形成延續至今的中國特色用玉文化。始于約9000年前的彩陶，集中延續了5000多在我國分布廣泛，其圖文符號仍延續在今天的瓷器之前的龍形，遍布中華大地，貫穿整個新石器時代直至今天，成為中華民族共有的圖騰。創新性是中華文明保持連續性和活力的重要因素。史前中華文明的創新性主要體現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的技技術創新為中華先民創造了豐富的物質生活。距今約2萬年，中華先民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用于炊煮食物的陶容器；距今約1萬年，中華先民馴化了水稻、粟、黍和豬，為自己的生息繁衍提供了物質保障。距今約八九千年，中華先民發明了鬃漆、制玉、制酒、造船之術；距今約五六千年，中華先民創造出夯土建筑、養蠶絲織等技術，在豐富了物質文化的同時，也塑造了中華文明的面貌。距今4000多年，中華先民創新了復合陶范鑄銅器技術，更是創造了夏商周三代獨樹一幟的青銅文明。思想創新為中華文明增添了豐厚的精神內涵。從8000多年前開始，中華大地上出現了“天圓地方”的宇宙觀、“觀象制器”和中正的設計理念，以及“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敬天法祖、禮樂等思想。它們共同孕育了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祖先崇拜、禮法秩序、和合共生的文化基因祀天地傳統的延續，成為中國古代政權合法性的儀式源頭；祖先崇拜、宗族觀念流傳至今，成為中華民族孝慈倫理、家國情懷的淵藪。此外，燧人取火、伏羲畫卦、神農嘗百草、大禹治水、倉頡造字等流傳久遠的神話故事，也都彰顯出中華先民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史前中華文明的創新性，離不開包容性所提供的文化厚重與靈氣。這種包容性主要表現為內部文化的互通互融，對外來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對文化傳統的承續。一是內部文化的互通互融。粟黍和水稻分別起源于約1萬年前的華北、華南地區。距今2000年左右，粟黍類作物分布到了南方的珠江流水稻發展到了北方的遼東半島，中原地區則形成了粟黍和水稻共存的農業形態，保證了整個中華文明發展的經濟彈性。位于中原的陶寺文化吸收了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黃河下游大汶口一龍山文化的玉石鉞與雙孔石刀，長江中游江漢平原后石家河文化的玉獸面，西北地區的鈴和齒輪形銅器等不同區域的文化要素，涵養為自身的文化特質。明的原創性成果惠及歐亞大陸西側。三是對文化傳統的承續。史前的高等級建筑持續幾百甚至上千年地使用，體現出對傳統理念和文化的尊重與認中華文明史前的連續性和包容性孕育了其統一性，這種統一性主要表元技術體系且各具特點，但南北方卻存在各自內部的統一性。進入新石器時代，農業技術支撐下的定居出現，中華文化遍地開花，多區域文化交往交流逐步加深，統一性不斷加強，以彩陶和玉器為紐帶的共同文化符號聯結起今天中國的大部分地區。例如，發源于湖南懷化高廟文化白陶上的獠牙獸面紋，在興隆洼陶器、仰韶彩陶、良渚玉等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中延續發展。政治統一是文化一體化發展的結果。距今530文化和政治進一步融合。距今4100年前后，大禹“征三苗”“劃九州”,分地區，影響至今。此外，中華文明的和平性也初見端倪。萬邦林立的龍山時代，大量城址的出現是社會關系緊張的表現。這些“古國”文明如何處理彼此的利益1沖突，是極重要的社會問題。堯舜禹時代為尋求最大共識與共同利益，建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見本章課件視頻2.談談史前中華文明的重要特性。3.如何理解早期中華文化圈的多元一體結構?

第十六講文明新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教案授課題目教學目的通過本講內容的學習，了解當今世界面臨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體理念的提出、意義及中國實踐；理解和掌握人類文明新形態新在何處，蘊含什么樣的價值觀、文明觀，理解掌握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教學重點教學難點重點：當代世界所面臨的全球性治理危機及中西治理的不同。難點：人類文明新形態新在何處；中華民族共的內在關聯邏輯。1、教學活動的導入根據各節的內容需要，采用不同的導入手段，主要包括：創設情景；2、理論講授(1)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一方面，注重系統而科學的理論分析。另一方面，注重理論聯系實際，通過一些實際案例幫助學生更形象、更清楚地認識問題，從而有效增強教學內容的說服力、(2)注重經常用設問的方式，引發學生的關注和思(3)理論講授注意感情的投入，增強對學生的感染3、學生課堂討論組織學生圍繞一些主題展開討論等，在活動過程中，教師要針對學生的疑難問題給予解答、分析和總結，進而引導和啟大一、大二、大三各專業學生2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已經越來越難以應對正在與帝國之間的“互嵌式建構”過程。國、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秩序。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各交戰國形成了基督教文明內部相互承認主權的法理體系。17世紀的英國資產階過一系列殖民戰爭，一度成為現代世界的普遍知識和制度樣本。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打破了歐洲均勢，以法國思想創造力。法國戰敗后由戰勝國建立和維持的1815年“維也納體系”,是一個由少數大國操縱的強權政治體系。大國協調與列強共治成為19世紀國際政治的主流。3斷涌現。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從根本上改變了國際力量對比。2022年，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總量，按現價美元計算，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約為42.55%,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則占比為58.26%,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2010年以來，中國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經濟總量和發展質量上進一步接近美國，實現了十幾億人口規模的全面小康，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從長時段的世界史看，東西方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主導國際社會的西方霸權秩序日益衰落，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西方國家將為“主要對手”,實行所謂的“脫鉤斷鏈”“去風險化”,全球治理面臨挑戰，人類文明發展呼喚新思維和新路徑。文明和歷史邏輯層面的重要區別，展現出了不同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4可靠代表和受托人。西方的選舉受到資本和的真實意見與利益訴求被遮蔽甚至扭曲。理人游戲。當代西方社會還出現了顯著的選舉疲勞癥、低投票率等現象，同。西方實行分權制衡和司法獨立，法治運行高越復雜，律師集團越來越龐大，訴訟成本越來越高轄”的制度幫兇，出現了雙重標準現象和法治公信力的下滑趨妥善地平衡個性發展與集體團結，更加重視推崇個人至上，更加強調獨立競爭。中國社會始族國家片面強調個人權利。中國社會更加強調族群整合；西方民族國家更加傾向市民社會與國家的二元對5成西方政教關系的數千年沖突以及不同教派間的政治沖突，甚至頻頻訴諸戰爭手段。原則上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不接受霸權也不輸出霸權。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西方國家竭力維護基于霸權規則的國際秩序，頑固維護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遏制和打壓多邊主義和文明多樣性，對人類和平發展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成挑戰。中華民族共同體經歷了從多民族區域性統一到多民族全國性統一這種從“分”到“合”的歷史進程，各民族都對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的發展壯大作出了獨特貢獻。西方現代民族國家從古羅馬帝國體系和基中分化裂變而來，在整體上表現出從“合”到“流交融，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融聚發展。西方民族國家繼承造出高度同質化的現代“民族”觀念和身份。在現實制度實踐上，策，都沒有真正化解多民族社會治理問題；步帶來社會的撕裂與對抗，反而造成了更加嚴重的“認同政治”問題。中西民族治理的差異還深刻體現在以民族學為代表的學科和知識生產的不同演變軌跡上。西方民族國家在對外擴張類學和民族學為主體的知識體系，主要研究被他們稱作“野蠻人”的非西方群體，突出少數族群的特殊性，帶有濃重的視色彩。近代以來，在“西學東漸”背景下，民族學進入中國，雖然中國學者努力對其本土化，為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嘗試提供理論支持和知識6依賴。因此，進入新時代以來，著眼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民族學在內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中國理論政策界和西方概念和話語的影響，探索建立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為核心的中國特色民族理論和話語體系。西方民族國家的族群分化日漸明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受新為尖銳。例如在美國，少數富人將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主要收益據為己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愈演愈烈。美國民主黨與共大，敵意持續加深，攻訐不斷升級，嚴重侵蝕其所謂的民主政治。2021年1月，大批美國人拒絕接受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包圍并襲擊國國會山騷亂事件，是美國政治極化與社會撕裂的縮影。2022年一項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對美利堅民族的身份認同程度堪憂，67%的美國人不再對身為美國人感到驕傲。在歐洲，其政治光譜和極左翼政黨興起，呈現出強烈的反精英反建制的政治異現代國家的認同困境日漸明顯。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是多民族國家。各國不同程度存在著各自的民族問題。7民與難民問題；在非洲，民族問題主要呈現為部族沖突；在印度，民族問題主要表現為教派矛盾與種姓制度問題。因此，世界各地區各國家都面臨著增強國家認同的共同任務。對于如何建設現代民族國家，歐美國家主要提出了族裔民族主義和公民民族主義兩種思路，相應采取同化與多元文化主義等具體政策，以應對種族與族裔多樣性。但這些措施并沒有真正解決現代國家認同困境，同質化的熔爐政策和極端多元化的族群治理模式皆無法真正奏效。映出西方民族國家范式造成的內部民族治理危機，也反映出西方帝國主義通過殖民主義和全球化網絡造成的全球性民族治理危機。但一些西方國家卻采取雙重標準，對自身和盟友的問題視而不見、百般開脫，對其他國家卻吹毛求疵，甚至不惜歪曲歷史與現實，意圖通過打民族牌、宗教牌、人權牌的方式，實現遏制他國發展、破壞他國形象、干涉他國事務的目的。的治理體系。中國共產黨始終與時俱進優化民族治理理念，將民族因素、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支持。球性族群治理難題。中國的民族治理理念和制度8性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具體實踐，實現了各民族和諧共處，破解了政治認同與族群撕裂困境，彰顯了以共同體原則和方法超越西方民族國家范式的獨特優勢，能夠為開創全球治理新局面提供重要助力。更大更重要貢獻的必然選擇。代之問的中國方案。201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演講時指出：“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這是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2015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全面闡述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內涵：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從五個方面描繪了國際關系發展的美好前景，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創新的重大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此次大會上還首次提出“全人類的共同價值”這一概念，指出“和平、發展、公9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其基本內涵，將中華民族的價值追求延伸拓展至世界層面，契合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指向，為解決世界性難題提供了重要啟迪。2016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指出，中國“愿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動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人類前途命運的思考和對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的擔當。2017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演講時指出：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享，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抽象形態轉向現實舉措。同時，人類命運共同體”載入黨章。2018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系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完善。202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發表主旨講話，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倡導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這是繼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后，中國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的進一步豐富發展。同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指出人類是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強調要深化“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建設一個開放包容、互聯互通、共同發展的世界，共大局”,從全球治理角度思考謀劃人類社會理想秩序的思想成果，在歷史轉折關頭為世界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人類已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時代背景下，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雖分屬內政與外交領域，但在很大程度上相互貫通和促進。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對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同體。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應當在尊重人類文明多樣性的基礎尋求互利合作的空間，促進人類和平發展。在當代實踐中，“一帶一路”的和平發展、協和萬邦的重要理念。理。多元一體格局體現了一致性與多樣性的辯證統一，契合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包含著構建超大規模共同體的基本原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社會的理想目標和演進方向，指向構建相互尊的新型國際關系，實質是要走出一條國與國交往的新路。這更加需要把握好多元與一體的辯證關系，反對民族歧視和偏見固民心相通的社會根基，建立命運與共的共同體意識。值引領。中國主張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同價值，是對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全面超越。所謂“普世價值”,實質是以西方價值觀改造乃至取代其他國家、民族的價值觀，具有濃厚的西差異性與普遍性的辯證統一。治理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世界秩序是以190多個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全球體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不是要取消各個現代國家的界限，而是要在主權國家的基礎上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世界只有一個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只有一個秩序，就是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只有一套規則，就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秩序觀與治理觀的集中體現，與西方國家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內在自我中心主義和權力等級制邏輯完全不同。中華民族堅持人民至上，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底層邏多民族國家建設能否贏得各族人民的支持，歸根結底取決于“為了誰、依靠誰”。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堅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民族都不能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非主權國家的權力游戲與地緣秩序操作，而是能夠切實提升各國人民幸福的民心工程與人權事業。共同推動人權事業的發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各國的共同使命。196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法基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人民至上原則及其人權保護體系，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權利哲學及其制度實現提供了有益借鑒。中華民族堅持共同繁榮共同發展，為推動構建要參照。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中，促進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題。為推動發展合作，實現共同發展，中國呼吁共建團結、平等、均衡、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助力。踐支撐。中國共產黨以綠色發展為重要理念，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目標，堅持和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將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相統一，開啟了人類現代化新的綠色路徑。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應有之義。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須以生態保護為基本前提。中華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續發展理念，有助于內化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推動。推動者、實踐者，始終圍繞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等領域深化中國實踐，貢獻中國力量。建成小康社會，不僅改寫了中國人權事業發展史，也創造了世界人權保障新奇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7億多人口擺脫貧困，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明顯縮小了世界貧困人口“版圖”。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解決了世界1/5人口的小康問題，使14個與中國接壤國家擁有了一個穩定、強大的友好鄰邦，不僅為東亞的穩定作出重要貢獻，也給世界注入強大正能中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2013年，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截至目前，中國已經與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一帶一路”合作從亞歐大陸延伸至非洲和拉美。世界銀行報告顯示，共建“一帶一路”使參與方貿易增加4.1%,吸引外資增加5%,使低收入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加3.4%。受益于“一帶一路”建設，2012—2021年，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份額提高3.6%。到2030年，共建“一帶一路”每年將為全球產生1.6萬億美元收益，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3%;2015—2023年，760萬人因此擺脫絕對貧困，3200萬人因此擺脫中度貧困。與全球化早期西方列強爭奪基礎設施領域。周邊、亞太、中國一東盟、瀾湄國家、中非、中阿、中拉、中國一中亞、上海合作組織等命運共同體穩步推進。在全球層面，網絡空間、核安全、海洋等命運共同體應運而生，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多次寫入聯合國、目前擁有9個成員國、3個觀察員國和14個對話伙伴國，其成員國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經濟總量約占全球1/4,是當今幅員最廣、人口最多的綜合性區域組織，擁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如中國倡導設立的新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亞洲和廣大新興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穩定發揮了推動作用。態，是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是人類現代文明的新形態，為人類社會發展道路提供了新選項和新方向，具有深刻的世界歷史意義。民美好生活，還是犧牲人民利益而服從資本增值邏輯?是為資本，還是為人民?對此問題的不同答案，區別了不同的文明形態。從資本邏輯轉向人民中心，便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新原則。引導社會發展避免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苦難”和“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致力于“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和“一切人的自由發展”,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價值追求。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更高綜合與更深刻體現。人類文明新形態開辟文明發展新路徑。中國道路打破了“歷史終結論”。針對“本國優先”“逆全球化”思潮向世界蔓延，中國站在公平正義的一邊，高舉新型經濟全球化旗幟，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堅定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靠的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匯聚智慧辦成事，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提供新的體制參照和實踐路徑，徹底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迷思。開啟了“所有人造福所有人”的合作格局。人類文明新形態引領文明發展新境界。中國道路打破了“國強必霸論”。中國沒有陷入西方“國強必霸”的歷史定律，即使是在綜合實力最強的時候，中國也沒有對外殖民掠奪、沒有炮艦政策、沒有強加于人的不平等條約。無論是積極倡導共建“一帶一路”,還是主動參與全球治理，中華民族都是將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統一起來，把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聯系起來，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人類文明新形態調整文明發展新關系。中國道路打破了“文明沖突論”,這為促進多元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新的力量。中國道路證明，只有多元文明交流互鑒，才能更為妥善地平衡個體與群體、責任與自由、義務與權利、德治與法治、道義與利益、本國與世界的關系，從而淬煉出真正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不是謀求用一種文明取代所有文明，而是給人類文明百花園培育新生機；不是為了孤芳自賞突出自己，而是為了交流互鑒，為人類文明的未來開辟新可能。明提供有益借鑒。1族宗教、反對種族歧視。西方對中國的認知只有經歷對傳統“東方主義”新境界。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面對不可阻擋的經濟全球化趨勢與和平發展潮流，必將與第三世界國家以“天下為公”的大同理念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以“修文偃武”的和平精神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以“義利相兼”的義利觀謀求開放包容共贏的發展前景，以“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促進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以多元、民主、包容和有機互動方式激活歷史遺產，共同追求更公正的國際新秩序，共同創造人類和平發展新前景。的藩籬，將危機轉變為融匯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意識形態對全球風險，合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見本章課件視頻1.如何理解西方民族國家范式?2.如何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世界意義?3.如何理解人類文明新形態?

第十四講新中國與中華民族新紀元-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教案(1949—2012)授課題目教學目的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展的促進中華民族共同性空前強化的實踐活動，學生全面掌握幾十年來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教學重點教學難點難點：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民族關系的根本標志”。1、教學活動的導入根據各節的內容需要，采用不同的導入手段，主要包括：創設情景；2、理論講授(1)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一方面，注重系統而科學的理論分析。另一方面，注重理論聯系實際，通過一些實際案例幫助學生更形象、更清楚地認識問題，從而有效增強教學內容的說服力、(2)注重經常用設問的方式，引發學生的關注和思(3)理論講授注意感情的投入，增強對學生的感染3、學生課堂討論組織學生圍繞一些主題展開討論等，在活動過程中，教師要針對學生2的疑難問題給予解答、分析和總結，進而引導和大一、大二、大三各專業學生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會的苦難命運，歷史性地跨入人民當家作主的新領全國各族人民，始終致力于維護國家統一與民投身“解放”的洪流和“統一”的歷史進程，軍新疆，把五星紅旗插遍天山南北，粉碎了國內的陰謀，保衛了祖國的西北邊疆。1949年9月2日，新華社發表社論《決不容許外國侵略者吞并中國的領土——西藏》,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島、臺灣在內的中國全部領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以外。西藏是中國的領土，決不容許任何外國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國人民的一個不可分離的組成許任何外國分割。”人士、各人民團體以及國外華僑等的積極響應。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今北京)召開。新政協籌備會分為六個籌備小組，其中五個小組都有少數民族代表參加。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參3加會議的代表、候補代表和特邀人士共662名、議期間，中共中央專門邀請少數民族代表座談，征求他們毛澤東在開幕詞中莊嚴宣告：“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新政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代表全國人民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選舉產生了由毛澤東任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簡稱《共同綱領》)。團體的共同意志，強調要“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必須負責將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解放中國全部領土，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這說明，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不僅僅是某個黨派的決定，而是國家意志，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祖國大陸實現了完全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防本解決了國家長期“有邊無防”的被動局面，為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奠定了主權領土版圖基礎。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黨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重大決策。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并經過兩年多艱苦卓絕的戰爭迫使美國簽訂停戰協定。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是中國人民站起來后屹立于世界東方的宣言書，它表明，“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矢志不渝地推進并維護國家統一大業。中國政府于1997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1999年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是祖國完全4統一路上的重要里程碑。20世紀90年代，海峽兩岸達成“九二共識”,堅持“兩岸同屬一中”“兩岸共謀統一”,為兩岸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奠定了政治基礎和民意基礎。不同于歷史上的大一統政權，新中國的政權是建立在億萬人民當家作主基礎上的現代政權。不同于少數人對多數人的資產階級專政，新中國的形態，又有奴隸制經濟的社會形態，還有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形態，如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還是一個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于20世紀50年代初基本完成。在牧業區的民主改革比在農業區的相對和進”方針，從1955年起采用和平協商的辦法分類分步推進社會主義改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正如鄧小平所指出道路”。偉大跨越。5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人類文明發展史和世界人權史上的豐碑。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是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占西藏總人口不足5%的農奴主占有西藏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壟斷西藏的物質精神財富；而占西藏總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沒有人身自由，遭受著殘酷的壓迫和剝削。1959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領會的面貌煥然一新，開創了西藏發展的新紀元。為住”這段歷史，2009年，西藏自治區決定把每年3月28日設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級人民政權代替了部落制、土司制、山官制、盟旗制、伯克制、石牌制、家建構協調進步，中華民族實現了社會制度和國家管理制度的空前統一。通過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各族人民翻身得解放，以國家主人翁的自覺狀態捍衛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這是現代中國國家建聚力，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石榴籽結構”鞏固深化的重要精神支撐。如在1962年10月至11月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中，少數民族軍人為捍衛民配合部隊作戰。有的不顧槍林彈雨為部隊帶路，在火線上掩護搶救傷員；有的寧愿自己挨餓，也要把僅有的糌杷、干糧，僅剩的一口水讓給傷員；6有的夜以繼日搶修通往戰區的公路，涌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模范事跡。“經過平叛改革獲得翻身解放的西藏百萬農奴，懷著‘驅逐印度侵略軍，保衛幸福生活’的心愿，以極大的愛國熱情，踴躍地投入支前行列。許多地方出現了母送子，妻送夫，子送父，兄弟姊妹爭上前線的動人事跡。……山南地區隆子縣的翻身貧苦農奴南杰女兒都送上前線支前。全區共出動支前民工3.2萬余人、民畜1萬余頭(匹),支援糌粑112萬公斤、酥油3萬公斤、牛羊肉16萬公斤、柴火150萬公斤、馬料48萬公斤、蔬菜15萬公斤。”如果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那么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勝利則是藏族人民用糌粑喂出來的。了人民性的本質屬性，使人民共和國真正扎根在人民心中，使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區別于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新中國與舊中國之所以不是傳統王朝輪替，不是歷史周期率的簡單重復，根源就在于中國人民真正實現了幾千年未有過的民主與平等。1954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制定期間，3個月內有1.5億人次參與討論，提出100多萬條意見，翻身做主人的各族人民參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這是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體現了人民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以根本法的形式確定了中國人民行使當家作主權利的政治制度，從而在憲法意義上奠定了共和國的人民民主底色。沒有這種政治結構與社會精神上的平等，中華民族永遠不可能完成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和轉型，中國永遠不可能變成一個會。人民民主是中華民族舊邦新命的鮮明特征，也跟著中國共產黨走的根本原因。一切的。”2018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寫入總綱第一條，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本性、全面性、時代性。7立中央集權體制的文明體系，但由于中國長期處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層分散無力。近代以來，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壓迫，中央政府孱弱，央地矛盾突出，階級矛盾激化，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的歷史性成。正如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治統一，必先組織起來；要想組織起來，必先依賴一個深的先進政黨。立了黨的領導制度。一方面，建立全面的領導體制，黨領導人大、政府、眾自治組織等制度體系逐漸建立起來。從1949年12月到1950年12區劃的層級設置。另一方面，健全黨的組織體系，形成了黨的中央組織、黨的工作全覆蓋。8會改革、設立民族區域自治的各級自治機關；改革開放后召開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等，部署加快民族地區發展，推動各民族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等一系列事關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發展進步的重大戰略。二是思想領導。黨始終用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武裝全黨、教育人民，保證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使黨和國家的方針路線、政策法律逐步成為全社會共識。三是組織領導。年10月22日組建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是國務院最早成立的部委之一。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得到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和全力支持。黨成立后，進行了廣泛的社會動員，完成了土地革命、家庭革命、階級革命，帶領人民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這與近代以來國家孱弱、主權喪失、領土淪喪、民不聊生的悲慘局面形成了鮮明對比。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育了各族人民，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只有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才能有效應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圖謀和行徑。只要牢牢堅持黨的領導，就沒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勢力可以挑撥我們的民族關系，有了堅實的政治保障。新中國成立后，在系統推進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人民民主政治建設也在有步驟地推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確立，本利益的一致性，為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斷增進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共同性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共同綱領》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和政體，確立了統一多民族國家建設的基本原則和制度安排。1954年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同時9代表大會制度充分保障了少數民族的政治代表權和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1954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規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員就包括了烏蘭夫等11位少數民族委員。作為中華民族大團結大聯合的政治聯盟，人民政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最大限度地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規定，“各民族日，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1958年10月25日，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區成立。目前，全國建立了155個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個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旗)。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都是全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充分體現各民族“大雜居、小聚居、交錯居族雜居的多倫、寶昌、化德三縣劃歸內蒙古自治區；1954年，原綏遠省包頭市劃歸內蒙古自治區；1979年，赤峰、通遼復歸內蒙古自治區，不同時期的行政區劃變動，目的在于促進內蒙古自治區內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958年，中央劃出甘肅的19個縣市成立寧夏回族自治區，從全國調派了數萬名回族干部、知識分子、產業工人等赴寧夏工作。同年，中央將廣西省改建為廣西壯族自治區，合并壯族聚居的西部地區和漢族聚居的東部地區，并將原廣東的北海、欽州等劃給廣西作為出海口，以助力自治區的經濟發展。不僅如此，為了提高壯族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中央政府還幫助壯族人民創制了拼音壯文。與制度建設相配套，國家還不斷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法治體系。2011年，有75部法律對民族問題做了規定，民族自治地方也結合各自實際，制定了139件自治條例和565件單行條例。這些法律條文都體現出，每個中國公民都有維護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大團結的義務；國家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權益，依法維護中華民族大團結。總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成果。這一制度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華治理傳統的結合，堅持了統一與自治的結合，突出了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的結合，既能有效加強國家的集中統一，又能切實保證各族人民共同當家作模式的超越，標志著中國走出了一條解決民族問題的特色道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國各民族就開始團愛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戰勝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略，并且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為繁榮強盛的國家。”毛澤東“以家喻國”的生動表達，揭示了中華民族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血脈關系。《憲法》第四條規定，國家“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關系。禁止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民族團結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為”。平等團結互助和諧，是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區別于幾千年來不平等民族關系的根本標志。族關系的基石。1949年通過的《共同綱領》和1954年制定及歷次修改的《憲法》都明確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用國家根民族的平等權利。各民族不論人口多少、歷史長短、發展快慢，不論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異同，都具有同等地位，不僅在政治上平等，而且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都平等享有權利，平等履行義務。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政府組織開展大規模的民族識別工作。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全國自報登記的民族名稱超過400個，當時經過識別和歸并確認了38個民族。本著從實際出發、客觀公正、遵從少數民族人民意愿等原則，歷經近30年，到1979年確認基諾族為單一民族后，由 56個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格局最終確定。我國的民族識別并沒有嚴格按照斯大林“四個共同”的民族定義，也沒有像蘇聯那樣細分為民族、部族和山民。毛澤東說，“科學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區別哪個是民族，哪個是部族或部落”,各民族一律平等。曾經不被認可、受壓迫和受排擠的少數民族得到國家正式確認，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平等的一員。民族識別為制定實施民族平等政策提供了依據。1951年和1956年，國家先后出臺了《政務院關于處理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匾聯的指示》《國務院關于今后在行文中和書報雜志里一律不用“滿清”的稱謂的通知》,糾正了帶有歧視族”改為德昂族，“毛難族”改為毛南族，“猛族”改為上施行優惠政策，支持民族地區教育發展，大力極作用，但因其未能與時俱進地調整優化，也存在固化民可能。制度退出了歷史舞臺，民族間的不平等關系轉變為各民族1950年的國慶周年觀禮上，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切接見了云南普洱地區部分民族頭人。觀禮結束后，代表團一行參觀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漢、昆明等城市。此行開闊了他們的眼界，加深了對祖國的認識，使之深深體會到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溫暖。1950年12月27日，在普洱專區第一屆兄弟民族代表會議上，全區26個民族(含支系)的代表與地方黨政軍代表共同立誓：“從此我們一心一德，團結到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誓為建設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奮斗!”其后，“民族團結誓詞”及簽名按原樣刻在石碑上。民族團結誓詞碑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彰顯了中華兒女“一心跟黨走”的政治品格，被譽為“新中國民族團結第一碑”。1951年8月，廣西省政府利用中央訪問團到大瑤山開展慰問的契并將其刻于石碑，各族代表盟誓遵守。《公約》載明，“今后大家必須相互諒解，不計舊怨，共同在中國共產黨、毛主席、人民政府領導下，親密團結，并訂立團結公約六條，共同遵守不渝”。族自治州于1953年率先把每年9月定為民族團結月，新疆將每年5月、內蒙古將每年9月、貴州黔東南州將每年7月定為民族團結月。各地、各級政府召開地區性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對先進集體和個人進行表國家層面召開全國性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2005年，國務院將民族團結進步表彰活動確定為國家的一項法定活動，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重視，標志著民族團結進步表彰活動走上道。有相互支持、相互幫助、優勢互補，才能實現共同發展、共同富裕。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和國家幫助少數民族群眾克服生產生活上的困難，為推動建立社會主義民族關系打下了堅實基礎濟款。1950—1952年，僅廣西省人民政府就撥給少數民族救濟糧750萬1952年底，西南軍政委員會撥款400余萬元用于商店”,深入少數民族的山鄉村寨、草原帳篷，以公平合理的價格收購農牧土特產品，銷售生產工具和生活日用品。故事，如“三千孤兒入內蒙”與“齊心協力建包鋼”。1959—1961年，上海及周邊地區的大約3000名孤兒因為食品缺乏、營養不良，面臨著死亡威脅。危急之時，內蒙古人民將這些孤兒接回自己的蒙古包撫養，成為各民族互幫互助的一段佳話。包頭鋼鐵是新中國首批建設的三大鋼鐵企業之一。1958年正值大規模建設時期，但一號高爐卻遇到設備和建設材料供應不足的難題。當時全國上下掀起一場支援包鋼的熱潮，平均每天有 10多個車皮的設備和材料從各地運到包鋼，這些材料和設備來自22個省55個市300多家企業。在全國支援的熱潮下，1959年9月26日5時55分，包鋼一號高爐流出第一爐鐵水，比原計劃提前了一年時間，結束了內蒙古寸鐵不產的歷史。民族地區，效果顯著。“十一五”期間，國家先后組織60多個中央機關、18個省市、17家中央企業對口支援西藏，累計投入資金76億元。1996年，中央確定福建對口幫扶寧夏，對西海固地開展幫扶，形成了漢族幫少數民族、多地幫寧夏一域、多數人幫少數人的局面，走出了東部扶持西部、共同繁榮之路。20世紀80年代以來，寧夏進行了6次大規模移民搬遷，累計搬遷移民120余萬人。2021年播出的電視劇《山海情》,生動再現了西海固人民將飛沙走石的“干沙灘”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也包括港澳臺同胞，祖國內地始終支持特別行政區發展。在中央鼎力相助下，香港平穩度過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內地人民“雪中送炭”,幫助香港徹底戰勝2003年的非典疫情；在香港市場低迷之時，內地“自由行”安排帶動市道暢旺。同展，助力內地改革開放駛入快車道。一大批香港愛國人士紛紛在內地投資建廠、發展實業、捐助教育等。1990年，由霍英東投資建設的廣州白天鵝賓館成為完全由中國人設計建造并管理的內地慈善家邵逸夫自1985年起，連年向內地教育事業捐贈，累計約47.5億港元，建設各類項目達6013個；1984年，中、英兩國就香港問題的談判進入最后時刻，香港歌手張明敏以一曲《我的中國心》亮相春節聯歡晚會，引發全體中華兒女的強烈共鳴。1997年香港回歸和1999年澳門回歸，中華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空前提升。和諧是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本質。1949年通過的《共同綱領》確定了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2005年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正式提出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和諧原則。這是對我國民族關系認識的重要發展。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是凝聚中華民族力量的源泉。但促進民族和諧的工作卻早已展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組織的“派下去”僅由中央有關部門接待的到內地參觀的少數民族代表就達6500人。1949—1964年，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接見的少團、觀禮團就達268個之多。一來一往，在民族地區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贏得了少數民族群眾對黨的衷心擁戴，厚植了少數民族的愛國主義情懷，增進了各民族間的了解和友誼。會交往擴大、聯系增多，民族通婚的比例越來越高家庭的數量不斷增加。2000—2010年，兩個民族戶的家庭數量從994萬戶增加至1081萬戶；三個民族戶的家庭數量從14萬戶增加至20萬2010年，廣西壯族自治區少數民族與漢族組成的家庭有113萬多個，由兩個少數民族以上組成的家庭達14萬多個。在龍勝各族自治縣、隆林各族自治縣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九口之家、情融五族”隨處可見。堂、共敘鄉情、共謀發展的良好氛圍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各基層社區充分運用端午、中秋、重陽等傳統節日，組織各民族群眾自導自演舉辦文藝晚會、包粽子比賽等形式多樣的群眾性娛樂、趣味活動，搭建文化交流平臺，推動各民族交流互鑒，實現和睦相處。中華民族建設現代文明的重要階段。在此過程中，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融程度不斷加深，中華民族迎來了大發展大團結大進195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僅為679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19元。經過長期努力，197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到3679億元，占世界經濟的比重為1.7%,居全球第11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1986年經濟總量突破1萬億元；2000年突破10萬億元大關，超過意大利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2010年達到41.21萬億元，超過日本并連年位居世界第二。從發展速度看，1979—201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而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只有2.8%。我國外匯儲備從1978年的1.67億美元、居世界第38位，到2012年的3.31萬億美元、連續7年穩居世界第一位。有力提高了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極大改善了少數民族貧窮落后的面貌。1952年，民族地區生產總值總量僅為57.86億元，1978年增長為324.1億元，2000年增長為8410.75億元，2005年增長為1.74萬億元，2012年增長為5.85萬億元。民族地區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量首次突破1000億元用了45年，突破2000億元用了10年，突破3000億元用了2年，突破在黨和國家重大戰略的支持下，民族地區經濟民族地區人均轉移支付占民族地區人均財政支出的比重，歷年均值都明顯高于非民族地區。2005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進一步加強民族工作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同時編制實施《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2005—2010年)》《興邊富民行動“十一五規劃”》《少數民族事業“十一五”規劃》三個國家級規劃，極大地推動了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新中國成立后，民族地區工業化水平迅速提升。此前，民族地區基本沒有現代工業。“一五”期間，中央政府圍繞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所需的初步工業基礎，其中40個項目布局在民族地區。1964年，中央啟動大規模的“三線建設”,在貴州、云南、青海、寧夏及豫西、鄂西、湘西、桂西北等三線建設重點區域，形成了若干新的工業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民族地區工為民族地區工業化發展提供了人力、資金和技術資源。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興建了西氣東輸、西電東送、青海30萬噸鉀肥工程等重大項目，民族地區建立了重要工業生產基地，走出了立足本地資源優勢的工業發展道路。隨著民族地區工業化建設推進，農牧業在經濟中所占工業所占比重顯著提升。1952年，民族地區一、二、三產業比重分別為73:13:14;1978年，該比重變為36:42:22;2005年，變為19:42:39;2009年，變為15:46:39。伴隨經濟產業發展，民族地區的居民收入也穩步增長。1952年，民族地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分別為：內蒙古173元，廣西67元，貴州58元，云南70元，西藏115元，青海101元，寧夏126元，新疆166元；到1978年分別增加到內蒙古317元，廣西225元，貴州175元，云南226元，西藏375元，青海428元，寧夏370元，新疆313元；到2000年分別增加到內蒙古6502元，廣西4652元，貴州2759元，云南4770元，西藏4572元，青海5138元，寧夏5376元，新疆7372元。民族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06元增加到2009年的14070元，增長了45倍；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由1978年的138元增加到2009年的3931元，增長了27倍。農村貧困人口從2001年的3076.8萬人下降到2009年的1452萬人，部分少數民族實現整體脫貧。國的各項事業。各族人民共同捍衛國家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共同開拓并守護著祖國的遼闊疆域。各民族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這一時期不斷深化。20世紀50年代初，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為主力的進藏部隊，爬雪山、涉激流、忍饑寒，既當“戰斗隊”又當“生產隊”,既當“工作隊”又當“宣傳隊”,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偉大使命。此后，成千上萬的干部人才響應黨的號召，支援西藏建設，以戰天斗地的豪情壯志，留下了感天動地的光輝事跡。1954年10月，黨中央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駐疆部隊大部就地集體轉業，組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一批又一批復員轉業軍人、城鄉青壯年和大中專畢業生從祖國四面八方陸續來到新疆，加入兵團這支新中國屯墾戍邊大軍。幾代兵團人發揚“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創業、開拓進取”的兵團精神，白手起家，艱苦奮斗，把亙古荒漠改造成生態綠洲，開創了新疆現代化事業，創造了人類發展奇跡。兩個女兒在1996年之前的34年里是這片遼闊土地上僅有的居民。在幾乎家庭用三代人近60年時間，捍衛著祖國西南邊疆3644平方千米土地上的一草一木，踐行著“家是玉麥，國是中國”的家國情懷。2017年，桑杰2017年10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距玉麥鄉4089千米的北京給姐妹倆回信寫道：“希望你們傳承愛國守邊的精神，帶動更多牧民群眾像格桑花一樣扎根在雪域邊陲，做神圣國土的守護者，幸福家園的建設者。”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涌現出了一大批傳唱的愛國主義藝術作品。1964年，解放軍戰士楊正仁(白族)聽到旋律優寨，并唱遍全國，是“黨的光輝照邊疆、邊疆人民心向黨”的生動詮釋；和擁護，成為歷久彌新的文藝經典。各族兒女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體現了中華民族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2008年5月12日，一場8.0級特大地震驟然襲擊了漢、藏、回、羌等民族聚居的四川汶川，一時之間牽動了每個中華兒女的心。在黨中央的號召下，各地政府、軍隊、人民群眾團結一心，組成醫療隊趕赴前線，涌現了諸多手拉手、心連心的感人故事。72小時內14.6萬名陸海空集款物762.14億元，全國4550多萬名黨員自愿交納抗震救災“特殊黨費”97.3億元；臺灣同胞向災區伸出援手，以各種方式表達關懷、提供幫助。年8月8日、“莫拉克”臺風肆虐臺灣，祖國50年不遇風災水患的臺灣同胞，在短短不到3日內，就向臺灣災區提供首批捐贈現金合計達1.06億元人民幣、500萬港元。工程。全國的資源、人口在國家統一規劃下重新配置，包括許多專業技術人士在內的人口遷入邊疆民族地區。改革開放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社會流動性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中國社會整一家親”的社會氛圍逐漸形成。1950—1982年，年均凈遷入人口最多的地區依次為黑龍江、安徽、貴州、設民族地區貢獻力量。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流動人口迅猛增長，規模不斷擴大。1982—1990年，我國流動人口從657萬人增加到2135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從0.6%增長到1.9%,平均每年約增加185萬人。1990—2014年，流動人口進入快速增長期，2000年已超過1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9.5%;2010年為2.21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6.5%。少數民族人口流動速度也逐步加快，成為我國人口結構性變化的突出特點之一。19年，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僅有34萬人，流動參與度(0.5%)低于漢族人口0.2個百分點。此后開始持續增長，在1990年、2000年，2010年分別增伴隨著人口的大規模流動，中國經歷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率以年均超過1%的速率增加。2000年后，隨著西部大開發、新型城鎮化等國家統籌區域、城鄉發展戰略的到較大發展，不僅少數民族人口的城鎮化率在2010年達到32.84%,而且到民族地區開發建設、經商務工、旅游觀光的非本地人口也遍及邊疆的每一個城鎮。頻繁的跨區域人口流動，對人口分布格局產生了直接影響。各民族在社會生活中的緊密聯系程度前所未有，為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進一步勢進一步強化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體格局特征。的守正創新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確定了文化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繁榮發展了社會主義文化。思想上，批判封建文化，樹立正確歷史觀，用馬克思主義教育億萬人民；實踐中，加大對文化建設基礎設施的投入，實施大型文化工程，創作了如紅色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等表現人民群眾改天換地創舉的藝術精品。艱苦創業、奮發圖強成為時代最強音，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會風尚煥然一新。義新觀念，培育社會主義新人。1949年，中國有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1928—1949年，中國累計有大學畢業生18.5萬人，僅占全國成年人口的萬分之七，比清代舉人比例還低，各級教育均未普及。新中國成立后育普及和“學校向工農開門”成為全國教育界最重要的口號和方針。在大學招生時，國家明確要求在考分相近的情況下，優先錄取工農畢業生、復員軍人、烈士子女、少數民族學生和華僑學生。1949—1978年，中國學前兒童的入學率從新中國成立前的20%左右激增到94%,成年人的文盲率則在這30年間下降了60%以上，越來越多的國民通過系統教育達到了較變人生軌跡，走向更廣闊的人生舞臺。2006年，國家啟動“農村義務教基”(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攻堅縣農村學校任教。到2008年底，全國民族自治地方699個縣級行政區劃單位中有674個縣(市、區、旗)實現了“兩基”目標。朝鮮族、滿族、蒙古族、哈薩克族等14個少數民族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經高于全國平均水傳統文化的專業人才、搶救瀕危民族文化遺產等。如組織3000多名專家學者，歷時30多年完成了《中國少數民族》《中國少數民族簡史叢書》1《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中國少數民族自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五種少數民族叢書的編纂和出版，合計403冊，9000多萬字，發行50多萬冊，全面系統地反映了我國少數民族的歷史與現實情況；收集整理了《格薩爾》《江英雄史詩；投入巨資對西藏的布達拉宮、羅布林卡等以及青海的塔爾寺、新疆的克孜爾千佛洞等大批重點文物進行維修和保護；專門設立國家級少數民族文藝獎項，如“駿馬獎”(文學)、“孔雀獎”(后為“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