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農村與城市引子鄉村和城市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大分工的產物。自從城市與鄉村分離之后，城鄉關系便隨之產生。城鄉之間是一個極其龐大、復雜的關系系統，也是長期以來累積形成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空間關系形態的綜合體系。與傳統的城市偏向和城鄉分割的認識和策略相比，城鄉結合，城鄉統籌和協調越來越成為國內外學界的共識。美國著名城市學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Murnford，1961）指出：城與鄉，不能截然分開；城與鄉，同等重要；城與鄉，應當有機結合在一起。如果問城市與鄉村哪一個更重要的話，應當說自然環境比人工環境更重要2/60近年來，中國正全面進入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與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正逐步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城鄉一體化”改革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習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把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謀劃，要繼續推進新農村建設，使之與新型城鎮化協調發展、互惠一體，形成雙輪驅動。因此，徹底扭轉城鄉二元結構，全面破解城鄉關系困局，就必須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大力改革戶籍制度，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真正實現城鄉一體化。3/604/60目錄123城鄉關系城鄉一體化格局下的新型城鎮化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戶籍制度改革15.1城鄉關系15.1.1城鄉關系變遷1.明清時期城鄉關系變遷明清時期，較大城市數量較少，小市鎮開始興起與發展，反映了鄉村逐步城鎮化的進程。清代中期后期，市鎮被作為介于兩者之間的過渡，而鄉村不再包括市鎮，知識階層為代表的民眾對于城市和鄉村的區分已有清晰地認識。在大量的地方歷史文獻中，編撰者們常將鎮之四周村落地方，稱為“四鄉”，有時也叫“鄉腳”。城鄉之間的各種關系是通過兩者之間的人員變動和交往表現出來。而這種人口的流動，在明清時期已相對靜止下來，人口移動的誘因減弱，在全國大范圍內出現了人口過剩的現象。但在江南地區，市鎮作為商販向農戶收購產品的集散點，市鎮數量越來越多。相對而言，村的數量越來越少。這種鄉村人口向市鎮流動，大量變鄉村為市鎮的城市化過程，是明清時期的重要特征。5/602.民國時期城鄉關系變遷在民國時期，南京、上海、蘇州、無錫、鎮江等，這些城市已成為時人心目中的“大邑”，都市之繁華，生活之優越，有著一般城鎮及鄉村很難超越的“現代化”。但處在無數村落，市鎮包圍中的這些城市，卻顯得十分突兀，因為城鄉的差距隨著“現代化”在加大。尤其是在鄉民們的心目中，城市生活總是顯得遙不可及。當然在心理上，還在于鄉民總是感覺較市民低等。而在充滿優越感的市民心目中，對鄉民則素懷有程度不一的鄙薄感。6/603.建國成后城鄉關系變遷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堅信要想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貧窮落后面貌，就必須大力發展工業，加速推進工業化進程。因此，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的這段時期，我國采取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即依靠建立單一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來實施優先加速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舉措，大力倡導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由此逐步建立起城鄉分隔的二元經濟結構。具體來說經歷了三個階段。7/60（1）1949-1952年的城鄉關系相對自由和諧時期。建國以來，為了改變社會經濟落后的局面中國共產黨秉承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城市鄉村統籌兼顧發展的思想，在經濟發展上采取的政策是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城鄉之間的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城鄉之間有較好的往來交流，城市居民和鄉村居民可以較自由地遷移，這個時期城鄉關系相對自由和諧，城鄉結構比較開放。（2）1953-1957年的城鄉分割體制“二元結構”形成時期。從1953年開始，我國的糧食供應日趨緊張，人口無秩序盲目地遷移，為了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速度，確保城市的穩定，保證優先加速發展工業，中國共產黨發布了國務院關于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設立專門的機構負責勸阻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遣返盲目外流的農民回鄉，并且嚴格限制城市工作單位從農村招收工人，這些措施促進了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就業制度的形成，進一步促使了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的形成。8/60請看一個例子(視頻《中國為何不能取消“二元結構”戶籍制度》)：

這表明：二元化戶籍制度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典型特征，其形成有特定的時代背景。9/60（3）1958-1978年的城鄉分割體制“二元結構”固化時期。這一時期，政府通過人民公社實施集體經營，進一步強化了政府對農民生產和農業生產要素的約束限制。農民被完全束縛于農村的集體生產經營中，城鄉之間的生產要素完全不能自由流動。1961年以來，城鄉二元戶籍管理也日益嚴厲起來，再加上農副產品統購統銷以及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有計劃的招收工人，城市和農村人口之間的自由流動基本上被完全禁止。這一時期的城鄉關系嚴重不協調，分割現象明顯。1979年改革開放后，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帶來了我國城鄉社會和經濟關系的巨大變化，城鄉關系出現了新局面。城鄉分割和不協調的現象逐漸得以改善。10/60（4）1978-1985城鄉分割體制松動時期。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面展開，城鄉分割體制出現了松動。首先，黨中央轉變了優先發展工業的戰略舉措，不再倡導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而是把改變農業發展的局面作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任務，其次，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使得我國長期以來堅持的計劃經濟體制發生變化，逐漸開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市場經濟的靈活性帶來了城鄉生產要素之間的自由流動和配置。再次，改革開放后農村開始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新型的農村社會經濟體制將農村土地的經營使用權重新交到農民的手里，讓農民重新獲得自由支配自身勞動的權利，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農民勞動的積極性和熱情，農村經濟得以快速改善，城鄉差距逐步縮小。在這一時期，城鄉之間的生產要素開始自由流動，城鄉關系的不和諧狀態有所改善，城鄉分割的社會現象有所緩解，但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很快又呈現出新的不協調局面。11/60（5）1985-2003年城鄉差距急劇擴大時期。1985年以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隨之各種生產要素開始向城市和工業傾斜，城市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工業增長速度突飛猛進。加上國家對“三農”實施了“多取、少予”的政策，特別是“三統籌、五提留”政策使得農民背上的負擔大幅度上升，并且這一時期，農產品價格的漲幅要低于農資價格的漲幅，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甚至不增長或負增長，這一切導致工業和農業的增長速度出現相當大的落差，城鄉差距急劇擴大，城鄉關系重新失衡，呈現出新的不協調局面。12/6013/60（6）2004年至今為城鄉關系的歷史性轉折。城鄉差距的急劇擴大所帶來的城鄉關系不協調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的持續均衡發展，嚴重威脅社會的和諧穩定，在此背景下，中國共產黨重新思考了我國的城鄉發展問題，認為工業化的初期，農村應支持城市、農業應支持工業，當工業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城市應該支持農村發展，而工業也應該反哺農業，統籌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的發展、實現城鄉的協調可持續發展。2005年12月，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9次會議上農業稅條例被廢止，這一農村體制的重大創新是城鄉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統籌了全局發展，帶來了城鄉生產要素的重新分配，為突破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奠定了基礎。15.1.2城鄉關系理論演變城鄉之間是一個極其龐大、復雜的關系系統，也是長期以來累積形成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空間關系形態的綜合體系。城鄉關系理論演變經歷了一個“合—分—合”的過程；經典理論強調城鄉之間的緊密聯系，二元結構等理論存在城鄉分割和城鄉有所偏重的傾向，近年來的城鄉理論在思想上逐漸回歸傳統，城鄉關聯發展已經成為共識。由于在實踐中，各國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所以對于中國城鄉關系的研究，還應該注重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與全球化和現代化快速演進的雙重背景這一特征。14/601.早期城鄉關系理論

早期的理論家大多強調城鄉關聯發展，亞當斯密“鄉村—城市的”自然順序論，是分析城鄉關系的起點。斯密的自然順序不僅說明了產業的發展順序，揭示了城鄉關系的本質和初始狀態，認為城鄉之間是一種基于產業分工而形成的互為市場的互利關系，并強調城鎮的建設應該與農村和農業發展成比例。自亞當·斯密的自然順序論后，早期的思想家們對城鄉關系理論進行了衍化與發展，其本質都體現為城鄉的協調與均衡。主要經歷了從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城鄉協調發展觀”至馬克思主義的“城鄉融合”理論。從埃比尼澤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到芒福德的城鄉發展觀。從西奧多舒爾茨的“城鄉發展理論”與賴特的“區域統一體”、“廣畝城市”思想。城鄉結合研究雖然從未終止，但也一直未能成為“主流”意識。15/602.城鄉關系偏向理論發展20世紀50年代之后，二元結構理論的提出是城鄉關系研究的轉折點。城鄉關系問題越來越受到理論家們的關注，城鄉關系理論得到新的突破，各學派的紛紛崛起以及理論模型框架的交鋒，構成了這一時期獨特的景象。（1）從劉易斯的“二元結構”理論到“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1954年，阿瑟·劉易斯在《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提出了“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思想，成為分析城鄉關系問題的一個經典模型。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傳統”和“現代”兩個部門經濟，由于現代部門的高工資水平和不斷擴張，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會被現代部門全部吸納，進而經濟結構由“二元”轉為“一元”。之后，拉尼斯和費景漢繼承并發展深化了劉易斯模式，將其演變為三個階段（勞動力無限供給—農業剩余轉移減少—農業商業化），從而形成了“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該模型一經提出便得到廣泛認可和應用，認為農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不僅在于為現代部門供給了所需的勞動力，也在于為現代工業部門提供了農業剩余，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的平衡增長才是經濟增長的最佳保證。16/60（2）“喬根森模型”、“托達羅模型”與“城鄉空間極化發展”模型。由于“二元經濟結構”理論以及“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帶有濃重的重“城市工業”輕“農村農業”的色彩，基于對此的反思，“喬根森模型”和“托達羅模型”在此后應運而生。喬根森在《二元經濟的發展》一文中指出，工業和農業必須從一開始就保持平衡發展，農業剩余是傳統部門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充要條件，農業剩余越大，剩余勞動力轉移也就越快，伴隨著工業部門的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經濟增長也就越快，最終完成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17/60托達羅在1970年提出的著名的“托達羅假說”中也指出，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收入是解決城市失業、城市病、農村病的根本出路，農村和城市必須協調發展，工業化才能順利推進。雖然“喬根森模型”和“托達羅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都更加重視農業發展和技術進步以及市場機制在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作用，但仍帶有城市偏向的特性，并未完全跳離這一偏向范疇。與此同時，20世紀60年代以佩魯“增長極”理論和美國學者弗里德曼“核心——邊緣”理論為基礎的“城鄉空間極化發展”的非均衡發展理論模型也被相繼提出，即城鄉發展應實行“先城市后鄉村”的城市偏向戰略。18/60（3）從“城市偏向”理論到“鄉村城市”戰略。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由于城市偏向的非均衡發展戰略導致的城鄉差距愈演愈烈，由此進一步引發了理論界對“自上而下”的城市導向發展政策的激烈批判與深度反思，從而使以利普頓“城市偏向”理論為代表的均衡發展理論和以弗里德曼和道格拉斯“鄉村城市”戰略被提了出來。這一戰略指出：應將城鎮作為非農業和行政管理功能的主要場所，而不是作為一個增長極來看待。同時應將本地文化納入地區規劃的范疇，只有通過地方層面與城市發展相關聯，鄉村的發展才有可能取得最好的效果。（4）從“城市偏向”到“鄉村偏向”再到“城鄉融合”。20世紀80年代后，世界經濟迅猛發展，關于城鄉關系的理論研究更是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依次出現了“自上而下的城市偏向”理論、“自下而上的鄉村偏向”理論、“上下互動的城鄉融合”理論，這一理論的過渡也是城鄉關系發展的必然。19/603.城鄉關系融合理論的發展世紀之交，一系列強調“城鄉協調發展”的新理論陸續被提出，這也進一步表明城鄉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加拿大學者麥基，通過對亞洲許多國家進行長期研究，以及與西方傳統城市化比較之后，提出了城鄉混合帶（Desakota）模式，即在區域綜合發展基礎上建立城市化，其實質就是城鄉之間的統籌協調和一體化發展。道格拉斯從城鄉相互依賴角度提出了“區域網絡發展”模型，他認為，鄉村的結構變化和發展通過一系列的“流”（人、生產、商品、資金和信息）與城市的功能和作用相聯系，其中每一種流都有多重成分和效果，同時它們還體現出不同的空間聯系模式和多樣的利益趨向特點。通過“流”可以導向一種“城鄉聯系的良性循環”，從而確保均衡發展目標的實現。從某種程度上看，“區域網絡發展”模型其實是對“鄉村城市”戰略和“次級城市”戰略的深化與拓展。20/6015.1.3當前城鄉關系新格局：城鄉一體化從2004年以來，黨的一號文件都要求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堅持建立長期有效的機制促進工業對農業，城市對鄉村的帶動發展，黨的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黨的十八大又提出“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戰略思想，提出“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新要求，這些政策的提出是我黨總結建國后我國城鄉關系演變的經驗教訓后得出來的科學結論，是應對城鄉差距急劇擴大，城鄉關系嚴重失衡的重大舉措，也是探索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嘗試，標志著我國城鄉關系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21/601.城鄉一體化的背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如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不僅沒有消除，而且反過來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要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1）城鄉發展差距依然突出。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水平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改革后，中國城鄉收入差距一直在擴大。198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1.86倍，1994年擴大到2.86倍，2010年達到3.23倍，絕對差距超過1.3萬元，雖然2014年下降到2.91倍，但絕對差距擴大到1.67萬元，見表15-1。22/60

表15-1改革以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變動情況23/60年份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城鄉收入比絕對數（元）指數（1978=100）絕對數（元）指數（1978=100）19783431001341002.5619804781271911392.501985739160.4398268.91.8619901510198.1686311.22.2019954283290.31578383.62.7120006280383.72253483.42.79200510493607.43255624.53.22201019109965.25919954.43.23201425449957.387441052.92.91城鄉之間消費支出和消費結構也存在較大差異。城鄉人均消費支出差距，由1990年的694元擴大到2010年的9089元，繼而擴大到2014年的12158元。2000年以來，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例基本上穩定在3左右，見表15-2。表15-22000年以來中國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變動情況24/60年份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現金消費支出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支出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絕對數（元）指數（2013=100）絕對數（元）指數（2013=100）20004998.0—1670.1—2.9920057942.9108.92555.4114.53.11201013471.5106.44381.8105.93.07201318022.6105.46625.5109.02.72201419481.0105.77322.6110.22.90（2）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嚴重。教育文化和衛生發展差距突出。2000年以來，各級城府加大了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生均辦公經費和各種教學設施投入明顯增長。2005-2009年間，農村小學、初中的生均教育經費收入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0.08%和27.68%，農村小學、初中的生均教育支出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5.16%和29.06%，這兩項快速增長正表明前期農村教育投入太小。近年來，國家進一步加大對基礎教育投入力度。2014年，農村、城市小學生均預算內事業性經費分別比2010年增長94.69%、91.08%；農村、城市初中生均預算內事業性經費分別比2010年增長98.35%、95.17%。由于城市基礎教育投入基數大，投入增長率比較接近，表明農村與城鎮教育投入的絕對差距并沒有縮小25/60同時，尚有24萬農村教師文化素質沒有達到國家標準，37萬名代課型教師。與城市相比，農村公共文化與衛生方面的投入和發展水平差距巨大。文化設施建設滯后，經費少，群眾文化活動開展很少。雖然目前基本上建立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但在疾病預防、健康保健、環境衛生等方面的建設與發展，遠遠落后于城鎮。城鄉公共基礎設施差距巨大。二元經濟發展格局下，城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實現兩種不同的制度：城市基礎設施主要依靠國家財政投資；農村基礎設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主要依靠人民公社組織和村莊集體經濟組織投資建設，而國家只給予適當補助，這導致農村因為財政能力和建設資金不足，基礎設施越來越落后于城市。26/60（3）工農關系失衡。工農發展關系失衡主要表現為城鎮化、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之間三者關系不協調，城鎮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安置工業化國家城鎮化一般規律，工業化和城鎮化呈現高度正相關性，兩者差距一般不超過10個百分點。2015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6.1%，而非農產業增加值占比達到89.5%，超過城鎮化率33.4個百分點。這表明，伴隨中國工業化快速推進，第一產業勞動力沒有同步向城鎮轉移。27/602.城鄉一體化的主要特征城鄉一體化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主要包括城鄉開放、城鄉融合、城鄉一體和城鄉共享等特征。城鄉開放是指打破城鄉界限，實現城鄉開放互通，全面放開城市，使城鄉的勞動力、資金、技術等要素能自由流動，是推動城鄉融合和一體化的前提條件。為此，需要構建土地、戶籍、就業和資本市場等制度，為城鄉人口、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創造條件。城鄉融合包括城鄉經濟、社會和生態融合，是城鄉開放的結果。其中經濟融合是城鄉融合的關鍵內容，產業融合互動是經濟融合的核心。居民融合是社會融合的主要內容，要求消除城鄉居民的身份差別，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登記制度，實現城鄉居民的自由遷徙和雙向流動。城鄉一體是指城市與鄉村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是城鄉互動和城鄉融合的結構。從理念上必須拋棄過去城市偏向的政策和做法，將鄉村和城市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堅持“多予、少取、放活”，賦予鄉村居民同等權利。城鄉共享是指通過資源共享、發展機會共享、公共服務共享和發展成果共享，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的共同繁榮與發展，這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也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特征。28/603.城鄉一體化的主要內容針對二元結構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以及當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需要，城鄉一體化主要內容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建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建立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是保障城鄉一體化的根本制度，在此框架下建立和完善城鄉一體的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公共服務、生態文明、社會管理等諸多領域的體制機制，確保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確保城鄉居民共同享受發展帶來的成果。29/60（2）建立城鄉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新格局。建立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新格局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建立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二是建立城鄉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三是建立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新格局，四是建立城鄉生態建設一體化新格局。（3）塑造新型城鄉工農關系。特定發展方式下形成的城鄉工農發展關系，將隨著發展方式的轉變而改變。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發展方式的轉變，要求建立新型的城鄉工農關系。因此，新型城鄉工農關系的塑造，也成為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重要內容之一。30/60請看一個例子(視頻《廣東：堅持規劃引領促進城鄉一體化》)：

這個例子表明，推進城鄉一體化，需要科學規劃。沿海發達省份的做法，有一定的示范意義。31/6015.2城鄉一體化格局下的新型城鎮化15.2.1中國城鎮化的演變歷程根據城鎮化的推進速度和演變特點，大體上可以把新中國成立以來城鎮化的歷程分為波浪起伏時期（1950-1977）、穩步推進時期（1978-1995）和加速推進時期（1996年之今）三個時期。1.波浪起伏時期

在改革開放之前，由于國家政策的變化，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呈波浪狀推進。這一時期又可以分為6個不同階段：一是1950-1953年的恢復和穩步推進階段，二是1954-1955年的停滯階段，三是1956-1960年的城鎮化大冒進階段，四是1961-1963年的反城鎮化階段，五是1964年的恢復性增長階段，六是1965-1977年的停滯和衰退階段。32/602.穩步推進時期改革開放以來至1995年，中國城鎮化呈現出穩步推進的特點。在這一時期，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中國的城鎮化水平穩步提升，其中，在1978-1987年間，全國城鎮化推進的速度較快；而在1988-1995年間，由于受1989年治理整頓政策的影響，全國城鎮化速度區域放緩。但總體上看，這一時期雖然全國城鎮化在穩步推進，但由于工業化推進較快，加上歷史上各種矛盾的積累，導致城鎮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3.加速推進時期

自1996年以來，中國城鎮化步入了加速推進時期，中國的城鎮化在經歷“九五”至“十一五”時期的高速推進后，“十二五”時期已有減緩的趨勢。預計在“十三五”期間，中國城鎮化的速度將逐步減緩，開始進入速度與質量并重的轉型時期。33/6015.2.2中國城鎮化的基本特點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中國城鎮化呈現出不斷加快的趨勢。城鎮化水平顯著提高，城市經濟日益占據支配地位，城鎮化的帶動作用不斷增強。這期間，中國僅用30年左右的時間，就完成了英國等發達國家歷經上百年才走過的進程，在世界上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中國奇跡”。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城鎮化具有四個鮮明特點，主要包括：一是城鎮化起點低、規模大、速度快。中國城鎮化的起點低，改革開放初期，城鎮化率僅為19.4%，與當時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低約20%，比同期欠發達地區還低10%。從1978年到2015年，中國城鎮人口由1.72億人增加到7.71億人，城鎮化率由17.92%提高到56.10%。這種速度和規模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有關改革后中國城鎮化率變動情況見表15-3。34/60表15-3中國城市化率歷年統計數據（1976-2015）35/60年份城市化率（%）年份城市化率（%）年份城市化率（%）年份城市化率（%）197617.44198624.52199629.37200643.90197817.92198825.81199830.40200845.68198019.39199026.41200036.22201049.90198221.13199227.63200239.09201252.57198523.71199529.04200542.99201556.10這表明中國城鎮化進程已經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城鎮化率由30%提高到50%平均用了50多年時間，英國用了50年，美國用了40年，而中國僅用了15年。二是城鎮化水平呈現出明顯的地區差異。由于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中國各地區城鎮化水平差異較大，不同地區城鎮化階段也各不相同。總體上看，東部和東北地區城鎮化水平較高，而中西部地區較低；東部地區城鎮化加速較早，中西部地區加快較晚，而東北地區推進速度較慢。然而，自2010年以來，東部地區城鎮化增速已開始放慢，而中西部地區仍處于加速之中，其城鎮化速度開始超過東部地區，東西部差距正朝著不斷縮小的方向轉變，具體情況表15-4。36/60表15-41978-2015年間主要年份中國四大區域城鎮化率變化37/60年份城市化率（%）東部東北中部西部197815.7337.0114.0813.78198017.9139.0815.2315.76198528.0045.9819.5720.16199032.4448.6922.3221.96199539.2951.3726.9925.97200044.6152.2629.8228.68200551.7855.1536.5535.36201059.7057.6243.5841.43201561.8659.6047.1944.74三是城市群已成為城鎮化的主體形態。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與交通網絡化的快速推進，中國涌現除了一批大小不同、規模不等、發育程度不一的城市群。較典型的有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東半島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海西城市群、哈大長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等。這些城市群作為國家參與全球競爭與國際分工的全新地域單元，已經成為引領和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導地區，主宰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命脈。四是城鎮化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城鎮化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也是促進經濟增長和結構變遷的重要驅動力。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快速增長，是與城鎮化的快速推進緊密相連的。快速發展的城鎮化帶來了大量的投資和消費需求，促進了內需擴大和經濟增長，此外，中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還促進了基本公共服務的改善和城鄉發展差距的縮小。38/6015.2.3中國城鎮化存在的基本問題應該看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是建立在外延式的粗放發展模式之基礎上，這種傳統的粗放型城鎮化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難以為繼。總體上看，當前中國城鎮化主要面臨著五大問題。1.城鎮化推進的資源環境代價大目前，中國的城鎮化是一種重外延擴張、輕內涵發展的粗放型城鎮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是建立在資源高消耗、“三廢”高排放的基礎上，耕地資源被對多侵占，水資源危機日益加重，能源礦產消耗急劇增長，主要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城鎮化推進的資源環境代價大。39/602.城鎮化建設過度依賴土地擴張自“十五”以后，中國城鎮建成區和城市建設用地規模迅速擴張，其增速遠快于城鎮人口的增長速度。從某種程度上講，近年來中國城鎮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依靠土地的“平面擴張”老支撐的。這種“平面式”蔓延擴張，造成了大量耕地被侵占，耕地數量與質量均趨于下降。盡管國家實行嚴格的耕地“占補平衡”政策，但各類建設項目占用的大多是優質耕地，耕地占優補劣現象較為嚴重。3.城鎮化進程中兩級化傾向嚴重近年來，在中國城鎮化的進程中，城鎮規模結構嚴重失調，出現了明顯的兩級化傾向。一方面，大城市數量和人口比重不斷增加，一些特大城市規模急劇膨脹，逼近或超過區域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大城市膨脹病凸顯；另一方面，中小城市數量和人口比重減少，一些小城市甚至出現相對萎縮態勢，城鎮體系中缺乏中小城市的有力支撐。40/604.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滯后中國農業轉移人口規模大、市民化程度低，這是中國城鎮化的最大特色，但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受財力有限、對地方特色和文化認識不足以及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等思想的影響，各地城鎮建設“千篇一律”，缺乏特色和個性，城鎮質量和品位不高。這主要是因為，許多城市大拆大建，對當地特色文化、文物、標志性建筑和特色村鎮保護不力。除此之外，建筑、小區設計崇洋媚外，盲目崇拜模仿外來建筑文化，對民族文化、本土文化不自信，造成城鎮建設“千城一面”，文化缺失。41/6015.2.4推進新型城鎮化的目標和方向1.中國城市化建設的目標在新時期，中國推進城鎮化建設具有多重目標。一是城鎮化速度保持適度，2013-2030年，城鎮化速度保持在0.8-1.0個百分點；2031-2050年保持在0.6-0.8個百分點。二是市民化與城鎮化同步。力爭在2025年前基本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實現市民化與城鎮化同步推進。三是城鎮化格局日趨合理。逐步形成分工明確、功能互補、等級有序的城鎮體系和布局合理、集約高效、適度均衡的空間格局，實現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四是城鎮可持續性全面提升，五是新型城鄉關系逐步形成，實現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42/602.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基本方向中國人多地少，耕地資源有限，人均資源占有量少，城鄉區域差異大，農民市民化程度低、成本高，面臨的障礙多，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特點。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必須立足中國國情，推動城鎮化由追求數量向追求質量轉變、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城鄉分割型向融合共享型轉變、由不可持續向可持續發展轉變，實現更高質量的健康城鎮化目標。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走漸進式城鎮化之路。這就要求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城鎮公共設施容量、人口吸納能力和政府財力等，科學確定城鎮化的規模，合理把握城鎮化的速度和節奏，在確保質量的前提下采取漸進方式積極穩妥地推進。二是走集約型城鎮化之路。這就要求堅持節約資源的基本國策，大力推廣城市節能、節材、節水、節地技術，提倡節能節地型建筑，培育節約型生產、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建立高效集約節約利用資源的長效機制，走緊湊節地、高效節約的集約型城鎮化道路，減少城鎮化過程中的資源消耗，提高城鎮資源配置效率。43/6044/60三是走多樣化城鎮化之路。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綜合考慮城鎮承載能力和人口吸納能力，合理引導農業人口有序轉移，推動形成合理分工、協調發展、等級有序的城鎮化規模格局。積極引導城市群有序發展，著力提升其國際競爭力、自主創新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使之成為引領全國發展的主導地區和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四是走可持續城鎮化之路。堅持生態環境保護優先，充分利用自然山體、河流、湖泊、森林、農田等，構建開放的城鎮生態廊道和生態網絡，積極推廣節能環保、綠色低碳技術。加快構筑綠色生產和消費體系，推進生態城市、園林城市、森林城市、環保模范城市和“陽光城市”建設，推動形成于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的城鎮化格局，促進城鎮發展與生態資源保護深度融合，走綠色、低碳、環保、宜居的可持續城鎮化之路。45/60五是走智慧型城市化之路。堅持城市建設與智慧系統建設相結合的基本理念，綜合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積極推動城鎮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加快智慧城市、智慧社區、智慧園區建設，完善智慧型產業體系和交通體系，強化城市智慧管理，依靠智能技術和智慧管理破解“城市病”，智慧地推進城鎮化建設。六是走和諧型城鎮化之路。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積極推進各項民生工程建設，加強城市危舊房、城中村、棚戶區和邊緣區改造。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高度關注城市各類弱勢群體，制定統一的城市貧困標準和反貧困政策，妥善解決好失地農民就業安置和社會保障問題，有效破解農村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難題。逐漸消除城鄉和城市內部雙重二元結構，真正把和諧發展的理念貫穿到城鎮化的全過程和各個領域，切實處理好城鎮化進程中各種利益關系。構建一個平等、公正、共享為特征，不同群體和諧共處、相互包容的新型城鎮化格局。15.3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戶籍制度改革

46/6015.3.1戶籍制度變遷1.戶籍制度的內涵界定顧名思義，戶籍制度就是對戶口、戶籍進行管理的制度，是圍繞戶籍這個中心進行管理的一整套規范的總和，是各級國家管理機構對其轄區范圍內的戶口進行調查、登記、申報，并按照一定原則進行立戶、分類和編制的戶口管理制度。當今世界通行的戶籍制度是國家為統計人口的需要，根據公民的常住地址，而編戶入籍的人口管理制度，主要是為普查人口、了解國情，為政府決策提供依據的。我國現行的戶籍制度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為適應計劃經濟體制的確立而逐步建立起來的，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就狹義來說，戶籍制度就是按戶登記人口的一種人口統計和管理的制度，其主要目的是掌握人口信息，了解人口中的出生、死亡、遷入、遷出等基本事項的變化情況。而就廣義而言，戶籍制度具有更深更廣的意義。它主要包括與戶籍或戶口有關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經濟制度以及各項法規政策。47/602.中國歷史戶籍制度演變中國的戶籍制度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漫長的歲月中，雖然無數次的戰爭和內亂，又經歷王朝的更迭，戶籍制度總是某種方式繼承或沿襲下來，并且始終執行著多種社會功能，成為歷代王朝統治者征調賦役、落實行政管理、實施和執行法律的主要依據，也是國家對農民實行道德教化、經濟剝削、人身控制的重要途徑。據有關史料記載，在商代農業經濟已經占有主導地位，因此土地的分配和管理制度也就顯得十分重要。大小奴隸主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利益，便按照土地來編制民眾，登記造冊，以實行統治和管理。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明確的記載，商王朝已開始實行人口登記制度，即所謂的“登人”或“登眾”。春秋戰國時期由于地方經濟的發展，諸侯勢力隨之壯大，爭霸爭雄的戰爭頻繁四起。由于戰爭的需要，各諸侯國自然會重視人口登記、戶口保養及戶口管理。因此，戶籍制度在春秋戰國時又得到了很大發展，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首先是，“書社制度”在許多國內已經普遍起來，其次，在上述基礎上，“上計制度”在戰國七雄中的大多數國家中都付之嚴格執行了。書社制就是將社中的人口書于版圖，上計制是一種上報人口，以便預算來年的稅役負擔的制度。秦國自商鞅變法以后，對人的管理和控制進行了改革，推行“戶籍相伍”的措施，也就是“什伍”制，其內容包括：以五家為伍，十家為什，“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要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這樣，戶口的編制已成為對民間社會進行社會控制的重要手段。秦統一中國后，在戶籍編制方面，仍沿襲了以往的什伍制，而且在組織和施行方面，比以前更加完備，更為嚴厲。48/60隋文帝統一后，進行了相應的戶籍改革，推行保閭族里黨制，唐承隋制，但在戶籍管理上卻更加完備周密，加強了立法和法治，把戶籍事物列入了法治范圍，坊村分治是唐朝戶籍制度的重要措施之一。宋代采用了“丁帳”、“形勢版薄”以及戶貼等戶籍調查登記和管理辦法。金時期，在戶籍管理體制上，采取了州縣保伍法與猛安謀克制相結合的措施。元代的戶籍制度沿襲宋代，推行按田產和人丁多少來定戶，按戶來定籍。在管理體制方面，則實行了村社制。明朝的戶籍制度則采用“戶貼”制。清朝在繼承明朝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進，提出了攤丁入畝。民國時期則是通過《戶籍法》來對政府進行管理的。49/603.當前中國戶籍制度演變當前中國的戶籍制度主要指城鄉分治的二元戶籍制度，它從建國后的基本建立再到逐步定型和完善，走過了近20多個春秋。以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的頒布為界，可以明顯劃分為以下兩個主要的階段。（1）二元戶籍制度的醞釀和形成期（1949-1957）。建國之初，特別是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頒布首次明確了遷徙自由的價值取向。1951年《城鎮戶口管理暫行條例》的出臺則成為我國第一次制定全國統一的城市戶口管理法規，標志著新中國城市統一戶口管理制度開始形成。隨著1953年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戶口類別正式劃分為非農業戶口和農業戶口，二元戶籍制度由此形成，1955年《關于建立經常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規定戶口管理行政工作由內務部和縣級以上人民委員會民政部門主管，1956年的《國務院關于農村戶口登記、統計工作和國籍工作依歸公安部門接辦的通知》出臺，標志著全國城鄉的戶籍管理機構得到了統一。1957年《關于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則進一步限制了農民向城市的流動。50/60（2）二元戶籍制度的建立和鞏固（1958-1977）。以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的公布實施為標志，我國戶籍制度正式確立起來。與此同時《關于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的補充通知》則更加嚴格限制農民向城市流動，1961年《關于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銷售的九條辦法》規定要求三年內城鎮人口必須減少2000萬以上，掀起了反城鎮化的運動，而1975年的《憲法》甚至不再規定公民享有居住和遷徙自由權利，從憲法從面強化了政府對人口流動的限制。1977年《關于處理戶口遷徙的規定》則強調嚴格控制人口遷徙。（3）改革開放至今的戶籍制度。改革開放后，我國的戶籍制度經歷了從城鄉隔離，到開放本地有效的藍印戶口，再到中小城市的落戶準入條件的放開，最后到全國戶籍一元化的發展趨勢，政府對戶籍的管制程度越來越寬松，人口流動的制度條件和社會環境明顯改善；與此趨勢相對應的是，我國從完全的城鄉二元結構，逐漸發展到允許農民進入城鎮從事工商業，再到目前的城市內部出現了戶籍人口和外地人口兩種福利保障體系，最后到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趨勢。51/604.中國戶籍制度不同時期的特征在計劃經濟時代逐步形成并逐漸強化的城鄉分治二元戶籍制度已經遠遠超出了單純戶籍制度本身所應具有的社會功能，伴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戶籍制度改革，也遵循了漸進式變遷的軌跡，戶籍制度改革的過程中也形成了我國獨特的戶籍變遷特征。具體特征如下：（1）城鄉二元性，限制流動性。建國后戶口的劃分客觀上在農民和市民之間形成了兩個不同的身份群體，把人口人為標示身份和強制隔閡，以法律形式嚴格限制農民進入城市，同時也限制城市間人口流動。在這之后，我國政府又頒布一系列與戶籍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逐漸形成和不斷強化。（2）利益分配性，身份繼承性。二元戶籍制度不僅包括基本的人口信息登記于管理功能，城鎮勞動就業、社會福利、教育、住房等社會管理制度也和戶籍制度緊密關聯，還承擔了資源配置、利益分配、控制遷徙等諸多附加功能，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種戶籍與身份、權益、地位相結合的社會分層體制；二元戶籍制度從建立至今，期間經歷了不少修改和完善，但是，二元戶籍制度的身份繼承特征一直保留下來。戶籍身份世襲流傳，取得戶籍的依據不是居民地點或職業類別，而是家庭身份的延續。更確切的講，是母親身份的延續。52/60（3）戶籍制度政治功能減弱，經濟功能逐漸增強。改革開放后，我國人口流動性不斷增強，傳統的戶籍制度也適應了形勢的發展作了調整，不再是限制人口流入城鎮的工具，而主要保留了城市福利和保障載體的基本經濟功能，政治功能則稍弱。（4）落戶的決定權下放，戶籍政策地方化特征明顯。在政府分權改革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傳統的以中央層面為主制定戶籍政策的局面正逐漸轉向各地方政府在中央統一戶籍改革要求下，單獨制定適合當地情況的戶籍政策，戶籍制度的創新主體呈現出明顯的地方化特征。中央落戶權限的下放，使得城市政府各自制定自己的落戶條件，各城市間的戶籍門檻存在顯著差別。（5）落戶的渠道增加，戶籍福利功能在不同區域出現分化。隨著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不斷向前推進，廣大流動人口落戶城鎮的渠道日益多樣化。在戶籍制度改革推進的過程中，我國先后存在自理口糧戶口、藍印戶口、居住證等多種類型的城鎮戶口。流動人口城鎮落戶的條件也在不斷放寬，落戶渠道包括親友投靠入戶、購房入戶、投資入戶、人才入戶等多種形式。53/60（6）以準入條件代替指標管理，城市政府對人口遷入目的導向明顯。從以指標管理向以準入條件為主要戶籍控制手段的轉變，是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一大特點。各級城鎮的戶籍準入條件主要與學歷、投資額、技術職稱、商品房購買量等條件掛鉤，通過準入條件的限制和篩選，城市政府可以以城市福利與落戶對象相交換，滿足城市對人才、資金、技術等資源和要素的需求，同時也達到對落戶對象質量和數量的控制。54/6055/6015.3.2當前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主要問題近年來，我國一直在探索建立更加有利于人口自由遷徙的戶籍制度改革路徑，但是受到的阻力較大，成效不明顯，主要問題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對戶籍制度改革的頂層設計體系尚不完善戶籍制度改革的復雜性客觀上要求完善頂層設計，這主要是因為頂層設計不完善將會導致地方改革難以深化同時會導致部門之間難以形成改革的合力，同時在實踐層面上如何具體操作的問題上仍然會產生分歧，實踐層面上的頂層設計難度較大。2.現行公共服務體制與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矛盾較大從以往的改革實踐來看，戶籍制度改革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相關配套制度的改革。目前公共服務體制改革明顯滯后于戶籍制度改革，同時公共服務體制改革也面臨著多方利益的博弈。3.現行土地制度對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制約較大土地制度改革是戶籍制度改革過程中必須正視和面對的又一項關鍵性改革。如果說公共服務體制改革是使農村轉移勞動力留的下，那么土地制度改革就是要讓農村該轉移的勞動力離得開。因此，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與土地制度改革密不可分，但同時土地制度改革的難度很大。4.大城市及特大城市戶籍制度改革的矛盾集中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我國地區間發展差異不斷拉大，不同城市戶籍含金量差別也就較大。我國多年戶籍制度改革的實踐表明，戶口含金量越高，對農村轉移人口的吸引力也就越大，落戶需求也就越旺盛；同時所需要的配套成本也就越高，面臨的潛在人口涌入壓力也就越大，地方政府的抵觸情緒也就越強烈，改革阻力也就越大。突出的矛盾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大城市及特大城市入戶需求較大，二是對大城市及特大城市的管理部門來說戶籍放開挑戰難度較大，三是尋找戶改與城市發展的最優結合點難度較大。56/605.解決存量流動人口的相關改革問題難度大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已經成為城市發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當前解決好農民工群體的戶籍制度改革問題已經顯得非常緊迫，但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的難點多、情況復雜，成為戶籍制度改革過程中矛盾最為突出的群體，這主要表現在長期以來，在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對農民工的欠賬較多，與此同時農民工的總量較大，其次農民工戶改涉及多方面改革。6.戶籍制度改革成本分擔機制的合理設計缺位戶籍制度改革不是簡單的廢除或弱化已有的制度，而是在分解舊制度的基礎上構建新制度。戶籍制度改革本質上是利益的再分配，其背后是政府公共支出結構的再調整。因為合理的成本分擔機制是戶籍制度改革的基礎，同時成本分擔機制的設計面臨眾多難點。57/6015.3.3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實踐近年來，我國一些地方政府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不同模式的戶籍改革舉措，取得了較大的進展，為全國層面探索和推廣戶籍制度改革積累了不少有益經驗。其中，上海的居住證制度、廣東的積分落戶制度在全國都具有典型意義。1.上海的實踐2002年以來，上海市開始實行人才居住證制度，此后到2009年，上海市又發布《持有<上海市居住證>人員申辦本市常住戶口試行辦法》，明確規定了居住證轉常住戶口的具體路徑。雖然“居轉常”的準入條件較為苛刻，并且偏好人才，與公眾的期待存在一定差距，但作為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巨大的特大城市，上海能在設置一定門檻的前提下，緩緩打開外來人口入戶的大門，對于我國特大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還是具有較大的探索意義。縱觀來看，上海戶籍制度改革的歷程是一個逐步地、十分有控制地打開戶籍大門的過程，體現出很強的人才優先的選擇性特征。進一步改革應解決的關鍵問題在于增強深化改革的緊迫意識，更好的保障不同類別，不同層次的外來人口的平等權益。58/602.廣東的實踐廣東的農民工積分入戶政策是我國首先出現的發達地區省級行政區域針對農民工入戶的改革，對于農民工大量集聚的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的探索價值。這一政策在包含人才與資本入戶這種選擇性指標的同時，又通過參保情況、居住情況、社會貢獻等普惠性指標，為普通農民工入戶打開了大門，相比上海實行的較單一的人才入戶政策，在發達地區大城市是一個突破；相比其他城市例如成都重慶將戶籍改革對象主要針對限定為本市戶籍人口，則突破了地域限制，對推進跨省流動農民工當地入戶積累了有益的經驗。然而，廣東的農民工積分入戶政策也暴露了一些問題，如戶籍開放度不夠，入戶指標太少；未涉及入戶農民工的土地財產處置機制問題等。這也是外來農民工聚集的沿海發達地區推進戶籍制度改革面臨的共同問題，需要全國層面的統籌安排和頂層制度設計。59/60請看案例視頻：《廣東戶改時間表——2020年形成新型戶籍制度》戶籍制度改革案例：沿海發達省份的新型戶籍制度展望60/60案例一：韓國統籌城鄉發展的成功做法20世紀60年代，韓國實施了優先推進工業化的發展戰略，但在工業快速發展的同時，農業嚴重萎縮，出現了城鄉發展不平衡，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在這種情況下，韓國政府學習別國的先進經驗，積極實施工農業均衡發展戰略。韓國推動統籌城鄉發展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方面。1.實行“新農村工廠計劃”。其目標是改善農村居住條件，吸引工業企業家到農村地區投資，同時實行“農戶副業企業計劃”。1983年起，韓國推行“農村工業園區計劃”，有選擇地在農村人口聚居中心發展非農產業，實現了城鄉產業的對接，為農民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增加了他們的收入。2.新鄉村建設運動。注重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不僅包括修路、電力、水利、修建住宅等，還注重加強農村自然和社會環境的治理，20世紀80年代以來，該國農村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得到了極大的改善。3.加強制度建設，保證政策的連續性。韓國政府在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的同時，注重用制度約束行政管理權限，防止政府過度作為。1991年至1994年，該國連續出臺了一些發展農業的惠民政策。此外，韓國政府還大力加強市場體系建設，建立健全農業服務體系，提高了農產品的流通效率，走出了一條成功之路。4.發展教育事業。韓國堅持教育立國，全國多數人讀過大學。同時，他們加強對小城市和農村教育事業的投入，在農村形成了特色教育、農漁民后繼者教育和專業農民教育的新體系，為農村發展培養了大批高素質人才，推動了農村的全面發展。請思考如下問題：韓國統籌城鄉發展的成功做法對中國有何啟示？中國目前推行多年的新農村運動存在何種問題？61/60案例二：巴西城市化進程中的貧民窟問題巴西是一個大型發展中國家。2010年巴西總人口為1.9億人，位居世界第五位。過去幾十年中，巴西的城市化進程呈現的典型特征是過度城市化。1950-1980年30年間，巴西城市化率從36.2%上升到67.6%，而同期發達國家的GDP增加了2.5倍，而巴西僅僅增加了60%。伴隨過度城市化的另一個特征就是大城市化，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大城市，目前巴西最大的9個城市集中了全國人口的29%。過度城市化的典型病癥就是嚴重的平民窟現象。平民窟是指50戶以上人口匯聚在一起，房屋建筑無序，占用他人或公共土地，缺乏必要的衛生服務等基礎設施。2000年，巴西有3905個平民窟。其中圣保利洲的平民窟最多，有1548個；里約熱內盧市550萬人口中有150萬人生活在平民窟中。人口過度集中以及平民窟問題，為巴西城市的社會問題、環境衛生、住房、交通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平民窟成為貧窮、犯罪、販毒、環境污染等社會負面因素的集中地和代名詞。有資料表明，巴西平民窟基本上被黑幫控制，里約可卡因年交易量達7噸。巴西的過度化和平民窟問題與其農村土地占有的嚴重不平衡、城市就業機會相對缺乏、公共服務不完善等密切相關。巴西的絕大數土地一直被極少數大地主控制，大量無地農民流向城市，淪為無家可歸的無業游民，便強占城市國有土地違法搭建，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無法有效覆蓋，形成自我復制和固化的平民窟。

請思考以下問題：巴西平民窟形成的原因有哪些？對正在大力推進新型城市化的中國有何啟示？結合中國實際情況，談談中國如何防范大城市化可能帶來的城市貧困和社會穩定問題。62/6063THEEND第16章市場經濟危機與危機管理引子2015年6月，當股票從5000多點峰值大幅下跌時，股災來了。讓我想到了在上課之時講到的：樂視網董事長拋售套現了，股市還會漲嗎？事實上，這樣的例子在金融市場上比比皆是。“你聽到大力推銷的CEO們說，一切都很好，但是，他們正大量出售股票，”一個資產組合經理說，這種矛盾，他認為“簡直無法調和”。所有股市漲跌不斷出現的主題是信息。并非所有的投資者都擁有的信息。由于股票擁有者知道真實的情況而拋售，投資者對出售公司股票的股東就會不斷抱怨，而其他投資者甚至員工都蒙在鼓里。這種不對稱擁有的信息，經濟學術語為“不對稱信息”65/6066/60目錄123經濟中的信息與危機市場經濟危機危機管理16.1經濟中的信息與危機16.1.1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概述市場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金融中介和間接金融在經濟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要深入理解經濟結構，還需要研究信息在經濟當中的作用。信息不對稱是經濟中的一個重要特征。要想了解信息在市場中的重要性需要理解兩個問題：第一，什么樣的市場最有可能受到信息問題以及產生的危機重創？第二，危機怎么樣將人們的注意力從一種信息轉向另一種信息？67/60首先，我們知道，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較大的市場會帶來很多好處，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會擴大化。其次，股災以歷史偶然的事件形式改變了信息的價值。危機可以極大的減少某些信息的價值，使得經濟中的投資者從某些投資當中撤退。68/60市場上幾乎所有的投資都是有風險的，投資者進行投資所依靠的無非就是對收益率高低幾率的預測。預測可能源于研究，而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一些決定的相關信息：收入報告、股市分析師的推薦和還款記錄等。這就是為什么信息對于市場交易重要的原因。沒有信息，投資者就會兩眼一抹黑。理想的情況下，投資者都會擁有相同的信息，但即使擁有相同的信息，仍會存在困難。這種信息的不對稱事實上引發了很多危機并對金融市場造成了巨大的麻煩，并且這一點也揭示了金融中介如此重要的原因。69/60信息不對稱和危機之間的聯系是有關資本市場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信息是不對稱不僅僅是金融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資本市場創新的重要刺激因素。危機猛烈沖擊資本市場之后，很多金融制度就產生了，產生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比如我國資本市場中的熔斷制度（2016年正式實施，已廢止。）和注冊制的即將推行。在市場中，信息專家結果常常成為金融中介。這些專家和中介的一個潛在風險是，他們自身可以利用他們應該解決的那些信息問題，并利用那些使用他們的服務的未被告知信息的個人。這就產生了另一種信息不對稱并對市場產生沖擊。縱觀全球市場，在任何情況下，信息不對稱的困難都不會被更好的技術掃除。雖然隨著網絡的發展，信息傳播得更快，但這些技術的進步沒有一個消除了金融危機。70/6016.1.2金融市場危機的概念和特征1.金融市場危機的概念危機無處不在，金融市場也不例外。金融市場危機主要指銀行危機、貨幣危機、債務危機和次貸危機，具體表現為社會整體出校經濟蕭條的現象，大量企業倒閉和失業率急劇上升。在這種情況下，融資方式單一、管理和風險意識薄弱的金融市場就會更容易受到沖擊。相比較而言，較大的金融市場常常具有巨大的優勢。較大的市場通過挖掘更大范圍的投資者，可以獲得比較小市場更多的資金。而給與投資者多元化的機會，使得投資者避免一些風險，降低了資金的成本。但伴隨這些優勢的卻是信息不對稱，由于信息不對稱的產生，使得投資者在較大的市場獲得了較大的收益。71/6072/602.金融市場危機的特征金融市場危機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客觀性，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可控性，第三、擴散性。第四、隱蔽性。金融市場危機發生之后，可以采取一些適當的解決方案，但是這些方案的設計也只是為了防止剛剛過去的危機。縱觀我國的經濟發展過程，著名的經濟學家米什金曾闡述過信貸膨脹型泡沫：樂觀的經濟前景預期或寬松的信貸環境或者金融市場的變化都將導致信貸泡沫。根據維尼斯（2009）股市火爆的各種成因可以表示為下圖：

表16-1股市火爆的起因73/60全社會涌現了鼓勵投資的潮流（Fads）股價不斷上升激發了樂觀情緒以及股市將持續繁榮的預期良好的經濟運行與增長環境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管制放松為發達市場、新興市場提供了新的機會極為寬松的廉價信貸助長了購買力發股籌資成為主要的市場特征新的衍生品被推出，信用交易的比重增加股價漲幅超過債券價格漲幅“談論股市”成為政府官員以及中小投資者的必然話題受驕人的業績鼓舞，基金經理、金融界人士舉手投足儼然“宇宙的主宰”巨額投機回報的新聞報道刺激大量新手進入股市基金經理、專業投資者以及其他金融人士為追求更高收益不惜承擔越來越大的風險74/6016.1.3危機對信息價值的影響金融市場所需要的信息不會簡單的成為現實：市場參與者需求之有道。市場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是產生信息的方式，信息事實上是在市場中產生的。市場的危機會影響這一進程，主要是因為市場會改變各種不同的信息的價值。危機會極大的減少某些信息的價值，使投資者從這些投資中撤出。金融中介由于其某些信息的錯誤也會遇到相同的命運。就如2015年度的中信證券一樣，由于錯誤的使用了某些信息而煎熬度日。但我們應該知道，在市場中的每一種情況，應該說清楚什么事可接受的投資，什么不是。雖然市場中的規則不會被經常修訂，但在某些情況下確實會變化。當市場繁榮時，規則會放松（2014年的配資制度）。在股災之后，規則會被修訂，會被強制實施新的法規（熔斷制度和注冊制的即將推行）。很多危機的特點都是這種相同的模式：危機之前放松規則，危機之后強制實施新的法規。從上個世紀的1990年代的2·23國債事件和2015年的中國股災都是如此。危機迫使投資者修正自己的觀點，并思考什么樣的信息在未來最有用這一問題。結果就是信息的需求出現轉變。這樣轉變，大多數情況下促進了一系列新規則的出現。這些新的規則會取代被放松的法規，在股災爆發前的繁榮時期，那些規則助長了股災的爆發。當然，在比較現實的情況下，投資者會不斷持續修訂投資法則，在繁榮的時候也不會放松警惕。但一般而言，正是由于股災的出現，投資者才會推動可接受的投資行為的新標準。他們可能包含在法律之中或者只是非正式的理解行為模式。因此，歷史事件，特別是危機將會引導金融市場的改變（制度改革），除非與歷史分析相結合，否則經濟學將無法單獨解釋引導的方式。危機將會成為市場改革的轉折點，在這樣的時刻，規則將會得以重塑，因為信息不對稱不會消失，所以危機也不會消失，他們總是會重新調整經濟（金融）的發展方向。75/6016.2市場經濟危機

16.2.1馬克思關于經濟危機的論述在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馬克思將經濟危機解釋為生產過剩和商品的供給大于需求，以至于導致了社會大混亂的現象。也就是講經濟危機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實體經濟的嚴重倒退。二是國民經濟運行體系的巨大破壞。在現代經濟中，經濟危機常常演變為金融危機。《視頻1—1929-1933經濟危機》76/60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1861-1963年經濟學手稿》和《1963-1965年經濟學手稿》中以及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經濟危機理論都有所論述，他在《剩余價值理論》中談到：世界市場危機是“資本主義最復雜的現象”，“世界市場危機必須看作資產階級經濟一切矛盾的現實綜合和強制平衡。因此，在這些危機中綜合起來的各個因素，必然在資產階級經濟的每一個領域中出現并得到闡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一切真正危機的最根本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和消費的關系發生異化和扭曲，使得經濟危機的爆發成為可能。馬克思指出，經濟危機的實質是相對過剩，相對過剩是指相對于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來說社會生產顯得過剩，而不是與人民的實際需求相比的絕對過剩。77/60從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而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來看，美聯儲的連續降息使地產商和信貸機構看到了潛在的商機。在利潤的驅動下，信貸機構一方面大力支持地產商開發房地產，另一方面又降低購房者門檻，使一些信用等級較低的居民也加入到了購房者的行列，從而達到擴大市場需求的目的。最終美國樓市出現了供需兩旺的繁榮局面。而政府卻放松了對金融的監管，造成信用極度膨脹。視頻2--十分鐘看懂美國次貸危機78/60正像馬克思所說的：“虛擬的貨幣資本大大減少，從而它的所有者憑它在市場上獲得貨幣的力量也大大減少。這些有價證券在行情上的貨幣名稱的減少，雖然和它所代表的現實資本無關，但是和它們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關系極大”。

所以，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原因不是傳統上有效需求不足而引發的，恰恰是虛擬資本基礎上的有效需求過旺造成了經濟泡沫，是虛擬經濟嚴重脫離了實體經濟的發展。由于次貸的群體是低收入或者信用度相對較差的人，而房地產商通過降低貸款利息等手段，使得消費者舉債消費后出現了支付鏈斷裂而引發的信用危機。正如馬克思在分析貨幣的支付手段時指出的：在支付手段的鏈條中，隱藏著危機發生的可能性79/6016.2.2西方經濟學家關于經濟危機的論述為闡述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以及尋找就解決危機的途徑和方法，西方經濟學家極力試圖用不同的經濟理論與模型對其進行解釋。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認為經濟危機的產生，源于三種心理傾向所導致的需求的不足，所謂三種心理傾向，也就是經濟行為主體的“消費傾向”、“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對貨幣的偏好”。布倫納則預見了美國經濟繁榮背后的負面性：“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以及用私人赤字的增加代替財政赤字來刺激需求必然引發的泡沫經濟。”福斯特和馬格多夫認為金融危機的發展是實體經濟的停止和債務大量增多導致貸款人難以償還的結果。沃爾夫認為美國停滯的工資和增加的剩余使得銀行向大量的工人貸款，成為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條件。80/60而拉帕維查斯則全面分析了金融化的歷史過程中掠奪的產生、銀行業的轉型、現代食利者的形成以及金融化政策和社會影響，從而分析金融危機發生的必然性。總之，西方經濟學“把資本主義市場看作是一種自然的、自發的和最優的經濟組織形式，其觀點或者否認資本主義社會會發生全面危機的可能性，或者把危機產生的原因歸結為政策和行為偶然失誤以及外部因素的沖擊，并沒有從制度的層面上剖析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81/6016.2.3經濟危機波動的類型由于不同時期經濟發展情況不同，不同的國家也有差異，經濟危機的波動形式包括升降的幅度和經歷的時間長短不會一樣，位勢或大或小，時間或長或短，形式多種多樣,這就是所謂的經濟周期。經濟周期是指經濟圍繞長期增長趨勢周期性出現的經濟擴張與經濟緊縮交替更迭往復的一種現象。西方的經濟學家根據經濟危機周期性波動的長短，通常將其劃分為長波、中波和短波。82/601.長波長波理論是由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于1925年提出的。所謂長波是指平均長度為50年左右的長期經濟運行循環，后來被稱之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康德拉季耶夫根據對1780-1920年間西方工業國家的經濟統計資料進行的分析指出：這些國家的經濟運行可劃分為兩個半長的經濟危機長波，并較準確的預測了當時資本主義經濟已進入下降階段。隨后熊彼特對經濟長波理論做了論證，進一步提出技術創新為特征的經濟長波，用以揭示經濟發展中的周期波動現象。83/602.中波中波理論是由法國經濟學家朱格拉于1860年提出的。所謂中波是指平均長度為9-10年的經濟危機的周期性波動，后來稱之為朱格拉周期。他在《論法英和美的商業危機及其發生周期》一書中提出，危機在西方國家里不是一種獨有現象，而是周期性發生的具有連續性階段的過程。同時，他把經濟危機的周期劃分為三個階段，即繁榮、危機和清算。朱格拉首次明確提出“商業周期”這一概念并在西方得到廣泛應用。84/6085/603.短波短波理論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基欽于1923年提出。所謂短波是指平均長度為40個月左右的短期性經濟危機的周期波動，后來稱之為基欽周期。他在《經濟因素中的周期與趨勢》一書中，對1890-1922年間的英美經濟發展史進行了研究，重點對物價和利潤率指標的變動進行了分析，認為這些國家的經濟有周期性波動的現象。這種周期可以分為大周期和小周期，小周期是大周期的組成部分，一個大周期要包含三個小周期。1939年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經濟周期》第一卷對經濟危機的各種周期性波動進行了綜合。他認為：一個長周期包括六個中周期，一個中周期包括三個短周期，期中短周期約為40個月，中周期約為9-10年，長周期約為48-60年。了解和把握經濟危機的周期性波動規律，通過人的主觀能動性理解經濟危機的因素和傳導過程，可以對經濟危機進行有效預警。再借助各種經濟杠桿進行有力的宏觀調控，是對經濟危機的周期盡量減緩坡度，縮短回落和低谷時間，這對經濟的發展十分重要。86/6016.3危機管理

16.3.1基于金融危機理論深入剖析金融危機成因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不同側面、用不同的方法進行了很多探索和研究，并形成了理論。《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將金融危機定義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標-短期利率、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的、短暫的和超周期的惡化”。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越來越呈現出某種混合形式的危機。金融危機最開始表現為固定匯率的瓦解，或者成為貨幣危機，而后則呈現出外匯市場、銀行、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同時出現崩潰的復雜癥狀。國際金融危機主要表現為貨幣危機，具體表現為市場流動性不足，信用緊縮，市場停滯，交易大量減少，市場恐慌性拋售，信心崩潰。87/60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不斷爆發，包括80年代初拉美的債務危機，1994-1995年的墨西哥危機和1997年爆發的東亞危機，對主流經濟學和追求經濟自由化和宏觀經濟穩定的政策框架提出了挑戰，他們提出了不同的理論模型來解釋金融危機，主要包括金融恐慌（多種均衡）、商業周期（實質的危機）、政府宏觀經濟政策部協調、泡沫的產生和破滅、擴大（傳染性和脆弱性）、有缺陷的政府圍觀經濟政策。（金融危機、次貸危機和房價視頻）88/60第一代危機論的代表人物是羅伯特·弗勒德和彼得·加伯。該理論認為，金融貨幣危機是由于政府經濟政策之間的沖突造成的，一國財政、貨幣政策與固定匯率制度的矛盾是引起危機的基本原因。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導致了巨額財政赤字，為了彌補財政赤字，政府只好增加貨幣供給量并征收鑄幣稅，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