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4談談傳播學批判學派一，美國閱歷主義傳播學的形成和特點

人們認為美國傳播學具有閱歷主義或行為主義的特征，而形成這樣的傳統有兩方面的歷史緣由。

第一，它是在20世紀初美國五大社會科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人類學）形成強勢的背景下，吸取它們的探討成果而漸漸形成的學科。這些美國的社會科學傾向于主要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論手段進行探討，認為社會科學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規范性的科學，較多地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說明社會現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學學問與關于對科學學問的道德評價區分開來，以便對社會和人類行為的各個方面進行客觀的探討。美國早期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閱歷的、量化的、以實際結果為中心的探討方法，對于后來傳播學探討影響很大。

其次，美國傳播學形成的過程中，較多地得到各種基金會、財團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這些投資者的投資要求和意圖，當然會更多地體現出好用性。特殊在媒介市場和廣告方面，傳播學的探討達到了相當的精確性和預見性，大受歡迎，以致一些探討機構成為這些領域的必要附屬機構。

概括地說，閱歷主義傳播學建立在以下三個哲學基點上：量化的歸納主義、因果確定論、訴諸持續的量化分析、統計試驗的觀念。不少贊同這些哲學基點的學者認為，統計試驗是檢驗理論假設的唯一方法。他們較少關注各種權力組織或媒介組織結構帶來的限制問題，較少從傳播工具的歷史和現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會意義。

二，美國傳播學批判學派的形成和發展

干脆與閱歷主義傳播學相對的批判學派，主要集中在美國，所以有"歐洲批判學派"之說，這是由于批判學派的思想來源，主要在西歐。第一次兩個學派（這只是從現在運用這兩個概念的意義上）的沖突，發生在20世紀30年頭。流亡美國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些學者，通過論證意識形態霸權的美國形式──大眾文化，起先與萌芽時期的閱歷主義傳播學對立。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來到美國的學者，其哲學思辨的傳統與美國社會科學中反思辨的傾向發生沖突。出于對本土法西斯統治的憎恨，以及學術傳統的持續性，他們較多地留意到美國與納粹德國的聯系和相像性，美國給他們供應了一種不盡相同的探討題材和契機。對法西斯的批判并沒有導致簡潔地認同美國文化，他們認為這都是權威主義，只是形式不同，美國不是用恐怖和高壓統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大眾傳媒為途徑的大眾文化，來實現"權威主義"。所以他們傾向于運用批判的、較為極端的詞句來談論美國的大眾社會和大眾傳播媒介。

他們大多在美國主流文化中影響不大，其中一些人后來回到歐洲（例如阿多諾，Adorno,T.）。但是他們在美國還是培育或影響了一批新的批判學派學者，使得連續出現關于美國媒介文化探討的著作，主要探討大眾傳播的"內容"在社會文化意義上的"效果"，進而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他們認為，當今消遣與新聞已經不行分別，特殊在電視中，只有消遣節目才能使新聞得到銷售。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Ｃ.米爾斯（Mills,代表作《權力精英》the

power

elite,1956）、Ｂ.羅森伯格（Rosenberg）、Ｄ.布爾斯廷（Boorstin）等等。他們留意大眾傳播的"內容"對"效果"問題的探討，通過批判性的考察傳播效果而闡述了媒介如何發生作用，如何影響受眾的思想。

70-80年頭從各方面諦視傳播現象的批判學派代表中，較為激進的如Ｊ.阿特休爾的《權力的媒介》，而最為"激進"的是Ｈ.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國主義理論，代表作是《大眾傳播和美國帝國》，其他著作還有《思想管理者》（1973）、《傳播與文化霸權》（1976）等。其他批判學派的代表人物還有Ｈ.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確定新聞》deciding

what's

news,1979）、Ｊ.凱里（Carey）、Ｔ.吉特林（Gitlin）、Ｍ.里爾（Real）、Ｌ.格羅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頭，加拿高校者麥克盧漢（McLuhan,M）從媒介技術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觀點。假如從探討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國的閱歷主義學派，但與批判學派的觀點差距也很大。批判學派是從大眾媒介的內容及其限制對于整個社會的影響，著手進行探討的；麥氏是從大眾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廣播電視等電子傳播工具對人的相識及人類的社會作用，著手進行探討的。

就探討方法而言，早在40年頭Ｌ.林德就對閱歷主義的探討偏向提出了問題："堅持它的人通常將自己置于現行的體制之中，短暫接受它的價值和目標，從事收集數據和描述趨勢這些工作……時間是漫長的、數據總是不會完整，形勢不斷在改變，當'客觀的'分析家在狀況中發覺更多的應記錄東西時，他就會被更深地拉進假設的網絡中，從這種假設動身，他正在探討的體制假裝在運轉。"（殷曉蓉，1999:29）當閱歷主義傳播學深化證明一些假設的時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電視鏡頭是否會對青少年造成不良影響這樣的探討項目，批判學派的觀點不在于證明是或否，而認為即使數據證明無害也無意義，因為這是要靠價值觀來解決的。數據在這里無能為力，科學的數據只能客觀地發覺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應當存在什么。

三，歐洲批判學派的理論、理論來源和代表人物

歐洲學者的探討涉及到大眾傳播的，有一部分是特地探討大眾傳播的學者，例如英國的Ｒ.威廉斯（Williams，著有《傳播學》）、Ｓ.豪（Hall，著有《制碼/解碼》Encoding/Decoding）、Ｎ.加恩哈姆（Garnham，發表過論文《關于大眾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貢獻》For

a

Contribu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特地探討大眾傳播媒介的，而主要是探討社會學、符號學、政治經濟學、文化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學、文藝理論等等方面的。他們較少同美國的閱歷主義傳播學觀點干脆對立，各探討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觀點，從探討方法、切入的視角到結論，差異的確較大。例如Ｊ.哈貝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動理論》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Ｍ.福柯（Foucault）、Ｐ.布爾迪厄（Bourdieu，著有《關于電視》Sur

la

Television）、Ｒ.巴爾特（Barthes，著有《神話──一大眾文化詮釋》Mythologies）、Ｔ.凡迪克（van

Dijk，著有《作為話語的新聞》News

as

Discourse）等等。

他們的著作自成體系，相當艱深，從不同視角對當代傳媒的權力體系和大眾文化的商業化傾向進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假如肯定要再劃分一下，可以有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英國的政治經濟學派和文化學派、法國的結構主義和符號學、地中海沿岸學派等等，但是界線劃分得并不非常清楚。

西方馬克思主義是傳播學歐洲批判學派的主要學理基礎之一，當代還有一些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補充、修正的"后馬克思主義"，觀點較為紛繁。以下是批判學派的幾個主要的理論探討視角：

１，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批判的觀點。這方面的探討主要從經濟基礎來說明大眾傳播的性質，著重指出了媒介工業如何受制于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各種權力，從媒介全部權、經濟結構探討各種媒介現象。這一點是歐洲批判學派的要點，如凱.米勒所說："對批判學派的學者而言，再沒有比權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權力限制及支配等問題是全部批判理論──不論是有關經濟的、社會的還是傳播的理論──的中心。"（米勒，2000:101）

２，文化工業論和非真實意識論（cultural

industry

theory

and

false

consciousness

theory）的觀點。這方面的探討認為，媒介的意識形態具有確定受眾觀念的作用，以文化工業的形式出現的媒介，往往掩蓋了它們這方面的本質。人們很難知覺自己所信任的意識形態正在奴役自己，偶有抗拒，也會被既定的意識形態所壓抑。如一些批判學派的學者所說，意識形態不僅僅是一種看法或信仰，它還"構建我們的思想，限制我們對現實的理解"。意識形態幫助我們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

３，主流意識形態分析（dominant

ideological

analysis）的觀點。這方面的探討主要想說明：大眾傳播如何以間接的、無意識的方式，透過傳播結構、專業理念或例行業務，不斷復制著主流意識，從而成為統治者統治的一個環節。

４，唯名論（nominalism）和多義性（polysemy）探討的觀點。這方面的探討主要是對反映意識形態的流通符號，進行內在涵義的分析。探討者認為，統治的權力結構不僅存在于政治經濟或意識形態領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號中。權力的存在是多面對的，各種符號的涵義也是多樣化的，須要探討日常生活情境、媒介運用和意義建構之間的聯系。

給批判學派供應相對詳細的理論基礎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產黨的領袖葛蘭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獄中寫作了長達4000頁的筆記手稿，對以往革命活動進行了總結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理論對于后人分析社會，供應了一種宏觀的基本